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中庸思想讲究的中立是情感型的还是理智型的，是重感情还是重理性，具体解释一下

中庸思想讲究的中立是理智型,但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要真正理解还是需要自己去看书，我极力推荐。

书主要讲下面几点：

1 讲中庸的目标

2 讲中庸的高尚

3 讲自我修养的困难

4 讲自我修养的好处

5 讲如何修养才能达到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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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思想：

做事符合天下正道，拥有平和的心态，强调自我批评，根据自己的身份做事，做改做的事情。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尽力做到最好。对身边所有人的关系都要符合礼仪，拥有知、仁、勇三德。永远保持真诚。有机会的时候能做出大的贡献，而在没有机会的无道之时又能自保。

　古代文学中的儒家思想1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民族精神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学中蕴含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核心价值，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过程中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古代文学; 儒家思想;素质教育启示

　作为人类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素质教育的观念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与素质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

　而丰富的儒家文化，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规定了素质教育的观念的主要内容。

　素质教育的根本点是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弘扬平等自由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主流社会来讲，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理想中的儒家精神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儒家以修身为本、以仁道为重心的人文理想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历史和传统纽带，“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崇德修身”、“建功立业”“整体为止”、“仁爱和谐”。

　儒学中善的观念是以仁、义、礼、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为基础的，它以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为灵魂，以“礼”为框架。

　“仁”的基本精神以孔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爱人”和“忠恕”， 而“爱人”和“忠恕”的根本途径是“克己复礼”，可以说“克己”与“修身”是孔子道德修养论的一大特色，他提倡通过个体以仁为目标的道德修养来调整整个社会关系。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

　中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当前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即弘扬人文精神的教育。

　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

　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三)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的契合点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是素质教育应贯穿于专业和课程教学始终。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以学生的实际和学习需求把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和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理念。

　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古代文学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大多数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标;把文学作为道德教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文以载道”是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众多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具有极为丰富而深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画卷，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面貌，更真切地记录了他们心灵。

　在当今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利用文学作品本身的教化作用，全面深入梳理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阐释其思想意义或价值，明其所载之“道”，阐释作品包蕴的真善美的光辉，以触动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能更深一层体会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二、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理念大厦的构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参阅文化历史不难发现，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大批优秀的作家群体、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理念本身就映射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优秀成分，并将这种精神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进行凝聚、传承、强化和进一步升华。

　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想之塔的构成博大而深邃，精美而瑰丽，千百年来扩散着无尽的阅读、评鉴、感悟的品格张力，不同的文学家、批评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常有精辟概括之词，不尽一致，各领风骚。

　中国古代文学中映现出来的儒家理想价值体系，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因素。

　(一)诗歌

　诗歌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已被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所认同。

　诗歌所蕴含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社会责任的实现与追求。

　(二)散文

　蕴含儒家思想的散文始终存在，作品反映的基本思想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它的许多经世致用的优质是超越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学永远的精神营养，在《论语》、《孟子》到《荀子》这些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

　(三)小说

　不仅诗歌、散文蕴含儒家思想，极具教化作用，小说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为目地。

　中国传统小说弥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处处显露着对人生存价值的思考和评判。

　三、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全经济球化时代对人整体性综合素质的看重，要求大学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谐与法治并重、培育理想的人格和人性，而儒家人文思想的人本主义价值和当代大学教育的努力目标不谋而合。

　因此，提高大学生素质，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丰富素质教育内容，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弘扬儒家理想价值的校园文化环境。

　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弘扬有着重要的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对生命价值精义的阐发，已深深渗透与中华民族的观念、习俗和思维方式之中，是民族传统拥有更多光华，使后人成长拥有更多钙质，为我们国人贮藏着取之不尽的营养。

　参考文献：

　[1] 徐放杜甫诗今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10

　[2] 安徽俗话报[N]安徽;1904年

　[3]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34

　现代教育技术激活中国古代文学2

　摘 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以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已经深入到高校日常教学工作中，它带来了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育管理等多方面的变革。

