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心禅旨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由于佛教教义与僧侣活动的需要，佛教很快就与茶叶结下了缘分。佛教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僧人坐禅修行，“过午不食”，不能饮酒，戒荤食素，以求清心寡欲与超脱。同时要求做到：“跏趺而坐，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这就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规戒，又能消除坐禅引起的疲劳和补充因“过午不食”而缺乏的营养物质，以解决其矛盾。茶叶中的各种丰富的营养成分，提神生津的药理功能，自然使其成为僧侣们最理想的饮料。

　中国是世界茶叶的故乡，产茶、饮茶历史十分悠久。相传4000多年前，“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这说明茶的最初功能是药用疗病。《神农本草》说：“茶叶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东汉名医华佗在《食论》中也说：“苦茶久食，益意思。”世界茶坛宗师，我国唐代茶叶科学家陆羽在《茶经》中对茶的性能与功能作了高度概括，指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有“解渴生津、止痛去烦、舒筋活骨、明目等功效，宜于精行俭德之人”。

　僧侣毕生修行以求功德圆满，自然属于“精行俭德之人”，故最适宜于饮茶。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对茶有益于人体健康均有许多论述，“饮茶养生之术”由此逐渐形成。可见，饮茶是最符合佛教道德观念的。茶的“养生”、“清思助谈”之功效遂成为佛与茶结缘的最初与最佳媒介。

　醉酌禅茶 不言秋心又经年

　羽衣翩然，兀自在禅茶的淡定中感悟人生

　淡月，幽窗，茗溢；素颜，清影，独倚。

　夜，静谧，若一方易水砚，晕染满目霜华。掬几滴云之泪，撷几片梦的落花，徐徐研来，渐起心香。调就半池胭脂墨，轻展一纸月白素笺，凝眸间，一幅云水禅心已陶然入画。

　窗外，蟾辉渐黯，心事，冉冉而来。泛舟在墨香古卷的烟波浩渺中，漫拂一袖水月，纤指轻舞，笔端一抹，断章残句落落而行，咏唱千年不变的人世苍桑。沐一场落花风，醉一盏秦楼月，花间月下的吟叹，飘逸成六弦上不绝的余韵，渺渺入云。一路飞花逐月，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试问，这一曲琴音，一方墨砚，一溪云水，能否涤尽尘心？俗世之中如何忘我？山一程，水一程，念我今生的修行，可悟得这娑婆世界处处暗藏的玄机？质本洁来还洁去！指染茗香，羽衣翩然，兀自在禅茶的淡定中感悟人生。

　月色朦胧，繁华落幕，幽篁一曲袅绕碧穹，碎结亘古由来的世事成空。彼岸，是谁横笛遣韵，演绎千古绝唱？几分寥落，几许忧伤，在最深的记忆里斑驳成缕缕心痕！云烟飘渺，往事如风，蓝田日暖，沧海月明。薄雾锁清愁，浮光幻纤影。絮语千言，惟尺素难开，万里征鸿欲寄，怕只怕红尘渡口，载不动那几多怅然。

　秦淮河畔，是谁独品晓风残月？回眸处，自己终不过是临水而居的一株清影，凌波于前世的圈圈涟漪之中。千年一叹，远古的晨钟暮鼓，袅袅余音不绝于耳。诗风词韵，走过寂寞，邀约在影影绰绰的月色下，皓脘凝香，那无心出岫的流云，早已幻化成入定的千古不变，唯有无欲无求的姿态浅笑人生。

　澹居红尘，穿越唐风宋雨，辗转千年，那份唯美与极致却不曾释怀。思缱绻，殇流年，繁华一梦，落尽碾尘。泼一纸风情水墨，感叹韶华沧桑的瞬间。放飞思绪，让心灵随天边的残月，摆渡……觅得一点诗心，却也是，冷墨素笺皆寂凉，此时，古韵流转的风情，已在字里行间渐行渐远……曾几何时，幽幽自问，谁来渡我？我又渡谁？浮生若梦，我又该如何在心中的那方净土寻找自己的栖息？轻拨泠弦，一任缭绕的音符镌刻成一弯瘦怯的弦月，锦瑟弹唱，画屏深处，难掩帘卷西风瘦比黄花的容颜。揽镜自怜，不觉莞尔，罢罢罢，何不优雅转身，词一阙，歌一曲，水袖轻飏，饮尽流觞，一醉又经年！

　以茶解忧 养出好心境

　以茶解忧，既可以疗身，更可以疗心

　人生的烦恼如同茶杯的茶，刚入口的时候苦涩，入喉之后却清香甘甜。忙碌之余静下心来，给自己泡杯茶，让心中的阴霾如杯中的水汽一起散去，留下一杯甘甜在手中。

　唐代药学家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曰：“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说到茶对“心病”的“药理”功效，历史上有多位名人予以高论。

　唐代陆羽在《茶经》中称茶能“涤烦”，宋代苏轼在《东坡杂记》中称茶能“除烦”，元代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称茶能“清神”，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茶能“使人神思闿爽”，清代王孟英在《随息居饮食谱》中称茶能“清心神”，此外还有称茶能“破孤闷”之说。而唐代茶道大师皎然在《饮茶歌消崔石使君》中则有三方面的概括：“一饮涤昏寤，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由此可见，茶犹药也。以茶解忧，既可以疗身，更可以疗心。

　随缘适性 茶禅平常心

　平常心是道

　真正的茶境所需，正是一种平常之心；但真正的“平常心”境界，得来谈何容易!以随缘适性的“平常心”而悟入茶道，其最高境界当为纯明澄澈的禅悟境界；而如何保持一种纯明澄澈的禅悟一直是禅宗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马祖以为平常之心才能持有凡圣一如的澄明心境，故而他引导弟子们进行“悟道”的方式，均是在日常生活中因机而发又极富创造性的。铃木大拙说：“马祖道一是唐代最大的禅师之一，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禅确实通过他而有了一个飞跃。他对待发问者的方式最具革命性和原创力。”6当水潦和尚向马祖追问禅的真理时，被马祖踢了一脚；另一次一个和尚追问马祖“如何是佛祖西来意”时，亦遭遇与问题似不沾边的“惩罚”。后来的临济喝德山棒恐渊源于此。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的是对于倡导顿悟的南禅来说以临机而动的日常手段阻断那种形式逻辑思维，确有其殊胜之处。

　正如铃木大拙指出的那样，人的全部存在并不牵涉乎知性，而是关联于原初意义上的意志，知性并非终极的实在本身。原初意义上的意志，正是人类最深刻的自然而本然的东西(例如情感)。如此看来，“平常心是道”的“道”作为一种实在本身，在这里就凸显出它的重要意义了。而杯茶之中，亦正以此而显其“茶禅一味”之本色。

