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文人是怎么做到不用脏字还能骂人的，有什么典故？

人有喜怒哀乐，文人当然也会有和人争执的时候。与我们吵架时的激烈的“粗鄙之语”相比，文人争吵时使用的语言武器要文雅诙谐得多，颇有些绵里藏针的意味。

沈昭狂瘦

晋朝时期，有一个人叫作沈昭略。这个人恃才傲物，非常的狂妄。他喜欢喝酒，经常耍酒疯。有一次他又喝醉了，拄着拐在路上走，正好看到王约了。他酒劲上来了，睁开眼睛盯着王约，说道：“你就是王约吧。你这个人怎么又肥又笨呢？”

王约心里不忿，随后反击说：“你就是沈昭略？你这个人怎么就又瘦又狂呢？”

沈昭略哈哈大笑：“说你笨你还不相信。我再瘦也比肥好，再狂也比笨好，怎么说都比你强啊！”

王融

还有一次，沈昭略到王僧佑家里做客。他看到王融也在，就指指点点，问王僧佑：“这个人是谁啊？怎么跑你这里来了？”王融心气颇高，对沈昭略说：“我是太阳，生长万物。你怎么会不知道我？”沈昭略轻描淡写地说：“不知道这件事，我还是吃蛤蜊吧。”王融随后反击：“物以类聚，人与群分。你在东海出生，确实应该和这些蛤蜊待在一块。”

王导

王葛交讥

晋朝的王导和诸葛恢是一对好朋友。有一天，他们两个插科打诨，就聊到了各自的家族姓氏。二人都是出自世家大族，都说自己的姓氏好，争论不休。

诸葛恢

当时他们两个人被称为“王葛”。王导就以此为根据说：“当然是‘王’好了，要不怎么别人都说‘王葛’，把王放在最前面呢？”诸葛恢闻言，灵机一动，反驳道：“人们还常说‘驴马’呢。难不成驴子的价值比马还要珍贵吗？”王导于是无言以对。

苏东坡

东坡巧对

苏轼在被贬到黄州的时候，认识了佛印和尚，两个人成为好朋友。有一天，他们两个人乘着小舟在江里游玩。苏轼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折扇上有苏轼亲自写的诗。佛印和尚朝苏轼要这把扇子。苏轼没多想，就递给佛印。佛印转头就把扇子丢进水里，笑着和苏东坡说：“水流东坡诗”。谐音“水流东坡尸。”和苏东坡开了个玩笑。

苏东坡与佛印和尚

苏东坡当然要反击，可是怎么想也对不上来。终于在船要靠岸的时候，苏东坡看到岸上有一只野狗在叼着骨头。他抚掌而笑，指着狗对佛印说：“狗啃河上骨。”谐音“狗啃和尚骨。”报一箭之仇。

曾国藩是温和的理学家，城府很深，克己的功夫一流。左是的一位学者，为人傲慢自大。他不愿意欺骗，他对生活的自然品质感到满意。两人一冷一热，一卑一卑，一个是“学而优则仕，外交常持和平”，一个是“御敌而战”。这两种类型完全相反，甚至有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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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在当时是很受人们器重的。潘祖荫甚至在奏折中引用民间说法，“天下无不离不开湖南，湖南离不开左唐宗。”可见，左在文人心目中的分量不轻。左三十八岁出山，曾国藩对他功不可没。他们的关系不浅。平定江南时，左率领楚军屡立奇功，军事上褒扬曾国藩，对后者帮助很大。曾国藩也多次表扬左，不断推荐他。

有一次，曾国藩视察各路军队，发现左的行军帐篷比较狭窄，就命后勤人员专门做了两个大帐篷，送给左，可谓贴心。但是他们的气质太不一样了。曾公阴柔，左公阳刚，两人处理各种事务的方式自然不同。曾巩喜欢慢工出细活，左贡喜欢快刀斩乱麻，所以他们经常敲锣打鼓。

