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重要的音乐形式之一

汉代重要的音乐形式之一是相和歌。

相和歌是汉代时期在“街陌谣讴”基础上继承先秦秦声、赵声、齐声、郑声、楚声等传统声调而形成的。相和歌也是极具汉族代表性的传统舞蹈之一。主要在官宦巨贾宴饮、娱乐等场合演奏，也用于宫廷的元旦朝会与宴饮、祀神乃至传统民俗活动等场合。

汉代之滥觞

战国秦汉之际，以齐声楚声为代表的民间音乐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汉高祖刘邦对楚声尤为喜爱。因而楚声在宫廷里颇为盛行。

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已形成“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於朝廷”(《汉书‧礼乐志》)的局面。汉代宫廷还特别迷信方士，追求神仙之术。为此在长安与洛阳设置了平乐观，常常在道观内表演包括相和歌在内的歌舞百戏。

此外，各地藩王勋贵也普遍养有男女乐工，在宴饮﹑娱乐时演奏相和歌等各种音乐。于是相和歌逐渐兴盛。

　 薤露

　朝代：魏晋

　作者：曹操

　 原文：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译文

　汉朝自建国到现在已是二十二世，所重任的人(何进)真是徒有其表。猴子虽穿衣戴帽，可究竟不是真人，(他)智小而想图谋大事，做事又犹豫不决，致使君王(少帝)被劫。白虹贯日是上天给人间的凶兆，这应验在君王身上，而(何进)自己也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乱臣贼子(董卓)乘着混乱之际操持国家大权，杀害君主，焚烧东京洛阳。汉朝四百年的帝业由此倾覆，帝王的宗庙也在烈火中焚毁。(献帝)被迫着西迁至长安，一路上迁徙的百姓哭声不止。我瞻望着洛阳城内的惨状，就像当年微子面对着殷墟而悲伤不已。

　 注释

　①惟汉廿二世：汉代自高祖刘邦建国到灵帝刘宏是二十二世。

　②沐猴而冠带：猴子穿衣戴帽，究竟不是真人。比喻虚有其表，形同傀儡。常用来讽刺投靠恶势力窃据权位的人。沐猴，狝猴;冠，戴帽子。

　③知小而谋强：智小而想图谋大事，这里指的是何进。

　④狩：狩是指古代帝王出外巡视，而古代史书上遵守“为尊者讳”的原则，往往以天子出逃或被掳为“狩”，这里是指少帝奔小平津的事情。

　⑤白虹为贯日：“白虹贯日”是一种天象，指太阳中有一道白气穿过，古人以为这是上天预示给人间的凶兆，往往应验在君王身上。

　⑥贼臣持国柄：指董卓之乱。董卓乘着混乱之际操持国家大权。

　⑦“瞻彼”两句：我瞻望着洛阳城内的惨状，就像当年微子面对着殷墟而悲伤不已。据《尚书·大传》中说，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商朝灭亡后，经过殷墟，见到宫室败坏，杂草丛生，便写下了一首名为《麦秀》的诗以表示自己的感慨与对前朝的叹惋。

　 简析

　《薤露》属于乐府《相和歌·相和曲》歌辞，原先它与《蒿里》都是古人出丧时唱的歌，相传齐国的田横不肯降汉，自杀身亡，其门人作了这两首歌来表示悲丧。“薤露”两字意谓人的生命就像薤上的露水，太阳一晒，极易干掉。曹操用此古调来写时事，开创了以古乐府写新内容的风气。清代沈德潜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古诗源》)这是颇有见地的意见。曹操之所以能以旧瓶装新酒，是因为乐府本身就有“缘事而发”的特点，宜于用来记录史实，抒发情感，同时《薤露》本身也有悲悼王公贵人之死的意思，曹操用此哀叹国家丧乱，君王遭难，百姓受殃，正有悲悼之意。

　　从军行 其一

　从军行

　唐 王昌龄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这一首，刻画了边疆戍卒怀乡思亲的深挚感情。

　这首诗，笔法简洁而富蕴意，写法上很有特色。诗人巧妙地处理了叙事与抒情的关系。前三句叙事，描写环境，采用了层层深入、反复渲染的手法，创造气氛，为第四句抒情做铺垫，突出了抒情句的地位，使抒情句显得格外警拔有力。“烽火城西”，一下子就点明了这是在青海烽火城西的瞭望台上。荒寂的原野，四顾苍茫，只有这座百尺高楼，这种环境很容易引起人的寂寞之感。时令正值秋季，凉气侵人，正是游子思亲、思妇念远的季节。时间又逢黄昏，“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诗经王风君子于役》）这样的时间常常触发人们思念于役在外的亲人。而此时此刻，久戍不归的征人恰恰“独坐”在孤零零的戍楼上。天地悠悠，牢落无偶，思亲之情正随着青海湖方向吹来的阵阵秋风任意翻腾。上面所描写的，都是通过视觉所看到的环境，没有声音，还缺乏立体感。接着诗人写道：“更吹羌笛关山月”。在寂寥的环境中，传来了阵阵呜呜咽咽的笛声，就象亲人在呼唤，又象是游子的叹息。这缕缕笛声，恰似一根导火线，使边塞征人积郁在心中的思亲感情，再也控制不住，终于来了个大爆发，引出了诗的最后一句。这一缕笛声，对于“独坐”在孤楼之上的闻笛人来说是景，但这景又饱含着吹笛人所抒发的情，使环境更具体、内容更丰富了。诗人用这亦情亦景的句子，不露痕迹，完成了由景入情的转折过渡，何等巧妙、何等自然！

　在表现征人思想活动方面，诗人运笔十分委婉曲折。环境氛围已经造成，为抒情铺平垫稳，然后水到渠成，直接描写边人的心理“无那金闺万里愁”的心情。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征人思念亲人、怀恋乡土的感情，但不直接写出，而是从深闺妻子的万里愁怀反映出来。而实际情形也是如此；妻子无法消除的思念，正是征人思归又不能归的结果。这一曲笔，把征人和思妇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就全篇而言，这一句如画龙点睛，立刻使全诗神韵飞腾，而更具动人的力量。

　从军行 其二

　王昌龄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此诗截取了边塞军旅生活的一个片断，通过写军中宴乐表现征戍者深沉、复杂的感情。

　“琵琶起舞换新声”。随舞蹈的变换，琵琶又翻出新的曲调，诗境就在一片乐声中展开。琵琶是富于边地风味的乐器，而军中置酒作乐，常常少不了“胡琴琵琶与羌笛。”这些器乐，对征戍者来说，带着异域情调，容易唤起强烈感触。既然是“换新声”，总能给人以一些新的情趣、新的感受吧？

　不，“总是关山旧别情”。边地音乐主要内容，可以一言以蔽之，“旧别情”而已。因为艺术反映实际生活，征戍者谁个不是离乡背井乃至别妇抛雏？“别情”实在是最普遍、最深厚的感情和创作素材。所以，琵琶尽可换新曲调，却换不了歌词包含的情感内容。《乐府古题要解》云：“《关山月》，伤离也。”句中“关山”在字面的意义外，双关《关山月》曲调，含意更深。

