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演员李崇霄：娶德国妻子一度闹矛盾，而今乐做家庭妇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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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崇霄成名已久，因主演《马文的战争》《我的青春谁做主》《李春天的春天》《谁来伺候妈》《夜幕下的哈尔滨》《妯娌的三国时代》《老爸的筒子楼》等影视剧，红遍大江南北。尤其是他在《老牛家的战争》中塑造的“牛志文”，更是成为影视剧人物画廊中的经典角色。

李崇霄曾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后改行拍戏。他的妻子茵娜是德国人，夫妻俩育有混血女儿李诗颖。

李崇霄爱家庭，爱妻子，爱女儿，是一位自得其乐的家庭妇男……

李崇霄1971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李崇霄上面有两个哥哥，其中有一个是著名画家。

小时候父母因工作忙，将李崇霄交给农村的爷爷奶奶照顾。他是一个内心世界丰富的孩子，经常蹲在院子里与小虫说话，坐在树荫下看连环画。

那时李崇霄前后左右都是淳朴的农民，长期置身这样的环境中，李崇霄也养成了朴实、低调、善良的性格。

身高180米的李崇霄，长相帅气，中学时代就是一位养眼的帅哥。1988年，李崇霄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4年后他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北京电视台，担任一档生活类节目的主持人。

这在李崇霄老家引起轰动，亲友都羡慕李家父母，说他们生了个好儿子。李家父母也觉得儿子进电视台当主持人，是一件很长脸的事。

然而，李崇霄在北京电视台工作得并不快乐，他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而台里的条条框框很多。况且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李崇霄不知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事，就让别人不高兴了，这让他压抑而纠结。

工作之余，李崇霄在几部影视剧中扮演小角色，这打开了他人生的另一扇大门。他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你到底是喜欢做主持人还是倾向于演戏？”每次都有一个声音，在心里大声地告诉李崇霄：“我要当演员！”

1994年，李崇霄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就从北京电视台辞职了。当他拎着行李箱回到唐山老家时，父母问他在家里住几天，李崇霄说：“我现在自由了，想住多久住多久。”父母没明白李崇霄的意思，他这才说出自己辞职的事。

虽然父母没有批评他，但李崇霄看出他们心里很难过，一连数晚彻夜难眠。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草率地辞去主持人工作，其实对父母伤害挺大的。

一个星期后，李崇霄要回北京了。父母问他：“你将来干什么呀？”李崇霄说自己要当演员，父母红着眼眶将他送出门：“孩子，要是外面很难混，你就回唐山吧，咱在这边再找个工作。”那一刻，李崇霄想哭。

回到北京后，李崇霄接拍了李劲松执导的影片《烟雨长河》。可拍完这部戏后，他又陷入无戏可拍的境地。

李崇霄开始四处找戏拍，然而当时全国出品的影视剧数量有限，加上李崇霄不是表演科班出身，他的演艺之路走得很艰难。

试戏屡次碰壁，有时接的小配角都被临时替换，饿了一天只吃一顿饭等等酸甜苦辣，他都经历过。

为了省钱，他与人合租过房子，又住过地下室和平房，买一袋馒头挂在墙上也要算计着吃。为不让父母担忧，李崇霄从来报喜不报忧，这条路是他自己选择的，再难也要走下去。

1995年春节，李崇霄回唐山过年，他身上的毛衣破了，也舍不得扔。担心父母看见了难过，晚上睡觉时他就将毛衣塞在枕头底下。

一天早晨醒来，李崇霄睁开眼，发现母亲正抱着他的破毛衣掉眼泪。李崇霄尴尬地说：“妈，我准备穿两天就将这件毛衣扔掉，再买新的。”母亲没说话。当天下午，母亲给李崇霄买回一件崭新毛衣，那一刻他流泪了。

那几年里，李崇霄每年只接拍一部影视剧，挣的钱根本养不活自己。于是他给影视剧配音，还去婚庆公司主持婚礼，勉强能在北京生存下来。

1998年春天，李崇霄在北京西城区打出租车时，认识了德国女孩茵娜。她比李崇霄小1岁，出生于德国南部城市法兰克福，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音乐戏剧学院表演系，在德国也是一名演员，现在德国驻北京的使馆工作。

李崇霄喜欢茵娜活泼开朗、热情奔放的性格，茵娜欣赏李崇霄的帅气和才华，两人相爱了。李崇霄告诉她：“我现在是一个穷小子，在北京没房没车没存款，演艺事业也没什么起色。”茵娜说：“这些我都不在乎，我也能养活自己。”