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调侃左姓，甩出对联：“季子有才，与人不合。”左的字和姓镶嵌其中，融庄与庄于一体。既实用，又有表现力，略显朴实自然。建安学者左如何受得了这种“追赶”？他有点恼羞成怒，决心在气势上欺负对方，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他结盟：“诸侯大臣扶国，问伊拉克经济如何？”他还在开头和结尾嵌入了曾国藩的名和姓。两种语言的结合是绝对的。曾经，公开的措辞是戏谑而非谩骂，而左共同语则相当真实，各有千秋，所以打成了平手。

曾国藩与左的差距不是在他迁居江南的时候，而是在他攻破江宁之后。据曾国藩的追随者说，洪秀全的儿子洪已经死在乱军中，江南战事即将结束。然而没过多久，太平军的残部逃入湖州。左发现洪福庭仍然是军队的现任***，所以他偷偷向法院报告。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后，怀疑左别有用心，于是非常生气，而予以反驳，说左言过其实，有故意邀功之嫌。至此，闽浙总督左也不再是一盏省油的灯，岂肯无辜受责？他疏疏拉拉的自我辩护，夸下千言万语，怒气冲冲，指责曾国藩欺骗你和你的兄弟。这样一折腾，事情就闹大了，而且清廷在用人的时候，也不好判断谁对谁错，干脆就要传下圣旨来调解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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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左两大巨头公开反目，一些反派为了从中渔利，看好他们的斗争。所以和解者少，挑衅者多，一下子形成了互不相容的两个敌人基地。矛盾加深，死结越来越强。洪宣最终被江西巡抚沈葆桢所杀。这一刀狠狠砍下，太平天国起义结束了，但曾国藩与左的恩怨并未了结。

晚年曾国藩对人说：“‘诚’字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他居然骂我是恶霸，可我不能苦啊！”如果你不开心，如果你不开心，如果你真的要谈“精忠报国”，曾国藩就是

大学者王_运于同治十年游历于江淮之间。当年9月，他路过清江浦，在巡逻艇上遇到两江总督曾国藩。久别重逢，宾主相谈甚欢，一起看了七部剧，包括《王小二过年》。王_运猜测，“这部剧一定是nave订的。”曾国藩问他为什么看到。王_运说：“你刚开始的时候想唱歌。”曾国藩闻言哈哈大笑。俗话说“王小二过年，情况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组建湘军时，年年屡败屡战，尴尬不已，伤心不已。现在年纪大了，身心逐年衰退。因为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提哪壶不开提哪壶？趁曾国藩高兴的样子，建议他与左化干戈为玉帛，重修旧好。那只是一场误会，何苦长期媾和呢？曾国藩笑说：“他现在一百尺高，我怎么跟他说话？”其实曾国藩的心情是平静的，芥蒂全没了。可惜两人相隔甚远，无缘无故相遇。

曾国藩和左当时都是人，互相欣赏。左个性太强，犄角旮旯很广，锋芒毕露，对什么都不屑一顾。他把智慧给了公，即使心里很尊敬曾国藩，口头上也不肯说。是的，在左眼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推翻，只有曾国藩能和他相提并论。英雄孤独的极端形式是：对手的死比朋友的死更可悲。因为志趣相投的朋友还是可以交到很多朋友的，而敌对的对手却少之又少，有时甚至少到“天下英雄只许你我”，所以一旦对手死了，他的“剑”也就束之高阁，从此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眼里的光，心里的火也就暗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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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去世后，左在回忆他们早年的友谊时颇为悲伤。他在家书中说：“失去曾侯，我很难过。不仅现状堪忧，他们之间的友谊也很难。我已付了400金。”他还专门做了一副挽联，道出了自己的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智，耻不如傅园；若与金同心，若攻错石，则万劫不复。”说明两人早年的珍贵友谊，虽然中途搁浅，但并没有被抛弃和割断。

