道德素质包括哪些方面

道德素质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等。道德素质也称“德性”，简称“品德”。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等因素构成。

道德素质是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在个人思想和行为中的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最高尚的、最能体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道德是后天养成的合乎行为规范和准则的东西。

它是社会生活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之一，它是做人做事和成人成事的底线。它要求我们且帮助我们，并在生活中自觉自我地约束着我们。假如没有道德或失去道德，人类就很难美好，甚至是一个动物世界，人也就无理性无智慧可言。

道德与品德之间的关系均为社会意识形态。

道德与品德的区别：特点不同、出处不同、性质不同

一、特点不同

1、道德：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人与人之间及个人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2、品德：个体依据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行动时，对社会、对他人、对周围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的思想行为倾向。

二、出处不同

1、道德：巴金 《家》三三：“他又一次夸张地感觉到自己的道德力量超过了这个快要崩溃的大家庭。”

2、品德：叶圣陶 《给少年儿童写东西》：“一定要使少年儿童喜欢看，看了能懂，能得到好处，无论在品德方面，知识方面，还是娱乐方面。”

三、性质不同

1、道德：调控作用几乎体现于人们的所有活动领域，既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有组织的社会活动中。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状况。

2、品德：是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在个体身上内化的产物。从其对个体的功能来说，如同智力是个体智慧行为的内部调节机制一样，品德则是个体社会行为的内部调节机制。

品德的心理结构有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

1、道德认识

亦称为道德观念。道德认识是指对道德行为准则及其执行意义的认识，是个体品德中的核心部分。包括：判断自己或他人行为的是非、善恶和好坏，道德评价是道德认识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是根据道德观念来评价他人或自己行为时产生的内心体验。道德情感内容主要包括爱国主义情感、集体主义情感、义务感、责任感、事业感、自尊感和羞耻感。其中，义务感、责任感和羞耻感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尤为重要。

3、道德意志

道德意志是个体自觉地调节道德行为，克服困难，以实现道德目标的心理过程。如我们常说的“三军不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4、道德行为

是实现道德动机的行为意向及外部表现，道德行为是衡量品德的重要标志，看一个学生的品德，主要不是看他认识到什么，而是看他是否言行一致，如“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等。

品德

品德，即道德品质，也称德性或品性，是个体依据一定的道德行为准则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稳固的倾向与特征。

品德就其实质来说，是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在个体身上内化的产物。从其对个体的功能来说，如同智力是个体智慧行为的内部调节机制一样，品德则是个体社会行为的内部调节机制。

钱学森（1911～ )中国科学家，火箭专家，1911年12月1日生于上海，3岁时随父来到北京，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1959年，加入中国***。现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二、科学成就

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

钱学森共发表专著7部，论文300余篇。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应用力学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

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2．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

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3．工程控制论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4．物理力学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现在这门科学的带头人是苟清泉教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5．系统工程

钱学森不仅将我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还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6．系统科学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7．思维科学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 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1) 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

(2) 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

(3) 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8．人体科学

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

钱学森提出用“人体功能态”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在钱学森指导下，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84年开始对人体功能态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多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把对人体所测得的多项生理指标变量，综合成可以代表人体整个系统的变化点，以及它在各变量组成的多维相空间中的位置，运动到相对稳定，即目标点、目标环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人体的醒觉、睡眠、警觉和气功等功能态的各自的目标点和目标环。这样，就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在人体系统上体现出来了，开始使人体科学研究有了客观指标和科学理论。

9．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

1955年初冬，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本文从梳理康德的道德情感始，证明在道德学说方面，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最能与中国的儒学相通的人。不过，一旦涉及到道德实践，康德的道德情感、良知等等便成为了外在的东西。可能这个问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东方意义上的圣人才能够加以解决的。因此本文以孔子的伟大教诲终。

<主题词> 道德情感；康德；实践理性；自由；孔子；仁；乐

一

道德情感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处于什么地位，或者说具有什么功能？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何谓道德情感(das moralische Gefühl)？康德在《德性形而上学》中有专门的论述。他说：“道德情感是对于仅仅出于我们的行为同这义务法则的一致或者冲突的意识而来的那种快乐或者不快的感受。”在这里康德明确地将道德情感同一般感性的或本能的(pathologisch)情感区别开来。道德情感是每个人，作为道德的存在者，自己就本源地具有的；它仅仅是主观的东西而不能充当知识；它是与纯粹实践理性及其法则直接相关的。<1>(SS530-531),<2>(437-439页)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在论述“纯粹实践理性的动力”时，更是把对于道德法则自身的敬重看作是道德情感，<3>(S202),<4>(87页) 甚至是唯一真正的道德情感。<3>(S208),<4>(93页) 因为它仅仅是由理性导致的，只是充任使这个客观的德性法则成为那行为准则的动力。<3>(S197),<4>(82-83页) 因此它也就是这唯一无可置疑的道德动力。<3>(S199),<4>(85页)

