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教学的特点

作为一种生命哲学，情感教育倡导，因为对生命的思索和关心而关心情感和情感教育，情感教育要培养情感丰富、饱满、健康的，生命鲜活的人，等等。这些是教育学永恒的追求和使命。

关心和考察人的生命质量不可能绕过情感质量，需要以情感的方式探索整全生命中的精神发育。朱小蔓很早就意识到，培养一个完整的人（生命）不能只重视认知而不重视情感。她认为，情绪情感的发动有其生理的基础或表现，但更与特定生命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位置、民族地域文化以及微观交往互动的质量相关。朱小蔓所倡导的情感教育研究中的“情感”，并非西方近代科学思维中那个与逻辑理性相对的作为心理现象的情绪，而是具有价值倾向的人的精神性活动。情感教育主要探索人的精神发育，为教育树立起指向精神健全发育的价值目标。

回到情感教育研究活动本身，朱小蔓把它看成是滋养生命的重要方式之一。无论何时，只要谈起情感教育，她总是立刻眼睛发光、精神焕发，她把情感教育的研究看成了研究者自身的一条精神上的“回乡”之旅——从中体会认同、接纳、真挚等美好的情感。对于研究者而言，研究与他个人的情感之间不是完全地分割开来的，情感教育研究总是充满着人的温情以及人对于教育的担当和使命感。这是一种特别宝贵的精神力量。

作为一种实践哲学，情感教育研究来源于实践，指向对教育的现实问题特别是人的情感问题的关心。

朱小蔓的情感教育研究不是书斋中的学问，她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不同时期的研究课题，都直面现实社会和教育的挑战。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的研究几乎全部基于中国这30年社会发展变迁中的真实问题的激发和挑战，来源于个人对情感、对生命奥秘之探求，尤其是基于个人的教育、德育工作经历及感悟，同时得益于自己所在的工作岗位。

她曾不止一次地和我谈起，做情感教育研究，不是要为自己建立一个学术的自留地。近些年，她从情感教育的视域思考生命，关心生命教育研究，并把这一思想概括为指向生命完整发展的情感教育研究。这正是因应中国基础教育各个时期的问题而做出的个人学术上的努力，例如过分看重分数与升学而绑架了学校与家长；忽略儿童亲子关系中的情感应答，导致人的精神发育之基膜受损等。同时，她将这些学术研究的成果积极地反哺给教育实践，提出教育要遵循生命时序及生命之个体差异，为此后一生的良好道德品性、健全人格和整全生命的成长打下基础。

对于朱小蔓个人而言，情感教育是一个学术之根。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和教育而言，它又是一剂良方。朱小蔓从这里出发，提出很多新的命题和教育实践方案。她的情感教育思想总是呈现出对于人的心灵和人类社会方向等终极问题的关怀，闪耀着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鲁迅关于文学自觉的时代始于魏晋的看法是在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形成的,是中国文学观念西化进程中的产物。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中西比较视域、形式美感视域和情感视域三重视域影响了鲁迅的“文学自觉”说,其论断的局限主要在于:一、鲁迅对“文学自觉”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并不清楚;二、文学史研究中的自相矛盾;三、不能有效解释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内在关系;四、对文学自觉的标志的看法也并不全面。

　　鲁迅先生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出了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的看法,近年来,关于这一看法引起比较激烈的论争,有持“汉代说”的,有持“六朝说”的,也有坚持“魏晋说”的。鲁迅的这一论断是否科学,我以为,应将之放到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即鲁迅这一论断产生的现代性语境中加以审视,才能作出基本的判断。

　　鲁迅对文艺的形式美感也非常重视,在《摩罗诗力说》中曾对文学的无用之用作了清楚的说明:“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指出文章的不用之用在于“涵养人之神思”。这种看法实际上是回到文学本体,坚持文学的无用之用的娱心,与康德的艺术无功用论在基本观念上是一致的。基于对形式美感的重视,鲁迅在其文学史书写中特别注重作品的“文采”。《世说新语》之所以为鲁迅所激赏,不是因为它的“喻道”或“议政”,而是“为赏心而作”,“远实用而近娱乐”。