大致看着曾国藩和左的交情，我不禁为这位大人物感到悲哀。当对方地位高了，脸皮薄了，受了伤，那个“伤口”会很难愈合。让我们战斗吧。我们为什么而战？无非就是争个闲。曾国藩和左不可能不知道，每走一步都是山穷水尽，每退一步都是柳暗花明。你健康快乐固然好，但都是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等下去是永远的遗憾。等到其中一个人死了，再由另一个人用挽联和诗词来祭奠，说好坏。这个时候，高调和低调都很难得到明眼人的认同。

曾国藩与左的失之交臂成了千古遗憾。好在死后，逝者想起旧爱，做了一些补救，不算是苦涩的遗憾。北宋大臣韩琦和富弼都是名人。他们早年心心相印，凡事互相帮助。后来由于偶然政见不合，两人分手，互不往来。韩琦死了，富弼没有去吊唁，所以心肠很硬。告诉我，是不是官职越高，味道越淡？

有人认为，曾国藩与左的不和是默契的二重奏，左的当务之急是防止封锁，李鸿章的当务之急是海防。他们意见相左，势如水火，都是一样的老把戏。汉室礼仪高震主，要避免满清皇室的怀疑，必须善用屡试不爽的障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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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高看法很大程度上是猜测和臆测，其可靠性并不大。在t

他们各自的伟大都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俩活动在同一历史舞台之上，死于同一年，一前一后被请进先贤祠，棺木相距不过咫尺：世界上本来不应该有比他们更接近的人了，他们也应当是最亲密的战友。然而，众所周知，他们生前却是冤家对头，互相仇视，互相攻击，至死不息。

这也许是因为我住在日内瓦的缘故，使我老惦着这档事。这里处处有两位大师的遗迹：卢梭在这里刮刮入地，伏尔泰在这里安享晚年。有时翻翻两人的著作，常为他们思想的犀利和心胸的宽广而叫好，这时就又为他们的嫉恨和狭窄而叹息。我弄不清楚他们究竟为什么如此决绝地翻脸，也搞不懂又为什么他们偏偏要挤在日内瓦这么个小地方，以至应了冤家路窄的说法。于是总想借什么机会，一吐骨鲠为快。

本来他们都是以巴黎为主要活动舞台的，后来却都向往起日内瓦来了。也许巴黎和日内瓦代表了一个文化坐标中的两极。

早年在巴黎风光十足的伏尔泰，晚年在日内瓦大置房产（他也许是大文豪中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在生意场大获成功的人），定居下来，一住二十多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甚至把自己称作“瑞士人”。对这两个城市，他有自己的看法：“我一直觉得，25岁时人应当生活在巴黎，而50岁时要生活在日内瓦。”他没说为什么，但从以下的话中可略知其意：“我老了，病也多了，我的身体需要一个好医生，我的精神需要一个象日内瓦这样的社会环境。”巴黎朝气蓬勃，人才济济，明火执杖，是年青人打天下的地方；日内瓦则是世外桃源，净土一片，是暮年老骥沉思冥想的去处。

但伏尔泰这一住不要紧，却打破了另一个人的“海归”梦。这人便是卢梭。

比伏尔泰小18岁的卢梭在地理上的人生道路正与伏尔泰相反：他生于日内瓦，之后去法国。从小是孤儿的卢梭，反对加尔文主义，很年轻时便退出当时在日内瓦占统治地位的新教组织，而皈依天主教。由于对新教的叛逆，卢梭在日内瓦当政者眼里是一名异教徒，受到种种指责，最后被取消了公民权。于是卢梭十二岁时徒步流浪去法国，在巴黎自学成才并成名。

1754年卢梭回到日内瓦，在那里被当作文豪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当局撤消了以前对他所有的指责，当然不用说还恢复了他的公民权。日内瓦是个注重实际的地方。而卢梭似乎对他在日内瓦受到的待遇十分满意，自称“日内瓦公民”，住了很长时间。他本打算在日内瓦重新定居下来，但后来听说伏尔泰即将要搬到日内瓦来住，居然马上改变态度，带着家人又匆匆回到了巴黎。两人就是这样，从一开始成名，就保持着一种莫名的疏远和冷淡。

