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如何驾驭臣子，从四个臣子身上，可以读懂他的管理哲学

01

李靖大破突厥，这是个天大的功劳，等班师回到长安以后，肯定少不了大加封赏。然而等他刚到长安，等待他的不是什么封赏，而是一封弹劾书。

有人状告李靖治兵不严，在平定突厥王庭的时候，有士兵抢了王庭的财宝。按规矩，这些缴获的财宝应该全部入账交给朝廷。可是，这种事情可大可小，立了战功，抢点东西算什么呢？

可是李世民却对此事大发雷霆。李靖不但没有了功劳，反而成了戴罪之身，他只好躲在家中闭门不出，等待皇帝的裁决。

在这几天时间里，朝廷一直在审查财宝的事情，李靖在家中如坐针毡，心中不但没有了想封赏的打算，甚至只希望能不受惩罚。

几天过后，李世民召见他，先是批评了他几句，然后话锋一转，说你的功劳还是很大的，该封赏的还要封赏，于是加封李靖为尚书右仆射，成了大唐出将入相的第一人。

李靖听到这个结果，心理稍微缓和了很多，和前几天相比，真是冰火两重天。

李靖虽然成了宰相，但是却谨小慎微，在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他基本上都不发言。下了朝以后，他紧闭家门，基本不和其他人交往。

处理李靖的问题，是李世民高超的管理哲学的体现。当初李靖功劳之大，肯定会有些心高气傲，李世民心里自然是知道这一点的，于是他先敲打敲打，防止李靖居功自傲。

李靖当了宰相没几年就离开了官场，远离了政治中心，安度晚年。

02

李世勣有一次生病，医生给开了药方，其中有一味药是‘须灰’。所谓‘须灰’就是人的胡须。

李世民听说李世勣病了，前去探望，听说了‘须灰’的事情，他当场割了自己的龙须给李世勣入药。李世勣感动的热泪盈眶。

先不说李世勣的病有没有因为龙须变好，单说这一举动，就足以让李世勣感恩戴德一辈子。

李世民驾驭李世勣最高超的一次，莫过于他在弥留之际跟李治说的一番话，他说，李世勣是一员勇将，你对他没有恩德，很难驾驭他，我现在将他贬到外地，如果他能及时离开，你过段时间再提拔他，他对你报答与你。如果他迟迟不走，那你就可杀了他，以防后患。

国家正在权利交替之际，李世勣突然被无理由贬谪，这让他摸不着头脑。不过没用多久他就想明白了，连家都没回，当天拿着诏书就去赴任了。

李治终于松了一口气，李世民也感到很安慰。半年后，李治将李世勣重新提拔上来，委以重任。数年后，75岁高龄的李世勣被任命为大将军征讨高句丽，立下了赫赫战功。

03

虽说李世民对大臣都非常信任，但终究还是有远近。如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李世民邀请李靖帮忙，李靖拒绝了，李世民不可能不生气，只是胸怀宽大而已。

李世勣原来是瓦岗寨的，跟李世民的关系也不是多深，李世民恩威并施，胡萝卜加大棒。对这两人用点帝王术还说的过去，但是对他的心腹之臣，如尉迟敬德和房玄龄，他也同样不放心，随时敲打一下。

有一次宴会上，群臣聚集，尉迟敬德发现有个大臣座次在他前面。尉迟敬德站起来咆哮，说你有什么功劳，座位能在我之上。不由对方分说，一拳向对方打过去，血流如注。

李世民非常愤怒，拂袖而去，当天的宴会不欢而散。

第二天，等到尉迟敬德醒酒，李世民召见了他，对他说，以前刘邦诛杀韩信等功臣，现在看来也并非是刘邦的过错。

尉迟敬德听到这么严厉的警告，顿时浑身冷汗直下。

数年后，李世民找尉迟敬德聊天，本来聊的好好的，李世民突然说，有人告你谋反，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尉迟敬德自从平定王世充时就跟着李世民，立下战功无数，并救过李世民两三次。后来又在宣武门之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是李世民最贴心的武将。

如今遭到李世民这样怀疑，尉迟敬德突然站起来说，是，臣是谋反了。然后脱下上衣，将身上的伤疤亮出来，开始说起与李世民浴血沙场的事情。

李世民有些尴尬，让尉迟敬德赶紧将衣服穿起来，好生安慰。

经过此事之后，尉迟敬德也明白了李世民的意思，他开始不问政事，一心在家修道，一副话外之人的样子。

04

如果说对武将有必要敲打敲打是必要的，那么对文臣，李世民也同样运用了他那套管理哲学，或者说帝王心术。

文臣之中，最受恩宠的非房玄龄莫属。李世民经常搞一些小动作，冷却房玄龄几天。

第一次无缘无故让房玄龄回家‘休息’的时候，房玄龄感到非常害怕，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想着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惹怒了皇上，会不会大祸临头？

之后没几天，长孙皇后替房玄龄求情，说房玄龄是一个很好的宰相，在朝中威望很高，做事公允，朝臣们都服他，如果他没有什么大的过错，就不应该让他待在家里，应该让他赶紧回来处理国家大事。

李世民也没有真心想处理房玄龄，就就坡下驴，让房玄龄重回中枢。

过了两年，李世民又无缘无故让房玄龄回家休息，这次是褚遂良上疏求情，房玄龄又重新回到中枢。

之后数年，李世民又玩了一次，这次房玄龄已经知道了李世民的用意，无非就是想告诉他房玄龄，没有你大唐照样转，你不要太居高自傲，做事还是要小心谨慎，为我大唐好好出力。

参透了李世民的心思，房玄龄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慌张了，他甚至难得清闲，真的过起了退休的日子。可是李世民受不了了，朝中事务那么多，没有人处理怎么行呢。

可是这次说来也怪，竟然没有人上疏替房玄龄求情，没有人求情他就没有台阶下。李世民思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对外宣布，要到某处去赏花。房玄龄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让家童打扫庭除准备迎接皇上。家童不明白，房玄龄就说，要去赏花，肯定要从我家门前经过，到时候皇上一定会过来坐坐。

果然不出房玄龄所料，李世民的本意并不是赏花，而是要经过房玄龄的家门口，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然后跟他拉家常，向他透露回朝的信息。

知道了皇上的用意，房玄龄以后做事更加的谨慎。贞观晚期，皇上要亲征高句丽，留房玄龄处理朝中大小事情，授予他临机专断之权。这个时候的房玄龄可以说权力达到了顶峰。

李世民出发之后没多久，就有人找到了房玄龄说要告状，而被告就是房玄龄。房玄龄命人将这人押送给李世民。经过询问，李世民得知此人是告房玄龄的，于是将此人腰斩，并派人告诉房玄龄，以后这样的事情可以自己决断。

房玄龄本来有决断之权，但是他万万不敢这样做，虽然皇帝信任你，但是你也不能没有分寸。

除了敲打施威之外，李世民也用恩，他将公主嫁给房玄龄的二子房遗爱，又把房玄龄的女儿嫁给一个亲王，这样亲上加亲，加大对房玄龄的恩宠。

总结

李世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臣子完全的信任，但这并不表示他什么都不做。李世民深知自己的臣子都是非常有才干的人，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管理，才能发挥他们最大的作用，同时也打消他们的狂妄之心。

李世民的管理手段可谓高明之极，在臣子们有功的时候，他不忘敲打一下，让他们收敛一点，施恩的时候又是非常的舍得，极尽恩宠。

正是由于他的管理方法高明，才镇压的住这些悍将，避免了刘邦和朱元璋时期臣子们的悲剧。

贞观七年，宫中有丑闻。有一个名叫于洋的好色之徒，行为放荡不羁。他在皇宫的禁地追逐戏弄宫女。

这个“求爱-追”的丑闻涉及到kstmj的皇室和亲戚，所以影响非常恶劣。消息一传，朝野一片哗然。官方医生薛闻讯后，将拘留审问，准备依法处置。

案件还没判决，皇帝的侍卫于洋的儿子出来挑战他。他不但不为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反而向诉苦说：“因为我父亲是皇亲，薛故意制造事端，扣留他老人家，迟迟不做决定。这是拖延时间，故意刁难皇上。”

