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翰的《凉州词》写出了壮士什么的情感?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中国古代谈及葡萄酒的诗，最著名的莫过于唐朝王翰这首《凉州词》了，盛在夜光杯里的葡萄美酒，更衬出“醉卧沙场”、征人不归的悲壮。那么，诗里所说的“葡萄美酒”究竟是种什么样的酒，跟现代的葡萄酒是否一样呢？

一般诗词选本注释这首诗，只笼统说"葡萄美酒"产自西域。由《凉州词》这个题目，以及“琵琶马上催”、“沙场”、“征战”等语，可知这种美酒确实应该与西域有关。而一般工具书解释古代的“葡萄酒”时，也比较笼统，比如《辞源》说是“用葡萄酿制的酒”，“汉时来自西域，唐时已能自酿”，《汉语大词典》解说稍详，云“用新鲜葡萄或葡萄干经过发酵而制成的酒”，并引《史记·大宛列传》、晋张华《博物志》等为例。殊不知，古代的葡萄酒并非只有一种，而来自西域的葡萄酒制法与中原地区旧有的葡萄酒制法尤其不一样。

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卷二十五明确记载“葡萄酒有两样”，一种是简单地酿制而成的，“取汁同曲如常酿糯米法，无汗用干葡萄末亦可”，这也就是中原地区旧有的方法，据传汉代或三国时期就已开始制造，“魏文帝所谓葡萄酿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者也”。宋人朱翼中所著《北山酒经》也记载了酿制葡萄酒之法，比《本草纲目》所说要详细，说明了原料的份量、比例及具体制作工艺等，但可以肯定的是，用这样的方法酿成的“葡萄酒”并非现代意义的葡萄酒。

另一种葡萄酒的制法则类似烧酒，“取葡萄数十斤同大曲酿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红色可爱”，据李时珍说，这种制法“古者西域造之，唐时破高昌始得其法”。《太平御览》卷九七二引《唐书》：“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髙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也引述了这段记载，文字略异。既然三国时已有葡萄酒，而来自西域的这种酒居然“人皆不识”，直到唐太宗试制成功，“京中始识其味”，这就是说，从高昌学来的酒法，与先前所知晓的酿制方法是迥然不同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了古代高昌所谓“踏浆”之法，也就是破碎葡萄果粒的方法，与今日欧洲一些小型酒厂沿用的方法非常相似。现代葡萄酒酿造技术告诉我们：葡萄只有被破碎，使果汁与果皮上的酵母接触后，才能发酵，除了自然酵母，还可以在葡萄浆汁里加入酒母。《本草纲目》所称的“大曲”，应该就是酵母或酒母。王翰诗中产于西域的这种美酒，其制法与现代葡萄酒酿造技术颇为相似，据周桓刚《白酒工艺学》、李约瑟《中国古代金丹术的医药化学特征及其方术的西传》等著述说，它就像是古代的白兰地或葡萄烧。也有专家认为，《唐会要》等书中描绘的那种西域葡萄酒，更像是现代葡萄酒中的桃红葡萄酒，其颜色介于红、白葡萄酒之间。

来自西域的这种新型葡萄酒，其技术居于同时代之前列。不过这方法在中国似乎并未得到广泛流传，据美国学者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载，直到晚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仍认为“中国人喝的酒是米制的，他们不用葡萄制酒，也没有从外国输入葡萄酒”（这记载是针对华南地区的）。金朝文豪元好问写了一篇《蒲桃酒赋》，序言中说，当时虽然多种葡萄，但“人不知有酿酒法”，“世无此酒久矣”，他的朋友刘光甫等人试着酿制了一些，自认为得到了“不传之秘”，但他们也承认，他们造的这种酒已没有古人所谓甘而不饴、冷而不寒等特点，看来顶多达到《北山酒经》、《本草纲目》等所载的酿制葡萄酒水准。

回到王翰所在的唐代，可以想象，这种来自西域的葡萄美酒，除了京中少数权贵，普通人是无法享受的，从这一点来说，《凉州词》中那些可以痛饮西域葡萄美酒的将士们还是有口福的。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思想行为和情感，表现为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和眷念，为国家的利益贡献力量的责任感和为民族的命运不惜牺牲一切的献身精神。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内涵。

