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中爱情诗歌的总体特征

在咏唱爱情这个主题中，表现了人们丰富多彩的情感: 甜蜜，忧伤; 幸福, 痛苦; 欢乐, 愁苦; 满足, 失落; 希望, 惆怅⋯⋯人们在爱情中的喜怒哀乐, 经过诗人的咏唱，成为更为复杂更为微妙更为动人的感情, 而诗人们就是用这种最为凝练最为直接的方式, 来抒发着这种感情,从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诗经》开始, 爱情诗走过了气势恢弘的先秦时代, 越过大气磅礴的汉赋大体, 经过动荡不安的魏晋南北朝, 昂然进入隋唐元明⋯⋯在悠长的文学史长河中, 她如一支不灭的火炬, 燃烧至今。

中国古代爱情诗有着鲜明的审美特性。优秀的中国古代爱情诗, 无论在道德、情趣, 还是心灵上, 都会对读者起到或明显或潜移默化的良好影响, 使道德得到完善的提高, 使情趣得到高雅的熏陶, 使心灵得到优美的升华。优秀的中国古代爱情诗, 不但让读者认识当时社会的某些侧面, 而且能够认识人生的某些哲理而千古传诵。它们经过时间长河的洗礼, 至今仍散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辉。

　　一、中国古代爱情诗歌颂了纯洁、真挚的爱情本质

孔子云: “食色, 性也。”而爱情在这类诗歌中, 因她追求的是爱情“本身”, 让爱情成为一种生活和一种“天然需要”, 成为人类“自然”的美的追求。如《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诗经·周南》)这一首情歌, 描写一位男子思恋一位心仪的姑娘。他看到洲中成双成对的雎鸠, 听到它们亲昵的呼叫, 自然而然地引发出对自己心爱姑娘的思恋。他的爱是那么真挚纯洁, 在他的眼中,姑娘是如此勤劳、能干, 她终日不停劳作, 她劳动的姿态被小伙子一一铭刻在心, 这样的姑娘不美吗 不值得爱慕吗 也许就是在这共同的劳动中才使小伙子萌生了爱慕之情呢。可是姑娘不明白这一切, 这位多情的小伙只好经受“爱情的折磨”,“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但是, 爱情不是掠夺, 不是占有, 不是强人所难。尽管小伙是如此“求之不得”, 但他仍愿为心爱的人“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这真是难能可贵。孔子专门对此诗有过评价: “关雎, 乐而不*, 哀而不伤。”确实恰如其分。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快乐, 男欢女爱, 出乎本性, 但是, 如果给爱情加上筹码,失去节制, 想必这爱情就变味了吧。

　　二、中国古代爱情诗所展示的爱情的意志是深情、执着

爱情是人类最为美好的感情之一, 纯美的爱情使人如饮甘霖, 如沐春风, 但是同许多美好的东西一样, 越是美好, 便越珍贵; 越是珍贵, 便越需要克难进取。美好的爱情更需付出, 更需用心良苦。

中国古代爱情诗中有许多表现男女离别相思之情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的内容有: 或因戍边, 或因游宦, 或因游学, 或因商旅等原因而造成相爱之人的分离痛苦。在古代那种交通不便、通讯落后的社会现实中, 一次分离几等于是一次永别, 这种生离死别恰恰成了执着爱情的“试金石”。读《西洲曲》,我们的头脑中一定会出现这样一位美丽少女的形象: 她无论是在春天杏子红, 夏天伯劳飞, 还是秋天采红莲, 冬天飞鸿过的季节, 都在深情执着地思念着她的情人, 她就这样日复一日、天复一天地想着⋯⋯念着⋯⋯失望一次次扰乱她的思念, 可思念一次次又涌上心头⋯⋯唐朝女诗人陈玉兰《寄夫》诗云: “夫戍边关妾在吴, 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千行泪, 寒到君边衣到无”读此诗, 我们不是真真切切看到一位温柔贤惠、深情执着的妻子吗 正是因为深情, 所以一位女子看到“庭中”“奇树”, 即想“攀条折其荣, 将以遗所思”; 正是因为深情而执着, 所以那望夫的女子宁愿“化为石”, 也“不回头”; 正是因为执着、深情才“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正是因为执着而深情才“一日不见, 如三秋兮”。因为深情才执着;因为执着, 才显深情, 中国古代爱情诗中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三、中国古代爱情诗歌所表现的爱情的形式是含蓄、典雅

爱情是人类最美妙最动人的感情之一, 作为抒情主体的诗人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丰富而热烈的情感, 但是古代诗人大都注意表达方式的审美, 尤其是含蓄、典雅的方式常常被使用。诗人们用典故、谐音、双关、隐喻及其它一些手法, 既丰富诗的形象, 又情趣绵绵, 韵味悠长, 使人得到优美的艺术享受。

诗歌或民歌中的爱情表白非常讲究高雅含蓄, 而绝少粗俗浮浅。这也许是由于中华民族传统上来讲是个含蓄的民族,讲究温文尔雅, 文质彬彬。还说《诗经》, 几乎与《关雎》齐名的《蒹葭》就是表现“朦胧美”的名篇。此诗采用反复咏叹的方法, 表现一位男子(也可能是女子) 倾心于“伊人”, 他(她) 且行且望,望穿秋水, 苦苦追寻, 伊人却总仿佛就在不远的地方, 若即若离, 可望而不可即。十分明显, 主人公与那位“伊人”并无交往, 甚至还不知道她(他)的名字, 但只要能够远远地望见她(他) , 便感到心满意足。这种爱是“朦胧”的, 它的动人之处也正在于“朦胧”。被誉为“言情之绝唱”的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描写一位深情而执着的女子对男子的深爱, 感情深挚, 大胆而又含蓄, 即使是在抒情最浓烈的地方“低头弄莲子, 莲子青如水。置莲怀袖中, 莲心彻底红”也是运用谐音双关来言明爱情之热烈, 读之使人柔肠百转, 欲罢不能。至于民歌中那些大胆直白的表露, 反映的则是主人公坦率朴实、泼辣奔放的性格, 健康、热烈的感情, 与那种歇斯底里的疯狂和那种近乎世纪末的绝望是完全不同的。

