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克萨斯的新德国

2011年12月15日，一台白卡车的后座，21岁的约翰·柏坤（John Bokun）正在他的三星手机上打字。前往曼哈顿的路上，长岛城郊的灯火从车窗外掠过。

在其他司机的眼里，柏坤和普通的上班族没区别。他身高超过1米9，108公斤，个子很大，不过很低调。卡车后箱里装着200磅（差不多90公斤）昂贵的加州大麻，低调点当然最好。

一辆蓝色皮卡跟在他后面，车上的联邦探员知道柏坤可不是普通人。他们并没有打草惊蛇，当布鲁克林大桥出现在视野中时，布昆轻轻松了口气。他觉得这趟稳了。

事实是，不到一个小时柏坤就要被铐起来，《纽约邮报》和《纽约时报》的闪光灯会闪瞎他的眼，各种公众媒体会把他跟各种犯罪集团扯到一起。

我来讲讲整个故事。在这之前，我们先倒带。

约翰·柏坤1980年11月15日出生，纽约当地管他出生的那片儿叫“地狱厨房”，这是一片犯罪温床，只能靠左邻右舍的哥们儿互相保护。在我们采访的这8个小时里，柏坤除了聊自己的人脉之外，最经常提起的就是邻里间的义气。

柏坤说：“我能长这么大全靠邻居，倒没有《黑道家族》吹得那么牛逼，不过说起来，我们一直算是相依为命。”

他当时还小，不知道自己的叔叔跟一个叫“威斯汀”的犯罪集团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地狱厨房”的诈骗凶杀团伙，头儿名叫爱尔兰汉子·詹母斯·酷男（Irishman James Coonan），后来还有人写了本书：《威斯汀家族：藏在纽约里的爱尔兰黑帮》（ The Westies: Inside New York’s Irish Mob ）

柏坤的叔叔约翰就是这个团伙的成员之一。他于1977年3月25日在酒吧里的一次口角中被杀。他的另一个叔叔，好像叫比利？《纽约时报》1987年的一篇报道曾提到过这哥们儿在贾维茨中心门口被枪杀了。杀死约翰叔叔的凶手叫迈克尔·哈利，他也是这么死的。

就算柏坤后来的犯罪心态和威斯汀家族没什么直接联系，他也继承了自己家里的……“创业方向”？22岁时他就在健身房里卖类固醇给朋友们了。

“烂活儿，大多数人没干到满18个月就死了。”他说，“所以我问自己，‘我要不要在接下来的30年里全给人当个奴隶工？’才不要。”

这还是千禧年代初，紧跟着1996年加州通过大麻合法化决议的年代。机不可失，一些精明的纽约佬冲着“大麻很快会全国合法化”这个遐想，从卡利库拾往返东海岸运送大麻，那儿交通特别方便。

柏坤管自己的第一笔生意叫牛刀小试。“顶多20磅（约合9公斤）”，很容易就运到了纽约。但即便量很小，这一趟还是挣得很爽。这次他还遇上日后的生意合伙人，我们管他叫尼克。

他们是这么干的：柏坤会先在纽约把钱寄到加州的一个邮箱，然后飞到加州，尼到到机场接上柏坤，开车载他去拿钱。加州本地的跑货人到尼克家碰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封装好，运回东海岸。

尼克和加州最有权势的毒枭之一关系非常好。柏坤表示这毒枭名字说不得，但他是生意上的鬼才。他在尼克的家里滚起来了一个大麻交易圈子，人不多，可是赚翻天。

“那个时候，最简单就是把货邮寄回去，”柏坤说，“我可以告诉你做法，但说出来可能会变成毒品买卖的‘说明书’，我的假释官会不高兴哦。“

没几个月，他们就每周赚逾5万美元（在当时合计起来就是45万人民币差不多了），简直风生水起。有了这笔热钱，柏坤在纽约、迈阿密、拉斯维加斯四处纵情享乐，声名鹊起。

“你要在年轻时就赚到那么多钱，肯定满脑子想着干干干，买买买，全都要，”柏坤笑着说，“我见什么抓什么，像小孩子买糖不用钱一样，说不出来什么味道。”

