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gé),低绮(qǐ)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上片写中秋赏月,因月而引发出对天上仙境的奇想。起句奇崛异常,词人用李白“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诗意,用一问句把读者引入时间、空间这一带有哲理意味的广阔世界。词人的提问,似乎是在追溯明月的起源、宇宙的伊始,又好像是在赞叹中秋的美景、造化的巧妙。其中蕴涵了词人对明月的赞美和向往之情。作者之所以要化用李白诗意,一是李白的咏月诗流传甚广,二是苏轼经常以李白自比,这里也暗含此意。李诗语气比较舒缓,苏词改成设问句以后,便显得峭拔突兀。苏轼将青天作为朋友,把酒相问,显示了豪放的性格与不凡的气魄。“不知”二句承前设疑,引导读者对宇宙人生这一类大问题进行思考。“天上宫阙”承“明月”,“今夕是何年”承“几时有”,针线细密。继续设疑,也将对明月的赞美向往之情推进了一层。设问、思考而又不得其解,于是又产生了“我欲乘风归去”的遐想。李白被称为“谪仙”,苏轼也被人称之为“坡仙”。词人至此突发奇想,打算回到“天上”老家,一探这时空千古奥秘。苏轼生平自视甚高,以“谪仙”自居,所以他当然能御风回家,看看人间“今夕”又是天上的何年?仙境是否胜过人间?词人之所以有这种脱离人世、超越自然的奇想,一方面来自他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来自对现实人间的不满。人世间有如此多的不称心、不满意之事,迫使词人幻想摆脱这烦恼人世,到琼楼玉宇中去过逍遥自在的神仙生活。苏轼后来贬官到黄州,时时有类似的奇想,所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以及《前赤壁赋》描写自己在月下泛舟时那种飘然欲仙的感觉,皆产生于共同的思想基础。然而,在词中这仅仅是一种打算,未及展开,便被另一种相反的思想打断:“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两句急转直下,天上的“琼楼玉宇”虽然富丽堂皇,美好非凡,但那里高寒难耐,不可久居。
《海棠》
[宋]苏轼
东风袅袅泛崇光,
香雾霏霏月转廊。(亦作'香雾空濛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
故烧高烛照红妆。
这首诗写的是苏轼在花开时节与友人赏花时的所见。首句写白天的海棠,“泛崇光”指海棠的高洁美丽。第二句写夜间的海棠,作者创造了一个散发着香味、空空蒙蒙的、带着几分迷幻的境界。略显幽寂,与海棠自甘寂寞的性格相合。后两句用典故,深夜作者恐怕花睡去,不仅是把花比作人,也是把人比作花,为花着想,十分感人,表明了作者是一个性情中人。作者要烧红烛陪伴、呵护海棠,另一方面创造了一种气氛,让海棠振作精神,不致睡去。后两句极赋浪漫色彩。宋释惠洪《冷斋夜话》认为此诗“造语之工”“尽古今之变”,古人评价后两句“造语之奇,构思之巧”。
清代诗人查慎行说:“此诗极为俗口所赏,然非先生老境。”写此诗时,诗人虽已过不惑之年,但此诗却没有给人以颓唐、萎靡之气,从“东风”“崇光”“香雾”“高烛”“红妆”这些明丽的意象中我们分明可以感触到诗人的达观、潇洒的胸襟。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
他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他诗、词、散文里所表现的豪迈气象、旷达精神、独特风格以及丰富思想,表现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苏轼的诗词虽没有完全否认词的音乐功能,但是却有摆脱音乐性的趋势,他并不是不懂音律,也不是不能做为可歌的词,他的与人不同之处是为文学而作词,不完全是为歌唱而做词。这一转变是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生命的开始。诗庄词娟这是大家公认的诗词界限,苏轼却不遵守这正统理论和因袭的精神。他一扫旧习,而以清新雅正的词句、纵横奇异的气象,形成了他豪迈旷达的诗画词风。
他的诗词突破词家传统藩篱,以诗入词,不受音律束缚,扩大了词的范围,不拘一格,风格多样使词从花间樽前走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开创了豪迈词派。
最能表现他的风格的作品: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打旦,大醉做此篇,兼怀子由》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朗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
在前首词里,作者幻想琼楼玉宇的“高处不胜寒”,从而转向现实,对人间生活寄予热爱。后一首描写了赤壁战场的雄奇景色和周瑜、诸葛亮等英雄人物的形象,给人以壮丽的感觉,表达了他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和豪迈心情。