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是想打破两人难耐的互相沉默，1755年卢梭把他参加第戎科学院竞赛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寄给了伏尔泰。这篇在人类思想史上有地位的文章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人类的不平等是人类自身在社会化进程中造成的。这本来是启蒙时代思想丰收的硕果之一，与伏尔泰的理性精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出于难以揣摩的动机，收到书的伏尔泰却不打算作如是说。1755年8月30日，他就卢梭的这本新著给作者回信。回信的第一句话便是：“先生，我收到了您的反人类的新著，谨表感谢。”一下子就把问题定了性：反人类。但是好笑的是，他接着还要表示“感谢”，使这个句子显得相当古怪，相当别扭：既然是这么“反动”的书，何谢之有？

如果是为了表示礼貌，那也一般先说：收到您的新著，谨表感谢。然后再说：但这是一本反人类的书……现在的句子，把礼貌和抨击不加转折地揉合在一起，产生的是讽刺和幽默的效果，或者说，带有的是一种随随便便的风度。

这种讽刺，这种随便，在信的下文有着更充分的体现。伏尔泰接着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多的才智来让我们变得愚蠢；读您的大作让人想爬在地上四足行走。不过，由于我丢掉这个习惯已有六十多年，我遗憾地意识到要重操旧习在我是不可能的了……”

在伏尔泰看来，卢梭关于人类社会化带来的人性堕落的说法是要把人类拉回到史前野蛮时代去。卢梭的思想当然不是如此。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去对他们的哲理展开对比分析，因为伏尔泰的批评表现为一种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讥刺，与两人的深层思想没有太大的关系。聪明如伏尔泰，他是不会不知道卢梭决非他的敌人。我们在同一信中还可以看到伏尔泰对卢梭的关心：“我从夏比意先生那里得知，您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您应当回到您的故土，呼吸家乡的空气，享受自由，与我一起喝当地母牛产的奶，在大自然中悠然倘佯……”这应当说是很亲切的话。但是由于上下文的关系，让人感到这似乎是说：怪不得你的文章如此糟糕，因为你的身体很糟糕！

伏尔泰在这样随便说说笑笑，举重若轻，但收信人却没同样的心情。作为日内瓦人的卢梭，敏感而缺少幽默，不象法国人那样开朗。伏尔泰的这封信，本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对卢梭的心灵却是打击不小。他在给伏尔泰的回信里说：“现在轮到我来对你表示万分的感谢。我把我那本糟糕的书寄你，不是为了得到你如此的‘恭维’，而仅仅是把你当作自己阵营的首领而尽的义务和表达的尊敬……”语句充满讥刺，也满含委屈和痛苦。

两人没有寻找修复关系的愿望，反而在怨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756年伏尔泰发表长诗《关于里斯本灾难与自然法之诗》，卢梭觉得“报仇”的机会到了，发表了评论“关于天命的通信”，其中极力抨击伏尔泰诗中的“绝望”情绪。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部以后成为法国大革命圣经的著作，则被伏尔泰抨击为“非社会的”。可以想象，假如两人并非敌人，甚至是朋友的话，这样的评论是不会出现的。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在的哲学思想差异能够导致这种冲突。

假如说，这些还可以说是思想或学术上的争论的话，以下事情的表现就纯粹是闹着玩了：

有一次，日内瓦大剧院起火，伏尔泰写了篇匿名文章（《日内瓦战争》），揭发说火是卢梭放的，因为卢梭反对剧院文化。

而当日内瓦民众发起捐款为伏尔泰塑造铜像时，卢梭则寄去2个法朗，以示嘲笑。

在以后的对垒中，双方用词越愈尖刻，例如“大儒主义者”，“厌世者”，等等。伏尔泰于1764年匿名发表《公民的情感》一文，抨击卢梭将子女送入孤儿院的事。正是这篇东西促使卢梭动手写下了名垂后世的《忏悔录》。这算是两人争吵唯一的积极成果。我想，假如伏尔泰知道这样的结果，他也许不会写那篇文章的。

