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中对爱情的评论和解释?

1、爱情和文学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旋律，爱情则是文学不变的主题。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迁，爱情和文学，都会保持着一种不变的联系穿梭于时空之间。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永远是最动人的乐章，女人是爱情中最让人思绪飘逸的芳香，男人是爱情中酿造醇香的酒坛，男人与女人的故事不知道产生了多少千古绝唱和秀美鸿篇。千百年来这沁人心脾的美酒一直同文学纠缠在一起。

爱情和文学是要用心去经营的。没有用心的爱情就象风雨中飘摇的茅舍，经不住洗礼，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大难临头各自飞”；文学也需要经营，它需要不断的斟酌、推敲；需要“采天地之灵气，集日月之精华”的提炼和浓缩；需要对生活特有的感悟和敏锐的意识。有关爱情的文学作品必然要经过一番内心的良苦思量，而文学中的爱情一定是用心经营后的修来正果。有这样一个故事：普赛克是一位伟大国王膝下三女儿中的小妹妹．她外表和心灵美丽无双，人们不远千里长途跋涉地来敬仰她的美丽．这一切使得美神维纳斯心生妒忌，因为世人忽视了她的美丽甚至忘记了她的存在．于是维纳斯心生一计，她让儿子爱神丘比特设法把普赛克嫁给世界上最丑恶凶残的野兽．丘比特的爱情之箭可以让任何人跟他为他们选择的对象堕入情网，计策本来是万无一失的．但维纳斯忽视了一个细节，一个爱情故事中最致命的细节．当丘比特见到普赛克时，他自己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她．他不仅没有把普赛克嫁给毒蛇，反而把她秘密带到了自己居住的辉煌宫殿，并娶了她为妻，只是不允许她看见自己的容貌。但是此举遭到了维纳斯的阻拦和破坏。因此维纳斯交给普赛克一件又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从凶狠的绵羊身上剪取金色的羊毛，从死亡之河中汲取黑水．每一次维纳斯都自信普赛克根本无法完成，但普赛克每次都得到意想不到的帮助，完成了任务．经过重重的磨难，丘比特和普赛克终于正式成婚．甚至维纳斯也很高兴．一来他儿子有了一个般配的妻子，更重要的是普赛克居住在天堂而不再生活于人间，世界上的人们便不会再为普赛克的美丽所吸引，而会继续崇拜美神维纳斯。

这个神话故事就是文学与爱情的相互融合：把用心的爱情用心的融入文学作品中，使文学充满着爱的温馨，呈现着美的情感，将爱情通过符号化的过程跃然纸上，让文学中的爱情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爱情的萌芽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又是以一定的感觉为前提的。什么是爱情的前提感觉呢？那有可能是一见钟情，就像宝黛的木石之恋，虽然二人没有婚姻之缘。“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好生奇怪，倒象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第一次相见的感觉就是他们钟情的见证。现实中因为一见钟情而发展到二见倾情，到最后的互献真情，也是彼彼皆是。爱情是每个人都怀揣着的一种感觉，但是你一直都感受不到。直到某一天，你遇见一个人，那人就好像一直在地球上的这个角落等着你， 在你生命的这一刻终于等到你，好像是你的传说一样。然后，你会突然从他的身上，发现这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一种美丽得无法抗拒的感觉。那还可能是一种牵肠挂肚，一种相知相惜，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痛。再说文学作品，它的产生也是受一定的感觉所支配的。这种感觉是作家心灵的蓦然领悟。那是独特的艺术发现，是作家独特的眼光和非凡观察力的凝合。可能是作家不经意的“浏览”，而这个事物的外在机缘又恰好和作家个人的情感体验相契合，这时就产生了对艺术和情感的独特发现。在艺术发现的影响下，产生了创作动机，于是在作家心理失衡的情况下，在外在事物的触动下，形成易感点，这应该就是作家创作之初的感觉。

