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奥斯丁作品其中展现的女性情感

　　1、硝烟以外的抗争与反思

　　简·奥斯丁出生于史蒂汶顿郊区，在这里她从十几岁就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这个安宁的小村庄为她提供了早期的创作灵感与写作素材，远离城市的喧嚣，闹市的烦扰，都汇的耀眼与冕红。乡村的朴素与自然给予了她最真实的眼睛，洞察英国乡村的方方面面，深入透析社会本质。奥斯丁自己曾写到：“一个乡村中的三、四户人家是合适的写作对象。我的作品好比方方的二英寸大小的象牙小品……我不能写一篇传奇，正如我不能写一篇史诗，我决不能坐下来写一部严肃的传奇；……我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就是我自己的老样子干下去……”①。奥斯丁的作品多取景于英国乡村，而正如她自己所言，作品大多是描写乡村的生活，平静而优雅，没有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没有激烈冲突的战争场面，有的只是教区的宁静，乡村里的漫步、野餐、聚会、婚姻、互访等生活小事，奥斯丁通过这些细小的琐事，展现了英国社会的文化与其中内涵。

　　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曾经说过：“诗人，和哲学家、画家、雕塑家及音乐家一样，在某个意义上是创造者，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他们也是时代的产物。即使最超拔的人也不能逃脱这一从属关系”， 但是，人们通常不认为奥斯丁是一位时代的作家，认为她的创作脱离了当时英法战争的大环境，维多利亚和爱德华②时代的人们指责简·奥斯丁的作品从未提及到法国革命或拿破仑战争，认为战争的引入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小说家所不得不做的事情，而到了20世纪，批评家则将这一指责现代化，对她的创作遗漏了工业革命而表示遗憾。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简·奥斯丁虽然没有把战争当作主题引入作品，但不可否认，她作为乡绅阶级的艺术家出现在读者面前，在她的作品当中，处处体现出她所肩负的时代责任。新的世纪有着新的开始，新兴的力量与观点，不断地改变着原有的观念与思想，当18世纪迈向19世纪之际，多少世纪以来的英国生活方式正在悄然起着改变，带着对新世纪浓厚的兴趣而又矛盾的情感，奥斯丁警觉地洞察着这些变化。

　　奥斯丁早期创作阶段，正是英国短暂的革命热潮高昂的年头，英国达到了起飞进入经济阶段自我维持持续发展的阶段，由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战争中的胜利，英国获得了制海权，并在海外贸易中大大领先，财富与权利的改变，使得新思潮进入原有的乡绅阶层，经济地位的转变，促进了体制的改革，乡绅阶层的自我形象空前地加强。在奥斯丁崭露头角的时候，也正是乡绅阶层的权力，影响和声望最鼎盛的阶段，在地方上，小市镇和乡村不可避免地被这一阶层所控制。在1795—1798年间，国内反革命情绪高涨，奥斯丁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代的影响，在小说结构上沿用了以为旧制度辩护的思想逻辑为基础，反对代表激进思想的个人情感。事实上，“情感”作为了当时反社会和实际上不仁慈行为的托词，而奥斯丁始终捍卫了原有的乡绅阶级形象，对于“情感”作出了温和的讽刺。早期作品《理智与情感》通过埃莉诺和玛丽安两姐妹的婚姻故事来强调理智的重要性，姐姐埃莉诺重视理性，在婚姻的选择上，一直克制自我的情感，理智的判断力成为了其魅力所在。相比之下，妹妹玛丽安开始追求的则只是情感的满足，当冲动的行为带来严重的伤害后，终于明白了理智的重要，意识到听任情感的愚蠢。在小说中，奥斯丁并没有对这种听任个人情感的个人主义表示出深恶痛绝，只是用白描的手法对此作出了温和的讽刺。

　　显然，长期生活在英国乡村的奥斯丁，受到到传统的英国文化影响，在处理婚姻恋爱的问题上，依然顺承传统的道德观念，更确切来说，早期的奥斯丁用旧式的乡绅阶层的婚恋观来构建了她的小说世界，作品更多地属于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十八世纪文学传统，其女性的纤细使她的嘲讽幽默而不至于过分辛辣。理性主义使她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采用更多的客观描绘，使读者始终处在看台上以观众的身份去感受她建构的理性世界。在世纪交替之际，英国乡村文化也顺应革命的浪潮变动，而奥斯丁在此风云莫测的时代，坚持了她理想中的完美世界，可以说，奥斯丁没有被动地接受文化变迁的洗礼，她思考，她回望，她相信绅士的传统是不变更的真理，也是最完美的婚姻的基石。

