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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舞绝好作品 《阿炳》

舞剧编导:门文元、刘仲宝

副总编导:杨明麟

舞剧编导:张戈、杨威、贾秀金、尤进华、王言平

舞剧音乐:刘廷禹

舞剧编剧:陈闯

舞台美术:周本义、张知二

舞剧服装:许恩源、张知二、周盘林

灯光设计:金长烈、张宪国

造型设计:顾静娴

舞剧首演:1999年无锡

首演团体:无锡市歌舞团

首演演员:刘震、李青、姜铁红等

荣获奖项:2000年荣获第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舞蹈诗比赛作品银奖、最佳配角表演奖(李青)、优秀配角表演奖(姜铁红)、优秀舞美设计奖。《阿炳》剧组先后两次被江苏省人民政府荣记“集体一等功”。

阿炳,(1893~1950),原名华彦钧,原籍江苏无锡。他的代表作为二胡演奏曲《二泉映月》。阿炳是一位出身于社会底层的瞎眼民间艺人,整日以琴相伴、卖唱为生。阿炳一生坎坷、苦涩多难,但现实的苦难并没有摧毁阿炳,相反,他却将其融入音乐艺术中,融会贯通,创作出让世人瞩目的《二泉映月》等音乐作品。阿炳在音乐上的成就,远远超越了家传师承的藩篱,博采众长,广纳群技,把对痛苦生活的感受,全部通过音乐反映出来。他的音乐作品,渗透着传统音乐的精髓,透露出一种来自人民底层的健康而深沉的气息,情真意切,扣人心弦,充满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舞剧《阿炳》是一部以神奇的民间音乐艺术家生平故事为底本,表现我国民间杰出音乐家阿炳的坎坷命运和他的人生情感的民族舞剧。作品以特定的情和景为内容,通过对阿炳父、阿炳母、阿炳、琴妹四人物的刻画,由至亲至爱产生的矛盾为主线贯串,描写了他们悲欢离合、爱恨交织的苦难命运,叙述了阿炳父子两代人的爱情悲剧,从而揭示人性的善恶、美丑,在更高的层面上暗示着更深更大的社会悲剧的必然。舞剧以精湛的舞蹈语言,优美的音乐和感人的剧情给观众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这悲悯如歌的作品既是民间音乐家阿炳坎坷命运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人生感悟与人间真情的精神写照,它闪烁着璀璨的人性光芒、照射出亚里士多德“悲剧就是把最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理论的影子,同时也折射出人文关怀的光芒。

《阿炳》由序幕“生”,一幕“知”、二幕“爱”、三幕“葬”、四幕“死”、尾声“泉”组成。主要情节:一个苦难的夜里,分娩阵痛的母亲心身煎熬,身为道观主的父亲焦虑不安,阿炳在不该出生的地方降生了。为了声誉和地位,父亲无奈拒母。母失望离开,昏死柱旁。二十多年后,江南茶坊,一群乡贵恶少如风卷来。琴妹卖艺受辱,阿炳拉起二胡救场,艺惊四座。在相识相知中与琴妹相爱慕。一路乞讨的母亲来到他们面前,他们解囊相助。一直当作师父的父亲令阿炳回道观。数日后,面对无形束缚的阿炳神情恍惚。父责打阿炳,欲恨不忍、欲爱不能。他决意不让历史重演。爱怜与无奈中勾起回忆。琴妹与阿炳相会、相怜、相爱。父阻。阿炳运弓拉弦,琴声如泣,倾吐心中的痛苦和期盼。母颤颤巍巍而来。父、母、阿炳、琴妹交织着爱、恨、怨、愤的心灵。数日后的太湖边,母疯疯癫癫,目睹乡情乡景,浮想联翩。琴妹与母相遇、相怜、相惜。母倒下,琴妹呼喊,阿炳循声而来。母以镯为凭,认子后弃世而去。他俩悲痛欲绝,永结同心,共苦求生。次日,阿炳知道自己的身世,痛苦不已。父认子,自责,求阿炳谅解,逼他回道门,继承观主。琴妹绝望,触柱而死。阿炳痛不欲生……大雪纷飞,阿炳拉着二胡,用委婉的琴声倾诉着芸芸众生的辛酸、苦难、向往和憧憬。