有一晚在迈阿密，柏坤把一种叫shroom-laced的迷幻药糖分给了整个夜店的人吃。“根本不告诉别人那是什么东西，女孩子、酒保、保安都吃了。没多久，全场开始飞起来，坐在楼上的经理都吓尿了。”他说。

自始至终，柏坤身边都环绕着当初老邻居的好兄弟。他在泽维尔高中的同学骚·骡马诺（Sal Romano）就是其中之一。

“约翰那时玩得老凶了，经常搞得跟小报上写的那些摇滚明星的丑闻一样，”骡马诺说，“不过呢，不只是女人和毒品，他还很忠诚、讲义气，也没什么大缺点，这是他最优秀的品质。他是个很好的朋友。”

毒品交易开始稳定运营，柏坤一个月跑三四趟加州。他们越赚越多，光是百老汇和格兰德酒店的巷子间，每个月就能给他送一万美元。有没有塞钱给上面的人帮忙罩着他倒没告诉我。

可能在他逍遥法外的人生中，最规矩的一节就是从没使用过暴力吧。有时候是有些事情搞到他想掀桌子，但暴力是最容易被警察抓起来的，所以他从来不玩这一套。

“肯定有很多人搞我啊，我记得有个人拿了十几万逃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去了。我当然想打断他的狗腿，但打打杀杀的做不了大生意。”柏坤说这段的时候音量加重了一点。

接着有一天，尼克没来机场。据柏坤说，尼克那时正在洛杉矶，操妓女，嗦毒品，嗨着呢。柏坤最不喜欢不靠谱的事情。他不一定要拿球棍打断你的腿，只不过没你也没啥，生意照做。

“我气得要死，所以我打给一个跑货人，说我们照常工作，”柏坤回忆道，“我说，我在机场，口袋里装着几万块面包。那人就跑来接应我，然后我一个人搞定了。”

柏坤从尼克家里带走了自己的东西，包括真空封装机也给扛了去，然后自己在碎石路的死胡同里找了个房子。他超喜欢这个地方。“完美的毒窝。太赞了，我想不出更赞的地方了。”

柏坤搬出纽约的一个老朋友来替代尼克。哦，还记得那个“邮箱”么？早就淘汰了，他现在已经玩儿私人飞机了。

借着租来的飞机，柏坤的生意一夜翻番。现在跑一趟能运250磅（约113公斤）货，赚到飞起。没多久他就完全买得起私人飞机了，这样一来也更安全。《纽约邮报》甚至还夸奖柏坤聪明，因为私人飞机大大降低了暴露的危险。

他的DF—10飞机最棒的一点是非常隐秘。他可以避开喧闹的机场，那儿警备森严。他还可以跳过安检——虽然在法律上来说，机长是可以搜查包裹的，但他们靠这个养活呢，当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私人飞行最棒的是什么？柏坤的包裹从不离身。从上车到见货，它们不再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他的视野了。

真正赚大钱的时候来了。柏坤现在只用六个小时就能把货从圣诞洛萨送到纽约。从法名戴尔机场到长岛再到曼哈顿，这一小时车程已经深深印在他脑海里了。布鲁克林大桥代表安全着陆，他总在这时候发短信给他的分销商，这一举动代表着“稳了”。

“我当时卖的‘酸柴油’在上流嘻哈圈里超级流行，”他说，“礼拜五晚上，如果我带着200磅（约90公斤）着陆，到第二天早晨肯定卖光了。”

他在曼哈顿最好的社区有一套复式楼，有一长串名人客户名单（以嘻哈明星为主），他甚至都认不全，有足够的钱去干任何他想干的事情，只要他乐意。但人心不足蛇吞象，柏坤最后还是吃到了人生的翔。

“有一次，我坐在私人飞机里，跟一个玩对冲基金的哥们儿聊天，他买了私人舱去印度见一个情妇，因为他觉得他老婆可能会查得到商业航班。”柏坤说，“当时我就想，‘啥逼能值一趟私人航班飞印度的钱啊！’嗯，我也想赚这笔钱。”

在柏坤尝到当有钱人的滋味以后，他的贪图愈加失控了。他不断加大每周的交易量，挑战极限。是时候让我们回到柏坤收尾这一幕了——在那个12月的晚上，他的人生终于惨遭滑铁卢。

