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性论》中休谟着重探讨了人的哪些观念问题？（一）

休谟Hume（英国1711年-1776年）

时间的流逝并不能掩盖这位英国哲学家在哲学史中的划时代的作用。他作为哲学史上的一颗巨星，使人仰望的是他从人的认识和行动中看出的人的本性。当我们纪念这位哲人的时候，应该仔细玩味的是他的《人性论》。我们越是对它一再并且持续地沉思默想，就会满怀着不断更新并且不断增长的赞颂和敬畏。——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丁祁翻开任何一本国内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我们都会在其中看到休谟的影子：他对两种知识的区分和对因果关系的怀疑奠定了他在西方知识论中的地位；他对人性的分析开启了西方道德哲学中的情感主义，也成就了后来的功利主义；他的怀疑论为康德破除了独断主义迷梦；他的经验主义方法成为维也纳学派开创分析哲学运动的一个重要法宝。所有这些都使得休谟哲学毫无疑问地成为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章，他的那部不朽名著《人性论》也被视为西方哲学著作中的经典。事实上，西方学者在论述西方政治思想发展时，都会把休谟放到四个重要的位置：他的情感主义引发了政治哲学中的德性与正义的思想；他的财产权理论导致了当代关于所有权的争论；他的经济思想推进了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他的政体理论直接构成了当代政治学的重要内容。

当然，休谟主要是因为他所提出的知识论而闻名于世的。而在德国，休谟则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位陈述了伊曼努尔·康德努力要解决的那些问题的作者。但是，对于休谟来说，首要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要建立一门有关人性的一般学问。在伦理学领域中，就如同在认识论领域中一样，休谟也唤醒了沉睡在“教条之大觉”之中的康德。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康德以及另外两位伟大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即席勒和洪堡，要比后来的德国人更了解休谟，因为后来的德国人完全被法国人的思想所支配，尤其受到了卢梭思想的影响。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大陆却从来没有恰当地认识到休谟作为一名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所作出的贡献。甚至在今天，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18世纪是一个缺乏历史感的时代。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那些误读18世纪的误导性观点共有的特征。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只是对那种曾经在法国占支配地位的笛卡儿唯理主义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对于英国人来说却是极不正确的，而对休谟来说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因为休谟不仅把他的时代描述成“一个具有历史感的时代”，而且还把他的民族描述成“一个具有历史感的民族”。我们很钦佩这位200多年前的苏格兰贤哲，与他对话是令人身心愉悦的。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系苏格兰人，12岁时进人爱丁堡大学，但中途辍学，在家里自学文学和哲学。1734年，他到法国从事研究著述，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人性论》。1737年回国后任家庭教师和驻欧各国外交官，在法国结识了卢梭及百科全书派的启蒙学者。1767年任国务大臣助理，但任期只有八个月。最后回归故里，平静地度过了最后的时光。著作除《人性论》外，还有《人类理解研究》（《人性论》认识论部分）、《道德原则研究》（以性论》的伦理学部分）、《英国史》，他的《宗教和自然史》受到教会谴责，被罗马教会列为禁书。

休谟在《人性论》开头指出，哲学分为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两部分，哲学的研究方法是实验和观察。牛顿运用这种方法在自然哲学领域获得巨大成功。休谟的目标是成为精神哲学中的牛顿，他的任务是运用那种业已被证明为有效的方法，剖析人性，建立科学的精神哲学。他的《人性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以人性为研究对象，包括理解和情感两部分，休谟的理论相应地分为认识论和伦理学两部分。《人性论》卷一论理解，卷二论情感，卷三论与理解和情感都有关的道德。

休谟

休谟（1711～1776）

Hume，David

18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

生平和著作 1711年5月7日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卒于1776年8月25日。11岁进爱丁堡大学。1729年起专攻哲学。1732年刚满21岁就开始撰写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性论》，1734年去法国自修 ，继续哲学著述。1748年出使维也纳和都灵。1749年回家乡，潜心著述。1751年移居爱丁堡市。1763年任驻法使馆秘书；1765年升任使馆代办。1767～1768年任副国务大臣。1769年8月退休返爱丁堡。

休谟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 、《道德和政治论说文集》、《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理探究》、《宗教的自然史》、《自然宗教对话录》、《自凯撒入侵至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6卷）等。