总之, 在中国古代诗中, 爱情诗象一条最为鲜活的溪流, 她的两岸花香鸟语, 芳草萋萋, 倒影着这良辰美景, 散发着迷人芬芳, 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当今，无数“身体写作”“情欲写作”等词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不妨回过头来, 看看那条鲜活的溪流, 她是那样的妙曼无比, 她姗姗向我们流来, 流过昨天、今天, 明天······

　　白居易

　　白居易诗歌特点是讽谕性极强，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主观就是直接表述广泛地反映人民的苦难。这其中有同情农民的作品，深刻地揭露统治者的罪恶。

　　王维

　　王维诗歌的特点很明确——“诗中有画”。他在描写自然景物方面，有其独到的造诣。无论是名山大川的壮丽宏伟，或者是边疆关塞的壮阔荒寒，小桥流水的恬静，都能准确、精炼地塑造出完美无比的鲜活形象，着墨无多，意境高远，诗情与画意完全融合成为一个整体。通过对山水景色的描绘来反映作者在隐居生活中的思想感情的。

　　李白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点很明确，就是最典型浪漫主义。李白尽管没有一种生活能永远使他满足，但他那炽热的感情，强烈的个性，在表现各种生活的诗篇中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处处留下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他在感情的表达上不是掩抑收敛，而是喷薄而出，一泻千里。

　　杜甫

　　杜甫的诗歌被历代公认为“诗史”。杜甫是一个极为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思想深刻，内容丰富，展示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在众多的叙事诗中善于选择并概括典型事件，抓住细节刻画人物，通过个别的来反映一般现象。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是明白说出。这是杜甫叙事诗的最大特点，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领。因为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克制自己激动的情绪，具有冷静的头脑。

　　韩愈

　　韩愈诗歌的特点之一，用晚唐诗论家司空图的话说，就是“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简单地说，就是以气势见长，气势磅礴。特点之二，是有意避开前代的烂熟套数，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甚至不避生涩拗口、突兀怪诞。

　　柳宗元

　　柳宗元游历当地的山水，在与友朋的交往中，也常常登山临远，摹山范水，写下了许多关于山水的诗歌。这些山水诗，由于创作的时间不同，作者的心态不一，从意象上是从清秀澄明到奇崛险怪，从情感上是从忧伤到绝望，由此也就构成柳宗元山水诗的演变轨迹。

　　刘禹锡

　　刘禹锡的诗歌崇尚风骨，而比较重视诗歌的乐感，讲究音乐美的盛唐诗风特点。他努力掌握民歌曲调，音调浏亮，节奏鲜明。同样的真实的讽刺政治，寓意深刻，辛辣犀利。从他各类诗歌创作的总体上看，刘禹锡具有进步的政治主张和卓越见识，对于社会政治观察敏锐。刘禹锡也是唯物主义哲学家，因此他的诗常融形象与哲理于一炉诗歌的特点和他的主观感情分不开。诗以意为主。

　　王勃

　　王勃的诗歌的特点在于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王勃的文学主张崇尚实用，“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自己独特的风格，主观继承了“发愤抒情”的创作精神，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浪漫风格。

　　骆宾王

　　他的诗寓有一种清新俊逸的气息，以封建时代忠义大节作为理论根据，号召人们起来反对正在筹建中的武周王朝,气势充沛,笔端带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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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回答些关于什么方面的东西？比如语言结构方面的，艺术形象，历史人文意蕴这些都应该在分析审美意蕴时说一下吗？

　　不是的

　　第一，语言结构方面，如果你分析的这首诗在语言有独到之处可以加以分析，如没有略过。

　　第二，艺术形象，要求有深远意义的，能唤起人共鸣的，有吗？回想一下

　　第三，历史人文意蕴，这样的文章现在不太多，不过你可以加以品析。

　　分析审美意蕴，不一定要面面俱到，但如果有，还是提到为好。当然，可以指出不足之处，但不宜过多。还有，要注意一下词藻，要丰富一下你的词汇。

　　好，现在听我来分析，一步一步来：

　　什么是意蕴呢意蕴就是文学作品里面渗透出来的理性内涵。比如说作品中渗透的情感,比如说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种风骨,表现的人生的某种精义,或者某种主旨。

　　一般来讲文学作品都有三个层面，即语言层面、意象层面和意蕴层面。诗歌鉴赏也要从这三个层面入手。�

　　语言层面 毫无疑问，诗有很强的直觉性。诗歌语言高度概括、凝练，极富意蕴，它常常违背一般的语法规范，比一般的文学语言具有更强的陌生感，诗行间常留下许多空白，显示出很强的跳跃性。正是这种跳跃性，才容纳了诗歌更丰富的意象，从而在非常有限的篇幅里，构筑出使人耳目一新的诗歌意蕴。这种语言艺术特点的形成，多半依靠具象词与抽象词的巧妙嵌合，即有意将抽象词与具象词搭配，构成一种既具体又模糊的虚实相交的境界，从而给读者提供追寻诗人个体感受的信息。新修订的高中语文第三册教材在阅读练习中选取了诗人卞之琳的诗《断章》。卞之琳的诗向以含蓄睿智为读者所喜爱，他常常以形象的语言描绘世界，以象征的形象暗喻人生哲理，既有丰富生动的艺术感，又蕴含对世界的体验。《断章》这首诗，其语言就生动体现了这种特点：“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诗的表面平淡无奇：桥上有风景，于是你在看；你也构成了风景，于是别人也在看你。在无奇中，让人体会到了画面所蕴含的丰富的生与死、知与不知的宇宙人生的相对性哲理。“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装饰”的是梦，这一语言的搭配极为巧妙，巧就巧在具象词与抽象词的组合，打破了语义的逻辑关系，构成了一种诗意的逻辑，从而大大扩充了诗歌语言的弹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内涵，又扩展了诗的表现范围，加深了诗的理意。类似的还有“我喝了一口街上的朦胧”(《记录》)、“呕出一个乳白色的‘唉’”(《黄昏》)等。因此，欣赏诗歌，只有抓住诗歌语言的这种特性反复吟唱，才能深刻领会诗家语高度凝练的特点，从而拎出诗歌中浓缩着的内涵。�

　　意象层面 意象与美育有着不解之缘，具有美的意象的诗，才能给读者以美感。能否创造出新颖独特的美的意象，是衡量诗歌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意象的形成主要用赋、比、兴这三种方法，但只有用那些表面极不相关而实际又有联系的事物的意象或比喻，才能准确、有效地表现自己，根据这个原则产生的意象才能有惊人的离奇、新鲜和惊人的准确。这也就涉及诗歌所选定的意象与它所象征的意义之间的融合问题。意象与意义常常不可分。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诗之所以催人泪下，是与诗人成功运用暗喻及通感的表现手法，营造出一组组含义深刻的意象分不开的：“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视觉“老水车”与听觉“疲惫的歌”相连，诗人用这种苍凉的意象开头，一下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极佳的诗歌欣赏状态，地老天荒之中去感受那份震撼，那份深厚，数百年的历史沉寂一下跳到了读者面前，开阔而雄浑，苍茫而深沉。“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又将具体意象与抽象意象融为一体，在时空的急剧转捩、对比中，完成了诗人主观情志的表达。而“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这些意象，让我们在最初的震撼过后，又恍然于它们所代表的强烈思想感情的复杂意义之中，从而使我们从艺术的视角感悟到了这首诗独具的审美情趣，使我们感到诗人内在的精神与诗的意象的一致性。因此，诗的解读离不开对意象本身的把握，诗的创造力、想像力，诗的一切生命力，就在意象的塑造上。读诗，必先读懂意象。�

　　意蕴层面 伴随着意象在脑海的形成和语音节奏感的刺激，读者已经产生了初步的美感，但是如何突破意象表层去体悟诗的意象内蕴即诗的意蕴，是诗歌鉴赏成败的关键。诗的意蕴一般包括审美意蕴和智性意蕴。�

　　当然，优秀诗歌都具有审美性。读诗伊始，读者便开始产生某种精神体验，感到精神的愉悦。但这还不算是审美鉴赏。这次教材修改，选入了20世纪40年代著名诗人穆旦的一首诗《赞美》。当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三四十年代的一些现代派诗人彷徨、迷茫，如同迷失在茫茫黑夜中，作品多囿于一己的“小我”，表达的也多是彷徨无助。但穆旦有所不同。他常常在自己的诗中给所塑造的形象以黑暗与光明的哲理，《赞美》这首诗就集中代表了诗人的这种艺术创作风格。诗中塑造了两个人物形象：一是作为抒情主体的诗人自我，一是“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的农夫。抒情主体在荒凉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在忧郁的森林中，对着在天际爬行的“不移的灰色行列”，诉说自己的“沉默的爱情”，“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阴雨的天气”、“要以带雪的手”和“佝偻的人民拥抱”；这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之情的形象。而农夫，这“许多孩子的父亲”，“多少朝代在他身边升起而又降落”，“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路是无限的悠长”，而他却放下了“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的古代的锄头，坚定地“看着自己”融进了死亡。一个劳动者守望着自己的贫穷、劳苦，然后抛开妻儿老母，抛开一切，一去不回头。这是一个什么形象他的内质是什么是什么使得“我”也在为他的离去而痛哭不言而喻，这两组意象，有着撼人心魄的力量。农夫与我猝然相遇在诗中，各自理解着自己的使命，当芸芸众生昏昏于自我意识的丧失时，我和农夫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表达着清醒，传达出一种与昏聩的世界格格不入、为寻找光明而粉身碎骨的精神。到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意象的解剖，挖出了诗歌的某些内涵，对作品有了初步的审美体验；然而进一步去体味：在这一荒凉而饥饿的画面里，农夫形象的精神之光开始活跃起来，浮动起来，扩展起来，从而传达出农夫的个性品格——在自身充满动乱、矛盾、苦难和愚昧时，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牺牲自己、改造自己，寻求走向光明的出路，也正因此，“一个民族才能起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农夫这一形象，实际承载着民族历史的内涵，代表着先行者的特定品质，闪耀着民族性格的不朽光华。而我是新生农夫的象征，我与农夫的血肉联系，共同筑就了民族之魂。这正是《赞美》这首诗给我们带来的崇高的美学意蕴，鉴赏到此，才算真正进入到诗歌意蕴层的把握之中，也即进入到诗歌的“智性”意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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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在文学创作中，有叙述、描写、虚构、烘托、渲染、夸张、讽刺、抒情、议论、对比等手法。

诗词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它是我国民族思想和民族情感最生动的表现载体之一,是我国民族文化艺苑中的一朵奇葩《诗经》就是最早以诗的艺术形式而独树一帜的代表作从西汉（公元前206年）至东汉（公元25-220年）逐步发展为楚辞、乐府、古绝和古风等艺术形式又从唐代（公元618-907年）开始兴起和发展为格律诗它以诗歌语言的音乐美、形式的对称美、内容的意境美,确定了在整部文学史中的地位几千年来,直至今天仍在不断地孕育、变化和发展着,可谓久盛不衰、光彩夺目

诗词需要运用巧妙的艺术手法来创作,以达到完美的艺术表现纵观我国的古体诗和近体诗,它们所运用的艺术手法大致包括：叙事写景的描写手法、比喻比拟的修辞方法和烘托气氛的渲染手法简单地说也就是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法

赋,就是直叙或白描的手法即朴素地描写创作的现实,借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也是诗词创作中最常用的抒情方法比,就是比喻或比拟的手法它是诗词创作中运用最广泛的形象思维的一种艺术手法兴,就是通过客观景物的触发,引起联想或想象想象的起点或契机就是兴赋、比、兴三者之间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孤立的,在艺术创作实践过程中是互相渗透和互为兼用的

