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美女是谁？她的两段感情生活

胡蝶是公认的民国第一美女，是中国早期最著名的女演员，同时还是一位亚洲影后。每个人的审美不同，从外貌上来说，可能一些人无法认同胡蝶民国第一美女的称号，但这个称呼也不仅仅是全靠美貌决定的。

　胡蝶不仅是一位美人，同时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演员，她的演艺生涯从中国的默片时代跨度到有声片时代，饰演了娘姨、慈母、教师、演员、娼妓、阔**、劳动妇女等各种各样的角色。不同阶层，不同背景，胡蝶能精准的抓住人心，被称为中国的葛利泰· 嘉宝。

　胡蝶出生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去的1908年，胡家是上海当地一个小康之家。胡父和胡母只得她一个女儿，所以对女儿的培养尤其用心，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女儿会成为未来的**皇后。

　胡蝶小的时候，经常跟随父亲四处迁居，曾去过天津、北京、广州等地。因为她在语言方面天赋出众，所以因此学会了京片子、广州话等各地方言。而这也为她后来演绎各种角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胡蝶有着良好的家教，同时父母在她六岁的时候开始关注她的学习。六岁的时候请来先生为她启蒙，八岁入天津天主教圣功女学就读。一家移居广州之后，入广州培道学校就读，后转入北京北京公立第一师范就读。胡蝶16岁的时候，一家回到上海。因为看《孤儿救祖记》**而感动，胡蝶决心考入中国第一所**演员训练学校——中华**学校。

　胡蝶在学校全身心投入学习，演技得到直线上升。后来她参加徐欣夫导演的《战功》的拍摄，开始进入自己的演艺生涯。胡蝶有美貌，有天赋，同时勤奋踏实，这样优秀的演员若是不红，算是天理难容。

　1928年，胡蝶正式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此后不久便迎来了她**人生的巅峰。《火烧红莲寺》是中国早期非常著名的武侠**，胡蝶在影片中饰演侠肝义胆的侠女红姑。凭借这个角色，胡蝶声名鹊起，说她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也不为过。

　1932年主演中国第一部彩色片《啼笑姻缘》，1933年胡蝶主演中国第一部蜡盘配音片《歌女红牡丹》，1933年主演中国第一部左翼**《狂流》等等数不胜数的中国第一。凭借优秀的演技，胡蝶同时蜚声国外，多次获得日本文化部**大奖，成为当之无愧的亚洲影后。

　胡蝶一生在公众面前毫无缺点，她还是一位爱国演员。所以许多人一定很想八卦她的私下生活，特别是感情生活。

　胡蝶为人所熟知的有两段感情生活，第一段是与另外一位**演员林雪怀的因戏生情。两人主演《秋扇怨》，演绎了一段才子佳人的故事。戏中的情爱难舍延续到了戏外，一时传为佳话。

　胡蝶以为林雪怀会是自己日后的依靠，但显然并不是。相比于蝴蝶事业的持续攀升，林雪怀却迎来了低谷。于是他便想要专业下海经商，胡蝶将自己的积蓄都给了他。但是林雪怀不仅没有好好经商，同时还胡作非为。不仅赔了个底朝天，还染上了泡舞厅的习惯。

　曾经热情似火的爱恋，就这样随着两人不断的争吵消磨。胡蝶最终无法忍受，先后八次与林雪怀闹上公堂。当时赫赫有名的“蝶雪解约案”，堪比今天的“锋芝离婚案”。

　作为当时美名在外的女星，政界要员，商界富豪，世家公子无不想摘下这朵人间富贵花，但是胡蝶最终选择了当时无权无钱的潘有声。

　潘有声虽然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为人踏实，没有花言巧语，只做实事。这让当时受到林雪怀伤害的胡蝶感觉很踏实，潘有声让她学会了重新去爱的能力。

　胡蝶与潘有声结婚之后，真正过上了神仙眷侣的生活。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胡蝶人生最幸福美满的日子，可惜的是潘有声很早就去世了。  

1《红颜乱》

一部架空历史的爱情小说

一场为夺红颜的朝野之战

她抽中一支将命为凤凰的运签——“帝王燕”，却在几日后嫁作宰相之妻；她有倾国倾城的貌与温顺贤良的德，夫君却深爱着皇帝的宠妃。洞房花烛夜，他满脸愧疚地对她说：除却爱，什么我都能给你……

侯门虽深，她的生活倒不单调，于皇宫内捡来新科状元，于后巷中解救弩族王子，更与当朝年轻将军共坠山崖，与皇帝斗智在内殿之上……

众多男子无不被她的美貌与智慧征服，可他们在博取美人芳心之时，却也不放过对权欲的掠夺。朝堂之中暗流汹涌的争锋，沙场之上金戈铁马的杀戮……美人娇娆，权欲熏心，何者才是英雄冢？

乱世战起，他们于这纷争中求存，争的是权倾天下，夺的是倾国红颜……

天下因这红颜，乱了；这红颜又会因谁而妩媚一笑呢？

2进错猪圈，跟错狼

　　作者：小孩_你过来

文案

故事的起因：一个失忆的女子掉进猪圈，醒来的时候遇见了一个流氓乞丐，并被骗去做他的妻子

女主：每隔三年失忆一次，能预见常人无法预料的事情，性格慢热

男一：乞丐一名，兜里却有很多银票，身份神秘不明，性格不羁，对女主的态度很流氓

男二：大魔头一名，心狠手辣，极度腹黑，不要妄想他是完美炮灰

长路漫漫，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狼”…

嗯，不要被读者朋友起的彪悍名字所骗了，此文不是爆笑文，而是一个极度变态的正剧，小虐与小搞轮着来，虐完了笑，笑完了接着虐，继续，继续……看文前，请给小心肝戴上重型盔甲，免得误伤……另，前面数章为过渡章，高潮在后面，不要错过了哈，PS：其实也不虐，好结局！