李崇霄的父母不支持儿子找一个外国女孩，觉得跨国婚姻不牢靠。但李崇霄与茵娜感情很好，父母不忍做棒打鸳鸯的事。

1999年，李崇霄与茵娜在北京裸婚，婚房是租来的。2000年，混血女儿李诗颖降生了。做了妈妈后，茵娜辞去了使馆工作，回归家庭做全职主妇，李崇霄独自承担养家的重任。

因为戏约不多，片酬也不高，李崇霄靠拍戏根本养不活自己和家人，他便找其他活干。他经常给影视剧配音到凌晨，回到家时天就亮了。

经他辛苦打拼，小家庭总算正常运转起来了。2002年，李崇霄接拍赵宝刚执导的海岩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开始在影视圈崭露头角。

紧接着，他又主演了海岩剧《平淡生活》《婚前四周半》《人大主任》《十月怀胎》等多部影视剧，靠拍戏能够养家了。

刚开始，李崇霄不会说德语，茵娜不会说中文，两人只能用蹩脚的英语交流，经常词不达意，闹出了很多误会和笑话。

为了夫妻俩能够正常交流，做了妈妈后，茵娜参加了一个中文培训班。仅半年时间，她就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了。而李崇霄觉得德语太难学，至今只能说几句简单的问候语。

女儿刚出生那几年，李崇霄与茵娜因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经常发生磕绊。有时逢年过节回唐山老家，夫妻俩在北京吵过架，回老家也不说话。

母亲教育李崇霄：“你是男人，要宽容些，多担当些。茵娜一个人远离家乡和父母，在北京生活不容易，你要多体谅她。”

母亲这番话，勾起了李崇霄的伤感。是呀，妻子与自己结婚后，将大使馆的工作也辞掉了，一年只回一次德国。其实在这场婚姻里，她失去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自己理应对她多一份包容和体谅。

这样一想，李崇霄心里很是愧疚。从那以后，他将自己身上的棱角磨平，开始包容迁就茵娜。茵娜有时心情不好闹情绪，李崇霄总是耐心细致地开导她，而不与她针锋相对，两人的跨国婚姻渐入佳境。

后方稳固了，婚姻和谐了，激发了李崇霄的责任和动力。自从2007年主演《夜幕下的哈尔滨》后，李崇霄的演艺事业驶入快车道。

此后几年间，他相继主演了《五星大饭店》《马文的战争》《我的青春谁做主》《命运》《战火中青春》《老牛家的战争》《潜龙行动》《李春天的春天》《谁来伺候妈》《最后一枪》《老爸的筒子楼》《妯娌的三国时代》《深海利剑》等众多热播剧，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男星。

成名后的李崇霄，依然低调朴实。而茵娜在磨合中，也越来越适应中国式婚姻，不少做法和想法与中国妻子一模一样。

李崇霄是少见的好父亲，不想错过女儿的成长。因此不拍戏的时候，他就在家里陪女儿。每个周末，他都会陪女儿去书店买书，带她看**。

女儿有时带一帮同学来家里玩，李崇霄就扎进厨房给他们做饭。女儿和孩子们最爱吃油焖大虾，这道菜弄起来比较麻烦，但李崇霄不让妻子插手，一个人就能做出一大盆色香味俱全的油焖大虾。

李崇霄还会在女儿作业本上写批语，有时他忙不过来，茵娜就替他给女儿的作业写批语。

李崇霄也是一位好丈夫，每年再忙，他也要陪茵娜回一趟德国。茵娜的父亲已去世，母亲退休前是小学老师，一个人在法兰克福生活。

每次去德国前，李崇霄都要精心给岳母挑选礼物，还两次接她来北京 旅游 。

父母在唐山跟着大儿子生活，李崇霄每次回老家看望父母时，茵娜都会给公婆买吃的穿的，她还会用唐山话跟公婆交流。茵娜与妯娌相处得也很融洽，从未闹过矛盾。

虽是明星，但李崇霄不高调不张扬，他已经20年没去过酒吧了，平时在家里看书、健身，给妻女做饭，开车带她们去北京周边短途游。

李崇霄在家里养了几百只鸟，他经常带着妻子和女儿给鸟儿洗澡、喂食，忙得不亦乐乎。他还托朋友从台北运回一株咖啡树，将它移植在家里，一家人经常给咖啡树剪枝条。咖啡树结豆后，李崇霄还会采摘咖啡豆，给妻女磨咖啡。

