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人们为何会放弃分餐制，而选择“合餐制”？

我国古代一直实行的是分餐制，但是游牧民族却是进行合餐制，到了唐朝以后，因为和游牧民族有了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所以慢慢地进行民族融合，开始实行合餐制。

但是唐朝那时候的合餐还是主要在贫困百姓中，在贵族或者家庭富裕的人家还是实行分餐的。毕竟贫困百姓的最大需求是生存，而游牧民族实行合餐其实也是这个理由，毕竟合餐可以大大节约时间，而且还省粮食。当然其实合餐制在中国古代其实也是一直存在的，毕竟如果粮食比较少，根本没有分的余地，但是如果家里条件比较好，还是会实行分餐的。

所以在当时的唐朝开始了合餐制的萌芽，真正发展到规模，被大多数人接受还是在宋朝。宋朝的时候商业经济高度繁荣，各种文化也是逐渐融合，特别是饮食文化商业化的发展，导致合餐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

食材越来越丰富，烹饪方式也日益多样，而且商业发展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导致下馆子的人也是越来越多。而椅子的出现也是给合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再加上合餐制利于交流，增进感情，和中国特有的饭桌文化相配合，所以很多贵族也开始接受了合餐制度。

所以，分餐制度可以说是当时生产力有限，为了平均分配食物，后来是为了体现等级制度才开始盛行的。但是到了唐朝，民族融合不断加深，游牧民族的合餐制度传入中原。而饮食商业化，再加上椅子等的出现，逐渐合餐制度成为了中国的的主流，毕竟可以促进一家人和睦用餐，利于家庭和谐，对于古代家庭文化是一个很好的传承。而对于贫困百姓来说可以节省一部分生活物资。

目前，我国大多数家庭采取合餐的进餐方式。所谓“合餐”是指多人合用一份或几份菜肴。与“合餐”相对，“分餐”是指由厨师、服务人员或家人，按照等量的原则，把主食和菜肴分配到餐具中，供每一位就餐者独自享用。

分餐制具有卫生、互不传染可能携带的疾病以及减少浪费等优点。分餐制更注重每个人自负其责、把握分量、吃光所给。通过推行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这样一些良好的卫生习惯将可以“走上”餐桌，守护我们的健康。





分餐不但不会分爱，还会分享健康

有朋友担心，“分餐”会不会意味着“分爱”，让亲朋好友觉得“生分”？同时，我国“合餐”的餐饮传统流传已久，讲究团圆的热闹氛围看起来也不适合分餐。但试想，如果因为合餐而感染了不必要的疾病，还何谈对家人朋友的关爱？

各种类型的污染，可能通过食物或饮食，让人“病从口入”，最终致人生病。其中，生物性的污染，包括：病毒、细菌、真菌、寄生虫等病原体。这些污染一部分是原发性的（即食物本身已被污染），一部分是继发性的外源污染（如加工导致），再一部分就是就餐聚集密切接触而导致的传染。

通过饮食方式进入人体内部的致病因素，最终导致人患上感染性疾病或者中毒性疾病等，这被称作食源性疾病。食源性疾病的类型相对较多，较为常见的包括食物中毒、肠道传染疾病、寄生虫疾病以及人畜共患传染疾病等。根据世卫组织统计，食源性疾患的发病率居各类疾病总发病率前列，而在疾病的各类传播途径中，唾液是最主要的途径之一。

另外，分餐对于实现营养膳食也有所帮助。人们可以通过分餐让自己了解每一餐具体的种类和摄入量，这样长期坚持，食物的摄入量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控制体重，还可以做到营养膳食。再者，食物多样化的原则得以落实，减少人们不自觉挑食的倾向，也能养成均衡饮食的习惯。





在现代社会里，表达关怀的方式多种多样，“合餐”早已不是唯一选择。如今，围炉不一定共食，一些家庭、餐饮企业的烹饪或餐饮方式也在不断改进中。

例如火锅、自助餐、菜饭放入同一食盒统一供应等方式，都是改变用餐方式的尝试。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将差异融入食物系统。中国人一直喜欢晚餐制度。这种饮食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历史遗产。它直观地反映了我们中国人在饮食中对父母养育和家庭观念的重视。中国人经常采用共同的饮食制度，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西方人通常采用分餐制，每人一顿。然而，联餐制自古以来就不存在，分餐制也不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在古代，只有皇帝和贵族才有资格“按祖吃饭”和“按钟吃饭”。其他人坐在地板上，没有桌子（几个箱子）。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最重要的是欢聚一堂，气氛热烈。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餐馆，他们通常围着桌子吃饭。这种亲密的饮食方式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传统。随着中国古代经济水平的提高,地方风俗文化的不断融合,政治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民间智慧结晶的创造,中国古代饮食的变化和发展日益完善,，这引起了很多关注。

