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1895~1953), 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1895年 7月19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53年9月26日病逝于北京。
幼从家学,9岁开始学画。17岁在宜兴女子师范等学校任图画教师。1916年入上海震旦大学法文系半工半读。翌年5月,赴日本学习美术,年底回国,应聘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9年3月赴法国留学,入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1927年春回国,受田汉之邀出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同时受聘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在教学与创作中,提倡写实主义,抨击形式主义。1929年9月受聘担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提倡中国画的革新,反对保守主义。1930年完成油画《田横五百士》,翌年完成中国画《九方皋》,1933年完成油画《徯我后》,开中国历史画一代新风。1936年冬到桂林作画,并开始创办美术馆,先后创作了《晨曲》、《逆风》、《壮烈之回忆》、《风雨鸡鸣》、《漓江春雨》等国画作品。1937年春赴长沙、广州、香港举办个人画展,同年创作了国画《巴人贫妇》、《巴人汲水》等。1938年底再次到香港举办个人画展,然后赴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宣传抗日救亡。随后赴大吉岭,创作国画《愚公移山》。1942年夏回到重庆中央大学继续从事教学与创作,并着手筹办中国美术学院。1943年春末在重庆举办画展,展出历年创作的中国画、油画的代表作及素描作品。1946年8月到北平,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加入进步美术家组织的北平美术工作者协会,并担任该会名誉会长。1949年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9月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绘画创作 徐悲鸿一生创作了数千件中国画、油画和素描作品。徐悲鸿的创作活动大致分 4个时期:①旅欧时期(1919~1927)。这个时期的油画创作主要有:《老妇》、《持棍老人》、《抚猫》、《自画像》、《箫声》、《黄震之像》以及《男人体》、《女人体》等习作。他留下的近千幅素描,也大部分是这个时期的作品。②盛期(1928~1936)。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极丰,形成了明确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独树一帜,代表作有《田横五百士》(1928~1930)、《九方皋》(1931)、《徯我后》(1930~1933)等。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创作思想,代表着他一生的主要创作道路。③抗战时期(1937~1945)。这是徐悲鸿艺术创作的鼎盛时期。先后创作了《风雨鸡鸣》(1937)、《漓江春雨》(1937)、《巴人汲水》(1937)、《群马》(1940)、《愚公移山》(1940)、《泰戈尔像》(1940)、《奔马》(1941)、《灵鹫》(1941)、《群狮》(1943)、《山鬼》(1943)等著名作品。这一时期,也是画家在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高度成熟的时期。④后期(1946~1953)。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油画《战斗英雄》、《海军战士》、《骑兵英雄邰喜德像》,中国画《奔马》、《双鹊》,素描《毛主席在人民中》(画稿)、《劳动模范》、《鲁迅与瞿秋白》(画稿)等。
1920年发表《中国画改良论》,提出“古法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著名主张,提倡写实,反对抄袭,并提出“改之方法:学习、物质(绘画工具)、破除派别。”1929年发表《惑》、《惑之不解》等文,明确倡导现实主义。1932年著《画范·序》,提出“新七法”:①位置得宜,②比例准确,③黑白分明,④动作或姿态天然,⑤轻重和谐,⑥性格毕现,⑦传神阿堵。1947年先后发表《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等,重申注重素描的严格训练,提倡师法造化,反对模仿古人,指出:“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寻求真理,……艺术必亡。”徐悲鸿继承了中国古代画论中关于“师法造化”的优良传统,又强调了艺术家的追求真理、探究人生,见出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这是他对现实主义美术理论的贡献。
