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的手下大将，陕北红军的重要将领，授衔后为何有人质疑？

众所周知，陕北红军为中国近代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陕北根据地成为红军的落脚点，而陕北根据地正是刘志丹与谢子长等人带领陕北红军创建的，足见陕北红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陕北红军诞生了很多优秀的将领，比如阎红彦，建国后，阎红彦已经调到地方任职，按理说他没有资格参加授衔，但主席没有忘记陕北红军做出的卓越贡献，因此特意让阎红彦参加了授衔，阎红彦也成为开国上将。

其实，除了阎红彦之外，陕北红军还有另一位重要的将领参加了授衔，此人曾是刘志丹的手下大将，跟随刘志丹数次参加陕北地区的反“围剿”战斗，立下过赫赫战功。建国后，此人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开国中将。

他的名字叫做张达志。和那些老革命先辈比起来，张达志算是出生在一个比较好的年代了，他也是比较晚进入我军的，可这并不代表他就没什么像样的阅历。事实上，张达志在陕北红军有着泰斗一样的地位，因为他在打造陕北根据地过程中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1927年才加入共青团的张达志，次年就在家乡从事地下工作，不过花了仅仅五年的时间，张达志就成为了家乡的县委书记。红十五军团成立时，张达志担任了81师的政委，跟随刘志丹等人参加了多场反“围剿”战斗，他也成为刘志丹的手下大将，在陕北反“围剿”期间立下赫赫战功，是陕北根据地创建的大功臣。

抗日战争的到来，使部队的编制发生了一些变动，大多数干部都被降职留用，而张达志虽成了团政委，但他并未因职务下降而消极革命，他在抗战第一线，用自己的英勇和果敢使敌人闻风丧胆、落荒而逃，获得了一场场战役的胜利。

解放战争期间，张达志也未懈怠，作为警备二旅旅长等，他也是不断建功立业，为祖国的全面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连徐向前都对他的军事能力给予了肯定和赞赏。因此，1949年，在他升任师长的同年，他很快就升任一野第四军的军长了。

1955年授衔时，张达志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为开国中将，他也一直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角色，比如西北的公安部部长和西北的公安军司令员等等，一直都活跃在第一线。只要组织需要他，他总是甘愿奉献，可是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对他能得中将军衔一事颇有质疑。

前面我们说过了，首先张达志晋升师级的时候比很多人都要早，只不过后来是遭遇降级留用，才慢慢从团长升起而已；其次他对于陕北红军来说贡献匪浅，如果没有他的话，陕北根据地就不会那么顺利创建，他在陕北红军中的地位是不可言喻的。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阎红彦，虽然不满足授衔资格，但依然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被授予上将军衔，而张达志的情况也与阎红彦类似。

结合种种，张达志的中将军衔是坦坦荡荡和实至名归的，是他自己努力拼搏出来的。晚年张达志先是担任了兰州军区司令，而后又调任炮兵司令员，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几十年，直至1992年81岁时驾鹤西去。

核心提示：张翼翔二话没说，立即投入到新任务的安排和部署中。当工作结束，他马不停蹄地到达沈阳时，天已经黑了，那天晚上没有去北京的火车。没能经历中国将军授衔的历史性时刻，成了张翼翔一生的遗憾，但他一点也不后悔。

一个

1909年农历正月初八，张翼翔出生在安徽金寨县南溪镇南湾村吴家湾。全家只有3亩薄田，3间草房。全年收获的粮食只够全家人生活3个月，其余时间只能靠野菜度过饥荒。他的父亲，和母亲张，养育了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是第三个。由于饥荒和外债的增加，在私立学校学习了两年的张翼翔很快辍学，帮助家人做一些农活，如收集木柴和放牛。14岁开始在舅舅家打工，16岁在冷冲做帮工，18岁在地主家做长工。辛苦了一年，只能得到200斤玉米，帮全家人过日子。三个姐妹被卖给别人做童养媳。1928年春节，母亲到地主家借粮，却被地主家的狗咬了。她从未生病，并于当年4月去世。青少年的苦难经历使张翼翔的叛逆精神日益滋长。

1928年，张翼翔在地主家当雇工时，接触了被土豪劣绅斥为“红色分子”的革命者。他身边还有一个助手，名叫张士才，经常悄悄向长工宣传***和马克思主义知识。黄麻起义爆发后，张翼翔在思想上受到强烈震撼，于是坚定地回到家乡南溪，一边干农活，一边寻找党的秘密组织。最后于1928年5月加入商南秘密农会团体。在农会的领导下，张翼翔和农会成员一起，杀了一批地主老财，在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1929年4月，随弟弟张参加红卫兵，编入二区游击队。5月，参加著名的“长夏节起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2师战士，走上革命道路。随后，张翼翔参加了历次与部队对抗地主武装、民兵、青香队、训练队和联保部队办事处的战斗。

1930年12月14日，在红军第三次攻打金家寨的战斗中，由于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强大，红军的进攻一度受阻。张翼翔的红四团奉命主攻。他们敢于牺牲，英勇战斗，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后，他们撕开了敌人阵地的缺口，赢得了战斗。

由于他的出色表现，1931年3月，张翼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并被提升为连队指导员。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后，张翼翔任该团特务连副连长、党支部书记，后被调到218团教导队。

