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深夜的记忆 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一个深夜的记忆鲁藜月光流进门槛我以为是阳光开门，还是深夜不久，有风从北边来仿佛吹动了月亮的弓弦于是我听见了黎明的音响河岸被山影压着有星流过旷野去我感觉到，万物还在沉睡只有我是最初醒来的人

这首诗分析如下:1．深夜：既指自然界的深夜，却又颇含深意，指的是当时中国还处于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整个中国大地还处在黑暗之中。黎明：指的是诗人内心对光明的向往与追求。 　　

2

①“流”字以动写静，表现了月光的柔美。

②“流”就是“划”的意思，以动写出了夜的宁静，也写出了星星的美，告诉我们，夜虽深，但在行进，黎明终将到来。

③ “压”有一种沉重感和压抑感，表现出山峦黑影的巨大和夜的宁静，体现诗人对黎明的渴望。 　　

3．这首诗是告诫人们要甘于做普普通通的人，做实实在在的事，不要孤芳自赏，不要自视太高。 　　

5．李白误以为月光是霜，鲁藜误以为月光是阳光；李白在诗中表达的是对家乡的思念，鲁藜表达的是他对光明的渴求；李白在诗歌中抒情主体是他自己，而鲁藜诗歌中的抒情主体是那一群对现实有清醒认识、渴望光明的人。 　　

6．可能原因有三：

一是可能是个人兴趣爱好所致，

二是可能包含了这是首好诗，却被人忽略的意味，

三是曾卓特别喜欢这首小诗宁静而深沉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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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有关曾卓，冯至，牛汉，海子的资料。

最好有他们的诗。

感激涕零~

解析:

原名曾庆冠。笔名还有柳红、马莱、阿文、方宁、方萌、林薇等。原籍湖北黄陂，生于湖北武汉。1936年加入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武汉沦陷前夕流亡到重庆继续求学，并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加入全国文协，组织诗垦地社，编辑出版《诗垦地丛刊》。1943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1944至1945年从事《诗文学》编辑工作。1947年毕业后回武汉为《大刚报》主编副刊。1950年任教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当选武汉市文联、文协副主席。

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被捕入狱。1957年因病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调任武 民艺术剧院编剧。1979年底 ，调回武汉市文联工作。出版的诗集有《门》、《悬崖边的树》、《白色花》（合集）、《老水生的歌》等，其中《老水生的歌》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所著散文集有《痛苦与欢乐》、《美的寻求者》、《让火燃着》、《听笛人手记》等，其中《听笛人手记》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还有诗论集《诗人的两翼》、剧作集《处女的心》等。诗歌真诚朴素，饱含情感，特别是在逆境中坚持创作，如《悬崖边的树》、《有赠》等，沉郁中透露着刚毅，在孤苦中表现积极向上精神。

1922年3月5日出生于武汉。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诗集《门》、《悬崖边的树》、《老水手的歌》、《曾卓抒情诗选》；散文集《美的寻求者》、《让火燃着》、《听笛人手记》。1994年，出版《曾卓文集》3卷。原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武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诗人曾卓于2002年4月10日因病逝世，临终最后的遗言是：“我爱你们，谢谢你们”，“这一切都很好，这一切都很美”，“我没有被打败！”

有人说,诗歌是无谱的音乐,欣赏音乐要用“心”聆听,整体感悟。你能把音乐拆成“碎片”来欣赏吗诗歌也应该是这样的。一定要注意做到整体把握。这就要求教师要想方设法将学生带入诗歌的情境之中。我们可以采用以下方法来实现:

一、深入内心法

引导学生深入到作者的内心深处,把握作者的情感波澜。诗歌是情感郁积的产物,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把作者的“情”参透了,其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结合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经历,让学生把自己当作作者,感受作者写作此诗的情感态度,理出诗歌情感轨迹。

比如学习现代诗歌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我们就应该先向学生介绍作者的情况。曾卓1922年出生于武汉,14岁开始写作,17岁正式发表作品,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诗人。诗人一生境遇坎坷,1955年被卷入所谓的“反党集团”。教师尤其要介绍这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迫害,诗人经受着灵魂和肉体的双重煎熬,整整做了25年的囚犯,直到1980年诗人才获得“解放”。本诗创作于1970年,那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首诗是正直而勇敢的诗

