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孟子，有几句很好的话，富贵不能淫

部编教材八上之《富贵不能*》赏析部编教材八上增选了《孟子·滕文公下》中的第二章——“富贵不能*”，并采用全文选用的方式编入教材，保持了文章的完整性。从表面看，《孟子》此章只是一篇简短的驳论文，先反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再提出自己正确的观点。但加以深究一番，我们便不难发现，无论是“破”还是“立”，孟子始终高扬儒家旗帜，将儒家思想既作为自己判断是非、立世处事的最根本准则，也作为全社会必须遵循的最高原则。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是孔子缔造的，孔子的核心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儒家的思想核心。而孔子的核心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中。据杨伯峻先生统计，一部《论语》谈“仁”最多，共有109次，谈“礼”居次，也有75次。同样是孔子编定左丘明作注释的《春秋左氏传》，一共讲“礼”462次，另外还有“礼食”1次，“礼书”、“礼经”各1次，“礼秩”1次，“礼义”3次；讲“仁”不过33次。可以看出，《左传》把“礼”提到最高地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婴就曾对齐景公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论语》与《左传》对“仁”与“礼”虽然各有侧重，但儒家认为“礼”和“仁”又是紧密关联的。《论语·颜渊》第一章就记载了颜渊与孔子的一段对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说，“仁”不能靠别人，而是完全由自己的内心出发的；每个人如果每天都能做到抑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谈举止都合于“礼”，那么此人便称得上有仁德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途径就是做到——不合礼的不看，不合礼的不听，不合礼的不说，不合礼的不动（实际上还有一层意思——不合礼的不想，因为看、听、说、动都是外在行为，而这些行为都是由自己的主观思想决定的，受着主观思想的支配）。由此可知，人的仁德是通过修养“礼”来实现的。那么，“礼”又是什么呢？“礼”包括礼制、礼仪和礼器三大方面，这些都记载在古人留下的三部书（《周礼》《仪礼》《礼记》）中。也可从以下几方面简单地归纳一下“礼”。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礼”强调内心的修养，其最高境界就是“中”“和”，即无论遇到什么事，人的言行及内心情感都能达到恰到好处的地步；由这样的人来治理地方、国家甚或全天下，那么天下必安定和谐，以至“大同”。因此也可以这么说，“礼”是维护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一种自我约束力。_是“礼”的本质所在。《左传·昭公五年》就记载了晋国贤人女叔齐的一句话：“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他认为“礼”不能徒具形式，而应把人民装在心里，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发布政令、择用人才、开展外交、对待弱小等等都必须如此。所以他认为，只会一些礼仪形式而掌控不了政令、不能任用贤人子家羁、自己的公室被手下四个卿大夫所瓜分、趁人之难去欺凌小国的鲁昭公，是不懂礼的。再从行为层面看，“礼”具体指周代创立的“九礼”，即九种礼仪行为——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等礼节。这些礼仪行为是外在的，是一个人平时抑制自己、用来修身的行为规范，但如果没有内心向善、利他（包括利国、利民等）等等思想的支配，这些礼仪行为就成了“道貌岸然”的摆设，是没有多大益处的。但礼仪行为一旦有了高尚思想的支配和礼仪制度的支撑，那它就会产生神奇的效果：将一个人的修养提升到“仁”甚至“圣”的巅峰境界。因为外在的礼仪行为能反作用于“礼”的本质。这种反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通过学习礼仪知识，懂得礼仪的作用和意义，激发人们向善求真的内驱力，增强判断是非的能力；第二方面是通过符合“礼”的行为的不断反复，从而抑制人内心“恶”的成分；第三是通过奖掖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参与具体的礼仪场合的人都是从民众中推举出来的优秀代表），制造舆论氛围，使全社会形成上进、向善的好风气，以此培养民众的高尚品质，也使优秀者更加优秀，高尚者更加高尚。颜渊就是其中一个杰出代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仁”和“礼”就是儒家的思想核心。此外儒家的思想中还包含：义、智、信、忠、孝、温、良、恭、俭、让等。孟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众所周知，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学生，师生共同创立了儒家学说中的“思孟”学派。子思则是曾参的学生，而曾参又是孔子晚年的得意弟子之一，也是儒家“五圣”之一。也正因为这种学术和思想的亲缘传承关系，将孟子推到了“亚圣”的地位。因而“仁”和“礼”同样是孟子的思想核心，其民贵君轻思想其实就是这种思想在新时期的新发展。二、孟子驳论的思想基础——礼现在我们再回到课文中，看看孟子是怎样反驳景春的错误观点的。课文先用前果后因形式摆出了景春的错误观点：像公孙衍、张仪等能左右诸侯，影响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与和平的人，就是大丈夫。文章采用因果倒装形式，那是为了强调并突出景春对公孙衍、张仪等人的崇拜和想做一个大丈夫的向往，而表达结果时还采用反问句式，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果。在一般人看来，景春的观点确实有点道理：无论公孙衍还是张仪在战国时期都是大名鼎鼎干大事的人物。公孙衍曾继商鞅为秦惠王的大良造，后历仕魏国和韩国，是有名的纵横家之一；张仪以连横术破公孙衍的合纵术之后，也曾担任秦惠王的相，后又任魏国之相。两人均位极人臣，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已达到人生顶峰了。人生的理想不就是“出将入相”么？这样的人不能称为大丈夫，谁还能胜任此称号？所以景春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但孟子一听，马上就看出了景春的错误所在：一是对大丈夫的概念认识有误——不辨是非、不顾人民生死，只要能取得高位并在较大范围内搅动局面的人就是大丈夫；二是对公孙衍、张仪等人的品性认识有误——没有仁义道德原则，只会靠摇唇鼓舌、曲意顺从诸侯的想法往上爬，把这种仅具小人、女人的“妾妇之道”的人当作大丈夫；三是对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的认识有误——把个人的自私性凌驾于国家、社会之上。显然，孟子是站在儒家立场，根据儒家思想来辨析和判定景春的错误的。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含义是:富贵不能使我骄奢*逸，贫贱不能使我改移节操，威武不能使我屈服意志。