一

在我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反抗外族入侵，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忠于君主和忧国忧民的情感。其基本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抗敌御侮，壮心报国。爱国总是和反对外族的压迫和侵略联系在一起的，千百年来，抗敌御侮、尽忠报国的壮举构成了一部悲壮、雄浑的交响曲。春秋时期屈原曾歌颂保家卫国的士兵“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汉代霍去病豪叹“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唐代王昌龄赞咏戍边将士“黄沙百战穿全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宋代岳飞“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啖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唱出了民族英雄的风采。南宋文天祥为抗元救国，坚贞不屈，绝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代戚继光“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郑成功“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更表现了抗敌御侮的艰苦卓绝和卫国驱寇的英雄气概。

（二）忧国忧民，公而忘私。中国古代有不少名人志士矢志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私利以至生命，其传世的名言警语表达了坚贞的心声。春秋时期屈原“哀民生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汉代贾谊提出“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唐代李白“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杜甫“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韩愈“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宋代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苏东坡“为国者终不顾家”，“报国之心，死而后已”；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代顾宪成主张“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代顾炎武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名人志士的节操高行，无一不体现着一腔壮伟的爱国主义豪情。

（三）自尊自强，奋发进取。先秦时期韩非的“自恃无恃人”，“恃人不如自恃”，《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汉代扬雄的“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唐代张九龄的“国之所以能强者，亦云惟信与义”，刘禹锡的“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宋代欧阳修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朱熹的“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甚至一也”，等等，这些都是讲于人于国均要自尊、自强、自信、自立。《尚书》中的“业广唯勤”、“唯日孜孜，无敢逸豫”，先秦时期荀子的“劳苦之事则争先，饶禾之事则能让”，唐代柳宗元的“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李商隐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宋代欧阳修的“强者不自勉，或死而泯灭于无闻；弱者能自力，则必有称于后世”，清代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奋发进取的重要。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尊自强、奋发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脉相传，成为中华文化的精华之一。

（四）忠君意识，正统思想。由于古代处于封建社会时期，其爱国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忠君意识，认为君即代表国家，忠君便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如著名的爱国诗人屈原，当他辅君治国的壮志难酬后，便以投江“死谏”来表达其忠君爱国的情愫。还有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韩愈的“赤心事君，忧国如家”，岳飞的“精忠报国”，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死后名”，等等，都带有忠君色彩。与此相联系，正统思想在古代爱国主义中也较为浓厚，并强调“夷夏”之别。如《论语》中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贾谊的“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正统思想很早就有了。

二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近代的爱国主义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它主要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救亡图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一）抵抗列强，救国图存。近代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感，首先来自于因国耻而激发的义愤。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残酷的军事侵略、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使独立自主、领土完整、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中国，被弄得主权丧尽、山河破碎、经济凋蔽、民不聊生。面对民族危亡，许多爱国主义英雄人物挺身而出，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首先是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矢志抗敌禁烟，“殚竭血战”。继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边疆危机中，涌现了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僧格林沁、冯子才、刘永福、邓世昌、刘步蟾、丁汝昌、左宗棠等一大批爱国名将，其中有的在为拯救民族危亡的战斗中壮烈殉国。在此同时，中国农民阶级也积极投入抵抗列强的斗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忱和献身精神，使侵略者看到，中国“民气坚劲”，“故所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①〕。中国近代各族人民共同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斗争，它与古代汉族反对其他民族侵挠的抗敌御侮已大不相同，其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古代深刻得多。

（二）师夷制夷，自强求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使人们看到其“船坚炮利”和中国武器的落后。许多有识之士提出要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为我所用，以强国御侮。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姚莹的《康yóu＠①纪行》等论著，都反映了要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思想。特别是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突破了“夷夏大防”的正统观念，是对强国御侮道路的大胆探索。后来的洋务派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付诸实践，倡导和主持了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为中心，创办军事工业“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开端。可以说，从魏源、林则徐开始的爱国主义，已经跳出了古代爱国主义狭小的区域界限，把眼光从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延伸到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开始具有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这与古代狭小区域范围的爱国主义相比，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勇于变法，维新图强。近代中国的爱国志士为寻求国家富强之道，在提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之后，又把中国的弊端瞄准了与政体有关的“制度”问题，开始学习西方的政体思想。洪仁gān＠②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从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人物，他在太平天国后期纲领《资政新篇》中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甲午战争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使许多爱国志士感到，中国再不变法，再不图强，后果就不堪设想。他们提出“要报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并积极传播西方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勇敢地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为振衰去弊而力主全面变法，提出实行资本主义君主立宪的社会改革方案。喋血刑场的“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更是以“中国以变法而流血者，请自嗣同始”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气概，表达了变法图强的报国雄心。