看到布鲁克林大桥，柏坤觉得自己只需要再过几分钟就能到家，然后毒品马上就会出手。香槟和脱衣舞女在向他招手，当然，不是今晚。正当他们跨过大桥，转进zig-zaggy唐人街时，一台蓝色小卡车突然不知从哪儿冲了出来。柏坤马上准备开枪——他看到车，以为是来抢货的。

“他们跳下车的时候戴着滑雪面具，这傻逼玩意儿还带红外线，我还以为是来打劫的，”他说，“我都差不多是闭着眼睛等死了。”

不过不是打劫，是国家安全局。他们拉开车门，抓住柏坤按到地上。

“我躺在人行道边，等着人说‘哈喽，柏坤先生’，但接下来，这哥们儿却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当时就……这帮傻逼连我名字都不知道！”

他们怎么会来抓他？是个柏坤见都没见过的洛杉矶毒贩子报的信儿，这人还卖了一大圈人。他听说柏坤是纽约的一个老大，就觉得卖了他能将功抵过，减一大段刑期。

问题是，这人没跟联邦调查局说柏坤是卖大麻的，他说柏坤搞的是可卡因和军火交易，这两个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天联邦调查局可暴力了，他们还以为卡车后箱里装的都是AK47呢。

“一开始，我觉着这牢是蹲定了。他们牵着警犬钻到我们卡车后门，但是什么都没搜到，”他低着头说，“但根据爱国者法案，警察可以搜查所有看起来有危险的东西，比如那一排排完美打包的安全箱……”

这剧情跟**一样：私人飞机，成千上万的现金。还有，重点是，250磅、价值50万美元的大麻。

纽约国土安全局的特工安德鲁·博拉说，“我们从机场就开始跟踪柏坤，法院发出搜查令，我们从那一堆安全箱里搜出几百磅北加州产的高级大麻。柏坤知道玩完了。我们把他交给了缉毒局。”

听到柏坤被捕，朋友们都很惊讶。他在地狱厨房的朋友魏因尼·疲软嬉闹说：“他被带走时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我当然知道他在做什么生意，但我从来没问过一声。我只知道他的事情都是必须干的。”

审判的过程太无聊了我就不讲了，我们跳过这一段吧。柏坤被判有罪，31个月有期徒刑，在刘易斯堡的宾州监狱服刑。接着还有一年的禁足，缓刑4年。

“坐牢的头几天太难受了，”他说，“我得做500个俯卧撑加500个深蹲才能把自己累睡着。”

禁足比坐牢更折腾柏坤。365天，什么都不干。在监狱里面，你还有朋友，还有点儿事情做。你可以去健身房，可以上课，你还有生活。但在家里软禁？你就只能不动。

今年五月，就在坐下来接受我们采访的前一个月，他的禁足终于结束了。这会儿，柏坤正全力摆脱无所事事的状态，找回自己的生活。

朋友颜尼克·本杰明说：“约翰脑子可厉害了，他知道怎么生存、怎么管理团队，还知道怎么赚钱，只不过需要走正道而已。”

他需要的是一份正经工作。柏坤当前最大的任务就是找到一份既不违反他的缓刑规定，又和他的毒贩子技能匹配的工作。在这个采访进行的时候，柏坤在在百老汇当服务员，这工作和他之前私人飞机、拉斯维加斯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

为了保证心智健全，柏坤在白天的审查和夜晚的剧院工作之间，还发明了一项产品。“大赦灯”，一种可以像卷尺一样伸缩的圣诞彩灯。他打算将这个创意和设计打包申请专利。

那么问题来了：这值得吗？美好时光、陶醉振奋、牢狱之灾、软禁家中。他的名字将永远和犯罪记录捆绑在一起。

“值，也不值。”柏坤说。“我的所有经历，假期，俱乐部，派对，餐厅，我本来也许永远都体验不到。但比起对我家庭的伤害来，这些却不值一哂。我已而立之年的人生基本上毁了。我想说的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真实声音：我交的这一百万美元的学费算便宜的了。这谁都拿不走。“