不能和皇室和睦相处，怎么可能？唐太宗听了他的话，大怒说；“薛不能姑息！”马上猴子上打他一百棍，开除公职。

唐太宗想惩罚薛的想法让无法忍受。他说：“虽然城墙下的狐狸和土地庙里的老鼠是微小的动物，但仅仅因为它们依靠巢穴作为掩护，就不容易摆脱它们。更何况那些贵族家族自古以来就难以控制，以至于自东汉西晋以来，外戚的专权已经发展到了严重超出朝廷控制的程度"

魏徵的话无疑给唐太宗敲响了警钟：皇帝要照顾好身边的人，不让他们像“城狐鼠”一样成为朝廷的祸害。接下来，根据《墨经》的说法，说，既然薛是在为国家执行公务，执行法律和纪律，他怎么能受到不分青红皂白的惩罚，鼓励他的外戚的私欲呢？如果皇帝这样纵容自己的皇族，这个案子一开，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麻烦。如果以后后悔了，就很难改变了

唐太宗听了这些话，很受感动，决定赦免薛。然而，薛对皇室的拘留并没有及时发挥作用，这也是一种专制的姿态。虽然把它当作重罪处理是不合适的，但应该从轻处罚。于是，他命令人把薛的二十棍子打完才算了事。

核心提示：本文摘自徐青2002年第2期《炎黄春秋》，原题：《李世民纳谏的前后变化》。从秦始皇建帝到清朝宣彤宣布退位，大约有200个皇帝，其中天下一统。在这众多的皇帝中，不乏昏庸、残暴、荒*的皇帝，但也有少数杰出的明朝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可以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君主。他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贞观盛世”，史称盛唐。所以，虽然有很多原因，但作为李世民本人，这与他18岁时在部队作战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清楚地看到了隋朝的灭亡，看到了残暴的暴君杨迪在江都被士兵扼死的教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所以他能听能谏。然而，他的可教性是不一致的。前期唐太宗希望大臣们“心直口快，天下太平”，他信守诺言。大臣们奏事，听颜景劝谏，鼓励他们大胆提出谏言。与宰相讨论国事时，谏官允许列席，出声者必有赏。在唐太宗谆谆劝谏的鼓励下，贞观一度成为一种直言进谏、任人宰割的风格。裴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臣，生于隋朝，他能够提出大胆的建议。司马光说：“裴矩之所以忠于唐朝，是因为他本性的改变。”如果你讨厌它，忠诚就会转化为忠诚，如果你快乐直言，忠诚就会转化为忠诚。”武德九年，唐太宗即位后不久，采纳了冯德毅

于是下令停止修复殿，并称赞张直言不讳的建议精神，说：“每个人都被动比一个人批评更好。“关贞二年，唐太宗欲游南山。一切都准备好了，但他没有去。魏徵问：“陛下为什么不去？”唐太宗笑着回答说，“我怕艾青会责怪我，所以我不会去。“有一次唐太宗得了一只鹞，正和它闹着玩。郑伟来玩国家大事。太宗慌忙把鹞藏在怀中。魏徵不停地弹着，那只鹞式战斗机就死在他的怀里。这种皇帝对大臣的忌惮，历史上并不多见。贞观六年，唐太宗因魏徵的直言不讳而被激怒。他回到王宫，对王后说：“魏徵每朝都侮辱我。“我要杀魏徵，但知道事情原委的长孙皇后向唐太宗道贺，说：“主智，臣直；今日之志，皆因陛下之识。”唐太宗冷静下来，觉得皇后说的很有道理，转怒为喜。看来，唐太宗的好为人与贤惠的皇后有很大关系。贞观十三年，魏徵在《贞观政要纳谏》年批评唐太宗说：“听言远胜于圣人，议事不及于汉主。”意思是，皇帝谈论的道理远远超过历代最开明的君主，但实际行动并没有超过一般的君主。魏徵太宗“万里寻良马，域外作市稀”的行为，不是凭空说出来的，是针对。还指出：“陛下爱人的话虽然说不完，但乐在其中的事实在你心里。“意思是，你虽然口头上念念不忘人民疾苦，其实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享受。这种尖锐的批评，不是一个谦虚的人能容忍的，更不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唐太宗对魏徵的批评没有受到惩罚。而是“反复研究发现，深感言之有力，有理有据”，写在屏幕上，他日夜关注。他还让“记薪史部”把它抄到历史博物馆去留名青史，并奖励魏徵和那些说话直来直去的人。这种接受批评的水平应该是很高的。唐太宗对臣服之心，在封建社会中实属罕见。从武德九年到贞观十七年，为了巩固唐朝的国家，魏徵光明磊落，嫉恶如仇，直谏，前后向唐太宗打了200多次谏。比如你听别人说就知道了，听别人说就黑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俭用。如果你是善良的，你将是安全的。若用恶人，则害国。任贤被谏，任贤不用猜就能亨通，税会轻收。这些都为唐太宗所采纳，为唐朝的巩固和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魏徵也受到唐太宗的高度重视。魏徵口无遮拦，经常为某件事与唐太宗争论，弄得唐太宗很难看，无法下台。经过深思熟虑，唐太宗觉得魏徵坚持自己是对的。虽然他的话很难听清，但他很诚实，并且感激魏徵的忠诚。为表彰魏正慈，他写道：“大风知草，板荡知忠臣。魏徵接过书，摇摇头说：“谢谢你的书。”。然而，我不想忠诚。”唐太宗疑惑地问，“艾青这是什么意思？”魏徵回答，“我不想做一个忠臣，而是一个好臣。”唐太宗还是不解，接着问：“忠义有什么区别？”魏徵说，“做一个朝臣就是忠于人民，忠于他们。直言不讳，纠正君主的过错，君主和大臣的合作者就是好大臣。”唐太宗听后连连称赞，开始将“忠”字改为“善”。17年观察魏徵之死，唐太宗怀念，叹曰：“以铜为镜，可使衣冠端正，以古为鉴

从策动其父晋阳起兵反隋，到贞观二十年初，这一时期是唐太宗的光辉岁月。然而，随着凌豹姿客观形势的变化，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朝统治地位的稳固，“治天下”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奢侈的帝王生活，以及大臣们的夸赞和奉承，唐太宗向骄奢*逸的方向转变。就这样，贞观朝比较开明的局面开始走下坡路，黑暗面开始膨胀。唐太宗自己也渐渐骄奢*逸，不听良言。就像贞观十年，魏在一次访问中指出，贞观元年唐太宗“捷报惊人”，贞观八年或九年还能“听劝”，但不像以前了。从那以后，他变得“口无遮拦”。虽然他有时可以强迫可训练的，但他不像以前那样开明和快乐。这样奸诈的朝臣和讨好皇帝的臣子就可以“用其巧辩”，“阻碍政治损害道德”，贞观盛世开始走向衰落。贞观后期，哈布尔精神衰退，盲目自信膨胀，因为不听负面意见。不听大臣劝阻，贞观十九年与朝鲜作战，以小胜大。“狩猎过于频繁”，大臣们纷纷谏阻，唐太宗反驳说：“今日无事，必备。我只在后湾打猎，不扰民。为什么不呢！”其实safari比后湾早。更糟糕的是，向上和向下的作用，而成干王子因为擅长“游泳”而辍学。另一个儿子吴“去安州打猎，这对居民很不利”。唐太宗不惜上缴国库。贞观十六年，他颁布诏书说：“从今以后，有关部门不得限制太子使用的库房。”于是太子“采取了过激的措施”，张反对，差点被太子的家奴杀死。唐太宗也忘记了他在贞观元年十二月对大臣们宣布的话：“最好向秦朝学习我是认真的”，他把接受张的批评，停止修复圆明园的事实抛在脑后。关武年下大力气修缮仁寿宫，后改名九成宫，不久又恢复了洛阳宫。贞观八年，大明宫重新修建，打算给太上皇唐元一个游玩居住的地方，但第二年，唐元还没来得及住进去就死了。贞观十一年，洛阳建飞山宫，贞观二十一年建玉华宫，并说要“尽力省钱”。结果还是花了几个亿。这些浪费百姓钱财的行为，与魏徵在贞观初期同意采纳的“居安思危，戒奢俭用”相去甚远。贞观后期，唐太宗“轻用人力”，“东征朝鲜，西讨龟兹”。他没有吸取贞观十九年征韩惨败的教训，甚至他自己的话，征韩“深感遗憾，叹魏正若在场，不会使我有所作为”。他也忘了，不久又到了贞观二十一年九月，雅、琼、梅等地的少数民族因不堪忍受造船之苦而造反，有的州让百姓“卖房生子而不能供”。唐太宗似乎在40岁以后，就走上了思想、作风、健康逐渐衰败的道路。这位杰出的君主在他英勇、豪迈、壮丽的功绩中带了一些悲剧色彩。唐太宗45岁时就已经过早衰老了。他公开对大臣们说：“我快五十岁了，已经很累了。”之后他也遇到了王位继承的问题。太子造反，王维失宠，辅国大臣相继去世，一次次极大地刺激了他，进一步加速了他的“衰败和懒惰”。然后有许多疾病，健康每况愈下