可见，爱情和文学都是需要感觉的。没有这个特殊的感觉，就不会产生刻骨铭心的爱情，也不会产生许多因为爱情的融入而诞生的优秀文学作品。爱情和文学的感觉，在本质上就是相通的：爱情是文学的核心，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文学是爱情的心灵驿站，是爱情的艺术呈现。多少文人骚客追求爱情的幸福、体验爱情的滋味、书写爱情的心灵，爱情枯竭的灵魂意味着文学的终结，多少人无法走出爱情的围城，却不小心走进了文学的天堂。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多少人相信万事万物的联系还有无功力性的存在？又是在爱情和文学中，我们可以找到人类最纯洁、真挚的情感。关于爱情的无功利性，虽然不能否认鲁迅的“爱必有所附丽”，但当爱情同整个社会状态进行比较的时候，它还是纯洁的。也许你已经不再相信世间还有真情在，可是我们的身边还是会时不时的充沛着爱情的感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千古绝唱，当爱情降临时，即使会面对生与死的抉择，有人还是会义无反顾的选择后者。如果说为了所爱的人可以把最宝贵的生命都放弃，那还有什么事情会作为功利因素阻挡在真正相爱的人们之间呢？爱情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在文学作品中，它一直是人们追求的一个永恒的主题。那些真正能震撼古今、流芳千古的爱情故事也是无功利爱情的真正体现。不论文学作品，还是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演绎着的多少爱情故事大都以悲剧告终，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也许只有悲剧才有震撼人心的伟大魔力，才能推动人们一步步地走向真正爱情的门槛：梁山伯与祝英台，焦仲卿与刘兰芝，都为我们展示了《汉乐府》中那“山无陵，江水为竭，东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款款深情，也正是这涤荡了功利的真情，为后人上了一堂堂爱情教育课。而文学也深深的打下了无功利的烙印，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是指作家或读者的创作或欣赏活动不指向直接的实际利益满足的特性。文学的这种无功利性集中体现在作家的创作活动和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要舍弃直接的功利考虑而以淡泊之心对待，同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需要保持无功利目的才能进入文学的审美世界。正因为作家和读者的这种平和心态，让文学变成了一方净土。在古代，作家的创作强调艺术的独一无二，也没有同读者直接构成利益关系，虽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文学的生产和消费变得日益复杂，但是文学的无功利行还是会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可的。

“爱情原如树叶一样，在人忽视里绿了，在忍耐里露出蓓蕾”，爱情和文学一样，唯有始终如一、坚持到底的精神和毅力才能酿造出芳香的美酒；“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爱情和文学一样，都是凭着一种最独特的感觉开始它的美丽旅行；并不是要达到了怎样的目的，爱才成为爱，文学才成为文学。从落后的过去到繁华的今天，爱情和文学怀着不变的情怀，携着手，穿过时空的隧道，向我们证明着唯有在它们的世界里才能证明出的美丽。

情感基于人的需要、观念等思想意识方面而对事物的主观态度好评价

文学在创造艺术真实时运用“内在尺度”实际已经把情感融入其中，因此，艺术形象是理智与情感的统一，情感评价是文学创造的本质属性，在向人们展现真理的同时，也向人们呈示着意义，尚善是审美价值追求

汤显祖唯情文学观的逻辑解析

　内容提要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主张唯情论(至情论)的文学观。对此，既往学术界的论述失之于简单地说明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等文献中关于“唯情论”的主张，而没有就其“情”的观念作具体、系统的理论阐述。本文围绕汤显祖的“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三个重要命题，对其“唯情论”文学观的核心思想作了系统阐释，并在“情”、“奇”和“神”三个层面阐述了汤显祖文论观的逻辑结构。

关 键 词明代文学/汤显祖/唯情论

作者简介肖鹰(1962- )，男，四川省威远县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美学与文化学研究，清华大学哲学系。

一、“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

　汤显祖的文论发端于对以“后七子”为代表的晚明文坛仿袭靡弱之风的不满。他说：“我朝文字，宋学士而止。方逊志已弱，李梦阳而下，至琅琊，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耳。弟何人能为其真？不真不足行。”[1](P1451)“不真不足行”，是汤显祖提出的文学能否传世的一个基本标准。在晚明文学语境中，“真”是以“情”为核心的，“真”就是自我情感的直率表达和抒发，以真情为文学的主宰——不仅文学表现的主题是真实情感，而且文学表现的方式也必须是真实和真诚的。在汤显祖之前，自李梦阳开始，唐顺中、焦竑、屠隆诸人都在倡导以直抒胸臆为内涵的“真情文论”，而以王阳明心学为宗的徐渭、李贽更将自我情感的自由表达推崇到超越楷法、美丑的自然主义层次。可以说，汤显祖的文学思想正是在徐渭、李贽诸位先驱开拓的个性情感理论的路线上展开的。

　然而，对于半生受“举业之耗，道学之牵”的汤显祖，“情”在文学创作中的主题化，就其内在心路历程而言，应当视作长久蕴积、抑制的自我情感释放所使然。五十以后的汤显祖，是毫不掩饰自己主情立场的。他创作张扬“为情而死，复因情而生”爱情主题的《牡丹亭》后，相国张新建当面婉言劝他说：“以君之辨才握麈而登皋比，何渠出濂洛关闽下，而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将无为青青子衿所笑？”汤显祖的回答是：“显祖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显祖讲情。”[2](P82、84)张建新的话，是指汤显祖本来具有宏道传学的大才——他若登台讲学(“握麈而登皋比”)，影响当不在宋代道学大家周敦颐(濂)、二程(洛)、张载(关)和朱熹(闽)之下，但却浪费在并无意义的戏剧中了(“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汤显祖的回答，明确表示自己与张建新的人生理念不同，“师讲性，显祖讲情”。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把道学家所推崇的“性”与戏剧家表演的“情”对立起来，而且认为戏剧艺术与道学宣教一样，都是“讲学”——这就是说，戏剧艺术是对人的一种情感教育。