　此句的“旧”对应上句的“新”，成为诗意的一次波折，造成抗坠扬抑的音情，特别是以“总是”作有力转接，效果尤显。次句既然强调别情之“旧”，那么，这乐曲是否太乏味呢？不，“撩乱边愁听不尽”，那曲调无论什么时候，总能扰得人心烦乱不宁。所以那奏不完、“听不尽”的曲调，实叫人又怕听，又爱听，永远动情。这是诗中又一次波折，又一次音情的抑扬。“听不尽”三字，是怨？是叹？是赞？意味深长。作“奏不完”解，自然是偏于怨叹。然作“听不够”讲，则又含有赞美了。所以这句提到的“边愁”既是久戍思归的苦情，又未尝没有更多的意味。当时北方边患未除，尚不能尽息甲兵，言念及此，征戍者也会心不宁意不平的。前人多只看到它“意调酸楚”的一面，未必十分全面。

　诗前三句均就乐声抒情，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那末结句如何以有限的七字尽此“不尽”就最见功力。诗人这里轻轻宕开一笔，以景结情。仿佛在军中置酒饮乐的场面之后，忽然出现一个月照长城的莽莽苍苍的景象：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景象壮阔而悲凉。对此，你会生出什么感想？是无限的乡愁？是立功边塞的雄心和对于现实的忧怨？也许，还应加上对于祖国山川风物的深沉的爱，等等。

　读者也许会感到，在前三句中的感情细流一波三折地发展（换新声--旧别情--听不尽）后，到此却汇成一汪深沉的湖水，荡漾回旋。“高高秋月照长城”，这里离情入景，使诗情得到升华。正因为情不可尽，诗人“以不尽尽之”，“思入微茫，似脱实粘”，才使人感到那样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征戍者的内心世界表达得入木三分。此诗之臻于七绝上乘之境，除了音情曲折外，这绝处生姿的一笔也是不容轻忽的。

　[编辑本段]从军行 其三

　王昌龄

　关城榆叶早疏黄,

　日暮云沙古战场。

　表请回军掩尘骨，

　莫教兵士哭龙荒。

　注释：

　1 关城：指边关的守城。

　2 云沙：像云一样的风沙。

　3 表：上表，上书。

　4掩尘骨 ：掩是埋，掩尘骨指尸骨安葬．

　5 龙荒：荒原．

　这首诗是从军行七首中的第三首．

　深秋边城榆树上的叶子早已疏黄开始飘落，傍晚红日欲坠，大风突起，

　一转眼城外的古战场就被如云的风沙弥漫．风沙过后，无数枯骨暴露在战场上．

　这些年来，多少将士为保卫家园，战死在这荒凉的边城．应该上书朝廷将他们的尸骨好好安葬，

　别让这些为保卫国家而死的将士们像孤魂野鬼一样到死还在游荡．

　这首诗诗截取了边塞军旅生活的一个片断，通过描写一阵大风吹过古战场将战死的枯骨暴露在外．说明当时的战争有多么的惨烈，无数的将士们死在边关，而没有办法好好安葬．表现了诗人对将士们深切的同情之心。

　唐朝前期，中国国力强盛，但在边关战火却一直没有停止过．无数离开故乡到边关去争战的将士们都死在了离故乡几万里之外的陌生之地．但他们的的报国热情却感染着诗人。关山迢递，戎马劻勷，奋槊进击，血染征袍……

　[编辑本段]从军行 其四

　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格律：

　○平声 ●仄声 ⊙可平可仄 △平韵 ▲仄韵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 ○○○●●○△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 ○●○○○●△

　注释：

　1从军行：乐府旧题，内容多写军队战争之事。

　2青海：指青海湖。

　3雪山：这里指甘肃省的祁连山。

　4穿：磨破。

　5金甲：战衣，金属制的铠甲。

　5楼兰：汉代西域国名，这里泛指当时骚扰西北边疆的敌人。

　参考译文 ：

　青海上空的阴云遮暗了雪山，站在孤城遥望着远方的玉门关。塞外身经百战磨穿了盔和甲，不打败西部的敌人誓不回还。

　作品赏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青海湖上空，长云弥漫；湖的北面，横亘着绵延千里的隐隐的雪山；越过雪山，是矗立在河西走廊荒漠中的一座孤城；再往西，就是和孤城遥遥相对的军事要塞--玉门关。这幅集中了东西数千里广阔地域的长卷，就是当时西北边戍边将士生活、战斗的典型环境。它是对整个西北边陲的一个鸟瞰，一个概括。

　为什么特别提及青海与玉门关呢？这跟当时民族之间战争的态势有关。唐代西、北方的强敌，一是吐蕃，一是突厥。河西节度使的任务是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交通，一镇兼顾西方、北方两个强敌，主要是防御吐蕃，守护河西走廊。“青海”地区，正是吐蕃与唐军多次作战的场所；而“玉门关”外，则是突厥的势力范围。

　所以这两句不仅描绘了整个西北边陲的景象，而且点出了“孤城”南拒吐蕃，西防突厥的极其重要的地理形势。这两个方向的强敌，正是戍守“孤城”的将士心之所系，宜乎在画面上出现青海与玉关。与其说，这是将士望中所见，不如说这是将士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画面。这两句在写景的同时渗透丰富复杂的感情：戍边将士对边防形势的关注，对自己所担负的任务的自豪感、责任感，以及戍边生活的孤寂、艰苦之感，都融合在悲壮、开阔而又迷蒙暗淡的景色里。

　第三、四两句由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转为直接抒情。“黄沙百战穿金甲”，是概括力极强的诗句。戍边时间之漫长，战事之频繁，战斗之艰苦，敌军之强悍，边地之荒凉，都于此七字中概括无遗。“百战”是比较抽象的，冠以“黄沙”二字，就突出了西北战场的特征，令人宛见“日暮云沙古战场”的景象；“百战”而至“穿金甲”，更可想见战斗之艰苦激烈，也可想见这漫长的时间中有一系列“白骨掩蓬蒿”式的壮烈牺牲。但是，金甲尽管磨穿，将士的报国壮志却并没有销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炼中变得更加坚定。

　“不破楼兰终不还”，就是身经百战的将士豪壮的誓言。上一句把战斗之艰苦，战事之频繁越写得突出，这一句便越显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一二两句，境界阔大，感情悲壮，含蕴丰富；三四两句之间，显然有转折，二句形成鲜明对照。“黄沙”句尽管写出了战争的艰苦，但整个形象给人的实际感受是雄壮有力，而不是低沉伤感的。

　因此末句并非嗟叹归家无日，而是在深深意识到战争的艰苦、长期的基础上所发出的更坚定、深沉的誓言，盛唐优秀边塞诗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就是在抒写戍边将士的豪情壮志的同时，并不回避战争的艰苦，本篇就是一个显例。可以说，三四两句这种不是空洞肤浅的抒情，正需要有一二两句那种含蕴丰富的大处落墨的环境描写。典型环境与人物感情高度统一，是王昌龄绝句的一个突出优点，这在本篇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相关材料：

　唐代边塞诗的读者，往往因为诗中所涉及的地名古今杂举、空间悬隔而感到困惑。怀疑作者不谙地理，因而不求甚解者有之，曲为之解者亦有之。这首诗就有这种情形。前两句提到三个地名。雪山即河西走廊南面横亘延伸的祁连山脉。青海与玉关东西相距数千里，却同在一幅画面上出现，于是对这两句就有种种不同的解说。