贞观二十三年三月，唐太宗以一场重病宣布最后一次赦免。5月患腹泻，名医束手无策。在弥留之际，他向太子李治、大臣孙昌无忌、褚遂良坦白了自己的事情，从此永远离开了统治了23年的唐朝。当我们谈到唐太宗和严共同缔造的贞观盛世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民主。因为可训性本身只是封建专制皇权的一种自我约束，而不是权力制约机制。抗议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秦能不能学。是否接受可调教，完全取决于君主。唐太宗“先受后犯”的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

近日，一则某地动物园内游客斗殴的新闻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虽然近年来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一些小小的冲突和纠纷并不足为怪。但这件小事之所以能冲上新闻热搜，主要原因还在于园方在事后对于公众别出心裁的警示、提醒方式：

可见打架真不是啥好事，不但会影响公共秩序、教坏小孩子，连小动物们都难免效仿一二。所以日后大家要是遇到类似情况、在热血上头之前，最后还是斟酌一下再做决定为好，以免成为猫猫狗狗、老虎狗熊们的坏榜样。

以上当然是闲话、笑话，而且血一上头就忍不住挥舞拳头这种事，恐怕再过个千八百年也无法禁绝。毕竟人家孟夫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把这事给看开了，“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孟子·卷八·离娄章句下》）——号称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其实跟禽兽也只有很少的区别，所以撒泼骂街、打架斗殴才是人的本能。即便经过教化、处罚能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一下，那也是治标不治本，即便是号称温润如玉的淳淳君子，搞不好在某些情况下也忍不住要用拳头说话。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在历史上那些爆发于看起来最为道貌岸然的皇帝、大臣们间打架斗殴的故事。

在讲打架的故事前，先讲一个虽然没动手，但性质更恶劣、更不要脸的。

北宋咸平年间的某一天，有两个名叫薛安上、薛安民的跑到开封府状告自己的继母柴氏妄图侵吞家产改嫁。按理说，这桩案子开封府无须受理便可直接作出判决，为啥？因为二薛状告母亲（哪怕是继母）的行为属于十恶之罪中的大不孝，官府可以无须细究案件的事实，直接对不孝子判处杖责、徒刑、流放等刑罚，甚至直接一刀砍了也没问题。毕竟“十恶不赦”嘛，就算皇帝大赦天下，这种犯人也属于遇赦不赦之列，永远没有翻案的机会。

相反要是父母状告子孙，哪怕是诬告也不会被追究任何责任，反正当时的律法就是这么规定的。

不过开封府可没敢当场就把二薛给砍了，甚至连屁股都没打。为啥，因为二薛的爹叫薛惟吉，爷爷叫薛居正。

没错，就是那个《旧五代史》的主编、北宋开国之初的宰相，死后还得蹲在宋太宗赵炅灵位身边（配飨太宗庙庭）的那个薛居正。所以开封府自觉小庙镇不住大神仙，就赶紧将案件上交，把皮球踢到了御史台。

御史嘛，专业就是跟当官的过不去，更何况还是个死了20多年的官？可是随着案件的审理，御史台也扛不住了，为啥？因为两个现任宰相张齐贤和向敏中也被牵扯进来了。

不是说御史惹不起宰相，相反倒是一遇到能跟宰相死掐的机会就跟饿狼逮到羊一般两眼冒金光。毕竟一个御史要是斗赢了宰相就意味着前途似锦，即便斗输了也会名扬天下，何乐而不为？可问题是大宋朝的宰相配置是“三相两参”，但三个宰相满员或是独相的情况很少见，大多都是二相同列、异论相搅，这才有了御史揪住一个穷追猛打并因此获利的空间。眼下俩宰相都涉案了，先别提小胳膊细腿的御史有没有能力把两个宰相都掀翻，即便能做到又有什么好处？弄不好搞得朝堂大乱，连皇帝都得把自己记恨上，这种没好处的事情谁愿意干？

于是慌了手脚的御史台继续踢皮球，将案件提交到了宋真宗赵恒的御前。

赵恒翻开案卷一看，顿时头大如斗。

原来这个寡妇柴氏是个富婆，光嫁妆就值10万贯。所以等薛惟吉一挂掉，柴氏就立马成了香饽饽，那些眼珠子里尽是孔方兄的无耻男人们纷纷上门求娶，简直快把薛家的大门给踏平了。而张齐贤和向敏中也不能免俗，不顾宰相之尊纷纷向柴氏献出爱的小心心。

在没有赵恒参与竞争的情况下（当然赵恒也娶了个再醮妇刘娥当皇后），俩宰相在柴氏的心中当然最有竞争力。不过相比向敏中，“姿仪丰硕，议论慷慨”（《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列传第二十四》）的张齐贤更受身为外貌党的柴氏青睐，这下赔了夫人又折了面子的向敏中就不乐意了，遂唆使薛惟吉的两个傻儿子状告柴氏侵吞其父产，这才引来了这么一大堆麻烦。

赵恒又不是啥明君，更没兴趣掺和臣子的八卦，就想和稀泥把事情糊弄过去。谁知向、张却毫不相让，台面上争论不休，台面下也是小动作不断，若非二人都是五六十岁的糟老头子，弄不好还得在赵恒面前上演一出“比武招亲”。

最后赵恒烦了，干脆把这俩一看就不是啥好鸟的宰相统统一脚踢开——张齐贤贬为太常卿、分司西京，其子张宗诲贬为海州别驾，罢向敏中为户部侍郎，出知永兴军。而寡妇柴氏也没能嫁给张齐贤，还被罚款铜八斤，那俩以子告母的薛氏兄弟，当然也逃不过相应的处罚。

对此，程颐曾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些看上去道貌岸然的所谓君子、名臣，其实跟普通人没啥两样，有时甚至更加不堪。就算说不上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

也多亏赵恒不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嫡系子孙，否则他没准真会学学自家祖宗，让张齐贤和向敏中在御前玩一出比武招亲。

毕竟类似的事情，赵匡胤还真干过。

开宝八年（公元975年）乙亥科殿试正在举行，皇帝赵匡胤高坐于上，俯视着即将“入吾彀中”的天下英才，忽然间看见两道人影从人群中跃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他直扑过来。

这是要干啥？莫非是刺王杀驾？非也，不过是新科进士前来交卷罢了。

北宋开国之初，科举制度虽然仿效前朝，但也不是没有变化。比如殿试时考试的内容是“一赋一诗一论”，但能通过礼部试的考生水平都不差，赵匡胤又没想到让饱学的臣子批卷、自己定名次的“妙招”。同时他自己的文学水平又没多高，生怕判错了丢面子，就想出了个主意——“每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归田录·卷一》）。

也就是说谁第一个交卷，谁就是状元。

有人可能会质疑，要是考生为赶速度交了白卷或是胡乱瞎写几笔、文章质量不合格就交了卷，难道也能成状元？这种情况基本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叫“欺君罔上”，同样属于十恶不赦之罪，非但拿不到状元，进士资格也保不住，还得被治罪。

所以赵匡胤的主意还是很靠谱的。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交卷快意味着才思敏捷，脑瓜子灵活，以后当起官来大概也糟糕不到哪里去。不过这回却出了意外，那就是最先交卷的王嗣宗和陈识不但文章写得不分高下，连短跑的速度也不差分毫，起码光凭赵匡胤的肉眼还无法分辨出到底是谁第一个“撞线”。

这可咋办？其实好办。赵匡胤大手一挥，下令王嗣宗和陈识徒手搏斗一番，谁打赢了谁就是状元。结果王嗣宗“不讲武德”，一把揪住了陈识的帽子——人家子路还“君子死，冠不免”呢，陈识脸皮不够厚，所以为了保住帽子露出了破绽，被王嗣宗一跤撂倒在地，于是跟状元无缘。