　南国功夫茶 平淡最是真

　南国功夫茶 平淡最是真 地球人都知道，中国茶是世界茶的老祖宗。尽管一些茶的名头如今也有风靡全球之势，如优雅华美的英国茶，如古意禅心的日本茶；但一个“Tea”却道尽它的出处－－据说这是闽南语“茶”的音译。闽南人的茶饮，真是把饮茶之道发挥到极致，享受到尽情。三五朋友，把盏品茗，佐以谈天说地，似乎是饮茶的快乐所在。比之更常见的，倒是来的都是客，邀饮何必曾相识的日常景象。主人用滚水重烫茶壶茶杯。手里的茶壶，只合女人拳头大小；茶盅呢，就只有男人的拇指大了。品质倒都是正宗的紫砂，只是被茶渍腌得久了，乌得发金。这是功夫茶的正宗茶具。把茶装满茶壶，滚水高冲，拂去浮沫，盖上；再低淋壶身，将烫好的数个茶盅月牙儿一溜摆开，然后执壶注茶。那茶水并不尽往一个茶盅里去，而是茶盅或一字或环形摆好，持壶于上，来来回回地轮着注；注到后面，便只有淅淅沥沥数滴，但也一点不马虎，照样匀着把茶汁点到各盅里。茶盅虽小，但一壶茶的容量更有限，一个回合下来，只得小半盅茶，故还得再来过，如是者三，一盅茶才得八分满。这八分满是讲究的，酒要满，茶要亏，否则大失敬。这都是地道的南国人泡茶的手法。且每一道手法都有名堂，什么孟臣沐霖、乌龙入宫、悬壶高冲、春风拂面；什么重洗仙颜、若琛出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一缕缕关不住的幽岚清气，好像既香艳得柔软无骨，又惊险得如箭在弦上。这样泡出来的茶，不是琼浆玉露是什么？然而就这么一小盅的茶汤，却还不能一口饮下，因为这茶奇苦，曾有外地人形容这茶入口即咬－－蜇舌。所以只能慢慢呷，让茶汤一点点一点点在舌下化开，入喉才觉清洌甘甜无比。固围在茶盘边等待喝茶的一干人，纵然是粗妇蛮汉，这一刻都得规规矩矩、温文尔雅地用两根指头，小心翼翼捏定茶盅，慢慢送至鼻下闻香，再轻轻撮唇嗫茶。这里的人泡茶，泡的是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品位、自己的气质；而天天泡在此茶中的人，竟也泡出茶的神韵、茶的气度。就是这么一泡高古绝俗、诗意盎然的功夫茶，却只是南国百姓每日开门七件事中的头一件稀松平常事。南国的功夫茶，就是如此平淡、自然、醇厚、实在。

　中国禅院茶礼与径山茶宴

　中国禅院茶礼与径山茶宴

　据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因而饮茶习俗首先在佛门得到普及。与封演同时代、被后世尊奉为“茶圣”的陆羽也是在寺庙里长大，并隐居在寺院附近写出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茶书—《茶经》。《茶经》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唐及以前茶的历史、产地、栽培、制作、煮煎、饮用及器具等，对后世中国茶文化(包括寺院茶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被中日两国茶人共同尊奉为最高的茶学经典。

　由陆羽、常伯熊所倡导的唐代饮茶之风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文人墨客、官场尤其是朝廷)和禅林僧倡之间，并且主要以“茶宴”、“茶礼”形式表现出来。在良辰美景之际，以茶代酒，辅以点心，请客作宴，成为一种清操绝俗的时尚。中唐以后，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和禅宗的盛行，茶与佛教的关系进一步密切。特别是在南方许多寺院，出现了寺寺种茶、无僧不嗜茶的禅林风尚。而茶宴、茶礼在僧侣生活中的地位也日渐提高，饮茶甚至被列入禅门清规，被制度化。到了宋代，随着种茶区域的日益扩大，制茶方法的创新，饮茶方式也随之改变，“茶宴”之风在禅林及士林更为流行。其中最负盛名且在中日佛教文化、茶文化交流史上影响最为重要的当推宋代杭州余杭县径山寺的“径山茶宴”。

　径山禅寺创建于唐天宝年间，由法钦禅师开山。南宋时名僧大慧宗杲住持该山，弘传临济杨岐宗法，提倡“看话禅”，由此道法隆盛。南宋嘉定年间被评列为江南禅院“五山十刹”之首，号称“东南第一禅院”。径山寺的茶文化历史悠久。据编于清康熙年间的《余杭县志》记载；法钦禅师曾手植茶数株，采以供佛，逾年蔓延山岩。径山茶“色淡味长”，品质优良，特异他产。宋以来还常被用来皇室贡茶和招待高僧及名流。唐陆羽隐居著书之地即为径山寺附近的苕溪。南宋时都城南迁杭州，宫廷显贵以及苏轼、陆游、范成大等名流都曾慕名到径山寺参佛品茶。宋孝宗皇帝还偕显仁皇后登临径山，改寺名为“径山兴圣万寿禅寺”，且亲书寺额。所题“孝御碑”，历800年至今残碑犹存。朝廷也多次假径山寺举办茶宴招待有关人士，进行社交活动。从而使得“径山茶宴”名扬天下。

　以茶会友达四海

　文道寓于茶道，茶风载以国风，自古及今概莫能外。

　我国茶史可追溯到神农氏时期，茶风源于蜀地，起初作为药用，唐代开始人工栽培，并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论述茶叶种植、品类、采制与饮用的专著《茶经》，后来又被译成多种文字远播异域，作者陆羽也被后世誉为“茶圣”。公元五世纪，茶叶开始传入国外，据考证，英语中Tea一词即来自福建话“茶”的变音；东非产茶大国肯尼亚的斯瓦希利语中的Chai（茶叶)一词则是广东话“茶”的变音。肯尼亚至今还流传着一个优美的典故：传说古代中国有一位皇帝出巡，中途休息时在树旁喝水，突然一阵疾风把两片树叶吹落杯中；皇帝没有觉察而继续举饮，顿觉味道芳香甘醇，目清神爽，遂引起了注意，并由此发现了茶树与茶叶的妙用。这种野生茶树直到90年代初期还在云南思茅地区发现了7万亩，其中位于澜沧拉枯自治县的一棵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野生茶树。茶文化在宗教发展史上也留下许多佳话。如唐代的日本高僧最澄、空海两位禅师访华留学，回国时带回了中国的茶种和茶具，在寺院栽植茶树；宋代日僧荣西从中国引进了禅寺的饮茶方法，并创作了《吃茶养生记》一书，可以视为日本茶道的经典。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目前我国与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一起，作为世界茶叶生产、出口大国而雄踞世界茶叶市场；中国的绿茶素以香高味醇、形美耐冲而著称于世，产量高、品种多，每年的出口量占国际市场绿茶贸易量的70%以上。所谓“以茶会友通四海”，茶文化的勃兴亦带来经济的繁荣。

　茶意禅旨 见性成佛

　茶意禅旨 见性成佛

　《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但最初茶是作药用的，神农尝百草用之解毒。后逐渐成为皇室贵族的特权饮料，至晋隋才在民间普及。陆羽于公元760年隐居湖州苕溪，闭门十余载著述《茶经》，影响天下声名海外，世尊为茶圣。陆羽是弃儿，被竟陵笼盖寺住持僧智积收养，壮年后与僧人皎然结忘年之交。皎然是中唐著名学僧，传世文集10卷，诗文中多处提到与陆羽的友情，以及共同采茶、制茶和品茶。所以，陆羽的茶文化思想吸收了许多佛家思想。佛教崇尚饮茶，有“茶禅一味”之说。“禅”是“禅那”略称，意为“静虑”、“修心”。禅宗自南朝宋末达摩在中国创立，至六世分南北两宗，而南宗慧能的顿悟说较北宗神秀的渐悟说更近禅旨，得以承继五祖弘忍衣钵，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风流所及，宗派纷纭，于南宋传入日本。茶之作为饮食在寺院里盛行，起始是因为形而下的健胃和提神。禅僧礼佛前必先吃茶，而且学禅务于不寐，不餐食,惟许饮茶。如此修心悟性，以追求形而上的心灵净化，对自然的感悟和回归，在静思默想中，达到真我的境界。禅的意境多少和茶的精神意趣相通，茶的清净淡泊、朴素自然、韵味隽永，恰是禅所要求的天真、自然的人性归宿。

