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吕蒙
吕蒙是三国时吴国的大将却不爱读书。于是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是大将军了,一定要多读读书。”吕蒙便开始读书。一次,他读到孙膑用“减灶计”诱使庞涓轻敌,最后打败庞涓的故事,感到眼界大开。于是,吕蒙逐渐爱上了读书。
几年下来,吕蒙的军事才能大有长进。孙权大为高兴,就让吕蒙担任了大都督,统领全国兵马。
2、顾炎武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他学识渊博是当之无愧的一大名儒。顾炎武从小就勤奋学习,对待学问非常认真。长大后,每当外出旅行时,他都用马或骡子驮着沉甸甸的书,真正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3、路温舒
路温舒幼年时家里非常贫穷,靠放羊为生。他虽买不起书,却从别人那里借书来看。可借阅的书总是要归还的,路温舒常想:要是能有一册书带在身边,一边放羊一边读书,那该多好啊。
有一天,路温舒去放羊,发现蒲草的叶子很宽。他灵机一动,心想:蒲草的叶子很宽,把它们编成席子,不就可以用来写字?于是,他趁着放羊的借来的书抄在编好的席上。通过这种方法,他积累了很多知识,成为西汉有名的法官。
4、匡衡
古时候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一缕烛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其帮助下,小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5、车胤
车胤从小勤奋好学,但家里穷困,连点灯的油都买不起。一到晚上,车胤就不能读书。一个夏夜,草丛里的萤火虫引起了车胤的注意,小虫子的亮光多像灯光呀!于是,他把萤火虫装到纱制得口袋里,就是一盏小小的灯。车胤拿着这盏“灯”,高兴地进屋读书去了。就这样,车胤经历长年累月的苦读,终于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这首歌的歌词含义是,我已经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心底,哪怕经历过再多的时间,哪怕在经历过再多的事情,我都一直会把你牢牢记住,因为我知道你值得,因为当遇见你的那一刻,我就决定已经要和你永远的在一起,那话面对再多的危险和困难,我都不怕。
歌曲鉴赏: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作为《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主题曲,在推进**剧情发展、表现角色的风格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达到了“整合”的功用。
该曲的歌词让人想到自己纯粹的初恋,爱上了就奋不顾身,仿佛眼中只有对方,配上卢广仲温柔舒服的嗓音,加上MV**片段,催人泪下。短短的一首歌,便描述了整个故事,该曲动人的歌词与旋律贯穿了故事始终,歌曲最后一段清唱更是深入人心。
所谓强势,就是说强势的人,他总是要比别人具有更强的优势才行。表现就是:凡事以他为准他才高兴。遇事他爱抢着拿主意,而且不太听劝。甚至是说话的语气都透露出霸气和坚决,或给人命令的感觉。强势的人不轻易认输服软,哪怕他真的错了,还是会逞强硬挺。强势的人如果拥有一颗正义公正的心,那他就是个绝绝对对的好人,让人心服口服的领袖类人物;如果他没有正义公正的心,那就会给他身边的人带来困扰,让人觉得受制于人,委曲求全,就算口服也肯定心不服。结局大多是弄得不欢而散,或者别人对他逢场作戏,绝不深交
最值得羡慕的感情,就是两个人互相关心,互相勉励,而且两个人的兴趣爱好也非常接近,具有相同爱好和目标。
这样的感情,无论是在日常生活、学习生活、兴趣爱好培养上,都能够一同进步,一同奋斗:
互相关心:对于一段感情来说,互相关心是最为基础的方面。虽然日常的关心,看似不经意,对于一段感情却是甜蜜的基础。
两个人能够在感情中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看似简单,想要保持却非常困难。很多感情会出现矛盾,就是因为互相的关心不够细心。
节日的小礼物,记住重要的节日,记住对方的爱好,避开对方不喜欢的事物,双方能够做到,才能让感情更加甜蜜。