在当今社会的警示作用：

1警示人们在富贵后，仍然要节俭朴素，洁身自好，不奢侈*靡。 在穷困中，要矢志不移，意志坚定，正直高洁，不阿谀奉承。 面对强权，要勇敢无畏，不卑不亢，一往无前。

2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做人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变的。

3当今社会，许多意志薄弱者经不起金钱和物质的诱惑，成了腐败分子。作为公民，人人都应注意做人准则、品德素养、道德情操等方面的提高，使浩然正气蔚然成风。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出处： 《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作者:孟子

原文：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毕敬毕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译文：

景春说：“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

孟子说：“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父亲给予训导；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给予训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丈夫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要违背你的丈夫！’以顺从为原则的，是妾妇之道。

至于大丈夫，则应该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走着天下最光明的大道。得志的时候，便与老百姓一同前进；不得志的时候，便独自坚持自己的原则。富贵不能使我骄奢*逸，贫贱不能使我改移节操，威武不能使我屈服意志。这样才叫做大丈夫！”

扩展资料

《孟子》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著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篇目有：（一）《梁惠王》上、下，（二）《公孙丑》上、下，（三）《滕文公》上、下，（四）《离娄》上、下，（五）《万章》上、下，（六）《告子》上、下，（七）《尽心》上、下。

《孟子》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成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炼准确。作为散文，《孟子》长于论辩，更具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其中的论辩文，巧妙的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的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能够在精神上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孟子》中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增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参考资料：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

这表明了一个人意志品质的坚持性。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出自《富贵不能*》意思是说，在富贵时，能使自己节制而不挥霍；在贫贱时不要改变自己的意志；在强权下不能改变自己的态度，这样才是大丈夫。

