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船瓜洲中“京口瓜洲一水间”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泊船瓜洲》是一首典型的乡愁诗。因为此诗的写作背景是，年过半百、对政治早已心恢意懒的王安石，已经历了两次因推行新法而被罢相的坎坷遭遇，此次的再次被起用为相，他曾两次辞官而未获准，因而他的赴任是勉强的、违心的。就在他上任后，又多次请求解除宰相职务，并终于在复出后的第二年，终于如愿以偿地再度罢相。显而易见，这种际遇心境下，写作《泊船瓜洲》，也就难免字里行间，不贮满忧郁、伤感、消沉之情，也就难免不对即将远离的家乡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意了，他是绝不可能如某些学者所说的，会以“春风又绿江南岸”来喻皇恩浩荡，来抒发什么因如愿以偿的复出和将开创变法新局面而欣喜异常的感情了。诗的结句“明月何时照我还”就是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一腔乡愁的真实写照：诗人还未远离家乡，就已为何时能返家乡而愁绪满腹了呢？

由此再来看“春风又绿江南岸”，就知此句的重心在“又”而非“绿”了，诗人并非着意刻画江南美景，因为“绿”本是春天的最常见最平常之景，只是实写，理应毫无特别精彩之处，只是《容斋随笔》的炼字故事使这平常无奇之“绿”字才有了特殊的语言的魅力。其实，讲到写江南春天之美，只要与白居易的《忆江南》词相比，就可看出高下文野之分了。但这里并无贬低诗人之意，只是要说明，诗人写作此句的重心，并没有放在“绿”字，而是放在了“又”字上，要表达的是：无情之春风尚且知道一年一度“又”回江南，而作为对故乡情浓意切的诗人，却恰恰在“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候，离开江南的家乡，违心地重登仕途，这里有自责，更有着人生的无奈，还有着对前途的担忧。这一去，前途吉凶莫测，不知何时才“又”能回到江南的家中呢？一个“又”字，融情于景，实在是诗人满心难以排遗的乡愁的自然的流露。

把握了全诗的感情基调后，再来看诗的前两句，“京口瓜洲一水间”的“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的“只隔”，显然在情感上与“又”一脉相承，写的都是家乡虽近在咫尺，却不能像春风一样，一年一次定时的又来相会，知何时再能相见的怅惘之情。水间’，以愉快的笔调写他从京口渡江，又有了新解：“我们常常引“春风又绿江南岸”来喻形势的大好，其实大违诗之本意，那个又字怎讲，没有了落实。唯此，许多人以欣然之意来读“春风又绿江南岸”并将之作为喜庆美景的喻词，都是有违该诗原主旨的误读误解。

回答者：匿名 10-23 17:26

这是一首著名的抒情小诗，抒发了诗人眺望江南、思念家园的深切感情。 诗以“泊船瓜洲”为题，点明诗人的立足点。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间”写了望中之景，诗人站在瓜洲渡口，放眼南望，看到了南边岸上的“京口”与“瓜洲”这么近，中间隔一条江水。由此诗人联想到家园所在的钟山也只隔几层山了，也不远了。次句“钟山只隔数层山”暗示诗人归心似箭的心情。第三句又写景，点出了时令已经春天，描绘了长江南岸的景色。“绿”字是吹绿的意思，是使动用法，用得绝妙。传说王安石为用好这个字改动了十多次，从“到”“过”“入”“满”等十多个动词中最后选定了“绿”字。因为其他文字只表达春风的到来，却没表现春天到来后千里江岸一片新绿的景物变化。结句“明月何时照我还”，诗人眺望已久，不觉皓月初上，诗人用疑问的句式，想象出一幅“明月”“照我还”的画面，进一步表现诗人思念家园的心情。 本诗从字面上看，是流露着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大有急欲飞舟渡江回家和亲人团聚的愿望。其实，在字里行间也寓着他重返政治舞台、推行新政的强烈欲望。

实《泊船瓜洲》是一首典型的乡愁诗。因为此诗的写作背景是，年过半百、对政治早已心恢意懒的王安石，已经历了两次因推行新法而被罢相的坎坷遭遇，此次的再次被起用为相，他曾两次辞官而未获准，因而他的赴任是勉强的、违心的。就在他上任后，又多次请求解除宰相职务，并终于在复出后的第二年，终于如愿以偿地再度罢相。显而易见，这种际遇心境下，写作《泊船瓜洲》，也就难免字里行间，不贮满忧郁、伤感、消沉之情，也就难免不对即将远离的家乡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意了，他是绝不可能如某些学者所说的，会以“春风又绿江南岸”来喻皇恩浩荡，来抒发什么因如愿以偿的复出和将开创变法新局面而欣喜异常的感情了。诗的结句“明月何时照我还”就是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一腔乡愁的真实写照：诗人还未远离家乡，就已为何时能返家乡而愁绪满腹了呢？

由此再来看“春风又绿江南岸”，就知此句的重心在“又”而非“绿”了，诗人并非着意刻画江南美景，因为“绿”本是春天的最常见最平常之景，只是实写，理应毫无特别精彩之处，只是《容斋随笔》的炼字故事使这平常无奇之“绿”字才有了特殊的语言的魅力。其实，讲到写江南春天之美，只要与白居易的《忆江南》词相比，就可看出高下文野之分了。但这里并无贬低诗人之意，只是要说明，诗人写作此句的重心，并没有放在“绿”字，而是放在了“又”字上，要表达的是：无情之春风尚且知道一年一度“又”回江南，而作为对故乡情浓意切的诗人，却恰恰在“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候，离开江南的家乡，违心地重登仕途，这里有自责，更有着人生的无奈，还有着对前途的担忧。这一去，前途吉凶莫测，不知何时才“又”能回到江南的家中呢？一个“又”字，融情于景，实在是诗人满心难以排遗的乡愁的自然的流露。