　　鲁迅对文艺的形式美感的重视还可以从他对刘师培、章太炎文学观念接受向路的差异上中看出。刘师培发展了乡先贤阮元的“文言说”思想,重视文、笔之别,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从“骈”与“散”的对立和《文选》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藻瀚”的文学传统出发来确立文学的特性,更看重的是文学的“沉思”、“翰藻”特征,更注意的是音韵和比偶等中国语言文学所特有的美感因素,甚至以此来与域外文学相抗衡。对于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刘师培在《文章源始》、《广阮氏文言说》等文章中,广泛征引古籍如《说文》、《广雅》、《玉篇》、《广韵》、《释名》等著作中的诠释,反复说明“文”当训为“饰”,对文学的形式因素极度重视。鲁迅不只一次推荐刘师培的著作《中国中古文学史》,而对章太炎的杂文学观念颇不以为然,他曾对许寿裳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川如果细查,就会发现,鲁迅关于魏晋文学的基本判断,主要得益于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是鲁迅对汉魏文章基本特色的判断,刘师培的判断是“清峻”、“通”、“骋词”、“华靡”,二人基本上如出一辙;鲁迅将魏晋时期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这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也能找到基本类似的说法,刘师培的说法是:“文章之界,至此而大明矣”,“此均文学别于众学之征也。”

　　鲁迅与同时代文学理论家一样,对文学的情感性特质也十分强调。在他和周作人合译的《红星佚史》的《序》(1907年)中,就明确将情感作为“文”的基本特质:“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1913年)又强调文学艺术“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摩罗诗力说》中所提倡的“摩罗诗力”实际上也是一种具有奇妙魔力的伟大的感情。 对情感特质的强调还反映在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评价上。比如,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他认为:“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评价《离骚》时说:“若其怨愤责数之言,则三百篇中甚于此者多矣。”当然,这种强调更多体现在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作为一位敢于剖析“病态社会”与“伪文明”的内外科医生、一个善于拷问和挖掘“人性与灵魂”的睿智考古家、一个孑然徒步在“文化沙漠”的苦行僧,他的悲观主义者的绝望,他的“无家可归的惶惑”,在“荒诞与反讽”、“自我与选择与反抗绝望”、“超越自我与面对世界”等重大主题中化为外冷内热、饱富情感的那些文字,一一呈现给了我们。

在赋予其购物的内涵之前，作为“光棍节”的“11月11号”代表了人们对于摆脱单身的渴望，而双十一借助商业的力量，让人们在国庆和元旦之间的空档找到对生活的慰藉，也借助诸多仪式实现了一种狂欢。当然尽情的狂欢，离不开人们消费能力的提升，也离不开互联网、移动支付、物流等技术发展的加持。也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双十一才得以成为一场消费奇观。

在这个意义上说，在购物节中，很多人购物或许并不仅仅基于实打实的需求，而是寻求一种参与感和满足感。在群体的狂欢中，消费者也很难保持理性。事实上，双十一也一直在努力强调文化和情感视域下的消费逻辑。实惠囤货、种草拔草，消费的背后是对生活的精致打算和愿望的落地。有了情感上的认同和共鸣，消费行为就变得更加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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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动的“双十一”其实无奈

对买家而言，为了“血拼”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甚至要在年中就缩衣节食等待“双十一”的报复性消费；如此情形让卖家提前进入“透支”经营周期，不仅在活动开始前半个月就出现“窝工”现象，更要命的是，卖家需要为突然激增的订单量增派人手，稍有不慎，就会给经营带来损失。

于是就有了“双十一”临近，“剁手党”在为预购商品下定金而“狂欢”，坐在后台接单的卖家却在不时“骂娘”的怪现象。这也不能卖家小气，他们只在接送订单上有经验，对产能释放的评估经验欠缺，会导致卖家对可能的人员配置预测失准，而卖家“拍脑袋”增派人手的无奈之举恰恰是导致企业运营成本升高的原因。

有的卖家就表示，临近“双十一”前，订单会骤降50%，而在“双十一”期间，他们需要承担比以往高出近50%的开销，还不包括车辆调度和增加保险投资的费用，活生生把单纯的一个卖家逼成了兼具物流管理和企业经营双重角色的管理者，有时甚至要向友商求助，希望在库存、物流资源的调度上共同分担。

“谁都不愿意招工浪费，更不希望出现爆仓。”这是卖家长期挂在嘴边的话，但他们更知道，“双十一”就是商家把一个月的生意用十天来做完，由此带来的资源浪费难以避免，甚至有些劳民伤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