　有的说，上句是向前极目，下句是回望故乡。这很奇怪。青海、雪山在前，玉关在后，则抒情主人公回望的故乡该是玉门关西的西域，那不是汉兵，倒成胡兵了。另一说，次句即“孤城玉门关遥望”之倒文，而遥望的对象则是“青海长云暗雪山”，这里存在两种误解：一是把“遥望”解为“遥看”，二是把对西北边陲地区的概括描写误解为抒情主人公望中所见，而前一种误解即因后一种误解而生。

　[编辑本段]从军行 其五

　王昌龄

　大漠风尘日色昏，

　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

　已报生擒吐谷浑。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可能对第五回“关云长温酒斩华雄”有深刻印象。这对塑造关羽英雄形象是很精彩的一节。但书中并没有正面描写单刀匹马的关羽与领兵五万的华雄如何正面交手，而是用了这样一段文字： （关羽）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这段文学，笔墨非常简炼，从当时的气氛和诸侯的反应中，写出了关羽的神威。论其客观艺术效果，比写挥刀大战数十回合，更加引人入胜。罗贯中的这段文字，当然有他匠心独运之处，但如果就避开正面铺叙，通过气氛渲染和侧面描写，去让人想象战争场面这一点来看，却不是他的首创，象王昌龄的这首《从军行》，应该说已早著先鞭，并且是以诗歌形式取得成功的。

　“大漠风尘日色昏”，由于我国西北部的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均呈自西向东或向东南走向，在河西走廊和青海东部形成一个大喇叭口，风力极大，狂风起时，飞沙走石。因此，“日色昏”接在“大漠风尘”后面，并不是指天色已晚，而是指风沙遮天蔽日。但这不光表现气候的暴烈，它作为一种背景出现，还自然对军事形势起着烘托、暗示的作用。在这种情势下，唐军采取什么行动呢？不是辕门紧闭，被动防守，而是主动出征。为了减少风的强大阻力，加快行军速度，战士们半卷着红旗，向前挺进。这两句于“大漠风尘”之中，渲染红旗指引的一支劲旅，好像不是自然界在逞威，而是这支军队卷尘挟风，如一柄利剑，直指敌营。这就把读者的心弦扣得紧紧的，让人感到一场恶战已迫在眉睫。这支横行大漠的健儿，将要演出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场面呢？在这种悬想之下，再读后两句：“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这可以说是一落一起。读者的悬想是紧跟着刚才那支军队展开的，可是在沙场上大显身手的机会却并没有轮到他们。就在中途，捷报传来，前锋部队已在夜战中大获全胜，连敌酋也被生擒。情节发展得既快又不免有点出人意料，但却完全合乎情理，因为前两句所写的那种大军出征时迅猛、凌厉的声势，已经充分暗示了唐军的士气和威力。这支强大剽悍的增援部队，既衬托出前锋的胜利并非偶然，又能见出唐军兵力绰绰有余，胜券在握。

　从描写看，诗人所选取的对象是未和敌军直接交手的后续部队，而对战果辉煌的“前军夜战”只从侧面带出。这是打破常套的构思。如果改成从正面对夜战进行铺叙，就不免会显得平板，并且在短小的绝句中无法完成。现在避开对战争过程的正面描写，从侧面进行烘托，就把绝句的短处变成了长处。它让读者从“大漠风尘日色昏”和“夜战洮河北”去想象前锋的仗打得多么艰苦，多么出色。从“已报生擒吐谷浑”去体味这次出征多么富有戏剧性。一场激战，不是写得声嘶力竭，而是出以轻快跳脱之笔，通过侧面的烘托、点染，让读者去体味、遐想。这一切，在短短的四句诗里表现出来，在构思和驱遣语言上的难度，应该说是超过“温酒斩华雄”那样一类小说故事的。

　[编辑本段]从军行 其六

　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

　明敕星驰封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

　[编辑本段]从军行 其七

　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北山南总是烽。

　人依远戍须看火，马踏深山不见踪。

　[编辑本段]从军行 其八

　李白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

　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

　这首诗以短短四句，刻画了一位无比英勇的将军形象。首句写将军过去的戎马生涯。伴随他出征的铁甲都已碎了，留下了累累的刀瘢箭痕，以见他征战时间之长和所经历的战斗之严酷。这句虽是从铁衣着笔，却等于从总的方面对诗中的主人公作了最简要的交待。有了这一句作垫，紧接着写他面临一场新的严酷考验──“城南已合数重围”。战争在塞外进行，城南是退路。但连城南也被敌人设下了重围，全军已陷入可能彻底覆没的绝境。写被围虽只此一句，但却如千钧一发，使人为之悬心吊胆。

　“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呼延，是匈奴四姓贵族之一，这里指敌军的一员悍将。我方这位身经百战的英雄，正是选中他作为目标，在突营闯阵的时候，首先将他射杀，使敌军陷于慌乱，乘机杀开重围，独领残兵，夺路而出。

　诗所要表现的是一位勇武过人的英雄，而所写的战争从全局上看，是一场败仗。但虽败却并不令人丧气，而是败中见出了豪气。“独领残兵千骑归”，“独”字几乎有千斤之力，压倒了敌方的千军万马，给人以顶天立地之感。诗没有对这位将军进行肖像描写，但通过紧张的战斗场景，把英雄的精神与气概表现得异常鲜明而突出，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将这场惊心动魄的突围战和首句“百战沙场碎铁衣”相对照，让人想到这不过是他“百战沙场”中的一仗。这样，就把刚才这一场突围战，以及英雄的整个战斗历程，渲染得格外威武壮烈，完全传奇化了。诗让人不觉得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批残兵败将，而让人感到这些血泊中拚杀出来的英雄凛然可敬。象这样在一首小诗里敢于去写严酷的斗争，甚至敢于去写败仗，而又从败仗中显出豪气，给人以鼓舞，如果不具备象盛唐诗人那种精神气概是写不出的。

　[编辑本段]出处：

　《从军行》选自《全唐诗》。

　[编辑本段]写作背景：

　唐高宗调露、永隆年间（679──681），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甘肃一带，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王昌龄的《从军行》组诗就是描写其间边塞战士的。诗词是采用乐府旧题写的边塞诗，共有七首。全诗写士子从戎，征战边庭的过程和心情，从而表达了国家有事，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

　[编辑本段]乐府简介：

　乐府始于秦，绝于汉。根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采集各地歌谣和整理、制订乐谱的机构，名叫“乐府”。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机构收集并制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到了唐代，这些诗歌的乐谱虽然早已失传，但这种形式却相沿下来，成为一种没有严格格律、近于五七言古体诗的诗歌体裁。

　唐代诗人作乐府诗，有沿用乐府旧题以写时事，以抒发自己情感的，如《塞上曲》《关山月》等，也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自制新题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如杜甫的《兵车行》《哀江头》等。

　乐府诗的体名

　乐府原来是古代掌管音乐的官署，掌管宴会、游行时所用的音乐，也负责民间诗歌合乐曲的采集。作为诗体名的“乐府”最早即指后者，后来也用以称魏晋到唐代可以配乐的诗歌和后人效仿的乐府古题的作品。