把握了全诗的感情基调后，再来看诗的前两句，“京口瓜洲一水间”的“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的“只隔”，显然在情感上与“又”一脉相承，写的都是家乡虽近在咫尺，却不能像春风一样，一年一次定时的又来相会，知何时再能相见的怅惘之情。水间’，以愉快的笔调写他从京口渡江，又有了新解：“我们常常引“春风又绿江南岸”来喻形势的大好，其实大违诗之本意，那个又字怎讲，没有了落实。唯此，许多人以欣然之意来读“春风又绿江南岸”并将之作为喜庆美景的喻词，都是有违该诗原主旨的误读误解。

回答者：lihuiqddy - 高级经理 七级 10-23 17:26

王安石写泊船瓜洲的时代背景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 仁宗庆历进士。嘉佑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 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统治力量，以防 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 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并支持五 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 的形势。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熙宁七年辞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辞，还 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改封荆，世称荆公。卒谥文。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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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者：篂崆圷 - 试用期 一级 10-23 17:40

《春晴》

新春十日雨，雨晴门始开。静看苍苔纹，莫上人衣来。

这一首诗应该很好理解的呀。

新春即为初春，全诗大意为：初春整整下了十日的雨，雨停了才打开屋门，仔细注意苍苔，不要沾到衣襟啊。

王安石简介 (1021～1086)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 （今属江西）人。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谥文，又称 王文公。 生平 王安石自幼随做地方官的父亲王益转徙于新 淦、庐陵、新繁、韶州等地，至景□四年（1037），全 家始定居于江宁。早年的播迁生活，使他较为广泛地接 触到社会的贫困和人民的苦难，产生了“心哀此黔首” （《感事》）的感情。他“少好读书”（《宋史•王安 石传》）,“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 《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 (《答曾子固书》)。年十七、八,即以稷、契自命:“才 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忆昨诗示诸外 弟》),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志趣。庆历二年(1042)登杨□ 榜进士第,签书淮南判官。庆历年(1047)调知鄞县,便着 手兴修水利,贷谷与民,受到人民爱戴。嘉□元年(1056) 为群牧判官,后历官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三司度支 判官、知制诰等。任度支判官时,受同僚宋敏求委托,在 家藏唐人诗集的基础上编《唐百家诗选》。神宗即位， 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 年拜相。在神宗支持下，制定并推行农田水利、青苗、 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等新法，使国力有所增 强。因遭到反变法派的猛烈攻击，于熙宁七年(1074)罢 相，次年复拜相，进《三经新义》，立于学官。熙宁九 年(1076)再次辞去相位，退居江宁，潜心于学术研究和 诗歌创作。元□元年(1086)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 石忧愤病死。王安石事迹，见《宋史》本传、《续资治 通鉴长编》、《宋诗纪事》、《宋人轶事汇编》、《宋 稗类钞》等。 文学主张与创作 王安石是欧阳修倡导的北宋诗文 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早在庆历三年（1043），他就 抨击西昆派的代表人物杨亿、刘筠“以其文词染当世， 学者迷其端原”，批判他们的文风“无文章黼黻之序” （《张刑部诗序》）。后来他的文学观随着变法思想的 形成而明显地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他的文学主张的 核心是：“文章合用世”（《送董传》），“务为有补 于世”(《上人书》)。但不否定修辞技巧的作用：“容 （形式美）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同前）。他 的文学创作正是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创作以论说文 的成就最为突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①直接向皇帝陈 述政见的奏议。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批评北宋中 叶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腐败现象，提出法先王之意，主 张“改易更革”；《本朝百年无事□子》系统地阐述仁 宗在位41年间的政治措施的得失，劝勉神宗革除“因循 末俗之弊”。这类文章具有组织严密，析理精微，措词 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干脆而又富于鼓动性 等特点。尤其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体 大思精,近人梁启超以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惟贾谊 《陈政事疏》“稍足方之”（《王荆公》第21章）。