是不是觉得有些匪夷所思？赵匡胤如此羞辱士人，为何两宋又素有厚待士大夫的“美名”？其实所谓的“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其实都是大宋朝后来的皇帝太怂包才让士大夫肆无忌惮传播出来的谣言，人家老赵压根就不在乎杀几个士大夫，而且还大杀特杀——据史书记载，赵匡胤在位16年间曾以谋逆、贪腐、失职等罪名一口气杀掉了80多个大臣，上至枢密直学士、州刺史，下至指挥使、县令，不分文武概杀不误。此后即位的赵老二连自己的皇帝大哥都敢宰掉，又哪会在乎什么“祖训”？所以也连杀了十几个。

赵匡胤宰士大夫如宰鸡，怎么会专门立个碑禁止子孙继续过瘾？这在逻辑上就是说不通的嘛。

杀人都不在乎，让俩书生在御前摔个跤以搏一笑对于老赵又算个什么事？而且相比往儒生帽子里撒尿的汉太祖刘邦，赵匡胤羞辱起士大夫来，也是不遑多让。

比如有一次老赵跟大臣们商议年号的事，他觉得“乾德”不错，而且还认为以前没人用过。这时擅拍马屁的赵普也在一边跟着附和，结果被一向情商欠费的卢多逊当场打脸——这个年号在40年前的后蜀就用过了，堂堂大宋哪能用个二手货做年号？

这下老赵的脸可是没处搁了。不过身为皇帝哪能在臣子面前认错？于是他便迁怒于赵普，操起一支毛笔就在老赵的脸上一通乱画，这才泄了火气。而且赵普回家还不敢洗脸，直到第二天上朝，赵匡胤觉得宰相顶着张大花脸招摇过市实在太不像话，这才让他洗掉。

赵普不过是丢了面子，别人惹火了赵匡胤，门牙都保不住：

像赵匡胤这样肆意羞辱乃至殴打臣子的皇帝虽不多见，但也非罕见。而且越是名气大、本事大的皇帝，就越爱干这样的破事。

比如能被称之为千古一帝的，古来也就两个半——毫无争议的是始皇帝和唐太宗李世民，有争议的是康熙皇帝，而这三位好像都在朝堂之上动过粗。

不过始皇帝是拿剑砍了几下刺客荆轲，而据野史所载，李世民一旦被长孙无忌惹火了，就把这位大舅哥拉进偏殿一顿拳打脚踢。相对比较确凿的，则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曾痛殴过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马齐。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太子胤礽第一次被废后，玄烨很快就后悔了，于是开始策划太子复位一事。不过胤礽被废不过一载，现在又要忙不迭的将其扶正，玄烨也觉得有点打脸。可是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就是让心腹大臣们主动提名给胤礽复位，然后皇帝再义正辞严的驳斥几回，最后才勉为其难的答应下来，这样就既能把事给办了，还不丢面子。

于是玄烨便召集文武大臣，让他们从自己的一大堆儿子中推举一人当太子，而且还特意先撇清自己——人选你们自己来定，我随大流：

不过为了保证胤礽能够当选，玄烨还是费尽了心思。他不但在大臣们面前大谈特谈自己跟赫舍里皇后（即胤礽的生母）间的深厚感情以及皇后的怜子之心，估计私底下也没少给那些有推举权的重臣们抛去会意的小眼神，弄不好还传过小纸条。

然而让玄烨大跌眼镜的是，经过他的一番苦心策划，以佟国维、马齐、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为首的朝中重臣们，居然毫不理会“圣意”，还联名推举皇八子胤禩为太子。

这可把玄烨气得不轻，而且还不得不自打自脸、把“众议谁属，朕即从之”的诺言当屁放掉，亲自做主复立胤礽为太子，把堂堂的国之大典搞成了闹剧。

不过这口气玄烨哪能咽得下？于是来自皇帝的报复很快降临。

次年正月，玄烨旧事重提，追查朝臣与胤禩勾结之事，而且将冒头直指马齐。

为啥是马齐？因为玄烨想找茬，唯有马齐的小辫子攥在他手里——早在诏令推举太子之前，玄烨就觉得马齐不靠谱，特意下谕旨要求他不得参与。结果这货不但掺和进去了，而且在保举胤禩时蹦跶得比谁都欢，玄烨不收拾他收拾谁？

于是玄烨斥责了马齐，说到激动处还忍不住破口大骂。但他忘了马齐也是正宗的满洲人，不但脾气暴躁而且性情彪悍，根本就不惯皇帝的病，当场就跟他顶起了嘴。

这下玄烨要是不上头就有鬼了，于是也顾不上皇帝的身份，居然从御座上跳下来“殴曳马齐”（《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也就是大打出手了。

话说当年玄烨56岁、马齐58岁，俩老头在大清朝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抡起了王八拳，画面简直不要太美……不过马齐就算再彪悍、武功再高强，也不敢痛痛快快的对皇帝陛下饱以老拳，估计基本都是在防守，护住头脸啥的。不过即便如此，老马也被揍得挺惨，以至于等到被皇帝揍完了之后，就义愤填膺的拂袖而去。

不过玄烨毕竟也算明君，虽然当众殴打大臣很是没了体统，事后为了遮羞又大发了一通脾气，但最终还是没把马齐咋样，两年后又重新起复了。

有皇帝当众殴打大臣，自然也不会少了大臣暴揍皇帝。比如在南北朝时的东魏权臣高澄。

高澄的老子就是中国史上最著名的神经病高欢。话说高老爹精神很不稳定，一抽疯就杀人如宰猪狗，连儿子也动辄揍得没个人形，所以高澄也继承了这一特点，一上头也是啥都顾不上，哪怕是面对皇帝。

于是在某次跟魏孝静帝元善见喝酒时，这货就把皇帝给揍了：

相较于发生在君臣之间的拳脚相加，大臣们相互打架斗殴就没那么有轰动性了，但其实也不少见。

在爆发于唐武德末年的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麾下猛将尉迟恭箭射李元吉、威逼李渊，堪称头号功臣。事后尉迟恭居功自傲、行事跋扈，动辄与皇帝的心腹重臣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争功置气，搞得人缘极差，却毫无自知。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李世民大宴群臣，尉迟恭也在列，却因为座次安排的问题与人发生争吵。这时任城郡王李道宗过来劝架，结果尉迟恭不知好歹，反而迁怒于前者，迎面一拳险些将李道宗的眼睛给打瞎了。

这就太过分了。更何况李道宗可不是一般的宗室，而是自淮安郡王李神通过世后，皇帝在宗室中最大的支持者，更是贞观年间唯一能领并出征的宗室名将——要是跟李道宗比在李世民心目中的地位和信任程度，尉迟恭又算老几？

这要是换个皇帝，比如明太祖朱元璋那样的，尉迟恭被砍了脑袋都没处说理去。可李世民毕竟不同，虽然他对自己的老爹、兄弟冷酷无情，可是对待臣子却是出奇的大度宽容，所以只是警告了尉迟恭一顿就得了：

不过在尉迟恭余生的27年里再未受到重用，却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相比其他朝代的两三百年间只发生过寥寥一两起大臣斗殴事件，大明朝的高官显贵们显然要“好战”得多——虽然还说不上是不胜枚举，但在大明朝廷里爆发全武行的几率，在历朝历代堪称是绝无仅有的。

以下就捡几个著名的例子说一说。

杨慎，明代三才子之首，《三国演义》开篇那阙妇孺皆知的《临江仙》（即“滚滚长江东逝水”）的作者。当然，杨慎在青史中更出名的，是他说出的一句让无数士大夫为之热血沸腾的名言：

小杨这是要玩命的节奏啊！大明朝到底咋的了？是鞑靼围城了、闯逆进京了还是建贼入关了？或者是皇帝被俘虏了、藩王要造反了还是权阉想作乱了？

反正按小杨这个热血上头、不惜一死的架势，大明朝肯定是要国将不国了。

其实把杨大才子搞得要死要活的原因说起来简直让人无语——就是明世宗朱厚熜认为生他养他的兴献王朱祐杬才是自己的亲爹，而以杨慎为代表的士大夫一致认为只有明孝宗朱佑樘才能当朱厚熜的爹，朱祐杬就算能把后者生出来一百次，也只能算是冒牌爹、山寨货。