　　在旧式体制中，英国乡村是一个以拥有土地的乡绅为领袖的紧密社会群体，乡绅在拥有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履行自身的职责，即当时盛行的“济贫法”。虽然在革命浪潮带来的经济转型后，这种体制已发生根本的改变，在繁荣的十八世纪，处在社会上层的乡绅阶层对贫困人群已经置之不理，但在奥斯丁的世界里，依然推崇旧式乡绅所应有的社会责任。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成为了乡绅阶级中完美的典型，他遵循乡绅阶级所规定的门第制度，婚姻与恋爱都必须讲求社会地位的相当，而且保持了作为乡绅所拥有的风度，在得知威洛比的卑劣行径后，依然施以帮助。虽然，在今天看来当中所强调的门第观念是陈腐落后的，但在小说里也并没有明显的讽刺，相反，奥斯丁在此问题上依然接受了传统的观念，按照旧式的乡绅阶级归属划分，决定条件不是金钱，而是出身，因此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接受达西的求婚后，凯瑟琳夫人前来阻挠的时候，伊丽莎白有这样一句话，“我认为，我跟你外甥结婚，并没有背弃自己的出身。他是个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我们正是门当户对。”③甚至在后期较为成熟的作品《爱玛》当中，门当户对依然成为完美婚姻的必要组成要素，这表明作者的认为在中产阶级社会中，爱情和婚姻是与财产和社会地位相联系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奥斯丁目睹了乡绅阶层的变化，工业革命带来新贵族的兴起，取代了原有的乡绅阶层，这一切的改变都影响了奥斯丁晚年创作风格的新变。奥斯丁的最后一部小说《劝导》在这位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可谓独树一帜：它张扬“情感”优于“理性”，塑造理想化的女主人公，表现出对土地贵族的失望，运用了新的叙事文体。比起好评如潮的《傲慢与偏见》、《爱玛》等作品，《劝导》则不能迎来评论界的一片呼声，甚至有人认为“如果不是健康原因……她肯定要作修改”④。的确奥斯丁在《劝导》当中大胆地走出了原来的写作模式，颠倒了“理智”与“情感”的地位，“情感”在《劝导》当中显然是经过了奥斯丁的精心锤炼，以绝对的优势抵制了理性的元素，“情感”第一次在奥斯丁的作品当中充当了主角。可以看到在《劝导》之前创作的五部小说在主题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描述“理性”如何历尽曲折、制约了“情感”，使主人公有了美满的婚姻。《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不顾家人的反对放纵自己的情感，终究在缺失理性的情感当中饱尝爱情的苦果，遭到了爱人的抛弃，最终在听从埃利诺理性的劝导后，走上了幸福的道路；经典之作《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的偏见与达西的傲慢每每阻挠了他们美好的爱情，终以双方的理性认识，跨越了傲慢与偏见的障碍，才体检到理性的珍贵，爱情的温馨；《诺桑觉寺》中，凯瑟琳从虚无缥缈的哥特式小说世界中醒悟过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而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理智造就了深沉谨慎的范妮，情感让玛丽热情而奔放，在最终的庄园女主人争夺战当中，还是让理性成为了主旋律；《爱玛》的女主人公一厢情愿的撮合给别人和自己的婚恋都带来障碍，待到醒悟后才发现幸福就在身边。这些作品无一不证明“理性”比“情感”更重要，这也就是奥斯丁一直以来的风格。但《劝导》写的则是女主人公由“理性”向“感情”转变而后获得幸福的过程。女主人公安妮年轻的时候听从罗塞尔夫人的“理性”的劝导，忍痛割舍了和平民文特沃斯的热烈恋爱，理性的决定没有为安妮带来任何的幸福感，反而给她带来长达八年的思念和痛苦，险些断送了青春。八年后，安妮与文特沃斯再度相遇，“情感”终于无法再压抑，安妮坚决排除了“理性”的误导，同文特沃思恢复交往，重燃旧情，终于迎来幸福的婚姻。《劝导》成为奥斯丁第一部表现“情感”优于“理性”的小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劝导》当中奥斯丁所描写的“情感”也只能称之为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倾向，这种浪漫的色彩还带有浓重的理性印记，“情感”跨越“理智”也只不过是在传统的范围当中，并不大胆，也不放肆，这与反传统的拜伦式浪漫主义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奥斯丁在长期的理性主义写作后的一个过渡，还称不上是转型，但“情感”第一次被奥斯丁置于优于理性的地位，表明她在观念上有了重大变化。她已经把理性作家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1709—1784）从至高无上的宝座上请下来，第一次让考柏（William Cowper，1731—1800）扬眉吐气地统摄作品基调。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说过：“在《劝导》中既有特殊的美，也有特殊的枯燥。这种枯燥往往是在两个创作时期之间的过渡阶段的特征。”奥期丁显然在《劝导》中表现出了这种“过渡阶段”的新特征。可惜，由于作家早逝，这种新倾向未及充分发展就中止了。

