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书法理论的觉醒表现在哪些方面

汉朝从公元前二零六年到公元二二零年426年，分为“西汉”与“东汉”（25年—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合称两汉。汉朝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和之后的唐朝合称为“汉唐”，代表著中国帝制时代中最强盛的年代。汉帝国和同时期的罗马帝国与印度的孔雀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汉朝统治时期所确立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到现在，中国人仍然称呼自己为“汉人”，而中华民族中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原部族集团亦慢慢被统称为“汉族”，其文字系统亦称为“汉字”。

汉代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书法，上承秦篆、秦隶，下开魏晋南北朝，隋唐行、楷风范，并且是草书风起之发端，因此，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
此时篆书体字渐渐减少，多在碑额、印铭、瓦当、铜镜和少量的刻石上得见之，而笔法亦受隶书影响。隶书是两汉通行书体，以大量的简牍和刻石为主要流传方式，产生了高度艺术化和风格化的汉碑书法。

一隶书的定型
汉代书法艺术的最大贡献在于东汉隶书的定型化，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小篆以前汉字结构造型的“六书”法则，成为法度森严的官定标准书体。因其书写特征在于用笔的波磔与体势上的左右开张，故称为“八分书”。
从书写笔画上看，定型后的隶书中宫笔画收紧，由中心向左右舒展，有了最能体现隶书标准体的波磔笔画，点画间开始有粗细明显的变化，在左为平弯，逆而不顺，后楷书中变为撇；在右为后人误称为燕尾的磔，后楷书中变为捺或钩挑，“左右分别，若相背然”。运笔强调有轻重缓急、有提按转折，突出笔画精神的丰富与有节奏的韵律，使平稳宽博的字体增添了舞动逸放的灵气。
从布局上看，在横势上展开，字距较疏，行距较密，掠、挑左右分展相连，在端正庄重之中显得飘动欲飞。其体势，由纵势长方的小篆渐次变为正方，再变为横势扁方。总之，从用笔、结体到布局，形成了上套完整的规矩，既庄重严整，义具变化之妙，上承篆书、古隶，下启楷书，用笔通行于行、草，所以有人主张学书必先学隶。

二汉碑的突出表现
最能代表汉代书法特色的，莫过于碑刻林立。这一时期的碑刻，以汉隶刻之，字型方正，法度谨严、波磔分明。此时隶书已登峰造极，成为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另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

东汉隶书的成就突出表现在碑刻上．传世碑版达一百七十余种，风格多样，笔法各异，大致可分为四类：
其一，茂密雄强，浑穆厚重。如《西峡颂》、《裴岑纪功碑》、《夏承碑》等；甘肃《西狭颂》与陕西汉中的《石门颂》、略阳的《郙阁颂》同列为汉代书法“三颂”。是三大颂碑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摩崖刻石。它刻在一块崖体凹进，表面平整的石壁上，宽340厘米，高220厘米，上有“惠安西表”四字篆额，正文阴刻20行，385字。每字约4厘米见方。纵观全篇，汉代隶书真迹清晰可辨。碑文除记述东汉武都太守李翕的生平和屡任地方行政长官之卓越政绩，主要颂扬了他率领民众开通西狭道路、为民造福之德政。《西峡颂》碑刻字体清晰，简洁古质，结构美观，刀法有力，是书法艺术的瑰宝。
其二，方整劲挺，斩截爽利。如《张迁碑》、《衡方碑》、《鲜于璜碑》等。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东汉碑刻。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立，在今山东东平县。字体严密方整而多变化，于朴厚中见劲媚。用笔以方笔为主，方劲沉着、浑穆刚劲，茂密丰伟、力气雄健。碑阴的题名，书法更是流畅自然，为历代书家所称道。是汉隶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九月立，今在山东泰安岱庙。此碑字体方拙朴实，以拙取胜，间架稳实厚重，如虎卧阕下。笔画端正粗壮。笔笔如磐石，折角棱条分明，有严峻之态。章法行密字满，于平正之中存欹斜之变。翁方纲说：“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鲁公正书之渐。”清代著名书法家伊秉绶隶书即源于此。
其三，左规右矩，法度森严。如《礼器碑》、《曹全碑》、《熹平石经》、《史晨碑》等，这类碑刻立汉碑风范，数量最多。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月刻，1956年藏入陕西博物馆碑林。在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笔画正行，长短兼备，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但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实为汉隶中的奇葩。
其四，舒展峭拔，烂漫多姿。如《石门颂》、《杨淮表记》、《苍颉庙碑题铬》等。《石门颂》是汉代大型隶书摩崖石刻。全称为《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汉桓帝建和二年 (公元148年)刻。结体大小不一，笔法瘦劲恣肆，雄健舒畅，颇饶趣味，今人祝嘉论此石刻曾说：“石门巧多于拙，瘦处多，肥处少，且喜用长势，多用圆笔。布置巧妙，错综变化。”