摄影：Marko MacPherson

原文链接：http://wwwplayboycom/articles/john-bokun-drugs

翻完觉得花花公子应该是真的穷了，这作者一看就特便宜。

该人体内必须有吸血鬼的血，然后死亡（可以是自杀或被杀或意外生亡），一段时间后该人会复活，复活后一天内必须吸人血才能真正变成吸血鬼，不然还是会死。

约翰叔叔家族戒指传到他和他哥手上

约翰把他的给了isable，i给了Ric

约翰哥死后约翰得到了他哥的戒指

后来约翰被逼走，把戒指给了elena，elena给了杰里米

后来约翰又回来了，把Ric的戒指要回了

后来约翰死了，戒指又给了Ric

Ric疯后戒指被克劳斯他妈毁了

以上是两戒指经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美国独立被后人称作是革命，但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完全不同。法国大革命是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联合平民推翻贵族阶级的革命。美国独立没有阶级之争，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的运动，是分裂，不是革命。在独立过程中，参与者有富人和平民，有豪门贵族，各个阶级都有。运动的领导者是社会上层，是南方农场主和北方的律师和商人，他们掌握着殖民地的实权。他们要独立，是为了保护已有的权力，追求更大的利益。从宪政的角度来看，美国独立的确是一场革命，它的发生是因为英国政府单方面地违反了它与殖民地人民订下的法律，独立运动把制宪权力从英国政府手里交还给了北美殖民地人民；从国家和政府理论上来说，它也是一场革命，此前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变制的正当性，不是来自宗教就是源于传统。只有美国独立的正当性来自法国的启蒙运动和洛克的政府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独立是一场革命。从此以后，人们就可以自创政府理论，不管它是乌托邦式的，还是理想主义的，只要能鼓动起民众，国家建制就可以改变。因此，美国独立给了十九世纪以降所有的国家革命一个正当理由。不过，革命并不总意味着进步，因为如果美国不独立，奴隶制会提前半个世纪被废除，印第安人的处境也会好得多。美国独立不是官逼民反，而是民逼官反。这场民逼官反运动的火种由三个波士顿人点燃，他们是亚当斯兄弟和约翰·汉考克。

马塞诸塞是英国在北美的第二个殖民地，但土地贫瘠，当地人大多经商。殖民地地域广大，人口增长快，是从商的好地方。最热门的生意是把英国的工业品运到北美，再把北美的原料运过去，利润丰厚。马塞诸塞这样的商人很多，其中以汉考克家最富。托马斯·汉考克的父亲和哥哥都是牧师，托马斯从书铺伙计做起，靠经商成为北美首富和波士顿议会的召集人，是当地最有权势的人，他还靠自学成了哈佛学院教授。托马斯没有子女，哥哥去世后，过继了侄子约翰，托马斯才有了后代。

一七三七年，约翰·汉考克出生于马塞诸塞的布瑞翠，七岁时父亲去世，叔叔托马斯收养了他。约翰·汉考克和波士顿的富家子弟一样，先进拉丁学校，再入哈佛学院。约翰·汉考克毕业后帮叔叔打理生意，1760年起他长住英国。一七六四年，托马斯因病去世，约翰·汉考克回到波士顿，成了家族的继承人，是为北美首富。约翰·汉考克和叔叔一样被波士顿议会推举为召集人，是波士顿最有权势的人。家庭富裕，受过最好的教育，又有着长期的贸易经验，约翰·汉考克的前途不可估量。不过这时的约翰·汉考克已不满足作一个单纯的商人了，他还要用他的钱袋谋取天下。

接管家产后的约翰·汉考克面临的第一件大事是公司税务。一七六四年英国国会批准了《食糖法》，该法禁止北美从国外进口甜酒，对进口糖和各类奢侈品征税。海关和英国军队严格执行《食糖法》，英国官员持有空白拘留证，有权搜查有疑点的民房。英国政府和人民觉得这个税法很公平，因为英国和殖民地在税务上应该一视同仁。一七六四年，英国人要依法纳税，而殖民地人民就不必，殖民地的自治程度可想而知。殖民地人民不但不缴税，还从英国的敌人法属西印度群岛进口糖，因为那里的糖比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便宜。为了贪便宜而资敌，英国人觉得这些北美商人既唯利是图又忘恩负义，英国国会为此而立法对从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进口糖征税，并且要认真执行。当时英法七年战争刚结束，法国战败，英国国库也几乎耗尽，只有英属殖民地得到了好处，他们得到了俄亥俄河沿岸的开发权。英国国会议员们认为大家要一起负担战争，所以要对殖民地的进口糖征税。