② 是针砭现实的杂文。如《原过》、《使医》，短小精悍， 巧于用比；《兴贤》、《委任》，从正反两面反复论证， 逻辑性很强；《闵习》、《知人》批判世人溺于旧习和 君主不能识贤,笔锋锐利,寄慨深远。③是人物论和史评。 如《子贡》、《鲧说》、《伯夷》、《读〈江南录〉》、 《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一反传统 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储欣以为能“希风《史记》论赞， 奇美特绝”（《临川全集录》卷二）。其中《读〈孟尝 君传〉》全文不足百字，而抑扬吞吐，胜意迭出，尤为 短文中的杰作。④书序和信札及其他。如《周礼义序》、 《诗义序》等，在学术见解中体现了他反传统的政治态 度，即苏轼所谓“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王 安石赠太傅》）；行文则“简而能庄”（沈德潜《唐宋 八家文钞》卷三十），字字着力。《答司马谏议书》驳 司马光对新法的非难，逻辑严密；《答吕吉甫书》以释 憾解怨的态度作绝交书，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表现出了 磊落的胸怀。 记叙文在王安石的散文中占有较大比重。人物传记 如《先大夫述》，运用朴实的语言记叙其父王益居官清 廉正直。着墨不多,而给人的印象较为鲜明。《伤仲永》 写仲永因后天不学终于由神童沦为常人的可悲经历，申 述劝学之旨，题材很典型。墓志碑文，为数甚多，通常 是概括叙写墓主生平、历官、品格，文笔简妙老洁，偶 尔插入几则生动故事,显得重点突出,亲切感人。如《给 事中赠尚书工部侍郎孔公墓志铭》写孔道辅不好鬼神□ 祥，举笏击杀妖蛇事，寥寥几笔，勾勒了一个无神论者 的形象。游记如《游褒禅山记》，“借题写己，深情高 致，穷工极妙”（《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八引李光地 语）。 一般说来，王安石的记叙散文不重写景状物、铺陈 点染，而属意于借端说理、载道见志，因而某些作品显 得形象性不足。 抒情文以祭文为多。用四言韵语写的，如《祭束向 元道文》、《祭范颍州仲淹文》等，辞语古朴，情意真 挚，颇有感染力；用杂言韵文写的，如《祭欧阳文忠公 文》，高度赞扬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和道德情操，词清韵 幽，感激□欷，在当时各家所写的欧阳修祭文中，最为 杰出。但某些替人代做及纯属应酬性质的祭文则未能免 俗。赠序中也有抒情文，如《同学一首别子固》，抒写 朋友间相警相慰之意，唱叹有情，婉转深厚。 王安石早年为文主要师法孟子和韩愈。欧阳修指点 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自此以后，文思开廓。他兼 取韩非的峭厉，荀子的富丽和扬雄的简古,融会贯通,形 成峭刻幽远、雄健刚直、简丽自然的独特风格。吴德旋 说:“古来博洽而不为积书所累者,莫如王介甫”（《初 月楼古文绪论》），指出了他能够博取众美的长处。今 人朱自清说：“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经 典常谈•文第十三》），指出了他的散文与欧阳修、苏 轼的区别。 王安石的诗歌，不仅数量多，有1500余首，而且很 有特色,自成一家。退居江宁以前所写的诗歌,多数属于 政治诗。他把自己长期观察、分析社会现实的感受和渴 望济世匡俗的抱负写进诗里，主要有《感事》、《河北 民》、《收盐》、《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利害见寄》、 《发廪》、《兼并》、《省兵》、《读诏书》、《次韵 和甫咏雪》等。这些作品,密切联系现实人生,内容比较 充实；而在艺术上，一般存在着议论过多、形象不够丰 满、语言较为生硬等缺点。如《兼并》诗，洪迈即认为 “其语绝不工”(《容斋诗话》卷三)。执政以后，推行 新法,当遭到反变法派的攻击时,他写了《众人》、《赐 也》、《王章》、《即事六首》之二、《孤桐》等诗进 行回击，表现出对于推行新法毫不动摇的意志。 王安石是一位爱国诗人，抒发爱国感情的诗篇在他 的政治诗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入塞》、《送赵学士陕 西提刑》、《西帅》、《阴山画虎图》、《次韵元厚之 平戎庆捷》等，是这类诗中的代表作。以咏史和怀古为 题材的诗篇中也颇有传诵之作。如《商鞅》、《宰□》、 《韩信》、《范增二首》、《贾生》等都有感而发,寓意 深刻,李东阳以为“极有笔力当别用一具眼观之”(《怀 麓堂诗话》)。历来脍炙人口的《明妃曲》两首,由细致 的刻画与精妙的议论结合而成，在令人同情的王昭君的 形象上寄托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触,黄庭坚以为“可与李 翰林、王右丞并驱争先矣”(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引)。 王安石还写了大量羁旅、登临、酬赠、悼友之作，其中 如《旅思》、《登飞来峰》、《题西太一宫壁》、《别 孙莘老》、《送程公□守洪州》、《寄王逢原》、《思 王逢原三首》等都是难得的佳构。但也有不少作品是铺 排典故成语的客套虚文，艺术价值不高。 王安石在退居江宁以后的10年中，思想上十分矛盾。 一方面，他继续关心新法，写作歌颂新法成效的诗篇。 《歌元丰五首》、《元丰行示德逢》、《后元丰行》等 描绘人民在获得丰收后的欢乐景象,虽不无溢美之处,但 可见他对神宗继续推行新法仍然热情支持。他曲折言志， 著名的《北陂杏花》诗的最后两句“纵被春风吹作雪， 绝胜南陌碾成尘”,陈衍以为“恰是自己身分”(《宋诗 精华录》卷二)。其他如《杖藜》、《梅花》、《独山梅 花》、《望夫石》、《鸱》等，都表现他未能忘怀政治， 不肯超然物外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由于神宗对推行 新法愈来愈动摇,王安石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他不得不借 助佛理来解脱自己的精神苦闷。《示宝觉三首》、《示 无著上人》、《寓言三首》、《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等， 都表明他离开世情愈来愈远。此外,他寄情山水,陶冶性 情，写了大量山水田园诗。其中如《南浦》、《染云》、 《书湖阴先生壁》、《江上》、《北山》、《泊船瓜洲》 等都是古今公认的佳作。 王安石集句诗数量较多，有的比较自然。在他的提 倡下,这种特殊的诗体在宋代有了发展。故严羽说:“集 句惟荆公最长。”（《沧浪诗话》）