　　2、“情感”与“理智”碰撞下的女性塑造

　　人们认为，十八世纪的启蒙理性思想促成了第一场女权运动的浪潮，如果一个社会中的道德和社交行为成为讨论的重大议题，那么作为一位高举理性旗帜的女性作家就有必要参与到这场辩论当中。因此，简·奥斯丁也肩负起社会赋予的责任加入其中，通过笔下的人物探讨妇女的地位，其中涉及女性教育、婚姻、道德自主与家庭权威的问题。奥斯丁更是在其作品中多次塑造理性女性形象，由此阐述女性应被看成与男性有同样道德的完全理性的人。她把笔下的那些女主人公放在当时的父权至上的社会中来观察，在那个社会中，人们的思想价值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由于一代代的财产都为男继承人所得，女性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只能顺从男人，所谓的法律规定等。因此，奥斯丁笔下的人物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爱玛那个独断独行的父亲，如何想法设法要让自己的女儿嫁个有钱人的伊丽莎白的母亲，还有一大批拥有社会身份地位的青年才俊，虽然处在社会的上层，却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当然少不了的是那些受到良好教育，却又不能正确控制自己情感与理性平衡的绅士与淑女，而其中又以女性作为着力点，奥斯丁在年轻的时候就试图把女主人公全面地放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去，探讨她们对传统道德和社会习俗的复杂而往往相互冲突的要求所作出的种种反应，显示奥斯丁出对女人在男人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有成熟的认识。

　　塑造理性的女性，首先涉及的是女子教育问题，接受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在旧式的英国传统中，女子教育是受到很多的束缚的，女子并没有机会获得与男子同等地位的教育，这个时期的许多女子要是想获得教育，就只有由家人或请家庭教师，更或是由母亲直接承担教育的责任。奥斯丁笔下的理性女性同样也体现了这一要求，接受教育是改变自身素质的唯一出路，奥斯丁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无论在早期作品《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还是后期的《曼德菲德庄园》《劝导》等，最后能够认识自身超越自我的都是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她们都是乡绅阶层的淑女，但良好的教育却不是幸福的全部基础，奥斯丁在作品中也明确了这一观点，财产是女性幸福的建构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个坚实的物质基础，无所谓有幸福的婚姻，当然，奥斯丁笔下的强调的是乡绅阶层的幸福婚姻，淑女们要成就一段美好姻缘，还必须有金钱作为后盾，即使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没有经济的实力，单靠个人能力也不能找到一条好的出路，婚姻成为了淑女们通往美好世界的唯一选择。在《爱玛》中有这样一段话：“单身妇女，若收入微薄，当然令人耻笑，惹人讨厌，是儿童取笑的对象。单身妇女若有财产，总是令人尊敬的，完全可以做到通情达理、讨人喜欢。”，⑤显然，在奥斯丁看来，缺少经济上的支持而又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在社会地位上，依然处于劣势。

　　理性作为奥斯丁塑造女性形象的关键词，在她的小说中有着深刻地反映，对于当时以赞美情感为主流文学内容，奥斯丁始终坚守着理性的阵地，而对文学中经常出现有着无法克制的强烈情感才是优秀的人物表现，她却抱着相反的态度，奥斯丁对一味赞美情感有着不同的意见，在她笔下情感支配的人物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惩罚，而这种惩罚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英国早期旧制度的思想逻辑为基础的，以《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为例，多情的玛丽安相信情感，但情感却仍然作为一种危险的反动行为，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因此，一味信任自己的心不能给玛丽安本人带来任何好处，“情感”这一要素作为英国前一扩张时期中的典型的以人为中心的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此时在这个反动时期则被人作为是自我中心的唯我主义，因此，奥斯丁将其视作反社会的元素掺入塑造女性形象当中，事实上，奥斯丁并没有让“情感”成为主人公玛丽安本质上依附的东西，故事的最后， 玛丽安听从了姐姐埃莉诺的劝导，作出了理性的选择，走上了幸福的道路。可以说，奥斯丁所塑造的仍然是善良的士绅阶层的淑女，从而鲜明的表达了她对士绅阶层抱有的希望与忠心。与“情感”相对比的，是埃莉诺所代表的正面信条，埃莉诺始终被用心地设置在理性的行为圈当中，某种程度上是一直与玛丽安的“情感”作对比，奥斯丁的这种安排，更容易让我们感觉到，埃利诺所承受的痛苦更甚于玛丽安，在埃利诺的情感世界当中“理智”与“情感”相互的碰撞，虽然“理智”始终占据了上风，但“情感”的威力也不是说一时片刻可以抹煞掉的，两者的对抗在反复地折磨着埃利诺，而她终究用强大的意志把自己的感情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当然埃莉诺也有冲动的时候，这样的刻画更让埃利诺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她的冲动存在着善意的保护，尤其在处理与她妹妹玛丽安和母亲的问题上。另一方面也在更高的社会层次上，在奥斯丁心中这种社会观念总是和士绅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高贵的社会责任，至于完全的“情感”支配的人物在她笔下则是庸俗的表现。