在民间,盲人音乐家阿炳的故事早已广为流传,以他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并不是门文元的首创。近年来,锡剧、芭蕾舞剧等不同艺术形式,从不同角度去演绎过、诠释过它,在艺术世界呈现出异彩缤纷的阿炳形象。但是,舞剧《阿炳》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却大大出乎人们意料,它的切入点、选材角度都有其不同寻常之处。其一,根据阿炳并非先天失明记载的启示,舞剧里的阿炳形象不是瞎子。其二,众所周知,“琴”是阿炳的“命”,可舞台上并没有出现观众心目中视为阿炳之“魂”的一弓二弦,舞剧中没有众人习惯的阿炳手不离二胡的形象。可是,观众又分明能感受到二胡是阿炳生命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三,门文元找到阿炳是私生子的生活依据,舞剧巧妙地从“私生子”切人,演绎出了阿炳是个不该出生的人的故事,为整台悲剧挥写了浓重的一笔。此外,舞剧讲述的是大家熟知的盲人音乐家阿炳的故事,它没有向观众述说阿炳坎坷的人生故事,闭口不谈阿炳如何刻苦研习音乐,后又怎样双目失明,沦为街头艺人等等,更没有阿炳失明以及创作《二泉映月》的过程,而是另辟蹊径,以精炼的结构浓缩了这位伟大音乐家一生的悲、愤、爱、恨;以精心设计的特定环境和典型事件,刻意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巨大的矛盾冲突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达到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效果。舞剧着眼于阿炳的“生世”、“知世”,力求通过爱、恨、怨、愤的情感交织,把痛苦与期盼、无奈与爱怜、企求与挣扎、叹息与悲悯化为一种感愤,谱写成如歌如泣的乐曲。作品把阿炳父母及阿炳自身的爱情变成观众的审美对象,将《二泉映月》那如泣如诉的旋律与江南女子的柔美相融合,音乐形象与环境气氛相协调,形成一种更为揪心的亲和力,使观众产生共鸣,满足舞者与观众的共同的心理需求。

舞剧《阿炳》重在开掘爱情悲剧的凄美,融民族性、戏剧性于一体。全剧结构精练,线条清晰,有舞有剧,情寄于舞,以舞融情。编创者对情节的切入和情感线的把握可谓是深思熟虑,独具匠心。如舞剧的开端,巧妙地从阿炳的身世展开,充分运用空间的不同构织,直剖矛盾的本质。让人窒息的木鱼声中,呈现给观众的是阿炳即将出生的道观场景:母亲分娩前的声嘶力竭,父亲的惶惶无奈,与其形成极大反差的是男群舞扮演的众道士沉寂木讷的动作语汇,在他们并不专心的念经中不难看出,他们是迂腐陈旧的捍卫者,同时也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敲出的木鱼声在极不和谐的音乐中越来越激烈,阿炳在这时降生了,预示着巨大悲剧的来临。在舞蹈编导方面,编创者通过极简练的舞蹈语言表现有着特殊身世的父子之间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将人们引入深刻的哲理性思索之中。该剧运用舞蹈语汇将阿炳的创作刻画得如天马行空一般,挥洒出这位杰出的音乐家一段传奇的情感经历,力求把古典舞的韵律转化成阿炳这个特定人物的特定舞蹈动作语言,打破古典舞程式化的手法。不管是救琴妹时的献艺相助,还是受责打时的爱恨交织,都让观众感受到古典舞韵味中透着个性气息。并且,编导还将编舞技法与风格性动作相结合、融为一体,使舞段不仅有科学的章法,而且有独特的韵昧。如第三幕“太湖边”和第四幕琴妹死后的两段女子群舞,都紧紧抓住江南水乡的动作特点,创造出具有独特个性的舞蹈语言,用特定的环境来渲染主人公阿炳的特别情感。其次,该剧在道具运用上也有别样之处,如阿炳父亲身上的“道袍”,既是身份的体现,可化为封建世俗的罡风,同时又可借助于它使时虚时实的形象得以迅速而合理的转换。再如,第一幕相知中的“高椅”,它有着时代和地域的特征性,又能丰富舞台构图,并对人物性格的塑造起到很好的铺垫作用。当琴妹被少爷们围在高椅上,骑虎难下时,观众为之捏一把汗,意想不到的是,琴妹不愿受辱,毅然从高椅上跳下来,就这一跳,琴妹的直白倔强、不惧强暴的性格显现无疑,展示了女主人公的性格特点,艺术形象的刻画丰满生动。