过去，他每年用两千英镑来贿赂税吏就够了。现在按《食糖法》，约翰·汉考克每年要缴四万英镑税金。四万镑在当时的是很大一笔钱。弗吉尼亚的绅士华盛顿就是因为娶了拥有价值三万镑土地的寡妇玛莎，进入了上流社会。于是，约翰·汉考克决定不缴这笔钱，还要公开抗税。

约翰·汉考克通过走私来逃税，一七六五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该法规定报纸、执照、租约和法律文件都贴印花票。由于税额很小，又全部用于殖民地，英国分文不取，税法轻易就在英国通过了。可但北美殖民地一致反对，《印花税法》激怒了北美的律师、教士、商人和种植园主。对约翰·汉考克来说，走私不灵了，因为货单合同都要缴税。但约翰·汉考克从中看到了殖民地集体抗税的机会。约翰·汉考克煽动组织北美的各种势力，成立了反对进口商品协会和自由之子社。殖民地与英国的贸易锐减，忿怒的民众走上街头，烧毁印花票，逃税成了公开抗税。

约翰·汉考克看准了民意，一再扇动当地人民抗税。他继续走私以逃避关税，组织民众公然抗税。还通知伦敦的生意伙伴，只要印花税不撤，就不付货款。伦敦的商人们只好加入抗税行列。殖民地通过民选议会控制当地财政，当地政府用的是当地人缴纳的税款。各殖民地为了对抗英国，建立了一项纳税原则：纳税和政府动用税款必须由民选议员认可。官员们的薪水来自当地税款，动用税款和发放官员薪水的权力在民选议会手里。如果殖民地当局与议员作对，民选议会就不给发薪水。于是，总督们和当地官员对伦敦的命令阳奉阴违，不敢和当地的民选议会对抗。波士顿是马塞诸塞和新英格兰的中心，约翰·汉考克是北美最富的人，也是新英格兰最有政治势力的人。于是，约翰·汉考克就利用议会与总督对抗，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一七六六年约翰·汉考克入选马塞诸塞法庭，一七六八年入选马塞诸塞议会。以后的两年里，议会年年推荐他入上院，因为他的反英倾向，被总督否决。

抵制英国商品的运动，让英国商人很难受，他们游说议会，于一七六六年废除了《印花税法》，修改了《食糖法》。北美人民很高兴，又从英国进口商品了，贸易恢复正常。可对英国来说，问题并没有解决。一七六七年，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制定了《汤森法》，要通过增加对北美的贸易税来减轻英国的税务负担，对运往殖民地的纸张、玻璃、铅条和茶叶征税，想用税款来供养殖民地官员和驻军。他还授权殖民地法庭签发空白拘捕票。合法化了当地人民痛恨的搜查令。

《汤森法》在波士顿执行时，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他们围攻殴打海关人员。英国为此派遣了两个团的军队。一七六八年英军一到波士顿，就逮捕了约翰·汉考克。罪名是走私。总督自信有足够的证据，能把这个走私抗税的总后台绳之以法。可几个月后，约翰· 汉考克就出了监狱，对他的各项指控因证据不足而取消，只是没收了一条货船。总督赫恰森极为恼火，约翰·汉考克走私抗税铁证如山，可就不能给他定罪。官方律师斗不过被告律师。约翰·汉考克虽然有钱，可以雇最好的律师。但他的律师一文不收，他和约翰·汉考克的关系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只要是约翰·汉考克的案子，官方出多少钱也请不到他。约翰·汉考克能有恃无恐，就是因为这个人能为他所用。

约翰·汉考克的辩护律师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两个约翰的交情不一般。他们是小时候的邻居，父亲都是牧师，他们从小就是好朋友。亚当斯后来也进了哈佛学院。毕业后，亚当斯又去学习法律。亚当斯的律师做的非常好，到了为汉考克辩护的时候，他已是马塞诸塞最忙的名律师了，在抗税上这件事上，他们是战友。一七六五年，他第一个反对《印花税法》，向殖民地总督和上院上书，认为《印花税法》无效。一七七零年六月入选马塞诸塞法院。通过约翰·亚当斯，汉考克结识了另一位亚当斯，塞缪尔·亚当斯，两位亚当斯是堂兄弟。汉考克和塞缪尔一见如故，成为抗英最佳组合。一七六五年塞缪尔入选马塞诸塞议会，次年约翰·汉考克也被选入议会，于是殖民地议会成了他们反对英国的工具。

