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节日民俗有哪些文化精神内涵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而且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这些节日久经沧桑，凝聚着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情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延不衰，以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令华夏子孙世代陶醉和向往，以约定俗成的民间礼仪陶冶和锤炼着民族的品格和个性，以欢乐祥和的氛围弘扬着民族的美德和精神。其传承民族血脉、提升民族精神的价值，强化民族文化记忆、心理认同的价值，维系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价值，激发与释放情感、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是任何文化形式都难以替代的。

　　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生存之根、立世之魂、传承之本。我国历代劳动人民创造和传承的传统节日文化，可谓是最具活力和影响力、最具民族特色和个性的文化，它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生动展示了广大民众的精神世界。“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今天，我们要利用传统节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要倡导文明、和谐、喜庆、节俭的过节理念，充实和丰富传统节日的内容和形式，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使广大民众了解传统节日的源流及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唤起国人参与节庆活动的热情，并形成守护精神家园的文化自觉，使中国传统节日成为展示和传播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阵地，成为弘扬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渠道。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是厚重而多彩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节日是农业文明的缩影，是先人追求天人和谐的产物

　　中国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的土壤中，是农业文明的伴生物，即节日日期的选择与设定是古人依据天候、物候和气候的周期性转换而约定俗成的，都对应着特定的节气和农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步入农业文明的古国之一。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有了“国之大事在农”的观念，并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认识到：人类要生存、庄稼要收成，就必须观察和掌握天象（日月星辰的变化）、物象（动植物随季节而生的变化）和气象（寒暑雨雪的变化）及其规律，顺应天地运行的节奏和气候变化的秩序，来合理地计划和安排其农业生产及日常生活。为了准确地反映四季气温、降水、物候等诸多方面的变化情况，用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古人依据太阳在黄道的不同位置，确定出了“二十四节气”。岁时节令一经确立，一些特别的日期就凸显出来，它们作为农耕周期中的关节点，备受先民的重视，每当特定的节气来临之时，都要举行与这个节气相应的仪式和庆典活动，这样，农耕周期便也成了庆典周期。“‘节’正是对岁时的分节，把岁时的渐变分成像竹节一样的间距，把两节气相交接之日时定为交节，由此转意为节日。”

　　以自然节气的规律性变化为依托的中国传统节日，充分体现了人们尊重自然节律，顺应自然时序，感悟天、地、人“三才”的贯通一气，追求和升华“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国传统节日从时序安排上宛如一条由自然节气生成而贯穿春夏秋冬的“文化链”，“四时节庆，纷至沓来”。春天，大地回暖，万物复苏，春节、元宵节、中和节、清明节等节日接踵而至。人们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阖家团聚、拜年庆贺、舞龙观灯，尽情欢庆新春的到来；还要祭奠先祖、尽孝寻根、踏青赏春、娱乐健身，在慎终追远中享受新春的赐福，准备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农耕播种。炎炎夏日，端午节又如约而至。人们佩艾采药、驱邪避毒，凭吊屈原、裹粽竞渡，斗草送扇、归省探亲，以期安度酷夏、消除邪恶。时至秋季，秋高气爽、丹桂飘香，七夕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纷至沓来。沉浸在丰收喜悦中的人们，乞灵巧、放河灯、赏秋月、玩秋菊、登高辞青，以多种方式庆贺丰收、祭奠亡灵、祈福纳祥。严冬降临，瑞雪飘飞，腊八节、小年、除夕是对它最好的迎候。人们忘记了寒冷，扫洒除疫、送灶祭祖、社火游街、欢欢乐乐地团圆守岁，品味着“田增五谷人增岁”的喜悦。四时吉庆的和谐有序、错落有致，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融洽互动。

　　中国传统节日的设置还体现出了农闲农忙安排有别的特点。从节日在一年四季的分布上看，农闲的冬春两季，安排的节日较多，节庆活动内容丰富，且持续的时间也相对长一些；而农忙的夏秋两季，则安排的节日相对要少，节庆的内容和时间也相对要稍短一些。如中华民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春节，这个一年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活动内容最丰富的年节，即安排在冬春之际的农闲时节。这样的安排，无疑是农耕社会使然。只有在冬尽春回的农闲之际，辛苦劳作了一年的人们才得以休息娱乐，并有充裕的时间祭神祀祖、阖家团聚。

　　四季佳节的娱乐庆典和烹饪饮食，也是适时合令、因时而设、应季而生的。如春节的燃放鞭炮、扭秧歌、跑旱船、耍社火、转九曲、逛庙会，确能给寒冬里的人们增添不少激情和欢乐的气氛；清明节踏青郊游、荡秋千、放风筝，是因为大地回春，万物复苏，满目葱翠，一派生机，正是人们投身大自然、享受明媚春色的好时光；端午节赛龙舟，恰是江南水乡汛期未到，而气温已高，宜于水中嬉戏的良辰吉时；中秋节家人团聚，祭月、拜月、赏月，时及湿气已去，沙尘未起，空气清新，碧空如洗，圆月如盘，可谓“花好月圆人团聚”的最佳时日；重阳节登高望远、赏菊宴饮，正值晚秋，秋风渐劲，寒意渐浓，霜染枝头，云淡山青，适宜人们登高秋游、活动筋骨、陶冶性情，尽享盎然秋意。此外，烹饪食物的多样性也体现了春夏秋冬、朝夕晦明等不同特点。夏秋之时，正是各种水果成熟的季节，于是此时的节日，如中秋节、重阳节等，人们的餐桌上，蜜桃、苹果、石榴、葡萄等各色水果便成了主角；冬春之际，猪羊壮鸡鸭肥，于是春节、元宵节等节日里，各种丰盛的肉食成了人们的最爱；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自然清香诱人的粽子就成了餐桌上的“当家花旦”；中秋时节，“秋风响，蟹脚痒”，于是螃蟹便成了最受青睐的中秋美食。可见，传统节日的娱乐饮食等诸多节庆民俗，都是与自然保持着一种和谐、协调的关系。

　　“如果说，有些民族的节日体系是以宗教纪念日作为核心的话，那么我们的民族传统节日和其他某些民族的传统节日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民族传统节日的重要特征在于，这些节日是以协调我们和自然的关系为核心而建立的。”中国传统节日表达了我国各族人民应时而作、张弛有度的自然生活节律和独特的审美心理定势；反映了先秦以来历代人民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二、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从远古走来的中国传统节日，是“感自然节律而成，蕴人文精神而丰”。岁月的推移和中华文明的发展，使传统节日不断被多种社会文化因素润泽渗透，有民间传说的嵌入，有宗教活动的影响，有历史人文的大量积淀，有民族智慧、情感、生活习性的融合等，节庆内容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如介子推居功不受赏的传说之于寒食节，爱国诗人屈原、忠臣伍子胥、孝女曹娥的传说之于端午节，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爱情传说之于七夕节等。又如，源于远古“腊祭”的春节，腊月初八先民用五谷杂粮做腊八粥敬祖祭神，是古代“腊祭”的开始。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各大寺庙纪念释迦牟尼成道日做腊八粥与古代“腊祭”的行事相融合，形成了民间食腊八粥的习俗。中国传统节日以博大的包容性，不断地融汇、积淀、丰富、发展，使之成为蕴含丰厚、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成为一面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的“多棱镜”，它能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风俗礼仪、民间信仰、伦理道德、人文诉求、审美情趣、文学艺术、饮食服饰……。由此我们可知，中国传统节日是源自人们生活中的共同需要而通过积淀形成的，并以传统礼仪、仪式、游艺等为重要内容和方式，在特定时空关系中利用相应的物质载体表达思想、信仰、道德、理想等的民众群体活动的日子。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艺术形态是多元多样的。若依据传统节庆的性质和内容对其进行分类，可以将中国传统节日分为：生产类节日、祭祀类节日、纪念类节日、庆贺类节日、社交娱乐类节日、驱邪祛病类节日等类型。虽然各类节日均是围绕着特有的主题而展开，但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又不断渗入新的内容和形式，一个节日中常常包含了多种性质的民俗活动。所以，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等大多具有了综合性，通常由多个节日主题、多项民俗活动所构成，其丰富的内容也使这些节日承载着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系统，主要包括精神文化层面、行为文化层面和物质文化层面。它们交互作用、彼此依托，构成了中国节庆文化博大精深的独特魅力。

　　1、精神文化层面

　　中国传统节日浓缩着我国数千年文明进程的丰富内涵，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风貌，寄托着古往今来中国人的理想情怀，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对大自然的感恩与敬畏、对家庭团圆与世间和谐永恒的企望。每个传统节日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春节是由原始农业社会庆贺丰收的“腊祭”演变而来的，祭神敬祖，表达对大自然和祖先的感恩之情；辞旧迎新、阖家团圆，这是一年一度的春节的主题。春节的一系列仪式礼仪，不仅使民众的生活绚丽多彩，而且显示了以人为本，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反映出可贵的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凸现着团圆、祥和、平安、欢乐的精神追求。清明节，人们通过扫墓祭祖、缅怀英烈先贤，送上一份哀思和敬意，体现了中国人慎终追远、敬祖报本、热爱亲情和友情的道德情怀，并包孕着对祖先的感恩、对血脉责任的认同；郊游踏青则体现了中国人哀而不伤、乐而不*的豁达心态和回归自然、热爱生活，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人生境界。端午节，人们纪念屈原，体现了传统价值观里对于爱国忧民、清高自守、卓尔不群的理想人格的追求；悬挂艾叶菖蒲、采药制药，在驱邪避毒中感悟祖先遵从自然令律应对灾疫的生活智慧，传达出民众对生命健康、家庭幸福、国运昌盛的渴望；龙舟竞渡反映着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中秋节，家人团聚，共食月饼，共赏明月，共享天伦，体现出中国人追求家庭团聚、生活祥和、未来美满。