人作为道德存在者赋有道德情感，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人为什么是甚至首要地是道德的存在者或者说道德的动物呢？借助现象学的“悬置”方法，我们来尝试地找寻人身上有什么是不可悬置的，一旦将其悬置了，人也就会不成其为人了哩！金钱、财富、权力、荣誉、地位、名分、知识……这样些显然外在的东西，乃至人为获得它们而拥有的那些相应的能力，能否被悬置呢？我没有钱、没有财富，我没有能力去挣钱，那么我会很贫穷，甚至生存都难以维持，我只有极其艰难地度日，但是我仍然坚持不去欺骗、偷盗、抢劫，甚至我乞讨也坚持不取嗟来之食……那么，即使我已经落落入了这样的境况，我也仍然不失为一个人！我仍然值得被尊敬，不为别的，就为了我的那份坚持。没有金钱尚且如此，可想上述其他的就更可以是如此。再来看看身理心理上的条件，我残疾、半瘫、全瘫、内部器官疾病机能不健全……但我仍然坚持我的生命、不自暴自弃，一有可能仍会关心他人；甚至我痴呆，只要我仍然能够傻笑面对善意、狂怒对待罪恶，我就依然不失为一个人！依然有资格受人尊敬。最极端的莫过于一个人生命的丧失，倘若损人即可得生，却不为而死，则这个人就不仅不失为人，而且是人中之大丈夫！是很值得尊敬的。反之，倘若我损人为生，有健全的身体却自暴自弃，或者自私自利，决不关心他人，为富不仁，争权夺利，沽名钓誉……这样，我或许会使人厌恶，遭人畏惧，却决不会令人尊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断然地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5>（二三七页）这样我们便可以得出，那始终不得悬置的、须臾不得离弃的，至少在人这个层面，也就是我们的人格及其尊严！而能够赋予每个人以人格及其尊严的，就只有人的纯粹实践理性、善良意志以及道德实践。道德才是人的真正的故乡！只有在这道德的故乡里，才会是“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告子下》）<5>（三五三页）康德也正是因此而确立纯粹实践理性的优越与优先的地位，<3>(SS249-252),<4>(131-133页),<6>(53-54页) 确立一个无条件的善良意志是彻头彻尾地善良的，绝不会是恶的。<3>(S70),<7>(90页) 这里的善良意志也就是孟子的良能良知。于是人天然地就赋有道德情感，这应当不是问题。这道德情感一本于良能良知或者善良意志，始终维系着道德意向，促使我们不断地去践履道德法则。诚如孟子所言：“口之于味也，有同耆（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5>（三三O页）康德虽然是一位哲学家，但他也十分信任普通人的善良意志，他认为，每一个人，以至最普通的人，既不需科学，也不需哲学，就能够知道，每一个人必须做什么，必须知道什么。而且能够知道，这样做是诚实与善良的，甚至是智慧与高尚的。<3>(S31),<7>(54页)

二

我们知道康德在哲学上始终坚持划界的立场，譬如首先有神人相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以及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的区别，现象与自在之物、现相与本体等等一系列的区别与区分。不过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出他有着某种或隐或显地一以贯之的东西。从纯粹实践理性的优越性与优先性着手，我们试着来寻求这个东西。