　但是，相对于明代文坛情感论先驱者李贽、徐渭诸人把自我情感中心化、主题化而言，汤显祖更注重于为情感在人生世界中确立一个不可取代的合法位置。在写于辞官后的《青莲阁记》一文中，汤显祖提出了“有情之天下”与“有法之天下”的对立观。他说：

　有是哉，古今人不相及，亦其时耳。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陈隋风流，君臣游幸，率以才情自胜，则可以共浴华清，从阶升，娭广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荡零落，尚不能得一中县而治。彼诚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减才情而尊吏法，故季宣低眉而在此。假生白时，其才气凌厉一世，倒骑驴，就巾拭面，岂足道哉[1](P1174)？

　汤显祖此文题为《青莲阁记》，主旨并非写青莲阁，而是将明代风流文士李季宣与唐代谪仙人李白(青莲)相比。在汤显祖看来，李白是金粟如来后身，孤纵掩映，风流遂远，八百年后才有李季宣。二李均文才盖世、风流绝代，且均孤傲任性，不为俗屈。但李白为上至天子、下至凡夫所重，生前生后光照寰宇；李季宣却为蜚语所中，不为当世所容，不仅仕途不远，而且才困气抑，终归于落寞余生。汤显祖认为，二李命运的差异，原因不在两人自身，而是时代差异使然。唐代君臣，任性纵情(“率以才情自胜”)，创化的是一个人仙共游的世界(“从阶升，娭广寒”)，这是一个“有情之天下”。明代与唐代相反，治国宗旨是“减才情而尊吏法”，吏法重苛，钳情缚才，即以法灭情，这是一个“有法之天下”。生于有情之天下，李白得以放达而成人间仙人；生于有法之天下，李季宣风流而无奈才困情滞——“低眉而在此”。

　以“法”和“情”二分天下，一则是明确了“情”与“法”在人生世界中两种对立的生活精神，一则是在情—法对峙中确立“情”的独立位置和价值。“法”，不止于“吏法”，还包含和联系着礼、性、理——儒学主导的道学体系。自宋代以来，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诸大儒，将儒家礼法学说体系化，形成了礼、法、情、性一统于“理”(天理)的道学体系。儒家道学的要旨是以礼节情，以性统情，以理约情。要明确“法”与“情”之别，就要明确“情”与礼、性、理之别——归根到底，就是要明确情与理的分别，即“情理之辨”。

　汤显祖的情理之辨，集中表现在他与达观禅师释真可的书信致答的辩论中。汤显祖入四十以后拜达观为师，达观劝化他的主旨是“去情返道”。在致汤显祖信中，达观说：

　真心本妙，情生即痴，痴则近死，近死而不觉，心几顽矣，况复昭廓其痴驰而不返，则种种不妙不召而至焉？……故知能由境能，则能非我有；能非我有，岂境我得有哉？此理皎如日星，理明则情消，情消则性复，性复则奇男子能事毕矣，虽死何憾焉？仲尼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为是故也。如生死代谢寒暑迭迁，有物流动，人之常情。众人迷常而不知返道，终不闻矣。故曰反常合道。夫道乃圣人之常，情乃众人之常……近者性也，远者情也，昧性而恣情，谓之轻道[3](P366—368)。

　达观讲学，受宋儒道学影响，以“心统性情”(张载语)立义，即所谓：“夫理，性之通也；情，性之塞也。然理与情而属心统之，故曰心统性情。”[3](P2)他认为，理与情，是心的两种活动状态：理是心的觉悟状态，而情是心的痴迷状态。“觉”则是“理”，“迷”则是“情”。因此，理与情又是互相转化的。“性”指本心，即心的本然状态。“理”是“觉”，也就是“性之通”；“情”是“迷”，也就是“性之塞”。达观劝导汤显祖出离迷情、复归明理(“反常合道”)，认为汤显祖的情感执着为“昧性而恣情”的“轻道”行为。

　然而，汤显祖并没有接受达观师的劝导，正如他回答张新建的劝勉而称“师讲性，显祖讲情”一样，对于达观的教训，他也答以同样的拒绝。他说：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使我奉教以来，神气顿王。谛视久之，并理亦无，世界身器，且奈之何？以达观而有痴人之疑，疟鬼之困，况在区区，大细都无别趣。时念达师不止，梦中一见师，突兀笠杖而来。忽忽某子至，知在云阳。东西南北，何必师在云阳也？迩来情事，达师应怜我。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1](P1351)。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是汤显祖对达观千言长信的极简要的概括。汤显祖引白居易(太傅)和苏东坡(长公)毕生钟情于文学创作而非以宏扬道学为己任(“终是为情使耳”)作辩，不仅是以古人为标榜，而且也是委婉呈其“讲情不讲性”之志趣。为戏剧即不为道学，这当是汤显祖的文学思想要义。