哲学思想 休谟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光荣革命”结束到产业革命开始的社会变革的时代。这时，英国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它继续维持同贵族的联盟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统治，与此同时，迅速成长壮大起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求对这个联盟内部的关系作有利于本阶级的调整，并继续反对封建复辟势力。这时，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和保守性交织在一起。作为这个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的休谟，贯彻经验论观点，提出了以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怀疑论为特色的哲学体系。

休谟在概述自己的哲学体系时指出，全部哲学可以区分为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两大部分，而科学的哲学研究法是实验和观察的方法。自从F培根以来，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已经运用这种方法建立起自然哲学的体系。但是，在精神哲学方面，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休谟给自己提出任务：应用实验推理的方法，直接剖析人性本身，以便建立一个精神哲学的体系。而作为这个体系的基础的“人性”本身，他认为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即理智和情感。他对“理智”的研究是关于认识论问题的论述，对“情感”的研究是关于社会伦理和政治问题的考察，对宗教问题的探讨同理智原理和情感原理都有联系。休谟的精神哲学体系，大致包括认识论学说、社会伦理、政治学说以及宗教哲学学说等几个部分。

在哲学上，他首倡近代不可知论，对感觉之外的任何存在持怀疑态度，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性和因果必然性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感性知觉是认识的唯一对象，知觉分印象和观念两类，但认为人们不可能超出知觉去解决知觉的来源问题。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认为因果联系只是由于印象出现先后而形成的一种观念。在伦理观上，主张功利主义，认为快乐和利益是一致的。他还用其经验论、怀疑论和功利主义伦理学论述了有关上帝观念和宗教问题。

其他思想 在经济学方面，他是18世纪货币数量论的代表，是反对重商主义的。他关于国际贸易的学说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社会历史观点以人性论为基础，把对财富、享乐和权力的追求看作是人的本性，认为无论何时何地，人性是一致的和不变的；历史的作用就在于发现有关人性的普遍原理，提供经验教训。所著《自凯撒入侵至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是一部政治史，但此书在附录和一些章节中对各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道德风尚和精神文化作了分门别类的记述。他是把历史研究范围扩大到社会和文明方面的近代西方史学家之一。休谟政治思想保守，反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同情查理一世。在书中，他还严厉抨击长期议会和O克伦威尔，歌颂“光荣革命”，说它开辟了英国宪法的新纪元，使英国人得以享受人类前所未有的最完备的自由制度。

历史地位和影响 休谟的哲学是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不可知论的哲学体系。休谟和I康德一样，在哲学的发展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休谟的怀疑论为19世纪英国非宗教的哲学思想提供了理论。休谟的不可知论观点为实证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新实证主义者所继承，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没猜错的话，该句出自《人性论》第二卷第三章第三节《论影响意志的各种动机》

首先，休谟的道德理论是以经验主义为形而上学基础的。这就表明休谟更关注“人自身”的各种情感。因为早在洛克的《理解论》中，就已经提出一个理论：人的知识不外乎两类。一类来自感官（对外）；一类来自内心的反省（对内）。当然休谟也支持这种理论。

此外，他也认为人的各种行为动机来自情感。（这一点依然可以追溯到洛克，他说，“不快是动作的源泉”、“欲望就是不快”。后来的功利主义者把这一点发扬光大了）

对于“理性不能单独成为任何意志活动的动机”这一点，可以参照他在《道德原则研究》中的一段话去理解。引文如下：

“理性和趣味的范围和职责就容易确断了。前者传达真理和谬误的知识，后者产生关于美丑、恶行和德性的情感。前者按照对象在自然中的实在情形揭示它们，不增也不减，后者具有一种创造的能力理性是冷漠和超然的，因而不是行动的动机趣味带来快乐和痛苦，因而构成幸福或苦难的本质，就变成了行动的动机，是欲望和意指的第一源泉或动力。”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苏格兰哲学家,出生于爱丁堡,与约翰·洛克（John Locke）及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并称三大英国经验主义者其特点在于重视从“生活经验”中提炼出哲学观点,如“知识来源于印象而非理性”,认为没有事实可由先验（a priori）方法被证明卢梭等后世学人深受其影响康德亦综合他同理性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创建起“正反合”的理论

大卫·休谟（David Hume）应该被看作有史以来最好的哲学家,虽然他没有马克思的辛辣尖刻,萨特的装腔作势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因为形象迷人占尽优势不管和历史事实是否相符,有数不清的诸如左岸咖啡馆,Gauloise牌香烟,黑色高圆翻领等的浪漫故事,充满绝望和自由的深刻谈话等相反,休谟在画室玩弹子游戏,陪伴母亲