诗人写这首诗时，与相爱的人已经分别六年，虽然同在一座城市，却彼此失散音讯。这不是一般的分离，而是充满风暴、泥泞、孤独、辛酸和悲痛的分离。它不仅带着心理的压力，而且承受着政治压力的重荷。作为一个被政治隔离的人，诗人一开始就发出深长的叹息，为归来的囚徒描出一幅剪影：“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我饥渴、劳累、困顿。”在这种情境中，诗人感到远远地看到的爱人窗前的灯光，如同“生命的灯”。

刘绪贻

在近期的阅 读和写作中，曾经几次涉及我和著名诗人曾卓的交往情况。缅怀故人的深切情怀，难以忘却的愧疚心情，促使我禁不住写下这篇回忆文章。　(一)

曾卓原名曾庆冠，是我黄陂县的小同乡。我1913年5月13日出生于黄陂北乡农村，他1922年3月5日出生于汉口，彼此原不相识。虽然解放前我们互有所知，但见面与接触却是在解放以后。

曾卓4岁时，他的父亲以反对包办婚姻为由，遗弃了他的母亲。他认为极不公平，非常同情他的母亲，从而激起了他同情弱势者的正义感。6岁时进入武汉市第六小学读书，曾在老师帮助下，在当时报纸的儿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从此热爱文艺。1934年考入武汉市男一中就读，当时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已近90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坚持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激愤。中国***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抗日救亡的主张，在1931年9月20日发表了《中国***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到1935年，又在《八一宣言》中正式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同时，还在原有进步学生组织的基础上，在广大学生群众中迅速扩建以抗日救亡为主旨的各种组织，并于1935年掀起席卷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这种火热浪潮中，一向正义感很强并已受到鲁迅思想影响的曾卓，很自然地结识了一些高年级的进步同学，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读书会，并于14岁时，在汉口《时代日报》发表"生活"一诗，认为"生活像一只小船，航行在漫长的黑河。没有桨也没有舵，命运贴着大的旋涡"。15岁时，成为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被学校除名，转入黄岗正源中学就读，并在当地抗日热情的感染、鼓舞下，经地下党人介绍，1938年3月参加了中国***，时年16岁。

同年武汉沦陷前，曾卓流亡到重庆，考入复旦中学，参加了进步同学的组织"吼声剧团"和"复活社"，并任党支部的宣传委员。1939年，他为即将前往延安的同学写了一首题为《别》的诗，发表在进步文学家、复旦大学年轻教授靳以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文群》上。靳以很赞赏这首年轻人的诗，发表时还写了短文予以评论。此后，靳以还到曾卓的宿舍看望他，使他受宠若惊。1940年，曾卓结识了著名年轻诗人邹荻帆。他们和绿原、姚奔、史放、冯白鲁等人组织"诗垦地社"，出版《诗垦地丛刊》，得到靳以的大力支持，定期将《文群》的版面让给"诗垦地社"发表诗作。

在当时的陪都重庆，由于《文群》坚持出版了4年500余期，而且常刊载巴金、艾芜、曹禺、胡风、艾青、何其芳、臧克家、陈荒煤、刘白羽、萧红等名家的作品，在抗战时期文艺界声望卓著。曾卓的诗作屡见于《文群》，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了这个年轻诗人的名字。1939年冬，他的诗"门"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诗的主旨在于说明进步文学之门决不会为叛逆者打开。《大公报》记者谢贻征对此诗倍加赞赏，并撰文称赞作者为"少年雪莱"。自此以后，曾卓声名鹊起，开始尝试诗歌以外的多种文学形式，投稿范围也逐渐扩大，。1940-1943年间，在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的进步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诗歌、散文及其他文艺作品，并于194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门》。这一时期，是曾卓文艺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有人评价，曾卓和一批与他共同成长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诗人，形成了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最重要的抒情诗流派，他们的诗伴随着人民熬过的苦难，像子弹一样射向反动统治。

1943年，曾卓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1947年毕业。在此期间，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积极组织"桔社"、"中大剧艺社"，定期出墙报；参加过艾青、田间诗歌朗诵会，演出过夏衍的《上海屋檐下》，老舍、宋之的合编的《国家至上》，契诃夫的《求婚》，以及鲁迅的散文诗剧《过客》；还于1944-1945年编辑《诗文学》。毕业后，他回到武汉市主编《大刚报》文艺副刊《大江》，刊登进步作品，有人称这份副刊为"武汉的一点亮光"。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1950年，曾卓曾任教于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并当选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文联）常务副主席、文协副主席。