3

逃嫁新娘作者：酒壑盛人

灯红酒绿，霓裳阑珊，笙歌艳舞，醉生梦死。

旧上海滩

又没搞错，我就是跑步摔了一脚就摔回去了77年！

阴差阳错我还要嫁给这个。。。这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拍拍手，地动山摇。

旧上海的东家，这个男子沉默少语。却是迷惑众生的俊俏，他的野心，他的复仇，他的不得已。

谁能知晓？

4《迷侠记》

定柔三迷的第一部，看过之后便不想看另外两部了，写得真的很精彩！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觉得虐，每每看得我心痛：

女主角自己是个弃儿，男主却亲手骗她喝下堕胎药，她捧着已成雏形的死婴悲痛欲绝；

他们流落在外，夜宿猎户棚中，女主身受重伤无力反抗，想着男主身有残疾，竟不愿吵醒他，生生忍着被猎户侵犯；

男主被抓入唐门，女主劫牢而至，却见他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气若游丝回天乏术，绝境之际她抱着他坠下悬崖、共赴生死幸好最后都没死，这是虐得死去活来啊[s:73]

你说这后妈咋就找得到那么多噱头来虐呢？看的心里不上不下的，撇开武侠不说，简直就是虐文……

文笔不用讲了，moli的书一向没的说～本文的构思要超赞一个！把历史上的西施与小乔、夫差与周瑜联系起来！西施爱上诸葛亮，夫差爱上西施，诸葛亮爱上小乔，周瑜横插一脚……汗。。。大家是不是十分迷茫中哈~看完全文就明了咯～）

内容简介

萍踪易逝，侠影难寻，水墨江湖自成清新一派。

运笔如刀，纸上争雄，定柔三迷决战武侠之巅

2005年，最具人文气息的水墨江湖新武侠流派由“定柔三迷”首度开创！

《迷侠记》的故事曲折却并不复杂，男主角慕容无风是闻名天下的神医，却残废且身染重疾。故事全因他悬赏的一件生意而始：寻找身世之迷。"因"在牵开故事后，却退至幕后，喟然，缘只为了要给他带来是一个可爱、特别的"果"：楚荷衣。一个江湖名人谱上排名第一的女人！他们的情缘兜兜转转，乍分乍离，纵是扬扬千里，只怕也未敢未能片刻消释的想念。

定柔笔下的江湖，从古龙的另类里多添了几缕诧异和柔情。文笔云淡风清，开篇犹如幅泼墨山水，闲云之姿

曲折却不复杂的故事从一件价值三万六千两银子的悬案开始。

国手无双，却对自己的残疾无可奈何的慕容无风

身手不凡，向往自由却穷的哐当响的侠女楚荷衣

于竹梧初见，到相约朝阳

在破旧客栈内许下三生之约

爱对他们而言是什么？

是重重磨难之后的深情无悔？

还是漆黑漫长的等待与折磨？

荷叶田田风若举，迷踪深待，侠何在？

5第三种爱情 作者：自由行走

简介：他爱上了她，在她还不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他想给她一切，只是他需要时间。她也一样，她甚至无法抵抗他的清澈眼神。不该开始的，往往都会开始，一旦开始了，就只能在甜蜜与伤痛中沉沦。他说：不要想将来，将来让我来想。她说：我不要将来，我只要现在。真的能做到吗？

如果你是一个曾经爱过的人，如果你是个曾经迷惘过的人，如果你希望在小说里看到自己曾有过的心情，曾经历的事，或许可以读一读这部小说。

6《君子一诺》

内容简介

认识陈子嘉时，苏措才知道世界上的确有人生了一副英俊的得可以称作惊艳的容貌。

苏措被陈子嘉友善的微笑在定牢在原地的一分钟之后，立刻飞奔向前，紧紧抓住他伸出的手，

亲热的叫了声“子嘉哥哥好”，声音好像拌了蜜。

如此甜腻的叫法把一旁苏智刺激得只剩半口气，他刻意的咳嗽两声，翻个白眼提示妹妹自己还活着，不要太重色轻兄。

苏措哪里理他，对陈子嘉展出一个盈盈笑颜：“谢谢你来接我。”

陈子嘉扬起一道眉毛微笑，温和道：“不用客气。”

故事的开端，皆因一个来不及的承诺。初恋的离开，彻底改变了苏措。原以为无法再爱，命运却安排她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热切而温暖的大学生活，张扬洒脱的青春，不期而遇的爱情也悄然来临。英俊睿智的陈子嘉，冷静平和的许一昊，关心体贴的邵炜，谁有可能走进她苍凉的心？过往不能违背的承诺，前方触手可及的爱情，看苏措何去何从？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骗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导语

情路上吃过苦头的女生，从分手那刻起，她们自身蜕变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问世间情为何物—李莫愁用情至深、作茧自缚

电视剧《神雕侠侣》剧照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熊熊火焰、花海无边，李莫愁在生命的最后，一改驰骋江湖中的凶狠恶毒，深情地唱着这句诗。

与一身沾满鲜血的恩恩怨怨，与一世放不下的儿女私情，一起将自己埋葬。

当年还是柔情佳人时，李莫愁与陆家庄庄主陆展元相识相恋，并以一条红花绿叶的锦帕作为定情信物许下承诺。

道别时，陆展元说定当归来，迎娶佳人。

却不知再见之日，心上人身边的位置已经给了何沅君。

陆展元念念有词：“李姑娘，我和你是江湖上的道义之交，下个月我在大理与何姑娘成亲，那时你若有空请大驾光临来吃喜酒。”