（四）反对专制，创建共和。变法维新失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重新思考救国救民的道路，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和以革命方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这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的最高成就。自此，在三民主义旗帜下，民族资产阶级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承担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发动武装起义，屡仆屡继，最后终于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推翻封建专制，创建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它超越了古代儒家安邦定国的传统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第一次跳出了古代爱国主义的爱国必须忠君、忠于正统王朝体系的窠臼，实现了爱国主义观念上的飞跃。

三

中国现代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澎湃潮流在千年古国奔腾不息，成为新的时代特征。与此相联系，中国现代的爱国主义在近代爱国主义基础上又有了崭新的发展，它以中国***人的革命斗争为红线，主要表现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其基本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探索不息，寻求救国真理。鸦片战争以来，多少爱国先哲为拯救中华而不畏艰难、前仆后继地探索和寻求救国真理。但是，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李大钊、毛泽东等革命先驱终于找到了救国的革命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代表中国社会最先进力量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彻底地反帝反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从此，中华民族的前途开始出现了曙光，饱受内忧外患的中国人民有了新的希望。中华爱国主义者探索寻求救国真理的艰辛历程，反映了现代爱国主义既是近代爱国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又具有了更高层次的升华。

（二）抗日救亡，争取民族独立。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野蛮侵略战争。面对民族沦亡，中国***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百年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中国***已成为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从而为中华爱国主义注入了崭新的内容：其一，由少数英雄人物的爱国精神，发展到全民抗战的爱国热忱，传统的爱国主义只注重少数名人志士的爱国精神，而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感。这也是一些民族英雄“空怀移山志，无力正乾坤”，甚至功败垂成的悲剧所在。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把人民群众作为抗战主体，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从而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从心底唱出了“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时代强音。在日寇入侵之地，到处都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齐心合力打东洋的壮烈场面，凝聚成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奋勇之师，终于陷敌于灭顶之灾。其二，从封闭的爱国意识发展到开放的爱国观念。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传统的爱国主义不免带有狭隘封闭的色彩。而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抗战已经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东方的主战场。这就使人们打破了狭隘的眼界，从传统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中国***人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利益出发，提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②〕，既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又积极支持兄弟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事实已经表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既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胜利，也是国际主义精神的胜利。其三，从正统的忠君报国行为发展到为人民利益和共产主义理想而战。由于千百年封建礼教的影响，传统的爱国主义被打下了“忠君报国”的烙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把爱国主义建立在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并与共产主义理想融为一体，提出“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③〕的奋斗目标，领导军队和人民为不当亡国奴的自身利益而战，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战，为争取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战。这就使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从而唤起了广大人民的抗战热忱，最后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三）推翻三座大山，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所有的爱国者无不梦寐以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并为之设计了各种各样的道路。然而，地主阶级改革派希望通过求富自强的洋务运动救国，没有成功；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虽创建了农民政权，但历经14年而又失败；资产阶级改良派欲图通过维新变法实行君主立宪，也终成泡影；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不久又被北洋军阀窃夺了革命果实。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革命的面目才为之一新。中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第一次解决了如何正确地爱国救国的问题，指明了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战，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彻底赶走了侵入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帝国主义势力，建立了独立的新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继而又以崭新的雄姿走向社会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辉煌成就，实现了救国强国的百年梦想。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才具有中国历史上最先进最伟大的爱国精神和爱国力量，其爱国事业的伟大成就，是对中华爱国主义前所未有的重大贡献。

注释：

①《义和团》第四册，第24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0页。

（责任编辑 张圆民）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车加酋

＠②原字王加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