　　2、行为文化层面

　　中国传统节日是各种民俗活动和民间艺术集中展示的平台，这个平台荟萃着祭奠、礼仪、表演、技艺、艺术、体育、游戏等丰富多彩的行为文化，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就是各种民俗活动的集大成者。自古祭祀和庆典仪式就十分丰富。就祭祀而言，春节祭祀活动很早就形成了两大祭祀文化传统：一是感念大自然的恩赐而举行的祭祀，如祭祀灶神，是对灶火烧食之功的感念；祭祀土地神，是对大地母亲繁衍万物的回报；祭祀井神、河神，是对生命之水的感恩；对牛、马、鸡等各种家畜的善待和祭祀，则是表达了对帮助人类生存发展的动物们的酬谢，等等。这些祭祀，是中国人一年一度与大自然沟通、对话的方式和渠道，是虔诚的追求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写照。二是敬仰古圣先贤和宗族祖先而举行的祭祀。慎终追远的尊祖情怀是中华文明的一条重要根脉，在春节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家家户户隆重地举行祭祖活动，宗族家长们率领着儿孙虔诚祭拜列祖列宗，感念祖先的恩德，祈祷其“在天之灵庇佑儿孙”，并倾诉出儿孙们的承诺和告慰。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饮水思源、永不忘本的传统精神。春节期间的社交娱乐活动更是丰富多样：团聚、守岁、贴春联、剪窗花、挂年画、放鞭炮、拜长辈、访亲友、逛庙会、观花灯、闹元宵等等。人们在释放内心情感、满足心理诉求、体味人间温情、享受年节欢乐中，演绎着、传承着、创造着中华民族的节日文化，并净化和提升着亲情、友情。春节也是民间艺术、技艺的大展演。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年节史中，历代先民发明和创造了数以千计的游戏、艺术、体育的形式和品种，其中既有讲、唱、演，又有游戏、竞技、杂耍等。在春节期间常见的有：社火、戏剧、舞蹈、秧歌、高跷、旱船、舞龙、耍狮、耍猴、杂技、武术、跳绳、打秋千、放焰火、走灯阵、讲故事、说书等，这些多姿多彩的活动，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春节的文化内容和品位，而且使春节的喜庆氛围高潮迭起，使每个人都能尽享这份愉悦身心的欢乐，并得到精神上极大地放松。恰如有的学者所说：“普天同庆的春节的确是日常平淡生活的一种超越，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生日，也是最具东方色彩的狂欢节。”此外，围绕年节文化而产生的那些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历代文人墨客创作的诗文佳句，以及流传于民间的有关年节的歌谣和俗语等，也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民族精神。

　　3、物质文化层面

　　在传统节日文化系统中，外显的、有形的物质文化也十分丰富，既有四季飘香的节令佳肴，更有纷繁多样的装饰品、吉祥物，还有大自然赐予的植物、花卉等，这些物质载体，通常具有多种功能，不仅能满足佳节中民众的某种生理需求、社交需求、审美需求、点缀需求等，而且以其特有的象征性和富含的文化蕴意，满足人们避瘟驱邪、祈福纳祥、生活圆满、健康平安等各种美好的心理企盼和精神欲求。

　　传统节日中的许多美食佳肴，都有着一定的象征寓意：除夕子夜与新年交替之时吃饺子，又称“更岁交子”，饺子取“交子”的谐音，有“辞旧迎新”与“喜庆团圆”之意；饺子又形似元宝，故又有“招财进宝”之意。春节吃年糕，由于年糕与“年高”谐音，寓意“万事如意年年高”。年节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也多有讲究，炒青菜是家家必备的盘中餐，表示“亲亲热热”；吃豆芽菜，因豆芽形同“如意”，意味着“如意吉祥”；餐桌上必有鱼，但切忌一次吃光，表示“富贵有余”，等等。此外，元宵节吃元宵、汤圆，象征家人团圆，和睦幸福；端午节吃粽子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中秋节赏月、吃月饼，取“天上月圆，人间团圆”、共享天伦之意；重阳节吃重阳糕，有百事俱高的含义。美味的节庆食品饱含着美好的寓意，体现着华夏子孙朴素且高尚的精神追求。

　　在传统节庆用品诸如字画饰物、植物花卉中，大多也是物与情脉脉相通，人们以物寄情，巧妙地利用各种物质符号，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复杂的心理情感。如新春佳节，民间有在门窗上贴“福”字的习俗，“福”字含有“幸福”、“福气”、“福运”等寓意，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民间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追求，许多地方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借“福”字倒了的谐音表示“福气到了”的寓意。由桃符发展而来的春联，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以汉字和中国书法完美结合的艺术形式，表达着人们对生活、对生命的所有赞美和祝愿。由门神画演化而来的年画，含有历史故事、神话小说、民间故事、民俗生活等多方面题材，可谓“画中有戏，百看不腻”，在《鲤鱼跳龙门》、《六合同春》、《五福临门》、《五谷丰登》等年画中，蕴涵着对人生的种种美好企望。即使是自然界中的一些植物、花卉，在传统节日特定的情境中，也有着品不尽的精神内涵和文化韵味。春节，人们以高洁脱俗的水仙花，象征新一年的福运；以迎风绽放的梅花，象征新春的吉祥，旧时曾有“梅花开五福，竹声报三多”的春联。清明节，人们插柳戴柳；端午节，人们悬挂艾蒿、菖蒲，这些特定的植物成了为民避瘟驱邪、保佑平安的使者。重阳节，纷繁盛开的菊花令人陶醉，并以其傲霜斗寒的品格抒情言志。

　　三、中国传统节日是民族精神的写照，蕴涵着中华传统美德

　　伴随着农业文明产生、演进的中国传统节日，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同时，传统节日在长期的流行和发展中，由于内涵着历代民众共同的理想和精神追求，又不断吸收和融入儒、释、道等多种有益的文化元素。所以，在中国传统节庆中，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思想精华，蕴含着值得弘扬的中华传统美德，主要有以下几点：

　　1、热爱生命、追求健康的人本精神

　　天地之间人为贵，以人为中心，人是主导，人追求与万物的和谐，这是我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基调。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代代相传的传统节日之中，人始终是节日的主体。节庆活动的内容主要是以满足人的需要、和谐天人关系、展示人的才艺、进行人际交往为主。人们在节日中，或阖家团聚、欢庆交流，或探亲访友、男女相会，或祭祀祖先、追念先贤，或结伴出游、踏青赏月，或尊老爱幼、扶贫济困……，在普天同庆、融融之乐中，追求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人最可贵的是生命，中国每一个传统节日都体现了对生命的热爱，对健康的追求。几乎每个节日都有群众性的文体活动：春节，舞龙舞狮、踩高跷扭秧歌；清明节，踏青赏春、荡秋千放风筝；端午节，龙舟竞渡、户外秋游；重阳节，登高啸咏，骑射竞射，等等。许多节日还有避邪驱瘟、追求健康的内容，如除夕前的除尘送灶，清明节的插柳戴柳，端午节的悬艾蒲、饮雄黄酒，重阳节佩插茱萸、饮菊花酒等。人们在尽情享受节日的欢娱中，在“平安吉祥”、“健康快乐”的美好祝福中，谱写着一曲曲对生命的颂歌。

　　2、敬祖孝先、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对自己的祖先历来有着异常浓厚的感情，《礼记》称：“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仁义”与“孝悌”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核心，孝悌的基本内容则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并由此推及到尊老爱幼等。慎终追远的情怀成为中华文明的一条重要根脉，每逢佳节都要虔诚地祭祀祖先，以表达对祖先的孝思和怀念。春节、清明节、中元节等，都有祭祖的仪式和内容，在祭奠与追思中，孕育着后人的感恩之心和责任意识。节庆活动中还处处体现着对长者的尊敬和对幼儿的宠爱，春节给长者拜年，为长辈们送上可心的礼物，节日宴席上对长者座次的优先考虑，为长辈们敬酒祝福；以祈福求寿为重要内容的重阳节，自1989年便成为国家法定的“老人节”，尊老爱老已成为节日的新主题。孩童幼儿更是节日的宠儿，春节长辈要给“压岁钱”，屠苏酒要从年幼者喝起；端午节要给儿童涂雄黄、佩香囊、带艾虎；中秋节有儿童喜爱的“兔儿爷”、“流星香球”等，这些习俗寄托着人们对后代的祝福与期望。

　　3、勤劳勇敢、刚健有为的自强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具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种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蓬勃发展的动力，它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节庆文化中也有突出的显现。中国传统节日是人们展示勤劳智慧、聪明才艺的最佳时机。“元宵节的灯会展示着各种奇思妙想和精湛的手艺。庙会上百戏杂陈、百艺斗胜，使人目不暇接。文人可以联句咏诗，村女也可以当场对歌，刘三姐不输于酸秀才。灯谜竞猜，让人绞尽脑汁。窗花剪纸，生动传神。小女儿斗草，比的是植物知识。秋千起伏，风筝入云，孔明灯升天，荷花灯入水，各有胜场。七夕的乞巧，更是以成为巧手姑娘为美。”这些多姿多彩的节庆民俗事象，充分反映了华夏子孙刚健有为、自尊自强的进取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开拓进取、勇往直前。

　　4、弘扬正义、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中华民族是个重理智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坚持正义的民族气节和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中国传统节日中，有不少节日是与民族气节和爱国传统相关联的，尤以清明节和端午节为代表。清明节中融入的寒食节，其起源是为了纪念传说中的晋国忠臣介子推。介子推居功不取，隐居绵山，宁被烧死，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民请命，谏言君王自修自省，勤政清明。人们把介子推蒙难的日子定为寒食节，每年此日禁忌烟火，只吃寒食，以示纪念。过寒食节的同时，人们也世世代代赞美与弘扬着介子推的刚正气节。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他上下求索，为的是精忠报国。他屡遭陷害，含冤而死。民间为了凭吊屈原，于是形成了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的节俗。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通过端午节这一载体，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节庆活动中，不断地得以发扬光大。

　　5、贵和尚美、团结和睦及平安吉祥的心理追求

　　“和”即和谐、统一，“美”即美好、团圆，贵和尚美、团结和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传统节日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节日的源起便是先人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生活节律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着“天人合一”的理念；节日中的各项娱乐活动、人际交往、饮食安排等都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除夕之夜，阖家团圆，一家人聚在一起和面包饺子，和面的“和”与“合”谐音，而圆圆的饺子皮则象征着团圆。春节里的“拜年”活动，使亲朋邻里之间，消除了隔阂，增进了团结，可谓“一声恭喜，互泯恩仇”。元宵节，全家围坐在一起吃汤圆，又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团团圆圆、和谐美满的愿望。七夕节，牛郎织女的凄美传说，将中国人天长地久的爱情演绎得如此唯美和浪漫。中秋节，团圆团聚、家国和谐，是中华民族永恒的憧憬与追求。九九重阳，登高吃糕，寄托着人们健康长寿、实现人生境界步步高的美好愿望。

　　四、中国传统节日是民族情感的凝结，是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

　　中国传统节日不仅蕴含着优秀的民族精神，而且凝结着丰富的民族感情，是民众精神情感的重要寄托方式。广大民众有着追求丰收富裕、平安和顺、生活美满、欢乐吉祥、健康长寿等共同的理想和愿望，这些心理诉求，不断通过欢度传统节日的方式，通过节庆的礼仪习俗得以表达和释放。民众最美好的向往是人间的亲近与和谐，最希望享受到的是和睦亲情的温暖，而传统节日作为文化生活的节点，是民众表达和抒发内心情感的最佳时机。节庆活动中蕴含的情感极为丰富，既有对自然万物的感恩，也有对祖先的答谢；既有对先烈圣贤的缅怀，也有对故土家乡的依恋；既有对父母与长者的敬爱之情，也有兄妹手足的牵连之情；既有街坊邻里的互助之情，也有朋友同事的友爱之情。通过祭祖、拜年、访亲、联欢等多种节日仪式，传递着这些人间美好的情愫，使传统节日超越时空界限，始终发挥着凝聚民族情感、融洽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由于传统节日具有周期性、民族性、群众性、综合性等特点，又使这种功能不断地得以强化。