一、典型化过程是抓住事物本质的捷径

赋法是以直叙和白描为主要手段要使白描和直叙能富有更强的感染力,那么必须选择最能反映现实、最有价值意义、最典型的事物加以描写,才能撑起情感的大厦,才能创造出引人入胜、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诗词可以反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但不可能把社会上所见所闻的一切都塞到诗词中要有取有舍、或添或减,或藏或露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说,就是典型化的过程

在“典型化”的过程中,诗人们常用“以少总多”和“以小见大”之手法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说：“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盖任何景物,横侧看皆五光十色任何情况,反复说皆千头万绪,非笔墨所能祥尽如“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诗中仅仅抓住“小荷”和“蜻蜓”的动态描写,就突出了春初时节的一派生机而“以小见大”则是以局部见全体,一斑观全豹,以有限见无限通过典型的小景物和生活细节来表现重大的社会内容和象征重大的思想内容,也就达到“以小见大”之效果如聂绀弩的七律《锄草》一诗中的“未见新苗高一尺,来锄杂草已三遭” 作者抓住锄草的小事来描写,其实是反映了当时“破旧立新”的重大社会问题从诗词创作的角度看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如果说以少总多是典型化的重要手段,那么以小见大则是形象化的重要方式

二、夸张描写切否失真和太近乎事实

《文心雕龙��奈饰》说：“自天地以降,豫人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夸张作为一种积极的修辞方法,是自古以来一直在运用的

所谓夸张,就是为了表意的需要,有意识地将客观事物作扩大或缩小的描述,从而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有利突出事物特征如聂绀弩的七律《挑水》中的“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用夸张的手法,臆造出深刻的印象,使读者产生感情共鸣但是夸张必须有一定的现实为依据,即要抓住当时当地的情况反映其真实的事物,但又不能太近于事实,否则,容易引起读者误解这应该象文学创作中讲的,来自现实又高于现实所以夸张不同于虚夸,夸张的目的在于使人感受主观的感情态度,使思想感情表现得更为深刻范温《诗眼》说：“形似之意,益出于诗人之赋”比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这都是对事物的数量和动态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就更能表现出大自然这一壮观美丽的景象

三、以赋作比中动静结合手法的运用

在运用赋法的过程中,如何使诗人笔下的静物,描写得活泼跳脱,富有生机,主要是客体与主体的互动感具休说也就是化静为动和以动写静的修辞方法具体运用中可采用拟人和拟物等手法如宋林逋《山园小梅》中“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的诗句就很巧妙地以拟人手法,把霜风中的禽鸟“偷眼”和“断魂”的粉蝶刻划得十分生动李白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山亭”则是以静物拟人化而表现为动,使不动为能动,使动者如有情又比如宋朝林逋《山园小梅》中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又如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诗句则将用动态中的“蝉噪”、“鸟鸣”来衬托出“林逾静”和“山更幽”从而创造出一种“静”的境界这种手法是利用引起人们的特殊感受的声音来写出静境

这种手法也是经常配合使用的如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青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的诗,是在细微体察和选择在各种静境中最有典型意义的声音和动作来加以描写的诗就是借景言情,一切写景都是为了写情化静为动也好,以动写静也好,都是为了达到“妙合无垠”的艺术境界

四、运用正反对比是突出主题的重要手法

宋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实际上比的方式是千变万化的,以物比人,以人比物,以物比意,以物比事,以事比意,等等皆是

所谓正反对比,是比喻中比较常见的手法它指的是以两种对立的事物或情理互相对照,使诗词中要表达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更加明显,更为突出,这也是美学上的一种法则在修辞学上叫对照法和映衬法在正反对比中,具体的有描述对比,比喻对比,旁衬对比和推理对比比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白居易《轻肥》诗的尾句“食饱心自苦,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早,衢州人食人”把两种完全相反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使读者达到震憾

五、几种耐人寻味的比喻方式

所谓比喻必须具备两个特点：（1）表现的对象和作比的事物之间必须在整体上,本质上各不相同（2）表现的对象和作比的事物形式的各种因素或内容的各种因素存在一定的“相似点”

介绍几种耐人寻味的比喻方式：（一）博喻博喻就是以多种比喻综合运用,借以加强表现对象的形象性（二）曲喻曲喻必须加以联想才能深化比喻,也就是想象的比喻应以作比的事物,表现对象之间有一定相似点才构成比喻（三）映喻映喻则在“相似点”之上增加一层双关的意思,比中有比,喻外引喻,也能使比喻不同异常古人称之为“映带体”（四）迷喻迷喻是衬托对比,不是单纯地指明相似点,而是进一步利用作比的形象来衬托气氛说明道理,古人称之“迷比”如明��于谦《夏日忆西湖》中“玉腕罗裙双荡浆,鸳鸯飞近采莲船”以“鸳鸯”来烘托一种亲娓的气氛和意境（五）直喻直喻是将此物直比彼物达到明快、一目了然的效果如宋��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中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即用拟人法单刀直入地把西湖比作西施形象生动而又贴切

六、婉转曲达是抒发思想情感的重要手段

所谓“曲”,也就是谢朓所说的“圆”在技法上的体现即宛转曲达之手法这种手法,古人也称为“隐”所谓“隐”,不是一目了然的正面“直说”,而是旁敲侧击,委曲宛转地衬托或暗示本意这是诗词创作中的语言特征,可以创造出诗的意境用艺术形象表现思想感情,这种表现常常是话中有话,音外有音,意在言外的也就是诗人的思想感情与其所描写的客观事物的和谐统一达到情景交融,或寓情于景,或借景抒情,或寓理于境,或借境达意如清��蒋士铨《杭州》中句“一肩书剑残冬路,犹检寒衣索税钱”用“检寒衣”来衬托清贫,又以“索税钱”隐射赋税重压下的社会环境正如清代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所说：“诗至入妙,在言下未尝毕露,其情则已跃然者”又如南宋诗人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诗就是用含蓄婉转的手法,达到痛斥南宋小朝廷贪图享乐,不思收复失地的立场