这就是前后闹腾了20多年、把大明朝搞得一团糟的大礼议事件，其高潮就是让杨慎们非得“仗义死节”的左顺门惨案。为啥叫惨案？因为被惹火了的朱厚熜抡起大棍子猛打了一顿士大夫的屁股（共134人受廷杖，其中17人被打死），还把杨慎一脚踹出京城，终生不得起用。

（插句闲话，等到大明朝真需要有人来“仗义死节”的时候，士大夫们反倒嫌弃起“水太凉”了。也唯有在这种大概率不会死的情况下，士大夫们才会舍得表现一下不惜一死的气节。）

不过杨慎之所以闹腾得这么玩命，也很难说分清其间有多少是为公、多少是为私。毕竟他的老爹、曾亲手将那位嘉靖皇帝扶上帝位的大明朝前内阁首辅杨廷和，就是因为大礼议事件跟朱厚熜顶牛，结果不得不黯然罢职归乡，这让小杨哪能不愤懑在心？

可就算再生气，他也只能没完没了的上奏章恶心一下皇帝而已。但对于怎么收拾其他的仇人，比如朱厚熜认亲爹的头号支持者张璁和桂萼，杨慎就比较有想法了。

他找到刑部尚书赵鉴与给事中张翀商量，准备联络一群志同道合者埋伏在张璁和桂萼上下朝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皇城里的“杀人圣地”（为啥是圣地咱们后边再说）——左顺门，待其途径时骤然发动，将这两个“奸佞”活活打死。

一帮连只鸡都没杀过的书生都觉得这个主意简直完美，就这么定了！

于是乎此后几日在左顺门附近总是有一帮官职不高不低的文官扎堆聚集，还总是鬼鬼祟祟的探头探脑，这就引起了厂卫等皇帝耳目的注意。不过还没等他们做出反应，桂萼就来了。

虽然杨慎们是打算毕其功于一役、将张、桂二人一网打尽的，但这俩人的关系又没好到非得天天手牵手一起上下班的程度，现在计划又有暴露之虞，那就逮住一个算一个，总好过徒劳无功吧？

于是不知是谁爆出一声怒吼，乌泱乌泱的一群文官就扭曲着面孔、尖叫或嘶吼着，可能还挥舞着拳头就奔着桂萼冲了过来。

老桂肯定被吓傻了那么一下下，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于是掉头就跑。

这下两方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人家桂萼历任地方，是个能办实事的官员。既然要办事免不了就得到处跑，跑来跑去的结果就是身体倍棒、吃嘛嘛香，所以现在逃起命来也是脚下生风健步如飞。而杨慎们则大多是成天泡在翰林院里的所谓“清贵官”，嘴炮打得响、文章刷得溜才是他们的绝活，平常就是方步摇得快了点都算有失士大夫的“姿仪”，哪怕是慢跑对他们都堪称是地狱级强度的体能项目。所以杨慎们要么是身材纤弱如女子的豆芽菜，要么就是身高六尺腰围也是六尺的两脚猪，就算多追几步弄不好都得心梗脑梗，所以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桂萼一溜烟的逃得没了踪影。

所以吧，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还真不是瞧不起他们——他们连让人瞧不起的资格都没有。

伏击桂萼不成，反倒引起了朱厚熜的警觉。后者立刻晋升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成了杨慎们的顶头上司），还下令武定侯郭勋出兵对其予以保护。这下杨慎打算上演全武行的希望彻底落空，这才“仗义死节”，又弄出了个左顺门惨案来。

这就对了嘛，毕竟对于书生们来说，动手动脚本就是以短击长，一哭二闹三上吊才是他们的看家本事。虽然最后屁股开了花，当官也没了前途，可不还是流芳青史了吗？这不正是他们念兹在兹、梦寐以求的吗？

杨慎没打着桂萼，是因为身体素质太糟糕。可要是换个身板好的，那就想打不起来都难了，比如殷士儋。

殷士儋要揍的人，是时任内阁首辅的高拱。这俩人中，老殷的官声很不错，老高更是能臣，其施政理念对后来的铁血宰相张居正影响极大。

不过换成了我们是老殷，弄不好也会想痛殴老高一顿。

为啥？因为高拱啥都挺好，就是脾气太臭、行事过于霸道，而且对权力的独占欲也太旺盛了点——在他刚进内阁时，身为一介新丁就敢跟老资格的首辅徐阶死磕。等熬走了徐阶、高拱二入内阁以后更是跋扈不可一世，先后吓跑了武英殿大学士陈以勤、斗跑了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最后连当时的首辅、著名的老好人李春芳都不放过，逼得人家屡疏请辞，最终致仕归乡。

资格老的都撵走了，高拱自然就成了首辅。不过哪怕已经成为权柄仅次于皇帝的天下第二人，老高还是觉得有人看着碍眼，比如与他同列内阁的另两位大学士。

其中的建极殿大学士、次辅张居正，高拱还能勉强容忍。毕竟小张还年轻、资历尚浅，对老高也比较尊重和顺从，所以犯不上拿他先开刀。可殷士儋就不同了，他跟高拱虽然都是明穆宗朱载坖的潜邸旧臣，但从来都不对脾气。既然共患难时都难以同舟共济，如今老高就更不想跟老殷共富贵了，所以在朱载坖感念旧情要将后者晋入内阁时，高拱就一肚子的不乐意，好几天都把脸拉得老长。

不过高拱虽然不能阻止皇帝把殷士儋弄进内阁，但有的是办法将其弄走，毕竟这种事情老高干过也不止一回两回了，算是个熟练工。

他的想法是找人爆老殷的黑料，这是驱逐朝廷重臣的常规套路，只要还要点脸的就没个不走的。至于替代人选高拱都想好了，那就是张四维，一个比张居正资历还浅的小年轻，应该能比较听使唤。

谁知此时突然有人跳出来弹劾张四维，这就引起了高拱的警惕，认为是殷士儋唆使，于是立刻展开报复，让给事中韩楫反弹殷士儋——这本来又是文官政争的常规套路，双方你弹我我弹你的，看谁在皇帝那里的面子大或者谁的势力强到让对方扛不住压力、主动投降，就能成为赢家。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是皇帝出马和稀泥或者斗得不分胜负，那就只能妥协求共存了。

可殷士儋却是个异类。人家可是个山东大汉，不但长得孔武有力，还比较欣赏能动手就别那啥的先进理念。所以当他发现高拱针对自己以后，做出的反应就是直接饱以老拳：

殷士儋到底打没打着高拱？这事其实很值得说道说道。

史书上仅说老殷“奋臂欲殴之”，然后就切换镜头，轮到张居正出场拉架，再然后就是俩老头互相指着鼻子骂大街（“谇”音suì，可引申为责骂的意思）。至于在殷士儋挥拳跟张居正亮相间的片段，对不起，被导演剪辑掉了——这就是春秋笔法，所谓的“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真乃好文章也！

其实这种情况在史书中很常见，既不篡改史实，也不胡编乱造，只不过史家想写愿写的地方就不惜辞藻，记载得细致入微。至于不想写、不愿写也不好写的地方，那就假装没看着，干脆不置一词。这样既维护了史家不说瞎话的原则，又能把自己的意图、想法清清楚楚的灌输给读者，何乐而不为？

毕竟无论高拱、殷士儋人品如何、功业如何、评价如何，但起码都是士大夫中的一员，所以基本的脸面还是要维护的。难道史家还能直接说殷士儋“奋臂欲殴之”，然后高拱被揍成了猪头或是门牙被敲掉两颗？“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嘛，教坏了小孩子怎么办？就算教不坏小孩子教坏了小动物又咋整？所以这种破事还是不要提了。

杨慎没打着，殷士儋打没打着说不清，难道大明朝文官的“武功”就这么差劲？

非也，其实小杨和老殷的前辈们还是很能打的。早在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一群似乎也没宰过鸡的大明文官们，就在当时的监国郕王、后来的景泰帝朱祁钰面前活生生的锤死了锦衣卫指挥马顺，又跑到左顺门再展拳脚，打死了权阉王振的党羽毛贵、王长随。这就是著名的午门血案，也让左顺门成了大明文官心目中的“法外之地”，可以打死人不偿命的——这下明白杨慎为啥非得在左顺门伏击桂萼、张璁了吧？

当然这件事又能写一篇大文章，在此就不浪费题材，咱们下回再说。

渭水之盟，是李世民登上帝位后面临的第一次大考，不过“吓退”一词语有些夸张，史书中也没这么提过。这次盟约，是双方审时度势后达成的结果，也是李世民战略思维的一次体现。