徐悲鸿一生致力美术教育,有自己的一套明确的、完整的美术教育主张。他强调师造化,重视绘画基本技能的训练,提倡科学。他所采取的办学体制是学年制、年级制、学分制和画室制的结合体,要求学生知识面广、专业基础深厚、文化修养丰富。在教学法上,他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发挥主动的创造精神,全面发展。徐悲鸿亲自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美术家,如吴作人、艾中信、韦启美、侯一民、李天祥、靳尚谊、詹建俊等。他所建立起来的美术教育体系,在中国一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有强大的力量。
齐白石(1863~1957), 中国近、现代中国画家、篆刻家。原名纯芝,后名璜,字渭清,又字兰亭,号濒生,别号白石山人、寄园、寄萍、寄萍堂主人、老萍、萍翁、寄幻仙奴、阿芝、木居士、老木一、三百石印富翁、杏子坞老民、借山吟馆主者、借山翁、星塘老屋后人、湘上老农等。
1863年(清同治二年)11月22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喜画,常以习字描红纸画人物、花卉及动物。15岁后,相继拜同乡齐仙佑、周之美为师学木匠,始为粗木活,后为细木工,善雕花,名闻乡里。21岁时得《芥子园画传》,在松油灯下勾影描摹,初悟画理画法。1888年,拜画家萧传鑫为师,学画像。后又经萧介绍得识另一画像师文少可,并得其指教。翌年,拜湘潭名士胡自倬、陈作埙为师,跟胡自倬学画工笔花鸟草虫,跟陈作埙学诗文。1890~1901年间,齐白石以卖画为生。这时期他除画像外,兼画山水人物,花鸟草虫,尤其以仕女为多。1894年,齐白石与同乡7人组织了龙山诗社,被推为会长,时常相聚作诗,人称“龙山七子”。与此同时,他跟胡自倬等学书法,以何绍基一体为主,兼写钟鼎篆隶。1896年又始学篆刻,以丁龙泓、黄小松两家刀法入手。1899年,拜湘潭著名诗人王湘绮为师。齐白石的诗画篆刻渐渐成名,逐步由一名雕花木匠,民间画师成为一名具有士大夫文人修养的艺术家。
1937年“七·七”事变后,齐白石辞去一切教职,闭门家居。翌年画《超览楼禊集图》。1946年到南京、上海举办齐白石画展。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义卖画展。翌年,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是年被选为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1953年1月7日齐白石90诞辰,文化部授予他“人民艺术家”荣誉奖状。同年,徐悲鸿逝世,齐白石继徐悲鸿被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1953年,被推为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主席。翌年,在北京举办齐白石绘画展,并当选为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荣誉状。1956年,荣获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1957年,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同年9月16日,逝世于北京。 齐白石的艺术可分为 5个阶段:①27岁前,为民间雕花艺匠,接受民间美术和民间审美观念熏陶阶段;②27~40岁,在从事民间画像、民间工艺的同时,全面学习文人绘画,提高诗、书、画、印诸方面修养阶段;③40~50岁左右,以文人艺术家身份出游各地、广泛观察、观摩与结交各界人士阶段,画风由工笔逐渐转向大写意;④55~65岁,定居北京,接受陈师曾指劝,苦心“衰年变法”阶段;⑤65~94岁,是绘画创作的高峰期,艺术臻于化境。
齐白石艺术的渊源,一是明清以来富于革新精神的画家徐渭、朱耷、石涛、金农、黄慎、吴昌硕的传统,他博采众家而融为一体。二是从浙派到赵之谦再上追秦汉碑版的刻印传统,融汇篆、隶、八分和魏碑,而自成洗练奇崛的作风。三是民间工艺和民间绘画刚健清新风格的滋育。他将文人传统与民间传统、文人修养与农民气质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雅俗兼得,从而成为现代艺术史上的奇迹。
齐白石的绘画,以花鸟草虫为大宗,且兼工、写两种作风,俱都造诣高深。他的写意人物画与山水画虽不及花鸟草虫多,但在艺术上的成就却毫不逊色甚至更为突出。在近现代绘画史上,像齐白石这样兼具诗、书、画、印、花鸟、人物、山水的全才型而又能戛戛独造的巨匠,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齐白石的艺术能获得如此的成就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喜爱,与他在作品中所表达和流露的深厚的民族情感、质朴的农民气质、孩子般的率直天真分不开。
齐白石的著述有《白石诗草》、《借山吟馆诗草》、《白石老人自述》(张次溪笔录),有多种版本的画集、作品集。研究与回忆齐白石的著作亦有多种,如《齐白石研究》(力群编)、《齐白石的画法与欣赏》(胡佩衡)、《齐白石年谱》(黎锦熙、胡适、邓广铭)、《齐白石》(蒋勋)、《看齐白石的画》(王方宇、许芥昱)等。美国、苏联、日本等国也有研究齐白石的专著出版。