首先，纯粹理性必然是现实地实践的，根本上是以人自身、人格的提升与完善为目的的。它对人的道德行为有着直接的关切，保障意志自由并赋予人以唯一的天赋自由权利，以让人能够自由、自主、自觉、自律地成其为人! <8> 于是人的至善乃至圆善成为了人的理想目标！通常我们会承认人是理性的存在者，人是自由的存在者。正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存在者，所以我们是自由的存在者；而如果我们丧失理性，那么我们也就同时丧失自由。可见上述两种说法是逻辑地等值的。<1> 但令人不解的是，人们却不愿意承认人在本质上是道德的存在者。事实上说“人是道德的存在者”，同说“人是自由的存在者”，以及同说“人是理性的存在者”都是逻辑地等值的。因为康德也曾明确地指出：“这自由诚然是那道德法则的存在理由(ratio essendi)，那道德法则却是这自由的认识理由(ratio cognoscendi)。因为如果这道德法则不是预先在我们的理性中被明白地思想到，那么我们就决不会认定某种像自由一样的东西（尽管这并不自相矛盾）。但是，假使没有自由，那么这道德法则就不会必然地在我们之中找到。”<3>(S108),<4>(2页) 由此我们首先可以说，只有人是自由的，人才会是道德的。进一步我们根据自由本身的定义<2>还可以说，人一旦是不道德的，那么，他要么是受到了外部条件（像环境、他人等等）的强迫；要么是受到了内部条件（诸如本能欲求之类）的强迫，总而言之，他立即丧失自由，因而他是不自由的。这样我们便又可以得出：如果人是自由的，那么他是道德的。所以说“人是道德的”，同说“人是自由的”是逻辑地等值的，因而也同说“人是理性的”是逻辑地等值的。就这层意思我们在孟子的话中体会得更加真切。他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5>（三五四至三五五页） 这里的“仁义礼智根于心”表达的就是“人是道德的存在者”。所以是“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同上）<5>（三五O页）

其次，理性在其理论思辨与认识的活动中，即使是在直观或者经验的领域中，也必须是在纯粹理性及其理念的关切之下才会得以进行。“这自由概念既然已由这纯粹实践理性的一条绝然的法则所证明，它就充当了这纯粹的、甚至这思辨的理性体系的整个建筑的拱顶石，……”<3> (S107),<4>(1-2页) 事情很清楚，每一个人，甚至所有的理性存在者，无论是在实践行为中，还是在理论活动中，“都须服从这条法则，每一位理性存在者都决不应把自身和所有其他的理性存在者仅仅当作工具，而应当始终同时看作就是自在的目的自身”。<3>(S66),<7>(86页) 正是因此我们才有权要求所有的科学家都应当自觉地把自己的科研以及科技活动纳入到实践理性，也就是道德的约束范围，纳入到为实现人类至善的理想目的之下。凡是与此背道而驰的科学活动，譬如目前克隆人的研究，以及一切企图通过生物学、生理学，甚至生命科学的方式来“改造”或“再造”人、“改造”或“再造”人性，都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因为他们都极其严重地违背了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法则。他们也根本不明白，人性的至善是只有通过人自己自由、自主、自觉、自律地达成的，任何科技无论它有多么的先进、多么的发达，对此都只能是无能为力的。况且一种动机不纯善的活动，它的结果也就只可能是加倍不纯善！

再次，在反思判断力（审美判断力、目的论判断力）领域，同样始终贯穿着自由的理念。作为自由的存在者让自然也成为自由的，即理性正因其“自由”之本性，才使得我们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不汲汲乎向大千世界（现象界）“索取”，而可以（被允许）进入自在之物。从而达成一个“无法之法”或“无序之序”的和谐完美的境界。于是这个世界的成员——“我”和“你”（他人）、“他”（自然）皆非“臣民”，都是平等的、活生生的“自由民”。<9>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中说道：“有两样东西，我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沉思，就愈使这内心充满时时更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我头顶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3> (S300),<4>(177页) 有学者将这里的“景仰”(Bewunderung)译为“惊赞”。我作为自由的存在者惊赞这大自然的“奇迹”(Wunder)，惊赞“我头顶上的星空”，这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自然的必然性”，而是指“自然的目的性”，<10> 即“战胜那些更多属于我们身上的兽性而与我们更高天职的教养极端对立的爱好（对享受的爱好）的粗野性与狂暴性，以扫清这人性发展的道路。”<11>(SS302-303),<12>(291页) 而且，只有在仅仅作为自由的存在者，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当中，才会遇见就这个目的而言的无条件的立法，因而正是这种无条件的立法才单单使得人有能力成为一种终极目的，那整个自然都是在目的论上从属于这个终极目的的。<11>(S305),<12>(294页) 正是因此康德认可的唯一神学是“道德神学”(Moraltheologie)，它对一个至上存在体的此在的确信是基于德性的法则，也就是视其为这一切德性的秩序与完满性的原则。<13>(A632/B660),<14>(553页) “这道德神学使我们通过适合于这所有目的的体系，实现我们在现世中的天职，而不要狂热地，或者完全放肆地离弃这一种道德立法的理性在这善良品行中的指导作用，从而将这种指导与那至上存在体的理念直接挂钩。”<13>(A819/B847),<14>(675页) 康德在这里特别突出强调的是人的自由与自主和在道德上的自觉与自律，而神学的道德、宗教的道德往往是他律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以贯之于康德哲学中的东西，就是这自由与实践或道德的主体性原则。正是在这点上，康德甚至超越了整个西方哲学的理路，而独与我们的儒学相会通。