不幸的是，1955年曾卓卷入胡风案，同年6月被捕入狱，度过了两年极度艰难和孤寂的牢狱生活。1957年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在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实行后，政治氛围比较宽松，曾卓才得以调任武汉市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称"阶级斗争要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在此背景下，刚恢复创作仅一年的曾卓再次被闲置一旁。"文革"中，他又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接着被关进"牛棚"。几年后，他调回武汉话剧院(注：武汉人民艺术为剧院1968年改称武汉话剧院)做勤杂工，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

在1955－1979这漫长的25年中，曾卓虽然处在极端屈辱与艰难、苦涩而无奈的困厄环境中，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尊、真诚、坚毅和信念。有人用"好人"概括地评价曾卓，说他"总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真诚善待每一个人(包括有负于他的人)"。同时，他并未被命运扼杀，心中的波涛仍然汹涌翻腾，创作的激情像地下火一样，在岩石下熊熊燃烧；他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听从自己内心的原则，进行着各种隐蔽和公开的创作。

比如，从1955年下半年起，他在狱中口占了30余首怀念童年、向往光明和自由的诗作。1961年，他写了很成功并获得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肯定的话剧《江姐》和著名情诗"有赠"。1970年《悬崖边的树》一诗，更是好评如潮。此外，这期间他还写了话剧《清江急流》，被改编为广播剧并获得一等奖的剧作《莫扎特》和儿童多幕剧《谁打破了花瓶》等。

1979年平反以后，曾卓重返武汉市文联工作，后当选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4届理事，第5、6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武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并迎来了他文艺创作的第二个"青春期"。从1981年起，他陆续出版了包括诗集《老水手的歌》（1983）、散文集《听笛人手记》（1986）和诗论集《诗人的两翼》（1987）在内的10余部作品。

从少年时期开始写诗，到老年仍不懈地进行创作，曾卓留下了一批"凝练自然，富于哲理，感情深沉而真挚"的文艺作品。他的诗作既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具有浓厚的历史感与时代感，又饱含着"对大地的爱，对生活的爱、对人民的爱"以及"对诗（艺术）的爱"。他的散文也独树一帜，思想深邃、文笔优美、感情充沛。虽然曾卓见证了母亲和祖国的苦难，也亲历了离合无常、蒙受冤屈、荆棘密布的人生道路，但他的作品里难见消沉和绝望，却始终充满面对命运时无所畏惧的坚强信念和真诚坦荡的人格力量。这些作品直达读者的心灵深处，激起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的人们的联想和共鸣。曾卓的创作卓然而立，生命力持久，深受群众的认可和喜爱。他的《悬崖边的树》被誉为"受尽折磨而又壮心不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写照，在全国广为传诵；1983年，《老水手的歌》获得全国第二届诗集奖；1988年，《听笛人手记》获得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奖；2002年4月10日去世以后，曾卓仍荣获国际华人诗会当代诗魂金奖。

人们对曾卓的一生普遍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正如张永健教授所言："有人说，曾老是武汉的良知，湖北的良知，乃至是中国诗坛的良知。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曾老的一生代表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品德。他的人生道路是坎坷的，性格是倔强的，理想是远大的，情感是火热的，成就是辉煌的。"

（二）

我与曾卓都是黄陂县人，家庭背景大同小异，1929-1938年间，除很短的时间以外，都在武汉市生活和学习；1940-1944年间，都在重庆生活和工作。为什么彼此毫不相知，毫无接触呢？我以为，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青少年时代所处的环境有异，因而所走的道路不同。我初入学读书时，是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中国***，因此在后来我受教育的过程中，我的知识生活和思想是受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界的熏陶和制约的，是在这个圈子里孕育而成的。曾卓进小学时，中国***成立已七年，在知识界的影响已经相当的深刻，曾卓的知识生活和思想是在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鲁迅思想的影响下孕育而成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彼此无缘相知相识，合乎常情。