无锡市歌舞团不仅力求舞剧《阿炳》含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气息,而且追求人类共有的真善美的情感,也就是在坚持时代性、民族性、地方性的同时,使作品具有永久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总编导、作曲、舞美、灯光设计、服装设计,到四位主要演员,广揽全国知名艺术家,其创作阵容集中了我国舞蹈界、艺术界的精英。编创人员先后到阿炳故居和太湖周边地区深入生活,采撷素材,请有关专家研讨剧本并定稿。通过“强强联合”,终于绽放出一朵绚丽的舞剧之花——《阿炳》。剧中的音乐动听感人自不待言,颇具大师气质的青年舞蹈家刘震的表演精湛到位,除其出色技巧和天才表演外,还能目睹李青、姜铁红富有鲜明个性的精彩表演。《阿炳》的舞美设计简单大方,自始至终没有靠干冰和烟雾来营造舞台意境。设计者从剧情出发,仅用两组道观的建筑立柱,贯穿始终,两块活动布景就可表现阿炳对立面无形的压迫、强大的压力。而多次变化移动,既营造了该剧所需的道观氛围,又形成了流动感很强的环境意象,富有江南的意味。这与当今舞美制作普遍追求豪华炫目相比,该剧更突出舞蹈的核心位置,强调舞剧整体精炼的艺术效果。

舞剧是一种以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综合音乐、美术、文学等艺术形式,表现特定的人物和一定戏剧情节的舞台表演艺术。

舞剧由若干要素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人物、事件、矛盾冲突。舞剧作为舞蹈、戏剧、音乐相结合的表演形式,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

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中国舞剧于20世纪30年代方才初见端倪。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外来艺术”的引进和吴晓邦、戴爱莲、梁伦等新舞蹈艺术先驱的探索,才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中国民族舞剧艺术。

扩展资料:

20世纪50年代末起,以舞剧《宝莲灯》为起点,中国舞剧创作进入了第一个辉煌期。《宝莲灯》的舞蹈语汇融中国民间舞、戏曲舞蹈于一炉,借鉴西方、尤其是前苏联的舞剧创作观念,整合成一种表达方式,由此“树立了我国古典民族舞剧一种比较完整的样式”。赵青在《宝莲灯》中出色的艺术创造,奠定了她在中国舞剧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60年弹指一挥间,60年舞蹈花绚烂。

20世纪上半叶,由于经历长期战乱,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舞蹈,濒于衰落与失散。除了自宋朝以来被保存容纳于戏曲的部分尚有专业演出之外,民间舞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潜存于广泛的民俗生活之中。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推动社会变革的新浪潮,舞蹈做为一种新文化形态,也更新了观念开始涌动:二、三十年代黎锦晖等新型的歌舞剧流行于城市;李伯钊在中国苏区组织起革命的歌舞;三、四十年代吴晓邦掀起新舞蹈运动;戴爱莲积极对边疆民间舞蹈的收集与演出;康巴尔汗、贾作光等对少数民族舞蹈的继承与发展;尤其是延安等革命根据地蓬勃的群众秧歌运动,都在抗日救亡、民族解放斗争的时代洪流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舞蹈艺术踏上了艰苦创业的道路。l949至l966年是当代中国舞蹈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新一代舞蹈工作者意气风发,掀开了中国舞坛最初的序幕。他们随着时代的脉搏,奋力反映当时火热的生活,创作出如《人民胜利万岁》、《乘风破浪解放海南》、《藏民骑兵队》、《和平鸽》、《草原上的热巴》、《丰收之夜》等作品。随后十年,反映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题材作品的创作,进入了十分活跃的时期,尤其部队舞蹈工作者的热情更为突出。这一时期出现的诸如《艰苦岁月》、《飞夺泸定桥》、《大刀进行曲》、《狼牙山五壮士》、《罗盛教》、《三千里江山》、《不朽的战士》、《野营路上》、《夜练》、《洗衣歌》、《丰收歌》等等,都是一批优秀的作品。它们以独到的构思,高昂真挚的情感和动人的舞蹈形象,热情地再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斗争历史,歌颂了新生祖国的幸福生活。