豪迈奔放的感情,坦率开朗的胸怀,浪漫旷达的精神,是苏诗苏词的主题基调。“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当日何人送临贺,至今有庙祀潮洲”等,体现他文章事业上的自信,使其能以豪迈旷达的态度对待政治上所受到的挫折。“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随缘自足的态度,又使他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好可爱之处,经常保持一种乐观开朗的襟怀。“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是诗人丰富的联想向好处向有成处生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诗人的比喻总是那么贴切而生动。所有这些,跟他自由挥洒的写作态度和变化不测的篇章结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苏诗苏词旷达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苏轼作品的浪漫主义与旷达精神,为后来很多在文艺上要求创新的人物所喜爱所推崇,至今仍有巨大的影响力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苏轼的词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在传统文论中,对苏轼词风格的认识往往以“豪放” 评之,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苏词体势高妙,时而慷慨豪放,时而清丽委婉,时而飘逸旷达,风格驳杂,虽他被尊为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苏词的婉约词风前人虽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几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咏物词是以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的某种具体事物作为吟咏对象。通对具体事物的歌咏,来表达词人的具体感受。托物言情本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随着词的发展,咏物也渐渐的被一些文人墨客溶入到词的写作之中。苏轼以前咏物词特点是所咏之物和创作主体之间处于游离状态,咏物仅仅只是咏物,没有将作者的情感、精神融入所咏之物,达到物我交融的状态。咏物是苏轼婉约词的主体之一,苏轼婉约词中的咏物的作品虽然并不多,却达到了达到物中有我,我中有物,咏物与寓意的高度融合的咏物词的极致。
是苏轼,因为他的山水诗在自然诗化的走向上表现出与前人迥然不同的总体倾向。这里所说的走出自然,是指苏轼的山水诗不再把山水当作体道之物,媚道之形,或看作是情感的载体,而是将自然化作了自己求诸内心的媒介,他既不像魏晋六朝的人那样站在自然之外,也不像唐人那样站在自然之中,而是站在了自然之上,艺术地把握了自然,使之成为自己求诸内心的工具。
青年时代的苏轼虽也写过一些与前人相近的模山范水之作,但在王安石变法后,其诗风就发生了变化,这里说的山水诗,主要指他1071年“补外”出任杭州通判以后,特别是迭遭贬谪时的山水诗。这些诗或是富有禅意,或是把儒、释、道三家融于一炉,并借禅宗的思维方式来表达他对人生的体味和感受。作为诗人的苏轼,不仅达到了“万象入我摩泥珠”的境界,还把自己的整个身心投射到山水自然之中,臻于“嗒然遗其身”的心物合一的化境。他用“智渡”的方式“返照”于自身,使自己的心灵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这些诗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借自然说禅,即从静态和动态的自然山水中感悟禅理,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描写自然景物的诗句和感悟禅理的诗句往往分开。如《百步洪》(《诗集》卷17第891页):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崄中得乐虽一快,何异水伯夸秋河。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哓哓师所呵。�
《百步洪》先用博喻的手法极力渲染了水流的湍急迅疾,以象征人生的短暂。后十四句则是说禅,尤其“君看岸边苍苔上,古来蒿眼如蜂窝”一联,形象而又精警地道出了多少舟人已逝,而流水依旧的禅理,并指出只要心无所在,上述的造物规律就无法成为生命的桎梏。这类诗在自然智慧化的走向上层次较浅,但已基本脱离了寄情于景的传统模式。
(二)、从自然中悟禅,即除眼观耳闻以外,尤其注重心灵的感受,表现在诗句中较少以议论的形式出现,往往以形象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行琼、儋间……》(《诗集》卷41第2246页)为突出代表:“四周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泳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末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全诗按心灵感悟顺序分为三个境界:先是执着生计,梗塞未通,然后是神与天谐,幡然悔悟,最后是对自己的彻悟进行审美体验。他对自己的合天音、诗语为一体的“妙声”深为赞美,因为它以审美的方式搭起了通向永恒的桥梁。《西湖绝句》(《诗集》卷48第2654页)也很典型:“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既是以禅意的眼光去审视自然,也是从自然中悟禅,双向交汇。该诗若只有后两句,美则美矣,但为死景,而前两句看似闲笔,实为诗的结穴之处,它激活了整个画面,顿悟之下,人的审美感受上升到一个鲜灵灵的层次。这类诗已比第一类深入了一步。