李崇霄最爱吃的是炸酱面，一个星期吃5天也不厌烦。在他影响下，妻子和女儿也爱上了炸酱面。

好朋友宋丹丹对李崇霄赞不绝口，称他是模范男人，是演艺圈里少见的好丈夫好父亲。有人说李崇霄是家庭妇男，他不仅不生气，反而说：“当家庭妇男没什么不好，心里挺充实的。”

是呀，李崇霄所做的这一切，其实就是在用心经营、呵护跨国婚姻。与李崇霄同时期结婚，或比他后结婚的，很多跨国婚姻都破裂了。而李崇霄与茵娜的婚姻已走过了22个年头，却始终这边风景独好！

值得一提的是，李崇霄的女儿今年已21岁了，这位混血姑娘不仅美若天仙，身材高挑，而且品学兼优。2017年，李诗颖签约北京一家艺人公司，开始进军演艺圈，至今已为多个 时尚 品牌代言，还参演了**《我们永不言弃》。

早在2014年，李诗颖作为国际联队选手参加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女儿的优秀，反过来滋润了李崇霄与妻子的跨国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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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看过《家有儿女》吧，是不是感觉很有意思呢。最近，我看了一本书，也同样有趣，不过故事里讲的是德国的一对**弟之间发生的一些趣事儿，它的书名叫《我和**姐克拉拉》。

《我和**姐克拉拉》讲的是一对姐弟俩在许多场合闹出了一些笑话。**姐克拉拉脑袋里成天装着许多想法，她也很调皮，经常会出一些坏点子来捉弄弟弟。而弟弟呢，天真可爱，他总是姐姐的小跟班，因为没有主意，老是上姐姐的当。

这本书精彩的地方有很多。有一次，爸爸、妈妈出门了，恰巧外面打着雷，弟弟害怕极了，如果真是有强盗来了，该怎么办呢，于是姐姐在门上挂了一桶水，以防万一。就这样姐弟俩安心地进入了梦乡。结果呢，强盗倒没来，倒是他们可怜的爸爸莫名其妙地浇了一身水，头上还被扣上了一个水桶。哎！你说这是不是弄巧成拙呢。

《我和**姐克拉拉》带给了我许多欢乐，其中许多的情节还会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是一本很风趣的课外读物，故事很贴近生活，在整个的阅读过程中，总能让我不时的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同时也拉近了与孩子间的距离，能够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看完这本书后，就能完全理解孩子们的心理，他们有时也肯定会难免会做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来。所以，大人们看了，也就会更了解孩子的心，会对孩子们有时无心惹下的过错，宽容一笑了！

我和**姐克拉拉读后感300字

《我和**姐克拉拉》是一本很有趣的书，是由德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迪米特尔。茵可夫写作的，主要讲了”我“和**姐克拉拉的故事：

”我“和克拉拉是两个调皮可爱善良的孩子：他们答应妈妈不碰那招待客人的蛋糕，可后来却在克拉拉”古怪“的借口下，把蛋糕肯成了妈妈口中的一堆破玩意；顽皮的他们还把被单绞两个洞顶在头上装神弄鬼；还有那个天大的秘密，真是太异想天开了，他们总是能很认真地把我们逗乐；想帮爸爸妈妈擦皮鞋，却让小猫，小狗坏了事，弄得满屋子鞋油；克拉拉冒充理发师给”我“”理发“，结果可想而知，”我“的头发像被割过的草地，乱七八糟。同时他们又是懂事，慷慨，乐于助人又很聪明的孩子。托尼叔叔每天都会给他们每人一个欧元，有一天，托尼叔叔没钱了，他俩把储蓄了好久的钱全部给了托尼叔叔，这就能让孩子们又懂得一个道理：在接受别人的帮助后，同样的去帮助其他人；当有一天他们想做件好事的时候却把爸妈的新鞋和外套给捐了出去，其实他们的想法没错，为什么应该把旧的东西捐出去？新的就不可以捐吗？天真却真实，也让我们大人懂了一些道理；还有那聪明极了的克拉拉，不仅解决了让她妈妈头痛的推销员，还让推销员把房间打扫的干干净净却不花一分钱，她用自己的智慧赢得了一举两得的办法，这点真是让人佩服啊。还有很多很多，故事里他们俩总是精力充沛，他们调皮却不任性，爱财但不吝啬。他们是非常可爱、善良、有爱心、爱思考的好孩子。