三

道德是实践的事情。无论我们怎样的论说与追问道德的理据，甚至追问到先天先验、形上超越的层面，道德还是要时时地落实到我们当下的生活之中。既然人就是道德的存在者，那么人当然应该按照道德的原则去生活。康德在这方面为我们贡献了两个原则，一个是康德反复强调的道德的绝对命令：“要只按照那种你同时能够愿意其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的行为准则去行动。”<3>(S51),<7>(72页) 另一个是判断我们行为的道德性的标准，即只有出于责任(Pflicht)的行为才赋有道德价值。<3>(SS22-26),<7>(46-49页) 前一个原则在儒学中被孔子切己地表达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 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 《论语》中的对话与叙事既切人切己，又切实切事，而且其上，可以成为原则；其下，以之来实践更不会有丝毫的隔膜。真正地，只有在孔子这里，道德才成为了人的故乡，道德实践也才真正地成为了自由、自主、自觉、自律的行为。相应于康德的德性判准，《论语》有如下的一些表达，譬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第七》第一四章）<5>“我欲仁，斯仁至矣。”<6>“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7>“古之学者为己，……”（《宪问第十四》第二五章）<5>（一五五页） “君子求诸己，……”<8>（《卫灵公第十五》第二O章）<5>（一六五页） 等等。从字面上看，康德的表述更像是“原则”，然而却并不就更利于实践。道德上的事往往间不容发，必须当下就做出抉择。所以原则通常有助于思考以及反思，而对道德的实践，尤其当下的道德抉择似乎没有更多的帮助。况且只要是理论，哪怕是正确的理论，都会遭到他人的反对，引来喋喋不休、没完没了的争论与争吵。这种争论与争吵往往会令“伦理学家”，甚至“哲学家”为一大堆与事情本身不相干的计较所干扰，偏离正确的方向。<3>(S31),<7>(54页) 这于道德实践就不仅无益，反倒有害了。或者有人会说，康德的使命在于澄清理论，而不完全在于实践。但是康德坚定不移地主张“自律的道德”，假如他的道德学说不直接切实地相关于人们的道德实践，他岂不是又拱手地将道德让渡给了宗教的他律权威？看来康德很可能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既要圆满地澄清与鲜明地突出道德的原则，又要切实地有利于当下的道德实践，还要始终坚持自由、自主、自觉、自律的道德选择，这不是一位哲学家，哪怕他是像康德那样伟大的哲学家，所能胜任的。惟有圣人才能胜任于此！“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第三》第二四章）<5>（六八页）

康德至少在理论上也知道道德情感、良知一类观念对于道德实践的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然而他却不清楚这样一类观念究竟来自哪里。<3>(S31),<7>(53页) 于是他在讨论它们的时候往往是理论上明白，实践中却有些隔膜，难以给人提供当下直接的帮助。而谈到如何可能自觉自律地去培植与扩充自己的、以及如何可能通过教化与教养去培植与扩充他人的良知和道德情感的问题时，康德似乎就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爱莫能助了。孔子从不讳言他的快乐和他的忧虑。这也就是自宋儒以来人们一直津津乐道、赞叹有加的“孔颜乐处”。孔子、颜子……他们究竟乐什么、忧什么？或者说，他们究竟为何乐、为何忧？我们先来看看孔子自己的说法。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9>（《学而第一》第一五章）<5>（五二页）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第四》第四章）<5>（六九页）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0>（《雍也第六》第一八章）<5>（八九页）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第六》第九章）<5>（八七页）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第七》第一五章）<5>（九七页）