背叛师门、义无反顾的执念，竟只换来陆展元口中的“道义之交”。

李莫愁抱着同归于尽的想法出现在二人的婚礼大堂，陆竟然请来高僧坐镇，意图很明显：即是怕李坏了自己好事。

迫不得已她接受了十年不再叨扰二人生活的条件，至此身心俱焚。

从此之后，“赤炼仙子”李魔头横空出世。

何老拳师隐居家中，她赶尽杀绝，二十余口丧命她的刀下，只因同何沅君的“何”姓。

沅江上六十三家船行，她尽数砸毁，只因招牌上同何沅君的“沅”字。

十年之后，她终于解开了“十年魔咒”，杀入陆家庄复仇。彼时的陆展元已不在人世，但他的弟弟府上，家眷宗族却被血洗一空。

只有弟弟的女儿陆无双，因为脖颈间佩戴着红花绿叶的锦帕，让李莫愁动了恻隐之心，捡回性命。

种种罪恶，罄竹难书。

电视剧《神雕侠侣》剧照

小时候看《神雕侠侣》，对李莫愁这种反派人物，有着非黑即白的判断，恨不得她能够早点丧命于对手的刀下，才叫痛快。

后来再看，好多人都说对李莫愁恨不起来了，更多的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其不悟的慨叹吧。

十年前她本是“美貌温柔的好女子”，书中这样描写李莫愁的美：

她手中拂尘轻轻挥动，神态悠闲，美目流盼，桃腮带晕，若非素知她杀人不眨眼，定道是位带发修行的富家**。

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情劫关。

李莫愁眼里的爱，要么得到，要么毁灭。怀揣这样一份极端的爱，是无法滋养任何人的，不管是爱的人还是被爱的人。

爱满则溢，她的爱太满了，满到自己无法驾驭，满到一辈子不肯放过自己。

樊登读书中曾经讲过：

“对你伤害最大的，不是别人插在你身上的刀，而是你经常会把那个刀拔出来看一看，很生气，然后再插回去。

这种反复的伤害，才是对我们最大的伤害。我们要眼睛向前看，而不要天天生活在过去的这个伤害当中。”

像李莫愁这般冰雪聪明又才华横溢的女子，若是早早的将自己内心养育的毒蛇放生，也许江湖上的，就是另一个“一代侠女”的传说了。

风雨过后的铿锵玫瑰——张幼仪爱恨随意、极致绽放

张幼仪

张幼仪的名字，似乎永远和“徐志摩”三个字绕不开，即使她后来担任银行副总裁，服装公司的总经理。

在关于徐志摩的情史八卦里，“张幼仪”总是带着浓浓的悲剧色彩。

她15岁与徐志摩结婚，18岁诞下长子，同年徐志摩前往美英留学。

在她20岁时，终于与丈夫团聚。

在这期间张又发现怀孕了，向徐说这件事，得来的回应是：“把孩子打掉。”

张说：“可是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

徐回：“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呢，难道你看见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连自己的亲骨肉都无半点怜惜，绝情到令人匪夷所思。原来彼时的徐志摩正在苦苦追求林徽因，哪顾得上自己的结发妻子和肚中孩子。

在她22岁，她还是生下了次子，但当时的徐志摩的心正沦陷在对林徽因痴狂的迷恋中，又岂是一个孩子可以困住的。

他托人给张幼仪捎话：“你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

话已经说的很明显了，虽然带着商量的语气，却没有一点协商的态度。 这哪是询问，而是给张幼仪下的一张离婚通牒。

于是徐张的离婚，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

此后，徐志摩的爱情简史开始了浓墨重彩：林徽因、凌书华、韩湘眉、陆小曼……

而张幼仪这边，她活色生香的生活大幕才刚刚拉开。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第一张合照

都说走出失恋的两种方式：时间和新欢。 但找寻自我的道路，一定是刀刃向内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回归。

任何外在的辅助，只能是缓兵之计，只有在内心里真正的把碎了的心一块一块的拼凑回来，才算真的成长了。

张幼仪说过：“我的离婚要感谢志摩，不是他我也不能成长，也不能找到自我。”

离婚后的张幼仪又遭受了幼子3岁夭折之痛，在生活的一次次暴击之中，这个被徐志摩称为“土包子”的女人，变得愈发坚韧果敢。

她自学德语，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后进入东吴大学教德语。

在四哥的帮助下，进入银行系统，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

后与八弟、徐志摩等四人合伙经营一家云裳服装公司，张幼仪出任该公司总经理。

二哥成立国家社会党，她应邀掌管该党财务。

她性格里所特有的理性、严谨，让她在商界浮沉中如鱼得水。

事实证明：她更适合以战友的身份与徐志摩同肩站立，委身于徐的身后做徐太太真的太憋屈她了。

与其像个战士捍卫正义和感情，不如和施暴者划清界限及时止损

电视剧《神雕侠侣》李莫愁剧照

佛家说人有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

无疑在感情中凡是受到伤害，七苦里面至少占了三苦：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

李莫愁求爱不得，让自己的一生都困在“情”毒里，明明修炼一身绝世武功，偏偏不肯为自己解咒。

虽然这是电视剧里虚构的人物，但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李莫愁式的姑娘。

当自己遭遇背叛，就要伺机报复，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前任的动向，试图挑散他的新恋情。

“我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这种负面思想会把一个正常人活活拖成一个十足的神经病。

因为她的眼睛始终盯着别人，她的情绪完全不由自己控制，她把掌控自己的开关交给了伤害她的人，得到的后果一定是更多更深更残忍更绝情的伤害。

一个女生谈了恋爱半年后，发现自己原来一直在和另外的女生共享一个男朋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被三“了。

自然她非常气愤，也很伤心，虽然干脆的选择了分手，但总有一股去“寻仇”的冲动。

她问一位情感专家：“我想去告诉他那位，这半年来他一直都是脚踏两只船，不要让她继续受骗了。我该去告诉吗？”