说实话，不可能了。。。一二战时期那时候人类发展的都比较落后，还没有进入信息时代，不管是获取国际上的信息各方面都比较困难，而且那时候世界上的国家能自己自给自足都不错了，所以一般不会主动挑起战争，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时候的德国才有机会崛起，一战过后各家都在恢复元气的时候希特勒出现了，如果希特勒不是法西斯的话他一定是世界历史都响当当的总统，一战德国也损失惨重，但是希特勒一上台短短不过数十年的时间，德国经济恢复迅速，制造业工业水平更是提高到了顶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才能两次发起世界战争。但是现在根本不可能，且不说美国在德国驻军不比日本少，因为现在信息太发达了，你想干什么每个国家都监视着一举一动，你想往战争这些方面发展根本不可能。。。不在是以前那个十几年代二三十年代的时候每个国家都不是太富裕，而且获取国际信息也比较吃力。。一二战的另一面来看确实让人类在二三十年以内发展迅速超过以前任何时期，因为战争来临，各个国家研究出了各种战斗型装备和各种高科技设备，在美苏冷战期间更是带动了世界各国发展的积极性，这才能使得人类进入到二十一世纪这个信息化高科技时代，如果那时候只是打完一战就不打了，我真不敢想象现在世界格局是怎么样，但是我至少知道的是，肯定没现在这么发达，顶多也就达到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因为没了二战的刺激，没了冷战的刺激，没了各种战争的刺激。。

　　总结巴西失败的原因：

　　1，缺乏创造性。早在5月份邓加确定巴西队参加世界杯比赛名单的时候他就表明，他需要的是一名能够进球的中场球员。但在巴西队的大名单中，8名中场球员都是偏防守型的，都是没有创造性的球员；只有卡卡是进攻型中场，也就是说卡卡没有替补，反而阿尔维斯几乎每场比赛都踢中场的位置，埃拉诺的受伤更是让卡卡没有了帮手。

　　2，没有控制力。巴西队最后场上只有10人，最终输掉了比赛，巴西球员显示出心理上的失衡。连罗比尼奥都要去与荷兰球员吵架了，队长卢西奥没有作出一个动作示意大家要冷静，以前打过世界杯的卡卡和吉·席尔瓦同样对巴西队的不冷静视而不见。场上没有一名巴西人有能力引导其他球员，让其他球员冷静，或是起到领导核心的作用，就像邓加当年那样的。

　　3，世界上最好的防守？在与其他弱队比赛时，巴西队确实显示出他们后防线上的优势，但是真正遇到决定性的比赛时就不行了。说朱里奥·塞萨尔是“世界上最好的守门员”，费利佩·梅洛却在他的配合下帮助荷兰队得了第一分；而第二个球，斯内德1米70的个子，头球都不用跳起就能进球。

　　4，梅洛的脾气。费利佩·梅洛的红牌无论是谁都不能说他是冤枉的。他应该知道，他的做法将会对后面的比赛造成什么影响，这是一场关键性的比赛啊！他在小组赛与葡萄牙队的比赛中脾气就上来了，撞了此前侵犯他的佩佩，但那次他只得到黄牌。在与荷兰队比赛时，而且还是巴西1：2落后时，他对罗本的那脚蹬踏直接得到了红牌。

　　5，只有半个卡卡。一般情况下，一支队伍中穿10号球衣的肯定是最关键的球员。邓加把全部筹码都押在卡卡身上，他坚信卡卡是这届世界杯的主角；但卡卡在准备阶段一直未从伤病中恢复，在世界杯比赛中从来没有找到最佳状态；虽然他共有三次助攻，但整体表现让人失望。对荷兰一场一脚射门被扑出外，还浪费了2次关键机会。

　　6，邓加主义。主教练邓加违背了巴西足球的传统，阐述他自己的哲学。他认为位置最重要，批评个人主义，摒弃艺术足球，提倡实用，只注重结果。在这次南非世界杯上，巴西队很少踢出优美的足球，也没能让球迷看到最终的胜利。

　　7，没有精神支持的球队。球迷狂热和过于开放，是人们认为巴西2006年德国世界杯失利的主要原因。这次邓加选择了封闭一切的做法，媒体成为邓加的敌人，即使是球员的双亲也不能到南非观战，让国家队完全在一个孤岛上；他们在一个平行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交点。