妙理圆融 体用不二——浅释中国绘画艺术与禅宗某种内在之相通

　文 / 杨博文

当今时代是一个美术多元化的时代，而中国绘画的形式和表现、内容与精神结合同样出现了多元的艺术风格和时代气息。正如刘勰所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但无论哪一种中国画的艺术风格都应植根于传统继承与发展和生活与感悟。关于吸取传统和生活的养分之多少，这是因人而异同样也和个人的秉性天分有一定的关系。而做为从国外传入中国佛教中禅宗法门在意识思维修炼方式过程中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精神与创作艺术思维形式在过程中有着许多某种内在联系之处。就这种艺术精神与思维形式内在之相通的特殊关系略谈以下观点和感悟。

　首先来看一下“禅”字语源头在那里。禅字来源于印度的dhyana意为meditation，意思是静思、静滤和思维修炼的意思。而中国禅与印度禅有很大差别，在此不加多言。这里我着重探讨禅宗与艺术创作之间存在的许多内在联系。而正是这种内在联系，造成了禅宗与艺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特殊关系。

第一、禅宗与艺术二者都以表现人类的自我意识为最高目的。禅宗的自性论与艺术创作之间存在共同性，认识自我和超越自我也是禅宗与艺术探究的最高目标。禅的自性论和艺术创作主体，就是人类对自我意识的自觉追求和认识。禅宗与其他宗教修炼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提出的自性论，主张从人的内心世界中寻求佛性和本来面目，正如六祖《坛经》中所言“自性能含万法，……万法绪人性”、“一切法在自性，名为清净法身”、“般若若在，不离自性”、“佛是自性作，一切万法”、“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艺术创作主体思维过程同样需要尊重自我，自我既是对传统和生活寻求真正的自我，尊重感受，艺术的独创性过程与禅宗的独创性实践证明，独创性不是艺术家主观任意性，独创性必须建立在对客观事物本质理解的基础上，不能离开传统和生活两方面。用黑格尔的语言，真正的独创性在于“艺术家的主体性与表现的真正客观性这两方面的统一”只有“把艺术表现里的主体和对象两方面融合在一起”。禅宗同样主张自悟。对禅理要有自身的理解与认识，正如白石老人所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艺术名言所示。禅宗诗歌中也同样有“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到如今更不疑。”那么禅宗同样提出：教学人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这样似乎就产生了诗中不疑与禅宗所提倡的不疑产生了矛盾。然此“不疑”非彼“不疑”，前者是通过客观事物的现象特征经过反复观察探寻，最终获证事物本质精神的肯定，而后者是对事物的现象观察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观点，不断探求和论证，去寻求自己心中正确答案，证悟自然妙理，通过现象探寻本质。禅宗反对向佛教经典、佛教偶像和利用打坐等方式来求证佛性，主张通过对感性世界的观察和体悟来认识自性，亲证本来面目，认为只有用自己获得的直接经验和证悟，才能“自信”“自悟”“自到见大知见”，录《五灯会元》。禅宗强调主观心灵的作用，并不否定现实生活，艺术的感悟同样具有这样的妙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自我表现的价值应在于对社会和自我的发现，艺术的才能，不断的超越自我，就是发现的才能。”对自然和自我的发现，将给艺术创作带来鲜明的个性，使艺术品具有经久不衰的审美价值。　第二、文人画思想渊源。所谓文人画，并不是作画的人是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而在于这类绘画把佛教禅宗的美学思想和道家老庄哲学思想吸收到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突破了传统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表现手法，开拓了高远淡泊、以意境相尚的画风。提到“文人画”，必须提到唐代的著名诗人和画家——王维，绘画史上一直把他看作是文人画的开山鼻祖。王维最早将禅的思想和禅的意境学说融入中国绘画语境，并运用禅的“澄心观照”的审美态度进行创作，使画有意境、画境、诗境三境一体的艺术特点。王维的绘画多山水之作，以气韵为主，变钩研之法为水墨渲洗，使超然空灵的襟怀与萧疏清旷的山水语境融为一体、将禅心与画境化为一炉。他曾作《袁安卧雪图》，所画雪中芭蕉，与常见景物迥然不同：他作花卉，至兴而成，不问四时，以桃杏、芙蓉、莲花等同一画，正可谓百花齐放，受禅宗自然任运，打破时空、不拘俗流思想的影响，“得心应手，意到便成，造理入神，迥得真趣。”另一位画家：文同，同样以朱砂写出了超凡脱俗的心中之竹的绘画意境，这样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古人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　第三、禅宗与绘画境界之说。而意境又叫境界，我国古籍中记载的《诗·周颂·思文》中：有此将尔界。《战国策·秦策》载：楚使者景鲤在秦，从秦王与魏王遇于境。但这里的“境和界”都和作为艺术本体范畴的意境无关。真正的艺术意境是出现在《周易》中，它最早提出了“象与意”的关系。象和意与意境有了一定的联系。《周易》中讲的象是指卦象，而不是艺术形象，但与艺术的形象有相通之处。《周易》所说的象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模拟，同时，“象”又有美好的意义。《周易》认为立象是为了尽意，意在《周易》里并不是简单的的语言可以概括的概念，实际上有无穷尽之意。立象而尽意带有象有尽而意无穷的意思，这一思想观点无疑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写意精神是相通的。西汉董仲舒语：诗无达詀，易无达詀，春秋无达辞。刘宋时期的颜廷之写给画家王微的信中也说；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一与易象同体。而王微认为艺术精神本体是表现通体。他说：“且古人之作画，非以案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动变者心也，灵之所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画寸眸之明。王微所说的“拟太虚之体”正是写心论，这一观点是对宗炳《画山水序》的“以形写形”观点的重点补充。宗炳在画论中提出了山水之神的观点：“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灵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具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和王微“本科形者隔，灵而动变者心也”的观点，都强调了艺术创作中“心”的能动作用，这些观点是对《周易》的“象与意”的进一步深入发挥。这对意境理论的形式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佛教也提出了“执理于象外”的观点。释慧琳在《竺道生法师传》中说：“象者理之所假”“执象则述理”释僧卫言“抚玄节于希音，畅微言于象外”，僧肇说：“穷心尽智，极不可以智知，无言无说，心行灭处。”正是这些思想观点，能处及到意境中的一些根本特点，特别在禅宗盛行的中唐之后，一些杰出的文艺思想家、艺术家们对意境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儒、周易与外来佛教禅宗思想进一步融合，创立了 中国化的禅宗法门体系，同样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美学理论思想之一——意境。最早将“意境”一词用于艺术理论指导中的是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他的诗论中有“三境”之说，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强泉石支峰之境，极丽秀绝者，神之于心， 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于心，则得其真矣。