公元626年八月，李渊刚刚把皇位传给李世民，东突厥的颉利、突利两大可汗就亲自领兵十余万抵近长安城。结合这一微妙的时机，以及接下来突厥人的举动，就会发现他们此行目的并不在于打仗：

到达渭水后，颉利并没有急于进攻或者掳掠，而是派心腹心执失思力面见李世民，吹嘘突厥大军百万，诸如此类。

这个动作的目的就很明显了：观察李世民的反应，一探虚实，再看是来硬的还是软的。

而李世民应对得则很简单粗暴：将执失思力一顿痛骂、扣在门下省。

为什么用这种强硬的姿态？后来李世民自己做出了解释：

突厥人敢率大军前来，就是吃准了大唐刚刚经历了一场血腥政变，国内人心不稳，李世民忙于收拾残局，理应是最虚弱的时候；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前来施加重压，说不定能给大唐致命的打击。

那为什么颉利不直接开打，偏偏派出心腹一探虚实？说白了，他心里没底，毕竟李世民打仗的水平早就名扬天下，自己又是押上了老本远道而来，万一失利，那可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他首先要看李世民的态度。如果对方“闭门拒守”，那自己不仅可以在关中地区烧杀抢掠、赚得盆满钵满，还能以这种方式严重削弱李世民的威信，今后的大唐更是一个软柿子、任自己鱼肉；若李世民来硬的，那就要看一步走一步，见机行事。

但玩战略战术，李世民显然技高一筹。

对于突厥人的动作，李世民的应对采取了两步走：

第一步，痛骂，不仅骂执失思力，还骂突厥可汗。

在把执失思力关起来后，李世民直接带着房玄龄等六人前往渭水，隔桥痛骂颉利背信弃义。

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就在两年前，颉利、突利也曾率大军直逼关中，时任秦王的李世民采取了分化战略，拉拢突利可汗，最终双方达成和亲意向，握手言和。突利甚至与李世民结为兄弟。

而在这两年来，唐朝不仅如约与突厥和亲，赠送的金银财宝更是不计其数，虽然看起来有些怂，但于道义上来说，并没有背约。而且突厥人一向自称耿直、讲义气，李世民当众痛骂，就是要占据道德制高点。

加上骁勇善战的李世民一向在突厥人中有些粉丝，而且私下也时常给好处拉拢人心，所以见到他这种气势，很多人被震住了：“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

第二步：武力准备。

李世民敢带六个人前来，一是吃准了突厥人的心态，二是早已安排了后手。随着他在渭水前指责突厥人背信弃义，唐朝大军也陆续到达现场：“俄而诸军继至，旌甲蔽野军容甚盛”。

见自己气势上落了下风、唐军又严阵以待，而且去探风的执失思力音讯全无，颉利一定在想：李世民你咋不按套路出牌？这时再强行来硬的，那后果难料，不如就借驴下坡，就着和亲这事找个台阶下。

于是他立刻表态请和。几天后，双方在渭水便桥上杀白马为盟，突厥退军。

其后，朝廷元老萧瑀等人向李世民表达了心中的疑惑：“起初在渭水边，众将义愤填膺，纷纷请战，陛下您不允许；过了不久，对方却主动退兵，这其中有啥门道？”

李世民给出了细细解答：

其一，自己之所以亲临渭水，既要体现胸有成足的姿态，更是要观察对方的虚实。“吾观突厥之众虽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贿是求”，也就是说，突厥人并没有真正开战的决心。

其二，那为什么不趁对方军心不稳、主动出击呢？首先，自己刚刚即位，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而且大唐久经战火，官民疲敝，急需休 养生 息；其次，若真的开战，唐军虽能获胜，但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还会从此与突厥接下梁子，从此双方永无宁日。

所以最佳的应对方式是，先以信义与武力威慑，趁对方进退两难之际，以钱财利诱；对方本就抱着求利的目的而来，有个台阶自然会下。而接下来，突厥人更会志得意满，对我们降低戒备。而我们则休 养生 息，待时机成熟时，给他们来个致命一击。即所谓：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

要么不动手，要动就一剑封喉，李世民不是说说而已。与大唐达成了暂时和平的突厥，其后内部果然问题不断；而李世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经过短暂的休 养生 息，四年后，他派李靖、李世勣长途奔袭，一战将东突厥灭国，曾经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也被活捉。

审时度势、能进能退，一击制敌，李世民的战略特点，通过渭水之盟展示得淋漓尽致。这可不是靠吓唬就能做到的。

公元626年6月4日，玄武门之变发生。8月9日，李世民登基。趁隋末大乱崛起的东突厥可汗颉利和突利闻知此事，欲入主中原，“合兵十余万骑”，攻击前进至长安城外四十里的泾阳。京城仅有兵力数万，人心惊恐，京师戒严。

颉利进至渭水便桥之北，派心腹执失思力前往京城，恫吓李世民。李世民审时度势，逮捕囚禁了他，并亲设疑兵之计，仅率6人至渭水，“与颉利隔水而语”，怒斥他们负约。使“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

此时，唐军相继而至，排兵布阵，声势浩大。颉利因心腹一去不返，又见李世民竟“挺身轻出”，唐军严阵以待“军容甚盛”，终于“大惧，遂请和。”李世民就坡下驴诏许之。

8月30日，李世民与颉利可汗于长安西渭水便桥上“斩白马”，签署和平协议，“突厥引兵退。”

概言之，李世民退突厥的方式是：置生死于度外身先士卒以振士气、身处劣势依然强硬扣押突厥特使以扬国威、痛斥突厥违约入侵占据道德制高点、许以重偿以购买和平（此点史书虽未载，但若无实惠，突厥岂肯空手而归且返回后做赔本买卖给李世民“献马三千匹、羊万口”）。

唐太宗打的是心理战，他抓住了突厥和颉利可汗的心理，“吓退”了突厥大军。

唐太宗多次和突厥交战，对他们十分了解，这一点《新唐书》中，说的十分清楚：

“大抵虏得志则深入，负则请和，不耻也。”

就是说突厥人得意时便大举入侵，失利时便认输求和，他们如此反复，不觉的羞耻。

其实，自隋代以来，突厥人就是这样的尿性。

唐太宗摸清突厥人的心理，只要让突厥人觉得在长安讨不到好处，他们就会请和，这是唐太宗的一大底气。

而突厥兵临长安城下，是抓住了空隙，在此过程中，与唐军交战，也是失利过的。

“攻高陵，尉迟敬德与战泾阳，获俟斤乌没啜，斩首千余级。”

唐军的实力更是唐太宗的底气所在。

颉利可汗先派使者执失思力入城“以观虚实”，将颉利的十万人马夸大为两百万来吓唬唐太宗。

颉利的这个恫吓心理战实在有些简单粗暴。唐太宗索性就给他来个高明一些的心理战。

他当着执失思力痛斥突厥人背信弃义，威胁要将执失思力斩首，“ 汝虽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夸强盛？我今先斩汝矣！”

吓得执失思力 “惧而请命” ，然后便将他关起来， “乃囚思力于门下省” 。

对囚禁执失思力的行为，唐太宗对大臣解释地很清楚，“ 我今遣还，虏谓我畏之，愈肆凭陵。”

然后唐太宗又开始了第二步，“ 乃与侍中高士廉、中书令房玄龄、将军周范等驰六骑出玄武门，幸渭上”。

唐太宗带了区区几个人就来到了渭河边，隔河与颉利说话。

他可不是来叙旧的，而是来骂颉利的。

见到唐太宗敢带着少部分出城，更是当面斥责可汗，他底气何在？很多突厥人就开始了怀疑，不少人更是感觉自己中计了， “群酋见帝，皆惊，下马拜”。

果然不久，唐军出出现了， “俄而众军至，旗铠光明，部队静严，虏大骇。”