赏析

《富贵不能*》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

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意思是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所谓大丈夫。大丈夫的这种种行为，表现出了英雄气概，我们今天就叫做有骨气。

原文出自：滕文公下·第二章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用的是反问的变现手法，以反问的形式突出内心想法，反驳对方的观点，更具有力度。

景春说：“公孙衍、张仪②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回答：“是焉得为大丈夫乎？

翻译过来就是景春说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大丈夫吗？发起怒来诸侯都害怕，平静下来，天下都相安无事。

此处孟子说：这怎么能算的上大丈夫呢？（反问）

译文：金钱地位不能使自己迷惑腐化，贫苦穷困不能改变自己的志向，权势武力不能让自己屈服变节。智慧：坚守节操比什么都重要。孟子说这段话的背景是：有一次，有个叫景春的人和孟子对话。景春认为，战国时魏国著名的说客公孙衍和魏国著名的纵横家张仪能够“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是真正的大丈夫。孟子说，这些人“焉得为大丈夫”，接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所选的三句话就是孟子说的大丈夫的标准：富贵是人所羡慕的，贫贱是人所厌恶的，威武是人所惧怕的，但能不为之所动，这就表现了一个人坚守节操、大义凛然的高尚品德。从前有个太守，一生清正廉明，深得民心。当他调任京城时，当地老百姓选派了几位代表前去送行。为表感念之情，每人送了一百钱给他。他坚决不肯收，送行者执意要送，他只好从每人手上只拿一钱以辞谢。诸位送行者走后，人们都称赞他的廉德，称他为“一钱太守”。陶_明出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来检查公务，浔阳郡督邮的名字叫刘云，以凶狠贪婪闻名远近，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否则栽赃陷害。县吏说：“当束带迎之。”就是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邮。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意思是我怎能为了县令的五斗薪俸，就低声下气去向这些小人贿赂献殷勤。说完，挂冠而去。朱自清当年害了严重胃病，却无钱治疗，因为那时物价飞涨，他那点薪水，仅够买三袋面粉，全家12口人吃饭都不够，哪有钱去治病呢？吴晗找他在抗美扶日的联名书上签字。他看着吴晗，问道：“签什么名啊？”吴晗展开折叠的大纸“抗议美国扶日，拒绝领美国救济面粉。”吴晗看见朱自清家里实在是太穷困了，便凑过来说：“这次您

《富贵不能*》文本解读

《富贵不能*》选自《孟子·滕文公下》，并全文选用编入教材。《孟子》此章是一篇简短的驳论文，先反驳春景关于大丈夫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观点：“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句名言，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座右铭。

 文章字面意思不难理解：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是了不得的男子汉大丈夫。孟子则不同意：“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孟子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只是“妾妇之道”而已。真正的大丈夫，应该奉行的是大丈夫之道。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呢？孟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但对文意的真正理解还需要分析几个问题——

一、孟子为什么不同意景春？

这要由景春的观点推测。景春的话其实是因果倒装的形式：先强调“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旗帜鲜明地提出观点，再补充说他们是大丈夫的理由：“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的喜怒都关系到天下是否安稳，这是说公孙衍、张仪都是“出将入相”的大人物了，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们走到了人生顶峰。可见景春对“大丈夫”的判断标准：大丈夫应该成才、治国。

景春说话的口吻和心理也在文中有所体现——因果倒装句式，反问句式，“诚”字的使用，都是为了强调并突出景春对公孙衍、张仪等人的崇拜，和想做一个大丈夫的向往。

二、孟子认为什么是大丈夫？

听了景春的观点，孟子立即展开了凌厉的反驳。孟子同样用一个反问句表明态度：“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样的人哪里能称得上是大丈夫呢？“焉得”表达了语气的强硬，孟子对公孙衍和张仪用“是”指代，表明对这两个有名的纵横家毫无尊敬之态。