性格爱好搭配:对于一段感情,性格搭配是感情的调味剂。性格并没有完全的合适或不合适,两个人性格都很温柔,或许可以让爱情更加细腻,但也有可能让爱情变得平淡;两个人的性格都很刚烈,或许会让爱情充满火药味,但这种火药味,或许也是爱情不可或缺的“火花”。
性格并没有不合适,两个人能够为了对方做出一定的让步,性格可以为爱情带来新鲜感,就是搭配的性格。
爱好搭配对于感情来说是一个额外的加分项,毕竟找到相同爱好的另一半比较困难。
但是拥有相似爱好的感情,往往可以在业余时间里,找到更多的共同话题,让感情越来越坚固。除了相似的爱好,相似的目标,也可以增进感情,比如两人一同为了考研而努力,在奋斗的过程中,感情也会获得更深的意义。
总结: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别人的感情似乎总是甜蜜得让人羡慕。
但是每一段感情,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适合自己的感情,才是最好的。我们拥有的感情,也值得别人羡慕。
两个人的三观越来越远了,所以放弃了,喜欢了多年的人
第一、三观很重要。
一个人的三观和他的精神世界直接挂钩,所以如果你们精神世界无法做到门当户对,那么你们的三观也恐怕很难一致,三观不同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那是非常的累,时间一久婚姻也自然形同虚设了。
第二、生活目标。
在婚姻里夫妻二人生活目标一致才会能长久和谐,但是如果夫妻二人精神层面不一致,想法不一致,那么会直接影响二人对婚姻的目标和架构,你想着婚姻的未来目标,他却觉得得过且过就好,这样婚姻目标都不一样的婚姻能长久吗
所以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并不在乎家庭背景和家境的”门当户对“,认为只要有感情就能克服这些原生家庭带来的习惯,相对于这些来说,精神上的门当户对更重要,因为它会直接影响你婚后生活是否情绪轻松和精神愉悦,所以想要婚姻幸福,一定不要忽略精神上的门当户对。
第三、共同语言。
精神层面的门当户对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是否有共同语言,你在和他说世界政局,他却回复你鸡毛蒜皮,如同鸡同鸭讲一般,你们永远找不到可以一起聊天探讨的话题,慢慢的你们就会产生疏离,精神世界会感到非常孤独。
爱情中考虑最多的应该是对方是否爱你,你俩是否有一个好的相处模式,关于事业心的话,这是一个生活的保障,只要男的脚踏实地都能做到的。事实爱情中,应 不要穿插太多东西进去,纯真一点,坦诚一点,纯洁一点,最好,你爱她她也爱你,能满足生 活所必 须的开 支,比如房 租、吃饭、通 勤交 通、通 讯 等等,最好还有一部分结余,这部分结余能相对自 由地支配,或者存储下来应对各种突 发问题。
大抵上,在北 上 广 深月 薪1万以上、在二 线城 市月薪7000以上、在三 四线城市月 薪4000以上,差不多就能达到上述要求。
的确,基本的生活保障有了,就有条件谈舒服了。
比如你月 薪几万,但是996,并且有一个在北 京买大房子的目 标,那你多半不会舒 服,反而容易怨 气冲天、怨 天尤 人。
再比如你月薪几千,在二 线 城 市,虽然生活拮 据点,但生 性乐观,也没有多大野 心,同时工作很轻松,有大把休闲时间,或许也能岁月静好。
人心是很难满足的,刚工作的时候和别人合 租,你有个小房间都感觉舒服,几年后工 资上去了,没有一房一厅大采光的房子都不愿意住。
收入高了,眼 光也挑了。穷 人有穷 人的痛苦,有钱人同样也是。
所以说,舒不舒服,关键还在于心态。
人这一生,难免会遇到不尽人意的时候。拥有一个好心态,生活张弛有度,才会更舒心。
这个道理人人都懂。
真正让人更快乐、更健康的因素,源自良好的关系。
而在所有的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亲 密关系的质量。
事实证明,充满冲突而没有感情的婚姻,对健 康不利,甚至有可能比离 婚还糟。
而生活在良好、温 暖的关系中是有保护作用的。
在关系中,真的感到自己能在需要时可以依 赖另一个人的人们,能保持清晰记忆力的时间更长。
而感到自己在关系中真的无法依 赖另一个人的人群,他们将更早出现记 忆 力衰 退。
这说明,亲 密关系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一个人的精 神状态。
夫 妻关系不 牢 靠,心态再好也有崩 塌的一天。
所以说,亲 密关系质量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心态。
汉武帝时代是酷吏太狠还是“人人可杀”?