这些碑刻隶书的波挑最为鲜明，左掠右挑的笔法和形象在纵横有序的章法布局上联缀跃动，翩翩欲飞，对审美视觉有着极大的感染力，令人遐想。

三汉代简牍
汉简是两汉时代遗留下来的简牍。早在北周时代就有人在居延地区发现过汉竹简书，北宋人也曾在今甘肃等地获得过东汉简。 1906年，匈牙利人MA斯坦因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尼雅遗址发现了少量汉简。次年，他又在甘肃敦煌一带的一些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了700多枚汉简。这是近代初次发现的汉简。此后陆续有新的汉简出土，至今共发现4万余枚。从西汉简上可看到汉字字体从古隶逐渐演变以及草书形成的过程，从东汉中后期简上又可以看到隶书开始向楷书演变的情况，所以汉简也是研究汉字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已发现的汉简可以根据出土情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遗址里发现的，可简称为边塞汉简。一类是在汉墓里发现的，可简称为墓葬汉简。

1甘肃居延汉简　
敦煌和居延汉简、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和故宫明清档案，被誉为20世纪考古学上的“四大发现”。居延汉简有新旧两部分组成，人们习惯上将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汉简10 000余枚，称为旧简， 1972年至1976年出土的20 000余枚称为“居延新简”。新、旧简共有30000多枚。古居延地区是驻军屯田之地，故简牍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因是日常实用文书，“居延汉简”书写时随意自如，其书法呈现出轻松直率之意。

2马王堆帛书　
秦代末期和西汉初期的墨书手迹。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包括《战国策纵横家书》、《老子》甲本和乙本等，它是研究西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使前人争论不休的西汉有无隶书的问题迎刃而解，所谓西汉无隶书，西汉无分书等说法不攻自破。《马王堆帛书》用笔沉着、遒健，给人以含蕴、圆厚之感。它的章法也独具特色，既不同于简书，也不同于石刻，纵有行、横无格，长度非常自由。有强烈的跳跃节奏感。总体反映了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的文字特征。

四今草书的创立
草书的最初阶段是草隶，到了东汉时期进一步发展。西汉时期出现了一种快速书写的隶书体，又称“隶草”，至汉元帝时，由黄门令史游加以规范化，以其所写《急就章》为名，是为“章草”。体势仍沿有隶书法式，往往有细如游丝、圆如转圜的牵连，此为隶书所未有，而字字独立，形成了章草。
后由东汉章草书家张芝创立了今草（今草是一种在继承章草的基础上，适应隶书向楷、行体发展趋势和形体上的变化，进一步省减了章草的点划波磔，成为更加自由便略的草体。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张芝的草书开创了今草体势，一笔而书，血脉相通，打破了章草横势运笔的序列，以自上而下的行式为机制，创造性地运用与之相适应的纵势运笔序列，笔贯势连，隔行似断而不断，被称为“一笔书”。传世张芝草书有五帖：《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和《秋凉平善帖》，唯最后者为章草，其他四帖均为今草，而且是狂放的大草。
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它标志著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

五隶变――伟大的历史变革
汉代隶书成型和广泛使用是中国文字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它使汉字告别了已经使用三千多年的古文字，彻底摆脱了古文字那种象形的特点，所以汉代人称隶书为“今文”。 同时两汉盛行章草、今草，有大量的简牍墨迹和砖刻为证，行书、楷书则在隶、草两体的交互作用下孕育生长（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到了汉代末期，隶书向正书、行书、草书三个不同的方向演变，形成了中国书法最主要的三种书体，这就是文字史也就是书法史上著名的“隶变”。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

六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产生
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繁荣相适应，我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也逐步发展、兴盛起来。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古代书论著作最早出现于汉代。西汉大学者、文学家扬雄在他的《法言•问神》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书，心画也。”这里的“书”虽不是专指书法，但它最早论述了有关中国书法理论的根本命题——书法同书法家思想感情之间的关系和书法艺术表情达性的特质等问题，对后世的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书论史的源头。

最早论述书法的一篇文章是东汉书法家崔瑗的《草书势》。指出草书是为了适应简易快速书写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同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美学命题——观其法象。此文中指草书呈现出的视觉艺术形象。如“抑左扬右，望之若欹”，指明了草书结体的错落变化导致了书势的不同。“兽鸟 ，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等，则以比喻的手法使草书的形势更加形象化。自然界的各种物象皆可从草书的诡奇多变中得以展现。描述、赞扬了书法的形态美和动态美。

汉代产生了作为理论形态的书论，这是书法艺术觉醒的主要标志，汉代崔瑗的《草书势》、蔡邕的《篆势》、《笔论》和《九势》，阐发草、篆、隶的艺术特征和价值。特别是《九势》和《笔论》把作书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书法艺术的内在规律和特征；把作书与抒发情性联系起来，要求作书有一个审美心胸而把书法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都不是把书法作为记事工具所能解释的。
只有当书法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才会逐渐产生书法的美学理论、技法分析、历史研究和批评鉴定等方面的有关著述，而这些在汉代都已发轫。汉代的书论已涉及到书法史、书法美学、书法批评、书法工具诸方面，有些论述颇具系统性，较之其他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等，远远领先。汉代书论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