二、“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

　汤显祖论文主“情”，同时也主“奇”——“情”与“奇”是汤显祖文论的一体两面。清人姚康说：“悲夫，死于哭者，死于情也。古忠臣孝子不过钟情之至。故凡异，皆生于情。”[4](P67)“凡异，皆生于情”，这是从“异”的方面来说，从“情”的方面来说，则是“凡情，皆见于异”。在《合奇序》中，汤显祖集中表达了他的“文奇观”：

　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数笔，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自非通人，谁与解此？吾乡丘毛伯选海内合奇文止百余篇，奇无所不合，或片纸短幅，寸人豆马；或长河巨浪，汹汹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鸦古木；或岚烟草树，苍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坟典》。凡天地间奇伟灵异高朗古宕之气，犹及见于斯编。神矣化矣。夫使笔墨不灵，圣贤减色，皆浮沉习气为之魔。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试取毛伯是编读之[1](P1138)。

　汤显祖在此提出了关于“文奇”的几个要点：其一，文章之妙，要在打破规范体例，故不能用常规的标准来识别。其二，文章之妙，不能靠模仿学习得到，而是作者可遇不可求的灵感之产物。其三，不仅文章之妙，凡一切艺术之妙皆以出格为要端，都是无意为之的佳作，有意为之则不为佳。其四，“奇”是打破常规习气的自由超越的创作境界，达到了自我与创作对象(乃至于世界)的高度沟通、融合——“奇无所不合”。所以，“奇”是自我内在的心意和世界更深刻的、真实的化合，但前者更为根本，所以“奇”就是“宁为狂狷，毋为乡愿”人格的艺术体现。

　在晚期所作的《艳异编序》中，汤显祖从宇宙的广大丰富证明“奇”的合理性——“奇”就是超越迂腐习气之见的天地万物的丰富性。他说：“尝闻宇宙之大，何所不有？宣尼不语怪，非无怪之可语也。乃龌龊老儒辄云，目不睹非圣之书。抑何坐井观天耶？泥丸封口当在斯辈。而独不观乎天之岁月，地之花鸟，人之歌舞，非此不成其乎三材？”在此前提下，他将一切被讲经论道的“正统”排斥的“奇异”文艺都纳入到宇宙生气活跃、灵机创化的大景象中。他说：

　吾尝浮沉八股道中，无一生趣。月之夕，花之晨，嘟脑赋诗之余，登山临水之际，稗官野史，时一展玩，诸凡神仙妖怪，国士名妹，风流得意，慷慨情深，语千转万变，靡不错陈于前，亦足以送居诸而破岑寂……是集也，奇而法，正而葩，秾纤合度，修短中程，才情妙敏，踪迹幽玄。其为物也多姿，其为态也屡迁，斯亦小言中之白眉矣、昔人去，我能转《法华》，不为《法华》转。得其说而并得其所以说，则乐而不*，哀而不伤，纵横流漫而不纳于邪，诡谲浮夸而不离于正。不然，始而惑，既而溺，终而荡[1](P1503)。

　在这里，汤显祖明确将“八股道中”的文学与他所欣赏的一切“奇异”的文学相对比，以前者的“无一生趣”反衬后者的“风流得意，慷慨情深”。他赞赏奇文“奇而法，正而葩”，而且套用了“乐而不*，哀而不伤”，似乎有矫奇归正于儒家道统之意。但是，他的要旨是推崇“奇文”所呈现的心灵的自由和文学景致的丰富生动，进而言之，他认为“奇”必须有深刻的精神内涵，要体现作者对宇宙人生的生动觉悟，否则，“奇”就会因为迷惑于表象而沦陷于*荡——这显然不是汤显祖所肯定的“文奇”。

　汤显祖认为，正如自然界的奇景异观无害于天地山川之美、奇花异鸟无害于珍禽佳卉之丽，稗官小说也无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花无害于涵养性情。汉代名臣东方曼倩，以辞令机巧幽默著称，在朝廷上谏时也杂以滑稽；汉末硕儒马季长(融)不拘儒节，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宋代文人石曼卿，以朝臣之身，野饮狂呼，成为巫医皂隶沿街戏仿的对象。南朝颜之推对前两人均有批评之语，“东方曼倩滑稽不雅”，“马季长佞媚获诮”[5](P19)。刘勰也说：“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6](P14—15)但汤显祖却为这三人正名，他认为：“之三子，曷尝以调笑损气节，奢乐堕儒行，任诞妨贤达哉？”[1](P1252)