作者:刘三解
喜欢串联戏剧性的文人墨客看到这样的桥段,总会感慨“酷吏”不得善终。事实上,张汤被陷害自杀,其子张安世在汉宣帝朝统揽军政大权,一门三侯,传国八代,安度王莽篡汉,二百年间未遭谴黜。与张汤一同编订律令,让汉武帝朝法令愈发刻薄寡恩的赵禹也得享天年。
(张安世(?-前62年)西汉汉武帝到汉宣帝时代的政治人物。是著名酷吏张汤之子,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武帝时为尚书令,汉昭帝时,为右将军,以辅佐有功,封富平侯。宣帝时官至大司马卫将军领尚书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以为官廉洁著称。
元康四年因病逝世,汉宣帝赠给他印绶,用战车和武士为他送葬,谥号为“敬侯”。
2008年,其墓地在西安凤栖原被发现,其墓葬级别非常高。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西汉中兴之主汉宣帝刘询因匈奴归降,回忆往昔辅佐有功之臣,乃令人画十一名功臣图像于麒麟阁以示纪念和表扬,后世往往将他们和云台二十八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并提,有“功成画麟阁”、“谁家麟阁上”等诗句流传,以为人臣荣耀之最。)
历史上小人物的戏份很少,往往挤在字缝里,抠出来未必是个故事,却可能隐藏着真相。
汉武帝即位后,田蚡和窦婴两个外戚斗法,中间夹着个配角灌夫,配角总是不甘心,闹事抢戏,在田蚡家的婚宴上闹事,把自己和窦婴都闹进了监狱,不久后,灌夫死、窦婴死,田蚡也被他俩的“鬼魂”吓死了。
男人的三角关系,很有戏剧性吧?如果往深了说,还有窦太后、王太后的婆媳关系;汉武帝朝的新贵和文景旧臣的关系;乃至于窦太后信奉的黄老学说和汉武帝崇尚的儒家思想的关系等等。
但是,这些关系对于汉武帝重要吗?放到他的一生来看,根本不重要。
早在灌夫在田蚡的宴会上作死之前,田蚡已经收集了灌氏家族在老家颍川郡(在今河南省)横行霸道的证据,并向汉武帝申请立案,汉武帝的回复是:“这是丞相的职责,申请什么?”
简言之,随你便。反倒是灌夫更狠,直接掐住田蚡的短处,让门客去谈判,两方各退一步。直到田蚡借机拿下了灌夫,逼着窦婴出头为朋友保命,汉武帝的态度就更有趣了,直接为窦婴开“东朝廷辩”。
东朝是在王太后的地盘上,廷辩是召集三公九卿一同论事,窦婴此时有爵无官,却敢于盛赞灌夫的功劳,进而反诘丞相田蚡诬告、犯罪,一群公卿不但没有替丞相接招的,还有主爵都尉、内史两人支持窦婴,御史大夫则说两边都没错,请您自己决定。这符合剧本吗?
从汉武帝大怒离席来看,绝对不符合。他搞这个民主形式的目的和王太后说得很清楚:“两边都是外戚,所以搞朝会辩论,否则,一个狱吏就能办了!”没想到民主了半天,没人愿意担责任,那就只好集中了。
紧接着,郎中令就“为上”别言两人事,然后是皇帝要求御史追责窦婴在为灌夫辩护时撒谎的问题,并予以逮捕。皇帝自己赤膊上阵,灌夫和他的家人自然死定了。
那么,灌夫为什么必须死?有这么几条:
(1)资产数千万,偏偏喜欢结交豪侠,广蓄门客,每天靠他吃饭的食客能有上百人;
(2)宗族、宾客在老家颍川置办产业侵犯小民利益,搞得当地儿歌都在唱:“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这里的族是族诛、族灭,也就是死全家,可见有多招人恨;
(3)欺凌宗室、侵犯骨肉,这个情感问题是王太后无法容忍的,当然汉武帝恐怕也不愿意自己舅舅被一个白丁欺负。
人情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但前两者实质上是政治问题,而且是西汉初年最严重的政治问题之一,对于汉武帝而言更是龙之逆鳞,触之者死。
《史记·平准书》中盛赞文景之治的国富民饶之后,直接触及这个问题: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
什么意思呢?自汉文帝开始,官府执法宽平,承袭自秦朝的法律秩序,在皇帝的刻意松弛下愈发粗疏,(大部分百姓贫穷日渐)少数百姓财富积累迅速,成为富人、豪强,不断通过兼并等手段,开始横行乡里,争夺国家的执政主导权。
其中甚者,已经到了“二千石莫能制”的地步,汉景帝时“酷吏”郅都的成名之战,碰到的就是济南郡(在今山东省)的瞷氏,同姓同宗有三百多家,仗着家里丁口多为非作歹,郅都一到任,直接族灭了瞷氏的首恶,全郡震惊,作奸犯科的人赶紧逃亡。
在治理宽平的时代,郅都这样的人当然可怕,相邻的十几个郡的太守吓得都把他当领导一样恭敬着。
他其实只是个开头。
汉武帝即位后,面对遍布整个帝国的豪强,整治的手段不断升级,先是在旧的廷尉-太守的司法体制下入手,后来又增加了刺史巡部,甚至派出相当于后世钦差大臣的“绣衣直指”,杖斧巡郡,遇到盗贼、豪强不法可以直接调兵攻杀。
在旧的法律体系之中诛灭豪强的名臣,司马迁和班固都将之放入了《酷吏传》中,不过这个“酷”字可不是残忍暴虐的意思,其本义是“酒的味道过于醇厚”,试问,酒该不该有酒味?
