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生平大事简介

梁启超生平大事简介：

1斥责志摩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

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2天涯知己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

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

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将罢，何**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

接过何**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

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

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3慷慨应问

梁启超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有一年他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梁启超锐意改良，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期望。张之洞拿着投刺（拜贴），见落款为“愚弟梁启超顿首”，大不高兴，于是出联刁难：“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

这上联高傲无礼，且拒人于千里之外。梁启超则气度不凡，坦然对出下联，请来人回送张之洞。联文是：“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硬朗，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再次出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四季春、夏、秋、冬，夏排第二。

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梁启超才思敏捷，略加思索即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说：“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

扩展资料：

学术贡献

1新史学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前期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猛烈的批判，并且大呼“史学革命”。

继此，他又撰写了一系列论著，构建其资产阶级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集中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观及其突出贡献，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接连发表震动一时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史学主张。

2目录学

梁启超一生于目录学贡献

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成书。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

-梁启超

写作背景

本文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此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而清政府由腐朽的慈禧太后等统治着，爱国学者梁启超发现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改造中国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就写了《少年中国说》。

思想感情

本文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文章不拘格式，多用比喻，具有强烈的鼓动性。酣畅淋漓，多用比喻、对比，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寄托了作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年仅二十几岁的梁启超以其旺盛的精力、卓越的才识和犀利的文笔饮誉海内外，成为名动一时的维新派领袖。但是，这场变法运动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夭折了，梁启超被迫亡命海外，他的妻子李蕙仙为免遭株连，携带一家老小逃到澳门躲避，后又迁往日本。

1906年，为开展宣传和筹款工作，梁启超只身来到了浩淼无际的太平洋中心的小岛——檀香山。在这里，他结识了当地一位华商的闺秀何蕙珍**。一天，梁启超应何**父亲的邀请前往赴宴，席间十余名外国绅士得知梁启超的大名后，纷纷请他为大家作个即席演说，但梁当时不懂英文，何**便主动担任翻译，她的口译内容既准确又流畅，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第二天，当地的各家报刊便刊登了梁启超的演说词，称赞其有见识的高论，同时也盛赞了何**的才识。

其实，在梁启超刚抵达檀岛时，当地有一家英文报纸对他进行了恶毒的诽谤，但很快就有人以英文屡撰文登报进行反驳，及时地维护了梁启超的声誉，但奇怪的这些文章均没有署名，梁启超遍询当地友人，也未能查明其作者是谁。

直到在这次宴会上，梁启超才从大家口中得知这些文章的作者，原来就是何**！得知真相后，梁启超对她更是佩服和充满感激之情。此次二人虽是初次相见，但何**对年轻有为且才华横溢的梁启超顿生爱慕之情。在宴会结束时，何**竟然激动地握着梁启超的手说:“我万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梁启超对何**的痴情也颇有好感，几天后，便将自己的照片赠与何**。何**也回赠了两把自己亲手织成的小扇子。

后来，梁启超又应何**的英文教师之邀赴宴，他再此邀请何**充任翻译。席间，梁与何二人畅谈良久，从中国宜兴女学谈到整顿小学儿童教育，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何**更是“滔滔汩汩，长篇大段。 使几穷于应答”，梁启超当时也兴奋至极，竟忘记了眼前的这位还是一位妙龄女郎。回到寓所后，梁启超“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于不能自持”。他写道:“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可见梁启超当时的心情是极不平静的，这位大气外向的何**的出现，掀起了梁启超感情的层层波澜。

在封建时代，男人娶三房四妾也是十分平常的事。不过，梁启超虽然对何蕙珍**渐生爱慕之情，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理智。他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最终理智还是战胜了情感。他明白：自己以改革中国社会为己任，如果不勇于冲破种种陈规陋习，怎么能实现革新中国的宏愿呢他还想起在推行戊戌变法时，自己曾与谭嗣同等创立“一夫一妻世界会”，向人们宣传男女平权思想，并立誓“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如今谭嗣同已为他们共同的信念牺牲了，如果自己背弃先前曾的倡议，怎么能对得起已故的谭嗣同等战友呢况且，自己现在还是清廷悬重赏捉拿的人，前途生死未卜，怎能再连累这样一位好女子呢