　[编辑本段]从军行 （杨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注释

　1从军行：为乐府《相和歌平调曲》旧题，多写军旅生活。

　2西京：长安。

　3牙璋：古代发兵所用之兵符，分为两块，相合处呈牙状，朝廷和主帅各执其半。

　4凤阙：皇宫。汉建章宫的圆阙上有金凤，故以凤阙指皇宫。

　5龙城：汉代匈奴聚会祭天之处，此处指匈奴汇聚处。

　6凋：暗淡，模糊。

　7百夫长：一百个士兵的头目，泛指下级军官。

　译文

　报警的烽火传到了长安，

　壮士的心怀哪能够平静。

　调兵的符令刚出了宫门，

　将军的骑士就直捣龙城。

　雪搅昏天军旗褪了彩色，

　风狂动地风声裹着鼓声。

　我羡慕百夫长冲锋陷阵，

　谁还耐守笔砚做个书生。

　赏析：

　杨炯是初唐四杰之一,擅长五律,其边塞诗写得雄浑刚健,有《盈川集》。唐汝询曰：“此盈川抱才不遇而发愤于从军也，不平之感者，正以朝廷尊宠武臣，使穷深入，虽未免风雪之苦，而有茅士之封，是百夫之长胜吾辈矣。”

　杨炯诗风：与王勃、卢照邻共同反对宫体诗风，主张“骨气”“刚健”的文风。他的诗也如“四杰”其他诗一样，在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以突破齐梁“宫体”诗风为特色，在诗歌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诗篇不多，所写《从军行》等几首边塞诗，均表现出了雄健风格。

　这首诗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仅仅四十个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境气氛，笔力极其雄劲。

　前两句写边报传来，激起了志士的爱国热情。诗人并不直接说明军情紧急，却说“烽火照西京”，通过“烽火”这一形象化的景物，把军情的紧急表现出来了。一个“照”字渲染了紧张气氛。“心中自不平”，是由烽火而引起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愿再把青春年华消磨在笔砚之间。一个“自”字，表现了书生那种由衷的爱国激情，写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首二句交待了整个事件展开的背景。第三句“牙璋辞凤阙”，描写军队辞京出师的情景。“牙璋”是皇帝调兵的符信，分凹凸两块，分别掌握在皇帝和主将手中。“凤阙”是皇宫的代称。这里，诗人用“牙璋”、“凤阙”两词，显得典雅、稳重，既说明出征将士怀有崇高的使命，又显示出师场面的隆重和庄严。第四句“铁骑绕龙城”，显然唐军已经神速地到达前线，并把敌方城堡包围得水泄不通。“铁骑”、“龙城”相对，渲染出龙争虎斗的战争气氛。一个“绕”字，又形象地写出了唐军包围敌人的军事态势。五六两句开始写战斗，诗人却没有从正面着笔，而是通过景物描写进行烘托。“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前句从人的视觉出发：大雪弥漫，遮天蔽日，使军旗上的彩画都显得黯然失色；后句从人的听觉出发：狂风呼啸，与雄壮的进军鼓声交织在一起。两句诗，有声有色，各臻其妙。诗人别具机抒，以象征军队的“旗”和“鼓”，表现出征将士冒雪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无畏精神和在战鼓声激励下奋勇杀敌的悲壮激烈场面。诗的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直接抒发从戎书生保边卫国的壮志豪情。艰苦激烈的战斗，更增添了他对这种不平凡的生活的热爱，宁愿做个下级军官驰骋沙场，为保卫边疆而战，也不愿作置身书斋的书生。

　这首短诗，写出书生投笔从戎，出塞参战的全过程。能把如此丰富的内容，浓缩在有限的篇幅里，可见诗人的艺术功力。首先诗人抓住整个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片断，作了形象概括的描写，至于书生是怎样投笔从戎的，他又是怎样告别父老妻室的，一路上行军的情况怎样，……诗人一概略去不写其次，诗采取了跳跃式的结构，从一个典型场景跳到另一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发展前进。如第三句刚写了辞京，第四句就已经包围了敌人，接着又展示了激烈战斗的场面。然而这种跳跃是十分自然的，每一个跨度之间又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同时，这种跳跃式的结构，使诗歌具有明快的节奏，如山崖上飞流惊湍，给人一种一气直下、一往无前的气势，有力地突现出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唐军将士气壮山河的精神面貌。

　初唐四杰很不满当时纤丽绮靡的诗风，他们曾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作过颇有成效的开拓和创新，杨炯此诗的风格就很雄浑刚健，慷慨激昂。尤其是这样一首描写金鼓杀伐之事的诗篇，却用具有严格规矩的律诗形式来写，很不简单。律诗一般只要求中间两联对仗，这首诗除第一联外，三联皆对。不仅句与句对，而且同一句中也对，如“牙璋”对“凤阙”，“铁骑”对“龙城”。整齐的对仗，使诗更有节奏和气势，这在诗风绮靡的初唐诗坛上是很难能可贵的。是唐诗的亮点

舞蹈吟唱为《诗经 郑风 子衿》 ：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注释：

子：男子的美称。

衿：衣领

悠悠：此指忧思深长不断。

宁：难道。

嗣音：传音讯。嗣，通“贻”，音yí，给，寄的意思。

挑达：音táo tà，独自来回走动。

城阙：城门楼。

我听了好几次，太好听了~

　汉代重要的音乐形式之一是相和歌，它最初的表演形式是清唱的“徒歌”，后来发展为一人唱、三人和的“但歌”，最终形成了以乐器与歌唱相和的形式。相和歌，是汉代时期在“街陌谣讴”基础上继承先秦秦声、赵声、齐声、郑声、楚声等传统声调而形成。

　 最初表演形式是徒歌的汉代重要的音乐形式

　相和歌也是极具汉族代表性的传统舞蹈之一，主要在官宦巨贾宴饮、娱乐等场合演奏，也用于宫廷的元旦朝会与宴饮、祀神乃至传统民俗活动等场合。“相和歌”之名最早记载见于《晋书‧乐志》：“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其特点是歌者自击节鼓与伴奏的管弦乐器相应和，并由此而得名。

　初期的相和歌几乎全是来自民间的街陌谣讴，最简单的是徒歌。这种形式犹如今日的清唱，它的特点是不用乐器伴奏，这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演唱形式。先秦时期已涌现了一些著名的徒歌歌手如秦青、韩娥等，他们的歌声声震林木、动人心魄，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相和歌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与舞蹈相结合，成为一种有器乐、歌唱与舞蹈相配合的大型演出形式，被称为“大曲”或“相和大曲”，它是最能反映当时艺术的水平。后来它又脱离歌舞，成为纯器乐合奏曲，称作“但曲”“大曲”，是相和歌的高级形式，其结构比较复杂，典型的曲式结构是由艳—曲—乱或趋三部分组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265—58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交流的时期,也是各民族乐舞文化大交流的时期。这种交流融汇,为后世少数民族与汉族,南方与北方的音乐、舞蹈的大融合起了决定作用。