　　唉！巴西把运气留给4年后吧、、、

　　德国输给西班牙，那是实力不济，西班牙可是欧洲杯的冠军，从他们的控球率就能看出实力来了。

　　他们各自的伟大都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俩活动在同一历史舞台之上，死于同一年，一前一后被请进先贤祠，棺木相距不过咫尺：世界上本来不应该有比他们更接近的人了，他们也应当是最亲密的战友。然而，众所周知，他们生前却是冤家对头，互相仇视，互相攻击，至死不息。

　　这也许是因为我住在日内瓦的缘故，使我老惦着这档事。这里处处有两位大师的遗迹：卢梭在这里刮刮入地，伏尔泰在这里安享晚年。有时翻翻两人的著作，常为他们思想的犀利和心胸的宽广而叫好，这时就又为他们的嫉恨和狭窄而叹息。我弄不清楚他们究竟为什么如此决绝地翻脸，也搞不懂又为什么他们偏偏要挤在日内瓦这么个小地方，以至应了冤家路窄的说法。于是总想借什么机会，一吐骨鲠为快。

　　本来他们都是以巴黎为主要活动舞台的，后来却都向往起日内瓦来了。也许巴黎和日内瓦代表了一个文化坐标中的两极。

　　早年在巴黎风光十足的伏尔泰，晚年在日内瓦大置房产（他也许是大文豪中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在生意场大获成功的人），定居下来，一住二十多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甚至把自己称作“瑞士人”。对这两个城市，他有自己的看法：“我一直觉得，25岁时人应当生活在巴黎，而50岁时要生活在日内瓦。”他没说为什么，但从以下的话中可略知其意：“我老了，病也多了，我的身体需要一个好医生，我的精神需要一个象日内瓦这样的社会环境。”巴黎朝气蓬勃，人才济济，明火执杖，是年青人打天下的地方；日内瓦则是世外桃源，净土一片，是暮年老骥沉思冥想的去处。

　　但伏尔泰这一住不要紧，却打破了另一个人的“海归”梦。这人便是卢梭。

　　比伏尔泰小18岁的卢梭在地理上的人生道路正与伏尔泰相反：他生于日内瓦，之后去法国。从小是孤儿的卢梭，反对加尔文主义，很年轻时便退出当时在日内瓦占统治地位的新教组织，而皈依天主教。由于对新教的叛逆，卢梭在日内瓦当政者眼里是一名异教徒，受到种种指责，最后被取消了公民权。于是卢梭十二岁时徒步流浪去法国，在巴黎自学成才并成名。

　　1754年卢梭回到日内瓦，在那里被当作文豪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当局撤消了以前对他所有的指责，当然不用说还恢复了他的公民权。日内瓦是个注重实际的地方。而卢梭似乎对他在日内瓦受到的待遇十分满意，自称“日内瓦公民”，住了很长时间。他本打算在日内瓦重新定居下来，但后来听说伏尔泰即将要搬到日内瓦来住，居然马上改变态度，带着家人又匆匆回到了巴黎。两人就是这样，从一开始成名，就保持着一种莫名的疏远和冷淡。

　　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是想打破两人难耐的互相沉默，1755年卢梭把他参加第戎科学院竞赛的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寄给了伏尔泰。这篇在人类思想史上有地位的文章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人类的不平等是人类自身在社会化进程中造成的。这本来是启蒙时代思想丰收的硕果之一，与伏尔泰的理性精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出于难以揣摩的动机，收到书的伏尔泰却不打算作如是说。1755年8月30日，他就卢梭的这本新著给作者回信。回信的第一句话便是：“先生，我收到了您的反人类的新著，谨表感谢。”一下子就把问题定了性：反人类。但是好笑的是，他接着还要表示“感谢”，使这个句子显得相当古怪，相当别扭：既然是这么“反动”的书，何谢之有？

　　如果是为了表示礼貌，那也一般先说：收到您的新著，谨表感谢。然后再说：但这是一本反人类的书……现在的句子，把礼貌和抨击不加转折地揉合在一起，产生的是讽刺和幽默的效果，或者说，带有的是一种随随便便的风度。

　　这种讽刺，这种随便，在信的下文有着更充分的体现。伏尔泰接着这样写道：“从来没有人用这么多的才智来让我们变得愚蠢；读您的大作让人想爬在地上四足行走。不过，由于我丢掉这个习惯已有六十多年，我遗憾地意识到要重操旧习在我是不可能的了……”