有趣的是，这两个大哲学家都是在对方的故乡——伏尔泰在日内瓦，卢梭在巴黎——对对方进行口诛笔伐的。卢梭称伏尔泰是个“流浪汉”，伏尔泰则说“我真怀疑巴黎文人是否真会欢迎这个外国人”。两人似乎都爱上了各自的住地，却忘记了那是对方的故乡！

1760年，卢梭给伏尔泰写了一封信，这也是他写给伏尔泰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他附在《忏悔录》里。信的第一段非常著名：“先生，我一点也不喜欢您，我是您的门徒，又是热烈的拥护者，您却给我造成了最痛心的苦难。日内瓦收留了您，您的报答便是断送了这个城市；我在我的同胞中极力为您捧场，您的报答便是挑拨离间：是您使我在自己的家乡无法立足，是您使我将客死他乡……”信是这样结束的：“总之，我恨您，这是您自找的……别了，先生。”

收到信后，伏尔泰不知作何答复，一直没有回信，但忍不住到处发泄。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收到卢梭一封长信，发觉他是越来越疯了，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更写到：“卢梭真是个大疯子，一个坏疯子。他想让人相信我在迫害他……”

这些话，卢梭的也好，伏尔泰的也好，今天看来，只能使人忍俊不禁，都不是什么值得分清是非的事。

但无论如何，伏尔泰与卢梭互相关注着对方，尽管是带着仇视的眼光。在某种意义上，两人之间的激战甚至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必要支柱。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与世长辞，他在遗嘱中说：“当我离开人间时，我热爱上帝，热爱我的朋友，也不嫉恨我的敌人。”卢梭当在他所不嫉恨的人中间吧？33天后（7月2日）卢梭在巴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也离开了人间。他们两人似乎不能单独在这世间上活着……

1791年，法国大革命进入高潮。路易十六乔装出逃，在边境露馅，被革命党逮捕，送入监狱。7月11日，革命党人把他们的精神领袖伏尔泰的灵柩请进先贤祠，作为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伟人供奉起来。连绵十几里长的送灵柩队伍故意在路易十六囚室窗口下经过，以进一步刺激这个即将上断头台的皇帝的神经。

三年后，1794年10月11日，按照法国国民公会作出的决议，卢梭也也被请进先贤祠，受到与伏尔泰同样的待遇。是日，成千上万的人在先贤祠前举行隆重仪式，然后把卢梭的灵柩安放在离伏尔泰墓地仅几尺之遥的地方。这并不是法国人的幽默，要把两个仇人放在一起让他们在天堂继续恶斗，而是人们根本不把他们的争论、他们的怨和仇当一回事。历史更把这场战争给抹去了。

《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多次来日内瓦，第一次是1845年，当时是他姐姐新婚，福楼拜家庭全体成员陪伴新婚夫妇去意大利旅行，回法国时，沿莱蒙湖走了一下，从巍维经洛桑，直至日内瓦。

关于这次旅行，福楼拜作了一些笔记，大部分是用极其简短的文字对所见事物作的印象主义式的记录。例如：

“洛桑风格沉重，好。——丑女人，缺乏风度。——不止一个。——目光交流（意大利杂货店女人）。

“尼翁（距日内瓦20公里的一个小镇）：安静，温柔的城市，是个养病的地方。”

在日内瓦，他继续用这样的笔调写了图书馆、博物馆等景点。但有两个地方，他却作了较为详细的激情洋溢的描写，它们是卢梭岛和伏尔泰故居，这两个敌对伟人的纪念之地。我节录如下：

“卢梭岛：晚上，当我进入那里时，人们正在演奏音乐。这是一些德国人，以一种舒坦的方式吹着铜管。他（卢梭）端坐在椅子上（指卢梭的雕像），纹丝不动，脑袋向前微倾，神态机智而又温和。——左面，几棵挺拔的杨树在风中微微的抖动。——他是多么爱音乐，这个可怜的让•雅克（卢梭的名字）。我思念着他，用我全部的灵魂思念着他……这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个灵魂！怎样的溶岩、怎样的冲击波！……帕蒂尔作的雕象真是太漂亮了，我都不敢肯定，是否它只是在我身上产生这样的效果。”