记得情感专家说：“去告诉她也不是不可以，但是 你要始终清楚，对你自己而言，最重要的是尽快与烂人烂事一刀两断，不要再让它牵扯你的精力，相比于大义凛然的揭穿他的真面目，及时止损才是最重要的事。 ”

有太多人，在一份明知道不值得的感情里沉沦，就是被各种理由牵绊：

“在一起这么久了，不容易。”

“付出了这么多，不甘心。”

“就这样放手了，好遗憾。”……

而“及时止损”四个字，拆开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损”的认知。

何谓“损”，只要在一段关系里，自己不仅没有变得更好，反而患得患失、歇斯底里、一身戾气，它带给你的负能量强于正能量，痛苦大于快乐，这段关系就不能不加纠偏、任其发展。

这个女生的前任有错吗，当然有。对自己感情的不认真，对她人感情的随意践踏。是他的错，今后自有他该度的情劫，也有他总要面对的成长。

陆展元有错吗，也有，不信守承诺是错、轻描淡写毫无愧意是错，但错不至死。江湖上自有不光明磊落者该有的名节不保给他束缚。

一念成佛，一念成魔。

朱茵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谈到怎么判断有没有爱错人： “拿把镜子照一照自己，如果发现自己跟他在一起之后，变漂亮了，变温柔了，那就是对的人。”

所谓相由心生，一份成熟的爱一定是相互滋养的，若非如此，咬紧后槽牙也要懂得放下。

拿得起很容易，只要我们用点力气就可以，但能够放得下，往往考验的才是真本事。

始终像海绵一样滋养自己，始终像不倒翁一样应对命运

张幼仪和四个孙子孙女

周国平曾说：

“同为失恋，有的人因此自暴自弃，委靡不振；有的人为之反目为仇，甚至行凶报复；有的人则怀着自尊和对他人感情的尊重，默默地忍受痛苦，其间便有人格上的巨大差异。”

张幼仪就是后者，她把她的一生分为两部分：“去德国前”和“去德国后”。

之所以能这样总结，一定是过尽千帆后，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审视自己，才有感而发。

“自救者人恒救之”，张幼仪53岁时，在香港遇到了一个特别爱她并向她求婚的男人，是她在香港的邻居苏纪之医生。

年过半百，仍然可以邂逅爱情，他们在东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自此相守近二十年，直到苏纪之去世。

有一本书名叫《当你开始爱自己，全世界都来爱你》，书中有一句话写道：

“你自身的能力越高，你感受爱的能力就越强。反之，你能量越低，即使你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帮助你，你可能依然感受不到。”

张幼仪恰恰就是这句话的完美印证，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当下在我们身边不乏张幼仪似的女子，她们又美又飒，无论生活给予什么样的重击， 她们痛苦是真、痛哭也是真，但是回过头来，始终聚焦点在自己身上。

有句话说的好：“ 请你用绝对的理智和清醒的头脑去压制住心里的爱和难过。站在未来的高点去否定当下没意义的事。 ”

愿天下所有好姑娘，都能拥有好的感情，若没有，愿你在颠沛流离中做一个为自己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的战士。

作者简介：

周核桃，一枚“抗摔打、耐咀嚼、有营养、圆润、坚硬”的“核桃”。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女性观

蜚声中外的文学名著《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倾其一生心血之结晶，她不仅是蒲的“孤愤”的释放，而且也是他在寂寞塾师生活中的幻影。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塑造了一系列狐鬼花妖的女性形象。她们大多温柔美丽、闲雅大方、精明能干以及自主自立，体现了一些可贵的进步思想。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在意识观念、言行举止等方面仍受到偏见的压迫和种种歧视，在情感生活、家庭生活等方面依然背负着传统的重荷。可以说，在绚烂多彩的女性光环下时时晃动着男权意识的精神枷锁。

一、

《聊斋志异》中众多男女形象，细细品味，别有风味。但是比较一下男女形象，就会感到诧异，男性往往不如女性强，是相当弱小、需要帮助是人物。女性则是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强者形象。这无疑是对“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传统的改变。作为生物性别（sex）和作为社会性别（gender）的女性是混淆的。本文将对《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作一个分析。

《聊》中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了，首先表现在自主意识上，她们具有不依赖外在力量，自由地支配自身的一切活动的意识。在婚恋问题上，女性可以大胆追求个人的幸福，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男女间由“君子好逑”转为“女子好逑”，由“仲可怀也，畏我父母”到“仲可怀也，即可思嫁”。女子成了求偶的主动者，常是无媒自嫁。这种情况在《聊斋》中比比皆是。《红玉》中的红玉是主动爬上冯家的墙头，对冯生含笑示爱；《莲香》中的莲香、李氏都是主动扣开桑郎之斋而求桑郎眷注；《鸦头》中的鸦头接客第一夜就与情人一起私奔了；《翩翩》中的翩翩也是主动让“疮瘠余生竟遇怜”的；《云萝公主》中的云萝公主、《蕙 芳》中的蕙芳更是带着婢女、嫁妆主动上门；《白秋练》中的白秋练既主动登舟依慕，更以 自己经营预测之长助心爱者之父赢利，终于使一心注重门第的父亲回心转意；还有《细侯》中的细侯，《菱角》中的菱角，《嘉平公子》中的鬼女温姬都是这一类女性。

《聊斋》所反映的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与异性不论是结合或离异都迅速、果断。只要两情相悦，即可以身相许；如感情破裂，缘分尽了，就各奔东西。世俗繁琐的婚嫁仪式、离婚的种种骇人后果，她们都拂若轻尘。上文提到的《聊斋》中情爱方面女子的主动性大大加强了，事实上在离异方面，女子也往往处于主动地位。因一见钟情而以身相许，一旦发现其庐山真面目，即拂袖而去，连招呼都不打一声。《阿霞》中的阿霞，因景星“祖德厚，名列桂籍”，以身相托，可当对方薄情寡义暴露时，就不告而去；《武孝廉》、《云翠仙》、《丑狐》中的狐仙都是在男主人公贫穷、困苦时以身相许，还为之带来安康与财富，可只要他们忘恩负义，或要出妻，或要卖妻，狐仙发现后，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惩罚，然后决然离去。《聊》中的女性在婚姻观念上是比较开放了，想结婚就结，想离婚就离，简直可以和21世纪女性思想相媲美了。