　　“清商乐”是这个时期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一种音乐。它是晋室南迁之后,旧的相和歌与南方的民歌“吴声”、“西曲”相结合的产物,风格较相和大曲纤柔绮丽,增加了清新自然之美,而更易于抒发人的感情,因此清商乐的不少作品是以爱情为题材的。

　　这个时期的民间舞蹈名为“杂舞”,既有前代遗留的,又有新创的,如以手、袖为内容的《白纻舞》、《拂舞》、《杯盘舞》等,与江南《吴声》、荆楚《西曲》的歌舞合称则是《清商乐》。这可视为汉族的乐舞,相对应的则是少数民族的“胡乐”、“胡舞”。大量的少数民族乐舞和部分外国乐舞传入中国北方,如《天竺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康国乐》、《高昌乐》等。这种交流融汇又产生了新型的汉族乐舞《西凉乐》。这是糅合了中原乐舞与西域乐舞的具有西凉风味的一种新乐舞。这个时期乐舞品种繁多,而且再不以华夏夷狄为正邪。其实早在汉魏时代,士大夫就以胡舞、胡乐为时髦。曹植就是一位胡舞爱好者,他在与邯郸淳会面时,“就沐浴,敷粉,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见《魏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社会生活动荡不安,但也打破了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一统的局面,佛、道思想的影响,文人学士中个性的抒发,使音乐和舞蹈这两种最易于表现人们感情的艺术得到了独特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以来,琴曲艺术大大发展,“竹林七贤”中的人物,不少是艺术修养极高的乐舞家。嵇康(223—263年)就是典型的一个,他曾作《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后人合称“嵇氏四乐”。他还有两篇音乐美学论著《琴赋》和《声无哀乐论》。他认为音乐是客观存在,感情是主观宣泄,因此“声”无“哀乐”之谓。这是中国音乐史上“自律论”美学最早的表述。他因不肯与司马氏统治集团苟合,而惨遭杀害,临刑之时,仍以《广陵散》一曲表达自己的情志:“顾视日影,索琴弹之”,并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

　　与嵇康齐名的阮籍以消极遁世的办法,逃避统治者的迫害。他“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名的琴曲《酒狂》就是他的感怀之作。全曲以三拍节奏,大跳音程,轻重颠倒的韵律,淋漓尽致地刻划了醉酒者的疏狂情怀。他也有一篇音乐著作《乐论》。“竹林七贤”中的阮咸,以善弹琵琶著称,初唐有人在晋人墓葬中发现的乐器,与晋代绘画《竹林七贤图》中阮咸演奏的乐器形状完全一样,就称之为“阮咸”。就是今天的弹拨乐器“阮”。

　　南北朝的戴逵、戴颙父子都以琴名世。琴对他们来说已不单纯是娱乐活动,而是寄托情志的载体,不论是对现实不满或企求超脱;不论是寄情山水或饮酒狂舞酣歌;不论是求仙成道或尽情享乐,都离不开一个中心:即对个性或人的价值的肯定。人性的觉醒,带来了艺术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学士,耍戟舞剑,盘马弯弓、醉酒当歌、抚琴长啸、怡然起舞,已不再如汉代那样以舞相属,作为一般交谊娱乐,而常以自己擅长的舞蹈表现自己的情怀和对生命、艺术的追求。这是舞蹈艺术理性的自觉,也是感性的升华。脱俗求雅,以舞抒情言志,确实超越前尘。在舞容的表现、舞词的抒写中,常常抒发生命之叹。如晋人《白纻舞歌诗》:“百年之命忽若倾,早知迅速秉烛行。东造扶桑游紫庭,西至昆仑戏曾城。”《拂舞歌》云:“繁舞寄声无不泰,徘徊桑梓游天外”;鲍照在《白纻舞歌》中亦吟道:“琴高乘云飞上天”。以乐舞寄托情志,超然物外是那个时代的特色。

　　《晋书•谢尚传》载:“(尚)善音乐,传综众艺……能为《鸜鹆舞》。”司徒王导曾请他当众起舞、谢尚“著衣帻而舞……俯仰在中,旁若无人。”《 鹆舞赋》云:

　　“谢尚以小节不拘,曲艺可俯,愿狎鸳鸯之侣,因为鸜鹆之舞……公乃正色洋洋,若欲飞翔,避席俯伛,抠衣颉颃。宛修襟而乍疑䳄伏,赴繁节而忽若鹰扬。由是见多能之妙,出万舞之傍,若乃三叹未终,五音铿作,领若燕而蹙顿,德如毛而矍铄。”那舞姿的自得而动人,使众客振衣而跂望,满堂击节而称乐,且喤喤之奏未终,而泄泄之容自若。……自动容于知已,非受侮以求伸。”

　　谢尚所舞《鸜鹆》,以象形取意的手法,以飞鸟的自由翱翔,抒发他追求自由和放达不羁的意念,是一种赋自然以人格化,予人格以自然化的舞蹈。正由此,舞终才使人感到“况及意绰步蹲,然后知鸿鹄之志,不与俗态而同尘。”

　　谢尚舞代表南朝士人的情志。北朝乐舞与南朝乐舞既有关联,又有差别,其独特的民族风格丰富了中华乐舞文化。以游牧尚武立国的北魏,既有崇尚胡舞胡乐的世风,如勇武的男子舞《力士舞》,亦有热情如火的女子舞《火凤舞》。北魏高阳王元雍,有家妓五百,其中有个名艳姿的美姬,擅舞《火凤舞》(或作《么凤舞》)。这也是一种象形取意的乐舞,至唐代仍在流传。元稹《法曲》诗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意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转罢长萧索。”

　　“胡舞”与婉柔媚的中原舞蹈虽有较大差异,但这种开朗自由的风韵与魏晋以来文人追求放达不羁、超然自得的世风却颇为一致。这种交融促进了乐舞艺术的发展。

　　以舞乐寄情抒志,描写乐舞的诗赋,同时写人生的感慨:“人生世间如电过,乐时每少苦日多”,正由于此才及时纵舞欢歌;这些诗赋细微地描写舞容中眉目传情,追求“妙”的意境,是此时期乐舞艺术自觉的表现。简文帝《舞赋》有“优游容豫,顾盼徘徊”的描写;晋《白纻舞歌诗》则曰:“转眄遗晴艳春光,将流将引双雁行”。“妙”的追求,自然的个性的追求,为隋唐乐舞文化的升华奠定了基础。

　　1．隋唐音乐舞蹈文化与日本、朝鲜的交流

　　隋唐时，国富强，文化盛，名远扬；

　　东亚国，多向往，留学生，来隋唐。

　　学乐舞，学乐器，辑文献，复归去；

　　乐与舞，众乐器，传东邻，留史迹。

　　隋唐是我国由魏晋南北朝社会动乱、战争频繁走上社会安定的时代。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鼎盛时代，享有“大唐”之名，成为当时的世界强国之一。唐代的音乐舞蹈文化高度繁荣，跃居世界前列。其所以高度发展原因有三：（1）自东汉以来连续300多年的战争，人民渴望和平安宁，隋末炀帝昏庸导致灭亡，给唐朝统治者提供了治国借鉴，对人民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缓和阶级矛盾，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及创造力，使社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唐代音乐舞蹈文化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2）统治者思想开明解放，政治上有充分的自信心，奉行“中国即安，四夷自服”的政策。对外国的音乐舞蹈文化博取众长，对本国各民族的音乐舞蹈文化兼收并蓄。加上唐代皇帝如玄宗等酷爱音乐，使唐代音乐舞蹈文化的发展有了各种有利的政策。（3）三国、两晋、南北朝各民族间的大融合为唐代音乐舞蹈文化走向繁荣吹响了前奏。