王安石前后期的诗风有很大不同。前期主要学习杜 甫关心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精神，《杜甫画像》充分 说明了他对杜甫的倾倒。这一时期的诗歌,内容丰富,热 情饱满。在艺术上，近体多仿杜诗句法，古体则明显地 吸取韩愈诗歌的健拔雄奇、多用议论的特色，具有劲峭 雄直之气。但如《读墨》一类诗作,“终篇皆如散文,但 加押韵”（《王荆文公诗笺注》引李郛语），助长了宋 诗议论枯燥的缺点。后期诗作，在艺术上走着杜甫“老 去渐于诗律细”的路子，在对仗、典故、格律上精益求 精；又吸收了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进一步增强了艺术 美。叶梦得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 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 率排比处”(《石林诗话》卷上)，吴之振说他“遣情世 外，其悲壮即寓闲澹之中”(《宋诗钞•临川诗钞序》)， 都比较恰当地指出他后期诗歌的艺术特征。严羽称王安 石的诗歌为“王荆公体”(《沧浪诗话》)，主要指其后 期诗风而言。也有人对王安石后期诗过多地搬弄典故和 讲究技巧表示不满，如陈师道说他“伤工”（《王直方 诗话》引）,叶□说他“徒有纤弱”(《习学纪言序目》 卷四十七),赵翼说他几首属对精切的诗“皆字面上求工， 而气已恹恹不振”(《瓯北诗话》卷十一)。不过总的来 说，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在扫清西昆影响、开创宋诗局面 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他评张籍乐府诗的名言“看 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 包含着自己的创作甘苦，给后世诗人以深刻启发，黄庭 坚、杨万里等都受到他的影响。但他有时爱炼涩拙之句， 押逼仄之韵，用冷僻之典，开启了江西诗派追求险韵硬 语等形式技巧的不良风气。 王安石的词作数量不多，艺术性却比较高。〔千秋 岁引〕《别馆寒砧》词“意致清迥”（《蓼园词选》）； 〔桂枝香〕《金陵怀古》足堪“颉颃清真、稼轩”（《艺 蘅馆词选》），都是不可多得的名篇。 作品集与版本 王安石的诗文，宋徽宗时由薛昂等 人编纂成集，早已散佚。传世的有两种：一种是《临川 先生文集》，通行的是明代嘉靖二十五年应云□刻本及 嘉靖三十九年何中丞刻本，都是100卷,源于南宋绍兴年 间詹大和刻本，即所谓临川本。另一种是南宋龙舒刻本 《王文公文集》,也是100卷、但篇目、编次与临川本不 同，且只剩两个残本。1959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临 川先生文集》，以临川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各善本而成。 集末附日本岛田翰从残本《王文公文集》中辑得的47篇 佚诗、佚文作为《补遗》。这是目前较完善的王安石全 集。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得龙舒本的两个残本 合刻，去其重复，配成完整的《王文公文集》。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拾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饱含着浓浓的爱国思想，但也流露出作者报国无门的无限感慨，蕴含着对苟且偷安、毫无振作的南宋朝廷的愤懑之情。

一、《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年古》原文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xū），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bi)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二、全文释义

历经千古的江山，再也难找到像孙权那样的英雄。当年的舞榭歌台还在，英雄人物却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不复存在。斜阳照着长满草树的普通小巷，人们说那是当年刘裕曾经住过的地方。回想当年，他领军北伐、收复失地的时候是何等威猛！

然而刘裕的儿子刘义隆好大喜功，仓促北伐，却反而让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乘机挥师南下，兵抵长江北岸而返，遭到对手的重创。我回到南方已经有四十三年了，看着中原仍然记得扬州路上烽火连天的战乱场景。

怎么能回首啊，当年拓跋焘的行宫外竟有百姓在那里祭祀，乌鸦啄食祭品，人们过着社日，只把他当作一位神祗来供奉，而不知道这里曾是一个皇帝的行宫。还有谁会问，廉颇老了，饭量还好吗？

　　赏析一:

　　此词的写作有着特定的创作背景。南宋时，主战派势力总居下风，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辛弃疾都在江西乡下赋闲，不得重用。后来，宰相韩倔胄用事，重新起用辛弃疾。但这位裙带宰相是有目的的，就是急于北伐，起用主战派，以期通过打败金兵而捞取政治资本，巩固在朝势力。精通兵法的辛弃疾深知战争决非儿戏，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他派人去北方侦察后，认为战机未成熟，主张暂时不要草率行事。哪知，韩倪胄却猜疑他，贬之为镇江知府。北固亭是京口(镇江)名楼，登楼可望已属金国的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可以想像，辛弃疾在京口期间，肯定不止一次登楼，登楼之时，定有几多感慨存诸心中，蓄积起来，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吐之为是词。

　　全词表达了词人坚决主张抗金，而又反对冒进轻敌的思想，抒发了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揭露了南宋政治的腐败，亦流露出词人报国无门的苦闷。

　　这首词最大的艺术特色在于善用典故。辛弃疾是很会用典的，他作此词时，已年届六旬。人上了年纪，自然喜欢讲古，再加之题为“怀古”，托古讽今，不用典故行吗全词用典虽多，却都相当贴切恰当，不仅没有妨碍思想，而且用简炼的语句，表现了丰富的内容，非一般“掉书袋”可比。首先，词人将典故与现实巧妙对照。词中所选典故，均与京口北固亭相吻合，与帝王将相有关，且远涉前代南北分离史事。使用这些典故，可直而不露、隐而不晦地与南宋统治者进行类比或对比。如用孙权、刘裕的英雄壮举，对比南宋统治者的屈辱妥协，让人何等郁郁于怀；用刘义隆草率北伐，急于“封狼居胥”，建盖世奇功，反遭惨败，来类比韩倔胄不修战备、轻战冒进的路线，使人多么提心吊胆；用廉颇被谗的故事，类比南宋践踏人材，令人久久扼腕长叹。其中，以刘宋比南宋，以北魏比金国，以刘义隆、王玄谟昏君庸臣比现实生活中的宋宁宗、韩位胄，足见用典之精，又显作者胆量之大，不畏当权者。其次，将典故当为形象的画面、生动的语言。若用典多且不好，如沙入眼中；用得多且好，可收言简意丰之功效。词中所用典故，都是经过了再创作，毫无面目刻板、呆滞生涩之感。写刘裕北面破敌，“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其英武形象跃然纸上；写刘义隆草率北进，“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其狼狈情状现于眼前；写拓跋焘庆功的场面，“一片神鸦社鼓”，其喧嚷之声闻于耳畔；写自己年岁老大，“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其怨愤之情萦绕笔端。一个个典故，在作者笔下化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图画，使读者宜于理解、乐于接受。

　　赏析二:

　　此词作于开禧元年（1205）。当时，韩侂胄正准备北伐。赋闲已久的辛弃疾于前一年被起用为浙东安抚使，这年春初，又受命知镇江府，出镇江防要地京口（今江苏镇江）。从表面看来，朝廷对他似乎很重视，然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利用他那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号召而已。辛弃疾到任后，一方面积极布置军事进攻的准备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意识到政治斗争的险恶，自身处境的艰难，深感很难有所作为。在一片紧锣密鼓的北伐声中，当然能唤起他恢复中原的豪情壮志，但是对独揽朝政的韩侂胄轻敌冒进，又感到忧心忡忡。这种老成谋国，深思熟虑的情怀矛盾交织复杂的心理状态，在这首篇幅不大的作品里充分地表现出来，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而被后人推为压卷之作（见杨慎《词品》）。这当然首先决定于作品深厚的思想内容，但同时也因为它代表辛词在语言艺术上特殊的成就，典故运用得非常恰到好处；通过一连串典故的暗示和启发作用，丰富了作品的形象，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词以“京口北固亭怀古”为题。京口是三国时吴大帝孙权设置的重镇，并一度为都城，也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生长的地方。面对锦绣江山，缅怀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正是像辛弃疾这样的英雄志士登临应有之情，题中应有之意，词正是从这里着笔的。

　　孙权以区区江东之地，抗衡曹魏，开疆拓土，造成了三国鼎峙的局面。尽管斗转星移，沧桑屡变，歌台舞榭，遗迹沦湮，然而他的英雄业绩则是和千古江山相辉映的。刘裕是在贫寒、势单力薄的情况下逐渐壮大的。以京口为基地，削平了内乱，取代了东晋政权。他曾两度挥戈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大片故土。这些振奋人心的历史事实，被形象地概括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三句话里。英雄人物留给后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因而“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传说中他的故居遗迹，还能引起人们的瞻慕追怀。在这里，作者发的是思古之幽情，写的是现实的感慨。无论是孙权或刘裕，都是从百战中开创基业，建国东南的。这和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于江左、忍气吞声的懦怯表现，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如果说，词的上片借古意以抒今情，还比较轩豁呈露，那么，在下片里，作者通过典故所揭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感慨，就更加意深而味隐了。

　　这首词的下片共十二句，有三层意思。峰回路转，愈转愈深。被组织在词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血脉动荡，和词人的思想感情融成一片，给作品造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深宏博大的意境。

　　“元嘉草草”三句，用古事影射现实，尖锐地提出一个历史教训。这是第一层。 史称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自践位以来，有恢复河南之志”（见《资治通鉴宋纪》）。他曾三次北伐，都没有成功，特别是元嘉二十七年（450）最后一次，失败得更惨。用兵之前，他听取彭城太守王玄谟陈北伐之策，非常激动，说：“闻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见《宋书王玄谟传》。《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卫青、霍去病各统大军分道出塞与匈奴战，皆大胜，霍去病于是“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封、禅，谓积土为坛于山上，祭天曰封，祭地曰禅，报天地之功，为战胜也。“有封狼居胥意”谓有北伐必胜的信心。当时分据在北中国的元魏，并非无隙可乘；南北军事实力的对比，北方也并不占优势。倘能妥为筹画，虑而后动，虽未必能成就一番开天辟地的伟业，然而收复一部分河南旧地，则是完全可能的。无如宋文帝急于事功，头脑发热，听不进老臣宿将的意见，轻启兵端。结果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胜利，反而招致元魏拓跋焘大举南侵，弄得两淮残破，胡马饮江，国势一蹶而不振了①。这一历史事实，对当时现实所提供的历史鉴戒，是发人深省的。辛弃疾是在语重心长地告诫南宋朝廷：要慎重啊！你看，元嘉北伐，由于草草从事，“封狼居胥”的壮举，只落得“仓皇北顾”的哀愁。

　　想到这里，稼轩不禁抚今追昔，感慨万端。随着作者思绪的剧烈波动，词意不断深化，而转入了第二层。

　　稼轩是四十三年前，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率众南归的。正如他在《鹧鸪天》一词中所说的那样：“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革录，汉箭朝飞金朴姑。”那沸腾的战斗岁月，是他英雄事业的发轫之始。当时，宋军在采石矶击破南犯的金兵，完颜亮为部下所杀，人心振奋，北方义军纷起，动摇了女真贵族在中原的统治，形势是大有可为的。刚即位的宋孝宗也颇有恢复之志，起用主战派首领张浚，积极进行北伐。可是符离败退后，他就坚持不下去，于是主和派重新得势，再一次与金国通使议和。从此，南北分裂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辛弃疾的鸿鹄之志也就无从施展，“只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同上词）了。时机是难得而易失的。四十三年后，重新经营恢复中原的事业，民心士气，都和四十三年前有所不同，当然要困难得多。“烽火扬州”和“佛狸祠下”的今昔对照所展示的历史图景，正唱出了稼轩四顾苍茫，百感交集，不堪回首忆当年的感慨心声。