颉利可汗也是心中打鼓，使者被囚，唐太宗又敢轻骑出城，现在唐军军容甚盛，他的心理防线也就称帝崩溃了。

唐太宗见状也就来了最后一步。

唐太宗让大军退下在一旁列阵，而他自己留下来和颉利可汗说说话，“独留与颉利语”。

由此彻底击溃突厥人的心理，颉利请和。

对于唐太宗的这一番心理战，他自己早已是成竹在胸的。他曾对萧瑀解释道：

唐太宗不愧是军事高手，这一番心理战将兵临城下的突厥大军“吓退”，比诸葛亮的空城计更具有说服力。

很荣幸回答您的问题。

关于渭水之盟， 历史 上对此也有不小的争议，渭水之盟约对于当时的唐王朝是耻辱还是荣耀，也各有说法。

不管持怎样的的看法，无可否认的是，作为当时唐朝政权的统治者， 李世民对突厥的第一次亮相，就很好地利用了敌我双方作战实力和作战心理，成功地为唐朝化解了一次兵戈之灾。

唐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顺利成为了唐王朝唯一的皇位继承人。八月，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李世民坐上了唐朝最高统治者的宝座。

然而，就在 李世民登基的当月，远在大漠的颉利可汗听闻唐朝政权经此突变 ，觉得这是一次难能可贵可以重挫唐王朝的机会。于是， 颉利可汗亲率十万铁骑(号称百万)南下， 很快就到达长安城外的渭水边。颉利可汗令突厥兵陈兵于此，欲见机直取长安。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唐朝建立前后和东突厥的关系。 李渊在太原起兵后为了解决北境之忧，啖重金与东突厥换取了东突厥的支持 ，同时也算换来了大唐与东突厥短暂的和平。

然而， 公元621年，颉利可汗即位 ，他不顾与大唐的政治约定，开始频繁地出兵侵扰唐境。 公元621年到公元626年前，颉利可汗就发动了三次对唐作战， 但当时唐朝上下一心，三次南侵都被唐朝平息下去。

而这一次，形势不同以往，情势变得万分危急。 李世民刚即位，政权不固，人心不稳 。而且此刻的长安城兵力空虚，根本不足以抵挡突厥的十万之众。 这时，唐太宗李世民展现出了他一代圣君的作为，他 先是囚禁颉利可汗派来打探虚实的执失思力，给了突厥一个下马威，后只身率房玄龄、高士廉等六人来到渭水边，隔渭水与颉利可汗对质，怒斥其背信弃义之举。

随后，唐朝的大军赶到渭水旁，颉利可汗见李世民从容不迫，又见唐军气势恢宏，怀疑唐军早有准备充分，先前的傲气瞬间转变为惊恐，于是惶恐之下请和。唐太宗此时 “麾诸军使却而布阵，独留与颉利语” ，一番交谈后，颉利的对抗之心瞬间瓦解，决定退兵，同时 唐太宗又回赠与重金 ，使得颉利可汗心服口服。于是著名的渭水之盟便出现了。

渭水之盟中唐朝赠与突厥的重金到底有多少，史料中并无记载，不过据当时的事态情形来看，对唐朝来说，并不会很多。

当然，也会有人说李世民有篡改史书，美化渭水之盟，我想其实大没必要。虽然 李世民后来确有篡改玄武门之变这一事件的行为 ，但并没有必要改写这一部分，李世民的文治武功以及政治、军事才能，在他即位之前就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 渭水之盟中临危不乱的圣君风范，也确实只有李世民有这番的才能和魄力。

在渭水之盟之后的三年里，李世民 内修文德，外练士卒 ，使唐朝实力很快强盛起来。

贞观三年，李世民利用突厥内乱果断出兵一举扫灭了东突厥，开启了他日后被各民族称为“天可汗”的伟大征程。

中国 历史 以来就喜欢搞“封神”运动，因为封建君主制搞得就是独裁，所以搞个人崇拜也就司空见惯了。而我们在“胜者为王败者寇”的真真假假史料中，也很难找到 历史 的真相。

至于李世民究竟是不是吓退突厥，如何吓退突厥，就让我们细细分析，我在这里一一道来。

我们首先讨论三个问题：

隋末时期，天下大乱，割据势力纷争不断。突厥趁机崛起，东突厥最为强盛，" 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 "。少数民族政权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都是突厥的附属国，汉族割据势力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也都向突厥称臣。李渊晋阳起兵时，也臣服于突厥。

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 “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 逼唐高祖李渊退位，唐太宗李世民登基。李世民登基时，大唐还是突厥的臣属国，但是李世民一没有上表请封，而没有遣使纳贡。所以突厥做为宗主国，立即发兵十余万“兴师问罪”，兵临渭水。

突厥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不感兴趣，只对财富有兴趣。所以突厥发兵既不是为了开疆扩土，也不是为了统一天下。所以突厥发兵的目的就是：“兴师问罪”，还有就是“贪图财富”。

突厥大军一路锐不可当，兵临长安城下，渭水之滨而驻足。从政治斗争中获胜的李世民当然深知其中道理。只有“ 负荆请罪 ”和“ 尽缴国资 ”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大唐是突厥的附属国，突厥对大唐的军事力量那是了如指掌，李世民也知道这十几万突厥骑兵的战斗力如何。所以固守待援只能兵败国灭。只能“负荆请罪”。既然是请罪，那么随从多了又有何意义呢，于是只带了几名通晓外交的大臣前往阵前。

渭水之侧，突厥颉利可汗质问李世民：“ 缘何无表而自封？ ”

李世民答道：“ 臣未新即，正遣使请封，愿空府库，以献作军资。 ”

李世民外交上的低姿态，再加上搬空大唐的国库献给突厥，使得突厥颉利可汗心满意足的北归。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唐朝初期并无抵抗突厥的实力，李世民的韬光养晦确实为大唐后来的崛起赢得了时间。但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身后名，大肆篡改史实，如“空城计”、“突厥颉利可汗请和”、“杀白马立盟结为兄弟”、“突厥颉利可汗献马三千匹、羊万口”。大搞“愚民政策”，让后世误以为唐太宗李世民吓退了突厥才签订渭水之盟的。

希望我以上的分析对你有帮助！

凭良心讲，突厥并没有那么弱智，之所以有被吓退一说也不过是唐人的一面之词。大唐初建，百业待兴，李唐王朝也确实需要安定下来，然突厥北靠大海，西至而今的欧洲，东边辐射大小兴安岭，地域之广物产之丰富，国力之强盛并不是初唐所能及也。李世民签订盟约以后俯首称臣15年，而恰恰这十五年换来了史书中的贞观之治之象，没有了边境战争，韬光养晦，大唐帝国的雏形已见端倪。以至于到武则天的大周时期，西凉，并州两地贸易发达，从月氏、西域各国换来了大量的白银，国内税收充足，兵强马壮，武则天统治中后期，吉利可汗年迈，好战份子不愿意看到崛起的大唐，摩擦随之接踵而来，又过了一百多年，战争从未停止过。现在回望那段 历史 ，唐朝也不容易，21个皇帝，289年的寿命，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有悲伤有欢笑，历经风雨沧桑，道不尽大国之心殇。

诚邀！我来回答下这个问题。

要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仅带6名随从就吓退突厥十余万铁骑，签订渭水之盟，恐怕也是李世民一辈子的耻辱。

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先来看看 李世民的人生轨迹 ：他17岁投身军旅，到雁门关营救隋炀帝；19岁设下“美人计”，鼓动父亲李渊从晋阳起兵，加入推翻隋朝的洪流；20岁凭借累累战功被封为尚书令，加封秦王；23岁参加“虎牢关之战”，以少胜多，一举灭掉窦建德和王世充两大割据力量，唐朝统一之势已成必然；28岁通过“玄武门之变”成为大唐王朝的新任***……不难看出，这位新继任的大唐皇帝， 从出世以来就没认过怂， 然而这次突厥来袭他却栽了

从秦汉时期的匈奴 到 东晋末年的五胡乱中华 再到 隋唐时期突厥，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实力要强于中原。尤其是铁骑，移动速度快， 能够大纵深大跳跃的进攻 ，往往都是深入内地百余里，烧杀抢夺（游牧民族擅长放牧，一些手工器具针织糖茶等统统不会，那怎么办？全靠抢，这简直是无本买卖，又省事有刺激）。每每等边防部队聚拢集合完毕了，人家早已扬长而去，弄得防不胜防头疼不已。所以中原王朝往往都是采取 和亲、称臣 以求”花钱消灾“像隋文帝、隋炀帝在位时皆有公主远嫁突厥，唐高祖李渊也是像突厥和亲称臣。 那么这次为什么突厥兵临据长安仅40里的渭水呢？