　　在伏尔泰看来，卢梭关于人类社会化带来的人性堕落的说法是要把人类拉回到史前野蛮时代去。卢梭的思想当然不是如此。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去对他们的哲理展开对比分析，因为伏尔泰的批评表现为一种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讥刺，与两人的深层思想没有太大的关系。聪明如伏尔泰，他是不会不知道卢梭决非他的敌人。我们在同一信中还可以看到伏尔泰对卢梭的关心：“我从夏比意先生那里得知，您的健康状况很不好。您应当回到您的故土，呼吸家乡的空气，享受自由，与我一起喝当地母牛产的奶，在大自然中悠然倘佯……”这应当说是很亲切的话。但是由于上下文的关系，让人感到这似乎是说：怪不得你的文章如此糟糕，因为你的身体很糟糕！

　　伏尔泰在这样随便说说笑笑，举重若轻，但收信人却没同样的心情。作为日内瓦人的卢梭，敏感而缺少幽默，不象法国人那样开朗。伏尔泰的这封信，本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对卢梭的心灵却是打击不小。他在给伏尔泰的回信里说：“现在轮到我来对你表示万分的感谢。我把我那本糟糕的书寄你，不是为了得到你如此的‘恭维’，而仅仅是把你当作自己阵营的首领而尽的义务和表达的尊敬……”语句充满讥刺，也满含委屈和痛苦。

　　两人没有寻找修复关系的愿望，反而在怨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756年伏尔泰发表长诗《关于里斯本灾难与自然法之诗》，卢梭觉得“报仇”的机会到了，发表了评论“关于天命的通信”，其中极力抨击伏尔泰诗中的“绝望”情绪。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部以后成为法国大革命圣经的著作，则被伏尔泰抨击为“非社会的”。可以想象，假如两人并非敌人，甚至是朋友的话，这样的评论是不会出现的。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在的哲学思想差异能够导致这种冲突。

　　假如说，这些还可以说是思想或学术上的争论的话，以下事情的表现就纯粹是闹着玩了：

　　有一次，日内瓦大剧院起火，伏尔泰写了篇匿名文章（《日内瓦战争》），揭发说火是卢梭放的，因为卢梭反对剧院文化。

　　而当日内瓦民众发起捐款为伏尔泰塑造铜像时，卢梭则寄去2个法朗，以示嘲笑。

　　在以后的对垒中，双方用词越愈尖刻，例如“大儒主义者”，“厌世者”，等等。伏尔泰于1764年匿名发表《公民的情感》一文，抨击卢梭将子女送入孤儿院的事。正是这篇东西促使卢梭动手写下了名垂后世的《忏悔录》。这算是两人争吵唯一的积极成果。我想，假如伏尔泰知道这样的结果，他也许不会写那篇文章的。

　　有趣的是，这两个大哲学家都是在对方的故乡——伏尔泰在日内瓦，卢梭在巴黎——对对方进行口诛笔伐的。卢梭称伏尔泰是个“流浪汉”，伏尔泰则说“我真怀疑巴黎文人是否真会欢迎这个外国人”。两人似乎都爱上了各自的住地，却忘记了那是对方的故乡！

　　1760年，卢梭给伏尔泰写了一封信，这也是他写给伏尔泰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他附在《忏悔录》里。信的第一段非常著名：“先生，我一点也不喜欢您，我是您的门徒，又是热烈的拥护者，您却给我造成了最痛心的苦难。日内瓦收留了您，您的报答便是断送了这个城市；我在我的同胞中极力为您捧场，您的报答便是挑拨离间：是您使我在自己的家乡无法立足，是您使我将客死他乡……”信是这样结束的：“总之，我恨您，这是您自找的……别了，先生。”

　　收到信后，伏尔泰不知作何答复，一直没有回信，但忍不住到处发泄。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收到卢梭一封长信，发觉他是越来越疯了，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更写到：“卢梭真是个大疯子，一个坏疯子。他想让人相信我在迫害他……”

　　这些话，卢梭的也好，伏尔泰的也好，今天看来，只能使人忍俊不禁，都不是什么值得分清是非的事。

　　但无论如何，伏尔泰与卢梭互相关注着对方，尽管是带着仇视的眼光。在某种意义上，两人之间的激战甚至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必要支柱。1778年5月30日，伏尔泰与世长辞，他在遗嘱中说：“当我离开人间时，我热爱上帝，热爱我的朋友，也不嫉恨我的敌人。”卢梭当在他所不嫉恨的人中间吧？33天后（7月2日）卢梭在巴黎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也离开了人间。他们两人似乎不能单独在这世间上活着……