　如何在高校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是每个高校任课教师都在积极研究的课题。

　本文从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入手，探析在中国古代文学课堂教学中如何运用现代教育技术。

　关键词：现代教育技术;古代文学课堂;应用

　中国古代文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历史的学科。

　它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所占课时比重较大。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模式是：“一本教案、一支粉笔、一张嘴巴、一言堂”。

　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现代教育技术的迅猛发展，这样的教学模式必须要全面改革，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含义与优势

　1现代教育技术的含义

　现代教育技术就是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对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评价和管理，以实现教学优化的理论和实践。

　2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

　现代教育技术的三大支撑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通讯技术。

　多媒体技术是指通过计算机把图像、文本、声音、动画等多种媒体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和通讯技术相结合的一种综合技术。

　网络技术是指把互联网上分散的资源融为有机整体，实现资源的全面共享和有机协作的一种新技术。

　通讯技术是对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支撑。

　(1)优化学习环境

　多媒体可以通过图像、文本、声音、动画等媒体为学习者营造出形象、逼真的学习环境。

　它是继文字、黑板、音像等教学媒体之后出现的又一种新的教学媒体，它具有信息多维化、集成化的特点，表现力丰富，能够有效地调动学习者的兴趣，增强学习效果。

　(2)丰富教学资源

　网络技术将海量的数据、资料、程序、软件融汇到一起，形成一个特大型的资源库。

　在这个资源库里，教师可以找到与课堂教学相关的大量资源，并共享这些资料，不断完善自己的课堂教学资料。

　这是以前任何一种教学技术都无法做到的。

　(3)扩大教学规模

　网络信息资源的共享，打破了知识的垄断性，结束了优秀教育资源只被少数人占有和使用的历史。

　网络教学资源可以向全社会开放，从而使全社会每一个求知者获益。

　现代教育技术将整个教学活动社会化，使教学从学校普及到信息技术覆盖的每一个角落。

　二、现代教育技术如何激活中国古代文学课堂

　1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比起枯燥的讲解，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中的多媒体技术，制作图文并茂的课件，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求知欲。

　比如讲解《三国演义》中的“赤壁大战”时，就可以播放电视剧中有关“赤壁大战”的精彩片段，以更加直观、生动的形象，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教师可以一边播放，一边讲解;也可以先播放，后讲解;还可以先提出问题，再播放，再提问、讨论或答疑。

　2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破除“满堂灌、一言堂”的教学模式

　现代教育技术能有效地促进教师的角色转换。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不仅是教学的组织者还是信息的占有者。

　在现代教育技术条件下，教师和书本不再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

　教师传递知识的部分职能被现代媒体替代了，教师不仅是现代教育中教学信息的提供者、传授者，而且还是现代教学模式、教学方式的设计者、创造者。

　在现代教育技术下，学生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自由主动地学习，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学习。

　3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突出教学重点和难点

　现代教育技术可以将古代文学中抽象的内容具体化，静止的内容动态化，枯燥的文字生动化;可以突出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帮助学生思考和解决问题。

　还以“赤壁大战”为例，教师讲解的重点不是战争场面，而是大战之前孙、刘、曹三方军事集团智囊之间的计谋的较量。

　“苦肉计、反间计、连环计”，计计相连，引人入胜。

　教师在播放视频前，可以适时点拨，引起学生注意;也可以提出思考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观看视频，之后讨论。

　4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可以实现教学过程的最优化

　教师要采用现代教育技术中的多媒体教学，就必须掌握各种媒体的特点、功能，并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需要，来选择、设计、组合、制作和运用，从而实现教学过程的最优化。

　现代教育技术促使教育者充分开发、利用各种教学资源来帮助学生掌握各种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全面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三、结语