　在汤显祖看来，奇文异书，不仅无害于经传子史，而且是调养性情、获得“真趣”的必要资源。李白有“不读非圣之书”之说，而李梦阳劝人“不读唐以后书”。汤显祖批评道：“语非不高，然不足以绳旷览之士。”他说：

　太白故颓然自放，有而不取，此天授，无假人力；若献吉(李梦阳)者，诚陋矣！《虞初》一书，罗唐人传记百十家，中略引梁沈约十数则，以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读之使人心开神释，骨飞眉舞。虽雄高不如《史》、《汉》，简淡不如《世说》，而婉缛流丽，洵小说家之珍珠船也。其述飞倦盗贼，则曼倩之滑稽；志佳冶窈窕，则季长之下绛纱；一切花妖木魅，牛鬼蛇神，则曼卿之野饮。意有所荡激，语有所托归，律之风流之罪人，彼固歉然不辞矣。使咄咄读古，而不知此味，即日垂衣执笏，陈宝列俎，终是三馆画手，一堂木偶耳，何所讨真趣哉[1](P1252)！

　“讨真趣”，是汤显祖鄙弃八股习气之作、推崇奇文异书的要旨所在，而在“讨真趣”的背后，则是做真人，发真性情，这就是他所谓的“奇士”：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如。彼言天地古今之义而不能皆如者，不能自如其意者也。不能如意者，意有所滞，常人也。蛾，伏也。伏而飞焉，可以无所不至。当其蠕蠕时，不知其能至此极也。是故，善画者观猛士剑舞，善书者观担夫争道，善琴者听淋雨崩山。彼其意诚欲愤积决裂，挐戾关接，尽其意势之所必极，以开发于一时。耳目不可及而怪也[1](P1252)。

　“士奇”，指为人如东方曼倩、马季长和石曼卿，不拘俗套，有出格之行；“心灵”，指精神自由，而且想象力无限生动活跃。汤显祖认为，只有达至自我行为的解放，才能实现自我心灵的解放——“士奇则心灵”，而自我心灵的解放，实现的是对天地古今之义无所不至的“自如其意”的感知和表现。奇士与常人之别，就在于奇士“无所不如其意”，而常人却不能如意——“意有所滞”。值得注意的是，汤显祖并不认为“奇士”与“常人”之间的区别是与生俱来的，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飞蛾在还是只蠕虫的时候，不仅不能飞，也不知其可能，但待成熟则任意飞翔。引申为说人，则人的心灵是具有自由超越的潜力的，只是常人伏于意滞，而奇士则“愤积决裂”、“尽其意势之所必极”。

　汤显祖对奇文、奇士的推崇，是与王阳明重新开启的孔学“乡愿狂者之辨”所包含的精神意向一脉相承的。自王阳明始，而后徐渭、李贽等士人，均以“宁为狂狷，毋为乡愿”的气节立世。不为俗屈，不守儒节，纵性恣情，任人非议而无悔，这便是明末士人之狂者风尚。汤显祖相比于李贽、徐渭，在行为上自然是检束有加，但他与后两者在精神意气上则是同调的。他在《答岳石帆》信中说：“兄书，谓弟不知何以辄为世疑。正以疑处有佳。若都为人所了，趣义何云？似弟习气矫厉，蚩蚩者故当忘言，即世喜名好事之英，弟亦敬之未能深附也，往往得其疑。世疑何伤，当自有不疑于行者在。”[1](P1333)汤显祖在此所谓“正以疑处有佳”，与李贽所称“今我等既为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亦惑乎”[7](P57)，表达的是同样的自信和自负气节。而在《艳异编序》中，汤显祖更以“余与世两不相可”自许。他说：“不佞懒如嵇(康)，慢如长卿，迂如元稹，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萧萧此君而外，更无知己。”[1](P1203)不相与可，即不相容，汤显祖的奇士精神正在独立不倚、傲世而行。这种狂者精神呈现在其文学观念上，则是对“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的奇文的推崇。他说：

　子言之，吾思中行而不可得，则必狂狷者矣。语之于文，狷者精约俨厉，好正务洁。持斤捉引，不失绳墨。士则雅焉。然予所喜，乃多进取者。其为文类高广而明秀，疏夷而苍渊。在圣门则曾点之空衮，子张之辉光。于天人之际，性命之微，莫不有所窥也。因以裁其狂斐之致，无诡于型，无羡于幅，峨峨然，沨沨然。证于方内，未知其何如。妄意才品所具若兹，于先正所为同而求独而致者，或不至远甚。各公卿郎吏贤豪好修之士，时而试天下第一者，将有在与。嘻，此诸君子所自为，岂世目所得定也[1](P1337)。