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和加缪（Camus）的神秘色彩由于他们英年早逝的悲惨结局而更加引人注目休谟65岁死于肠癌,没有痛苦,情绪正常实在没有什么死后博得大名的操作空间确实,普通老百姓对这个人了解实在不多,也许除了唱的歌词“大卫·休谟胜过（耗尽）叔本华（Schopenhauer）和黑格尔（Hegel）”以外

然而,休谟顽强地留在人们心中,被许多人捧为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能否更进一步说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呢我想可以的不仅仅因为休谟的哲学研究途径现在比他所处的时代更需要

休谟1711年出生在爱丁堡,当时正是启蒙运动的初期和英格兰苏格兰合并成为大不列颠的初期苏格兰的哲学由于科学的成功正在转型,这个转型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理论上,而是建立在世界现实状况的经验主义观察上一下子,大陆思想家笛卡儿（Descartes）和斯宾诺莎（Spinoza）的抽象思考好象无可救药地和他们试图解释的现实世界脱节哲学必须得切近自然,它的推理要根源于实践经验

休谟正是帮助把哲学引导到这条新道路上的许多人之一然而,这条道路也是一条从来都受到怀疑主义威胁的非常不确定的道路柏拉图和笛卡儿超越怀疑的哲学梦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需要学会和怀疑共处但并不被怀疑所左右休谟的独特天才就在于向我们显示如何做到这一点

休谟实践了自己的哲学观点虽然在他的哲学思辩中,常常被它们的怀疑主义色彩所困扰,但是,当他重新加入人类同伴并玩起弹子游戏,这些担心不久就烟消云散了虽然看起来很肤浅,但实际上是一种成熟的认可,即那些声称是虚无主义者的人其实是装模作样：没有人是真正什么都不相信的

休谟所讲的正是与当今我们密切相关的,因为确定性只能在宗教极端主义者那里才能找到,不确定性很可能堕入后现代相对主义和智慧无 主义的泥沼在这个气候下,我们如何解决诸如基因细胞研究,安乐死,公民自由和公民安全等的激烈争论的伦理难题在科学产生这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如何相信科学在东西方建立信赖的基础瓦解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东西意识形态的冲突我们需要的是休谟式的途径：在不确定性的海洋上提供一个能够漂浮在上面的智慧的压舱物

想一想伦理价值问题休谟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和道德怀疑主义者观点一致他不相信建立绝对的道德价值是可能的宗教当然不能提供这些,因为根本没有办法让我们相信宗教教义或其领袖的权威不能因为宗教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我们就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而是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是对还是错

在宗教和教派林立的当今世界,休谟的怀疑主义比以往显得就更加聪明如果我们要接受某个宗教的指导,我们需要理由单说“相信我,我是牧师”已经不够,不仅仅因为每个主教都说同性恋是可以接受的,但仍有人声称这些所多玛城居民（sodomites叛逆分子）将会在地狱的烈火中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道德价值同样不能用纯粹的理性来说明休谟把只能被理性证实的真理称之为“有关观念关系的东西”,再次表明他无法创造一个容易上口的范畴的怪异本领数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因为数字或符号代表二加二等于四同样的,你不需要对每一个单身者进行调查就知道他们都是没结婚的人

休谟认为道德问题显然不能归于这个范畴你不能紧靠弄明白这些词的意思就知道A os（旨在打击反社会规范行为的命令）是否对公民自由造成了无法接受的限制你同样也无法仅仅靠断定“合法性”和“战争”的意思就解决认为战争是正义性的还是非正义性的争执道德辩论不是数学,争论无法通过纯理论解决

因此,不管是宗教还是理性都无法建立道德确定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成了人们谴责的没有道德感的人,对你正确的是对我未必是正确的,谁也没有资格批评别人的道德观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观点非常吸引人,因为它绝对宽容但是物极必反绝对的宽容就是让人讨厌的达尔福尔（Darfur）大屠杀对苏丹受害者来说就不是正确的反战 者并不认为入侵伊拉克对布什、布莱尔来说是对的对他们来说是错的,他们就认为战争是不对的