　　1791年，法国大革命进入高潮。路易十六乔装出逃，在边境露馅，被革命党逮捕，送入监狱。7月11日，革命党人把他们的精神领袖伏尔泰的灵柩请进先贤祠，作为对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伟人供奉起来。连绵十几里长的送灵柩队伍故意在路易十六囚室窗口下经过，以进一步刺激这个即将上断头台的皇帝的神经。

　　三年后，1794年10月11日，按照法国国民公会作出的决议，卢梭也也被请进先贤祠，受到与伏尔泰同样的待遇。是日，成千上万的人在先贤祠前举行隆重仪式，然后把卢梭的灵柩安放在离伏尔泰墓地仅几尺之遥的地方。这并不是法国人的幽默，要把两个仇人放在一起让他们在天堂继续恶斗，而是人们根本不把他们的争论、他们的怨和仇当一回事。历史更把这场战争给抹去了。

　　《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多次来日内瓦，第一次是1845年，当时是他姐姐新婚，福楼拜家庭全体成员陪伴新婚夫妇去意大利旅行，回法国时，沿莱蒙湖走了一下，从巍维经洛桑，直至日内瓦。

　　关于这次旅行，福楼拜作了一些笔记，大部分是用极其简短的文字对所见事物作的印象主义式的记录。例如：

　　“洛桑风格沉重，好。——丑女人，缺乏风度。——不止一个。——目光交流（意大利杂货店女人）。

　　“尼翁（距日内瓦20公里的一个小镇）：安静，温柔的城市，是个养病的地方。”

　　在日内瓦，他继续用这样的笔调写了图书馆、博物馆等景点。但有两个地方，他却作了较为详细的激情洋溢的描写，它们是卢梭岛和伏尔泰故居，这两个敌对伟人的纪念之地。我节录如下：

　　“卢梭岛：晚上，当我进入那里时，人们正在演奏音乐。这是一些德国人，以一种舒坦的方式吹着铜管。他（卢梭）端坐在椅子上（指卢梭的雕像），纹丝不动，脑袋向前微倾，神态机智而又温和。——左面，几棵挺拔的杨树在风中微微的抖动。——他是多么爱音乐，这个可怜的让•雅克（卢梭的名字）。我思念着他，用我全部的灵魂思念着他……这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个灵魂！怎样的溶岩、怎样的冲击波！……帕蒂尔作的雕象真是太漂亮了，我都不敢肯定，是否它只是在我身上产生这样的效果。”

　　“伏尔泰故居：城堡（伏尔泰住在一个城堡式的房子里）位于小树林中间。透过细雨，树叶是淡绿式的。——小城堡只有一层楼，二个厢房，三个短楼梯，中间那个通向伏尔泰的工作室，从那里可以看到花园。……应当在那里关上一天，独自散步。凄凉、空旷，绿色的光线从窗口射入；我被一种陌生的忧伤感攫住，为这十八世纪充实的一生和明智的存在的逝去而感到遗憾。我想像着这个男人每天从客厅进入这间屋子，打开所有的窗门……接待我的是伏尔泰在世时的仆人，一个普通老头，似乎还沉浸在对他主人的回忆中。他曾为伏尔泰服务了5年，是他负责购买日常用品。‘你和他说过话吗？’‘啊，当然。先生，好几次。他是个干瘦的人，很瘦。’‘他好吗？’‘好，先生。但不能对他不服从。他脾气很大，经常发火，……他揪我们的耳朵，他揪了我好几次。但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很好，慷慨，但决不能忍受对他的不服从！’我用渴望的眼光盯着这老头，试图在他身上收集到伏尔泰留下的什么东西！”

　　福楼拜不会不知道两人的关系，但他在游记中只字未提这点，有的只是对他们的仰慕和思念，至于两人的恶斗似乎是不值一提的细末微节。法国人把他们俩都请进先贤祠，还让他们紧紧挨着，当源于同样的想法。

　　我理解人们对卢梭与伏尔泰关系的沉默：重要的是他们各自的伟大贡献，吵架毕竟是人之常情，无足轻重。但是，他们的恩怨真的一点启示也没有吗？我想还是有的，那就是：人类之间的仇恨，除了利益因素之外，很多是源于某种小小的东西：一句话，一个眼神，一种情绪，一种感觉，尽管细小微弱，一旦燃烧蔓延，足以把友情撕裂，把理性抛弃，直到使人疯狂，不可收拾的地步。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一个永恒的难题。伟人们尚且无法解决，何况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呢！人啊人，你就是这么一种任性而又危险的动物！