　　中国传统节日是对民族文化和民族记忆的一种全民性强化，是延续民族品性、增强民族认同的链条。传统节日的风俗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承、发展、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民族特性。这些节日超越了地域、阶级、种族乃至时代的界限，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庶民百姓，无不同日而庆，同日而乐。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逢春节前，中国人返乡的景象如同候鸟回迁，大多数人不论身在何处，都要踏上归乡之路，回家团聚，共度除夕。即使身处海外的华人华侨，每逢传统节日，也都会想到自己是炎黄子孙，在庆贺佳节之时，无限向往祖国。遍布世界五大洲的数千万华人，以及越来越多走出国门的实业家和留学生，他们落居在哪里就把“过大年”的习俗带到哪里，并在“过大年”时，将思乡、思亲、思归、祈盼团圆之情，以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亲善之情抒发到了极致。在浓郁的传统节庆文化的氛围里，民族认同感自会不期而至、不约而同。海外侨胞对清明祭祀也十分重视，每逢清明节都有大批海外华侨归国祭祀祖先，也祭祀本民族的始祖。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海外华侨来到陕西桥山黄帝陵、轩辕庙，祭祀华夏始祖轩辕黄帝。他们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在追忆先祖的仪式中，接受着民族文化的熏陶和人文精神的陶冶，保持着炎黄子孙血脉相连、心心相印。传统节日使民族传统文化的因子渗透到每个人的心灵，彰显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整个民族在周而复始的中华节庆文化的洗礼中，凝聚和维系着民族情感，锤炼和固化着民族个性，培育和弘扬着民族精神，壮大和张扬着民族形象。

　　中国传统节日又是维系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精神纽带。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但汉族的一些较大的传统节日，也是许多少数民族共同享有的节日。如满族、朝鲜族、黎族、纳西族、侗族、毛南族、达翰尔族、拉祜族、锡伯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大都与汉族一样，将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列为自己民族的节日。尤其是春节，如今已差不多成为我国各个民族的共同节日。各少数民族都以自己的庆贺方式欢度传统佳节，这也恰好反映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优良传统。各民族人民在共同欢度传统节日中，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巩固了民族的大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三月街简介：

　　三月街亦称“观音市”、“观音街”；“祭观音街”，白族传统盛大节日，也是白族传统的民间物资交流和文娱活动的盛会。流行于云南大理等地。

　　节日由来

　　相传南诏细奴罗时，观音于三月十五日到大理传经，因此每年届时，善男信女们便搭棚礼拜诵经并祭之。三月街成了讲经说佛的庙会。由于大理地处交通要道，古代云南信佛者甚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庙会逐渐演变成了滇西地方贸易集市和节日。大理乾隆举人师范有诗：“乌绫帕子凤头鞋，结队相携赶月街。观音石畔烧香去，元祖碑前买货来。”这就是三月街的生动描写。传统三月街是物资交易以骡马、山货、药材、茶叶为大宗。白族要对歌跳舞，彝、白、回、藏各族还要赛马欢歌。

　　历史传说

　　三月街有一些奇妙的传说。据说很久以前，有一个暴君每天吃一对人的眼球，给当地白族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当时有个充满神奇威力的勇士，为了给白族人民除魔灭害，在三月的一天巧施妙计，把暴君骗到苍山的中和峰麓，唤来神狗消灭了他。为了纪念这个勇士和白族人民得救的大好日子，人们便每年在农历三月十五至二十日，聚集在苍山脚下，欢歌乐舞。年复一年，便形成了一年一度的“三月街”。

　　人们更喜欢的是另一个传说：洱海边有一个打鱼的小伙子，妻子是龙王的三公主。有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晚，月亮特别皎洁。三公主抬头望月，想起那是嫦娥在月宫举办一年一度的月街。她就叫来了一条龙，夫妻双双骑着去赶月街。月亮上的街市货物繁多，看得人心花怒放，可所有的货物只能参观不能买。空手而归的夫妇俩在回家的路上商量定了一个主意：也要在苍山脚下举办一个月街，而且要让大家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于是，他们就来到苍山中和峰东麓的缓坡上，种了一棵大青树，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起在树下做买卖七天。于是，有了这样的一个热闹的集市，而人们习惯将这个节庆称为“月街”。

　　小结：三月街又名“观音市”，是白族盛大的节日和街期。每年夏历三月十五至二十日在大理城西的点苍山脚下举行。最初它带有宗教活动色彩，后来逐渐变为一个盛大的物资交流会。

　　民俗旅游又称民俗风情旅游，是指人们离开常住地，到异地去以地域民俗事项为主要观赏内容而进行的文化旅游活动的总和。其旅游客体是以某个国家、地区、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为依托，以其传承文化为载体，通过发掘整理或复原再生等手段，呈现在今天游客面前，便其获得前所未有的全新享受。目前，民俗旅游已和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旅游一起构成了旅游三大特色系列产品。在广义上，旅游实际就是民俗旅游，民俗和旅游是文化与生活的复合体。

　　��民俗旅游属于高层次的文化旅游。旅游者通过开展民俗旅游活动，可以亲身经历旅游目的地民众生活事项，体会到当地的民俗文化，领略到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实现审美与自我完善的旅游目的，从而达到良好的游玩境界。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567％。因此，可以预计民俗旅游在未来不久将成为现代旅游的主流之一，把握并利用好这一优势资源是提高我国旅游品位的关键所在。

　　个人认为,在现今,我国很多地方盲目开发旅游项目的情况下,很多地方民俗的传统受到伤害以前做为传统节日,对该民族有神圣意义的一些活动,为了满足民俗旅游的发展需要,三天两头地上演一次,严重伤害民族传统的传承,而且容易使旅游消费者对该民族的民俗习惯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将原本庄重的活动视为儿戏

　　同时,在民俗旅游地,一般来说,国内外的游客都会对当地的文化产生很大兴趣,会有相当大的消费潜力,由于对当地民俗的不了解,旅游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安全、环境、消费欺诈等一系列问题,都会给旅游消费者带来了旅游心理上的复杂性 使其消费心态承保留状态比如说云南的旅游业,在全国应该是发展得比较好的,但是现在去云南旅游的游客都会担心一个问题:宰客!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前往泸沽湖途中建的一个摩梭村,打着旅游民俗的旗号搞得乌烟瘴气,这在网上是众所周知的

　　现今中国国内的国民旅游是属于体验式旅游,也就是说大家现在生活质量提高了,可以出来玩了,而中国人的传统心理是,远游归来应该给家中的亲朋带点手信礼物以示挂念,这是种礼貌,在旅游消费学看来这就又是一个商机但现在我国的旅游产品,准确的来讲应该是旅游商品,呈现品种单一的情况,比如说在九寨沟买的藏族特产,和在青海在拉萨买的几乎是一样的,没有变化;比如说在杭州买茶叶,在四川买茶叶,结果到了海南,还有人叫你买茶叶这样几次旅游下来,任谁也是没心情再买东西的,千篇一律,哪儿都可以买,我干吗还在这里消费呢出来旅游,就是想要带点当地有特色的民俗的东西回去,旅游商品的单一化,会造成一种有钱花不出去的情况,肯定会遏制民俗旅游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反之,如果在有效手段下,造成民俗旅游商品的地域差异化,将会很有效地刺激各地旅游消费,例如:在杭州买茶,在海南买椰雕海产,在四川买药材丝织品,在南京买貔貅形成差异性后,人们会在想起这个商品的时候想起旅游地,也会在想起旅游地的时候就觉得某样商品就该在这里买才正宗的心理暗示,从而影响游客形成自己的消费行为

1 独特的艺术意境

在中国古代的诗论与画论中,意境或情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它指的是诗歌或绘画作品中,作者主观体验到的人生情绪,与作品描绘的客观物象融汇交织而形成的审美境界。作为意境构成的基本骨架是物境构成的总特征及作家处理主观情感的具体方式。正是在这两个方面,见出沈从文小说的艺术个性,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了一种独创的艺术意境。

沈从文乡土题材的小说所展示的社会人生,是多种文化因素交织而成的有机板块。其中,确有许多使外部的人们大感诧异,难以置信的东西。那种“养身靠商人,恩情却结于水手”的人生形态衍生而出的吊脚楼妓女与柏子的爱情恩怨,那种青年男女间以热情的山歌赢得对方欢心的恋爱方式,那种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形成的山民道德形态,如萧萧生子便不再发卖等等。都与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及内地社会大异其趣。沈从文确是有意突出湘西的地方性,仿佛要借湘西的原始神秘性、特异性来完成作品的构图。这些人生现象对于中国社会的普遍性来说,它们是特殊的。但对于包括湘西在内的广大西南地区,它们又是普遍的。从特殊见出普遍,既带着特异性,有具有现实性,这是沈从文小说物境描绘的重要特征。

沈从文小说中的这种原始神秘性是通过普通人即“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与交往表现出来的,是风俗画,是人情小说。他要从这平凡的人生现实中,探索“乡下人”的生命形式,表现他们的生命个性,在他们身上,优美与凡庸交叉,道德状况的健康纯朴与理性世界的原始蒙昧并存。

在人生场景的购置上,沈从文的小说构图极富暗示性,常常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意象内涵的不确定性,这是一种有意做成的“模糊”。如《边城》中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底蕴,沈从文没作明确交代。这一方面,有时让人觉得费解,但是另一方面却又留下了让人想象的“空白”。另一种是以极简练的文字勾出事象的轮廓,不以铺张的方式将话说尽,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空间。如《静》表现一家老小数口,远道探视亲人,因战乱受阻于途的遭遇。小说集中描写了女孩岳珉的笑,以人物的笑写人生的悲,透出了战乱中人生的悲凉。这种构图方式,也见于景物描写上,《山道中》描写出了湘黔边境山道上的原始荒芜,使人仿佛已置身于这些荒芜落寞的山恋之中。这样,沈从文小说的物境,依靠构图材料的性质及构图方式产生出一种原始、朦胧的审美特征,犹如烟雾缭绕的山恋,显示出朦胧、深远、神秘的美来。

沈从文的小说多写意,总是将故事置于河上、水边。他常说:“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背景。”水的颜色、声音特性都染上了作家的主观情感色彩。《柏子》、《丈夫》、《贵生》、《三三》、《静》、《八骏图》、《长河》等等,或在溪边,或在河上、或在海滨,演出人物的悲欢离合。在他的作品中,水的基本色调就是生命的色调,在水的颜色、光彩中,融入了作者的灵性与情感。这样,抓住山水灵性,以水作背景,将故事置于一种翠绿的基色之下,使作品具有一种清新、柔和的格调,成为沈从文小说意境主观情意的一个因素。