　　“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两句用意是什么呢？佛狸祠在长江北岸今江苏六合县东南的瓜步山上。永嘉二十七年，元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时，曾在瓜步山上建行宫，后来成为一座庙宇。拓跋焘小字佛狸，当时流传有“虏马饮江水，佛狸明年死”的童谣，所以民间把它叫做佛狸祠。这所庙宇，南宋时犹存。词中提到佛狸祠，似乎和元魏南侵有关，所以引起了理解上的种种歧异。其实这里的“神鸦社鼓”，也就是东坡《浣溪沙》词里所描绘的“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的情景，是一幅迎神赛会的生活场景。在古代，迎神赛会，是普遍流行的民间风俗，和农村生产劳动是紧密联系着的。在终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农民祈晴祈雨，以及种种生活愿望的祈祷，都离不开神。利用社日的迎神赛会，歌舞作乐，一方面酬神娱神，一方面大家欢聚一番。在农民看来，只要是神，就会管生产和生活中的事，就会给他们以福佑。有庙宇的地方，就会有“神鸦社鼓”的祭祀活动。至于这一座庙宇供奉的是什么神，对农民说来，是无关宏旨的。佛狸祠下迎神赛会的人们也是一样，他们只把佛狸当作一位神祗来奉祀，而决不会审查这神的来历，更不会把一千多年前的元魏入侵者和当前金人的入侵联系起来。因而，“神鸦社鼓”所揭示的客观意义，只不过是农村生活的一种环境气氛而已，没有必要再多加研究。然而辛弃疾在词里摄取佛狸祠这一特写镜头，则是有其深刻寓意；它和上文的“烽火扬州”有着内在的联系，都是从“可堪回首”这句话里生发出来的。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动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稼轩曾不止一次地以佛狸影射完颜亮。例如在《水调歌头》词中说：“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词中的佛狸，就是指完颜亮，正好作为此词的解释。佛狸祠在这里是象征南侵者所留下的痕迹。四十三年过去了，当年扬州一带烽火漫天，瓜步山也留下了南侵者的足迹，这一切记忆犹新，而今佛狸祠下却是神鸦社鼓，一片安宁祥和景象，全无战斗气氛。辛弃疾感到不堪回首的是，隆兴和议以来，朝廷苟且偷安，放弃了多少北伐抗金的好时机，使得自己南归四十多年，而恢复中原的壮志无从实现。在这里，深沉的时代悲哀和个人身世的感慨交织在一起。

　　那么，辛弃疾是不是就认为良机已经错过，事情已无法挽救了呢？当然不是这样。对于这次北伐，他是赞成的，但认为必须做好准备工作；而准备是否充分，关键在于举措是否得宜，在于任用什么样的人主持其事。他曾向朝廷建议，应当把用兵大计委托给元老重臣，暗示以此自任，准备以垂暮之年，挑起这副重担；然而事情并不是所想象的那样，于是他就发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慨叹，词意转入了最后一层。

　　只要读过《史记廉颇列传》的人，都会很自然地把“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的老将廉颇，和“精神此老健如虎，红颊白须双眼青”（刘过《呈稼轩》诗中语）的辛弃疾联系起来，感到他借古人为自己写照，形象是多么饱满、鲜明，比拟是多么贴切、逼真！不仅如此，稼轩选用这一典故还有更深刻的用意，这就是他把个人的政治遭遇放在当时宋金民族矛盾、以及南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的焦点上来抒写自己的感慨，赋予词中的形象以更丰富的内涵，从而深化了词的主题。这可以从下列两方面来体会。

　　首先，廉颇在赵国，不仅是一位“以勇气闻于诸侯”的猛将，而且在秦赵长期相持的斗争中，他是一位能攻能守，猛勇而不孟浪，持重而非畏缩，为秦国所惧服的老臣宿将。赵王之所以“思复得廉颇”，也是因为“数困于秦兵”，谋求抗击强秦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因而廉颇的用舍行藏，关系到赵秦抗争的局势、赵国国运的兴衰，而不仅仅是廉颇个人的升沉得失问题。其次，廉颇此次之所以终于没有被赵王起用，则是由于他的仇人郭开搞阴谋诡计，蒙蔽了赵王。廉颇个人的遭遇，正反映了当时赵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从这一故事所揭示的历史意义，结合作者四十三年来的身世遭遇，特别是从不久后他又被韩侂胄一脚踢开，落职南归时所发出的“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瑞鹧鸪乙丑奉祠舟次馀杭作》）的慨叹，再回过头来体会他作此词时的处境和心情，就会更深刻地理解他的忧愤之深广，也会惊叹于他用典的出神入化了。

　　岳珂在《桯史稼轩论词》中说：他提出《永遇乐》一词“觉用事多”之后，稼轩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余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人们往往从这一段记载引出这样一条结论：辛弃疾词用典多，是个缺点，但他能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创作态度可谓严肃认真。而这条材料所透露的另一条重要消息却被人们所忽视：以稼轩这样一位语言艺术大师，为什么会“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想改而终于改动不了呢？这不恰恰说明，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能代替的。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不是辛弃疾的缺点，而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

　　赏析三:

　　上片追念起于京口建立功业的孙权、刘裕。孙权坐镇江东，北响抗衡。刘裕北伐一战而复青州，再战而复关中，辛弃疾都深为仰慕。

　　　　下片“元嘉草草” 数句针对韩侂正在策划的北伐行动。冒险轻敌，必然招致失败，结果反让佛狸饮马长江，血食至今。次年韩侂胄伐金败绩，果为辛弃疾不幸言中。辛弃疾这年六十六岁了，篇末以廉颇自比，感叹弃置不用。这首词怀古抚今，以词论政，是其特色。词中提到几次南北战争，全是几万、几十万人的大战，都不过用了三四句，或正面铺张（金戈铁马），或反面衬托（仓皇北顾），或用亲身经历（烽火扬州路），或借前代遗迹（佛狸祠），境界全出而色彩各异，象一幕幕历史场景在我们面前轮转变换。

　　　　全词情调回旋起伏。上片怀念孙权，惋惜时光的流逝，又赞美功业的不灭。下片回顾历史创伤和个人处境，热切的期待又为无可奈何的悲愤。有人认为此词用典太多。但作为怀古词不能不涉及众多史事。陈廷焯谓其“以浩气行之”，“不嫌其堆垛”。以廉颇自比，这个典就用得很贴切，既表现了他老当益壮、临阵思战的凌云壮志，又点明了他屡遭谗毁、投闲置散的实际遭遇，同他的心情、身份都有一致之处，含义也就更加深刻了。明代杨慎说这首《永遇乐》为稼轩词中第一，殆非虚语。

　　赏析四:

　　这是《稼轩词》中突出的爱国篇章之一。它的思想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写作者抗敌救国的雄图大志。二、写作者对恢复大业的深谋远虑和为国效劳的忠心。