揭秘希特勒性变态原因：父亲是好色之徒 父母常争吵

　希特勒的祖父约翰·希特勒是个打短工的磨坊工人，1824年，同当地一个穷人家的姑娘成了亲，婚后五个月生了个儿子，因为不足月，加上生计困难，没过多久，母子二人先后夭亡了。从此，老约翰·希特勒又过起了鳏夫生活。18年后，老约翰在杜伦绍尔做工的时候，又娶了一个47岁的农妇，名叫玛丽亚·安娜，这位夫人在结婚前五年就生了一个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这就是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伊斯的真正父亲到底是谁？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约翰·希特勒，有的说不是，但这都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过约翰娶了这个女人之后，并没有按着当地的习惯，把这个儿子正式登记，因此，这个孩子长大后，人们都叫他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

　安娜1847年去世，此后三十年，老约翰销声匿迹，不知漂流到何处去了。直到他84岁那年，约翰才在瓦尔德维尔特尔迪认子归宗。他在三个旁证面前，向一位公证人宣誓，他就是阿洛伊斯·施克尔格鲁勃的父亲。从此以后，阿道夫父亲的合法姓名就改为阿洛伊斯·希特勒了。自然这个姓氏也就传给了他的儿子。

　阿洛伊18岁的时候，在萨尔斯堡附近成了奥地利海关的边境警察，九年后提升为海关小职员，当时就娶了个海关官员的过继女儿安娜·格拉斯尔—霍勒为妻。但是，这次婚姻并不美满。论年龄，女方不仅比丈夫大14岁，而且身体虚弱，一直没有生育。16年后两人就分居了，再隔三年，在1883年，她就去世了。

　阿洛伊斯是个好色之徒，在与妻子安娜·格拉斯尔—霍勒分居前就与一个年轻的旅馆厨娘弗朗席斯卡同居了。她在1882年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小阿洛伊斯，这就是希特勒异母同父的大哥。在发妻去世一个月，他就同厨娘正式结婚，三个月后又生了个女儿，名叫安吉拉。第二次婚姻历时也不久，不到一年弗朗席斯卡就因肺病死亡。

　阿洛伊斯在二房夫人去世六个月后，就同他的外甥女克拉拉结婚了。新娘年方25岁，比她的舅舅丈夫年轻23岁。

　在克拉拉与舅父结婚刚满四个月，就生下了头一个儿子古斯塔夫，不幸在襁褓中夭折，1886年生下第二个孩子爱达，也没有活成。阿道夫是阿洛伊斯第三次婚姻中的第三个孩子。以后，阿道夫的母亲又接连生了两个弟弟。阿洛伊斯一生结过三次婚，生养了七个孩子，但只养活了三男一女，其中阿道夫·希特勒是全家“最出类拔萃”的了。

　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尽管他极力掩饰，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他的童年生活是幸福而满足的。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MeinKampf）一书中写道，“今天，对我而言，命运选择了因河，发源于瑞士的洛迦诺湖，流经奥地利和德国，注入多瑙河，全长510公里。岸边的普勃诺镇作为我的出生之地，似乎是顺应天意的。因河畔的这个小镇，因德国人的殉难而散发出金色的光辉，在血缘上它属于巴伐利亚，但实际上它被划归为奥地利，19世纪的80年代后期，我的父母就居住于此；我的父亲是一个恪尽职守的公务员，我的母亲则把她的整个生命献给了这个家庭，尤为重要的是，她给予了我们这些孩子以永恒的慈爱……”

 

　对这个平静的小家庭的短暂一瞥的确令人着迷，并且正因为它的虚假才更加引人注目。当希特勒自称是在描绘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们的单调乏味而贫困的生活时，他很可能是在叙述自己真正的童年，他说：“如果一个男人从一开始就我行我素、不听劝告，而女人则为了孩子们而反抗他，那么结果就会很糟糕。随之而来的就是打架和争吵，当男人逐渐疏远他的妻子时，他就会与酒精变得更加亲密。每个周六，他都会喝得酩酊大醉，女人出于保护自我和孩子们的本能，不得不为了从他那里得到几个便士而争吵……当他最终在周日甚至周一晚上回到家中时，都是醉醺醺的，看起来冷酷无情，但总是已经和他的最后一分钱分手了，这样的情景通常会发生，愿上帝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