随后，梁启超给远在日本的妻子李蕙仙写了信，将这段经历和自己复杂的心情如实向妻子倾述，他在信中还写道:“吾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若更因蕙珍得谙英语，将来驰于地球，岂非绝好之事，而无如揆之天理，酌之人情，按之地位，皆万万有所不可见。”由此，他毅然忍痛割爱，放弃了与何蕙珍**之间的爱情。何**也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女子，她十分尊重梁启超这样的决定，也熄灭了对梁启超的爱情之火，并请梁启超代她向夫人问好。梁启超和何**虽未能结成夫妻，但他们仍以兄妹相称，继续保持着友谊。梁启超曾作《纪事诗》二十四首，完全是咏述此事的，其中在第二十四首诗中，他深有感触地写道：“ 猛忆中原事可哀，苍黄天地入蒿莱；何心更作喁喁语，起趁鸡声舞一回。”表达了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抛弃个人私欲的情怀。

康有为与梁启超之间的恩怨

　　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着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一唱一和　　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 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若出两人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着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着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 “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公开辩难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 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

　　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5 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貌合神离　　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 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祝寿。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

　　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康梁之间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

　　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参考文献：《人民网》

现今的社会女性朋友们找对象，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对象的要求，首先有稳定的工作，能专心过日子的，最好有国家铁饭碗的工作，然后就是比较听妻子话的，比较平淡的男人。很多人认为平淡老实的男人不容易背叛妻子，不会出现出轨的事情。相反那些一心在外应酬，经常接触酒肉的朋友就容易出轨，古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

然而对于这样的看法，本人是持不同意见的有一些在家是“妻管严”凡是都听老婆的话，没有主见，木讷，任劳任怨的人居然出轨了。所以我个人认为那些没有抱负，生活上平淡无奇，精神空虚的，心中没有任何目标的，一旦有诱惑出现在眼前，这样的人就很难抵制住诱惑，在诱惑面前他们没有了权衡利弊的思维方式。

而那些有理想有抱负的男人，他们面对诱惑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利弊，在他们的思维里女人不是他们人生的全部，总有一块领域是占大块的。他们有抱负，为了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才能保证能更有劲头，不被其他烦心事牵绊。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负的男人，都会为自己的目标舍弃一些牵绊的情感生活，而我们今天说的“为何越有抱负的男人，越不会出轨呢？”这个话题，就来拿民国的梁启超来说一下，梁启超先生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爱国的人。

梁启超在情感上也碰到过诱惑，在他和自己的翻译工作人员何惠珍接触的时候，两人一面如故，像是前世有未了的情缘一样，很快两人的感情升温。而那时的他已经结婚生子，对于何惠珍他也是动了要纳妾的想法。

因为他对何惠珍的爱，在他的日记中足以体现出来：“愈益思念惠珍，终久不能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但是他的妻子拒绝了，虽然他很不情愿，但他想起他的理想和人生目标，这些显得就微不足道，他最后选择了放弃这段突如其来的感情，作为一个有理想的，有抱负的男人他们需要一个稳固的家庭作为后盾，出轨和背叛只会为自己在奔向目标的路上增加负担。最后梁启超能选择放弃那段感情这和他接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梁启超早年启蒙教育铸造品格

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在一个在当地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家庭，他的祖父是梁维清父亲梁宝瑛，他的祖父和父亲两代人都曾参与乡政。在梁启超四岁的时候就跟着自己的祖父学习识字，可以说在童年时期就接受了很好的启蒙教育，在梁启超的童年时期，他学到了不少的传统的文史知识。他的祖父经常给他讲一些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像“亡宋、亡明国难的事情”还有很多带有爱国情感的诗歌，了解了很多杰出的忧国忧民，舍生忘死的历史人物，在他的幼小心灵里就埋下了具有爱国，顽强拼搏，有远大抱负的根。

对于梁启超的一生的评价

对于梁启超的一生，萧公权有过这样的一句评价；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

文豪郭沫若这样评价他：“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对于梁启超的一生如果说他是“善变”不如说当时中国的社会太过动荡不安，人心不稳，在历史的浪潮中，唯有不断的改变才能立世，才能为了达到目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