从1946年起，因各种原因，我已逐渐倾向于中国***，到1947年9月，我在武汉大学执教后，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已经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倾向性；1949年初，又以中国***外围组织成员身份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曾卓1947年在中央大学毕业后，回武汉市任《大刚报》副刊《大江》的主编。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中，彼此已逐渐相知，甚至同气相求，同心相励，但仍缘悭一面。大约是在1953年4、5月间，我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列席武汉市党员代表会议。曾卓作为正式代表，当时已有15年党龄，但他却不以老资格自居，积极热情地、谦和诚恳地和我这个列席的代表接近、交朋友。我虽未明言，心里是非常感激的。自此以后，我作为武汉市总工会的宣传部长，他作为武汉市文联的常务副主席，虽然在工人文艺运动这个问题上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和而不同"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5年，在毛泽东煽起的"左"倾思潮下，曾卓被强制塞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入狱。我当时任武汉市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因职务关系，不得不表态，对他进行批判斗争；同时，我与曾卓对文艺工作的看法存在一些分歧。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大都是有些脱离劳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曾卓的文艺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不良传统的影响，胡风就曾批评他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较浓厚。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955年7月撰写了一篇长文《揭露曾卓对于武汉市工人文艺活动的罪恶阴谋》，发表于《长江日报》，并被全国、省、市各级媒体转载。虽然我写这篇文章有上述两点原因，但此文用语刻毒，而且过分上纲上线，污蔑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他的言论都是公开发表过的，我却称之为"阴谋"；强词夺理地攻击他"反对党的文艺路线和破坏文艺团体之间的团结"等等。我写此文时，已经多少意识到，我其所以这样上纲上线，乃是为了表明，自己在紧跟毛主席反对胡风反革集团问题上立场坚定，心里并不踏实。文章发表后，心里更是常常感到不安，念及曾卓如此倾心地与我相交，我却写出这样的文章对他进行攻击，越想越是感到有愧。1979年他平反以后，歉疚之情多次促使我找机会向他当面致歉，但又始终勇气不足，以致一再耽搁。

时隔40余年，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1997年，我主编并参加撰写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学研究》一书出版，我和曾卓的一位共同朋友康惠农，知晓我的这种心情，就不和我商量，自作主张地以我的名义，将此书赠与曾卓。曾卓不了解内情，获书后写信感谢我，并告诉我说："近年来常在报刊上读到大著，文笔酣畅，思路清晰，见解精辟。可见精力仍旺盛，甚为欣慰"。接到他的信后，我又惊又喜。除暗中感谢康惠农君外，立即给他回信，向他谈及1955年那桩不愉快公案，坦言40余年来我心里始终难以抹去的愧疚，和一直想当面向他表示歉意却未能如愿的心情。1998年2月15日，曾卓在回信中写道："50年代的旧事，不值一提。当时那样的形势，大家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所以，我是能理解，并不介意的。"接到此信后，我的心情比以往轻松了不少。特别是从以后我们的交往中，从我对他为人处世的更多了解中，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是出自肺腑的，是真诚的，是值得钦佩的。自此以后，我常想以某种方式对曾卓的大度与宽容表示我的敬意，但我虽才疏识浅，却是一个不易以言语许人的人，久久未能如愿。1998年5月29日，也是我们两人朋友并了解我们关系的《长江日报》罗建华编辑，在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有意邀请我和曾卓同时参加，使我们久别重逢，互倾积愫，彼此十分高兴，我向他表示敬意的心情愈切。后来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偶读陆游诗词，觉得两位诗人有某种相似之处，于是赋七言律绝一首：

心有灵屏一点通，参商半纪喜重逢。

古今诗叟其谁似，野老丹心一放翁。

2001年6月5日，我将诗作抄寄曾卓，并拜托作家姜弘把拙著《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转赠给他。6月8日，曾卓复信说："承赠诗，感谢而又有愧。诗朴质情深，自有一种境界，只是我哪能高攀放翁。过去写过一些不能称是诗的诗，只是表达一些个人的感受和情怀，老来多病，只有搁笔了，但还有一点忧国忧时心耳。"

2002年4月10日，曾卓因病逝世，此信竟成他给我的绝笔。

（三）

现在回忆起我与诗人曾卓平生的交往，真是感慨良深。青少年时，虽然我们感受着不同的时代脉搏，浸染于不同的社会思潮，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无缘相识。但是，我们的家庭教养和社会关系颇多相似之处，因而陪养成一种十分接近的人格特质与思想志趣。我们都反对专制独裁、贪污腐朽的统治，同情弱势群体，热望社会公平公正，甚至认为全人类都应该互爱互助，消除压迫、剥削、侵略、欺骗等等非人道行为；我们热爱自由，但反对妨碍、干预他人自由；我们都钟情于写作生涯，借以抒发自己美好的感情，阐明高尚的理念；我们都勇于坚持真理和正义，都醉心于通过为社会、人类服务以实现自我价值，并且为此敢于藐视权势，不怕坎坷生活，不屈不挠，坚持到底。