生平简介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随父亲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1912年17岁时便在宜兴女子初级师范等学校任图画教员。1916年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半工半读,并自修素 描。1917年留学日本学习美术,不久回国,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9年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摹研究西方美术。1927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起,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新加坡、印度举办义卖画展,宣传支援抗日。后重返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
徐悲鸿的作品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技巧和广搏的艺术修养,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在我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他擅长素描、油画、中国画。他把西方艺术手法融入到中国画中,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他的素描和油画则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山水、花鸟、走兽、人物、历史、神话,无不落笔有神,栩栩如生。他的代表作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巨幅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表现了人民群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威武不屈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忧愤和对光明解放的向往。他常画的奔马、雄狮、晨鸡等,给人以生机和力量,表现了令人振奋的积极精神。尤其他的奔马,更是驰誉世界,几近成了现代中国画的象征和标志。
徐悲鸿长期致力于美术教育工作。他发现和团结了众多的美术界著名人士。他培养的学生中人材辈出,许多已成为著名艺术家,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中坚骨干。他对中国美术队伍的建设和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无与伦比,影响深远。
1953年9月26日, 徐悲鸿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8岁。 《奔马图》
从这幅画的题跋上看,此《奔马图》作于1941年秋季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此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力量相持阶段,日军想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彻底打败中国,使国民党政府俯首称臣,故而他们倾尽全力屡次发动长沙会战,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之咽喉重庆。二次会战中我方一度失利,长沙为日寇所占,正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办艺展募捐的徐悲鸿听闻国难当头,心急如焚。他连夜画出《奔马图》以抒发自己的忧急之情。
在此幅画中,徐悲鸿运用饱酣奔放的墨色勾勒头、颈、胸、腿等大转折部位,并以干笔扫出鬃尾,使浓淡干湿的变化浑然天成。马腿的直线细劲有力,犹如钢刀,力透纸背,而腹部、臀部及鬃尾的弧线很有弹性,富于动感。整体上看,画面前大后小,透视感较强,前伸的双腿和马头有很强的冲击力,似乎要冲破画面。
《群马》
徐悲鸿早期的马颇有一种文人的淡然诗意,显出"踯躅回顾,萧然寡俦"之态。至抗战爆发后,徐悲鸿认识到艺术家不应局限于艺术的自我陶醉中,而应该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将艺术创作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所以他的马成为正在觉醒的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建国后,他的马又变"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的象征,仍然是奔腾驰骋的样子,只是少了焦虑悲怆,多了欢快振奋。
《九方皋》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 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耶辙。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与其担缠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骊。穆公不说。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马,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田横五百士》