比较成功的方法大致有三种：（1）借物达意从侧面借物表现本意如现代诗人谢觉哉《花港观鱼有感》中“鱼国群鳞乐有余,观鱼才觉我非鱼虞诈两忘欣共处,鱼犹如此况人乎”借鱼来抒发自己对社会的感慨（2）言用勿体前辈们谓作诗当言用,勿言体,则意深矣所谓“用”,就是本意和主体所产生的作用写出了作用,也就从侧面将本意和主体表现出来了,这也是宛转曲达的一种表现方式如清��袁枚《钓台》中“为念故人重,转觉天子轻”直奔主题,从侧面抒发了对严子陵的敬重,比“天子”还要重（3）直中含曲在古曲诗词中,有这种表现手法,描写直景,直抒胸臆,读起来却宛转有致,含蓄有味这种方式称之为直中含曲意即“心思已曲”苏东坡评陶渊明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正如王国维所说的：“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七、巧妙运用兴法是深化意境的“诀窍”

艺术构思是离不开想象的想象也可以说是“最杰出的艺术本领”要使诗词的主题得到升华,善于联想是至关重要的诗的意境,可谓是诗的灵魂古人说：“诗以意为主,以气为辅,词藻章句为兵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兴法就是其创作的一门“诀窍”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这里是说的艺术构思,即着手进行创作之前,定题、选材、布局、作法等一系列思维活动,进行这种艺术思维,不限于其闻目睹,可以直通古今,可以跨越四维

在兴法的运用中,具体可用以赋托兴,用比托兴手法,达到以虚化实,以无形为有形,起到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渲染气氛,烘托情感的作用这也称之谓“感情构化”之手法辛弃疾的诗句“明夜扁舟去,和月载离愁”,以及李清照的“载不动许多愁”都是通过以虚化实,化无形为有形,来构成诗中的“图画”以达到深化意境之目的

八、妙用动词是练就“诗眼”的主要手法

一首好的诗词,就要达到情景交融,即寓情于景或借景抒情、寓理于境或借境达理,使之产生情和景、意和境高度结合的艺术境界王国维说：“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在营造意境中,如何巧妙地运用好动词是很重要的

只要在诗句中把动词用得好、用的活,那么诗词展现的动态美和传神美就能跃然纸上

凡是历代好的诗词中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宋��徐俯的《春游湖》“春雨断桥人不渡,小舟撑出柳阴来”诗句中的“撑”字,就用得很妙一个“撑”字就活脱脱地把一片柳阴给烘托出来,小舟动了,柳阴活了!又如晋��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色,园柳变鸣禽”诗句,以“生”、“变”、“鸣”三个动词,竟把生机盎然的春景勾画出来了景、物、色、形全俱备,引人入胜蜀国人魏野的《陕州平陆县诗》中写道：“寒食花藏县,重阳菊绕湾一声离岸橹,数点别州山”诗中的“藏”、“绕”、“离”、“别”四个动词的联用,被宋沈括评为最惊喜的佳句

再看宋��周密《探芳讯��西泠春感》词中的最后一句“最消魂,一片斜阳恋柳”一个“恋”字,点出了作者对“春”的思念和深情,衬托了“消魂”的内在心绪,深化了全词的主题

特别是一首诗,只有寥寥几句所以,必须要简洁、明了,又有深厚的意蕴,那么,就要做到炼句、炼字在诗词创作中也叫练“诗眼”而巧妙地运用好动词,往往能达到很好的艺术效果许多“诗眼”也就是在动词中“炼”出来的

论王维诗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之融合/佛之鱼

王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享有了“诗佛”之称誉的诗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佛学理论修养非常精深，历史上很少有诗人能够企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能坚持较为严格的宗教实践，通过对禅门妙法的透彻参悟，深得禅家三昧，以至有些诗达到了“字字入禅”的境地。因此，按照禅宗“顿悟成佛”、“彻悟即佛”的说法，称王维为“诗中之佛”当是不过分的。

在王维生活的盛唐时代，中国佛学已经发展到了全面成熟的阶段。当时，不仅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华严与禅宗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王维与禅宗的关系当然最为密切，据其所撰的《请施庄为寺表》说，他的母亲“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疏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据考证，这位大照禅师就是神秀的嫡传高足弟子，北宗禅七祖普寂。开元十七年，未满三十的诗人正式拜在道光禅师门下“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这位道光禅师也是一位北宗中人。开元二十八年，王维在知南选的途中与南宗禅大师神会相遇于南阳临湍驿，这次会见，对王维影响极大，据《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记载：“于时王侍御（指王维）问和尚言：若为修道得解脱？答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王侍御惊愕云：大奇。曾闻大德，皆未有作如此说。乃为寇太守、张别驾、袁司马等曰：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寇太守云：此二大德（指神会与北宗禅僧惠澄）见解并不同。王侍御问和尚，何故得不同？答曰：今言不同者，为澄禅师要先修定以后，定后发慧，即知不然。今正共侍御语时，即定慧俱等。……王侍御问：作没时是定慧等？和尚答：言定者，体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学。”由于倾心服膺于南宗禅法，王维又应神会之请为禅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使之成为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而王维本人也成了唐代著名诗人中，“第一个出来吹捧南宗学说的人”。[2]

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境界，王维在诗中一再宣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饭覆釜山僧》）在孤独与寂寞中，他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知诸法性空的般若实相，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的山山水水，获得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就在这种禅境之中，宗教体验竟与审美体验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许多既富有哲理深意而又无比优美的艺术意境。

作为宗教实践、宗教体验而言，王维的“以寂为乐”、“知悟胜事”，是与禅观修习法门联系在一起的。全部佛学即包括戒、定、慧三学，修持者必须三学齐修，缺一不可。其中定学一门，多强调止观双修，即在修定之时，必须辅之以观想，方可达到目的。早期传入中国的安世高禅学倡导的多半是小乘禅观，主要在于观空、观苦、观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具体有修“不净观”、“数息观”等法门，如不净观想象众生身体各处的秽污不洁；数息观则闭目凝神，端坐不动，心如止水，默数自己的呼吸出入；还有修“四念处”禅观的，即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些禅观，由于有导致修行者悲观厌世，停息一切心识活动的倾向，所以被大乘禅学斥之为“沉空守寂”，非是至道。与小乘禅学不同，大乘禅观强调五蕴本空，六尘非有，真空妙有，实为不二。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便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3]中国佛学主要是沿着印度大乘一派发展的，所以在禅观方面也不主张一心唯作苦空观想，而是真有两边，双遮双照。如天台宗提出的“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三论宗提出的“八不中道”