书中又体现恋人在同居过程中，女性总是能保持个性，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不断克服弱点，增进相互了解，培养和检验感情。典型篇章如《阿纤》、《细柳》、《颜氏》等。《阿纤》中阿纤嫁与三郎后，遭到大伯猜疑，离家出走，三郎找到阿纤，请与偕归，阿纤道：“我以人不齿数故，遂与母偕隐；今又返而依人，谁不加白眼如欲复还，当与大兄分炊”三郎尊重她的意见，与兄长分居，小夫妻从此和和美美；《细柳》中善相人的细柳预知高生将不永寿，过门后，请求让她来当家。高生尊重她的要求。当出现一次意外后，高生“不忍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细柳不肯，从此，“晨兴夜寐，经纪弥勤。”成为家庭主持；《荷花三娘子》中的荷花三娘子以化石、化衣来制止宗生过分的欲望，“宗惧而罢。由是两情甚谐。”《翩翩》中的翩翩以所着衣化树叶来警告旧病复发、调戏女友花城的罗子浮。这些巧妙的方法既保全了对方的情面，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主体意识其次在女性职业观上，《聊斋志异》也有很大的进步。即从传统的单一的“相夫教子”到多样化的追求。譬如《黄英》中贫穷的马子才与黄英结成婚姻，他以黄英卖花致富为耻，宁愿住在简陋的房子里，黄英对他说：“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也。无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害。”黄英正是既尊重对方，又保持个性独立和职业追求。《细柳》中的细柳对针线、烹饪之类不太经心，却善于田产、租税的。《颜氏》中的颜氏表现出她超人的才智胆识，因其丈夫的屡试屡败，她负气易装成男子，亲涉场屋，果中进士，累官至御史，富比王侯，后托疾乞归，使夫承其衔。这可以说是古代女子“参政”的一个幻影吧！这些女性一改传统中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被动地位，而变得才能突出，懂经营，善管理，风头十足，地位直与丈夫对等， 甚至过之。而男子倒处在依附地位了，《黄英》中的马子才不就感叹：“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使自己这个做丈 夫的好没面子吗这在前人小说中恐怕极少见了。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能力很强，比其中的男性能力要强的多。男性大多是无能和懦弱的书生。首先他们往往既中不了功名，又不会持家生活。“一旦男人在工作中找不到尊严，他将会丧失自己男子气概。男人的气质不是别人施与的，也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你自己正来的，是通过赢得一场场为荣誉而战的小小战斗而挣来的……”。①《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是找不到尊严的，他们的男性气质也随之逐步丧失了，真正的 “百无一用是书生”，只能眼看着家里破落下去，如王慕贞(《小梅》)、马子才(《黄英》)。其次是面对困难、危险却无丈夫气，显得胆小怕事，十分懦弱。如商家两兄弟：“讼不得直，负屈归，举家悲愤。兄弟谋留父尸，张再讼之本”，其无能表现遭到了三官的痛责(《商三官》)。再如金大用，想去报仇，但一听见江湖多水寇，便“徘徊不知所谋”，终于不敢去(《庚娘》)。还有董生，父为贼所搒掠，生捉戈欲往，但一听说“此去恐无生理”，便皇然。再经妻牵衣泣，“生壮念顿消”，竟置老父于不顾了(《董生》)。正因为如此，他们只能求助于女性，相应的也强化了女性。对《聊斋志异》中的女性稍作梳理，可分三类：其一、持家、理财之能手。封建社会的家庭以男子为核心，女子称丈夫为“当家的”，自然男子在维持家计上应居于主导地位。但奇怪的是，我们在《聊斋志异》中很少能见到善于维持生计的男子，相反倒是女子在这方面才能突出，主动担负重任，解决了许多家庭生存危机。《柳生》中周生妻一死，便“家室萧条，不可聊赖”，后遇一女，成婚后“女持家逾于男子，择醇笃者授以资本，而均其息。每诸商会计于檐下，女垂帘听之；盘中误下一珠，辄指其讹。内外无敢欺。数年，伙商盈百，家数十巨万矣”。而且该女似乎很有主见。《小二》篇中小二亦很有主见，当受官府相逼时，女曰：“货殖之来也苟，固宜有散亡。然蛇蝎之乡，不可久居。”言语明智且不失一种大度。迁居后，“女为人灵巧，善居积，经纪过于男子。尝开琉璃厂……诸肆莫能及……居数年，财益称雄，而女督课婢仆严，食指数百无冗口。”如此看来，小二各方面能力都在男子之上，而其夫丁生形象则黯然失色，充其量是个配角。

其二，行侠仗义，惩恶扬善之侠女。这种侠客角色担当者大多为男性，女性则寥寥，且多是出于强烈的为亲人报仇的偏执意念。《聊斋志异》中也有此类女性，《侠女》篇中侠女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为父报仇，但为了报顾家“养母之德”，为顾生贫不能婚而延一线之续。此女在作品中表现得相当冷艳，且极有主见，不是要紧之事，决不露容沾手。三年埋名，夜夜查仇人门路，行事可见亦很周全。身手又好，终于得以报仇。该侠女行侠的有意思之处在于包括了为顾生生子续了香火，却又不嫁与顾生，最终一走了之，实在是一怪侠。《商三官》中的三官也是这种女性总之，《聊斋》此类女性行动洒脱，果断磊落，来去自如，毫无拖泥带水、婆婆妈妈之感。其行侠之举绝不输于《田七郎》中的田七郎，《红玉》中虬髯丈夫，但因是女性所为，读来更令人难忘。