突厥可汗听闻唐朝换皇帝了，心想这新皇帝上来别少了咱的贡钱，得让他知道知道咱突厥的厉害，给他个下马威。这才以太宗”无表自封“为借口发兵十余万南下。

要说太宗”无表自封“没给突厥打招呼，那是真的，以太宗的性子本来就没想着给突厥上表。只是没想到，突厥铁骑来的这么快，都已经兵临据长安仅仅40里的渭水了，此时长安戍卫也才数万人马。

太宗紧急调兵，丞相房玄龄说：”皇上如今兵临城下，再行调兵， 远水 已然救不了近火啊！“太宗急问：”如之奈何！？“房玄龄献言：”突厥以无表自封为名发兵南下，无非就是索要金银，今势危，唯卑躬求和再施以金银，必退之。“太宗咬咬牙心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第二天太宗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6人在渭水隔河与颉利可汗对话，表现的负荆请罪、唯唯诺诺的样子。

突厥颉利可汗质问李世民：“缘何无表而自封？”

李世民答道：“臣位新即，正遣使请封，愿空府库，以献作军资。”

谁都是爱听软话，况且李世民这么识趣”愿空府库，以献作军资",突厥可汗当然高兴，心满意足的带着大量丝绸布匹金银扬长北归。

后记

常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太宗在耻辱的渭水之盟后，励精图治。一方面发展经济，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李世民积极进行军备，秣马厉兵，特别是针对突厥的骑兵优势，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

仅仅过了3年，李世民就打响了复仇之战。629年，李世民一声令下，名将李靖、李绩出师塞北，主动攻打并打败了突厥军队。第二年，曾经不可一世的突厥首领颉利可汗被俘虏，送至长安。

祸害隋唐几十年的突厥至此彻底凉凉，唐太宗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一个强大的大唐帝国冉冉升起。

关于渭水之盟， 历史 上对此也有不小的争议，渭水之盟约对于当时的唐王朝是耻辱还是荣耀，也各有说法。 不管持怎样的的看法，无可否认的是，作为当时唐朝政权的统治者，李世民对突厥的第一次亮相，就很好地利用了敌我双方作战实力和作战心理，成功地为唐朝化解了一次兵戈之灾。 唐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顺利成为了唐王朝唯一的皇位继承人。八月，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李世民坐上了唐朝最高统治者的宝座。 然而，就在李世民登基的当月，远在大漠的颉利可汗听闻唐朝政权经此突变，觉得这是一次难能可贵可以重挫唐王朝的机会。

而且此刻的长安城兵力空虚，根本不足以抵挡突厥的十万之众。 这时，唐太宗李世民展现出了他一代圣君的作为，他先是囚禁颉利可汗派来打探虚实的执失思力，给了突厥一个下马威，后只身率房玄龄、高士廉等六人来到渭水边，隔渭水与颉利可汗对质，怒斥其背信弃义之举。随后，唐朝的大军赶到渭水旁，颉利可汗见李世民从容不迫，又见唐军气势恢宏，怀疑唐军早有准备充分，先前的傲气瞬间转变为惊恐，于是惶恐之下请和。唐太宗此时“麾诸军使却而布阵，独留与颉利语”，一番交谈后，颉利的对抗之心瞬间瓦解，决定退兵，同时唐太宗又回赠与重金，使得颉利可汗心服口服。

于是著名的渭水之盟便出现了。 渭水之盟中唐朝赠与突厥的重金到底有多少，史料中并无记载，不过据当时的事态情形来看，对唐朝来说，并不会很多。 当然，也会有人说李世民有篡改史书，美化渭水之盟，我想其实大没必要。虽然李世民后来确有篡改玄武门之变这一事件的行为，但并没有必要改写这一部分，李世民的文治武功以及政治、军事才能，在他即位之前就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渭水之盟中临危不乱的圣君风范，也确实只有李世民有这番的才能和魄力。在渭水之盟之后的三年里，李世民内修文德，外练士卒，使唐朝实力很快强盛起来。 贞观三年，李世民利用突厥内乱果断出兵一举扫灭了东突厥，开启了他日后被各民族称为“天可汗”的伟大征程。

玄武门事变之后，唐王朝权力更迭，朝廷动荡不安，李世民在这样的局面下登基。而外族突厥在得知唐朝政权的变幻后，认为正是可趁之机，于是发兵十余万人，进攻唐朝，并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此时的唐王朝正处于巨大的危机之中。

在内，权力还没有完全集中在李世民手中，朝中质疑李世民登基的还大有人在;在外，二十万突厥人兵临城下，势不可挡，甚至已经到达武功，对首都长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这样内忧外患的状况下，唐太宗想到了疑兵之计。

长安城内，兵力空虚，李世民不得已只能亲自率领着自己的一众谋士将领前去渭水。在渭水边，李世民故布疑兵，让突厥首领颉利可汗看到了唐军盛大的人数和军容。颉利可汗害怕了，最后就于渭水桥上，两方签订了和平协议，并且立下了白马之盟。回到家乡的颉利可汗还向唐王朝进贡了许多马匹和羊。

在唐王朝完全不占优势的状况下，李世民通过疑兵之计安然退兵，这让对他的质疑声减少了许多。而唐太宗渭水之盟也成为了军事上常常被人说起的典故。

网上盛传一个故事，那就是李世民用烧饼吓退了突厥的十万大军，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很多人半信半疑，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只是一个传说，取自渭水之盟这段 历史 ，这个传说被演绎的非常传神，这个事件的 历史 背景就是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了皇位，屁股还没坐热呢，突厥的颉利可汗听说大唐发生了政变，便派大军南下，一路走到了渭水河畔，直逼长安城。

颉利可汗虽然一路高歌猛进，但对于战争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毕竟李世民名声在外，于是他派执思力去长安送挑战书，以探听长安城的虚实，李世民接过挑战书，一眼就识破了颉利可汗的阴谋，镇定自若的说：回去告诉你的主子，迎接我们的决战。

颉利可汗听说唐太宗如此镇定，便起了疑心，第二天李世民带了六个人骑马到了渭水桥上，颉利可汗听说后立刻出营，李世民便冲着他大声高喊：“颉利可汗，你快滚回去，你们是孤军直入，否则雪雨天一到，你们就会前无进路，后无退路，势必全军覆没，死无葬身之地。”

说完掏出一个烧饼大吃起来，边上的随从都劝李世民见好就收，唐太宗一边吃着烧饼，一边回答：“烧饼太好吃了，我就在这里把烧饼吃完，也就吃下了颉利可汗的十万铁骑。这是突厥人的甩锅烧饼，是庆祝生日的必备品，寓意为和美、吉祥、团圆。因此，我食用甩锅烧饼，就是让敌军睹物思情，念乡想家，他们思想动摇，丧失了战斗力，就会不攻自破！

果然第二天颉利可汗就撤兵了，这就是关于李世民用烧饼退十万突厥兵的故事。 当然上面都是传说，不可能发生，不过 历史 上的李世民确实是用疑兵之计吓退了颉利可汗，避免了大唐政权的覆灭。 真实的 历史 上，颉利可汗听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上皇位，就趁李世民登基未稳，发动了对大唐的侵略，当然李世民没有坐以待毙，派出勇将尉迟敬德，作为泾州道行军总管，抵达泾阳，防御突厥。尉迟敬德抵达前线后，立即组织反攻，与突厥军队在泾阳打了一场恶战，尉迟敬德勇不可挡，生擒敌军将领阿史德乌没啜，并且击毙突厥骑兵一千余人。

不过这仅仅是小胜，颉利可汗的部队依然突击到了渭水河畔，直逼长安城。当时长安兵力空虚，不过李世民并没有慌张，而是只身带六人到渭水河畔与颉利可汗对峙，《旧唐书》是这样记载的： 亲出玄武门，驰六骑幸渭水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俄而众军继至，颉利见军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遂请和，诏许焉。

李世民安排的很有讲究，先是只身前往，表明自己并不担心和害怕，然后责问颉利可汗为什么负约，占住大义，随后精兵到达，表明自己的军事实力不弱，有听说自己的侧翼部队打了败仗，以为李世民的军力强盛，颉利可汗非常的害怕，于是就求和， 李世民和颉利可汗杀白马为盟，大唐的危险局面这才得到化解。

而等到李世民缓过来，也就是两年后，突厥发生了分裂，于是大唐进攻突厥，俘虏了颉利可汗，灭了东突厥，这也正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