《旧唐书·王维传》曾提到王维“退朝以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王维在自己的诗中也多次写到“闲居净坐”的乐趣。如：

竹径从初地，蓬峰出化城。窗中三楚尽，林上九江平。软草承趺坐，长松响梵声。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登辨觉寺》）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秋夜独坐》）

暮持筇竹杖，相待虎蹊头。催客闻山响，归房逐水流。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过感化寺》）

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

从上述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王维的“闲居净坐”一般都带有禅定禅观的目的，但在“净坐”之时，又并非枯寂息念，而是耳有所闻、眼有所见、心有所感、思有所悟的。当然，在更多的时候，王维的禅观修习并非采取净坐的方式，而是如南宗禅师们常说的“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永嘉玄觉《证道歌》）采取的是一种“山林优游禅”的修习方式，就在这种“境静林间独自游”（同上）的生活中，诗人既获得了“心法双忘性即真”（同上）的证语，也获得了无人干扰、心清境静的静美享受，一首首意境优美、含蕴深邃的山水诗也就在这种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的高度融合之中诞生了。

我们认为，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其所以能在王维这里得到高度融合，除了宗教体验本身就具有审美体验的内涵这一因素之外，还与王维本人对解脱方式的认识有关。他在《叹白发》诗中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又在《山中示弟》诗中说：“山林吾丧我。”而《饭覆釜山僧》诗更明确地说：“一悟寂为乐，此身闲有余。”可见他是有意将自己一生的烦恼痛苦消除泯灭于佛教这个精神王国和幽寂净静的山林自然境界之中的。换言之，空门、山林、寂静之乐就是他解脱烦恼痛苦的最好方式，这样，他就必然要通过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知道，无论在宗教体验还是审美体验中，主体都能获得一种解脱、自由、轻松、愉悦、和谐的感受，都能消除心中的矛盾、痛苦。禅悟这种中国特有的宗教体验的目的即是为了明心见性，而中国文人徜徉于大自然中优游山水之审美体验也往往是为了得到一种“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的“天人合一”的至高和洽之境界。所谓“明心见性”的“性”即是谢灵运曾经说过的“性灵真奥”，（见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引谢灵运语：“必求性灵之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在佛家而言，此性即是万物所共具的本体——真如佛性，因此，性即是真，见性也就是即真。那么，王维认为只有什么才是性，只有什么才是真呢？他说：“浮名寄缨佩，空性无羁鞅。”（《谒xuán＠①上人》）又说：“色声非彼妄，浮幻即吾真。”（《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也就是说，性者，即空也。虚空即是我性；真者，浮也，浮幻即是我心之真。总之，我之心性即是虚空不实的。王维这种认识无疑是符合佛教教义的。慧能《坛经》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空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4]又说：“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4]慧能认为，由于心性虚空，所以广大无边，因此一切世间万物皆可包容于内。而世间万物在其本性上也只是虚空。所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复如电，应作如是观”。[5]这就是所谓“诸法性空”、“万法皆空”。即无论物、我，无论内在之心性，还是外在之境象，在本体上都是虚空不实的。由此出发，禅宗认为，若要明心见性，体认自己性空之本体，必须“即事而真”，即通过内在之心性与外在之物境的契合交彻而获得一种对于“空”的证悟，这种证悟即是解脱，即是涅pá睿愧诰辰纭BR> 当诗人王维具备了“空性无羁鞅”、“浮幻即吾真”的认识之后，便自觉地去除因为执虚为实而带来的种种世俗缚累，“无羁鞅”的诗人在自然山水境界中常常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他是那样既无心而又有意地观照着自然界云生云起、花开花落种种纷纭变幻的色相，他说：“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青龙寺昙璧上人兄院集》）“寒空法云地，秋色净居天。”（《过卢员外宅看饭僧共题七韵》）外在的一切物境都是生灭无常的，而诗人的心性也是虚空无常的。概言之，变幻莫测，虚空无常既是诗人之真性，也是自然界万物之真性。在已复其真的诗人那里，即自然万物之真，便是见自然万物之性。所谓：

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木兰柴》）

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文杏馆》）

逶迤南端水，明灭青林端。（《北chá＠③》）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辛夷坞》）

大自然的一切都是那样清寂、静谧，既生灭无常但又充满生机，无牵无挂，无缚无碍，一任自然，自由兴作，诗人王维便正是通过这种即自然之真，悟自然之性理来回归自然的。在与大自然之真的融和契合之中，诗人感到了愉悦，也得到了解脱。然而，当他沉浸在那由彩翠、白云、青林、红萼组成的大自然境界中时，他能不感到美吗？何况佛教之色空观还一再强调要因色悟空，因空见色呢？可以说，不知大自然纷繁变幻的妙有之美，便不可能悟得世界万物虚幻无常的真空之理，因此，像王维这样一位有着对美的敏锐感受力的艺术家兼诗人，是应该比一般人更具备体悟佛理的灵心慧性的。当他徜徉在大自然境界中时，自己那“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虚空寂静而自由自在的空性便与“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程颢《偶成》）的自然山水有了亲密的契合，就在这朗然见物之性（变幻无常之性）与物之境（奇妙变化之境）的同时，也见出了我之性（性空无碍之性）与我之境（澄明如镜，虚空能含万法之境）。正因为“我”之性已去除了一切对于世俗妄念的执著，所以在已复其本真的诗人王维那里，当他与各得其所、自由兴作的自然万物相遇的时候，便能以己之性空之真去与万物生灭变幻之真相契合，此时诗人心中鸟飞鸟鸣，花开花落，一片化机，天真自露，与天地同流，与万物归一，诗人的生命存在便在此中得到了自由解脱，他的本真也在此澄明朗现。正因为“我”之境已去除了一切来自世俗浮华的遮蔽，所以它朗然澄澈如天地之鉴，一切万物可以在此光明晶洁的虚空中自由来往，万物得以历历朗现，它们变幻无时但又生生不息，虽虚空无常但又一任自然，诗人在清晰地感受着它们的同时，也在清晰地感受着自己。可以说，王维正是通过这种见物之性、物之境的审美体验，从而体悟自己内心中澄明敞亮、无挂无牵、无缚无累的自我之性的。按照佛教的说法，这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即事而真。诗人就在这种将自性、物性、佛性都融合到澄明寂静之美之特性的体验中，实现了解脱与超越，进入了涅pán＠②寂静的境界。