夫子自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1>（《述而第七》第一八章）<5>（九八页）

显然，贫穷、陋室等等，凡夫不乐意，也并非孔颜所乐。但这为凡夫所忧的，却并非孔颜所忧。富贵，人之所欲，也并非孔颜所拒。孔子也讲：“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第七》第一一章）<5>（九六页） 也就是上述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亦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第四》第五章）<5>（七O页） “仁”，孔子所知、所好、所乐者。“道”，孔子所知、所好、所乐者，因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以议也”。（《里仁第四》第九章）<5>（七一页）“德”，孔子所知、所好、所乐者。以及“艺”或“学”，孔子所知、所好、所乐者。因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第七》第六章）<5>（九四页） 而“仁”是孔子之所知、所好、所乐的一以贯之者，因为仁是本，“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5>（九四页） 具体言说这番功夫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克己四勿教”章。即“克己复礼为仁”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第十二》第一章）<5>（一三O至一三一页） 所以，“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而“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反之，“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里仁第四》第二章）<5>（六九至七O页） 也就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第十五》第一章）<5>（一六一页）孔子所乐在此，其所忧也在此。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第七》第三章）<5>（九三页） 这也就是“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第十五》第三一章）<5>（一六七页） 而之所以“仁者不忧”，（《子罕第九》第二八章、<5>（一一六页）《宪问第十四》第三O章<5>（一五六页））或者“君子不忧不惧”，（《颜渊第十二》第四章）<5>（一三三页） 是因为“仁者悲天悯人，其心浑然与物同体，常能先天下之忧而忧，然其为忧，恻怛广大，无私虑私忧”。<15>(245页) 孔子所乐、所忧皆一本于仁心仁体，是极其纯粹的道德情感，同时在孔子又无不是时时处处地自然流露。这应当归功于孔子长期自觉的礼乐修养与熏陶，孔子讲：“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第七》第一九章）<5>（九八页） 还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2>（《八佾第三》第一四章）<5>（六五页）孔子的音乐修养也极高，他评价“韶乐”为“尽美矣，又尽善矣”（《八佾第三》第二五章）<5>（六八页）所以才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13>（《述而第七》第一三章）<5>（九六页）同时孔子也以礼乐来培植和扩充其弟子们的道德情感。《论语》在这方面也有大量的记载，我仅取其中的一例来说明。《子罕第九》第一O章：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14> 钱穆认为：“本章记颜子赞叹孔子之道之高且深，而颜子之好学，所以得为孔门最高弟子，亦于此见矣。惟孔子之道，虽极高深，若为不可几及，亦不过在人性情之间，动容之际，饮食起居交接应酬之务，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常，出处去就辞受取舍，以至政事之设施，礼乐文章之讲贯。细读《论语》，孔子之道，尽在其中，所谓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非舍具体可见之外，别有一种不可测想推论之道，使人无从窥寻。学者熟读《论语》，可见孔子之道，实平易而近人。而细玩此章，可知即在此平易近人之中，而自有其高深不可及处。虽以颜子之贤，而犹有此叹。今欲追寻孔子之道，亦惟于博文约礼，欲罢不能中，逐步向前，庶几达于颜子所叹欲从末由之一境，则已面对孔子之道之极高峻绝处。若舍其平实，而索之冥漠，不务于博文约礼，而别作仰钻，则未为善读此章。” <15>(231-232页) 这番体会才可以说是深得“圣人之学”、“圣人之志”。

孔子自况他的一生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5>（《为政第二》第四章）<5>（五四页） 孔子还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第十四》第三七章）朱子注释道：“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不合于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无以甚异于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语意，则见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妙。”<5>（一五七页）钱穆则进一步指出：“本章重在下学两字。一部《论语》。皆言下学。能下学，自能上达。无怨无尤，亦下学，然即已是上达之征。孔子反己自修，循序渐进，以致其知。知愈深而怨尤自去，循至于无人能知惟天独知之一境。故圣人于人事能竭其忠，于天命能尽其信。圣人之学，自常人视之，若至高不可攀，然亦本十室之邑所必有之忠信而又好学以达此境。故下学实自忠信始。不忠不信以为学，终无逃于为小人之下达。至于舍下学而求上达，昧人事而亿天命，亦非孔门之学。”<15>(383页) 于是我发现在康德那里完全是外在的道德情感，却是与孔子的生命融为一体的<16>，乃至于时光尽管流逝了约两千五百余年，我们却依然可以强烈而真实地感受到孔子那活泼泼的生命，耳畔仿佛还鸣响着孔子的雅言：“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第九》第一八章）<5>（一一四页）