　　奥斯丁被二十世纪的文学评论家们誉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不仅是因为她的小说有天衣无缝的结构和精湛的刻画技巧，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小说有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塑造了一个个典型的士绅阶层的淑女形象，她开创了描写日常生活小说，奠定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基础。《傲慢与偏见》是她最受欢迎的小说，后人提到这位现实主义小说家，自然会想到这部只描写三、四户乡村田园人家生活的作品。奥斯丁通过《傲慢与偏见》，用小题材展现了大世界，她通过《傲慢与偏见》成功的塑造了一个机智的女主人公伊莉莎白，她聪明善良，具有良好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她拥有与男士同等的敏锐的洞察力与判断力，这是当时旧式体制下英国妇女所缺少的才能，可以说，伊丽莎白并不是当时社会公认的淑女典范，在奥斯丁生活的年代，社会对淑女的要求是跟女性的才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女性的敏锐与机智是不能作为衡量的标准，奥斯丁故意在《傲慢与偏见》中让女主人公把才艺放下，因此，她对钢琴舞蹈并不精通，社交并不是她的强项，这样的伊丽莎白似乎也刚具有特殊的魅力，脱离了原有的淑女标准，更加富有个性，可以说，奥斯丁笔下的伊丽莎白是奥斯丁心中的理想淑女。在伊丽莎白的形象塑造中，奥斯丁把“理智”放在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她认为女性也具有与男性同等的理性思维。而且认为妇女和男性一样智力发达，有一样的理性的出发点。她把达西作为聪明人来描写，向伊莉莎白学到东西，一如后面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一样，这事实上象征了奥斯丁对女性智力的信心，有力的反对了性别歧视，重新塑造了妇女的形象，也让后来的作家有所借鉴。

　　在后期奥斯丁的创作《劝导》中，与前几部作品却大相径庭。女主人公安妮·埃利奥特和海军军官温特沃思倾心相爱,可她的父亲沃尔特爵士和教母拉塞尔夫人却嫌温特沃思出身低贱、没有财产,极力反对这门亲事。安妮出于谨慎,听从了教母的劝导,忍痛与心上人分手。八年后,温特沃思休役回乡,安妮意识到了当年的错误,两人历尽曲折而重归于好,喜结良缘。与玛丽安、爱德蒙、爱玛正好相反,安妮是弃谨慎而求浪漫。这表现了她对早年炽热恋情的渴望,对未来的满怀喜悦和信心,是有充分理由的,而过去的谨小慎微似乎成了胡作非为的对上帝的亵读，年轻时候被迫采取了谨慎小心的态度，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染上了浪漫色彩。奥斯丁在此第一次对“情感”一词给予肯定,这与她前期对情感的贬抑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劝导》对“情感”作主导的浪漫爱情的神奇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安妮由于过于理智而经受了整整八年的痛苦，在这八年中，她香消色退,瘦弱不堪,早早地失去了青春的艳丽。然而在心上人回来后，她的容颜因爱情的滋润而迅速恢复了昔日的风彩，在莱姆受到了堂兄埃利奥特先生的倾慕，连她那认为美貌仅次于爵位的虚荣的父亲也觉得她变得更白净、更娇嫩了。在此，奥斯丁热情地歌颂了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情感”，塑造出一个青春活力，情感优于理智的安妮，难怪有人说《劝导》是一部关于“青春风彩的失去与回归的故事”。

　　3、绅士与淑女的婚姻

　　奥斯丁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以婚姻为主，以英国当时的乡间体面人家的婚姻大事为题材是奥斯丁所有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她的早期习作的范围。她最关心的是女主人公，往往是体面人家的没有丰裕陪嫁的淑女的婚事，这是奥斯丁在艺术上自觉的选择——以小见大，在平凡中见真实。在《傲慢与偏见》中，更是开篇就以婚姻为起点进行故事的陈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每个完美婚姻的背后都隐藏着复杂的关系，其中又以经济关系为主。那么在研究故事中探讨的妇女问题时，就无可避免地牵涉到其中，事实上，奥斯丁始终是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去考察，尤其是经济关系，因此奥斯丁创作的故事始终都以社会现实作为基础。

　　人们常常笼统地认为奥斯丁专门描写爱情与婚姻，其实她首先和主要写婚姻问题，不是作为爱情结果的婚姻，而是作为经济需要的婚姻。这里所说的婚姻，显然不涉及感情，纯粹是个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因此可以说，与作者的宣称相反，所谓“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根本不是什么“举世公认”的“真理”，而只是班纳特太太的一厢情愿。我们也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中，真正的“举世公认的真理”，不是“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而是“没有财产的妇女需要嫁有财产的丈夫”，这里涉及士绅阶层的婚姻问题。在当时旧式体制的英国社会，士绅阶层的淑女即使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丰厚财产，除了结婚就没有别的出路，但从《傲慢与偏见》的整个描写来看，奥斯丁还不是单纯探索妇女的婚姻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极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