(三)、禅意与自然合一,心物合一。在这个层次中,往往很难分清哪是山水自然,哪是诗情禅意,二者冥然合一。山水自然,禅理诗情,互相融通,相互生发。山水自然完全成为心灵的外化,而心情意绪又以山水自然为形式,最终指向人的心灵。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选二)》(《诗集》卷7第339页):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
第一首由“黑云翻墨”而“忽吹散”,最终进入了“水如天”的澄明的心境,实是借自然的变化过程来喻说心灵的变化过程,禅意的显现过程与自然的变化过程相互生发,合二为一。第二首写“鱼鳖逐人”,“荷花”“无主”,实是无视外在客观事物的存在,归于心灵本位,至于“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非儒家随遇而安式的消解,而是“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出峡》,《诗集》卷1第44页)的任天而动的心灵的自由高蹈。它既是第一联的必然结果,也是第一联的形象的深化,使其不仅与“风动还是幡动”的禅宗公案联系起来,更使人感受到了人的心灵对山水自然的“决定作用”。再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诗集》卷9第430页):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绝不是一般的山水诗,而是以一颗无往而不在的禅心去体味自然,触处皆宜,无所不可,达到了“身与物化”的心物合一的境界。在这首诗中,分不清哪是山水自然,哪是心情意绪,其实根本就无需分辨,因为山水自然、诗意禅理、心情意绪三者都在审美的深处统一起来,山水自然早已不是外在的客观存在,也不是情感的载体,而是超度人的梯航。
可以说,苏轼的诗是借禅理来实现对自然的超越性的把握的。对诗中的禅意,诗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诗集》卷30第1616页)但他决没有潜身佛门,决没有进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的禅境,他深悟道家的“齐一万物”并由道入禅,但从未摆脱儒家的烙印,倒是更多地表现出“三教合一”的倾向。在一首短诗中,可看到三者的有趣的结合:“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仰观江摇山,俯视月在衣。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诗集》卷39第2103页)纵观全诗,老庄的隐逸思想溢于字里行间,而五、六两句又有禅宗体味自然时“瞬刻永恒”的意味。前四句却是师承《论语�6�1先进》“风乎舞雩,咏而归。”但这决非三者机械的拼凑,而是撷取了其精华,进行了多重超越。佛家走向内心否定人生,儒家走向社会忽视人生,道家走向自然简化人生。苏轼则是把佛教的走向内心当作探索人生的手段,把道家的走向自然化为丰富人生的契机,而对儒家的走向社会,他采取了“外涉世而中遗物”的做法,摒弃了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一面,使个体人格独立于社会,充分重视人的个体生命。对上述三者的超越,都仅仅围绕着心灵本位这一中心,指向了执着而又超越的审美人生。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论哪一类山水诗,都未将山水自然当作伦理道德的象征物,也没有把它作为主观情感的依托物,而是诗人求诸内心的媒介。苏轼没有像前代任何一位诗人那样,或是写景,或是抒情,甚至并不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只是以禅意的眼光去审视自然,从自然中脱身而出,获取了把握自然的自由。他在《超然台记》(《文集》卷11第351页)中说:“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则“物有以盖之矣”,“物非有大小,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他对待外物的态度是“游于物之外也”。这里的“物”,既指满足人的生理需要的外物,也指满足人的审美需要的外物。他既取得了居高临下的视角,也就能毫不费力地对外物进行整体把握,而不至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他“游于物外”,不为物滞,但又决非离物而去,他在《宝绘堂记》(《文集》卷11第356页)中说的一段话,正好与此相互参补。他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寓意于物”,是物为我用,我占主导,“留意于物”,是我为物役,物占主导。两种选择会引发两种不同的导向,苏轼选择了前一种。不论是“微物”还是“尤物”,他一概驱之以如椽的诗笔,使之“足以为乐”,使自己在追索外物的过程中得以发展。他的“游于物外”和“寓意于物”,正是走出自然的两翼,他借此实现对自然的升华和超越,并在更高的层次上复返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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