当时，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往往形成定居点和群体来生存。事实上，这群人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狩猎和采集野果的收入不能让每个人都开胃吃饭。经过简单的加工，食物被均匀地分配给每个人，然后分开吃，这是以前的分餐制的结合。由于古代物质匮乏、生产力低下、食物来源少，这一时期实行了严格的平均分配制度。

近年来，考古学家在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发掘时，出土了“案、祖、数”等贵族使用的桌子。其中一个“箱子”是长方形的，大约一米长，一英寸宽，一英寸高。国子徐小可在宴会上为陈玄皇帝上菜时没有拔筷子，但他面前的菜不知怎么地谢绝了。后来，人们发现他偷偷地把食物藏在怀里，想把它带回家向母亲致敬。

据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记载，我国从唐代由分餐制又演变为合餐的会食制，其重要原因是由于高桌大椅的出现。周秦汉晋时代实行“分餐制”应用小食案进食是个重要因素。自从公元5世纪至6世纪新的高足坐具和大桌出现后，人们已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从而也直接影响了进食方式的变化。用高桌大椅合餐进食，在唐代已习以为常。从敦煌一七三窟唐代宴饮的壁画中，已可见到众人围坐在一起合餐“会食”的场景了。当然，我国由分餐制转变为会食制，这中间还有个发展过程。起初，人们虽然围坐在一桌合餐，但馔食仍是一人一份。

分餐制是当今世界一种科学、卫生的用餐制度，有人以为这只是西方人发明的。其实，我国早在周秦汉晋时代，就已实行分餐制了。只是到了唐代，才又演变为合餐的会食制。

   从古代文献资料中，可以找到我国古代分餐制的充分证据。重要证据之一是战国时期的事例。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广招天下宾客，他礼贤下士，对前来投奔他的数千名食客，不论贵贱，一视同仁，而且和自己吃同样的馔食。一天夜晚，孟尝君宴请新来投奔的侠士。宴会中，有一侍从无意中挡住了灯光，一侠士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一定是自己吃的膳食与孟尝君的不一样，不然侍从何以要遮住灯光呢？于是此人怒气冲天，放下筷子，欲离席而去。孟尝君为说明真相，亲自端起自己的饭菜给侠士看，以示大家用的是同样膳食。真相大白后，侠士羞愧难当，遂拔剑自刎以谢罪。如果当时实行的是合餐的会餐制，该侠士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怀疑了。

   另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南朝时期的事例。据《陈书·徐孝克传》记载，国子祭酒徐孝克在陪侍陈宣帝宴饮时，对摆在自己案前的馔食，一口未吃，可是当散席后，他面前的馔食，却明显减少了。原来，徐孝克将一些馔食悄悄带回家孝敬老母了。这使皇帝很感动，并下令以后参加御宴，凡是摆在徐孝克案前的馔食，他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带一些回家。这也说明，当时实行的是一人一份的分餐制。

   从古代的绘画资料和考古发掘中，也可找到我国隋唐以前实行分餐制的实证。从出土的汉墓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中，均可见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景，却未见多人围桌欢宴的“合餐”画面。从出土的实物中，也有一张张低矮的小食案，分餐时一人一案。从唐代由分餐制又演变为合餐的会食制。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介绍，在敦煌“285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图形，有趣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常的蹲跪姿势，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这显然是高足坐具使用不久或不普及时可能出现的现象。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又可看到坐胡床(马扎子)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

　　唐代时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成为标准姿势。1955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墓，发现墓室壁画中有一个端坐椅子上的墓主人像，双足并排放在地上，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在唐代时，至少在唐代中晚期，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

　　用高椅大桌进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绘画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线索。如名画《备宴图》，描绘巍峨殿宇的侧庭，摆着大方食桌和条凳，桌上摆满了餐具和食品。再看敦煌“473窟”唐代宴饮壁画，画中绘一凉亭，亭内摆着一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高足条凳，凳上面对面地坐着9位规规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这已是众人围坐一起的会食了。

　　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围坐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遍，无论在宫内或是民间。家具的变革引起了社会生活的许多变化，也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合餐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