这幅《田横五百士》是徐悲鸿的成名大作。故事出自《史记�6�1田儋列传》。田横是秦末齐国旧王族,继田儋之后为齐王。刘邦消灭群雄后,田横和他的五百 壮士逃亡到一个海岛上。刘邦听说田横深得人心,恐日后有患,所以派使者赦田横的罪,召他回来。《史记�6�1田儋列传》原文这样记载:"……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遂自刭。……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文末司马迁感慨地写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可见徐悲鸿作此画是受太史公的感召。
正是有感于田横等人"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的"高节",画家着意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惜别的戏剧性场景来表现。这幅巨大的历史画渗透着一种悲壮的气概,撼人心魄。画中把穿绯红衣袍的田横置于右边作拱手诀别状,他昂首挺胸,表情严肃,眼望苍天,似乎对茫茫天地发出诘问,横贯画幅三分之二的人物组群,则以密集的阵形传达出群众的合力。
人群右下角有一老妪和**拥着幼小的女孩仰视田横,眼神满含哀婉凄凉,其雕塑般的体积,金字塔般的构架无疑使我们想起普桑、大卫的绘画。普桑喜用的红、黄、蓝三原亦在徐的画面中占主导地位,突出了田横与青年壮士之间的对答交流。背影衬以明朗素净的天空,给人以澄澈肃穆的感觉。"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正是德国古典病态学家温克尔曼所提倡的艺术格调。
欣赏徐悲鸿的画时,会发觉画中人物伸展的手臂、踮起的脚尖、前跨的腿、支立着的木棍、阴森锋利的长剑构成了一种画面节奏,寓动于静,透出一种英雄主义气慨。在当时流行现代主义艺术之风的中国,徐悲鸿坚持关注生活、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立场,借历史画来表达他对社会正义的呼唤,这些犹如黑夜中的闪电划亮天际,透出黎明的曙光。
徐悲虹-雄狮
《负伤之狮》
创作于1938年,当时日寇侵占了我大半个中国,国土沦丧,生灵涂炭,徐悲鸿怨愤难忍。他画的负伤雄狮,回首跷望,含着无限的深意。他在画上题写:“国难孔亟时与麟若先生同客重庆相顾不怿写此以聊抒怀。”表现了作者爱国忧时的思想。这是一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杰作。中国被称作东方的“睡狮”,现在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大部分国土,“睡狮”已成了负伤雄狮。这头双目怒视的负伤雄狮在不堪回首的神情中,准备战斗、拼搏,蕴藏着坚强与力量。
《愚公移山图》
此幅《愚公移山图》极具现实意义。它作于1940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的危急时刻,画家意在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鼓舞人 民大众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抗战中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局势紧张,物资匮乏,徐悲鸿奔走于香港、新加坡等地,举办画展募集资金捐给祖国以赈济灾民。1939至1940年,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之邀,徐悲鸿赴印度举办画展宣传抗日,这期间他创作了不少油画写生,但最重要的成果却是这幅《愚公移山图》》国画。其故事取材于《列子·汤问》中的一个神话传说:愚公因太行、王屋两山阻碍出入,想把山铲平。有人因此取笑他,他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结果终于感动上天,两座山被天神搬走了。
画家在处理这个故事时,着重以宏大的气势,震人心魄的力度来传达一个古老民族的决心与毅力。就空间布局,他作了数十幅小稿反复修改,最终以从右至左,从前往后的格局展开画面。画面右端有几个高大健壮、魁梧结实的壮年男子,手持钉耙奋力砸向黑土。其姿势表情不一,或膛目,或呐喊,或蹲地,或挺腹,然动态均呈蓄力待发之状,有雷霆万钧之势。这群呈弧形分布的人物占据画面大部分空间,人物顶天立地,有撑破画面之感。根据构图需要,左侧画面的人物排列较为松散,人物或高或低,树丛小景置于其间。一挑筐大汉和倚锄老者背对观众以加强空间纵深感,拉开与右半段紧张劳作者之间的距离,造成右半部是前线而左半部是后方的感觉。老翁似乎正在语重心长地对下一代人叙述自己的愿望和信心,描绘着未来的美好景象。这组人物显得神情自然逼真,姿态生动自如。背景青山横卧,高天淡远,翠叶修篁。
在绘画笔法和色彩方面,这幅画充分体现了作者在中国传统技法和西方传统技法方面所具有的深厚功底。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白描勾勒手法被运用于人物外形轮廓、衣纹处理和树草等植物的表现上,而西方传统绘画强调的透视关系、解剖比例、明暗关系等,在构图、人物动态、肌肉表现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人物造型方面,作者借用了不少印度男模特形象,并直接用全裸体人物进行中国画创作,这是徐悲鸿的首创,也是这幅作品另一颇为独特之处。可以说,徐悲鸿在这幅作品中将中西两大传统技法有机地融会贯通成一体,独创了自己"中西合璧"的写实艺术风格。