　“世目”，即常人的眼见，因为拘于俗套陈规，只可为鄙委牵拘之识，自然不能见识高明隽丽的“奇文”。为文必须奇士，识文亦须狂者。

三、“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

　汤显祖论文，“奇异”之外，则讲“灵性”。奇士之文，是如意之作，亦必是灵性之作。他在《秀才说》中说：“秀才之才何以秀也？秀者灵之所为。故天生人至灵也。”[1](P1228)显然，他是将“灵性”作为人之为人的优异特性来看，而这正是他论文的前提。

　在《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一文中，汤显祖论及作文中灵性与习气的关系时说：

　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灵性。能为伎巧文章，竟伯什人乃至千人无名能为者。则乃其性少灵者与？老师云，性近而习远。今之为士者，习为试墨之文，久之，无往而非墨也。犹为词臣者习为试程，久之无往而非程也。宁惟制举之文，令勉强为古文词诗歌，亦无往而非墨程也者。则岂习是者必无灵性与，何离其习而不能言也。夫不能其性而第言习，则必有所有余。余而不鲜，故不足陈也。犹将有所不足，所不足者又必不能取引而致也。盖十余年间，而天下始好为才士之文。然恒为世所疑异。曰，乌用是决裂为，文故有体。嗟，谁谓文无体耶。观物之动者，自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大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1](P1139)。

　汤显祖提出，为什么能文的人少于有灵性的人？他认为这一现象不是由个人禀赋差异(“性”)造成的，而是由机械模式化的训练活动造成的。“试墨”是科考文章，“试程”是官场行文。科举前习于试墨，中举后习于试程，就导致绝大多数人灵性丧失，规模步趋，不能为灵性之文。汤显祖承认学习的必要，但却不能以放弃自我灵性为前提，更不能受制于规范体例。万物皆有体，但龙之体却在自在超越——“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在这篇文章中，他特别赞赏张元长，称其文章“离致独绝，咸以成乎自然”，究其原因，是因为张元长“以灵性习之者也。度其十余年中，习气殆尽”。以灵性习之，就能超越习气而返于灵性——“龙何习哉”[1](P1139—1140)。汤显祖认为，文学创作的内在动机是自我情感高度积蓄状态下的意气渲发。他说：

　万物当气厚材猛之时，奇迫怪窘，不获急与时会，则必溃而有所出，遁而有所之。常务以快其慉结。过当而后止，久而徐以平。其势然也。是故，冲孔动楗而有厉风，破隘蹈决而有潼河。已而其音泠泠，其流纡纡。气往而旋，才距而安。亦人情之大致也。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因圣贤之所不能遗，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1](P1098—1099)。

　“气往而旋”，是指“气”在舒畅流动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和缓从容的状态；“才距而安”，则指个人才能(如文才)具有自我展现的要求，但只有在其充分展示中才能安定。文学创作的本质是情感达到极致状态的以“气”与“才”结合的方式产生的自我表达。“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这就是说，文学表现是因为情感具有非文学不能表现的情致。

　但是，汤显祖并未将文学创作归结为情感渲发的自然主义文论——在这一点上，他与李贽、徐渭是不同的。他在讲“气往而旋，才距而安”的同时，还认为：“声音出乎虚，意象生于神，固有迫之而不能亲，远之而不能去者。”[1](P1099)“虚”否定了单纯的喧嚣，“神”否定了直白的表达。“虚”和“神”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对“气”和“才”的展现提出了更高的、超越的艺术要求——它们不能被认同为自然主义的渲发。“迫而不亲”、“远而不去”，便是对自然表现主义失误的指认。

　综观汤显祖的文学主张，如果说“情”是其文学的出发点，而“才”、“气”是“情”的表现载体，那么，“神”则是他所追求的情感表现的理想境界。正是对“神”的强调，使汤显祖与李贽、徐渭诸人分别开来。我们比较一下汤显祖与徐渭的两则言论：

　汤显祖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淡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其诗之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曰传者，亦世所不许也。”[1](P1110—1111)。

　徐渭指出：“人生堕地，便为情使。聚沙作戏，拈叶止啼，情昉此也。迨终身涉境触事，夷拂悲愉，发为诗文骚赋，璀璨伟丽，令人读之喜而颐解，愤而眦裂，哀而鼻酸，恍若与其人即席挥麈，嬉笑掉言于数千载之上者，无他，摹情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而南北剧为甚。”[8](P1296)

　汤显祖、徐渭两人论诗，都以情为主，而且将情归本于人性——在此，两人的着眼点当然略有差异，汤说“世总为情”，是从人生总体讲的；徐说“人生为情使”，是从人生个体讲的。汤显祖认为“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即诗歌表现情感的要件是达到高度的艺术性——“神”，而“神情合至”，是诗歌表现情感的理想境界；徐渭讲诗歌传情感人，只说“摹情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真”在徐渭是“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的本色表现。同是以情为出发点，徐渭归于“真”，汤显祖则归于“神”，两者之间具有俗与雅的理念冲突——准确讲，是情感表现的自然化与艺术化的冲突。