　　隋唐音乐以其多彩多姿和较高的艺术水平远播海外，受其影响最多的亚洲邻国是日本和朝鲜。公元600-894年间．日本派往中国的“遣隋使”与“遣唐使”共有二十二次，仅732年的一次就有594人之多。来华日人中有一部分音声长和音声生，他们学习唐代的音乐，然后带回日本。确知的就有相传为武则天撰写的《乐书要录》等音乐文献，唐大曲《破阵乐》《上元乐》等乐舞，以及方响、律管、琵琶、古琴等乐器。835年，日本音乐家藤原贞敏随日本遣唐使团到中国，曾与扬州著名音乐家廉十郎学习琵琶。由于师徒间感情深厚，839年藤原贞敏回国时，廉十郎赠给他两面琵琶和叶卷琵琶谱。藤原贞敏回国后在宫廷担任了乐官。日本留学生归国后，很多跻位列卿，参与国政，对日本中世纪的文化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唐代音乐家也有去日本的，如皇甫东朝等。中国音乐对日本音乐产生极大影响，晚唐之时日本雅乐发展至全盛时期，引进雅乐曲目达一百六十首，“唐和天竺音乐一百三十首”。雅乐所用乐器大部分也与唐代乐器相同。直至今日，日本的一些寺庙还保存有唐代传去的乐舞《兰陵王》等。日本人民对唐时传入的乐书、乐器、乐曲都十分珍视。

　　唐初，朝鲜已派留学生来唐，以后络绎不绝。公元840年自唐回国的留学生一次就达105人，其中不少是学音乐的。十二世纪朝鲜音乐分《唐乐》和《乡乐》。《唐乐》所用乐器均

　　同中国，《乡乐》的许多乐器也与中国乐器有联系。而朝鲜音乐于公元六世纪至七世纪也传入隋唐。当时的隋七部乐、九部乐，唐九部乐、十部乐中，就有高而乐。朝鲜音乐在隋唐繁盛一时为隋唐音乐的丰富与繁荣起了推动作用。同时唐代音乐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等国也都有交流。都城长安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人、商人、使节等。长安不仅是当时的国际性大都市，也是世界音乐文化交流的中心。

　　2．唐 曲 子

　　唐曲子，人喜欢，歌曲多，曲调繁；

　　表演时，唱为先，少戏弄，歌舞健。

　　词结构，五七言，长短句，亦常见；

　　有只曲，有小段，有套曲，和声填。

　　内容广，风格异，反剥削，唱起义；

　　咏战士，抗兵役，男女情，更细腻。

　　隋唐两代的劳动人民创造了大量的民间歌曲。他们通过自发的交流与选择，从庞杂丰富的民歌中，摘取出优秀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稍作加工、填入歌词、改进演唱形式，加以推荐、广泛运用。这种被选择、加工、推荐的民间歌曲，已不同于一般民歌，而是一种艺术歌曲，唐代称为《曲子》。唐代《曲子》由农村进入城市，为城市各阶层人士所接受和喜欢，而成为市民音乐文化中的重要构成因素。唐代的《曲子》，从敦煌展示的资料来看，数量很多，词曲内容很丰富，歌词有五百九十首，涉及曲调约八十曲。这些《曲子》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很宽广，许多歌词也都健康向上。《曲子》的创作者来自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其中有一般劳动者、乐工、歌使、文人、僧人和统治者中的官员。《曲子》用于演唱，与民歌并无两样，但是说唱音乐、歌舞音乐，甚至少数扮演戏弄的小戏也用《曲子》，这与《相和歌》、《清商乐》有类似之处。《曲子》在应用过程中，体裁本身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曲子》的曲式结构比民歌复杂，分单遍、双遍的只曲；同曲多段歌词连续唱，前面加上引子，或加帮腔等各种形式的小段；也有合用几个不同的只曲联成一首大型套曲，前面加上引子，后跟帮腔称和声的表演形式。歌词结构有五言、六言、七言，也有参差不齐的长短句。《曲子》的内容丰富又现实，它们中间有反映统治阶级残暴剥削的《鲁城民谣》、《工匠莫学巧》；有反映忍受不了剥削压迫奋起起义的《大业长白山谣》；有歌颂英勇战士的敦煌《曲子·剑器词》；有描写妇女坚贞不渝爱情的敦煌《曲子·菩萨蛮》和揭露租税与兵役残暴的《男女有亦好》、《曲子捣练子》等。进城后的《曲子》以抒写妓女怨愤的作品居多，而且变得复杂，出现了一些糟粕。但就主流而言，隋唐《曲子》无论在艺术性、思想性上都远远超过民歌，这是民族音乐创作上的一大进步。《曲子》的艺术成就对其后宋元明清几代市民音乐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3．唐文人的曲子创作

　　文学家，写歌词，于唐代，大有之；

　　三王家，三李氏，刘禹锡，并高适。

　　白居易，与无稹，写歌词，亦频频；

　　阳关曲，别情深，三叠奏，动人心。

　　原始时代的音乐、舞蹈、诗歌是以三位一体的形式出现的。以后歌、舞、诗逐渐分工，诗歌独立，许多不专为歌唱写作的诗歌渐渐出现。但即使诗乐有了明显的分工，在一定程度上，诗人和音乐家的合作，却依然继续着。历史上有许多诗人写诗入乐，为歌唱写诗配词的文学家也大有人在。汉魏六朝乐府里有这样的人，唐代这样的人仍然很多，他们的诗既能吟又能唱，而且与音乐配合讲究。具体表现在：音韵四声极为考究，平仄用处采用对比的原则，注重语言节奏，使诗句音节错落有致，使音乐节奏清新流美，旋律起伏宕荡，歌词字音与曲调结合得较为圆满，一经演唱，就可使人听得清楚，字字珠玑。代表诗人有王之涣、王昌龄、王维、李白、李贺、李益、元稹、白居易等，他们的诗句在唐时曾被广泛地配乐演唱。一方面音乐家向他们求索歌词，另一方面诗人们也以自己的诗词能人乐演唱、在民间流传而感到兴奋、自豪。对此唐代薛用弱在《集异记》中有段很有趣的故事，他说唐开元时，诗人王之涣、王昌龄和高适三人一同去一家酒楼小饮，恰逢十来位乐工、歌妓也在此同饮，三人约定，在今天的歌妓演唱中，谁的诗被唱得最多，谁的诗就算写得最好。不一会，乐妓中的三位唱了王昌龄的两首诗之后，又唱了高适的一首诗，王之涣的诗尚未见唱，此时，王之涣便与王昌龄、高适打赌，他说他的诗若不被最优秀的名妓演唱，他就退出比赛；反之，王昌龄、高适应拜他为师。之后，一位名妓果然唱了王之涣的诗。王之涣非常高兴，向两位朋友夸自己预料准确。三位诗人的朗朗说笑，引起乐工、歌妓的注意，当他们得知三位说笑者就是她们唱曲中的词作者时，非常激动，邀请他们三位过去与她们同饮。诗人们接受了邀请，饮酒联欢，足足一天。