另一位著名的禅门德僧皎然同样认为意境有三个基本特征，即取境、造境和缘境。所谓取境，就是艺术家在创作时，对情、景、兴、象等各种因素，进行完整同一的思考和构思。造境是在取境的基础上，创造意境。那么，什么是创造意境？皎然提出了“夫境非一，虚心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亲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见众象，而无定质，色也。凡此等，可以偶虚，亦可以偶实也。”皎然这里所说的意境，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和简单摹写。而是存在于主观与客观、虚与实、有与无之间的境象，具有虚实的两重性，缘境：所谓“缘境”是所造之境的最后表现形态，唐代佛学大家梁肃认为这是：“心迁境迁，心旷境旷，物无定心，心无定象”（《全唐文》卷五二O）。从这些可以看出皎然这一艺术意境思想理论出处无疑受禅宗思想体系中“体和用”妙理的影响。另一禅宗著名著作《五灯会元》卷第十七公案中的青原信禅所说“三山意境说”也深刻揭示了意境的本制裁：他说老僧三十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善知识，有个入处，思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处，依然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思同思别。“道来”，这里的第一，山是主体和客体相互独立、对立、分离的，主体是以理智的观点去看待山和水，所以，山是客观的山，水是客观的水，第二阶段的看山，是主体的意志和情感，开始化被动与主动。客观对象（自然景物）被主体意志和情感所同化，主体获得了感知变异的自由，因此山和水化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主体和客体产生了共鸣之处，成为具有主体生命的山和水。第三阶段，这时的主体与客体已在不同层次上互相统一，交叉占用。我在山水之中，山水也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正如黄宾虹先生诗句“江山本如画，内美静中参”所言，这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统一，是禅中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里，山河大地、自然物我都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充满生命活力、无限的、永恒的空灵世界。　当今国学大师南怀瑾诗证：妙高峰顶路难寻，万转千回柱周心，偶傍清溪外云，一声啼鸟落花深《妙高》。王维的山水画虽与传统的佛教画一样受佛教的影响，但两者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王维画是对禅宗真谛领悟后的独创，他取材于现实生活，抒发的是真实感情，其意义极为深远。在王维之后，山水画逐渐摆脱了附属的地位，发展为独立的画种得王维真传张,王洽等人,弦自谓其画“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与禅宗心性之学有内在联系，所画古松气傲烟霞、势意纵横、应手间出，所画山水则高低秀绝、咫尺深重、石尖欲落、泉喷如吼，纯出自然、匠心独运。前人评其画“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遣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浓墨淡笔都从胸中流出，不加半分修饰，这无疑得益于禅家心性修养功夫。王洽，以泼黑山水闻名。性多疏野，常优游于江湖之间，作画每天在醺酣之后，以黑泼洒之，或笔或、脚就手抺，或淡或浓，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云为水、为烟为霞、为风为雨、应手随意，若造化，俯观则不见其墨污之迹，这可算把禅字活泼洒脱风格运用到家了。四、禅宗美学思想对传统绘画的影响唐未五代宋初，是为禅宗全盛时期，也是山水画“南宗”进入发展时期，王世贞云：“二李”一变、关、董、巨又一变也。荆浩博通经史，因五代乱而隐于太行山之洪谷，与禅僧野老往来。他工于山水，善为云中山顶。其画四面峻厚、笔墨横溢，号称“唐未这冠”的邺都、青莲寺僧大愚曾以诗向他乞功。关 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幽人逸士、渔市山驿，使见者悠然如在灞桥风雪中、三峡闻猿时，不复有朝抗尘走俗之状。《宣和画谱》评其画日：笔愈简而气愈壮，如何是气：“气是艺术家内在世界思想情感的运动形态”客观事物激起主观情感波澜的起伏变化“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如此超尘脱世，孤高独步之作显然也根源于画家深刻的禅学意境。董源也擅于山水，尤工秋岚远景、溪桥渔浦，其画平淡天真、自然而成。巨然是南唐江宁开源寺的和尚，其画祖述董源，而臻于妙境，内中清淡雅逸之趣多得力于禅家心性之学禅宗虽为怫教一脉，但其精神对绘画艺术的影响，却使山水画脱离宗教威严的怫教画而走向与大自然的结合。<BR>　　明清时期画论对绘画史的总结，一致提出禅宗对绘画艺术的重大影响。董其昌说：“行年五十，方知此派（北宋）画殊不可学，譬之禅宝，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也”然此我认为北派之评说彼为偏激之处，画实无南北高低之分，应学人感悟之高低，正如佛法实无高低之分，人有愚钝之别。李白华：“云绘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胸中实吐出，便是矣”。石涛和尚更直接以禅僧口吻指出，作画“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众所周知明清画坛中龙象辈出，明有董其昌为代表将禅理融入“南北论中”，成就了其艺术地位。清初有，旷世奇古的“四画僧”渐江、八大山人、石溪、石涛和不被世人所注重的担当老和尚，其实担当和尚是达到了禅画的艺术高峰，“担当诗歌造诣极深、禅机典雅，其造诣并不在四僧之下”（邢文曾）语。以至清末的海上画派的先驱者，虚谷老和尚都是禅宗思想与艺术相结合的典范。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加诠释。　纵观唐宋以至明清画坛，凡有大成就者无不深得禅学思想的启迪和熏陶，其和作品无不透着深遂、宁静、庄穆的禅境，即使今人欣赏历代名画作品若没有许多禅学修养，恐怕也不易领略其中意境，望其项背。

　董其昌提出：“作画贵在静气”。为何？静则生变，变则通，通则融，融则生，同样静能生智、智可通慧。与此同时也应当以辩证法的思想观点、学习、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取其精华，舍其糟粕，传统是艺术之根基，生活是艺术之源泉，时代是艺术之精神。愿禅宗与艺术这朵传统瑰丽之奇葩，薪火传承，相互交融，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智灯远照，永启学人。　主要参考书目：《禅与艺术》、《坛经》、《金纲经》、《禅宗百问》、《禅宗诗歌集》、《五灯会元》、《中国画僧》、《佛教与绘画》、《艺术概论》。　水云草堂主天目山人

禅宗

中国佛教宗派。以菩提达摩为中国始祖，故又称达摩宗；也因自称得佛心印，又称为佛心宗。达摩于北魏末活动于洛阳，倡二入四行之修禅原则，以《楞伽经》授徒。弟子有慧可，僧璨为再传。璨弟子为道信。信弟子弘忍立东山法门 ，为禅宗五祖。门下分赴两京弘法，名重一时。其中有神秀 、惠能二人分立为北宗渐门与南宗顿门。神秀住荆州玉泉寺 ，晚年入京，为三帝国师，弟子有嵩山普寂、终南山义福；惠能居韶州曹溪宝林寺，门下甚众，以惠能为六祖。后为禅宗正宗。相传南北二宗之争，始自五祖弘忍选嗣法弟子。神秀作偈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忍以为未见本性。惠能也作一偈：“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忍以为得其禅之心要，故密授法衣，认可其嗣法地位。以后北宗主拂尘看净之渐修；南宗主张顿悟而即身成佛。认为舍离文字，直探心源，闻言当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才是修禅正途。其禅法可概言为无所住而生其心，即由定发慧。惠能的《六祖坛经》为本宗代表著作，其他如《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皆有重大影响。