　　经济基础成为了完美婚姻的必要成分，可以说，奥斯丁笔下是一个以经济基础决定一切的生存世界，绕过围绕婚姻关系的描写，透过表层描写会客，喝茶，跳舞，聊天等社交世界，揭开外层，看到的就是一组组以数字构成的世界，无论在哪部作品中都可以找一大堆代表金钱的数字，如《理智与情感》中，第一章就交待了达什伍德先生拥有七千磅的家产，而他留给他三个姑娘每人一千磅，以表示他对她们的慈爱。在《傲慢与偏见》里也有相似的描写，班纳特先生拥有年进两千磅的地产，班纳特夫人拥有四千磅的嫁妆，而五位班纳特**只能从母亲方面得到年息四厘的一千磅存款。后期作品《爱玛》依然没有脱离金钱与婚姻的关系，在《诺桑觉寺》中更是说到：“不管那些传奇故事里怎么说，没有钱这东西是不行的”。历来英国小说在描写妇女婚姻方面的小说枚不胜举，但像奥斯丁那样直接从经济关系揭示妇女地位的作品就并不多见，奥斯丁透彻地从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出发，探讨了十八到十九世纪英国妇女在社会阶级地位上的变化。

　　在奥斯丁看来,最理想的婚姻莫过于理智与情感的结合,二者之中,理智应该是占据上风的,这从她前几部作品中可以看出来。《理智与情感》中的姐姐埃莉诺审慎理智,把感情埋藏在心底,妹妹玛丽安则一味放纵自己的情感。结果埃莉诺和自己所爱的人终成眷属,而玛丽安被恋人抛弃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放纵情感的错误而嫁给了有钱有势却毫无浪漫色彩的中年人布兰敦上校。另外一部作品《傲慢与偏见》被认为是奥斯丁最具光彩、最机智明快的作品。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不受钱财的诱惑而先后拒绝了俗不可耐的柯林斯以及傲慢的达西,达西则克服了理智上对伊丽莎白家中其他成员的不屑而屈服于对伊丽莎白的爱情,因而这被认为是一部爱情浪漫的经典之作。故事里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婚姻与金钱的关系，吉英与彬格莱、达西与伊丽莎白、韦翰与丽迪雅、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夏绿蒂和丽迪雅代表两种极端，前者只追求“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后者却纯粹出于性的冲动，完全不顾后果。班纳特先生拥有年进两千镑的地产，班纳特太太嫁给他时有四千镑的嫁妆，班纳特家五位**结婚时每人只能从母亲方面得到“年息四厘的一千镑存款”。彬格莱有十万镑遗产，每年进项在四五千镑；彬格莱**有两万镑嫁妆。达西先生有年进一万镑的财产，他的妹妹乔治安娜有三万镑的嫁妆。韦翰与丽迪雅私奔后，至少向达西敲诈到一万镑才肯正式娶她……当然，还有那个使班纳特太太无限愤慨的遗嘱“附加条款”，就是它决定了班纳特家五个女儿的命运，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作者用透辟的眼光向人们表明，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无非是金钱交易、利益的结合。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的婚姻是个典型，作者通过不同类型的婚姻关系把资产阶级婚姻从经济实质到礼仪形式都进行了透彻的揭露。奥斯丁的其他两部作品《曼斯菲尔德庄园》和《爱玛》更是强调了理性对幸福婚姻的重要性。前者的男主人公爱德蒙最终放弃了活泼浪漫的玛丽而选择了审慎理智的范妮，后者的女主人公爱玛在奈特利先生的帮助下意识到只有门当户对的婚姻才是正确的婚姻,因而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和门第相当的奈特利结成伴侣。

玛丽·居里（波兰），居里夫人就不用说了，其他的有：

希帕蒂娅是历史记载最早的著名的古罗马女科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

卡罗琳·赫舍尔 (1750年-1848年)出生在德国汉诺威，发现了8颗彗星及星云的伟大天文学家

埃达·洛夫莱斯伯爵夫人(1815年-1852年) 美国国防部用的她名字命名Ada计算机程序语言，以纪念这位150年前帮助英国发明家查理·巴贝奇研制出

后来被认为历史上第一台计算机的女科学家。

埃达·拜伦1815年出生在英国伦敦，她首先为计算拟定了“算法”，然后拟定了“程序设计流程图”，这也被后人认定为“第一个计算机程序”。

伊雷娜·约里奥-居里 (1897年-1956年）和她的丈夫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发现新的人造放射性元素而双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莉泽·迈特纳(1878年－1968），奥地利物理学家，发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核裂变。但是，诺贝尔奖却只授给了她的合作者奥托·哈恩。

卢梭《新爱洛绮丝》(1761)宝贵的认识价值；它是爱情小说，可又别同一般。和卢梭那些振聋发聩的启蒙论著一样．这部小说在揭示“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方面、表现了爱情受到封建势力摧残时的纯与真，不俗不卑，情操高尚，促人清心明目，具有深刻的启蒙性质。