幸运的是,休谟的观点并没有把我们带到道德无 主义除了宗教和纯理论外,还有一条知识的路线关于事实的问题可以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得到解决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水在什么温度沸腾,只要进行实验就能找到坐在椅子上思考“水”和“沸腾”的意思根本办不到

然而,事实问题从来没有被证明是毫无疑问的你得承认科学并不是确定的,但是,毕竟比迷信更可靠虽然从前的哲学家要求确定性, 休谟则试图将不确定性制定等级很明显,道德原则比物理定律更加不确定正确与错误不能像能量或质量一样进行观察或测量相反,道德事实需要人们感情和怜悯来确定当我们说折磨人是错误的,我们不是要指定折磨本身的某种特征,而是表达我们对折磨的反应而且,这些感情是人类自然的反应移情是人类的共性,这使得人们对是非有共同的看法感情可能受到经历,社会,理性的影响,但是并不仅仅是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简单产物因此有这个让人好奇的说法：“毁灭整个世界也不愿意碰伤我的指头并不和理性相违背”换句话说,让我们从毁灭整个世界的想法退却的不是理性的讨论而是人类的情感

休谟解决当今道德难题的策略将首先向我们显示如何拒绝接受宗教领袖提出的任何绝对的原则接着显示任何道德原则需要不言自明,或证明是正确的清除所有的虚假的绝对性,我们将开始辨认共同的人类本能以促使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发现充满矛盾和复杂性的前进道路这正是现代伦理学前进的方向人们无法确定绝对性的起点,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可相反,他们需要从把我们团结起来的东西入手

休谟的天才在于他把显示我们理解局限的冷酷智慧和对引导我们前行的有限的智慧资源的清醒认识结合起来难怪休谟的理论不被众人吹捧,不需要传奇般的生活,浪漫色彩的死亡或巧妙的口号就可以长久存在

（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是苏格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虽然现代对于休谟的著作研究聚焦于其哲学思想上，他最先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成名。他所著的《英格兰史》一书在当时成为英格兰历史学界的基础著作长达60至70年。

历史学家们一般将休谟的哲学归类为彻底的怀疑主义，但一些人主张自然主义也是休谟的中心思想之一。研究休谟的学者经常分为那些强调怀疑成分的（例如逻辑实证主义）、以及那些强调自然主义成分的人。

休谟的哲学受到经验主义者约翰·洛克和乔治·贝克莱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法国作家的影响，他也吸收了各种英格兰知识分子如艾萨克·牛顿、法兰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等人的理论。

大卫·休姆（后来改名为休谟）在1711年4月26日（儒略历）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一座公寓里，父亲是在宁威尔区（Ninewells）担任律师的约瑟夫·休姆、母亲是法尔科内夫人。休谟在长大后偶尔也会回到宁威尔区的老家居住，他在1734年将名字从休姆改为休谟，因为英国人很难以苏格兰的方是正确念出休姆这个名字。休谟在年仅12岁时就被家里送到爱丁堡大学就读（当时正常的入学年龄是14岁）。最初休谟打算从事法律职业，但不久后他发现自己有了“一种对于学习哲学和知识以外所有事物的极度厌烦感，当我的家人想象我正在阅读屋埃特和维尼阿斯（两位当时著名的法学家）时，我实际上却是在阅读西塞罗和维吉尔的著作。”休谟对于大学里的教授都不抱好感，他曾在1735年告诉一名朋友说：“你根本不能从教授身上学到任何东西，那些东西在书里都有了。”

在十八岁时休谟的哲学研究获得了重大突破，使他得以让自己彻底面对这个“全新的思考领域”，也使他下定决心“抛弃其他所有快乐和事业，完全奉献在这个领域上。”休谟并没有说明这个重大突破为何，但一般推测很可能是他在因果上的理论—亦即我们对于世上因果关系的认知是取决于我们的情绪、习俗、和习惯，而不是取决于理性、也不是取决于抽象、永恒的自然定律。在那个时代，一个贫穷的苏格兰人能选择的生涯途径相当少，休谟面对的是成为家庭教师或是成为商人的职员这两个选项，他最后选择了后者。1734年，在于布里斯托经商数个月之后，休谟前往了法国安茹的拉弗莱舍（La Flèche）旅游，在那里休谟经常与来自Prytanée军事学校的耶稣会学生进行哲学讨论，勒奈·笛卡尔也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在那里定居的四年中休谟替自己订下了生涯计划，决心要“过著极其简朴的生活以应付我那有限的财产，以此确保我的独立自主性，并且不用考虑任何除了增进我的文学天分以外的事物。”在法国定居时休谟也完成了《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一书，当时他年仅26岁。虽然现代的学者们大多将《人性论》一书视为是休谟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哲学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此书刚出版时并没有获得多少重视。休谟在记载到当时自己缺乏大众重视时这样写道：“媒体对这本书的反应是一片死寂，甚至连对那些狂热的读者群都没有半点交代。不过我本来就养成乐观而开朗的个性，很快就从这样的挫折里站了起来，并继续在乡下努力的进行研究。”他继续写下了《人性论摘要》一书，但没有写出自己的名字，他试著缩短并精简他之前的冗长著作以吸引更多读者，但即使经过这样的努力，他依然没有成功使《人性论》一书重获重视。