惠能弟子中最负盛名的是南岳怀让（677～744）与青原行思（ ？～740 ）。另有神会居洛阳荷泽寺，创荷泽宗，被尊为七祖。门下有磁州智如、益州南印等。怀让住南岳衡山，创南岳系。青原住江西吉安，创青原系。怀让弟子道一(709～788)尊称马祖。其门下怀海影响最大，称洪州禅。怀海弟子有黄檗希运，沩山灵佑。希运门人义玄（ ？～867 ）在河北镇州创临济宗。灵佑与其弟子仰山慧寂（814～890）创沩仰宗。行思门下石头希迁（700～790）一系数传至洞山良价 ，再传至曹山本寂，师徒共创曹洞宗。希迁另一弟子天皇道悟数传至义存（822～908），其门下师备之再传文益（885～958）创法眼宗，住金陵清凉寺；师备同门文偃（？～949）住韶州云门山，创云门宗。晚唐至五代，禅宗发展极盛。两宋之后，儒道释三教合流，禅宗风格略变。大量“公案” 、“诵古”文字著述问世。宋代 ，临济宗中又分出方会（ 992～1049 ）所创之杨政宗和慧南（ 1002～1069 ）所创之黄龙宗。元明之后，禅净合流形势大成，禅宗衰微。禅宗流入朝鲜始于神秀门下之新罗僧信行（704～779），所传为北宗禅。马祖门下之道义则将南宗禅带到朝鲜（ 820 ）。越南禅宗最早为天喜禅派，为从僧璨受禅法之毗尼多流支（ ？～594 ）所创。南宋时，日僧荣西在天台山受法，禅宗临济黄龙派随传入日本；南宋末中国僧人东渡日本又传去杨岐禅法。13世纪初日僧道元又将曹洞禅法带至日本。稍晚从百丈怀海受禅法之无言通创无言通禅派；后更有黄龙系（一说云门系）的草堂禅派（11世纪）和临济系的竹林禅派（13世纪末）等。

禅学，像所有活泼的传统一样，它们的起源，都是充满了许多神话和传奇，因此禅的开展，也自然和释迦牟尼佛发生了关系。

据说有一次，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他拿着一朵花，面对大家，不发一语，这时听众们面面相睹，不知所以。只有迦叶会心的一笑。于是释迦牟尼便高兴的说：

“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实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因此禅便在一朵花和一个微笑之间诞生了。你也许以为这故事太美了，可能不是真的；而我却认为正因为它太美了，不可能是假的。禅的生命并不依靠历史的事实。无论是谁创造了这个故事，显然他已把握住禅的精神——因花微笑，由笑花开。

迦叶，据说是印度禅的初祖，在他以后传了二十七代，至达摩是第二十八祖，也是印度禅的最后一祖。自达摩来到中国后，便成了中国禅的初祖。所以达摩在禅宗史上，可说是沟通中印思想的一座桥梁。

印度禅的这二十八祖的法统据考证是后人捏造的（译才按，胡适博士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曾有考证），在梵文中也没有印度禅宗法统的记载。禅宗的这个“禅”字本来是从梵文“禅那”的音译变来的，但其间意义上有很大的差别。“禅�”是指一种精神的集中，是指一种有层次的冥想，而“禅”以中国祖师所了解的，那是指对本体的一种领悟，或是指对自性的一种参证。他们一再的提醒学生，冥想和思索，都会失去了禅的精神。

胡适博士曾发挥说：

“中国禅并不来自于印度的瑜珈或禅那，相反的，却是对瑜珈或禅�的一种革命。”

也许这不是一种有目的的革命，而是自然的转变，但无论是革命或是转变，“禅”不则于“禅那”却是事实。铃木大拙博士曾说：“像今天我们所谓的禅，在印度是没有的。”

他认为中国人把禅解作顿悟，是一种创见，也足证中国人不愿囫囵吞枣似的吸收印度佛学，他说：“中国人的那种富有实践精神的想像力，创造了禅，使他们在宗救的情感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以笔者的看法，禅宗的形成最早是受到大乘佛学的推动，否则单靠老庄等道家思想的复兴，实不足以构成禅宗那种生龙活虎般的精神。不过说起来好像是矛盾的，由于大乘佛学的推动使老庄的透彻见解，在禅的方式上获得了复兴和发展。汤姆士默灯（Thomas Merton）先生曾极有见地的说：“唐代的禅师才是真正继承了庄子思想影响的人。”

我们也可以说，禅师们最根本的悟力是和老庄的见地一致的，道德经的第一、二两章便说出了禅的形而上基础。至于禅和庄子的关系，铃木大拙博士分析得非常清楚，他说：“禅师的最明显的特质是在于强调内心的自证。这种自证，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是如出一辙的。”

如果这种说法不错，那么庄子的根本精神是禅的核心。唯一的不同，是庄子仍然停留在纯粹的悟力中，而禅则发展为一种导致开悟的训练；这种训练也是今天日本禅的特殊贡献。

因此懂得庄子心斋，坐忘，朝彻的境界后，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禅的本质，下面笔才将分别予以说明。

①心斋：

“心斋”见于庄子人间世中孔子和颜回的一段对话，据说颜回有一次要到卫国去游说，孔子浇了他一盆冷水，认为他一身的功夫还没有做到纯一不乱的境界，如果冒然去谏，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于是颜回便向孔子请教方法，孔子告诉他要“心斋”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心。”

②坐忘：

“坐忘”两字的原意，莱济（Legge）翻为“我坐着而忘了一切”，伽尔斯（Ciles）和林语堂翻为“我坐着而忘了自己”，冯友兰翻为“忘了一切”，铃木大拙翻为“心忘”，我认为这个“坐”字不应从字面上去体味，它的意思，可以说是坐于忘，或沉入于忘的境界。这个忘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忘己和忘物，不仅要坐着才能忘，而是在任何情形中都能忘。下面是庄子描写有关坐忘的故事：

有一次，颜回告诉孔子说他的功夫大有进步，已忘了仁义，孔子认为他还不够深刻。过了几天，他告诉孔子说他已忘了礼乐，孔子仍然没有加以赞许。再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告诉孔子说他已“坐忘”了。这境界连孔子也有所不知，反问颜回，颜回解释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开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③朝彻

“朝彻”是道家修练的一种境界，庄子曾描写过一段有关朝彻的故事。

落千丈 有一次，有人问女偊，为什么他年纪那么大了，但容貌还是嫩得像小孩一样，女偊告诉他这是得了道的功效。那人又问女偊：他是否可以学道呢？女偊坦白的说他不是学道的材料；接着便把自己教学生卜梁倚的经过告诉他说：

“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上面，笔者之所以冗长的引证了庄子的这三段文字，乃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很多的禅的种子。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禅师们都是佛家，但他们对于老庄思想的偏爱，却影响了他们在佛学中选取了那些和老庄相似的旨趣，而作特殊的发展。