有了上述这种相似的人格特质与思想志趣作为粘合剂，我们只要有机会接触，便会逐渐成为心灵相通的知己与挚友，享受温馨的友谊，互相促进学识、情操、理想以至整个人格的升华。解放前后，我们幸而有了从间接到直接的接触。然而令人十分惋惜的是：1955年的一场严冰恶雪，摧折了这朵含苞欲放的友谊之鲜花。

1998年上半年，我们终于在好心友人多情而巧妙的安排下，在迟暮之年重逢，彼此惊喜不置。此后，我一直在盘算着如何重新培育出那朵1955年被摧折的友谊之鲜花。我思考着和曾卓一同去磨山公园赏梅，在冬天仰望春天；想象着和他去武昌东湖植物园欣赏郁金香、杜鹃、玫瑰争鲜斗艳，尽量体验爱花、惜花的情怀；在中秋之夜一同赏月论文；在重阳节一同持螯对菊吟诗。更重要的是，常常能在一起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探讨人类理想社会究竟应当是个什么样子。然而直到2002年，我一直在忙于完成人民出版社六卷本《美国通史》约稿任务，未能使这些美好的设想"心想事成"。而曾卓则天不假年，过早地离我而去。

夫复何言！

新月

沙鸥

新月弯弯，

像一条小船。

我乘船归去，

越过万水千山。

花香，夜暖。

故乡正是春天。

你谁着了么？

我在你梦中靠岸。

1“花香，夜暖。故乡正是春天。”这种情景是真是的吗？为什么？

答:不是真实的,这里诗人化虚为实，将对故乡的赞美用“春天”“花香”“夜香”等形象来寄托，给人以多感官的体验和美的享受。

2“你睡着了么”中的“你”指什么？

答:你指的是故乡

3诗人是借助什么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的？

答:诗人借助小船,春天,靠岸这样的想象来把自己对故乡的思念的感情表达出来

乘一弯新月，撷一缕乡音

沙鸥，原名王世达，重庆市人。1940年用沙鸥笔名开始发表作品。1946年大学毕业后到上海参与主编《新诗歌》与《春草诗丛》。1949年后调北京《新民报》工作，同时和王亚平主编《大众诗歌》。1951年调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工作。1957年在《诗刊》担任编委。1962年调黑龙江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后主持编辑《北方文学》。出版有《农村的歌》、《故乡》、《初雪》、《梅》、《情诗》、《失恋者》、《寻人记》等诗集31种，诗论4集，散文2集。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思念故乡的思想感情。

“新月弯弯，像一条小船。”诗人将新月比喻成船，虽浅显但却真挚，它使我们想起那首儿歌“弯弯的月儿像只船”，让人倍感亲切。这句也是全诗的引子，后面依此展开想像。“我乘船归去，越过万水千山。”身处异地他乡的诗人只能借助这叶扁舟，踏上回乡（思乡）之路。“花香。夜香。故乡正是春天。”这里诗人化虚为实，将对故乡的赞美用“春天”“花香”“夜香”等形象来寄托，给人以多感官的体验和美的享受。“你睡着了么？我在你梦中靠岸。”仿佛故乡的亲人也在做着同样的梦，在欢迎着游子的归来，从而表现诗人对故乡亲人的眷恋、向往之情。

在这首短诗中，诗人将对故乡的眷念和向往之情表达得淋漓酣畅，丰富的想象力无疑是让诗人思绪腾飞的翅膀。两个“你”指的是故乡，在诗中的作用是使表达真切。诗人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意境，读了这首诗，我们会想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低吟和“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酸楚。

来，就乘一弯新月，去撷一缕乡音，感受诗歌，感受人生。

课文探索

1．“遥望”的意象。

在这首诗中，诗人展开了对他整个一生的遥望和沉思。诗中的两种“遥望”之间，显示了一种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诗人的艺术概括力就在于他从岁月中提取了两种不同的“遥望”：前一节的“遥望”写出了年轻时代的可爱，而后一节的“遥望”给全诗带来了无尽的重量和感慨。对漫长而充满磨难的一生的超越和感叹都产生在这“回头”的一瞬，正是在这一瞬，“遥望”被改变了方向，漫长的一生变得清晰，年轻时代那个向未来热情遥望的自己又出现在视野里，遥遥在望而又遥不可及，因为在两个自己之间，已隔开了一道茫茫的历史的海洋。