在亚当斯和汉考克的组织下，波士顿的抗税运动无法无天，法律荡然无存，总督要求英国兵，于是两团英军前来维持秩序。当时的英国军队，军官是靠钱买来的，士兵是犯人。部队携带家属，士兵的薪水很低无法养家，于是士兵的家属和士兵都在驻地打工挣钱。这些人都是苦力，波士顿苦力市场受到严重冲击，穷人受到严重波及。这是塞缪尔和汉考克最想要的，他们有财富和理论，缺的是搞暴力的人。

一七七零年三月五日晚上，一名英军军官在港口与一少年口角，动起手来，卫兵打了少年。不一会，少年叫来同伴，开始向卫兵扔雪球。等普列斯顿上尉带人赶来时，局势已完全失控。在火爆的气氛中，一名士兵率先开枪，打死五名市民，六位受伤。愤怒的市民不肯离开，直到总督赫恰森赶到，保证按谋杀罪审判普列斯顿上尉和他的手下，民众才离开。这时，由汉考克资助、塞缪尔负责出版的《波士顿纪事报》在城内的大街小巷四处散发，称这次事件为“波士顿惨案”。

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波士顿召开市民大会，要求英军撤出波士顿。会后，汉考克作为市民代表，和赫恰森总督及驻军司令道瑞马普上校谈判，要求撤军。听到对方只想撤走一个团时，汉考克拍案而起：“全城有四千人准备拿起武器。”赫恰森和道瑞马普脸色大变，这是赤裸裸的造反。两人想过之后，认为这位狂妄的年轻人在虚张声势，为了保险，他们还是把英军从城内撤至威廉斯堡。波士顿惨案激发了各殖民地的反英情绪，汉考克和塞缪尔趁机建立民兵，以便有朝一日对付英军。

从印花税，到波士顿惨案，始终是民逼官反，塞缪尔亚当斯一直在前台。虽然亚当斯家道殷实。但亚当斯根本没有能力出版报纸、组织民众。波士顿人都知道，幕后的金主是汉考克。赫恰森觉得，汉考克反英的目的是为了抗税。现在税没了，汉考克该被消停了。一七七一年，总督同意汉考克进上院。被汉考克回绝，理由是他对政治不感兴趣。汉考克对英国政治是不感兴趣，他的兴趣是美国独立。抗税运动大获全胜，他还要什么呢？原来汉考克早就不满足于进口糖和甜酒带来的财富了，他要更大的财富。要做到这一点，他要取消北美的税法，还要取消英国对北美的贸易限制，也就是要和英国决裂。

英国对北美的贸易限制主要是对华贸易，其中以茶叶为主。英国的对华贸易由东印度公司垄断，北美的商人无法染指，他们只有到伦敦去购买中国商品，其利润就少多了。北美有巨大的市场，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带来的财富不可估量，这是汉考克在英国时就有的想法。汉考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贸易自由。

一七七二年，赫恰森说服了英国议会从海关收入中为他和下属们发薪水，这样他们就不再受制于殖民地议会了。消息传出后，塞缪尔和汉考克组织市民进行抗议，一旦总督和他的下属有了财务独立，他们就会不受议会控制，从而产生专断独裁。赫恰森辩解说，这样做是为殖民地减轻负担。塞缪尔和汉考克对此一筹莫展。这时，约翰亚当斯提出了北美独立的法理依据。他说：英国议会和殖民地没有法律关系，殖民地只和英王有法律关系。建立殖民地是英王批准的，殖民地政府是英王批准成立的。英王也是殖民地的国王，议会只是英国的议会，不是殖民地的议会。殖民地只效忠于英王，不听命于议会。殖民地独立于英国议会，它们同是英王的下属。总督应服从殖民地议会而不是英国议会。约翰·亚当斯对英国的政治和法律的理解极为深刻，他给英国议会出了个难题。在英国，英王是虚君，权力在议会。约翰·亚当斯却引用历史，效忠英王，殖民地和英王有从属关系而不是和英国议会，殖民地和英国议会有着同等地位，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关系，要是无法合作的话，殖民地只有独立。