　　《阳关三叠》是唐代的一首著名歌曲，歌词是王维作的七言律诗《送元二之安西诗》。因诗中有“阳关”与“渭城”这两个地名，所以，该曲又称为《阳关曲》或《渭城曲》。这首典范之作于唐代广泛传唱，家喻户晓。诗词的内容是诗人自己抒发与一位将去塞外充军朋友的惜别之情。这一离情别绪的抒发，在唐代及唐以后的各朝代中均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到后来竟脱离了它所描写的特定人物与特定的环境，成了一般人之间抒发别离情绪的一种共同心声，其中的诗句也成为描写别离情景与环境的代名词，人们每逢离别，就拿《阳关三叠》歌曲或诗句抒发感情。《阳关三叠》传至后代，其曲谱和唱法有好几种，仅宋时就有三种，这说明《阳关三叠》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均有流传，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得到了音乐家、歌唱家的加工整理，使之与唐时原作有了出入。但乐曲的主旨及其核心旋律基本没变。现在的《阳关三叠》很少作为歌曲演唱，多是作器乐曲演奏，其中以筝曲、琴曲、二

　　4．隋唐说唱变文

　　隋唐时，存说唱，留记载，变文上；

　　变文歌，人民创，经风雨，历沧桑。

　　唐朝时，变文多，论表演，唱且说；

　　文淑僧，聚众伙，效其声，以为歌。

　　我国的说唱艺术历史悠久。以讲故事为线索，说中带唱，唱说结合，有的还带有乐器伴奏烘托气氛。说唱的本子，文学上有用散文的，有用四、六文体的，也有用语体文的，因时代的不同，各类说唱本子都有。中国的民间叙事故事，在汉魏至南北朝时已相当发展，像《木兰诗》、《孔雀东南飞》等，就为以后说唱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打下基础。隋唐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文化娱乐生活相应有所提高，城市及乡村的说唱艺术日益流行。讲故事、说笑话在唐诗中被频繁提及，“或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唐李商隐《骄儿诗》），“说《一技笑》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唐元稹《元氏长庆集》），类似之句，在唐诗中很多。但留至今天的本子却一样也没有，这可能是隋唐上层对民间说唱不予重视，缺少收集整理的缘故。唯一可以使我们欣慰的是，作为隋唐说唱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说唱本子《变文》，被保留了下来。《变文》是佛教徒对讲说佛教故事的说唱艺术的一种专称。《变文》内容离不开宣传佛经、讲说佛经故事、宣扬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佛学思想。当时的说讲《变文》以文淑僧聚众俗讲最为著名，说讲中已夹杂有唱的形式。在文淑僧说讲之后，跟随就有教坊依照说讲声调，编成歌曲进行演唱，显然说与唱已开始并用。同时一些在民间流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传说之作，如孟姜女、王昭君等也都被纳入说唱《变文》之中。这些故事历史悠久，可能在《变文》出现以前，就以某种形式在民间传说。《变文》作为一种说唱艺术在唐盛行，以后一些与佛教无关的民间说唱，也都冠以《变文》二字，《变文》一时成为唐说唱艺术的代名词。表面看，唐的说唱全然来自佛教，其实远弗如此。我国的说唱艺术从其雏形《成相篇》，到汉代说唱俑人的神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人民的创造才是说唱艺术的真正来源。《变文》从一个侧面又一次说明了我国劳动人民对音乐文化的贡献。

　　5．唐 大 曲

　　唐大曲，显辉煌，统治者，兴趣昂；

　　法曲美，韵律扬，谱新律，写新章。

　　曲结构，分三段，每段中，蕴内涵；

　　第一段，器乐篇，独轮合，形式全。

　　第二段，声乐篇，增舞蹈，锦花添；

　　第三段，舞蹈篇，节奏快，伴管弦。

　　隋时歌舞大曲用乐由七部发展到九部，唐代歌舞大曲用乐由九部发展到十部，它们是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扶南乐、高丽乐。汉族音乐、少数民族音乐、外国音乐相互交融，珠连璧合，将隋唐的歌舞大曲装点得异常灿烂辉煌。唐代玄宗时，燕乐根据表演方式的不同，分“立部伎”八部和“坐部伎”六部，“立部伎”与“坐部伎”的用乐及舞蹈人数均不相同，曲目很多都是唐初及玄宗时期的新作。属于前者的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八首；属于后者的有《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小破阵乐》六首。为适应朝野享乐的需要，唐玄宗于国内设置“千秋节”等节日，届时从中央到地方文武百官放假三日，欢宴歌舞。

　　自汉以来，道教与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日益受到统治阶级重视。唐统治者吸取隋灭亡的教训，打破儒学一统天下的格局，实行儒、道、佛三教并用，更以道、佛两教为重要。同时唐皇室自认为是老子嫡族，想凭借神权来提高皇权的地位，尊崇道教，提倡佛学，优礼道人、僧人。因此，唐代歌舞大曲发展到后来，以描写神仙虚无缥缈的大曲中的《法曲》著称。大曲是融歌、舞、器乐为一体，在一个整体中间连续表演的一种大型歌舞艺术形式，大曲中的《法曲》是以道、佛两境界为背景进行表演，所用乐器和曲调，比普通大曲幽雅，比较接近汉族的《清乐》系统。《法曲》的出现为唐代音乐舞蹈艺术增添了新的内容。

　　唐代的歌舞大曲的艺术性以清乐大曲的艺术性为最高。清乐大曲是从汉《相和大曲》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清商大曲》衍变而来的汉族大型歌舞音乐。唐大乐署规定：乐工学会“燕乐”或高昌、龟兹、疏勒、安国、高丽等大曲，时间只用三十天，而学会清商大曲则要六十天。无论何种大曲，其曲式结构都基本沿袭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大曲结构形式--三部曲式。唐大曲的三部曲是：第一部分称“散序”，是节奏自由的器乐独奏、合奏、轮奏；第二部分称“歌”或称“中序”，一般以抒情的慢板歌唱为主，舞蹈与否视情况而定；第三部分是“破”或称“舞遍”，突出快速的舞曲，并配有舞蹈，有的带歌唱，有的不带歌唱。这三部分中的每一部分都由若干“叠”（乐段）组成。这些“叠”在每一部分当中又有不同的名称和作用。在“散序”中称“（革及）”（过渡句），在“歌”段中称“歌头”（慢板）、“拘”（过渡句）、“正（扌颠）”（过渡句），在“破”中称“入破”（散板）、“虚催”（中板）、“衮遍”（较快的乐段）、“实催”（向更快节奏过渡）、“歇拍”（慢板）、““煞衮”（结束段）。唐大曲的音乐内部结构，调性、节奏、速度、情绪变化比之《相和大曲》、《清商大曲》更加复杂，除主要使用同宫音调贯穿始终外，“犯调”（转调）手法已经使用。隋初音乐家万宝常提出八十调理论，即十二个半音轮作调首，构成十二均，每均上又构成七种调式。但这只是理论的东西，唐大曲中真正用调不过二十八个，称“燕乐二十八调”或“俗乐二十八调”，即在七种调高上建立四种调式，或在四种调高上建立七种调式。比之《相和大曲》中使用的“相和三调”，《清商大曲》中的“清商三调”，唐大曲要进步、丰富、完善的多。唐大曲中使用转调的乐舞有在武则天年末由宫调的《剑器》转接角调的《浑脱》歌舞大曲。