沈从文同情下层人民命运,在作品中,他把淡淡的忧郁、辽远的愁绪,夹裹在平静的叙述里。他善于节制自己的感情,从不采取剧急表达情感的方式,他让感情的细流在平静的叙述里缓缓流动。他是在微笑里藏着哀痛,微凉里夹着忧郁,从而形成自己独有的抒情风格。这样,将感情渗透在人物、景物、场面的描写中,在娓娓而谈里自然透出,平淡而辽远,不烈却撩人,成为沈从文小说意境主观情意的另一个因素。

为了加强情感的表达效果,延伸情感的表现空间,沈从文还有意将自然景物人格化,使之与人物的命运与人物情绪相契合,以达到一种强度抒情的效果。

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问了许多关于可怜母亲的故事。间或吁一口气,似乎心中压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想挪移得远一点,才吁着这种气,可是无从把东西挪开。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竹簧在月光下成为黑色。身边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落落落落嘘!”啭着她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又象明白这是半夜,不应该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边城》)

这草莺的夜半吟叫声,仿佛是从人的胸膛里拖出的一串长长喟叹,是翠翠内心情感在自然界引起的一种感应。景随情移,情波荡漾,感人肺腑。作者的意境是一个有机的艺术构成,是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种种因素融合而成的。总起来说,沈从文小说题材本身具有神秘色彩,在以写意方式勾勒的蒙茸自然的物境上,融入作者的主观情愫。用浸染了作者个性的色调涂染画面,并以舒缓而又绵长、深远的方式处理情感表达的节奏与速律,借助自然景物的人格化,扩大情感表达的空间,融原始神秘美、色调美、情感美于一炉,从而构成独有的审美意境,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享受。

2 人物的心理刻化

沈从文的小说十分重视人物的心理刻化,展示了各种人物繁复的感情世界。但是,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心理描写,既不采取大段大段人物内心独白的表现方式,也不取颠倒时空秩序的“意识流”手法勾勒人物的内心轨道,而是自觉运用了不同的创作方法的可能性。他始终立足与本民族的现实人生来吸取中国古代和域外文学艺术的营养。“看得多而杂,就不大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以说受总的影响⋯⋯一个故事的完成,是可以从多方面入手,都可达到一定效果的。”因此,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各流派如印象主义、潜意识和变态心理描写等因素,都化为了他作品的血肉,从而使他的一些作品带有心理小说的特征。他是一个“对一切无信赖”却只信赖“生命”的作家。而生命,在他的思维中,则主要表现为人的精神生活。他在人物心理内容的把握上,运用了西方心理学的分析方法———“下意识”心理状态,人物的变态心理描写,在他的小说中是常见的。但在人物心理内容透视上,他却立足于中国文学刻画人物心理的民族传统。在《贵生》中,作家通过主人公心爱的姑娘金凤被地主迎娶成亲的晚上,主人公听到伙计们放纵粗野地议论新娘时的情态,表现出了主人公气恼、烦闷、委屈、不平和无奈的心态,这是通过人物的咬唇、捏拳、喝酒等行动来托出的,是以行动来揭露人物的心理。

《边城》里关于翠翠的心理透视,显出了作家小说刻化人物心理的高妙。在翠翠对爱情的反映上,小说紧扣这个十五岁的山村姑娘的心理特点,逼真地描绘出她特有的情态。她刚刚步入青春之年,就象家乡的青山绿水、翠竹茅檐那样纯朴明净,她的身上焕发出了一种真挚无邪的人情美

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在岩石上去,向太空一片云一棵星星凝目。祖父问:“翠翠,你在想什么”她便带着点含羞的情绪,轻轻的说:“看水鸭子打架! ……”同时自己也就在心理作答:“我想得很远很远。可我不知道想些什么。”她的确在想,又的确连自己也不知是想些什么。

这是翠翠对爱情的朦胧心理反应。情窦初开的感觉在她的心理骚动,她已隐约感觉到一种人生的新东西正闯入她的生活,她不能不想。但由于年轻,缺少感情经验,她又不能进行条理清晰的思考。这种矛盾必然引起人物内心的“乱”。这种“乱”反映到神态上来,便是一种下意识的迷惘和莫名其妙的痴态。在这里,有人物没自觉到心理活动的内容,当然也有人物自觉到了的心理内容:

翠翠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 不曾把头抬起,心忡忡的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从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

这是老船工向翠翠谈及大老托人提亲之后她的心理反应。当翠翠得知提亲的是大老而不是二老时,一时明显的失望。在心理对大老提亲的否定,对自己感情选择的坚定与从容,在翠翠心理不是下意识的感觉,而是一种明晰的理性思维。但这种抽象的心理内涵,是通过人物的神态和表情透露出来的。从这儿可看出沈从文的艺术感受力是很强的,善于捕捉人物的纤细感情及微妙神态,并艺术地表现出来,透露出人物隐蔽的心理内容,具有耐人寻味的韵味。

3 小说的语言

总的来说,沈从文小说的语言有个发展、成熟的过程。他早期的创造,由于缺乏正规训练,文法上有过一些疵病,不过,这倒也使得他的小说语言多了些山野气息,不失新鲜与活泼。最能反映沈从文小说语言特色的,是他用来表现乡土人生的乡土语言,只是在他的小说进入成熟期后,其语言方显示出它的全部魅力。沈从文成熟期的小说语言,具有独特的风格: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少夸张,朴实中有神韵。他的小说语言以湘西地方话为母体,经过加工与提炼,予以书面化。湘西地方话是湘西根源古老的民族文化发展与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同步的产物。这种语言的现代化程度低,带有中国古代的某些特点。

他的小说语言大约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语言含蓄、素淡、和婉,多用我国传统的“白描手法”,这在《边城》里得到了极好的反映。话说三分,留下让读者去想象的空间。如写翠翠成熟后,她常爱学摆渡的家畜和客人的摸样,有时学小羊唤母的叫声,有时又在发间插上几朵鲜野花,身姿袅娜地扮新娘。即使她初恋时的语言中,也是那样的含蓄。如她用傩送的俏皮话,对外祖父说:“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被河里的大鱼吃掉了。”宛如节奏舒缓的行板,余韵久存,淡淡几笔,便含而不露地写出了翠翠的心理变化。她渴望新的温暖和保护,憧憬美好的恋爱婚姻生活。这种颇有山水风味的语言,甚是迷人。

其二,小说语言中很少用助词“的”。这样能逼迫口语成分增加,使句式短朴。如《山道中》有这么一段描写:这时节他们正过一条小溪,两岸山头极高。溪上一条旧木条,是用三根树干搭成,行人走过时便轧轧作响。傍溪山腰老树上猴子叫喊。水流汩汩。远山山鹊飞起时,虽相距极远,朋朋振翅声音仿佛极近……这段描写,没有一个“的”字,句式短峭简洁,对景物不作繁饰,却显得古朴清新。

其三,沈从文小说的语言,植根于湘西的生活土壤之中,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在这方面,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显得更为突出。《萧萧》中乡下人谈论城里女学生《, 柏子》里水手与相好的相互埋怨等等,这些人物对白里,回荡着湘西人的乡音,使人油然而生真实、亲切之感。

沈从文曾作过湘西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并常在小说中将民间文学中的起兴比喻手法加以运用。如《边城》里引用了这样一首民歌:“天上起云云起花,包谷林里种豆荚,豆荚缠坏包谷树,姑娘缠坏后生家。”这要比一般性的叙述语调生动多了。他还继承了湘西人说话就地比喻的传统。如《萧萧》中:

萧萧……风里雨里过日子,象一株长在园角落里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叶,日增茂盛……婆婆虽生来象一把剪刀,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阻挡得住。

这种比喻具有造语新奇,出人意表,朴实而又神气飞动的特点。他的小说语言在叙述方式上,也汲取了民间故事和歌谣的长处,无做作,娓娓叙来,不转弯抹角,简明扼要,经济动人,语言中有浓厚的民间朴素美。如《边城》中:

在一种近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已长大成人,一转眼间便十五岁了。为了住处两山都竹篁,翠色逼人而来,老船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

其四,凝练与简洁。沈从文的小说语言算不得纯粹,正如他自己就说,文字一部分见出“文白杂糅”———明显地承受了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影响却又未能完全融化为现代白话的结果。但同时,这又带来了沈从文小说语言的凝练与简洁。如:

半个月来,树叶子已落了一半,只要一点点微风,总有些离枝的木叶,同红紫雀儿一般,在高空里翻飞。太阳光温和中微带寒意,景物越发清疏和爽朗,一切光景美到不可形容。夭夭一面打扫祠堂前木叶,一面抬头望半空中飘落的木叶,用手去承接捕捉。(《长河》)

这种写意式的笔法,仿佛随手拈来,轻轻几笔,就点出了山村景物特有的韵味,语言美和画面美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4 小说的文体

沈从文曾有“文体作家”之誉。他的小说在文体风格上确是戛戛独创,不同流俗。总的特色是“不拘常例”,适应着所表现的不同生活与感情内容,多方尝试,不断创新,多采多姿。他有意打破散文与小说间的文体界限,他的作品中,小说具有散文性,散文又具有故事性,可见他在文体革新上是尽了全部的心力的。

沈从文小说文体多样化特征,主要反映在作品开头结尾的变化多端。小说的开头或渲染气氛(如《丈夫》、《萧萧》) ;或推出主要任务(《会明》) ;或开宗明义点出题旨(如《绅士的太太》) ;或单刀直入写场面(如《新与旧》) 。小说的结尾往往牵动着小说整体结构、布局,从中可看出沈从文组织文体的才能。在他的作品中,结尾有“煞尾”和“度尾”两种。“度尾”“如画舫笙歌”,由远及近后又由近及远;“煞尾”则“如骏马收缰,忽然停住”。的确,《牛》《贵生》《丈夫》等小说的结尾都是极好的“煞尾”,小说往往有一种出人意料的结局,作者总以要言不繁的文字点出,一经点出便戛然而止。如《牛》的结尾:

……到了十二月,荡里所有的牛全被衙门征发到一个不可知的地方去了,大牛伯只有成天到保长家去探讯一件事可做。顺眼无意中望到弃在屋里的木榔槌,就后悔为什么当时不重重的一下把那畜生的脚打断。