“伏尔泰故居：城堡（伏尔泰住在一个城堡式的房子里）位于小树林中间。透过细雨，树叶是淡绿式的。——小城堡只有一层楼，二个厢房，三个短楼梯，中间那个通向伏尔泰的工作室，从那里可以看到花园。……应当在那里关上一天，独自散步。凄凉、空旷，绿色的光线从窗口射入；我被一种陌生的忧伤感攫住，为这十八世纪充实的一生和明智的存在的逝去而感到遗憾。我想像着这个男人每天从客厅进入这间屋子，打开所有的窗门……接待我的是伏尔泰在世时的仆人，一个普通老头，似乎还沉浸在对他主人的回忆中。他曾为伏尔泰服务了5年，是他负责购买日常用品。‘你和他说过话吗？’‘啊，当然。先生，好几次。他是个干瘦的人，很瘦。’‘他好吗？’‘好，先生。但不能对他不服从。他脾气很大，经常发火，……他揪我们的耳朵，他揪了我好几次。但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很好，慷慨，但决不能忍受对他的不服从！’我用渴望的眼光盯着这老头，试图在他身上收集到伏尔泰留下的什么东西！”

福楼拜不会不知道两人的关系，但他在游记中只字未提这点，有的只是对他们的仰慕和思念，至于两人的恶斗似乎是不值一提的细末微节。法国人把他们俩都请进先贤祠，还让他们紧紧挨着，当源于同样的想法。

我理解人们对卢梭与伏尔泰关系的沉默：重要的是他们各自的伟大贡献，吵架毕竟是人之常情，无足轻重。但是，他们的恩怨真的一点启示也没有吗？我想还是有的，那就是：人类之间的仇恨，除了利益因素之外，很多是源于某种小小的东西：一句话，一个眼神，一种情绪，一种感觉，尽管细小微弱，一旦燃烧蔓延，足以把友情撕裂，把理性抛弃，直到使人疯狂，不可收拾的地步。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一个永恒的难题。伟人们尚且无法解决，何况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呢！人啊人，你就是这么一种任性而又危险的动物！

吐槽大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作为娱乐节目而言，确实可以博大家一乐，但是参与其中的明星真正被吐槽的点却不多，与其说是吐槽大会不如说是洗白大会。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节目组，毕竟一则是国家自有法度在，二则是明星也还是要脸的。

那么民国的文人相互吐槽起来是否也这样不痛不痒，还是说他们继承了菜市场大妈吵架的优良传统，毕竟文人相轻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跨越了历史的漫漫长河，千年以来一直兴盛不衰，连曹丕都感叹:"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一、陈西滢与鲁迅

鲁迅作为经常出现在教科书里的男人，文坛地位自然是一等一的。但同时也作为一个批判了整个国民的人，鲁迅那一身少年的锐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反而愈发强烈，这样就免不了对与自己一样的文人进行批判。鲁迅批过的人，可以列一份长长的名单：梁实秋、陈西滢、林语堂、叶灵凤、郭沫若、徐志摩、高长虹、胡适等，但其中能达到死对头级别的，恐怕就只有陈西滢了。

事情的起因，则要追述到大名鼎鼎的刘和珍女士。因为反抗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刘和珍女士在抗议北洋政府时被军警枪杀，另外鲁迅的同居对象许广平也被打伤，此举激起了全国上下的一致愤慨，像鲁迅这样的愤发青年，平时没事的时候都要批判一下，这个时候当然是要冲锋在前了，更何况还是自己的女人被打了。在冲锋的过程中，大家觉得只批判北洋政府还不过瘾，连带着把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杨荫榆女士也一同批判了，因为杨校长在示威过程中完全是站在北洋政府这边，还带领军警进入学校，导致里面坚守的女士被打死打伤。所以在这样的群情激奋下，自然而然地一致决定让她滚出女子师大。但这个时候，陈西滢出现了，作为一个几乎被西化的男人，理性就是他赖以生存的信条，所以在群情激奋的时候为杨校长说了几句话，觉得不单单是校长的错，学生也有错。同时，也讽刺驱逐杨校长的事件是浙江籍的人合伙搞出来的。