徐悲鸿的作品有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箫声》、《睡》、《陈散原像》、《桂林风景》、《黄山》、《老妇》、《女孩》、《持棍老人》、《河边》、《沉睡的维纳斯》、《父徐达章像》、《风景》、《小孩》、《静物·水果》、《蔡公时被难图》等。
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奔马图》、《牛》、《梅花》、《春之歌》、《落花人独立》、《松》、《雪》、《逆风》等。
素描:《狮吼》、《自画像》、《画龙点睛》等。徐悲鸿坚持现实主义艺术道路,创作了《田横五百士》、《九方皋》、《巴人汲水》、《愚公移山》等一系列对现代中国画、油画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的优秀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
1、《奔马图》
在此幅画中,徐悲鸿运用饱酣奔放的墨色勾勒头、颈、胸、腿等大转折部位,并以干笔扫出鬃尾,使浓淡干湿的变化浑然天成。
马腿的直线细劲有力,犹如钢刀,力透纸背,而腹部、臀部及鬃尾的弧线很有弹性,富于动感。整体上看,画面前大后小,透视感较强,前伸的双腿和马头有很强的冲击力,似乎要冲破画面。
2、《群马》
徐悲鸿的群马,是徐悲鸿马中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群马取材于1940年克什米尔当地的骏马,徐悲鸿当时见到此马格外兴奋,《群马》灵感油然而生。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主要描绘了两匹背向观众的马,后面又配一匹侧向的马,为了使画面有变化,又在右边画了一匹低首觅食的马。
3、《九方皋》
九方皋故事记载于《列子》:伯乐暮年之向秦穆推荐九方皋找千里马的故事。作品是一件非常完整和精彩的以线为主要表现手段和描绘方式的优秀的中国画作品。
4、《田横五百士》
这幅《田横五百士》是徐悲鸿的成名大作。故事出自《史记·田儋列传》。田横是秦末齐国旧王族,继田儋之后为齐王。刘邦消灭群雄后,田横和他的五百壮士逃亡到一个海岛上。
刘邦听说田横深得人心,恐日后有患,所以派使者赦田横的罪,召他回来。正是有感于田横等人"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的"高节",着意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惜别的戏剧性场景来表现。
徐悲鸿创作风格
徐悲鸿擅长素描、油画、中国画。他把西方艺术手法融入到中国画中,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他的素描和油画则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山水、花鸟、走兽、人物、历史、神话,无不落笔有神,栩栩如生。
代表作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巨幅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表现了人民群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威武不屈的精神,表达了对光明解放的向往。
他常画的奔马、雄狮、晨鸡等,给人以生机和力量,表现了令人振奋的积极精神。尤其他的奔马,更是驰誉世界,几近成了“现代中国画”的“象征”和“标志”。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两年不到,便后临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
南宋朝廷长期为投降派所把持。还在1259年,宰相贾似道便以称臣、割江北地区和岁纳银绢各20万两匹为条件,暗中屈膝求和。伯颜却意在灭宋,并不停止南侵。1275年,将贾似道十三万大军消灭,朝廷便再无可用之兵。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四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不得不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文天祥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他“捧诏涕泣”,并立即行动,在两三个月内便组织了第一支“勤王”队伍近万人,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大小地方官中,带兵勤王的只不过他和张世杰三人而已,这个政权腐朽到什么程度,可见一斑。1276年正月十八日,伯颜兵临皋亭山,左相留梦炎早已投降叛变。其他大臣或已投降。伯颜虽愿受降,却要右相陈宜中去元营洽谈,陈哪有这个勇气?当天晚上便逃之夭夭。谢太后唯珂派人只剩下一个文天祥。他毅然临危受命,但不是去投降,他考虑是“战、守、迁皆不及施”,“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他甚至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敌营的虚实以谋“救国之策”。但是他没有想到,正当他指斥伯颜扣押不能返回宋营,他的义兵则在同时被投降派命令解散。敌人的凶残不曾使文天祥受困,昏庸的朝廷和无耻的投降派却使他遭到了第一次严重的挫折。