二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四川通江空山坝。当时东有国民党军刘存厚部，西有田部，形成了对红军的四面包围。总部决定以11、12师为主力，在东线歼灭刘存厚部队，打破敌人的包围。张翼翔的73师218团奉命坚守大小骡马、小羊肠等阵地，阻击西线田部的进攻。空坝战役当天，师长王树声亲临前线指挥战斗。面对眼前的黑暗敌人，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大家：

为了在第二天拂晓前消灭敌人，218团团长按照王树声的要求，写了一封信，命令张翼翔带一小队人到另一个山头上的三营去。在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时，他们遭到了敌人炮火的猛烈阻击。张翼翔立即决定将他的部队分成两路。他带领几名战士与敌人进行正面交火，掩护其他几名战士突围送信。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估计战友们已经给三营发了信，才开始撤退。

面对敌人子弹的连续射击，几个人只能在黑暗中匍匐后退，抱住地面，然后不知不觉爬到了悬崖边上。突然，张翼翔觉得自己的身体滑了一下，连人带枪都掉下了悬崖。当他从昏迷中睁开眼睛时，天已经亮了，他发现自己吊在一棵松树上。原来是挂在悬崖枝头的米袋、子弹带和斜背步枪救了他一命。直到今天下午，三个伐木同伴发现了他，把他救了出来，藏在了家里。他是在战斗部队打扫战场，寻找失踪人员时才被发现的。归队后，王树生高兴地对他说：“你立了大功，救了我们营！”后来，在张翼翔80寿辰之际，解放军艺术学院原院长魏传同曾为他题诗：“空山斗挂崖，隔日救三乡人回家；在西北沙滩上建大业，同心协力振兴中华。”

“山头平衡”成重要因素

哪些人可当元帅？哪些人能做将军？类似的问题，在军职军衔评定初期，被反复提及。毕竟，面对数以万计曾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这次的“论功行赏”是否公平、公正、公开，不仅触及到他们的个人利益，还关系到大部队的稳定，谈何容易！连毛泽东都说：“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

邓小平曾指出，“我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这就自然地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山头主义”。这些“山头”，虽不如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队那么根深蒂固，但也真实存在，在经历了数次分化组合后，关系十分复杂。按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自大将以上可算作党和国家***；上将是行政五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是行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自中将以上都是高级将领，可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少将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不同级别之间，待遇、权力地位的确相差很多，因此，除了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外，最初确定的评衔标准里，还有一条：要适当照顾到各方面军干部的相对平衡。

朱德、彭德怀，因为战功卓着，排在了十大元帅的前两位；林彪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十大元帅中他的战绩和指挥能力都堪称第一，是十人中除朱德以外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刘伯承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贺龙，借助南昌起义总指挥和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资历成为元帅；陈毅代表着南方三年游击战、新四军、第三野战军三个方面的力量；罗荣桓是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这是中国军队特有的中国特色；徐向前借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身份成为元帅；聂荣臻是华北野战军的代表。

十位大将的评选，也同样综合考虑了“山头平衡”的因素和当时的职务因素：

粟裕的军事造诣和战绩在全军首屈一指，建国后曾任总参谋长；徐海东是陕北方面的代表，是红二十五军幸存的指挥者，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任军团长；黄克诚是第四野战军的代表，虽然战绩、资历并非最优，但时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陈赓是第二野战军的代表；谭政时任总政治部主任，与元帅中罗荣桓的情况一致，是大将中政工方面的代表，同样意味着中国军队的特色，与山头平衡无关；萧劲光是第四野战军的又一代表，海军司令的职务是他获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张云逸的大将军衔几乎完全凭资历获得，十位大将中他年事最高，是除粟裕外第三野战军的又一代表，也是唯一参加过护国讨袁的；罗瑞卿来自华北野战军；王树声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授衔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许光达则来自红二方面军。

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也是参考因素

除了“平衡山头”、时任职务、资历、业绩等因素外，这些将领们在中共早期革命斗争的几个重要时期的表现，也对他们的授衔结果有所影响。

曾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本来有资格入选大将，但他在长征中斗争张国焘时保持了沉默，被认为是站在了张国焘一边。用萧克自己话说是“站错了队”。这成为毛泽东认为其“在历史上不正派”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成了他没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因素之一。参加了《萧克回忆录》的编撰工作的周炳钦认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萧克不仅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还有着与同时授衔的共和国元帅们相处共事的特别经历”，“在这次授衔的55名上将中，他名列榜首。也许这并没有表明其戎马生涯的真实价值，授衔前毛泽东曾亲自找他谈话，对他说，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别人就不好说什么了”。

与萧克的个案相对照的是林彪。林彪在十大元帅中资历排在倒数第二位，却名列十大元帅第三位，除了基于战功，他因为在关键时刻支持毛泽东而赢得毛泽东的欣赏和信任，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1955年将帅评衔的具体工作中，负责单位和领导一方面要尽量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纠正一部分干部错误的认识和态度；另一方面要做好平衡排队工作，尽可能评得公平合理，既使本人基本满意，又使上下左右都没有意见。因为只有评得适当，才能真正达到调动干部积极性的目的。这就要求在全面考核了解干部的基础上，根据评衔的条件和标准，反反复复地比较，多方面征求意见。中央和军委领导也很关心、重视这项工作，及时听取汇报，及时指示。

《中国元帅将军授衔全记录》（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1964年元帅将军授衔纪事），作者宋国涛，2005-04-01 第1版，生动记述了1955年至1964年授衔的10位元帅、10位大将、57位上将、177位中将和1359位少将的传奇经历和轶事，对他们无私无畏、立党为公的高风亮节进行了热情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