此外，庄子“真人”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后代的禅师，最显著的是临济义玄，和他开展出来的临济宗都以真人为最高境界。庄子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夫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是强调存在先于知，这也是禅的一大特色——先存在而后能知。禅的思想正好和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相反，而是“我在故我思。”

最近美国佛吉尼亚州（Virginia）有一位墨芬蒂（William．C．Mcfadden）教授，曾召集了一个为期三日的各大学学生会议，讨论目前大学青年紧张心理的因素，他在“是什么使他们烦恼”一文中简述会议的经过说：

“当一切可能的紧张因素都列举出来后，一位学生说：“这些原因统统是，又统统都不是。我总觉得还有一个加的原因”。另一位附和说：“我也觉得有那么一个说不出的东西使我烦恼”？又有一位说：“这个令人烦恼的东西，好像是虚空无物的，但是如何才能描写这个虚空呢”？还有些认为是缺少嗔，或美所致。但这些看法都立刻被否定了，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恍恍惚惚，不可名状，最后有一位口若悬河的学生作了如下的结论，他说：“在我们的心灵中，总觉得欠缺空间，使我们透不过气来””。

墨教授接着发挥说：

“人类心灵的不安由来已，他们寻求绝对，寻求不朽，寻求永恒，寻求无限。但事实上这个绝对既然是无限的，那么一定是不可捉摸的，不可界限的，是一种类似虚空无物的东西。这个无限如果可以界限的话，那就不再是无限了。

这位作者并没有想到禅和道家。但他却揭出了一个极为生动的看法，使我们了解为什么禅和道家是如此的吸引了西方青年，他们希望从禅和道家中去寻求那个使他们烦恼的东西。他们已厌倦那些既定的观念以及传统的宗教信条。传统的禅学对他们来说，好像几何学一样，只强调那些可以传达的，而完全忽略了那些不能传达的。这个不能传达的东西就是禅和道家探讨的天地。禅和道家并不是真能传达那个不能传达的东西，而是他们有方法把它引托出来，使我们的心境开阔，有更多呼吸的空间。

中国精神的最大特色，不是喜作有系统的观念说明，我们最动人的诗，就是那些“言有穷而意无尽”的绝句，能够用字，声色所表现的，都不是最真实的。中国精神是超越了字，声、色之上，它是借字以写无限，借声以说无响，借色以明无形，也就是借物质以烘托精神。

斯曲兰催（Lytton Strachey）读了伽尔斯所翻的中国诗后，曾比较希腊和中国诗的差别说：“希腊的艺术，在文字方面的造诣，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它永远的寻求最好的表现，在希腊诗集中最精彩的抒情诗，实质上都是格言式的，这和中国的抒情诗大不相同。中国诗不是格言式的，它要留下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不是终结的，而是无穷境界的开端。它完全是呈现在一种不可思议，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气氛中。”

譬如李白的那首五言绝句：

“美人卷珠帘，深坐颦峨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斯曲兰催会评赞这首诗说：

“突然的，帘子卷起来了，一刹那间，呈现出一幅动人的图画。使我们的心灵化作一只游艇，在不可思议的，愈流愈广的想像之河上飘荡。这一类的诗，富于写意，但并不是一个摄影式的记录，而是对于切身体会到的经验，用微妙的笔触表达了出来。”

这就是中国的诗画和生活艺术的风格，这也就是禅的风格，在这方面，禅可以说是中国精神的象徵。

西方文明，可说是希腊精神的产物，在目前已发达到饱和状态，所以西方的好学深思之士，反而感觉不足，也就在这时，认识到东方的伟大。由于东方人都反注意力集中于西方的科学文明，因此禅的那种两难的论法对西方人的吸引力远胜过东方人，事实上，今天禅的精神已渗入到西方思想的前锋，将来又会反转来影响东方。人性本是一致的，是超越了东西方的；而且唯有超越东西，才能综合东西，假如我要作个预言的话，我将说这种综合必先成熟于西方，然后再散布到全世界。

东方人最好记得爱伦维物（Alan Watts）所说：作为禅学源头的庄子哲学是和现代人的境遇息息相关的。维特认为庄子和恰定（Teilhardde Chardin）在把宇宙看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种看法比起牛顿把宇宙看成像弹子球撞击那样的机械化，显然是更近于二十世纪的科学了。

另一方面，西方人也应认为清禅并不是完全没有理性和节奏的，它的疯狂中自有法则，默灯说得好：

“在某些西方人圈子里所流行的禅只是适合于精神上的混乱而已。它表现了他们对习俗，伦理，和宗教的一种不可理解的不满。它象徵了他们在机械所窒息的世界中要恢复自性的迫切需要。但是由于只恢复意识经验，使西方的禅学带有道德放任的色彩，而忽略了中国和日本禅宗那种严格的训练和严肃的传统。庄子的思想也是如此。他易被今天一般人误作放诞不羁，其实庄子早就强调不要劝别人去做他们自己所不知的事情。我们要了解庄子对儒家的批评是怀疑的，也是很实际的。庄子的哲学在本质上，是宗教的，玄秘的，是追求一种绝对圆满的境界”。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描绘出禅的真面目。本书之所以只写唐代的大禅师，乃是因为由于他们的真知彻悟，和特出的个性才创造了禅宗。

在六祖慧能手中，才形成了中国的禅宗，自他以后的大禅师像南岳怀让，青原行思，马祖道一，石头布迁，百丈怀海，南泉普愿，赵州从稔，药山惟俨，和黄檗希运等都把禅宗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而演化为禅宗的五家。其实这五家都是源流共沐的。虽然有他们各自的宗风，但都来自于慧能，而植根于老庄。

沩爷宗强调机和用，信位和人位，及文字和精神之间的差别。沩山在得意忘言这一点上是和庄子完全相同的。

曹洞宗以自忘来完成自我的实现。

临济宗认为无位真人就是真实的自我。

云门宗一面逍遥于无极，一面又回返人间。

法眼宗完全奠基于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禅宗可以说是道家结合了佛家的悟力和救世的热情所得的结晶。假如佛学是父亲，道家是母亲，那么禅宗这个宁馨儿不可否认的，是比较像他的母亲了。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与黄宗羲、顾并称清代三大启蒙思想家。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王夫之照片

王夫之的主要思想包括反对禁欲主义、气的一元论、世界范围的绝对主义、人的先天知识观、提倡正确的逻辑、理论与权力相结合、谈人性的变化等。这些是王夫之思想的主要结晶。但是，这些想法符合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

这些观念中有许多很重要，比如禁欲。在封建王朝时期，程朱理学的发展，把所有的人都严格地控制在所谓的原则之下，其中有许多是不符合人性的。他们也希望保持自然规律，消除人类的欲望。当时的社会冷漠就是这些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

王夫之的观点彻底打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告诉人们没有欲望就没有理性，因为理性在于人的欲望。这对程朱理学是致命的打击，对解放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还有一个

这些观点都对封建思想产生了影响，使人们对当时的传统思想进行了反思。可以说，王夫之的思想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王夫之强调美感的即时性是受禅宗影响的。

明清思想家王夫之受禅宗影响，强调直接美感。王夫之出身于儒家，但他并不认同某些儒家思想。他吸收了数百种思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王夫之照片