其三，女性比男子更有谋略，更有主见，更有能力 (有些是缘于仙术)，较男性的发展要全面。因而在男女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起到了引导男子行动或恢复其能力的作用，在男女两性中处于第一性的地位。女性劝导男子省身行事，处事老练。如《辛十四娘》中冯生生性轻脱，看不清利害关系。辛十四娘便告诫他：“君诚乡曲之儇子也!轻薄之态，施之君子，则丧吾德；施之小人，则杀吾身。 君祸不远矣!我不忍见君流落，请从此辞。”生告悔，辛便 与其约法三章：“从今闭户绝交游，勿浪饮。“但冯生终因生性难改，遭了陷害。下狱后，幸亏辛十四娘巧设计谋，才得以昭雪。还有些男性患有痴呆的毛病。与一些正常人所应有的能力表现相比，出现偏差，甚至干脆丧失。在《聊斋志异》中大量存在着痴书生形象，如为意中人阿宝的一句戏言而自残，砍去一手指，后又魂寄鹦鹉以近芳泽的孙子楚(《阿宝》)。广而言之，还有众多孝痴、功名痴等等。如此，“聊斋”几乎成了个男子的“痴人院”了。这些痴人的共同特点是不谙世理，不懂世事，我行我素。耿去病等的“狂”也是如此，只是 “痴”偏重于痴呆、傻，“狂”偏重于疯颠。他们生存、行动范围 狭小，追求单一，与正常人的精神状态已发生偏离。“痴”“狂” 本来就是种病态的表现，如果精神病态，也就无法具备一个正常人所应有的能力。从他们在作品中的表现来看，也称不 上是正常的完整的男人。他们不仅少了几分粗野的男子气，而且在各种欲望的追求上、日常行动能力上也大大萎缩了。

《小翠》中的元丰生下来就是痴呆儿。十六岁不能知牝牡，在小翠治愈其痴之前，日常行为表现仅是做游戏、拾球、号哭、流涕等等。元丰是一个完全痴呆的典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女性化的倾向。元丰是一个怯弱的男子，他更象一个旧体制中受压迫的女性。他有着女性的怯弱和女性的某些气质。多愁善感，好哭泣流泪，他的哀乐完全取决于小翠对他的态度。小翠倒象一个丈夫对待妻子一样对待他。这是一个乾坤颠倒的世界，男女的主客地位、性格气质发生了变易。正是在这个虚构的幻想世界里，蒲松龄有意无意地改变了乾坤定位、阳刚阴柔的规定、男主女辅的地位。

作者几次在“异史氏曰”中对女性大大称赞了一番，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而这里的男性却似乎表现得很懦弱，很不成熟，作者批评他们在这些女性面前都应“愧死”，实在是恨铁不成钢。

如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体现出可贵的进步思想：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不适用了，其中的女子多才多艺，有吟诗作曲的，有善于经营的，有在官场平步青云的。二，女性不再是被动和无助的，而是主动者，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三，很多女子强于男子，甚至更多的是给男性以慰藉和激励，给男性以财富和荣耀。

二、

《聊斋志异》中的男女关系确实有点令人不可思议，那些少男少女一见面就发生性关系。《聊斋》是一本写给男人的书②，不管欣赏它的读者是否相信鬼或妖的存在，他们大概都不会害怕碰到“毕怡庵式的艳遇”。这也许是蒲松龄在孤独的时候的幻影，从他的生平看，自幼聪慧好学，19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闻名籍里。补博士弟子员。但后来却屡应省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贡生。为生活所迫蒲松龄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私塾的教师，舌耕笔耘，几近40年，直至71岁时方撤帐归家。在这40年当中他远离故乡，虽然已有妻室，但是长期分离，又是一个贫穷的教书的，多年考试没有取得功名，也就没有了富裕的家产和任何权势， 从当时世俗的眼光看，他几乎不具备恣意享受女色的现实条件,并且《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在20岁前后开始创作的③ ，他那时正身强力壮，出现这种性幻想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康德就已经注意到缺失对想象力的激发作用，他曾说过：“由于想象力在观念上比感官更丰富多产，所以如果有情欲的加入，则缺失对象比有一个对象还更能激发想象力”。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中说：“当一个人在西伯利亚苔原地带或者伏尔加河上游的干燥地带的时候，他也许梦想神奇的花园，内有非凡的树木，长着珊瑚的枝，翠玉的叶，红宝石的果。”蒲松龄为克服各种缺失、求得满足，就调动他自己的各种心智力量，不仅包括情感的反应，也包括认知活动的变化，尤其是想象力特别的活跃。所以说《聊斋志异》中光辉灿烂的女性实质上是蒲松龄在严重缺乏状态下渴慕异性的愿望而已。