这种结尾突出了牛老伯对官府的怨恨,仿佛一峰突起,照亮全篇,给读者留下了联想与思索人生的艺术空间,情节的发展一下子收束了,而故事的内在蕴涵刚刚被诱发出来。

从小说的情节发展看,这种煞尾往往是一种突转。所谓“突转”,表现为作品中的人物行为或故事发展的结局突然转向与情节表面指向相反的方向。而突转与发现又是孪生兄弟。所谓“发现”则是人物对自己的身份或处境从不知到知。在《丈夫》中,按情节发展的表面线索,那个丈夫第二天早上将去水保家,可是第二天“两夫妇一早都回转乡下了”。情节发展的这一“突转”,是与人物身份、处境的“发现”息息相关的。那个丈夫在经历了一日夜的难堪与屈辱以后,终于“发现”自己是在被人当傻瓜侮弄。这一真实身份的“发现”,导致他毅然带着妻子回转乡下。故事的结局出人意料,但又符合人物心理发展的内在逻辑,一切又全在情理之中。沈从文在作品中就是特别善于安排这种“发现”与“突转”,使结尾蕴藉含蓄,富于暗示,他深谙“惊讶”与读者美感的心理联系。

而《边城》、《萧萧》等作品的结尾则属“度尾”。《边城》的结尾是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的。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二老都爱上了翠翠,可翠翠的意中人却是二老。最后大老情场失意撑船不幸溺水,悲剧的尾声是在一个雷雨交加之夜,摆渡老人在操劳担忧中去世了,只剩下了孤苦伶仃的翠翠在摆渡口苦苦等着情人二老来接她,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结尾与来头,互相呼应,犹如一曲乐音从遥远处传来,音量加大至主旋律,最后又渐渐飘远了,使作品收到了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艺术效果。

虽然这种文体的不断变换仅仅是为了形式的新而变,且文体变化的意义也有限,但他作品中这种多变的形式与相应的内容之间的联系,恰恰适宜着沈从文表现生命复杂多变的需要,在其大多数篇章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协调的、妥帖的。

什么是民俗？<转>

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其实不然。最初人们认为民俗就是古老的、落后的生活习俗，渐渐地发现这个内涵不足以涵盖民俗的全部内容，民俗这个概念才有了不断的发展。

民俗问题，对在座的各位可能比较陌生。通常我们认为民俗就是一种传统的民间风俗，比如怎么过年、怎么做年糕等。其实这仅仅是民俗的一小部分，从学科性质和现代角度讲民俗，其内容要广泛得多，而且同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年轻人看来，民俗就是过去的东西，这是种误解。民俗包括过去、现在，也包括将来。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认识民俗呢，我准备从三个问题着手来跟大家介绍。

中国较为流行的民俗观念首先是民间风俗，比如四时八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重阳、中秋等，还有婚丧嫁娶等；另外一种观念是把民俗看成民间文艺、民间文学，比如传说故事、神话、歌谣之类；还有一类把民俗看成古代文化在今天的残留物，比如祭祖等。而国际上普遍认为民俗是一个学科，是指有关民众或人民的一种文化智慧。所以我们今天讲民俗是站在哪个立场上来讲要区分开。我今天是站在民俗学的角度来讲民俗，与平时的理念不同。

民俗不是古老的

一谈起民俗，很多人觉得是农村里才有的，其实不是，城里人同样有民俗，大学生也有民俗，比如拿压岁钱就是民俗。所以民俗是一般人都会有的。

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北京刚学民俗学的时候，费孝通教授给我们上课。费老师是英国著名学者马林诺斯基的学生，专门研究人类学民俗学。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拿了一大堆的英文辞典进教室对我们说：“民俗（folklore）究竟是什么意思呢？folk就是土里土气的乡下人。”那个时候中国对民俗的理解就是停留在传统的想法上——民俗是过去。中国从20世纪初引进西方民俗学以后一直到80年代对民俗的理解都比较传统，其实与国际上的认同相距很远。国际上的民俗早就有很大发展。

发展主要有三个方向：

1、乡民、楼民向人民发展

2、文化的残留物向划时代发展。

3、历史学、现代史学向未来学发展

民间有句俗话叫：“大俗大雅也。”民俗蕴含着许多“大雅”的东西，不仅是过去的、现在的学科，更是未来的学科。

我们今天用的“民俗”两字好像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汉字，后来出口了，然后又返销回来了，这两个字其实是日本字。我们的“民俗学”三个字是翻译英文的“folklore”，其实这三个字是日本人翻译的。

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20世纪转型期间，现在用的很多文字都是经过日本加工过再回来用的，比如说“文艺理论”、“干部”、“化学”、“物理”等。所以我们“民俗”的内涵已经经过两次翻译，先是英文翻成日文，再从日文转译成中文。因为日文中有很多汉字，所以我们直接把它们拿来当成中文读了。因此概念上有很大的混淆，内容有很大的变化。

民俗是一种生活相

民俗是什么？民俗是一种“生活相”。什么是“相”，这是佛家的用语，佛家对事物有自己独特的判断。比如说，什么是火，火是一种焰相，水是一种流相；什么是民俗，民俗是一种生活相，一种传承性的生活的样子。没有文字或人规定我们这么做，但我们会不自觉的进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大家熟悉的传统民俗譬如春节，春节怎么过，除夕怎么过等。前几天我在中央台做节目，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现在过年的年味很少，而外国人的圣诞节、情人节却很热闹？”我说其实我们的年味原来是很浓的。上世纪50年代，我七八岁跟着外婆在过年前半个月就开始忙碌了，一直到正月十五才能歇下来，前后差不多一个月整天都有事情干。从传统的习俗讲，前后有近60项事情要做：大扫除、祭灶、祭祖等，比如大年初一不能扫地，不能把垃圾丢掉（暗示不能把钱丢到外面去），都有很严格的规定。特别是祭祖，把妹妹们全都赶出去，只有我和外婆两个人呆在屋里祭祖。没有任何文字规定我们一定要怎么做，而这就是一种程式化的风行的规范。

民俗不光集中在过节上，风行的不成文的生活样式在生活中还有很多。就拿住来说，我们在城市里感觉不出来，但假如去了农村，房子就会有一种特殊的样式：比如江南有厢房式的——左厢房、右厢房，还有过去的有钱人家，家境比较好，房子结构形式更复杂，一层层有很大变化——三进、五进、七进，周庄的沈厅就是七进的，上海郊区一般都是三进的。一进，方位都朝南，左右各一个厢房，为什么要这样？我经过研究后发现，其中的道理就是我们说的风水，“左青龙，右白虎”，中间就是最适合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或者要避免房门朝北开？这就是一种风水，是一种生活相。我们生活在北半球，冬天寒风从西北过来，就被“白虎”给挡住了；春天东南风一刮，雨水多了，那么“青龙”也可以挡住。那么中间这个地方利用了天然的防寒防雨的空间，就是我们的房间。这就是最早的风水的理念，没有那么多的迷信，就看风怎么走水怎么走，人怎么在中间选一个好地方居住。这并非人们胡思乱想得出的。古代没有空调，如何防寒，如何来保持适宜的温度呢？当然是要靠具体环境的选择。

有人认为风水是迷信，当然风水在发展中确实增加了许多迷信的说法，但是我们把这点作为主流而把核心的部分丢掉了，就造成了很大的灾难。比如上海这几年天气越来越热，客观原因来讲地球变暖是一个原因。仔细一想，恐怕与我们现在盖这么多大厦有关。

有一年，我陪外国学者从我们华师大到虹桥机场。那个时候刚改革开放，经过虹桥开发区，看到很多玻璃幕墙的房子，有一个老外就跟我讲：“你们为什么要盖这种房子。”我说我们要现代化呀。他又说：“现代化不是从房子的外形就可以体现出来的。”后来我了解，这种玻璃幕墙的建筑模式来自北欧，因为北欧寒冷，需要采光。而我们处在亚热带，我们需要的应该是散热。

进入21世纪，我们的很多观念都要修正了。过去上山下乡，父母从信中知道我们在东北吃玉米馇子、高粱都要掉眼泪，认为那是喂猪的杂粮。现在观念变了，要吃玉米、高粱这种绿色植物，超市里卖得比面粉还贵呢！

民俗、生活相还包括生活的技艺，各种技艺也是民俗。有个材料说考古学家发掘出秦剑，上面涂了一层铬，专家注意到这种涂铬的方式在西方也是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究竟秦人是如何涂上去的，不得而知。越王勾践的宝剑，在地底下埋了两千多年，挖掘开始时发现这把剑已经弯了，但是考古人员一打开，又神奇般地直了。我们现在能模仿这把剑的样式，却达不到那时的工艺。

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发展就是依靠大量的生活的技艺－－民俗来创造。可惜的是这些技艺我们没有从学科上加以整理。我们古人也没有重视这个问题，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尤其是文人，所以又把这些东西随意地扔掉了。这样一来，对我们国家的确是很大的损失。我们今天要重新认识民俗，千万不能停留在民俗就是风俗习惯这个狭隘的观念上。以上是第一点，从生活层面看民俗。

民俗的文化层面

第二个方面，从文化层面来讲，民俗是一种文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往往是无形的、口头的、和非物质的。但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对于这种无形的、非物质的民俗文化现象要给予更多的重视。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大家熟悉的优美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最近几年，《梁祝》正在争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实这个问题两年前就开始了。但一开始就有很多问题。其中一大问题是各地都说《梁祝》是自己的，比如宁波人认为梁山伯是鄞县（今奉化县）县令；上虞人说祝英台故里就在绍兴的上虞；杭州人也据理力争，万松书院主人公读书的地方呀……其实《梁祝》是哪里的并不重要，关键是《梁祝》反映了中国人某一阶段的婚姻模式。远古的时候，越地的女性都比较刚烈，魏晋南北朝时北方的文化向南方转移以后才有了《梁祝》，从刚烈走向柔和，向儒学发展。所以《梁祝》文化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社会转型期之间的新的婚姻文化模式，和人们对两性祈求的心理，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和生死不渝的情感，这是典型的中国男女两性之间的无形的口头的关系。

无形的口头模式其实相当多，不仅在中国，在国外也是。我有一个学生在澳大利亚学习，请当地老师来家里吃饭。其中有一道汤，老师喝完觉得很鲜。问他是什么，他说是野鸭子。老师大吃一惊，马上说澳大利亚抓野鸭子是犯法的。学生恍然大悟，说下次一定注意。可没料到过了三天，一张罚款单来了，动物保险委员会罚他5000澳元，把他一年半勤工俭学的钱全罚走了。在中国看来这个老师有问题，鸭子也吃了，还告状？但在澳大利亚，这样做是很正常的，老师不告发反而有问题。这也是一种文化模式，我们现在更要关注这种文化模式。