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对濒于失传的民族民间舞蹈进行了大力的抢救,大批新舞蹈工作者纷纷走向农村、草原、边寨深入生活,向民间艺人学习,在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舞蹈素材中汲取营养。经过l95l年的“红五月舞蹈大会演”,1953年、l957年的第一、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和1955年的“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会演”之后,一大批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传统汉族舞蹈,经过整理、编创后从广场走向舞台,从业余走向专业,以崭新的面貌先后与观众见面。如《红绸舞》、《腰鼓舞》、《狮子舞》、《龙舞》、《采茶扑蝶》、《花鼓灯》、《荷花舞》、《跑驴》、《花鼓舞》、《大秧歌》、《春到茶山》、《采红菱》、《花伞舞》、《江南三月》等等。这些舞蹈具有较强的民俗色彩、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浓厚的乡土气息,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舞蹈同样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蒙古族的《鄂尔多斯》、《挤奶员》、《盅碗舞》,维吾尔族的《打鼓舞》、《盘子舞》、《摘葡萄》,朝鲜族的《扇舞》,傣族的《孔雀舞》,黎族的《草笠舞》,苗族的《苗族青年舞》,彝族的《快乐的罗嗦》、《阿哥追》,回族的《花儿与少年》等等,它们或风格独特、韵律典雅,或情感粗犷,动律秀美,将少数民族渊远流长的舞蹈形象,如诗如画地呈现给中外观众。

新中国不仅为舞蹈事业的发展开拓了大道,而且为舞蹈新秀的崛起创造了良机。这一时期,在为数众多的佼佼者中,脱颖而出并在国内外具有突出影响的是舒巧、斯琴塔日哈、崔美善、张均、赵青、白淑湘、陈爱莲、阿依吐拉、莫德格玛和刀美兰。她们的表演才华与艺术成就在新中国舞蹈事业的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显现着无可替代的艺术魅力。她们的艺术成就在于其对舞蹈事业的真挚热爱和持之以恒的刻苦努力,她们是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中的杰出代表。

中国舞坛“十大名家”的出现,是建国十七年间特有的舞蹈现象,她们光彩照人的艺术成就与艺术造诣,迄今难以逾越。

同时纳入舞蹈与戏剧范畴的中国舞剧,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初露端倪,而真正得到繁荣发展,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舞蹈艺术从远古时期的巫术礼仪到舞剧这一形式的出现,经过了数千年漫长的历程。商周时的乐舞奴隶,可以说是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舞蹈艺人。至秦汉宫廷乐舞盛行,曾出现过诗、歌,乐、舞以及武术杂技等为一体的“百戏”,魏晋南北朝各民族与东西方舞蹈的大交汇,特别是丝绸之路的通达,为隋唐五代乐舞的鼎盛辉煌奠定了基础。当时做为宫廷乐舞的《燕乐》,拥有极大的机构,唐玄宗亲自开创的乐舞作坊—梨园,竟达五百人之多,足见其当时盛况。宋元之后由于戏曲艺术的兴起,舞蹈渐渐融于其中而淡化了独立的艺术地位,但因此也使舞蹈与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舞蹈教育家在实践中 把舞蹈从戏曲中分离开来,既保留戏曲舞蹈特有的形体动律,又将之动作、技巧、表情、身韵予以发展,成为独具舞蹈特征的完整体系即中国古典舞教程,奠定了创立中国新古典抑或民族舞剧的重要基础。

民族舞剧最初的探索是从舞剧《盗仙草》开始的。在京剧名家的帮助下,舞蹈工作者成功塑造出白娘子的舞蹈形象。《盗仙草》的意义在于它是首部以戏曲舞蹈为基础创作的新古典舞剧。它与尔后出现的《碧莲池畔》、《东郭先生》、《海蚌姑娘》、《芙蓉花仙》等脱胎于同名戏曲的作品一道,充分显示了中国古典舞剧的魅力,为建立中国舞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进行了有益和成功的实践。

1957年舞剧《宝莲灯》的问世,开创了中国舞剧创作的新纪元,并对当时的舞剧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蒂莲》、《刘海砍樵》、《石义砍柴》等一批民族舞剧竞相登台;革命历史及现实题材的舞剧如《黄继光》、《蝶恋花》、《秦岭游击队》、《雁翎队》、《八女颂》、《刚果河在怒吼》等纷纷上演,舞剧创作出观了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同时,少数民族题材舞剧亦有可喜的收获。像黎族的《五朵红云》、蒙古族的《乌兰保》、彝族的《凉山巨变》等,都是最早以舞剧形式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成功作品。这些舞剧将色彩绚丽的少数民族舞蹈与戏剧内容有机结合,使许多少数民族舞蹈转化为戏剧性的舞蹈形象并独具一格。