《聊斋志异》中前来与书生幽会的异类女性全都很年轻，很漂亮，乍一相见，书生就被她们的姿色迷住。一般而言，年长的或姿色差的总是热心的象*媒一样喜欢成人之美，年轻、漂亮的女性大多采取了自荐枕席的方式。但是对异性的审美在《聊》中不是男子的特权，女性也有此权力和癖好，打破了单一的郎才女貌的模式。貌美不是女性的独有，蒲笔下的男子可能没有高贵的门第，但他们或者是胸藏万卷、唱诗吟赋的文人雅士，或者豪迈洒脱、风标修洁的美男子，或者是好放生好施舍的善良男人。《罗刹海市》中的马骥“美风姿。少倜傥，喜歌舞”，《嘉干公子》中的嘉平公子“年十七八”“风仪秀美”，温姬在后来看清他实是绣花枕头一个，后悔自己以貌取人，愤然离去；《伍秋月》中的秦邮“为人慷慨有力，广交游”。《白秋练》中的慕生“聪慧喜读”。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蒙娜·西苏在《杜美莎的笑声》中，曾对男性和女性的性冲动做过这样的分析，她认为女性的性愉悦是多元形态的，兼有包容、占有、奉献等多种心理特征；而男性的性冲动则以阳具为中心，突出的是一种攻击和占有的欲望。尽管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看是可疑的，但从文化性别角色的历史积淀来说，是切中要害的。蒲松龄虽然没有超出西苏的论断，但是对男性之美色的描写却是大胆的、反传统的。他能把女性从单一的被动的审视对象变成主动的审美者无疑是进步的。这可以说是蒲松龄朴素的男女平等思想的体现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在对待女性的贞洁问题上，蒲松龄认为女性是否贞洁，必须看她的本性，不在于是否处女，他尊妇女为人，强调人的本性。在一些篇目当中让书生惬意的是，异类女性保持 着肉体的童贞，或“鸡头之肉，依然处子”（《连锁》）；或“罗襦衿解，俨然处子”（《莲香》）。但是这并非蒲松龄的追求，我们看《聂小倩》中的宁采臣知道聂小倩是受妖物役使就男害男，不但没有嫌弃反而寄予了同情和帮助。《霍女》篇则表现得更奇特，霍女“三易其主不为贞”，她在干什么呢“妾生平于吝者则破之，于邪者则诳之也。”这分明是惩恶仗义。蒲松龄对她还是持肯定的态度，表现出了很大的解放意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一些现代人都做不到的）。因为贞洁问题在明清两代极受重视，如冯梦龙、凌蒙初，就大力赞扬未过门就为亡夫守节、一被别人性侵犯就自杀的烈女；方苞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推崇备至。类似的观点姚鼐在《贞女论》、《孝节陈夫人传》中也表达了对守节的赞美。可见虽时代相近，蒲松龄和他们的观点相差的有多大啊！

《聊斋志异》中的《娇娜》篇更带有对两性关系的思索性的内涵，这篇小说前半部分是写孔雪笠见到美丽的狐女娇娜产生爱悦之情，后半部分在孔雪笠和另一狐女松姑成婚后，仍然写他与娇娜的关系，松姑反被抛到一边：先是孔雪笠奋不顾身从鬼物爪中抢救下娇娜，被暴雷震毙；后是娇娜不顾男女大防与孔雪笠口吻相接，将丹丸吐入其口中，嘘入其喉下。作者最后自道其心思：“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讥，听其声可 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燕），则色授神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玩味小说情节和夫子自道，可以认为作者是用了并不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他感觉到的一个人生问题：得到“艳妻”不算美满，更重要的是“腻友”般心灵、精神上的契合，不言而喻，美满应是两者的统一。蒲松龄在当时就有如此先进的男女关系观念，不能不让我们拍案叫绝。

三、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被美化、强化，而男性则被痴化、弱化，这造成了男女性角色的错位。女性形象也是丰富多采的，而男性形象则相对单一化、类型化，表面看来是作者重视女性，从中也透露出了一定的女性主义色彩。那么蒲松龄 的女性观实质是什么？

“人物成为作者的代言人和化身，人物作为叙述主体，其自我言说也 就是作者的自我言说。它们是作者之自我与个性的张扬。”④《聊斋志异》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是书生，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从作者自身角度来说，蒲松龄是怀才不遇的读书人，描写本阶层的生活自然有得心应手之便，一部《聊斋志异》读下来，人们的记忆当中往往是那些鲜丽欲绝的姑娘，能记住的男主人公寥寥几个，他们往往只有一个姓氏，被称为“x生”。《酒友》中的酒鬼叫“车生”，《冷生》中的笑痴叫“冷生”，《青梅》中的那位痴郎则称作“程生”……。这是什么原因呢？《叶生》开篇一句说道：“淮阳叶生者，失其名字”，真是恍惚、 奇妙。作者曾明确的宣称《聊斋》乃“妄续幽冥之录”的“放纵之言”，非正史，乃“异史”。这种现象的存在乍看是作者对男性人物的忽略，事实上，这种忽略正是因为作者把自身寄托在这些书生身上了。原因何在？首先，这与蒲松龄自己的个性、气质及思维方式有关。他是个才子，曾以县、府、道三考皆第一而闻名乡里，思维活跃，积极追求创新也富有创新能力，对现有的思想，能用自己的头脑加以分析思考。其次，这与蒲松龄的经历有关，他屡应省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贡生。这对他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对社会也因而产生了反叛的思想。蒲松龄通过其笔下较多的人物，批判社会、科举制度、官吏的腐败等。再次，作为封建社会的读书人的蒲松龄是以功名作为追求目标的，自然而然也接受了封建的女性观，正面的女性形象大多是“佐君子以成”的淑女、贤妻、良母，在一些优秀的、反映爱情婚姻的文学作品中，也都是“郎才女貌”、“才子佳人”、“英雄美人”。虽然他对此作了一定的改变，但是其改变还是为男性所用的。

从男性本质角度来说，书生类男人是古代受约束最甚的男性，男性与生俱来的攻击性的冲动，在书生类男人身上明显处于受压抑的状态。将军士兵可以把这种冲动发泄在战场的厮杀强劫当中，官宦贵族可以把这种冲动发泄在争权夺利和鱼肉人民之上。像蒲松龄这样的书生类男人只能把这种冲动发泄的文学作品当中，因此塑造了丰富的女性形象。《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有两方面的蕴涵，一是她们往往持有一种反叛姿态，其行为有着强烈的反传统、反世俗的色彩，超越规范而与现实中的女性有很大的差别，可以说是某种理想的化身。二是在狐女鬼女身上实际寄托了作家的某种理想与情感，反映男性作家某种潜意识。