　　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辛弃疾六十四岁时，被召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这以前，辛弃疾被迫退居江西乡间已有十多年了。起用他的是执掌大权的韩侂胄。因为那时蒙古已经崛起在金政权的后方，金政权日益衰败，并且起了内乱。韩侂胄要立一场伐金的大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起用了辛弃疾作为号召北伐的旗帜。第二年（1204），任他作镇江知府。镇江在那时濒临抗战前线。辛弃疾初到镇江，努力作北伐的准备。他明确断言金政权必乱必亡。他又认为：南宋要取得对金作战的胜利，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他曾对宋宁宗和韩侂胄提出了这些意见，并建议应把对金用兵这件大事委托给元老重臣。这无疑是包括辛弃疾在内的。可是韩侂胄一伙人不但不能采纳，反而有所疑忌不满，他们借口一件小事故，给他一个降官的处分。开禧元年（1205）索性把他调离镇江，不许他参加北伐大计。辛弃疾二十三岁从山东起义南来，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在南方呆了四十三年，开始遭到投降派的排挤，现在又遭到韩侂胄一伙人的打击，他那施展雄才大略来为恢复大业出力的愿望又落空了。这就是辛弃疾写这首词的时代背景。

　　这首词题为“京口北固亭怀古”，所以一开头就从镇江的历史人物——孙权和刘裕说起。孙权是三国时吴国的皇帝，他在南京建立吴国的首都，并且能够打垮来自北方的侵犯者曹操的军队，保卫了国家。辛弃疾登上京口北固亭怀古，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三国时期的英雄人物孙仲谋（即孙权），只是现在已无处可寻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谓孙仲谋英雄事业的风流余韵，现已无存。“寄奴”，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小字。刘裕在京口起兵讨伐桓玄，平定叛乱。“想当年”三句，颂刘裕率领兵强马壮的北伐军，驰骋中原，气吞胡虏。作者借这些京口当地的历史人物的英雄业绩，隐约地表达自己的抗敌救国的心情。

　　下片“元嘉草草，封狼居胥”几句也是用历史事实。“元嘉”是南朝宋文帝的年号。宋文帝刘义隆是刘裕的儿子。他不能继承父业，好大喜功，听信王玄谟的北伐之策，打无准备之仗，结果一败涂地。封狼居胥是用汉朝霍去病战胜匈奴，在狼居胥山（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举行祭天大礼的故事。宋文帝听了王玄谟的大话，对臣下说：“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辛弃疾用宋文帝“草草”（草率的意思）北伐终于惨败的历史事实，来作为对当时伐金须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从事的深切鉴戒。“仓皇北顾”，是看到北方追来的敌人张皇失色的意思，宋文帝战败时有“北顾涕交流”的诗句。韩侂胄于开禧二年北伐战败，次年被诛，正中了辛弃疾的“赢得仓皇北顾”的预言。

　　“四十三年”三句，由今忆昔，有屈赋的“美人迟暮”的感慨。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率众南归，至开禧元年在京口任上写这首《永遇乐》词，正好是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两句，是说在京口北固亭北望，记得四十三年前自己正在战火弥漫的扬州以北地区参加抗金斗争。（“路”是宋朝的行政区域名，扬州属淮南东路。）后来渡淮南归，原想凭借国力，恢复中原，不期南宋朝廷昏聩无能，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如今过了四十三年，自己已成了老人，而壮志依然难酬。辛弃疾追思往事，不胜身世之感！

　　“佛狸祠下”三句，从上文缅怀往事回到眼前现实，使辛弃疾感到惊心，长江北岸瓜步山上有个佛狸祠，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留下的历史遗迹。拓跋焘小字佛狸，属鲜卑族。他击败王玄谟的军队后，率追兵直达长江北岸的瓜步山，在山上建立行宫，这就是后来的佛狸祠。当地老百姓年年在佛狸祠下迎神赛会，“神鸦”是吃祭品的乌鸦，“社鼓”是祭神的鼓声。辛弃疾写“佛狸祠下”三句，表示自己的隐忧：如今江北各地沦陷已久，不迅速谋求恢复的话，民俗安于异族的统治，忘记了自己是宋室的臣民。这正和陆游的《北望》诗所谓：“中原堕胡尘，北望但榛莽。耆年死已尽，童稚日夜长。羊裘左其衽，宁复记畴曩。”彼此意思相同。

　　辛弃疾这首词最后用廉颇事作结，是作者到老而爱国之心不衰的明证。廉颇虽老，还想为赵王所用。他在赵王使者面前一顿饭就吃了一斗米作的饭、十斤肉、又披甲上马，表示自己尚有余勇。辛弃疾在这词末了以廉颇自比，也正表示自己不服老、还希望能为国效力的耿耿忠心。

　　辛弃疾词的创作方法，有一点和他以前的词人有明显的不同，就是多用典故。如这首词就用了这许多历史故事。有人因此说他的词缺点是好“掉书袋”。岳飞的孙子岳珂著《桯史》，就说“用事多”是这首词的毛病，这是不确当的批评。我们应该作具体的分析：辛弃疾原有许多词是不免过度贪用典故的，但这首词却并不如此。它所用的故事，除末了廉颇一事以外，都是有关镇江的史实，眼前风光，是“京口怀古”这个题目应有的内容，和一般辞章家用典故不同。况且他用这些故事，都和这词的思想感情紧密相联，就艺术手法论，环绕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使用许多史事，以加强作品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在宋词里是不多见的，这正是这首词的长处。杨慎《词品》谓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这是一句颇有见地的评语。（夏承焘）

　　赏析五:

　　这首词是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代表作，也是最优秀的爱国词作之一，历来备受后人传颂，有人甚至称此词为辛词之首。