答案不言自明,所以对于酷吏们在地方上屠灭豪强的行为,司马迁这个当时人的态度其实是支持的,只是觉得有些过度,所谓“虽惨酷,斯称其位矣。”
比如王温舒。
汉武帝时,王温舒被派提拔河内郡(在今河南省)做太守,还没上任就早早侦查了当地的豪强大族,九月份到岗就下令准备五十匹快马,从河内到长安沿线自设交通站,开始抓捕当地的“豪猾”,也就是大流氓。
接下来就是人咬人、狗咬狗了,各种违法乱纪的事儿牵连出一千多家,定案奏报走他自己的通讯线路,两三天就得了批复,大罪灭族、小罪砍头,杀人杀到流血十几里,杀到郡内大治,街无夜行之人,野无犬吠之盗。
就这么杀到春回大地,必须封刀了(注:当时规定秋冬行刑),王温舒竟然跺脚感叹:“唉!要是能让冬天再延长一个月,哥的大事就圆满啦!”
那么,他的大事是什么呢?杀人。
虽然大事未足,汉武帝对王温舒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升官接着杀别处。不过王温舒不像郅都、张汤这些前辈,杀人不少,德行却差,不但自己贪出了千金之富,手下人跟他几年也“多以权富”,大老虎带出了一群小老虎。
可惜王温舒受贿被人告发,畏罪自杀不算完,全家还被族灭,两个弟弟和两个亲家也犯法被诛,当时人评价,古时有“夷三族”了,王家更惨,落了个“灭五族”。
喜欢串联戏剧性的文人墨客看到这样的桥段,总会感慨“酷吏”不得善终。事实上,张汤被陷害自杀,其子张安世在汉宣帝朝统揽军政大权,一门三侯,传国八代,安度王莽篡汉,二百年间未遭谴黜。与张汤一同编订律令,让汉武帝朝法令愈发刻薄寡恩的赵禹也得享天年。
酷吏们真正的危险反而来自于豪强大族的反扑。
《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原、上党两郡聚居了大批晋国的公族后人。自汉朝初年开始这地方就出了名的难治理,朝廷只好派敢杀人、好杀人的太守过去震慑。问题是,春秋战国的游士传统犹存,你太守敢杀我的父兄,我就敢去上访诬告你犯法,告不动,我就去杀你的家里人,反正一报还一报,看谁不怕死。
从结果上看,绝大部分太守、县令肯定是怕死的,否则汉武帝就没必要再派刺史遍天下公费旅游。
汉武帝规定刺史的“六条问事”头一条就是:
(纠察)“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剩下五条,则全部针对二千石的各类不法行为,而且规定刺史只许监察太守、国相这个级别的高官,可见刺史本身只是对旧的行政体系的一个补充,是悬在二千石头上的一只鞭子。
归根结底,在秦汉的法律约束社会的体系下,除了皇帝本身凌驾于法律之上,所有人都是这个体系的螺丝钉,无论是三公身份的御史大夫,还是最高司法官员廷尉,或是治政的二千石太守,甚至是最基层受理诉讼的啬夫,都是这套体系里可替换的部分。
同理,作为一台机器,其中妨碍运行的零件,比如豪强、巨商,或是游侠、盗贼,都需要被挫平,乃至消灭。旧的司法体制完成这个任务困难,那就由刺史拿着鞭子督促你来做。地方出了民变,则由皇帝派出“绣衣直指”发兵攻杀,一次性斩首甚至达到一万多,为叛民提供饮食的也要连坐,一处反乱能够牵连数郡,再杀数千人……(这就是问题,叛民其实就是那些被逼的家破人亡的,遇到什么天灾,一着急就造反了,没饭吃,另一部分就是土地兼并的良民大家,逐步崛起为世族豪强,一味的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事实证明,不合适的零件是杀不绝的。民乱一起,小吏怕抓捕不着,自己掉脑袋,干脆就不报告,偶尔有到了地方政府的信息,地方领导也怕担责任,干脆也不报,上下勾结,反正过一天算一天。
西汉帝国此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么,这是酷吏的错误吗?
肯定不是。
西汉的法律社会体系来源于秦,其基础是原子化的小家庭乃至个人,通过细致到刑徒的口粮该吃多少、精确到10分钟的业务计时、物资转运的里程明细等等的律条规范,构成了一个以大分散农业为主体,以国营刑徒工厂为辅助的耕战机器。
秦朝的速亡,让汉朝的开国君臣充满危机感,这才有了萧何更订汉律九章,才有了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代的无为而治。
此时,原本贴合得严丝合缝的机器零件在具体的行政中被放开了,财富在自由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制度间的灰色地带,豪强、巨商、游侠这些被秦法深恶痛绝的东西也在野蛮生长,直到将他们的藤蔓伸到黑色或白色的地带。
此时,依法治国,人人可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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