其次，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之所以能在王维的山水诗中得到融合统一，也是因为二者之间可以互为作用。就宗教体验而言，如前所述，佛教强调因色悟空，因空见色，尤其是大乘般若空宗所倡导的“实相禅”是以观照诸法性空的实相、体证真如佛性为究竟的。他们认为，观万物为空并不难，而应从空入假，即观真如本体虽空，但却依诸因缘而生起万法，故万象森罗，宛然是有。然此有并非真有，而是一种“无常”“无我”的幻有。而幻有虽不可执虚为实，但修行人却必须通过对“幻有”“假有”的观照，才能体悟万象“无常”“无我”虚幻不实的真性。这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3]真空妙有，一则为体，一则为用，修行人如果偏执任何一方，就不可能悟得真如佛法。

王维是深谙“真空妙有，无异无碍”之禅家三昧的。他说：“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所以他十分注意观有悟空，双遮双照。所谓“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摘露葵”，（《积雨辋川庄作》）“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终南别业》）就是他借对大自然物象的观照而得以进行宗教修习的一种体验。在他的不少山水诗中，也常常通过对自然景物的观照，表现出深邃精致的“色空一如”思想。如《木兰柴》：“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又如《北chá＠③》：“北chá＠③湖水北，杂树映朱阑。逶迤南端水，明灭青林端。”这两首诗都是眺望远景所作。我们可以看出，王维在观照景物时，特别注意对景物的光与色彩的捕捉，他正是通过夕照中的飞鸟、山岚和彩翠的明灭闪烁、瞬息变幻的奇妙景色的表现，通过对湖对岸青翠的树林后面，北chá＠③水波光如同一条银白色的缎带时隐时现、变幻不定的现象的描绘，来表达出事物都是刹那生灭、无常无我、虚幻不实的深深禅意的。与上述两诗表达出相同“色空”、“无常”思想的还有《华子冈》诗：“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这首诗则直接写出了诗人登上华子冈眺望远景的深沉感触：飞鸟向无尽头的天边飞去，只在转瞬之间就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仅留下一片绵延起伏的群山，在秋空下默默地无言地伫立。这一切令深知空寂禅理而又多愁善感的诗人惆怅万分，人生、世事难道不也是这样幻灭无常的吗？正如陈允吉先生在《唐音佛教辨思录》中指出的那样，王维的山水诗“的确是处心积虑，借助于艺术形象来寓托唯心主义的哲学思辨，在描绘自然美的生动画面中包含着禅理的意蕴”。[2]如前所述，王维作为一位具有音乐、绘画才能的艺术家，对于自然美有着远过常人的敏锐感受力，同样，他也常常利用这些艺术才能特别着力于对自然景物声、光、色、态的表现，通过自然物象在某一特定情况下所呈现出的种种变幻不定的色相显现，使“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理禅意得到了极为生动形象的演示。

如果说，王维的宗教体验常常必须借助审美体验才能实现，那么，当王维沉浸于山水自然境界进入极深层的审美体验的时候，这种审美体验也往往到达了宗教体验或哲学体验的层次。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一文中说：“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6]他还说，艺术境界是介于学术境界与哲学境界之间的。他认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受的模写，到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个层次。他引用冠九《都转心庵词序》中的话说：

是故词之为境也，空潭印月，上下一澈，屏知识也。清馨出尘，妙香远闻，参净因也。鸟鸣珠箔，群花自落，超圆觉也。

综合宗先生的种种说法，我们可以知道，人们对于宇宙、自然、人生种种色相美的体验只有深入到了宗教或哲学的层次，才能使自己所写的一切形象都具有了象征意味，才能借有限以表现无限，由对丰富复杂的色相描写到达最高最深的玄冥境界。试看王维的小诗：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文杏馆》）

这一切的一切，既是诗人片刻之间的审美体验，然而又担荷无边的深意，多么精致，多么深邃，这就是从刹那见永恒的超圆觉境界。“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禅既在刹那，又在永恒，变幻无常，生生不息，虚空中有妙有，妙有即是虚空，空寂中见流行，流行中见空寂，这究竟是审美体验还是宗教体验？究竟是艺术境界还是哲学境界？这就是禅，是“诗佛”王维将审美体验与宗教体验融合为一的最高艺术意境。宗白华先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的心灵深处而灿烂的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与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二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6]胡应麟说王维的辋川诸作“字字入禅”，读后使人“名言两忘，色相俱泯”。[7]王士祯说王维的五言绝句“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带经堂诗话》卷三）王维的这些山水小诗为什么能形成如此深邃玄冥的境界？因为诗人对山水自然美的体验已经进入佛教空幻寂灭义理层次了。歌德说：“在璀灿的反光里面我们把握到生命”，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就是说，当人觉悟到生命无常的时候，也就证悟到了自己的本性不过是虚空，由此而产生的对纷浮世事不粘不滞、无执无求的态度便是一种解脱，经由解脱而达到自由之后，人就彻底去蔽了，在澄明无蔽的境界中，人也就返回到了本真，获得了清净无染的自性，把握到了生命。所谓“一切生灭者，象征着永恒”，[7]在宇宙自然之中，无论是人是物，是一花一草，一鸟一石，还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时时处在生灭无常、变动不居中。无常便是事物的本质，刹那便是世界的永恒。王维诗中那时明时灭的彩翠，合而复开的绿萍，转瞬即逝的夕阳，若隐若现的湖水，都是诗人“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是诗家正法眼藏”（王船山语）[6]的杰作，是他对大自然的审美体验已经到达哲学层次或宗教层次的产物。在这样的艺术意境之中，理即是事，事即是理，一切都如同天珠交涉，互映互证，融彻贯注。这，就是璀灿的反光，在这种璀灿的反光里，人与物，事与理，无限的时间与无穷的空间，一切都在对刹那永恒这一本真之美的体验中高度融合统一了，而我们的诗人于其中所领悟到的也不仅是大自然的物态天趣，而是一种宇宙的哲理、生命的哲理了。