撰写《人性论》的艰辛过程使得年轻的休谟近乎精神错乱，为了回复正常的思考能力，休谟决定暂时返回平凡生活。

在1744年出版《道德和政治论文集》（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一书后，休谟申请担任爱丁堡大学的“伦理学和精神哲学”系所的教授，但被大学拒绝。在1745年詹姆斯党叛变的时期中，休谟成为当时被官方形容为“疯子”的安那代尔侯爵（1720-1792）的家庭教师，这份工作只维持了一年左右便结束。不过，也是在这段时间，休谟开始撰写他的历史巨作《大不列颠史》（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一书，这本书的写作持续了15年，写成时已超过了一百万字，最后从1754至1762年间分成六册发行。在这段期间休谟参加了由詹姆斯·伯尼特（James Burnett）创办的教规门讲会（Canongate Theatre），藉此也认识了其他许多当时在爱丁堡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从1748年开始他担任了圣克莱尔将军的秘书长达三年，同时一边撰写他的《人类理解论》一书（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然而和前几本书一样，这本书在当时出版时也没有获得重视。

这时休谟遭到教会指控为异端，休谟的一名年轻朋友以教士身份挺身替他辩护，主张休谟身为无神论者是属于教会管辖的范围之外。尽管后来休谟被判无罪，格拉斯哥大学仍然拒绝了休谟担任哲学教授的申请，这可能也是因为另一名正大力批评休谟形而上学的哲学家Thomas Reid刻意阻挠所造成的。依据休谟的自传，要直到他在1752年回到爱丁堡后“爱丁堡大学才让我成为他们的图书馆馆长，担任这个职位只能获得很少的薪水，但却让我有机会接触一个这样庞大的图书馆。”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源使休谟得以继续他在《大不列颠史》上的研究。

休谟最终以一个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身份闻名，他庞大的《大不列颠史》一书叙述了从撒克逊王国到光荣革命的历史，这本书一出版便成为畅销书。在这本书里休谟将政治体制下的人民形塑为一种文化习俗的产物，这些人传统上倾向于服从既有的政府，只有在面对无法确定的情况时才会寻求改变。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宗教的差异才能使人偏离他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关注政治的事务。

休谟早期写下的论文“论迷信与宗教”就已经立下了几乎所有他之后有关宗教历史的著作根基。在休谟那个年代，想批评宗教信仰的人仍然必须抱持谨慎的态度，举例而言仅在休谟出生的15年前，一名18岁的大学生Thomas Aikenhead只因为评论基督教是“胡说八道”便被教会起诉，最后还被定罪以亵渎罪名处以绞刑。因此休谟也是只以转弯抹角的方式表达他的理论，大多是以虚构的角色在对话录中呈现。休谟一直没有承认自己是《人性论》一书的作者，直到1776年他去世的那年为止。他的论文《论自杀》和《论灵魂不朽》、以及他的《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一书都是在他死后才出版（分别在1778和1779年出版），这些著作也都没有注明休谟或是出版商的名子。休谟为了掩藏自己作者身份而做出的这些安排也使得今天学者们对于休谟究竟是自然神论者或是无神论者仍有极大的争议。不管如何，在当时有关休谟是无神论者的谣言的确使得休谟求职时四处碰壁和受阻。