到了一七七三年，英国和东方进行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做出两个决定，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和垄断北美茶叶贸易。东印度公司说通了英国国会，给予东印度公司在北美销售茶叶的垄断权，同意他们按北美税率纳税，于是茶叶的成本下降一半。汉考克派人去英国议会抗议东印度公司对北美的茶叶垄断。塞缪尔和汉考克领导抵制东印度公司茶叶的行动。同年十二月，东印度公司把它的茶叶带到北美的四大港口。波士顿人守在港口，不让茶叶卸下岸。船长请求回英国，总督对船长说要是他不卸货就回英国的话，将按叛国罪起诉他。总督的强硬态度给了塞缪尔可乘之机，要是他和其他殖民地总督一样采取温和态度，六个月后茶叶税就会取消。塞缪尔就没有了闹事的机会，美国革命就不会在当时发生，塞缪尔就不会成为美国革命之父。冥冥中是天佑美国革命。十五日下午五点，塞缪尔带着上百个化妆成印地安人的同伴，手执板斧和绳索，爬上了东印度公司的运茶船。他们砍坏茶叶箱，把三百多箱茶叶沉入海底。汉考克和塞缪尔兴奋不已，他们等待着英国当局的发作。

当时北美独立有两个障碍：英国的忍让策略和北美的亲英温和派。由于英国策略地忍让，一次次地使北美的仇英情绪降温。北美的亲英温和派认为北美殖民地应该和英国协商解决纠纷。波士顿茶叶事件后，富兰克林就认为应该赔偿船东的损失。为了避免再次冲突，富兰克林亲往英国，寻找和平解决的办法。英国议会拒绝了富兰克林的建议，茶叶事件激怒了英国民众，他们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迫于民众的压力，英国议会通过了“波士顿港口法”，关闭了波士顿港，增派驻军，强征民房，把总督由文官改成武官。恐怖笼罩着波士顿，这就证实了塞缪尔的“英国专制论” 和英军的暴行。习惯于自由的殖民地人民对此无法忍受，弗杰尼亚的绅士乔治·华盛顿也不得不揭杆而起了。至此，独立革命已不可避免。

一七七四年九月，在费城召开了第一次大陆会议，除乔治亚外，其他殖民地均派代表前来参加。与会代表一致同意：英国议会没有权力控制与北美殖民地的贸易、没有权力制定影响殖民地的法律，殖民地的人民有权参加任何为他们自己制定法律的立法组织。大会批准了马萨诸塞所提出的人民有使用武器进行防卫的权力的建议。亚当斯兄弟是大会代表。

终于，英王乔治宣布殖民地叛乱。英国议会决定自一七七五年一月起对马萨诸塞殖民地采取武力手段，军队和军舰陆续开进了殖民地。马萨诸塞等殖民地也都武装起来，成立了民兵。同年四月，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英军与当地民兵发生了武装冲突，北美独立战争正式打响。一七七五年五月十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与会代表六十六人，新代表中有富兰克林，杰斐逊和汉考克。汉考克被选为会议主席。这时的大陆会议已是国家政权组织，起着中央政府的作用。六月十五日会议通过成立大陆军和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的决议。十月，成立海军。十一月建立海军陆战队。十二月，大陆海军第一次升起一面用十三条横道标志十三个殖民地联合的旗帜，是为最初的美国国旗。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美国正式独立。汉考克成为独立后美国的第一任首脑。

一七八七年五月，各殖民地派代表在费城召开了立宪会议经过四个多月的反复争辩和讨价还价，最后在同年九月通过了宪法。宪法需要十三个殖民地中的九个的批准才能生效。宪法在各殖民地批准的过程中险些翻船。在马萨诸塞，汉考克是反对派的主要力量。但护宪派却选他为州的代表大会主席，护宪派还答应他出任州长，并要推举他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反对派的势力也相当雄厚，他们指责宪法是有钱人和野心家的产物，它将产生两个社会阶层，一个是富有的统治阶层；一个是贫穷的被统治阶层。最后的表决结果是护宪派以一百八十七票对一百六十八票险胜。当时的人们和后人都认为是护宪派拉走了汉考克的缘故。

汉考克在一七八零年到一七八五年间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一七八七年到一七九三年间再度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直到一七九三年十月八日在州长任上去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