譬如日本也有它独特的文化模式，像樱花情结：在日本一到樱花要开的时候，整个国民都会很兴奋。2000年我在日本民国大学当教授，刚好遇上樱花节，天很冷，但是樱花开的时候，樱花树下挤满了日本人。当地气象预报还会每天报道樱花的开放凋谢情况。外国人对樱花的感觉是不太艳丽，但是日本人就感觉到樱花和自己的生命差不多，不求生命的长短，而是求生命的灿烂。日本的武士道、谈情说爱都和这个有联系。渡边淳一的《失乐园》，情节很简单：中年男子外遇一个**，两家的家庭条件都很好，但两人想结合在一起。开始双方家庭都不同意，后来终于离成了，两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地住在一起了，结果却在做爱过程中自杀了。这就是日本典型的生命文化，在他们看来，生命、爱情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能不能达到最高点。他们感到把各种困难都排除的时候，他们的爱情是最辉煌的，如果再相守下去，两人感情温度肯定会下降，所以还不如在爱情至高点死去，最美好的就成了永恒。所以他们把樱花当作生命的象征。

民俗在历史上

利用民俗这种文化模式对国家进行管理，这在中国古代就有了。汉代史学家曾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要正确处理风俗，驾驭它以为统治服务。各个朝代都有相应的措施，效果和对现代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清朝满族的措施——满汉一体化的政策：第一是提倡孝道。原来满族人孝道的概念比较薄弱。清前期的历史总好像是隐隐讳讳的，特别是关于顺治帝的母亲。实际上历史的真实恐怕不会像现在的文人所写的那么曲折缠绵。习俗上他的母亲应该是嫁给了他的小叔子。满族不仅在婚姻观念与汉族有较多的不同，其它文化习俗方面与汉族有更大的差别。

过去，我们的历史教材上没有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后来清政权是怎么稳定下来的？根据国外的研究来看，当时的满族就是利用满、汉族的文化模式来整合对待汉人的。他们把两个文化模式交融。比如说，当时是乱世，不能提倡忠，只能提倡孝。清前期的皇帝无一例外地提倡“孝”。假如你们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学史的话，应该知道李密的《陈情表》，就是拿着“孝”来作挡箭牌，不愿出去做官。所以“孝”文化模式，往往成为中国乱世时期，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块牌子。

第二，清统治者采取了同汉族人的婚姻文化模式。就是不能强抢，要明媒正娶。不仅如此，满人娶汉女还要向上级报告。相反，汉人娶满族的女孩，不用打报告，只要按照汉人的六礼娶回来就可以了。所以事实是，当时满族人只有三十多万，而汉族人有近一亿。后来满族还是统一了整个中国，这就是历史事实。当然，清统治者在某些方面也坚持了他们自己的文化模式，比如发式方面。因为满族人认为头发是天和人相互沟通的载体，所以一定要坚持满族人的习惯，出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惨烈的文化整合。由此，这种综合了满汉两族文化模式统治了中国至少三百年。

民俗是民众群体反复积淀构成的，是一个民族共同文化的共同感，是无意识和有意识、理性和非理性的交织，是国家思想和文化的原型和起点。民俗行为规范背后的思考原型，对人类的思想和民族的发展影响很大。我们过去对自己民族民俗上的研究不够，应该从民族心理因素上考虑，真正地把它内在的东西挖掘出来。民俗说到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有两种，一个是生物生命DNA，另一个是文化的DNA。我们研究民俗一定要研究到深层的层面，考虑到他们的差异性，特别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走向国际的阶段。我们也要了解人家是怎样的文化模式、文化心理，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了解民俗，了解民族，了解我们自己，也可以更好地走向世界。

（以上内容根据陈勤建教授本月在上海图书馆讲座中心的演讲整理而成）

主讲人简介

陈勤建教授现任华东师大对外汉语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同时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俗学会城镇民俗保护发展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长期从事文艺民俗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我国的传统节日以及风俗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

1、春节：农历正月初一。熬年守岁。

2、元宵节：农历正月十五。看灯、吃元宵、踩高跷、猜灯谜。

3、清明节：农历三月初八。扫墓、踏青。

4、端午节：农历五月初

5、中秋节，八月十五

一、春节

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 ，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

春节的历史很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按照我国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日、元辰、元正、元朔、元旦等，俗称年初一，到了民国时期，改用公历，公历的 一月一日 称为元旦，把农历的 一月一日 叫春节。

春节到了，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复苏草木更新，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春节前要备年货、添新衣、贴春联。

春节是亲人亲人团聚的日子，是个欢乐祥和的节日，除夕守岁，北方地区在除夕有吃饺子的习俗，南方有过年吃年糕的习惯。

春节中放鞭炮、走亲戚看朋友，一些地方还有祭祖、舞狮子，耍龙灯，演社火，游花市，逛庙会等习俗直要闹到 正月十五 元宵节过后，春节才算真正结束了。

二、元宵节

　　

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日 ，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 正月十五 为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也称灯节，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这天上皓月高悬的夜晚，人们要点起彩灯万盏，以示庆贺。

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吃元宵，合家团聚、同庆佳节，其乐融融。不少地方节庆时增加了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传统民俗表演。

这个传承已有两千多年的传统节日，不仅盛行于海峡两岸，就是在海外华人的聚居区也年年欢庆不衰。

三、清明节

清明是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

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 4月4日 至6日之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候，所以古人有清明踏青，并开展一系列体育活动的的习俗。

四、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它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端午也称端五，端阳。

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虽然名称不同，但总体上说，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还是同多于异的。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有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吴月民族图腾祭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等。

　　

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不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节名，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

其内容主要有：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迎鬼船、躲午，帖午叶符，悬挂菖蒲、艾草，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醴,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菖蒲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

除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渐已消失外，其余至今流传中国各地及邻近诸国。有些活动，如赛龙舟等，已得到新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地域界线，成为了国际性的体育赛事。

中秋节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 ，是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又叫做“月夕”，“八月节”。

此夜，人们仰望天空明月，设宴赏月，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又称“团圆节”。

我国人民还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即祭拜月神。中秋节的习俗很多，形式也各不相同，但都寄托着人们对生活无限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客家人的话 一般的习俗是: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是灶神上天的日子，家家户户把锅台洗刷得干干净净，傍晚点烛烧香放鞭炮，用酒、米、灶糖、灶饼等素供祭祀灶神，据说是为了堵住“灶君”的嘴，要他“上天奏好事，回宫保平安”。

“送灶”时家家还点盏竹制的“八卦灯”，一直燃到正月十五才熄灭，称为“长明灯”。

大年初一，大人小孩凌晨即起，穿戴一新，鸣炮开门，以图开门大吉。

尤溪人在早餐前要煮生姜红糖茶先吃“甜头”。

早餐皆为素食，或线面、或汤丸，象征长寿、团圆；沙县早餐必有大蒜、豆腐、红头菜（菠菜）等，寓新年诸事合算、富足、开门见红之意。

旧时初一，人们往往上寺庙谒诸神、拜祖宗，祈求平安；乡邻见面，彼此拱手作揖，互道“新年好”、“恭喜发财”；这一天，大人小孩都禁止讲不吉利的话。

如碗打碎了，要说“碎（岁）碎（岁）平安”；小孩摔跟头，说“拾元宝”；受伤流血，称“见红有喜”……初一上午，将乐某村群众还有到水井、溪边争挑第一担水之习俗，叫“考头水”，寓新年事事第一。

从初二起，人们开始走亲访友，互相拜年。

一般拜年者不能空手，要带糕饼糖果之类，给长辈要带红糖，拜年者返回时，主家要回送同等价值的礼品，叫“礼尚往来”。

三明市> 民俗风情 > 沙县肩膀戏

提起沙县，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风味小吃。

如今沙县风味小吃成为品牌，无论你走南还是闯北，哪个城市都有沙县风味小吃红红火火地树起一道亮丽的风景。

殊不知，沙县引人注目的又岂此风味小吃？沙县肩膀戏以其别样妖娆的地方风韵、童趣盎然的独特魅力不仅走出了山门，还漂洋过海，饮誉八方。

肩膀戏，亦称肩头坪。

据《沙县志》记载，清朝宣统年间，沙县民间的戏剧十分活跃，各个戏班竞相演出。

时有“玉枕轩”的领班连细狗别出心裁，创新出一种小孩子站在大人肩膀上表演的肩膀戏。

演出时，由8岁左右的孩童站在大人的肩膀上表演，小孩负责唱腔、头部表情和双手动作，大人负责台位变换的腿部动作。

戏有生、旦、净、末、丑之分，小孩担任什么角色，大人就走什么台步；小孩原本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平时又训练有素，站在大人肩上不仅不怯场，而且唱起来字正腔圆、声情并茂，演起来招形式有致、维妙维俏。

大人更不含糊，或跑、或跳、或碎步、或弓步、或垫步……根据剧情需要，与肩上小孩巧妙配合，上下默契，浑然一体。

沙县肩膀戏，是全国别具一格的民间传统艺术。

演技奇特，唱腔动听，兼容各调，场地不拘，素有“肩膀上的民间艺术奇葩”之美称。

它早先采用民间最流行的小调打花鼓演唱《小放牛》、《补缸》、《花子过关》等剧目；后来采用南词曲调演出《赶船》等戏；后面又发展到演出《黄鹤楼》、《平贵别窑》、《四郎探母》等京剧折子戏。

过去每当逢年过节，肩膀戏都要走街穿巷演出一番，所到之处，无不备受欢迎。

如今欣逢盛世，沙县肩膀戏再度焕发青春，推陈出新、博采众长，以崭新的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

2001年元月23日下午（除夕），沙县肩膀戏剧团参加了在澳门议事亭前地广场隆重举行的“万家喜庆贺蛇年”的开幕式表演，澳门特别行政区长官何厚铧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

当地记者在专题报道中写到：“对本地居民来说，肩膀戏是较为少见的文艺节目，约五六岁的小孩站在壮汉的肩上，穿着戏服边唱边舞，在悠扬的乐曲中演戏，是一种高难度的特别戏种。

”同年下半年，沙县肩膀戏剧团又带着《猪八戒巡山》等新剧目，参加了中国第五届民间艺术节，荣获了金奖殊荣。

三明市> 民俗风情 > 茶东坑鱼子灯

在泰宁城区每年元宵夜晚的灯火中，茶东坑的鱼灯最让人赏心悦目，因而倍受人们的青睐。

距县城仅二十华里的茶东坑村，座落在四面环山，风光秀丽的小盆地之中。

现在全村一百二十多户，四百九十多个人口，居住高度集中，全部姓邹，属宋进士邹位博支下第三世三九公原为始祖的一个兴旺家族。

这个村到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发迹历史。

凡来过此地的人们，无不为村之青山绿水人之热情好客而感叹不已，赞曰：“这是一块极为难得、具有得天独厚优势的风水宝地。”

这个村地势较高，山多岭大，世世代代以种田为业，人们劳作很不轻松。

他们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为了消除劳作疲惫，庆贺当年的丰收，祈祷来年的吉祥，每年的正月总要用上几天时间开展以自发组织，自己制作，自行排练，自我欣赏的群众性的玩灯活动。