　进入暮年的汤显祖，发生了由情复道的思想转化。因此，其六十岁后的文论逐渐开始强调理和学。在六十二岁时，汤显祖明确指出须“学”与“才”结合，才可使“情”得以广传久远。他说：“先王既往，而钟鼓筦磬之音未衰。自汉以来，至于胜国，冠带之士，闾巷之人，或鼓或罢，或笑或悲，长篇短章，铿鋐寂寥，一触而不可禁御者，皆是物也。昔人常因其情之卓绝而为，此固足以传。通之以才而润之以学，则其传滋甚然。”[1](P1112)“通之以才而润之以学”，这句话从普通学理来看似乎很周全，但在晚明倡导个人情感主义自由表现的思想背景上来看，这确乎表现了汤显祖的思想逆复——这对于其个人和整个文坛都是如此，因为此说所传达的是“学”的主导意义，而不是“情”的自主性。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后人对其的评价无非主要就是情感评价还有思想评价。但就情感评价来论述是毫无意义的，就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单独论述是绝对片面的。所以本人将从两方面来论述一些问题。并且首先对“评价”这个问题做一些展开。

文学作为一种样式，一种载体，自然承载着作者本身的思想还有情感，否则文学便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然而，作者本身的思想还有情感却难以摆脱当时所处时代社会之中，故而我们在分析文学作品里作者的情感还有思想的时候就不得不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综合思考。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创造文学作品的作者还是后人在评价作品的思想情感时，都不可能脱离其所处历史的环境。“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指创造者创造出了如此之多层面的文学意象，更多的是指后人在评价鉴赏时会结合当时不同历史环境，以及个人在历史社会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来审视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文学人物，文学作品都能在不同人的思想下反映出来不同，每个人的情感评价都有其正确性可存在性，但是往往我们看到接受的评价却是一些名家大家之学说，并产生了一种崇拜盲信感，这已经是把文学给精英化了，非可取之道也。

一般来说，自己对于自己作品的评价乃是作品本身最为原始的评价，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看到的都是后人对作品的评价，这样就需要讨论一些问题了。不论是思想还是情感，都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时代以及自己所处地位身份的烙印。后人对文学的情感评价，往往有不同于作者创作本意的情况出现，显然的，在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在对文学作品某些评价中往往甚至怀着某种政治目的，这点是不能够忽视的。

我们都很熟悉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如果按照作者本意来说，完全是一个臣子忠于皇帝，收复河山的宣言书。从岳飞一生来看，他所做的与他的词里所表述的可谓完全一致，终生以收复山河迎回二帝作为宗旨。在今天的宋词选本里，后人对这首词的评价是以高度的肯定作为主要基调的，即高度肯定其爱国主义精神，其人也被公认为民族英雄。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最近十年间，对于他的民族英雄的称号以及对这首词的评价就越来越多异议，具体表现为更加突出这首词的忠君性以及对民族英雄称号的否定。

许多人不明就里的就加入到对抗阵营之中，却很少有人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大家可以想想持反对态度的到底是什么人，具体地说他们有着怎样的政治倾向。文学从来就不是独立的，文学观点的不同根本原因乃是社会地位思维方式不同，也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些把岳飞的词里面的忠君思想拿出来大肆攻击的人，他们的政治倾向大多是右派的意识形态的。右派政治理念便是支持资本主义，宣言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一群人，那么他们在讨论中国历史时无时无刻不在猛烈的抨击，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普世价值民主根本不知为何物，是与他们的政见所抵触的，所以右派们反对这首词也就十分之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了。

在近代，文学作品与政治经济方面已经大大挂钩，在文学情感评价上不时的体现评价者的政治观点，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有左翼文学团体与京派产生的文学上的论争。这都说明了，在阶级矛盾尖锐，意识形态逐步产生分歧的社会，对于文学作品或者文学作品情感评价更多的夹杂了评价者的意识形态与某些政治目的。这是不得不忽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古人云“文以载道”。这里的“道”，固然指的是道理，思想。那么古人亦有云：“诗言志”，“志”这便是注重于情感方面。但是两者并不是分割没有联系的。有些文学作品中承载的“道”也正是作者所欲表达出来的“志”。比如杜甫的一些诗句表达出来的思想，一些道理，也就正是他忧国忧民志向的体现，反之亦然。所以在情感评价的时候也不可能不对其文学作品里所承载的“道”进行阐述。比如说在读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从情感评价转移到“道”的讲述中来。所以两者并不是冲突的，而是交融的。