两个不同的“遥望”既连接了此岸与彼岸，写出了一种阔大的人生的沧桑感，同时又使不同阶段的人生呈现出来。因此，两种不同的“遥望”，已在诗中成为一种相互的遥望，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展开了一种不无艰难的自我辨认和对话。

2．“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之含义。

诗人在第一个比喻“港口”前面使用了“异国”的字眼，那是因为年轻时遥望未来，颇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感觉，对未来充满好奇，好像人生的“六十岁”是一个遥远的“远在异国的港口”。而在第二个比喻中，因为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人生，因为人生发生了巨大的难以置信的变化，所以回头遥望过去时，不免有一种难以辨认之感和迷茫伤感之情，因此“烟雾”一词会出现在诗人的视线中。还可以说，这里有一种人生如梦的至深感叹。

3．朴素又极有功力的语言。

“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而今我到达了／有时回头……”语言朴实无华，但读起来却有惊心动魄、一波三折之感，因为这其间充实着极其艰辛的人生内涵。另外，诗中的两个比喻也非常贴切，它们不仅把时间空间化、把时间意象化了（即通过比喻把时间变成可以遥望、可以看见的具体地点和意象），同时也恰到好处地传达了“彼时”和“此时”内心的情感。

领悟导析

曾卓（1922～2002），祖籍湖北黄陂，生于武汉。是40年代前后“七月诗派”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当时“七月诗派”是以文艺理论家胡风主办的《七月》（1937年创刊）为主要阵地而形成的一个现实主义抒情诗流派，它形成在民族危难的年代，强调对现实的“搏击”和“拥抱”，该诗派诗人们的创作大都以深重的忧患意识和现实郁愤色调著称……没想到早年的文学活动尤其是与“七月诗派”的关系给诗人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使他遭受到长达二十多年的极不公正的待遇。

然而，在这难以置信的劫难中，诗人一直保持着对生活的信念。1970年，他在人生最困难的日子里写下了《悬崖边的树》一诗，它写一棵孤独、寂寞而又倔强的、被吹到悬崖边上的树：“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这首诗成为曾卓的代表作。这首仅仅十二行的小诗，其容量与重量是巨大的。他用简洁的手法，塑造出了深远的意境与真挚的形象。那棵树，像是一代人的灵魂的形态，从作者以及许多同龄朋友变老变形的身躯上，我们确实看到了悬崖边的树的感人风姿，写出了让灵魂战栗的那种许多人都有过的沉重的时代感，节奏与意象具有逼人的感染力，凄苦中带有一些甜蜜，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他的诗句是湿润的，流动的：像泪那样湿润，像血那样流动，感动了无数人的心灵。

这一切，都是我们理解《我遥望……》这首诗的前提。

[十一对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反思：《海的梦》]

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阅读：14 时间：2006-8-12 录入：竹叶青对女儿红

王蒙是同代人中最富于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家之一。1958年因为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他被补划为“右派”，随即下放劳动五年，“右派”摘帽后他携家去新疆，在与兄弟民族的亲近相处中他不仅学会了维吾尔族语言，而且学会了来自维吾尔民间的幽默、宽容和乐观的生活态度。“故国八千里，风雨三十年”，特殊的经历熔铸成他特别的文体。1979年他回到北京，成为创作力喷发最为壮观的作家之一。

短篇小说《海的梦》4 写于1980年4 月，这是复出后的王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创作的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六篇小说（即中篇小说《布礼》、《蝴蝶》和短篇小说《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和《风筝飘带》）之一，它们既反映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感受和深入思考，也是他在小说叙事艺术领域率先进行大胆探索的集中体现。也许是不愿重复或变相地重复在《布礼》和《蝴蝶》中已经铺衍过的蒙冤受难昭雪的故事，《海的梦》“去掉了很多叙述语言，没有那么多交代过程的话”5 ，它显得单纯、含蓄而又凝练深厚。概括地说，小说通过主人公一段情绪活动的描述，浓缩了一代人的惨痛经历和沧桑体验，同时又是对他们这代人的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反思，在这里，个人的坎坷遭遇和国家民族的历史灾难已经被自然地连为一体，或者说，作者在自身的遭遇中看到了历史的曲折进程和未来发展，在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前提下，个人生命的价值在这一结合中显示了超越性的意义。