看到这个时候居然有人敢跳出来，鲁迅瞬间爆炸了，你是看不到我女人被打了还是怎么的，而且还污蔑我们浙江人抱团整人，居然这个时候帮北洋军阀的人来讲话，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话说你良心不会痛么！然后对着陈西滢就是一顿疯狂输出，虽然没过多久就被蔡元培调解了，但是两个人的梁子是越结越深了，以至于后来又因为陈西滢的老婆凌叔华涉嫌抄袭的事而再次发作。这次疯狂输出的是陈西滢，讽刺鲁迅抄袭日本作家。

这下是真的刺痛了鲁迅的神经，所以双方的骂战也在不断升级，你说我抄袭，我说你文章烂，你说我履历有污点，我说你人品有瑕疵，吵到最后大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终于由胡适出面调停了，但此时的两个人已经是彻头彻尾的仇人了，双方老死不相往来，也不知道他们在梦中，是否已将对方手刃多次。

二、章太炎与康有为

我只能说，跟这两位比起来，楼上那两位的脾气就算是和风细雨了。章太炎的狂，大概是大到了宇宙所装不下的狂。一介文人，就敢把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当猴耍，也就是袁大总统脾气好，否则估计章大师坟头的草得蹦着迪地往上长。所以，这位大师能瞧得上谁？基本上是见一个骂一个，就没有能入得了章大师法眼的。

世界如此有趣，装X不会孤独。跟章大师一样，康有为先生也是对自己极度自信的一个人，号称：南海康圣人。自认为比孔子还厉害，教出了一群可以超越颜回（孔子的学生）的弟子，办了一份报纸，没事干就喜欢写文章夸自己，直到他们的报纸请来了章大师主笔。

只能说康圣人还是不太了解章大师，居然敢让章大师来近距离接触自己。章大师给过谁面子，上来就是一顿痛批，嘲笑康圣人算干嘛的，也就配给孔子去擦地，康圣人哪咽得下这口气，就让徒弟去主笔，对着章大师一顿狂批，但章大师也就笑了笑:"你徒弟还不配给爷擦地！"

眼看写文章骂不过章大师，于是康圣人的徒弟们一起冲进了报馆，对着章大师就是一顿揍，据说揍人的里面还有梁启超。章大师虽然狂，但动手还是不行，最后被揍了个鼻青脸肿，连忙逃出了报馆，毕竟相较于袁大总统这样的文明人，康圣人确实直接了一点，功夫再高，也怕菜刀，所以最后章大师连上海也不敢待了，灰溜溜地去了其他地方。

三、张爱玲、冰心与林徽因

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上面的三个女人就构成了一条鄙视链。张爱玲瞧不起冰心，冰心瞧不起林徽因，林徽因没有瞧不起谁，只因为她的世界太过精彩，没时间去活在凡尘。

不过她们之间鄙视的原因也是不尽相同，张爱玲觉得冰心太丑，冰心觉得林徽因太脏。张爱玲觉得冰心丑人多作怪，明明很丑却觉得自己很美，写出来的文章矫揉造作，看到有种想吐的感觉。冰心觉得林徽因私生活太乱，一点也不守妇道，总是徘徊在各个男人之间，跟交际花一样，看到有种想吐的感觉。

不过仔细看一看，好像被鄙视的只有冰心，因为长得丑，所以被张爱玲鄙视。因为长得丑，所以被林徽因无视。颜值即正义，即使是在民国，似乎也是真理，不过女人之间的相轻，没有文章的刀光剑影，也没有挥舞着拳头的血雨腥风，有的只是茶余的谈资，以及那一句：贱人就是矫情。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华山论剑，毕竟，与天斗，与地斗，都不如与人斗，与人斗真的是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