王夫之生于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其间奋斗多年。清入关后，王夫之一直认为明朝是正统，所以组织了反清斗争。然而，他们的力量很弱，他们最终失败了。因此，他性格内向，一生致力于写作。

清朝战败后，王夫之接触的很多都是佛教中间人。他经常与这些佛教中间人讨论，这大大增加了他的想法。后来王夫之自称“南岳王夫之”，把南岳佛教的圣地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同时，他对先天和后天的论述也受到佛教的影响。王夫之认为，先天自然是眼、耳、鼻、舌，佛教经典中都有论述。

王夫之强调美感的直接性，因为他认为人的情感是最真实最重要的。美是通过人的眼睛、耳朵和鼻子获得的。文章和诗歌只是人类情感的载体。这些思想都受到禅宗的影响。佛教指出，人的眼、耳、鼻是感知世界的重要媒介，内心的情感表达必须是直接的，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正是在这些影响下，王夫之形成了自己的判断。

王夫之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在研究中借鉴了百家学说，形成了影响后世的思想体系。佛教思想只是这些比较重要的思想之一。

王夫之的义论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伟大的思想家。他最著名的观点之一是元气论，即气的一元论。王夫之的论断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是对传统观念的有力挑战。

王夫之照片

王夫之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具体的、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真理和规律就存在于这些具体的对象中，这与传统的真理和规律先于这些对象的观点不同。这是他对这个认识的修正。

然后就是

王夫之还讲了《齐一元论》的动静关系。王夫之认为，世间万物都是运动的，没有绝对静止的物体。当我们说静态时，我们指的是相对的。那些我们认为静止的物体实际上是在运动的，但是我们在运动，把它们看成相对静止的。这些想法已经在现代科学中得到证实。在我们的世界里，所有的物体都在运动，只是相对静止，而不是绝对静止。

这种思想不仅对我们国家，而且对科学发展和认识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王夫之的生命力理论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有着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论王夫之的读书与学习

王夫之老师的《读通鉴论》是一部很棒的思想著作。这本书是王夫之老师用毕生心血写成的。他直到69岁才开始写作，这本书直到他去世前夕才完成。当时他的思想已经很成熟了，所以书中的论点很精彩，反映了他一生所学。

作品封面照片

本书以司马光《资同治鉴》为基础，对先秦至五代的朝代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包括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和对当时人的批判。他独到的见解和辉煌的文学作品，是历史著作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这本书反映了王夫之的历史进化论观点。他认为历史是发展进步的。每一次改革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当时的社会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人们已经适应了历史。

他主张改革，痛恨历代腐败，反对分裂，希望统一，深切关注人民的疾苦。同时，他在作品中对当时社会影响较大的传统唯心主义道教进行了批判。

他不仅在作品中有自己的史学思想，在评论中也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后世有很大的启示。

我们承认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王夫之主张改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出对封建制度的新思考，因此仍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南齐建寺到常建赋诗之时，破山寺已有三百年左右的历史，可算是一处古迹了。诗的首联：“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这是如实的记事写景。天刚蒙蒙亮，诗人便登上破山，来到了兴福寺。一轮红日冉冉升起，阳光铺洒在寺内外郁郁葱葱的林木上，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看到这一切，诗人感到心清目爽，诗兴随之而生。“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两旁长满了翠竹的羊肠小径，蜿蜒曲折，一直伸向幽深处。参差错落的掸房，掩映在蓬勃茂盛的奇花异木之中。这一联写了竹林、小路、花木、禅房，描绘出一个美妙幽寂的环境。“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放眼望去，初升的阳光，在草木山石间相互辉映，许多色彩斑斓的山鸟在花间枝头蹦跳着，鸣唱着，显得是那样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令人羡慕。傍山丛林之中，有一水潭。水清见底。微风吹过，泛起一层层波纹。俯身下望。倒映的山光天色中，又添进了诗人的身影。随着水波的颤动，诗人顿然生出一种了悟之感。此前积蓄萦绕在心头的无数尘俗杂想荡然无存，自己已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难分彼此了。“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声。”诗人觉得一切似乎都停止了，身边乃至整个世界是那样的清净，只偶尔还能听到仿佛是天外传来的一两声缓慢的钟磬声。此刻，诗人的心灵完全得到了净化。得到了安宁。

通观全诗，我们看到这首诗所表现出的思想情操、审美心理， 与禅宗有着紧密的联系。自南朝宋末，佛教禅学派的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由古印度天竺来我国传法以后，禅宗便在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渐渐渗透开来。禅宗重视现世的内心自我解脱．尤其注意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小事中得到启示．从大自然的陶冶欣赏中获得超悟。在诗歌中，常常是通过清净、恬淡，幽寒、旷远的景物，创造出一种寂寥，宁静，超尘脱俗的意境。常建这首诗．是一首题壁诗。所题为佛寺掸院，所咏是寺中景物，表现了一种幽静空寂的氛围，并以此实现心灵的超脱顿悟，达到内心世界的自我平衡。联系作者的生平来看，常建一生“沦于一尉”，仕途很不得志。辞官归隐后，他对社会现实也并没有完全忘却。在他的写边塞题材的诗歌中，就常常流露出作者对世事的感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这些再来读常建的山水田园诗，就会发现，他寄情山水，正是企望能以此排解内心的苦闷，摆脱尘俗的干扰。应该说，《题破山寺后掸院》同样也是作者这种心境的反映。

竹里馆和题破山寺后禅院都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名作，两者的情感有着明显的区别。

《竹里馆》描绘的是诗人在竹林中所感受到的宁静与自由，表达了诗人对于自然的热爱和追求自由、远离尘世的心理。整首诗氛围清新自然，情感平和。

而《题破山寺后禅院》则表达了诗人在禅院中的思考和内心的冲突，既有对于自然的赞美，也有对于人生的思考和追问。整首诗氛围严肃深沉，情感复杂。

因此，两首诗的情感有着明显的区别，《竹里馆》表达的是一种宁静、自由的情感，而《题破山寺后禅院》则表达了一种思考、追问的情感。

文/老 可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汉代。禅宗，则始于南北朝。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突出人性自觉，实现了有佛教的自我内观向自然客观境界的转向，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对中国传统绘画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绘画也以其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逐步成为中国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后以南宗为盛。南禅对中国画的影响尤深。受禅宗影响，在美术史上中国画也便有了南北宗之谓。自盛唐始，禅风画韵相互交融，禅机画理交互渗透，产生了唐朝王维、宋朝苏轼、清朝石涛等为代表的大批以禅入画的水墨文人画大师，逐步改写了盛行历朝历代的金碧青绿山水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画自此便唱响了以黑白、水墨为语调的主旋律，由此也产生了“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虚静空灵”、“我师我心”、“师心自用”等禅画理念。

禅宗与中国画的思想理念情趣相一。

一、禅宗与中国画的法道守一——心道

中国画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强调人对现实生活的平常体验性和对环境的心灵感悟，主张师心自用。南朝宗炳就提出了“应目会心”理论。“应目”是指观察物象，“会心”则是画家感应于物象后所产生的思想感情，亦即“物我两化”，情景交融，最后达到“万趣融其神思”。