蒲松龄为其笔下的男主人公“配备”得到美化和强化的女性，从一定程度上说是他自己对女性的渴慕。狐鬼花妖和书生的恋爱模式有人将它归纳为“女鬼三步曲”：一是异类女性自荐枕席；二是男人欣然接受，遂同寝处；三是幽明殊途，在片刻的欢乐后分离。⑤那么蒲松龄如此安排有什么目的呢？

穷书生不但花不起钱纳妾、嫖妓，而且缺失行动的能力，没有勇气承担偷情的罪责。他们希望一切私情都发生在绝对密闭的情况下。因此，与他们幽会的女性全都保持着诡秘的行踪， 半夜来，天明去，完全不受常识的时空限制。仿佛她们随时都在准备接受男人的需要，常常是在对方感到寂寞的时候，她们就及时送来了一片温情。在消受艳福的事情上，最使男人感到麻烦的就是事后的责任，蒲松龄始终把一切都编得很美，他告诉我们，雨收云散之后，侍寝的女性便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她们不用生计拖累男人，也不要求这样那样的承诺，她们只充当临时的性伙伴，很少在白天的世界里给一个人的正常的生活带来干扰。确切的说，她们在故事中主要扮演了一种为他人弥补人生的缺憾的角色。蒲松龄在《青梅》的结尾感慨道：“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赠纨绔。此造物所必争也。”从某种程度上说，蒲松龄正是通过自己的写作来显示他深信“造物所必争”的事情，在想象中把世俗颠倒了的价值再颠倒过来。鬼妖美女的主动献身及其一反流俗是深情厚意便是他自我肯定的形式，是他唯一能自慰和慰人的美梦。在母系社会的女性崇拜意识主使下，异类的女性于是多少闪现出神性的灵光，向需要帮助的凡人布施色相和情爱，成了在男女关系的范围内实行利他主义的善人。正如蒲松龄在向上天呼吁时所说：“吾愿恒河数仙人，并遣娇女婚嫁人间，则贫穷海中，少哭众生矣。”（《凤仙》）

《聊斋志异》中美化了、强化了的女性是母性与妻性的合体。人类学家认为恋母是寻求庇护，恋妻是为寻求性爱。母性庇护不同于男（父）性庇护，它不仅能帮助弱者战胜对手，克服困难，而且还可以在此基础上使弱者（或不幸者）达到自身的安逸，取得生活的温存。当一位穷困潦倒，精神委靡的书生陷入某种困境或绝境之时，一位美丽的狐女出现在眼前，不仅给予他性爱的满足，而且还给予他慷慨的抚慰和生活上的安全感。母亲和妻妾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的救助是无条件的，主动和自发的。但是妻妾的角色表现在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上。《莲香》中的狐女是个贤妻的典型。她不仅自己为桑生生子，而且为桑生找了妾。 《荷花三娘子》中的狐女，为宗生牵线搭桥，使之娶了纯洁的荷仙，并生下了儿子，哺育后便毅然离去。这些狐女，以其母性料理家政，以其妻性哺儿事夫，完全是妇德的化身，是性爱与道德完美的结合。

那么作者出于何种目的让女主人公在完成了给其以性爱，助其以富贵，延其以子嗣后总是离开人间呢？是因为犯了某种禁忌，还是出于作者的个人潜意识里的某种愿望呢？按禁忌主题来划分的话，这种人和动物结合是属于天鹅处女型禁忌主题。⑤这类禁忌表现在人与异类结合后，当被异类发现是非人类之后就马上消失。如在《绿衣女》中绿衣女在被发现异类后，在桌上爬出一个“谢”就消失了。这类在《聊斋志异》中是属于少数的，更多的则是尽管发现对方为异类，男主人公宁愿折寿也要和之结合。然而在女性完成了这“任务”之后，她们的命运就难以脱离传统女性的轨迹，她们尽管才能出众。要么离开男性，要么留下来继续为男子服务。在《幸十四娘》中的幸十四娘自己逐步变丑，并为找好“替身”后离开。而《颜氏》中才女颜氏嫁给“文与卿似是两人”的顺天某生，她先是“朝夕劝生研读，严如师友”，当夫“再试再黜”“嗷嗷悲泣”时，负气女扮男妆，代夫应考，求得了功名富贵，不但丈夫坐享侍丽，翁姑也受封于新妇。颜氏确实对男权传统所规定的妇道进行了冲击，但这只是男权藩篱里面的小动作。她因“怒其不争”，在男装的掩饰下开始她的平步青云的活动，等待她的是作为妻子的角色，最终以“二女共事一夫”为结局。所以说蒲松龄是本性里有着大男子的“喜新厌旧”意识和“一夫多妻”的愿望。

蒲松龄笔下女性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能力的增强以及一切的一切，看起来这些女性是有点翻身解放！看起来这些女性绚丽多姿了，打破了“花瓶”模式！蒲好像赋予这些女性腾飞的翅膀！同时也像给鹦鹉一样带上了脚环，困在房子里，供那些困顿中的书生赏玩。有了翅膀不能飞，这又是何等的痛苦啊！

古代文学作品中多的是弃妇、怨妇、思妇、烈女等女性形象，很少有花木兰、穆桂英的形象，而在《聊斋志异》中觉醒的女性随处可见。西方文学常把婚姻比做坟墓，而《聊斋志异》让我们相信只有婚姻才能建立完满的男女关系。这样一来，男人就能幸福的拥有娇妻和美妾，而两个共事一男的女人也会亲如姐妹，轮换地侍寝，欢乐地忙于生育、持家，帮助男人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此类想得太好，编得太美的故事常常肤浅到成人童话的程度，我们看起来觉得有点乏味和可笑。但是，蒲松龄笔下的女性是觉醒了，地位提高了，男女关系有了一定的改善，透出了一些女性主义的光芒，尽管在男性视角的笼罩下其光芒毕竟是有限的。对于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来说，具有这样一个空想也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