　　6．唐《霓裳羽衣舞》

　　霓裳舞，似仙影，着虹裳，累钿缨；

　　飘飘然，如雪轻，斜曳裙，云欲生。

　　散序奏，呈宁静，阳台云，浮不动；

　　中序起，舞如风，秋竹裂，春断冰。

　　入曲破，诸乐鸣，十二段，现激情；

　　霓裳舞，高水平，忆舞史，存盛名。

　　《霓裳羽衣舞》是唐代大曲中法曲的精品，也是唐歌舞大曲的集大成之作，在整个盛唐时期的音乐舞蹈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关于它的来历，说法有三：一是说玄宗李隆基登三乡驿，望见女儿山（传说中的仙山），触发灵感而作。另根据《唐会要》说：天宝十三年，唐玄宗以太常刻石方式，更改了一些由西域传入的乐曲，使之有了新的名称和形式，其中就包括将西域《婆罗门曲》改为《霓裳羽衣舞》曲，认为《霓裳羽衣舞》曲是由西域传来，而非玄宗创作。第三种是折衷的说法，认为《霓裳羽衣舞》曲前半部分是玄宗望见女儿山后，悠然神往、想入非非，回宫后将幻想写成音乐；后半部便是玄宗吸收了河西节度使杨敬述进献的印度《婆罗门曲》的内容，续写而成。三种说法唐史、唐诗均有记载。至于哪种说法正确，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前人留下的文字中窥到了唐代音乐舞蹈文化的繁荣与精湛的表演技艺，说明唐代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吸收、借鉴、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霓裳羽衣舞》在唐宫廷中倍受青睐。舞曲由玄宗自编、教梨园子弟演奏。唐《霓裳羽衣舞》音乐共36段，由宫女歌唱，凡用女演员30人，每次10人，奏乐水平高妙，加上舞女们的飘柔舞态，步步生姿，整个歌舞华丽无比、盛况空前。有关《霓裳羽衣舞》的表演境况及细节，白居易、元稹在他们的诗中都曾有细致的描写与诠释：舞台背景及舞者是一派仙人于仙境的景象，彩虹般颜色的衣服像晚霞一样披在舞女们的身上，舞女们轻步慢回，头上戴着“步摇冠”，花冠上满嵌着金花的首饰和五颜六色的珊瑚装饰品，舞姿妙曼，回旋如雪，斜曳裙时如云之初生。散序奏了六遍，舞女们舞袖低昂，似仙人的从容静态，云袖也似懒倦一样飘浮不动。进入中序，旋律刚一奏响，舞女的动作陡然加快，整个气氛像秋天里竹子炸裂，春天里冰块折断一样震人心魄。中序以后引入曲破，器乐伴奏，舞蹈为主，快板十二段，急管、繁弦、摧拍颇紧，有如跳珠撼玉一般，此时舞蹈达到高潮。《霓裳羽衣舞》是我国音乐舞蹈历史上的光彩夺目的一颗明珠。

　　7．唐《胡旋舞》

　　康居国，舞胡旋，随唐时，献中原；

　　舞姿美，重旋转，手应鼓，心应弦。

　　披轻纱，戴头簪，如风起，不知倦；

　　玄宗喜，看不厌，臣与妾，均表演。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乐舞东进，至隋唐尤甚。《册府元龟》载：康国、俱密于开元十五年及开元七年向唐王朝献胡旋女。而白居易诗：“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妍争能尔不如。”说明在开元年间西域献胡旋女之前已有中原舞人跳《胡旋舞》，其技艺之高已超过了西域的胡旋女。隋唐汲取、借鉴不同乐舞，服务于自己的文化生活，并提倡汉人跳胡舞、奏胡乐，使典型的西域乐舞与中原各族固有音乐舞蹈结合，缔造出隋唐时期色彩纷呈、风格多异的东方乐舞艺术。隋开皇九年至隋大业中，少数民族乐舞加上汉清乐及礼毕，共九部乐。唐时继承了隋九部乐，将高昌乐列入其中，称唐十部乐。在这些乐舞中，以龟兹乐舞为首。玄戕的《大唐西域记》说：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龟兹乐舞吸收了北印与波斯两地的技艺，并有高度的发展，因此在隋唐的宫廷及民间，盛极一时。著名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均属此一系之乐舞。《胡旋舞》出自康国，唐开元天宝年间，跳《胡旋舞》的各民族，屡献《胡旋》女子、《胡旋舞》入大唐。唐杜佑《通典》曾说：“康国舞二人，绯袄、锦袖、绿绫浑裆裤、赤皮靴、白跨，双舞急转如风，俗云《胡旋》。”音乐伴奏据记载有“笛鼓二，正鼓一，小鼓一，和鼓一，铜鼓二”。根据白居易的“心应弦”诗句，伴奏中很可能有胡琵琶之类的弦乐器。关于《胡旋舞》表演情况，诗人白居易、元稹各写有一首乐府诗进行过细致的描写。白诗说：胡旋女子应着弦和鼓的音节，举起了双袖，用快速的脚步旋舞起来，像白雪一样回旋，像飘蓬一样圆转，它左右旋转、不知疲倦，干匝万周似乎永不停歇。元诗也有类似的描写，说《胡旋舞》速度快，像羊角风的旋转一样，像耍盘子的旋转一样，她转得那样快，连奔跑的车轮，飞卷的旋风也显得迟缓，座客连舞人的背和面都辨不清了。舞者身穿柔软贴身的舞衣，腰间束着佩带，披着轻飘的纱巾，配戴着闪亮的饰品。舞动起来显得格外美丽动人。唐玄宗甚爱这种舞蹈，他所宠爱的杨贵妃、安禄山都精于此种舞艺。因而宫廷上下、平民百姓，人人好胡旋，成为一时的风尚。

　　8．唐《胡腾舞》

　　胡腾舞，中亚兴，传唐朝，展新风；

　　胡腾儿，鼻锥形，肤如玉，胡人种。

　　桐布衫，前后卷，葡萄带，垂一边；

　　扬起眉，目变换，跃升腾，踏花毡。

　　流红汗，珠帽偏，时急跃，时旋转；

　　左右倾，醉一般，手叉腰，月弯弯。

　　胡腾舞，多旋转，新疆舞，常有见；

　　研舞蹈，可借鉴，耳目新，在中原。

　　《胡腾舞》原是中亚塔什干的民间舞蹈。演员表演此舞时，身体跳跃，或上腾，或蹲身，急如飞鸟，具有舞步健壮的特点，故称《胡腾舞》。舞人的面貌、舞服、舞姿，唐诗中都有详细记述，说胡腾儿来自凉州，肌颊净白如玉，鼻尖如锥，腰间系着葡萄长带，穿着前后卷起的桐市轻衫，偏戴着镶珠的帽子，脚穿柔美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