接着紧跟一个反问句“子未学礼乎？”难道你没学过礼吗？两个反问，步步紧逼，毫无婉转之言，开门见山地揭示了对方错误的本质——“未学礼”。

反问式导入直截了当，气势逼人。中间便是分析问题，逐个击破，用事实说明公孙衍和张仪是“妾妇之道”，从多个方向正面说明“大丈夫”的行为准则，最后得出“大丈夫”的实质要义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什么是“大丈夫”，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词句理解：

 “妾妇之道”。从文中来看，“妾妇之道”的本质是“以顺为正”，即以顺从为标准。男子及冠，听父亲的训导，女子出嫁，听母亲的训导。母亲训导女子，出嫁之后顺从夫君，这种顺从，是妾妇之道。由此可知，孟子眼中的公孙衍、张仪之辈即是顺从，他们顺从什么呢？顺从君王，顺从世俗。他们只是顺从得好，所以位极人臣。

“广居”“正位”“大道”。孟子自己说过“这三个词喻指儒家所说的“仁”“礼”“义”三者，说明人的道德修养应有这三个重要方面：“仁”是仁爱，有以天下为家的博大胸怀，有以天下人为亲的伟大情环；“礼”是有节制的意思，所谓“克己复礼”，约束自己，使言行中规中矩，符合礼法；“义”有公正、合理的意思，走正确的道路，坚持原则和正义。大丈夫应该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而不是逞人前之强。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提出了面对人生的顺境和逆境时应有的处世态度。其中“与民”两字很要紧，即听从民意、顺民心、为民作为，条件允许的时候为民作为，条件不允许的时候就要求自己，完善己身。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荡其心也；移，变其节也；屈，挫其志也。”“富贵”“贫贱”和“威武”是人生要面临的三种考验，只有经受住这三种考验，依然矢志不移的人，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三、从“大丈夫”看孟子“仁”的主张

孟子在孔子“仁政”基础上所提出的“性善论”要求人们：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仁、义、礼、智这四种品德，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用“仁”“义”“礼”来处理各种关系，那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统一的保证就有了。这正是《富贵不能*》中阐述的，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里（仁），站在最正确的位置上（礼），走在最正确的道路上（义），从仁义道德的角度论证了“仁政”的可行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这篇文章的文化意蕴是孟子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规范，“仁、义、礼”是道德规范的核心，面对人生不同境遇都能从容对待，经受得住各种考验，这样的人才能称之为大丈夫，才能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添砖加瓦。

四、孟子的雄辩术

孟子是著名的雄辩家，文中论辩的剑拔弩张，气势凌厉，要抓语言形式感受：

一是论证语言讽刺。

“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孟子说，女子出嫁的时候，母亲给予教导，送她到门口，告诫她：“到了你丈夫家里，一定要恭敬，一定要谨慎，不能违背你的丈夫！”孟子通过这样的讲述，类比公孙衍、张仪之流的行为，即表现了自己对他们的鄙夷，又使抽象的说理显得形象、具体，达到深入浅出的效果。

二是论辩条理清晰。

除了上文所述孟子采用“先驳后论”的思路外，还体现为辩论的论证语段完整而逻辑清晰。如“子未学礼乎？”到“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前者为导入，后者是总结，与中间两句的长句共同构成完整的类比论证。

孟子提出的大丈夫的三个条件，位置也不能颠倒：“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是大丈夫首先要坚持的原则，这是强调立志；接下来“得志”“不得志”分两种情况讨论，说大丈夫无论得志与否都不能放弃原则，这是强调守志；最后“富贵”“贫贱”“威武”是三种极端情况，具有一定偶然性，这是对大丈夫更大的考验，也是最高的境界了。

二是句式体现气势。

除了前文分析的反问句式的使用，雄辩的气势还体现为文中大量的长句、整句的使用——这是排比句、对偶带来的效果。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运用了排比。“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运用了对偶。这样的整句带来一种论辩气势，就像一口气把话说完而不容别人插嘴一样。

面对这样的雄辩，对方只能哑口了，而孟子的主张，得以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