　　《新爱洛绮丝》书名的全称是《尤丽，或新爱洛绮丝——阿尔卑斯山麓下一个小城市中两个居民所写的情书》，它是卢梭著名的书信体小说。

　　爱洛绮丝本是法国12世纪时的一位美丽而钟情的少女，她与老师、哲学家阿贝拉尔相爱而酿成悲剧；启蒙思想家卢梭，借用这个古老的爱情故事推陈出新，展现出他那个时代的新的爱情悲剧：贵族**尤丽与平民出身的家庭教师圣·普乐相爱甚笃，尤丽的父亲却出于封建的等级偏见，以圣·普乐的出身不配而从中拦阻，终于迫使尤丽含恨死去。书名在爱洛绮丝的名字前冠以“新”字,题意含蓄,透露出作者对封建罪恶的强烈愤怒。人们只要把尤丽的悲剧与昔日的爱洛绮丝悲剧两相对照，便可深入—步地领会这部作品的反封建主题：时代，已由中古前进到18世纪的启蒙时期；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却旧迭新换，戕害人间正当感情的封建偏见和家长制依然悠意横行。卢梭感到反封建的任务时不我待，新的“新爱洛绮丝”悲剧再也不能重演。

　　《新爱洛绮丝》采用书信体格式来展开悲剧主人公的命运，相互通信的除尤丽和圣·普乐外，还有尤丽后来迫嫁的丈夫德·沃尔玛、尤丽的表姐克雷尔、圣·普乐的好朋友英国爵士爱德华等人。说来是件憾事，这部书信体小说的全部译本目前很难看到；《外国文学作品选》中节选的《离别》和《游湖》(题目为编者所加)，是《新爱洛绮丝》所有书信中最著名的两封情书。信中集中描写尤丽和圣·普乐这一对恋人纯真而炽热的感情，历来为人们所珍视。

海巴夏 (Hypatia)，约370～415 AD

世界上第一位杰出的女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

东罗马时代末期，在北非的亚历山大城 (Alexandria) 才出现了一位才貌双绝、辩才、品德备受称赞的女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她的名字叫做海巴夏（Hypatia, 370～415 AD）。她是数学家兼天文学家 Theon 的女儿。（Theon 相当有名气，他的名声来自他所注释的欧几里德 (Euclid) 的《几何原本》(Elements)，Ptolemy 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Handy Books 都相当完整地流传下来，给后世带来影响。他本身则是不太有创意的学者。）

柏拉图在公元前385年至370年的哲学著作《座谈会》描绘了一场由一群出席宴会的知名人士发表的友好演讲比赛

在讨论中，苏格拉底提到，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叫迪奥蒂玛的女人教他“爱的哲学”，她是曼蒂娜的女祭司

苏格拉底还声称，提奥提玛推迟了雅典的瘟疫，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公元前430年），这种瘟疫摧毁了古希腊的城邦雅典

除了这些小事实之外，关于迪奥蒂玛作为一个人的讨论并不多，安塞尔姆·费尔巴哈（1829-1880）（公共领域）的研讨会（第二版）尽管有这些小信息，迪奥蒂玛在研讨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没有出席宴会

她教导苏格拉底把爱的概念作为一种提升到对神圣的沉思的手段，她认为爱的目标是不朽，无论是通过创造孩子还是美丽的事物

柏拉图式爱情是一种不以肉体享乐为基础的感情，这一概念几千年来一直为我们所熟悉，是从这一论据中得出的，尽管这个概念最终是以Plato而不是狄奥蒂玛命名的，但在古世界里，Diotima的存在从来就没有任何疑问

庞贝城一世纪发现的青铜浮雕描绘的是提奥提玛和苏格拉底，二者之间有爱神的形象

这幅浮雕展示了她在一场生动的对话中，而苏格拉底在专心倾听

从公元二世纪到五世纪的著作也把提奥提玛称为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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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奇诺关于认为妇女可以成为哲学家的荒谬性的评论，有效地剥夺了狄奥蒂玛的声音和身份，把女祭司简化为虚构的人物，她保留了这个地位在接下来的500年里，阅读更多…，像这样的预告，想继续阅读吗？你可以！加入我们（方便，即时访问），看看你错过了什么！！所有高级商品均提供全套服务，可立即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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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毕业于澳大利亚麦格理大学，获古代史学位阅读更多

你需要了解的10位伟大女性哲学家

女人的眼睛总是比较敏锐的,哪怕是对世上的坏事全然无知的最老实的女人有时也会突然闪现出惊人的睿智。——阿尔丰斯·都德

历史上大部分开天辟地的哲学家都是男人，而且哲学通常是一个男性类型。女人既没有得到追求心灵生活的教育也没有这个时间。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过去200年，女人为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大多是对文学和艺术而不是哲学。她们在“伟大哲学家”的投票中缺席需要一个解释。

我感觉女人一般比男人要更不适合居于一个高度苦行的、冰冷的、分析的空间，而这正是哲学所在。女人从整体上——显然还是有例外——更接近于实践的、个人的事务。并不是她们天生缺乏哲学或更高的数学的天赋或才能，而是她们比男人更加不愿意将生命专注于一个已被自然和人类替代了的冰冷世界。

哲学曾一度宣称提供一个严格的方法来探寻生命的意义，它也是宗教教条的珍贵替代品。但在现代社会，宗教已经在欧洲和北美的知识分子阶层失去了基础，知识分子们不再注意寻找答案的基本人类需求。哲学现在处于边缘。哲学已经在名誉和境界上大大缩水，它现在只是一个学术化的练习。