《海的梦》的情节线索十分简单，五十二岁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缪可言经历了长期苦难之后，来到了一个海滨疗养地度假，这一次疗养终于使他看到了自己向往一生的大海，他禁不住无限感慨。但是仅过了短短五天，他又毅然提前离开了这个迷人的海滨。作者在这一简单的情节线索里，融入了大量细腻的心理描写，生动地描述了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历史人生的深沉思考。缪可言出生于内陆，以前从没看见过大海，而由于安徒生、杰克。伦敦和海明威等外国作家作品的熏染，他少年时代所拥有的激进而浪漫的理想却一直与大海的浩瀚神秘意象结合在一起，即使是被莫名其妙地打成“特嫌”（即特务嫌疑）而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大海对他还是不减其魅力。现在他终于投入了海的怀抱，眼前辽阔的大海激发了他的阵阵思绪。缪可言对个人的苦难、曾经拥有的理想和梦想，对民族的历史和未来都有一种冷静清醒而又平和温熙的沉思，个人伤痛的惨烈记忆、历史灾难导致的激愤在这里都已化作平静的回味和思考，就像这平静的大海也曾经翻腾起滔天的巨浪一样。

理想主义精神特色在王蒙的作品里体现得最为鲜明突出，他在创作中对理想的反思和执着也在同代人中最具典型性。曾经是“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王蒙，在屡经劫难之后，并没有唾弃早年的理想主义，平反复出的遭际反而坚定了他对历史理性主义的认同，也就是不管历史发展有多少曲折，前途总是光明的。因此在对理想的讴歌时他不忘冷峻地指出它的艰难性，同时，在对一切不符合理想状态的现象的批判与揭露时，也抱有隐约的谅解与同情。这种“中庸”的态度早在他青年时代的作品里就表现为林震与刘世吾的矛盾，以后长期的灾难性生活阅历又坚固了这种人生观，所以他的作品既不偏激也有不放弃自身的责任，处处显出圆润贯通。这些思想倾向在《布礼》和《蝴蝶》中已经通过主人公命运的具体叙述中以大体类似的方式作了颇为生动的表达。“虽然对于那些消极的东西我也表现了尖酸刻薄，冷嘲热讽，然而，我已经懂得了‘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道理。懂得了讲‘费厄泼赖’，讲恕道，讲宽容和耐心，讲安定团结。尖酸刻薄阁面有我的温情，冷嘲热讽后面我有谅解，痛心疾首后面我仍然满怀热忱地期待着”6 ，《海的梦》在对个人命运和历史变迁的理想主义态度上，是这一倾向的延续。

但是，《海的梦》里所弥漫的沉思和感伤情调似乎更加浓郁。王蒙在给这位主人公取名时，似乎颇费了一番心思，隐含了一种复杂的寓意。在汉语中，“缪”姓读作miao，另作miu 读，释为“谬误”，又通“穆”，为穆然静思之意；亦读liao，通“缭”，有缠绕之意。在这个人物身上，包含了作者对生命一去不复返的无奈感叹，历史缪误对生命的摧折就个体来说毕竟无法挽回，在如愿以偿地见到大海的短暂满足之后，他想到的则是对青春不再的悲叹。终于挣脱了“特嫌”的（--即文革中对“特务嫌疑”的简称）政治帽子后，领导和同事们最关心他的是两件事：一是好好疗养一下以恢复健沟，二是“刻不容缓地建立一个家庭”， 二十多年的磨难使他不可能为自己寻找一个生活伴侣，但他并没有接受大家的好意劝说，他觉得自己已经错过了时间，“萝卜、白菜，各有各的播种节令”，爱情的美酒“如果发酵过度也会变成酸醋。俱往矣，青春，爱情，和海的梦！”，对于海，他“梦想了五十年，只呆了五天”，因为这里的“天太大。海太阔。人太老”，这便是“谬”，谬不可言，或可言者尽谬，短暂而独特的生命面对历史的荒谬，一切似乎都难以和无可言说；但与生命血肉相连的感受，一切又都挥之不去，它时时会将人的思绪掳回逝去的年华，这真是够“缭”人的。