<参 考 文 献>

<1> Inmmanuel Kant 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 Band Ⅷ der Theorie-Werkausgabe 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2

<2> 康德的道德哲学 牟宗三译注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2000

<3> Inmmanuel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Band Ⅶ der Theorie-Werkausgabe Herausgegeben von Wilhelm Weischedel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4

<4>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 韩水法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5>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6> 陆沉 追问伦理道德的形上根据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

<7>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苗力田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8> 陆沉 论人的自由权利的根据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9> 叶秀山 说不尽的康德哲学 哲学研究，1995，(9)

<10> 叶秀山 重新认识康德的“头上星空” 哲学动态，1994，(7)

<11> In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Herausgegeben von Karl Vorländer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in Hamburg 1954

<12> 康德 判断力批判 邓晓芒译 杨祖陶校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13> In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Verlag Philipp Reclam jun Leibzig 1966

<14>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韦卓民译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15> 钱穆 论语新解 北京：三联书店 2002

<16> <美>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 孔子——即凡即圣 彭国翔、张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 人们一般说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主要是从人与兽以及人与物相分而来。西方还更强调人与神相分，由此则特别说人是有限理性存在者。康德将理性分为运用于理论思辨的理性与运用于实践道德的理性，简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只有实践理性，更准确讲，只有纯粹实践理性才可能使我们决不受任何外部条件与内部欲求的强迫，不计成败利钝地只按照能够同时成为一般法则的行为准则去行动。也就是说使我们成为自由的存在者。而一般理论理性必然要受制于经验等等因素，所以是不自由的。脱离了实践理性的理论理性，更会是不道德的，甚至会是极端地不道德的。即使纯粹的理论理性也顶多是道德上中立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理性地去行动，那么他是不自由、不道德的，我们说他如同禽兽一般。而如果一个人仅仅凭着理论理性地去行动，譬如一味地惟利是图、损人利己……，那么他不仅是不自由的，而且是极端地不道德的，我们只好说他是禽兽不如的东西！禽兽本身不应当受任何指责，正是人的不道德的行为，甚至极端不道德的行为，不仅使人丧失尊严，而且也连带地令禽兽蒙羞！所以我以下谈到的“人是有理性的”同“人是自由的”，以及同“人是道德的”是逻辑地等值的，应当是特别地意指“人是有实践理性的”，甚至是特别地意指“人是可能有纯粹实践理性的”。

当妈妈之后，焦虑感是否会困扰着我们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问题。每个妈妈都可能有不同的焦虑源头和表达方式。然而，无论是对于独居的单亲妈妈还是有伴侣的幸福家庭，焦虑都是不可避免的。

从多个角度来看，作为母亲的焦虑可能来自不同的压力来源。首先，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问题常常让妈妈无比忧虑。从亲子关系的建立到教育方针的选择，每个细节似乎都会对孩子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是妈妈们思虑最多的地方之一。此外，与孩子的健康问题相关的焦虑也是经常困扰妈妈们的事情，不管是生病还是日常的饮食安排，妈妈们总是竭尽全力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条件。

然而，让我们通过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来更深入地了解到妈妈们的焦虑。故事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朋友身上。她是一个年轻的职业女性，当她第一次怀孕时，她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然而，当宝宝出生后，她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虑。对于新生命的保护和成长，她总是夜不能寐地担心，无论是孩子的睡眠、饮食还是身体状况，她都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她还承受着职业发展与家庭照顾之间的矛盾和摩擦。这些焦虑让她陷入了困惑和彷徨，无法释放自己的压力。

那么，如何有效地缓解妈妈们的焦虑呢？首先，建立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关键。与宝宝建立信任和互动的基础，会让妈妈们更加自信和放心。其次，寻求专业的帮助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咨询医生、心理学家或其他专业人士，妈妈们可以得到专业的指导和建议，从而更好地应对焦虑问题。此外，与其他妈妈们交流和分享经验也是缓解焦虑的一种方式。妈妈们可以加入妈妈群体或参加妈妈活动，互相倾诉心声，分享困惑和快乐，从中找到归属感和支持。

综上所述，作为妈妈后是否会感到焦虑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尽管焦虑多种多样，但我们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寻求专业帮助以及与其他妈妈们交流，积极应对和缓解焦虑。当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会发现焦虑感不再那么压抑。所以，让我们一起面对焦虑，成为更坚强和自信的妈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