哲学世界最近的一个真正重要的运动是存在主义，主要代表是战后巴黎的让·保罗·萨特，阿尔波特加缪和西蒙德波伏娃。自那以后有过语言哲学，但缺乏对最好的哲学进行特别深刻的洞察。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通过他们不可靠的相对主义，毁掉了哲学的概念。没有人在意哲学家，文化批评主义开始走向前沿。媒体和锋芒毕露的流行文化现在成为主宰，然而人们需要帮助来超越这一主宰并存活下来。

“女哲学家”这个词对我来说甚至并无意义。西蒙·德·波伏娃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对我来说，哲学家远离日常关怀并操控术语和概念，就像一个网格或棋盘上的计数器。西蒙·德·波伏娃和艾茵·兰德，以及其他我所喜欢的，有着她们自己极具影响力的思维系统，因而她们也应属于伟大哲学家之列。

兰德的混合理论，社会观察以及评论完全是创造性的，尽管也能看到一些浪漫主义的苗头。她的体系是宽广和复杂的，非常值得并入哲学课程。

西蒙·德·波伏娃的大部头《第二性》显示了她的混合意识。它不符合严格的哲学定义，因为它是抽象思维和历史以及人类学—现实的合成物，类型问题可能是为什么这些女哲学家没有被列入伟大哲学家之列的原因。但是柏拉图也是一个戏剧性小说的作者——因而不考虑兰德是毫无理由的。

哲学家这个词已经过时了，应予以抛弃。现时代的思想家应该是部分抽象化、部分实践的。卡尔马克思，作为伟大哲学家投票的获胜者，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主要思想者。他不是抽象的俘虏，他总是关注社会和革命。但在我看来，他的失败在于对个体的冷淡和对集体的粗暴特权。

总是抱怨在男人的性别歧视下女人生活中的小斑点是令人厌烦的。现在缺乏重要的女哲学家不是因为女性缺乏才能，而是因为哲学本身的坍塌。像传统所作的那种哲学已经是一个僵死的类型。当今是互联网时代，我们在此被信息碎片淹没。电脑前的每个人都在着手寻求和捏造他的身份。网络模仿人类的神经，它已经根本改变了年轻人的脑子。无论好坏，网络是即时的。哲学属于一个消失了的时代，一个缓慢的、修辞形式的追问。

当今的哲学家现在不过是古董研究者。

——作者为费城艺术大学（University of the Arts, Philadelphia）文科教授

以下为随文的附录（没有按照年代顺序，大抵是根据一定的重要性排序）：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

生于德国的犹太哲学家，曾跟随海德格尔学习，之后，在1933年因其关于反犹宣传的著作而被盖世太保监禁。

她逃到巴黎，七年后，随着法国沦陷，她移居美国。对存在主义和对圣·奥古斯丁思想的最初兴趣被她更为政治性的意识所取代。她因《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以及对于阿道夫·艾希曼审判的报道（首先发表在《纽约客》，然后在其1963年出版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之罪的报道》）而出名。她对艾希曼案件中的极刑的证明如下：因为艾希曼并不想和犹太人分享土地，犹太民族也没有理由和他分享土地。她的三卷本《心灵生活》的前两卷死后才发表，作为她对康德政治哲学的反思。

海巴夏（Hypatia of Alexandria）

C370-415AD

普罗提诺的跟随者，大约在公元400，在亚历山大里亚发展新柏拉图主义，直到415去世。她显然十分出名，以至于专门写给哲学家的书信中常常提到她。

她也是一个重要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她被认为教授过关于不同层次的现实和理解现实的人文能力的观念。她相信自然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来自“一”，而人类缺乏足以理解最终真实的精神能力。

她后来并不出名极有可能是因为她的著作无一幸存（即便是学生的书信也是如此）。然而，看来她的存在使得城邦里的基督教团体倍受威胁，可能部分是因为她强调科学的价值。她被一群基督徒折磨至死（包括用牡蛎壳的僧侣）。崇拜者把她尊为与苏格拉底齐名的哲学殉道士。

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不应被其情人让保罗萨特所遮蔽，波伏娃在传统哲学（她写了关于莱布尼茨的论文）中，把教育发展成为一种更为激进的女性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解释。

她的一些关于人类自由诸如“自为”“自在”的观念与萨特重复，但是她的其他这学工作，诸如《关于模棱两可的伦理学》（1948）本身就十分重要，还有她塔标式的女性主义著作《第二性》（1949），波伏娃认为通过一个把女性当作男性规范分支的历史，女性被抑止着，如果女性主义想要成功的话，这一假设必须破除。