不过，作者似乎又不愿过于沉溺于这样伤感的回味之中，他竭力要借助于现实、借助于对历史和现实的理性思考即“穆然静思”而摆脱出来，而早年确立的信念和理性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人生观正好是他有力的支撑。小说最后，当缪可言在夜晚的海滩上看到一对年轻恋人的身影时，当他把个体的生命融入历史整体中去思考时，才又在理性主义的逻辑里找到答案和精神归宿，“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漠，更永远不会中断” 这里包含了一种久经劫难的理想主义与个人身心体验之间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冲突，解决方式也是王蒙这一代人所特有的，尽管对青春和生命在劫难中的白白耗去表示了刻骨铭心的悲叹，但在理智上他仍要用理性主义的历史观说明青春和生命在群体中的延续，从而为一生所信奉的理想主义寻找一个依托。这种对理想和理性的坚执在王蒙已成为一种自觉，他在致老作家严文井的信中说起写作《海的梦》的初衷：“我原意只是为青春唱一首赞歌，证明哪儿也不应该没有年轻人。……没想到前半部分却触动了一些上了年纪的同志”，因为严文井在小说里更多地感受到的是青春不再、生命流逝的悲情：“它的艺术效果，对于我这样年龄的人来说，几乎近于残酷”7这不仅是一个作品的主观意愿与客观效果的问题，它也正体现了王蒙这一代人反思历史的特有方式，不是从个人的立场，而是以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民族良知的身份发言，个人的所有情感体验和精神矛盾最终都在汇入群体和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得以解决，才会获得意义。

在作品的表述方式上，王蒙并没有正面具体地叙述主人公的沧桑经历，而只是以大海为中心意象，以简单的外在动作引发人物丰富的意识活动，让主人公梦魂幻游，锐意求索，淋漓抒情，把一个历经沧桑，从生活谷底一下子上升到顶峰的主人公的感情心态、意识活动，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出来。他对于大海的情思意念，就像连绵重叠的波浪，闪着粼光，带着声响，汪洋浩瀚而又平稳深厚，以梦幻般的旋律谱写了一曲激动人心的乐曲。沉思中交织着幻想和追求，既是洋溢着浪漫的意绪，又是浓缩了历史和现实的深厚内涵。人物的意识流动实际已成为小说的结构线索，但在这连绵不断的意识片段之间，仍有一个理性的逻辑存在，它始终围绕着对个人命运和理想的理性思考，并把个人与民族历史联系起来，在个人与历史命运的同构中，以这一代人所特有的方式，形象地阐述了对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思考。

曾卓祖籍黄陂，1922年3月5日生于汉口，四岁时，不到25岁的母亲遭遗弃，曾卓随母亲和祖父母一起生活。母亲的不幸，早早便给曾卓幼小的心灵蒙上阴影。6岁时上汉口“六小”，开始接触中外儿童读物，小学期间在老师的帮助下发表了几篇作品，从此对写作产生了兴趣并狂热地喜爱文艺，加入了由高年级同学和进步青年组成的读书会，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浪潮和鲁迅的思想开始影响他。

1936年，年仅14岁的曾卓写作了他的第一首诗《生活》，他在诗中写道：“生活像一只小船，航行在漫长的黑河。没有桨也没有舵，命运贴着大的漩涡。” 15岁时抗战爆发，曾卓立刻被时代的洪流吸引住了。他参加读书会，投入“一二九”运动的浪潮，成为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第一批成员。后被学校开除，被迫离开故乡，又辗转到重庆，一边读书，一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火一样的青春，火一样的斗争，熔炼了曾卓火一样的诗情。1939年到1943年，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成为当时靳以编的进步刊物《文群》的经常投稿者，并形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最重要的抒情诗流派，他们的诗伴随着人民熬过民族的苦难，像子弹一样射向反动统治。

曾卓在重庆的八年，有两件事对他产生了终生影响。一是在战火离乱之际，母亲在敌人的铁蹄蹂躏之下不知所终。母亲遭逢的双重不幸，使曾卓一生对母亲充满了怀念；而他的性格、情感也因之深受影响。一是在重庆结识了邹荻帆、绿原、姚奔、史放、冯白鲁等青年，自筹资金创办了在时代特征、艺术追求上都与胡风编的《七月》、《希望》相近的诗刊《诗垦地》，并在邹荻帆陪同下两次拜见胡风。“简单的交往，几乎影响了我一生”，这个影响，是使曾卓的诗歌创作摆脱了臧克家、何其芳的影响转而深受艾青等“七月派”诗人的影响，同时接受了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的诗风转变，写出了一些为时代而歌的优秀诗篇，如《门》、《来自草原的人》、《母亲》、《铁栏与火》、《有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