文学的情感评价作为文学评价里的重要一环，其本身自然不需要过多的阐述。这个命题本身就有其引导性，使得学生在论述只会论述情感评价本身而忽视了其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每个人在每段时期的情感有所不同，情感评价作为后人对作者文学作品的评价就不可能完全一致，那么其中为什么会不同，如何不同，以及某些不同后面隐藏的某种动机，这才是我们需要深思的。

从意境上，《离骚》以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主线，以花草禽鸟的比兴和瑰奇迷幻的“求女”神境作象征，借助于自传性回忆中的情感激荡，和复沓纷至、倏生倏灭的幻境交替展开全诗。作品倾诉了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哀民生之多艰”，叹奸佞之当道。主张“举贤而授能”，“循绳墨而不颇”。提出“皇天无私阿”，对天命论进行批判。作品中大量的比喻和丰富的想像，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并开创了中国文学上的“骚”体诗歌形式，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有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朱熹《楚辞集注》、清代戴震《屈原赋注》等注本。

内容思想

从内容上，《离骚》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即自“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为前一部分；从“女嬃之婵嫒兮”，至“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为后一部分。

前一部分描写屈原对以往生活经历的回顾。叙述屈原出身于与楚王同姓的贵族家庭及其生辰名字；描写他自幼就努力自修美德、锻炼才能，并决心报效楚国的愿望；描写他激励引导楚王“及前王之踵武”，使楚国富强的理想，和辅助楚王进行政治改革的斗争；然而由于屈原的政治理想和改革的实践触犯了腐朽的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招致了他们的重重迫害和打击，诽谤和诬蔑漫天而来，而楚王也听信谗言，疏远和放逐了屈原；就在此时，屈原为实现理想而精心培植的人才也纷纷变质，使屈原的处境极为孤立；在此情况下，屈原看到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民生之多艰”，而祖国陷入“路幽昧以险隘”的岌岌可危的境地，使爱国爱民的屈原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屈原满怀愤怒地揭露了楚王反复无常，不辨忠奸，昏庸无能的作为；同时揭露腐朽的贵族集团贪婪嫉妒，苟且偷安，背法妄行，结党营私，把祖国引向危亡的罪恶；描写了屈原不向反动势力屈服的斗争精神。

后一部分主要描写屈原对未来道路和真理的探索与追求。首先，女嬃劝他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要“博謇好修”，而要明哲保身；但是屈原通过向重华陈辞，分析了古往今来的史实，否定了女嬃建议；于是屈原开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理想的历程。首先，他上叩“天阍”，却遭到冷遇；接着，诗人下求佚女宓妃、有娀氏女和有虞之二姚，以便上通天帝，然而均都落空，这象征性地说明了争取楚王已经毫无希望了；于是屈原去找神巫灵氛占卜，灵氛劝他去国远游；诗人犹豫不决，又去找巫咸问策，巫咸则劝其暂留楚国待明君而行；在矛盾的建议中，诗人分析了国内政情，觉得不能久留于黑暗无望的楚国，决定离楚远行；但是，远行的想法又与屈原爱国的衷情发生矛盾，所以在他升天远行时，忽然看到了楚国大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形象地否定了离楚的道路，最后诗人决心“从彭咸之所居”，用死来殉其“美政”的理想。

全诗的主题思想，即通过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终生的描写，强烈地抒发了他遭谗被害的苦闷和矛盾的心情，表现了他为国献身的精神，和与国家同休戚、共存亡的深挚的爱国主义和同情人民的感情，表现了诗人勇于追求真理和光明，坚持正义和理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以楚君为首的楚国贵族集团腐朽黑暗的本质，抨击他们颠倒是非，结党营私，谗害贤能，邪恶误国的罪行。

林语堂说过：“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思想、文学，是用得着情感滋润的。没有情感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所以，能在这宇宙中，关注现实和生活又超越现实和生活的，才叫文学。而文学是由情感酝酿的，所以我认为其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是来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的。

情感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表达情感的方式。正如诗歌是古代诗人歌手们表达真挚情感的重要方式，同时，也表现了诗与情感，文学与情感的最直接、最朴素的联系。《缪称训》中说：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于外者也。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其中强调了感情对文学的作用

1因为爱着她的徐志摩让她不知所措，当时徐志摩追求林徽时正处于花季的少女的她，不懂什么是爱情，徐志摩为了她甘愿离婚。为她写过无数份信，当少女长大。情感却又像一场洪水泛滥了开来，成家的她爱上了成家的她。还又就是金岳霖的追求让他林徽因住处搬到哪里，他就也搬到附近，一生未娶。想必是林徽因另一种情感上的纠结。为了别人而活着，就要失去自己的幸福，这辈子偶然遇见的一个人，也许会因之改变一生。

2因为林徽这一生都未遇真爱，而真爱的徐志摩在来听她的演讲途中飞机遇难。而自己却有被这些追求者所困扰，无法和梁思成过安稳的日子所以也伴随着悲剧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