伊丽莎白·安斯康（Elizabeth Anscombe）1919－2001

以牛津剑桥为根基的学术界主要关注为诸如心灵和道德这些现象的自然现实进行定义，格特鲁德·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安斯康被称为20世纪超凡脱俗的哲学家。她不仅拥有古典哲学的理性根基，也具有罗马天主教信仰以及现代维特根斯坦和弗雷格的哲学背景。作为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朋友，安斯康对1953年《哲学研究》的翻译是决定性的（至今仍无修正），还有1959年对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介绍也是如此。她的《意向》（1957）被认为是当今“行为理论”的奠基之作。作为一个格外严格的分析哲学家，她曾对艾耶尔说“如果不是你说话这么快，人们本不会认为你这么聪明”，艾耶尔回答道：“如果不是你说话这么慢，人们本不会认为你这么深刻”。

安妮·康韦（Anne, Lady Conway）

1631－1679

一个笛卡尔的英国追随者，对犹太神秘哲学（kabbala）和教友会主义感兴趣。

出生时名位安妮·芬西，她通过她的哥哥在剑桥的亨利·摩尔手下间接研究哲学。她的性别禁止她自己去学习哲学，她只有在她短暂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与摩尔通信，她47岁去世。

她着迷于实体问题，怀疑内在事物的存在，她发展了以上帝为基础的自然理论，一个综合了物质和精神的秩序（“生命和形体是同一实体的不同属性”），这个秩序由单个的“原子”构成。

在这一点上，她先于莱布尼茨，而莱布尼茨正是受了她的影响。她的一部留存的著作《大部分古代和近代哲学的诸种原理》于她死后1690年匿名出版。

安妮·康韦遭受严重的偏头痛折磨，据说曾考虑进行环锯手术作为可能的治疗。

萨拉·玛格丽特·富勒（Sarah Margaret Fuller）

1810－1850

生于美国的男女平权主义者，先验唯心论的捍卫者，她的《19世纪女性》是美国大陆第一个重要的男女平权的声明。作为爱默生的学生，她在1846年搬到欧洲前就教于罗德岛和波士顿，嫁给了一个意大利贵族。在逃避意大利革命之后，她和她的丈夫、孩子一起溺于纽约火岛。

苏珊·哈克（Susan Haack）：

1945－

生于英国，迈阿密大学哲学与法律教授。她在界限的艰难边缘，提出基础融贯主义的认识论，一种介于基础主义和融贯论的第三条道路（如果你想问，你就不会理解）。著作包括：《变异逻辑（Deviant Logic）》（1974），《逻辑哲学》（1978），以及《捍卫科学－在理性范围里在科学主义和犬儒主义之间》（2003）。

玛莉·渥斯顿克雷福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

英国男女平权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与托马斯潘恩（美国出版家）和威廉戈德温（后者为其丈夫，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相联合。《人权的辩护》（1790）年反对奴隶贸易，《女权的辩护》（1792）。她把婚姻描述为“合法卖*”，反对君主制，教会和军队。她死于产子后的并发症。

玛莉无疑是开女权主义运动先河的一代先驱，无论是19世纪、20世纪还是21世纪，许多女性都是在阅读了她的著作之后，方才逐渐意识到自身所受的不平等对待。自从她开始，女性文学逐渐成为文学中主要的分类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就是女权主义的开山鼻祖。玛莉大胆独立的爱情观也使其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妇女性解放运动的偶像之一。进入20世纪以后，她逐渐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标志，她的生平和著作也成为不少女性学者的研究。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都承认深受其影响。近年来，她的著作受到了全面的重新审视。部分学者认为，她的著作横跨文学、哲学、宗教和政治等多个方面，她不仅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

艾茵·兰德（Ayn Rand）

1905－1982

有争议的俄国小说家和哲学家，一个“激进资本主义者”，她的著作在年轻的保守党党员中非常流行。1924年迁至美国，发展了她称为“客观主义”的个人主义哲学。最为出名的著作是《源头（The Fountainhead）》（1935），《阿特拉斯摆脱重负（Atlas Shrugged）》（1957）。客观主义哲学分裂为两派，另成立一个“客观主义中心”。客观主义哲学并不被学院哲学所承认，只是在非专业人士中流行，“客观主义”这个词会产生许多歧义，有的哲学家用来表达超伦理学派或中庸现实主义。兰德的观点在苏联解体后在美国非常流行，但在美国之外很少有人听说过，据说最近兰德的小说在印度很流行。兰德和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非议，学院派哲学家批评兰德，不仅是由于她指摘学院派哲学，而且还因为她将哲学观念用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而不是发表在学术刊物上。拥护者认为兰德反对现代学院哲学，自然不会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而且兰德想将自己的观念直接传播给普通人，而不是只向哲学界发表。反对者则认为兰德的观念经不起专业哲学家的研究，是一种简单而粗糙的想法集合，没有上升为一种理论，她为生活设立的原则实际是和现实世界脱节的，不可能实现。

海巴夏必定是一位才智非常高，意志很坚强的女子，为了她的理念她终生未婚，投入她喜爱的科学与哲学世界。她独步她艰难的路程，但最后还是不容于当时的社会而终于惨死。由于她从事于当时最艰深的数学、天文学的讲学和著述以及她在哲学方面的成就，史称她是世界上第一位杰出的女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并且是古今最出色的女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