1276年二月初九日,文天祥被押送去大都(今北京),行至京口(今镇江),在义士的帮助下,逃脱了虎口,据他在《指南录后序》所记,至少有十六次幸免于死,经过千辛万苦,于四月初八日逃到了温州,此时他听说度宗的两个儿子(即恭帝的两个兄弟)已逃到福州,于是立即上表劝进。不久,被诏至福州,任右丞相兼枢密院事,后又命为同都督。七月,文天祥便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打起帅旗,号召四方英雄豪杰,各各起兵,民复失地。1277年三月,文天祥统兵进军江西,收复南部数十州县,同时围困赣州,湖南、湖北皆起而响应,震撼了江南,鼓舞了人民的反侵略意志,使元统治者大为惊慌。元忙调40万大军来解赣州之围,另派兵五万追 击文天祥。文部不过五千余人,这年八月,空坑一战,遂致大败,部将数人牺牲,文妻及子女皆被俘,赵时尝在紧急中假扮文天祥,吸引了元军,文才得乘间逃脱。赵随即被杀。这是文天祥在一年多时间内所遭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但是文天祥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下定决心抗元到底。1278年11月,他收拾残军,加以扩充,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十二月二十日兵败五坡岭,文天祥自度难以逃出重围,当即吞服随带的冰片,以求一死,免遭污辱,但他并未死,而在昏迷中被俘了。这是他遭遇的最后一次严重的挫折。从此以后,文天祥便再也不能统领义军在战场上与元军拼杀。
文天祥被俘后,打定主意,只求义死而不求苟生。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还在伯颜将他扣押北营时,他便明白地告诉对手:“宋状元……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1279年十月,元平章阿合马来文天祥囚所劝降,文天祥长揖就坐,不把他放在眼里,阿合马却要他下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以胜利者自居,傲慢地说:“你何以至此?”文天祥嘲讽地说,南朝若早用我为相,你去不了南方,我也不会到你这里来,你有什么可神气的阿合马用威胁口气对左右说:“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正义凛然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不由你。”阿合马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同年年底,元丞相孛罗审问文天祥。孛罗一来就摆威风,要文跪下,遭到文拒绝,左右便用武力强使文天祥作跪拜状,文凛然说道:“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天祥今日……至于此,幸早施行。”临刑前夕,皇帝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妄图使文天祥投降,但遭文天祥严厉拒绝。忽必烈只好问他,那你究竟要什么呢?文天祥回答说:“愿以一死足矣!”文天祥这种以身殉国,视死如归的的伟大精神使得敌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这实际上等于宣布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和他自己所赞颂的“正气”的胜利。也等于宣布侵略者的失败,是一切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失败。
在国家民族危亡紧急时刻,文天祥无时无刻不把国家民族利益看作最高的利益,对投降派和奸佞之徒从不留情。1259年,元军渡江围鄂州,皇帝宠幸的内侍董宋臣怂勇宋帝迁都,文天祥勇敢地上疏,乞斩董宋臣。1275年,朝廷追封投降元军大将吕文德为和义郡王,又提拔他的侄子吕师孟为后部尚书,投降气氛一时弥漫京城,文天祥又上书乞斩吕师孟,以稳军心。文天祥被俘后,留梦炎一班降贼都曾硬着头皮来劝降,文一律唾骂之置,就连先已投敌的宋恭帝前来劝降时,也被置之不理。文天祥明确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并不对帝王愚忠,而只无条件地忠于国家和民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英勇就义。他死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如《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狱中所作的《正气歌》以及死后从其衣带中 发现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都已成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宝贵部分。文天祥也因此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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