在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前后,三部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民族舞剧引起中外观众的广泛瞩目。《鱼美人》以华丽的色彩、动听的音乐和强大的演员阵容,令中国舞剧舞台斑斓夺目。它在借鉴欧洲芭蕾舞剧的艺术形式和结构方法上的偏重,特别是剧情的设置与中国传统的戏曲模式明显不同,其中的《蛇舞》、《珊瑚舞》等流传广泛并在国际比赛中获奖。《雷峰塔》是继《宝莲灯》之后又一部大型民族舞剧。它浓郁的气氛渲染、精心的意境营造、鲜明的人物刻画,不仅凸显出舞剧的重要特征,而且使舞剧充满诗情画意,给予观众由衷的审美愉悦。《小刀会》,明显拓宽了舞剧创作的道路。它以传统戏曲舞蹈为基础却不受其束缚,广泛吸收中国民间舞和武术但予以创新,特别是对武打的设计超脱程式化的表演进行了创造性变革。《小刀会》因充满阳刚之美并富于中国气派而独树一帜,使其成为中国舞剧的代表作之一。

简言之,建国十七年的中国舞剧,冲破了戏曲舞蹈的樊篱,与民间舞蹈相结合,融入传统的以及国外的各种艺术手段,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但是其间所表现出的深受戏曲化的结构方式影响和编导手法雷同的局限性,也逐渐受到美学思想的挑战。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仍不失为一个民族舞剧人才辈出、创作活跃和硕果累累的时代。

源于意大利、形成于法国的欧洲古典芭蕾 以其严谨规范的科学训练、高度的形体技巧和优雅华贵的气质,被誉为人类艺术皇冠上的一颗璀灿明珠。建国后芭蕾艺术完整、系统地进入中国,始于1954年前苏联芭蕾专家的到来和北京舞蹈学校的建立。l957年该校师生排演了德贝瓦尔的芭蕾舞剧《无益的谨慎》,是中国舞台上首部完整上演的欧洲古典芭蕾剧目。1958年,世界著名芭蕾舞剧《天鹅湖》在北京隆重上演.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反响,它标志着中国芭蕾艺术发展的新纪元,成为当时中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之后,年经的中国芭蕾艺术工作者又连续排演了世界芭蕾名著《海侠》和《吉赛尔》以及《西班牙女儿》、《巴黎圣母院》、《泪泉》,体现了年轻的中国芭蕾舞编导独立创造的才华。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1964年演出的《红色娘子军》,是第一部中国芭蕾舞剧。它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首次塑造了吴琼花、洪常青等栩栩如生的芭蕾舞当代人物形象。上海舞蹈学校莅年演出的根据同名歌剧改编的《白毛女》,同样是中国芭蕾舞剧的新收获。这个在我国人民中家喻户晓的故事,被成功地以芭蕾形式再现舞台,浓厚的乡土气和激昂的斗争场面,使舞剧颇具时代风采。

与此同时,中国舞蹈界对东方舞的学习、研究和演出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东方舞”的大概念不囿于地缘上的划分,它实际涵盖了亚.非、拉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舞蹈。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成立的东方歌舞团,一方面向各国人民介绍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努力学习和表演亚非拉美的民族民间舞蹈。《拍球舞》(印度)、《八木小调》(日本)、《赞王歌》(尼泊尔)、《百花园中的仙女》(柬埔寨)、《古典双人舞》(缅甸)、《罐舞》(斯里兰卡)等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当年东方歌舞团严谨庄重的艺术作风和独一无二的演出风格在海内外享有盛名,被誉为“东方之花”。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中国舞蹈进程中辉煌壮丽的一章。这部为庆祝建国十五周年而创作的史诗,以豪迈恢弘的气势和波澜壮阔的场景,形象描绘出中国人民在中国***领导下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英雄业绩,给人以无尽的想象和力量。《东方红》中的舞蹈如《葵花向太阳》的壮美,《飞夺天险》的高超,《情深意长》的灵秀,《游击战》的轻捷以及《伟大的节日》中色彩斑斓的团结欢乐气氛等等,都为这部史诗增添着绚丽的光芒。它的成功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成为中国音乐舞蹈史上的里程碑。

1949—1966年,受到党和国家关怀与重视的中国舞蹈艺术得到迅速发展。其秉承古老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民族民间的丰田沃土里扎根、开花、结果;同时也以其民族精神的博大和进取,包容并吸纳着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丰硕果实。这一时期,舞蹈工作者锲而不舍,以辛勤的汗水浇开了数以万计的舞蹈之花,奠定了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基础,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卓越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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