　　此词的写作有着特定的创作背景。南宋时，主战派势力总居下风，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辛弃疾都在江西乡下赋闲，不得重用。后来，宰相韩倔胄用事，重新起用辛弃疾。但这位裙带宰相是有目的的，就是急于北伐，起用主战派，以期通过打败金兵而捞取政治资本，巩固在朝势力。精通兵法的辛弃疾深知战争决非儿戏，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他派人去北方侦察后，认为战机未成熟，主张暂时不要草率行事。哪知，韩倪胄却猜疑他，贬之为镇江知府。北固亭是京口(镇江)名楼，登楼可望已属金国的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可以想像，辛弃疾在京口期间，肯定不止一次登楼，登楼之时，定有几多感慨存诸心中，蓄积起来，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吐之为是词。

　　全词表达了词人坚决主张抗金，而又反对冒进轻敌的思想，抒发了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揭露了南宋政治的腐败，亦流露出词人报国无门的苦闷。

　　这首词最大的艺术特色在于善用典故。辛弃疾是很会用典的，他作此词时，已年届六旬。人上了年纪，自然喜欢讲古，再加之题为“怀古”，托古讽今，不用典故行吗全词用典虽多，却都相当贴切恰当，不仅没有妨碍思想，而且用简炼的语句，表现了丰富的内容，非一般“掉书袋”可比。首先，词人将典故与现实巧妙对照。词中所选典故，均与京口北固亭相吻合，与帝王将相有关，且远涉前代南北分离史事。使用这些典故，可直而不露、隐而不晦地与南宋统治者进行类比或对比。如用孙权、刘裕的英雄壮举，对比南宋统治者的屈辱妥协，让人何等郁郁于怀；用刘义隆草率北伐，急于“封狼居胥”，建盖世奇功，反遭惨败，来类比韩倔胄不修战备、轻战冒进的路线，使人多么提心吊胆；用廉颇被谗的故事，类比南宋践踏人材，令人久久扼腕长叹。其中，以刘宋比南宋，以北魏比金国，以刘义隆、王玄谟昏君庸臣比现实生活中的宋宁宗、韩位胄，足见用典之精，又显作者胆量之大，不畏当权者。其次，将典故当为形象的画面、生动的语言。若用典多且不好，如沙入眼中；用得多且好，可收言简意丰之功效。词中所用典故，都是经过了再创作，毫无面目刻板、呆滞生涩之感。写刘裕北面破敌，“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其英武形象跃然纸上；写刘义隆草率北进，“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其狼狈情状现于眼前；写拓跋焘庆功的场面，“一片神鸦社鼓”，其喧嚷之声闻于耳畔；写自己年岁老大，“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其怨愤之情萦绕笔端。一个个典故，在作者笔下化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图画，使读者宜于理解、乐于接受。

　　同属豪放派，与苏轼相比，辛弃疾少了一份旷达、一份雄迈，多了几许悲凉、几许苍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何等豪迈，何等雄壮!这是辛弃疾做不到的。全词基调虽是豪放，却流淌着一股浓郁的悲凉、惆怅之情。上片“千古江山”，起句伟岸、挺拔，“英雄无觅”却笔锋一转，调子低了下来。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曾自诩为“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后来，孙权被曹操激赏为“生子当如孙仲谋”，可是而今风流余韵安在只剩下风雨之后，落红满地而已。一个“总”字，让人心头闷闷的。刘裕住处，已沧海桑田，易为寻常巷陌，堂前燕子可曾记得旧时主人斜斜的如血残阳给杂草茂树抹上了一层红晕，让人想哭。遥想刘裕当年壮举，令人徒唤奈何!下片起首“草草”二字，道尽刘义隆、王玄谟辈利令智昏，误国误民。词人从北归南，历时四十三载矣，人生能再有一个四十三载吗可自己的雄心壮志、抗金大业却一直难遂。此时，眺望江那边曾经战斗过的热土，老百姓依然在异族统治下苦苦挣扎，心中又苦恨相煎。拓跋焘庆功的场景，一想起来，就使人拊胸痛惜。廉颇虽老，赵王尚有起用之意，而自己此时却连遭贬斥，天子不闻不问，空怀老当益壮的爱国豪情，其幽怨、悲愤、郁闷之情溢于言表。

　　典妙而雅，情深而切，用典与抒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辛弃疾真不愧为个中高手!（语文月刊）

　　赏析六:

　　上片追念起于京口建立功业的孙权、刘裕。孙权坐镇江东，北响抗衡。刘裕北伐一战而复青州，再战而复关中，辛弃疾都深为仰慕。

　　　　下片“元嘉草草” 数句针对韩侂正在策划的北伐行动。冒险轻敌，必然招致失败，结果反让佛狸饮马长江，血食至今。次年韩侂胄伐金败绩，果为辛弃疾不幸言中。辛弃疾这年六十六岁了，篇末以廉颇自比，感叹弃置不用。这首词怀古抚今，以词论政，是其特色。词中提到几次南北战争，全是几万、几十万人的大战，都不过用了三四句，或正面铺张（金戈铁马），或反面衬托（仓皇北顾），或用亲身经历（烽火扬州路），或借前代遗迹（佛狸祠），境界全出而色彩各异，象一幕幕历史场景在我们面前轮转变换。

　　　　全词情调回旋起伏。上片怀念孙权，惋惜时光的流逝，又赞美功业的不灭。下片回顾历史创伤和个人处境，热切的期待又为无可奈何的悲愤。有人认为此词用典太多。但作为怀古词不能不涉及众多史事。陈廷焯谓其“以浩气行之”，“不嫌其堆垛”。以廉颇自比，这个典就用得很贴切，既表现了他老当益壮、临阵思战的凌云壮志，又点明了他屡遭谗毁、投闲置散的实际遭遇，同他的心情、身份都有一致之处，含义也就更加深刻了。明代杨慎说这首《永遇乐》为稼轩词中第一，殆非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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