中国画讲究意境。在意境的形成中，物象是基础。脱离了物象，情与意就无从抒发，心也即无所寄托，也就产生不了达意之境。因为在意境中其心其情均消融在物象之中，并由此得到生发。在意境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情、是意，也即心神。所以画家笔下的精品力作往往能以一种洗炼含蓄的形式，给人以强烈的情感上的影响，其关键还是心境的真诚传达与回应。笔墨是中国画的根本。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是画家创造性表现客观物象的手段，它具有反映不同画家情感轨迹的特性。中国画以黑白为主色调，以笔墨为表现语言，其本身的根本性决定了其意象性的表现特点。这是因为融于画家笔下之境，绝非客观物象，而是心中之境。

中国画讲究传承。一是向古人学习，向传统要营养，与古人交心；二是师徒间手传心授。但从真正意义上讲，是用“心”来传承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艺术文化血脉。这要求画者，习古而不能泥古，以“我心为法”，变通妙理。正如石涛所言“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其中“一画”并非指一幅画，而是禅宗所指明心见性。由于一切法不离心法，心能生万法，“一法藏万法，万法藏于一法，万法即一法，一法通万法，万法在一法中”（《法华经》语）。经中所致的“一”即为心。故石涛“一画之法”中的“一”指的是心。人若达到见性，即可达到一，其万法则在其中。要想达到心法之根本，则在于缘起，缘起性空，方可见性。人能见性，方得“一画之法”。此时之“一”，是随心所欲；此时之“法”，则是大智慧。石涛论画，画理禅机尽在其中。但始终强调对“心性”的关照。“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其中之“见”，即佛理“见惑”见之。“神”是指人的精神。人的精神若受世间妄见所染，会产生五种见惑，即边见、身见、戒见、见取见、邪见。而人的本原之心却不见了。其原因主要是充满见惑的心在起作用，如此心态则难达空境，更无立一画之法可言。“藏”来源于佛经中“万法藏于一法”。“一”就石涛所言，是为心。而万法则藏于此心中。若有妄念则难见藏于心中的“一”。 “用于人”是指人的悟性，立“一画论”需要悟性，“一画之法，乃自我立”。其中“我”有大我、小我之别。大我是得悟之我，小我是偏见妄念之我，得大我者必得“心法”，即可见性，可立一画之法。石涛又语“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夫画从于心者也。”要想达到无法生有法之境，首先应立“心”。因为无心则无境，无境亦无心，心境相依，方可见地。只有认知“心即是一”这个道理，方可成为“从于心者”，才能做到“盖以无法生有法，乃至随心所欲”。禅宗，讲究提持心印，见性成佛。“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楞伽经》语）。故，禅宗也即心宗。禅宗认为，人是感受大千世界的主体，在修行中靠内在精神去驾驭纷杂的环境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着重强调主体精神的作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语）。人的修行可以顿悟。即心见性。禅宗提倡“随缘人生”。用真心感悟则“即心即佛”。由此可见，禅宗之所以对中国画有着至深的亲和力，其根本原因是法道相一。即还本归真，见心见性，自证自悟，畅扬心道。

二、禅宗与中国画的风气守一——虚静恬淡

禅宗以“二入”、“四行”学说及《楞伽经》作为习禅的根本理论。“二入”，一是理入，指禅法的理论，二是行入，指禅法的实践。“四行”，即为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禅宗以壁观法门为中心，教人安心。自达摩于南北朝时期东渡来中国传法立禅宗始，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代代相传，并得到丰富和发展。至六祖惠能，提出了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之宗旨，强调安闲恬静，虚融淡泊。参禅者能超尘脱俗，以禅修德，以定求悟，达到空性而得到解脱；甚而在坐禅入定之中，忽然得悟而明其妙，心境升华，一变常人之理，独辟一片新境。再有禅僧大德的机锋转语及禅理的奥妙玄机，尤为中国画家尤其文人、士大夫画家所欣赏和推崇，禅悦之风盛行。谈禅为逸事，无禅不雅。禅学中超然独脱的境界，尤为中国画家受益至深。画家长期修禅的过程中达到的心照与觉悟，使人清净本心，无障无碍，顺其自然。虚静之气超然入画。画风自然趋向含蓄、寂静，并进而得到安宁、空灵的韵味。“静者心多妙”、“超然思不群”。由于受禅宗思想的影响，画家戏墨玩赏的心态渐盛，以疏简明快的笔墨，潇洒自如、随心所欲地去创作而含蓄玄妙，超逸静穆，禅味十足。这对中国水墨写意画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画家以画为禅，将绘画作为怡养性情的道场，其画境恬淡静气，格调高雅，则自在情理中。对于中国画，禅宗则改变了画家的创作思维，使人们对“色”、“空”有了非常深刻地认识，并形成了东方美学的一种流派，使中国画的发展不但重视形的表现，同时，更加注重虚静、恬淡等意境的表达。

三、禅宗与中国画的格调守一——自然空灵

“心同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彻底清”。从“诗画一律”观，读韦应物的诗句，可以看出，中国画家尤其文人画家崇尚淡泊。因为淡泊是脱去匠气、人间烟火气后的气息，是自然的或重新融入自然的生命形态，是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真正空灵高格的中国画境界，使画家超凡脱俗，迥然高蹈，并借此表现自己的宇宙情思和生命情调。正如清代张庚在《浦山论画》所言，“何谓发于意者？走笔运墨，我欲如是而得如是，若疏密、多寡、浓淡、干润各得其当也。何谓发于无意者？当其凝神注想，流盼运腕，初不意如是，而忽然如是也。谓之为足，则实未足；谓之未足，则又无可增加。独行于笔情墨趣之外，盖天机之勃露也。”可知，中国画状写物象是自然生机与灵气的洋溢，是画家自然而然的情意表达，是画家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对物通神的灵感所得，是画家“有意”与“无意”的出神入化之境。

感应天地之间的苍茫状和人世间的诸多无奈，中国画家尤其文人画家的内心世界往往有着无尽的孤独。但这种孤独不是现实的孤独，而是一种“超然孤独”。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高洁心性，则包蕴在这种孤独之中。由于孤独，所以内心世界一片静寒。因为静寒则驱除了尘世的一切喧嚣，将其带入幽远清澄的空灵世界之中。荡涤心间污垢，使心如冰幽、因幽而静、因静而空、因空而灵之境，这恰恰就是一种回归自然、宁静淡泊的心灵关照。正如苏东坡所言：“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禅宗强调“妙有性空”、“随缘素位”、“缘起性空”，因为禅理无所不在，要求参禅者舍相求真。真即大千自在。禅具有神妙空灵的内涵，并能直接彻见人的本性。禅宗追求禅定，对宇宙万物色相视之为空，以虚静之气为参禅者的立体之境，要求参禅者以平常心处世，扬弃一切分别相，归于本真。受禅定思想影响，中国画追求以墨代色，以简化繁，大朴自然而气韵灵动。“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即体现了禅宗思想对中国画追求自然、空灵、平淡、天真格调和趣味的影响。

纵观历史迹象，禅宗思想对中国画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中国画也为禅宗的发扬广大提供了难得的“道场”。尚问当下何？禅者“无相”，画者“大相无形”。或禅，或画，或机，或理，或禅画，或画禅，“妙悟不在多言”（王维语）。也正如庄子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是故至人无为，大至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2004年10月8日于北京中国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