庄子在其《天道篇》中曾经说道：“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境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他在这里所讲的是“虚静纳物”、“澄怀观道”的问题。我们知道，主体在进入宗教体验或审美体验时，都必须摒弃尘念，清除浮躁，宁神息心，才能见性，才能见美。所谓“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司空图《诗品·冲淡》）只有当诗人心境极为淡泊、虚静的时候，才能可能对大自然最神奇而又最微妙的动人之美，有一种会心的感受与体悟。苏轼在写给参寥禅师的诗中说：“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今诗语妙，无厌空与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寄参廖师》）他认为，浮屠佛子之所以能写出绝妙的诗篇，其原因就是因为心如丘井，意绪淡泊，故才能“了群动”，才能“纳万境”，这也就是宗白华先生所说的“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如前所述，诗人只有在彻底去蔽的澄明敞亮的心境中，大自然的一切才能历历如在镜中朗现出它们本来生机活泼、自由兴作的飞跃生命，正如王维在诗中所写的那样：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过感化寺昙兴上人院》）

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

只有在“人闲”“夜静”“山空”时，诗人才能感受到月出鸟鸣，觉察到细小桂花的轻轻落地；只有在“夜坐空林寂”时，诗人才能感觉到“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由于心境之特别虚静，他甚至可以感受到阶下院中那青苔绿幽幽的颜色，正在静悄悄地向自己衣襟上爬来。如此奇妙得不可思议的幻觉通感，如果不是心境极其虚静的诗人，又有谁能做得到呢？这就是“静穆观照与飞跃生命构成的艺术二元”，而王维也正是在这种二元的艺术境界中与大自然和光同尘，从而获得寂静、圆满、和谐、自足的本真之性的。

如前所述，对大自然最深层次的审美体验即近乎宗教体验，反过来，我们可以说，像王维这样具有觉心、灵性、慧眼的诗人才能更好地进入到自然美的最深层之处，深入造化的核心，表现出自然物象最具魅力的神理。换言之，只有具备虚静淡泊之心性的诗人，才能对自然物象遗貌取神，创构出空灵清妙的意境。因为这种深层次的体验往往能使作者既不拘滞于对“我”的主观意念的表现，也不拘滞于对“物”之形貌的逼真刻划了。试比较王维与裴迪在《辋川集》中的同题唱和诗即可知道。如《文杏馆》，裴迪的诗是：“迢迢文杏馆，跻攀日已屡，南岭与北湖，前看复后顾。”王维的诗则是：“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又如《木兰柴》，裴迪的诗是：“苍苍落日里，鸟声乱溪水。缘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王维的诗是：“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再如《辛夷坞》，裴迪的诗是：“绿堤春草合，王孙自留玩。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王维的诗则是：“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裴迪的诗总是写自己在跻攀、缘路、留玩，看不到对自然物象深层的审美体验，而王维的诗虽然没有诗人自我形象、行为、主观意图甚至情感的表现，只有大自然物象本身声、光、色、态的纯然呈现，而物象之神理却因其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的深入细致而得以有极为清楚动人的表现。这一切当然也是因为其心境极为澄明空寂，所以才能使物色自映照于心而不必再着意去寻幽访胜了。苏轼在《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中说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是“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一篇神气都索然矣”。盖渊明也好，王维也好，他们都是自性圆满具足，无待无求，亦不着意之人，他们的精神已近乎庄子所说的“圣人”境界，因此心明如镜，览照万物，万物自现于心而无待其去望了。

综上所述，在王维的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之中，都包含有理性的愉悦与感性的满足的成分，诗人正是通过这二者的结合，获得解脱与自由，从而使生命得以超越的。因此，在王维那里，无论宗教体验还是审美体验，都包涵有生命体验之内涵。19世纪中叶，美国思想家梭罗为了体验自己真实无误的生命，曾告别城市，来到森林湖畔，寻求与大自然最亲密的结合。他认为人应该回归大自然，才是最高的善与美。我们认为，人的生命源泉就是来自大自然的生命，人虽然是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人也毕竟是大自然的产物，和大自然中所有的生命一样，在本体上是相同的。即无论天地也好，自然也好，人类也好，“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前赤壁赋》）生生不息，周而复始，不断变化而又实无有变，这就是宇宙自然中一切事物的法则。因此，人要体验自己的生命本真，必须与大自然有最深层的和谐契合。王维之所以在发掘自然美与表现自然美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就是因为他在其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的融合中，能以静穆的观照感受到宇宙万物与自己那清寂而又灵动的生命。因此，他诗中的山水景物表现，既构成了一种‘禅’的状态，也形成了极为优美深邃的意境，无论从哲学境界还是艺术境界而言，都达到了一个极灿烂极澄明的层次。

参考文献

[1]陈铁民．王维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鸠摩罗什．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译本[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4]郭朋．坛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鸠摩罗什．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译本[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6]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7]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王加睿

＠②原字为般下加木

＠③原字为土加宅

唐诗特点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样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是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采,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唐代的诗人___ 李白(701-762),字太白,晚年自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出生于当时唐安西大都护府所在的碎叶城(今吉尔斯坦境内)天才横溢,被誉为谪仙人其诗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气势雄浑瑰丽,风格豪迈潇洒,是盛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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