这项具有很强娱乐性的民间鱼灯活动，始自清朝道光年间，因为群众已把它视为揽胜纳祥的传统习俗，故生命力很强，到今已有一百八十多年的历史，久盛不衰，远近闻名。

茶东坑的鱼灯不象其它灯种一旦做成可用上几年，而是一年一换，逐年提高，不断创新。

因此，有着很高的工艺水平和欣赏价值。

做一盏鱼灯虽然并不很复杂，但工艺要求都十分讲究而精细。

首先是用上等竹子材料做鱼灯模型，鱼头和鱼尾至关重要，为单独制作，此材料要削得细腻而光滑，使之做成之后拼起来有着很强的灵活性和真实性。

两片面鳃要精心制作，其框架弯曲度全靠制作人的灵性和手感来掌握，以做成匀称准确的头尾模样。

其儿，是鱼鳞剪花，这是一项很细致的工艺，极讲究分寸和平直。

鳞花材料是采用很薄而光滑的红纸，在红纸上裁剪鳞花是用锋利的剪刀来操作，鳞花既不能剪太祖也不能剪太细，其粗细要与模架大小相吻合，即与整条鱼的大小成恰当的比例。

第三，是粘贴鳞花，这道工序要特别细心，操作顺序是：先在做好的骨架模型表面粘上浆糊，然后贴上一层易透光且很薄的棉纱白纸作衬底；接着在白纸上面贴上已剪好的鳞花纸片，贴花时要用两手将鲜花纸片拉紧，但要控制好力的适度，以免把鳞花拉断，眼看拉出了明显的鳞花才能贴上，这样一片片鳞花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让人对鱼鳞产生一种直观和立体的感觉。

第四，是点眼，描鳃和画翅，这项工序要有一定的美术工艺基础，一般是由艺高手巧的做灯师傅统一掌握，用红、兰、黑三种浓淡不同的颜色描绘而成。

第五，是装灯照明，鱼灯是在夜晚这个特定的时间里活动，之所以称其为“鱼灯”，顾名思义就是鱼和灯的结合。

这两者是互为作用，相辅相成。

灯是装在鱼腹之中，夜间借助灯光的作用，将鱼的外形特征和活动情景衬托出来，即前面讲到的让人产生直观和立体的感觉。

灯的制作很简单，是在一个杯子里盛上白米饭和茶油，再放一块古代使用的中间有个洞的铜钱片，洞中穿插一根白带子做灯芯。

由于燃料是采用真茶油，故灯一点燃就会散发出一股股香味来，这种照明灯也叫“茶油灯”。

最后是上根手提的竹子把柄，这样一盏鱼灯就全部完成。

准确地讲，茶东坑的鱼子灯是“鲤鱼灯”，人们还称“吉祥灯”。

茶东坑每年玩的鱼灯，都是由各家各户制作和出灯，但制作是集中统一起来，制作时间一般是在正月初四至初六日这三天进行，制作时有专人讲授做灯的基本常识和技术要领。

所以每次做灯既是完成制作任务的实践过程，又是取长补短、观摩学习的极好机会。

鱼灯做成后各家都挂在自家的神台上，每晚把灯点亮，以展示自家的辉煌和吉祥。

正是采用这种集体方式，体现了客家能做灯，人人能玩灯，因此，这个村群众性的鱼灯活动能始终做到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勤劳而有智慧的茶东坑人，不仅鱼灯做得非常漂亮，而且鱼灯也玩得十分高明。

他们之所以喜欢玩赏鱼灯，是由于他们与“鱼”结下了不解之缘。

俗话讲的“鱼水情深”这句话，无不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

灯龙由鲤鱼灯、熊鱼灯、五角星灯和毛主席像灯四个部分组成，其毛主席像灯和五角星灯是解放后才解放后才增加的，增加这两种灯是意味着茶东坑人从黑暗的旧社会进入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从此翻身作主得解放，以表达感谢毛主席、感谢 的恩情。

灯龙排列顺序是：最前面是一盏毛主席像灯为灯首，其次是一对五角星灯和一对熊鱼灯，接着是数十盏鲤鱼灯相继排列。

掌灯的领头为五人，由大家推选年纪大、声望高，而又技艺好的人担任。

所有掌灯人都有一种高度自律的责任心，这就是心态善良，思想集中，精力旺盛，动作整齐，各自把关，既要把灯舞得活灵活现，又不能出现烧灯现象，确保欢乐、生动、热闹、安全的娱乐风韵，以展示兴旺、发达和吉祥的美好前景。

在每年正月十五这个欢乐的夜晚，当人们酒足饭饱之余，家家户户都出灯，男女老少都出门，鱼灯领头人一声号令，掌灯的年轻小伙子个个都喜笑颜开，把自家的鱼灯举出来，以昂扬的姿态，纷纷加入灯的行列，一瞬之间就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灯龙。

于是，长长的灯龙，再配上“茶东坑、茶东坑、茶东坑坑茶东坑”铿锵动听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使茶东坑这个小小的村子，倾刻就沸腾了起来，真是灯如龙，人如流，歌如潮，好是一派热闹非凡局景象。

茶东坑村有一个合族共用的宽畅大厅，这个厅的中柱梁高五点五米，宽六米，长六点六米，面积达三十九点六平方米。

这厅世称古老的祖厅，见全村的婚丧喜庆等一切大事活动都在这个厅里举行。

当然，正月十五日元宵夜晚的鱼灯无不例外也是先在大厅活动。

舞灯在震天动地的三响“三品铳”声中开始，这时排好的两列鱼灯，从大门前左右两侧同时进入大门，厅上鞭炮阵阵，锣鼓声声，鱼灯对对，表演非常好看，场面极为壮观。

鱼灯在厅上舞过一阵后，再延伸到村前露天空坪上，此时只见鱼灯越演越烈，鞭炮越放越响，锣鼓声、鞭炮声和“三品铳”的巨响声交织在一起，前后持续两个小时的鱼灯活动，使整个村庄充满了灯火辉煌，色彩斑斓，人心涌动，热闹异常的气氛。

是啊！一年伊始，人们的喜悦、欢乐、祝福和吉祥，以及美好的理想和寄托，似乎都凝聚在这片欢乐之中。

鱼灯在本村玩过之后就进入县城，把鱼灯活动推向 。

进城的时间没有统一规定，有的年是在初六、初七两个晚上，有的年是安排在元宵佳节夜晚。

进城这天，掌灯队伍早早就吃上晚饭，经准备一番就急忙下山，沿途一路欢歌一路灯，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县城。

历来茶东坑的锣鼓打得很有名气，因为他们的锣鼓旋律动听，节奏鲜明，起伏不断，远近耐听。

尤其是在他们的锣鼓声中，还有一段声响近似“茶东坑”这三个字的谐音，因此在远距离之外，一听锣鼓声音就知道这是茶东坑的鱼灯来了，往往是鱼灯未进城而锣鼓声音先进了城。

城里人一听茶东坑的鱼灯来了，无不喜出望外，于是男女老少都拥上街头赏灯去了。

鱼灯队伍对城里人的献演是慎之又慎，因为他们有心要以自己别具一格的鱼灯风姿，让城里人一饱眼福，使他们能度过一个欢快的元宵夜晚。

为此，茶东坑的鱼灯队伍遵循鲤鱼在水中生活习性和游水动作，按戏游、结伴、冲浪、出水和跳龙门五大排列动作，进行完整的表演。

特别是鲤鱼跳龙门的场面尤为形象生动，只见成双成对的大红鲤鱼露出水面，由低而高，再腾空而起直跳龙门场景，使一盏盏鱼灯格外显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再加上锣鼓的紧密配合，更使全场演出产生一种动作紧凑，节奏鲜明，热闹异常，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

此情此景，让人很难相信这是灯，简直就象水中畅游的活鱼，真是把鱼灯演活演绝了。

观众反映说：观赏茶东抗的鱼灯，无不使人觉得这是一种艺术享受。

三明市> 民俗风情 > 客家情歌

三明客家，是山歌的故乡。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一批批中原 ，为避战乱、饥荒、瘟疫等天灾人祸，纷纷南迁；历尽艰辛，来到了闽西北这块世外桃源栖息繁衍。

千百年来，客家祖先和土著百姓和平共处，并将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互为交融渗透。

为传递心声，抒 感，创造出许许多多极富特色的客家山歌。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三明民歌与地方民俗风情融为一炉，带着泥香土味，成为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尤其是客家情歌，以炽热、健康的情感，形象、生动的比喻，风趣、洗炼的语言，表达了青年们对爱情的追求、对幸福的憧憬、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对封建婚姻的反抗。

有如清泉，沁人心脾。

客家情歌大多七言，隔句押韵，有四名式，也有段体结构，形式多样。

还有对唱、盘歌等，倍受群众喜爱。

三明市> 民俗风情 > 石壁风俗

令客家人瞩目的弹丸山村石壁，被愈来愈多的人们所关注，不仅客家学者纷至沓来寻访奥秘，慕名而来的游人更是络绎不绝，都想领略她的异彩风姿，撩开她神秘的面纱，尤其令人神往的是石壁的民众风情，任人咀嚼无穷、寻味万千，使我们联想着中华古国源远流长的璀璨文化，客家人坚执的信念和至今遗留在石壁的中原风俗。

无论研究石壁、或研究客家，都应从研究石壁的风俗民情入手，以提示她深奥的文化内蕴。

研究风俗，旨在“探索近代的社会制度、风俗与信念之起源，并剖析影响于国家生活的各种民风与行为的动机”。

探讨石壁风俗，其目的也在此，却也是一切学问中“最有兴味，最有价值的一门学科”。

一、石壁风俗的形成

风俗最显著的特点是民众性、传承性、地域性、稳固性。

某项风俗在民间形成之后，便成为一地人民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

然而一些有违当朝政法社会制度的风俗，历代封建统治者虽曾严格限制，但在民众心里扎下深根之后，却也是一代一代传承，很难改变。

即使在苛严政治制度桎梏下有所收敛，但一旦社会制度发生变革，又重复兴起，由此观之，风俗对于一地政治、社会有着深刻影响。

这正是阐明，石壁独特风俗形成之后，经过漫漫的历史长河和一次次政治风云的冲击，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能够延续至今，保持中原古风俗的遗风，其根本原因是它的稳固性和传承性，在民众生活中形成道德行为的规范。

石壁风俗是中国民间文化、社会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影射着客家人特殊的精神风貌。

隋唐之际，由于战乱、灾荒或 奖掖等诸多因素，中原 迈着艰难的步履，一批批向南逃亡，在南迁过程，大多曾滞留石壁。

尤其第二次唐代大批移民中，在石壁定居时间长、人口多，为石壁风俗的形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陈运栋教授《客家人》中指出：“自从经过一次战乱之后，客家移民的主力，遂由长江南岸迁移到赣南山地，后来就以宁化一带为据点，向闽粤赣区拓植。