休谟曾向朋友提及有一次他在偶然间被“转化”为基督徒的过程：当他前往监督自己新居建筑工地的途中跨过爱丁堡市中心一片刚干枯的湖泊时，他不小心滑入了泥沼中，由于身型肥胖而爬不出来被困在了那里。这时一些卖鱼妇人刚好路过，看到了休谟的窘境，但她们很快便认出他是那位知名的无神论者，于是拒绝救援他，直到休谟答应要成为一名基督徒、并且被迫在泥沼中朗读主祷文和信经之后，这些壮硕的卖鱼妇才将他拉起。休谟事后向朋友开玩笑道这些卖鱼妇是“他所遇过最聪明的神学家了”。

从1763年至1765年间休谟担任巴黎的哈特福伯爵的秘书，在那里他受到了伏尔泰的钦佩并且被捧为巴黎社交圈的名人。同时他也认识了让·雅各·卢梭，两人最初成为要好的朋友，但最后因理念不合而分散。休谟这样描写他的巴黎生活道：“我真的时常想回归爱丁堡那平凡而粗糙的扑克牌俱乐部…以矫正并缓和这段时间以来那么多的感官刺激。”在1768年休谟回到爱丁堡定居。到了1770年左右，随著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夸赞是休谟让他从“教条式的噩梦”中觉醒，休谟的哲学著作开始获得大众的注意，也是在那之后他才获得了他一辈子都没有获得的声誉。

詹姆士·包斯威尔在休谟去世的前一周拜访了他，休谟向包斯威尔透露他这时的确开始相信了那些之前被他视为“最不合理的迷信”—亦即人在死后还会有来生的理论。休谟替自己写的墓志铭是：“生于1711，死于[……]—空白部分就让后代子孙来填上吧。”休谟在1776年去世后被埋葬在他生前所安排的“简单的罗马式墓地”，地点位在爱丁堡卡尔顿山丘（Calton Hill）的东侧，俯瞰山坡下他位于城内的老家。

休谟是英国经验主义的集大成者。

他的《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动摇了基督教的有神论的基础，他极力攻击迷信与偏见，力图对人的内心界和自然界进行深入的分析，据说他曾经把康德“从哲学的酣睡中唤醒过来”。

继承英国经验派的传统，休谟主要地用心理学分析方法去探讨他所最关心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美的本质，一是审美趣味的标准。

1美的本质

关于美的本质问题，他坚决反对美是对象的属性的看法。

休谟指出美不是对象的一种属性，而是某种形状在人心上所产生的效果，并且说明这种效果之所以能产生，是由于“人心的特殊构造”。这几句话可以作为休谟的基本美学观点的总结。

在美的本质问题上，休谟还有说明心理构造与快感来源的两个密切相关的看法。一个事故效用说。

从上引诸事例看，休谟总是把内容看作比形式更重要。效用说出于休谟这个具体的思想家口里，表现出当时英国经验派一般崇尚功利主义的倾向。

与效用说密切联系的是同情说。同情即属于休谟所说的“人性的本来的构造”或“心理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象之所以能产生快感，往往由于他满足人的同情心，不一定触及切身的利害。

“同情”在西文里原义并不等于“怜悯”，而是设身处地分享旁人的情感乃至分享旁物的被人假想为有的情感或活动。现代一般美学家把它叫做“同情的想象”。以后我们还会看到，同情说在博克，康德以及许多其他美学家的思想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立普斯一派的“移情”说和谷鲁斯一派的“内摹仿”说实际上都只是同情说的变种。休谟所提的同情说着重的社会性或道德性，可以看作一种健康的观点。它有力地打击了形式美的传统观点。

休谟与其他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成员或许也是最早开始主张道德原则应该要以其功利来做为解释论据的哲学家。休谟的角色也不能被过于高估，因为法兰西斯·哈奇森才是最早提出了功利主义最著名的“带给最多的人最大的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这一标语的人。但后来杰里米·边沁的确是在阅读休谟的《人性论》时才感觉到了功利主义的强烈说服力，他描写道自己彷佛“感觉道德的天平从眼睛落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休谟的观点其实与现代的功利主义有极大差异，休谟并不认为以基数排序所聚集的“功利”代表的就是道德的真相。相反的，休谟抱持的是道德情感主义的观点，因此他认为道德原则并不能由人类的知识加以证实。一些原则会被我们所接受、但其他一些则不会，而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之所以会被我们接受，是因为它能促进我们本身以及其他被我们同情的人的利益。休谟以这个角度解释人类是如何看待一系列的社会现象的：从各种社会制度到政府政策、乃至于人的性格和天分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