”大量移民的涌入，多来自中原，有较为相同的风俗，如婚庆、丧葬、生产、生活、服饰、语言、岁时节日等，都有其中原地域的广泛性。

石壁特殊的历史地位决定了石壁的风俗不是孤立的。

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壁风俗形成的重要基础上早在千多年前深埋在地下的如淮土乡淮阳赤下窑的唐代古窑址的古瓷器标本等出土文物，用古老、沉默、刚毅的语言证明石壁历史的久远。

石壁究竟何时有人类居住？笔者未曾读过这方面的资料。

以福建人类活动历史推算，唐之前已有人类活动的史迹。

至少也有三四千年。

有关福建先民的记载，据先秦典籍《周礼·职方氏》称：所谓“七闽”，毫无疑问，包括石壁在其中。

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是有七支不相属的闽部族。

许慎则认为，是南方百越中活动在东南的一支，是以崇拜蛇为图腾的部族。

《史记》《汉书》称：“福建先民习于水性，便于用舟。

”《汉书·严助传》谈到闽越国时云：“越方外之地， 发文身之民也”。

这些记载是不是与石壁先民有关，笔者不能武断地证示。

可以肯定的是客家人大量涌入石壁之前，石壁曾是土著人繁衍生息之地。

不论土著人口多少，他们在生活过程，形成了较为古朴的原始习俗。

由于大批 来自中原，栖居石壁，冲击着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俗，从石壁风俗中至今遗存的“夤夜抢亲”、“蜡烛火种”、“背抢新娘”，无疑是石壁土著成为社会抢新的遗风和对火神的崇拜。

这是一种土人文化，也包含了客家南迁的移民文化，经过中原文化的播衍，在长期历史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形成。

石壁风俗发展的根本性在于它接受、继承了中原正统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冲撞，吸引了多种养份而丰富发展起来，不仅继承着儒家风俗的传统，又渗透、融合迁移地区和当地土著的风俗。

尽管大批的客家先民纷至沓来，反客为主定居石壁，却不能排除土著民风的渗透。

和土著民俗民互相的融合、渗透，使一些比较单一的民俗事象呈现出丰富和多元的内涵，形成了石壁独特的民俗色彩。

而后，土著逐渐被同化，演绎为客家文化来主导石壁社会的发展，客家人构成石壁的主体，构成客家文化的形态，这是形成石壁民俗的基础。

石壁独特风俗的形成是基于如下条件：1、地理条件。

石壁有一块约200 余平方公里的偌大盆地，水草肥美、森林茂密，有蛛网般的溪河，为闽江、赣江、韩江的源头。

与江西古城交界处有武夷山脉南段为屏障，距石壁不上10公里的站岭系闽赣两省主要通道，有大片土地可供开垦，有偌大盆地可供居住，地理条件优越。

2、历史条件。

隋大业间（605～617）巫罗俊随父由南平到黄连峒（宁化古称）定居。

巫罗俊率众在石壁地区垦荒造田，“开山伐木、泛筏于吴”，将林材运往长江下游各地销售，沟通、促进了石壁与长江沿岸城市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建筑城堡、抵御土寇、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吸引了客家先祖在此定居。

3、交通条件。

由于武夷山脉的阻滞，远离频仍战乱，不听枞金伐鼓之声，很少与其他民系、其他国家、其他民族联系，形成长期的封闭状态。

由于众多中原先祖聚居一处，使中原各地风俗经过渗透、融汇，衍化为石壁独特风格，在漫长的岁月长河，固守一方乐土，保持中原古朴民风，充分表达了小生产顽强的特性。

二、石壁风俗从哪些方面保留了中原古代的遗风呢？

1、从婚庆上。

婚姻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基础，是人生的最大美事，自古有“同姓不婚”的条规。

石壁婚姻基本保持中原古风，主要形式有聘娶婚、招赘婚，童养媳、等郎妹、姑换嫂、纳亲、冥婚等。

解放后，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纳妾和冥婚已经革除。

石壁婚姻，大体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大多是包办婚烟。

婚俗的礼仪也再现中原古风的繁文缛礼，主要有：开生日、送果子、送日子和归亲。

结婚后三朝回门、五朝下厨、六朝洗手、满月送藤盘等，延续至一个月，喜庆 才悄然消失。

石壁闹新婚还有一个奇特习俗，即新婚夫妇洞房花烛夜，经过“闹房”之后，洞房四周、门外窗口还簇拥着一些人偷听偷看的习俗，甚至有人悄然躲进新房偷走新娘的绣花鞋，待第二天归还原主，新娘得陪一桌酒席，预示吉祥之意。

由于几百年间，石壁人口量外迁，各姓系民大多离开石壁，只留下张姓在石壁定居，成为石壁主要姓氏，经过数百年繁衍，人口逐渐增多，“同姓不婚”却囿限了子孙的发展。

他们无法向更远的外姓人氏联姻，婚姻终成了张姓先祖的一大难题。

经过先祖的反复商榷，至闽张氏第十七世祖终于下定决心，修改族谱中“同姓不婚”的章程，冲破那座牢固的藩篱，以村中大道为界，分为上市下市，东西各立家庙，各族族谱，从十八世祖始，宗支五服之外，上下市张姓子女可以通婚，彻底结束了“同姓不婚”的历史。

这是石壁先祖面对现实，勇于改革的一大举措，解决了长期困扰石壁先民的一大难题。

2、从丧葬礼仪上。

死亡是人生最后的归宿，同婚姻一样是人生之大事。

甚至丧葬礼仪，比生礼更为隆重气派。

对于繁缛的丧礼，人们虽强烈反感，却不敢越矩，世世代代都严格承继，从不越雷池。

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难以革除。

丧葬最主要是重寿考，即上了60岁以上的老人死亡，称“白孝”，以肃穆庄重的礼仪，以示儿女的孝心。

丧葬礼仪主要有报丧、落棺、出送等。

事后还要做七、守孝、做周年、造坟、祭祀，尤其讲究造坟，坟地选择中十分重视风水。

坟墓的营建大体如客家民居相似，让死者在九泉之下有安身之所，不致荼毒，表达了客家人对先祖的无限崇敬。

3、从节日习俗上。

石壁人保持继承着传统节日的特点和习俗，如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和全国许多地区的习俗大体相一致，仅仅是些微的差异，显示着自身独特的特点。

石壁人还有自己的节日称“七月半”。

那是超度孤魂野鬼，进行打醮度孤活动的节日，给死去的亲人烧纸钱、插路香，类似闽南的普渡。

石壁人年初七（正月初七）要吃七种羹当早餐。

即选用芹菜、葱、韭菜、肉、鱼、米果等，与饭汤合煮成羹。

意谓吃下了七种羹能勤快、聪明、长久、有余、富裕、团圆，充分表达人们对新生活的企望。

有一首歌谣很能表达七种羹的韵味，即“吃了七种羹，开始做零星”。

敬告人们，过完了春节，不能再在家休闲，需要勤劳耕作了。

每一个节日，对客家人都是一种鼓舞、愉悦、吉祥、喜庆，都是对生活充满新的企求，都是用自己独特的情感和方式，表示着独特的寄托的企愿。

4、崇拜神明。

宗教信仰习俗，对石壁村民影响至深。

石壁村民的崇拜，主要是崇拜风水、崇拜祖宗、崇拜神明。

风水，不仅是石壁人，也是客家人寻求兴旺的寄托。

如迁居之时对村落的选择，死者择风水宝地安葬，造屋建房地址的择定，无不遵循风水。

对于风水宝地不惜重金购买，甚至演绎了村坊、姓氏、房族之间长期不懈的争斗，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石壁人崇拜祖先，充满浓郁的宗教色彩。

崇拜祖先和崇拜神明溶为一体，紧密结合，采用不同方式，利用各渠道，搞好族内睦邻关系、团结族众，充分利用祖先家训教育子孙。

其实训大抵了自儒家体系，不独是封建时代对族众的行为规范有积极意义，就是进行精神文明的当今亦有现实意义。

如许多祖先家训演化为村规民约，具有很强的约束力，成为村民的行为规范，建树社会新风，促进安定团结。

三、石壁风俗的传播

石壁风俗，既继承了中原的古风俗，又结合客地实际，经过融合、改造，呈现出多样性、综合性、独创性的特点，铸造了客家人的精神，使客家人有着刻苦耐劳、刚强弘毅、勾勒创业、团结奋斗的优良民性，深受中外客家学者的赞誉。

这些民性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是在严酷的自然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了争取自身的生态和发展而磨炼出来的。

在第二次大迁移中，由于石壁较长时间滞留了人数众多的中原 暄宾夺主、以客夺主，从而形成许多星散的村落，也形成了经过承继、融合、改造之后的独特风俗。

当石壁先民有组织地大举转徙南迁，去开辟新的谋生之地时，自然将石壁已经形成的风俗带来了新居地，在新居地继续的传播，一代代传承。

从服饰方面的传播，石壁老女人的船型髻、大襟衫、乌长裤镶花边、洞阔头、围裙、花鞋等，男人的对襟衫、儿童的狮头鞋等，随着石壁人的迁称，已播衍至广东嘉应和台湾等地。

尽管部分台湾客家人住在城镇，也穿西装、茄克，老年人却都喜爱穿传统衣衫，有很大部分是随着巫罗俊子孙迁居台湾而遗留至今的。

从饮食方面传播，石壁人居住山区，农田作物大多种植稻谷、番薯。

以米食为主食。

一日三餐都备有干饭，辅之以番薯。

有食用米粉、豆腐、擂茶、水酒、伊面等。

这些饮食习俗不仅流传在闽粤客家地区，台湾地区也很盛行。

而且石壁人喜辣的风味还传播至四川湖南等地。

节日习俗中，至为突出的是端午节家家户户门上悬挂葛藤、艾叶。

相传此习俗源于石壁，以后播衍至闽西、广东等客家地区，而不属客家地域的闽北或广东其他他区也受此影响。

故事原出于唐末黄巢起义，黄巢下令军中，凡挂葛藤处不准有犯，果然，黄巢军队所到之处，凡挂起葛藤村庄均免遭灾难，终成习俗，而广为流传。

石壁婚俗，保留了中原古代习俗，和客地所有地区相一致，只是一些细微末节有所不同。

石壁风俗为何能播衍辐射至客家许多地区？重要原因是，保留了中原古代风俗，随着石壁先祖的迁移，而将种类风俗一同带去，在新的地区播衍继承，也有些风俗被客地融化、改变，或赋上新的内容，或由于各种原因被新地区的风俗所取代。

而客家人追念敬奉先祖的习俗是至为隆重虔诚的，充分表达了客家人念念不忘先祖，也充分说明客家民系密切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