　以多媒体与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优化了高校课堂教学过程和教学资源，为探索和构建新型教学模式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广大高校教师要顺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努力学习开发、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大力促进现代教育技术与课程的整合，拓展教学内容，发展学生思维，不断提高教学水平，提升教学质量。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现代教育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还有许多不足，有些教师在使用时还有许多误解，没有真正发挥出现代教育技术的积极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讨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景霞现代教育技术让语文教学变得更加鲜活[J]赤峰学院学报;作文教学研究，2013(04)：110-111

　[2]普布卓玛现代教育技术在语文教学情景创作中的运用[J]教育现代化(电子版)，2013(14)：166

　　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定位及命运

　　高予远

　　内容摘要：2002年，中国哲学界关于“儒家与宗教”的讨论，无疑是有其学术价值的。但儒家是不是宗教的问题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问题在于儒家思想如何发挥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何对当今中国12亿民众的道德教化发挥作用。为解决此问题，本文讨论了儒家文化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定位问题，认为儒家文化是当今中国士人进行文化创化的精神源泉之一，而非是当今中国民族文化之体。当今中国的文化之体，源于中国士人再进行一次如孔子般那样的伟大创化，当今中国文化之体的创化必源于中国的精神史，源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源于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海纳百川。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儒家文化有二种可能性的命运：一如古希腊文化之于当今西方社会；一如西方基督教之于西方社会。儒家文化的第二种命运的可能性较小，但中国是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大国，12亿中国民众必须有一良好的道德教化形式，儒家文化如何在当代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这需要中国士人对儒家文化进行一次源于历史、立足现实的伟大创化。

　　关键词：儒家 儒教 基督教 王权 道德教化

　　作者高予远，1963年生，哲学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深圳 518055）

　　2002年，“孔子2000”网站和“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二期关于“儒家与宗教”的讨论，无疑是有其学术价值的，但若这一讨论若不能进入到“儒学”、“儒家”或“儒教”，如何解决当代中国12亿民众的道德教化问题，如何成为中国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那么这一讨论仅仅是学术界的讨论，而不能真正实现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不能真正实现源于历史、面向世界、立足中国现实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什么是儒家的内在精神？内仁外礼、培养官吏、教化民从，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文明与和谐。同时，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也构成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这是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中担当的角色。儒家的这一内在精神即便在当今社会也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一个民族的现在、未来源于其对历史的承继，没有对自己本民族历史承继的民族，就不能解决好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不能创造其极富生机的未来。

　　今日信奉儒家者，倡导儒学者，必以实现儒家的这一内在精神为使命，方能真正发展儒学。因为儒家自其发源之始，就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其核心宗旨，这一宗旨有着强烈的社会实践特征。今日儒家思想若不能在社会层面上实践这一宗旨，不能在社会层面上实现教化民众的功效，那么儒家思想只能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死亡思想。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思想的巅峰，皆源于对历史的继承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儒家的发展史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如孔子删定六经，开创儒学这一伟业，既源于“郁郁文哉，吾从周”这一对周王朝文化之仰慕，又源于其对周王室衰落，枝强干弱这一现状的忧虑。没有对历史的继承，没有对现实的关注，则无孔子之伟业。其后，汉代儒学之倡盛，宋明理学之兴起，皆源于天下大乱后，一批儒生忧君、忧民、忧社稷，以弘道为已任，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其使命，正是有了这一批修齐治平儒生的存在，儒学本身才有了一次又一次源于历史、立足于现实的弘光。

　　中国社会经过160多年的社会动荡，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社会渐趋于稳定。今日中国社会有一个价值观念重建的过程，这一重建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重建，其必是一个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面向西方，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化重建。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价值规范体系，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道德价值观念重建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今日“儒学与宗教”的讨论，必然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我们讨论的核心应是“儒学”或“儒教”如何在当今中国社会发挥其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如何发挥儒家文化对今日中国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重建作用，如何发挥儒家文化重塑民族精神的作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学”也好，“教”也好，这并不是问题核心所在，因为事实上，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既起到了“学”的作用，也起到了“教”的作用，儒家、儒教与儒学皆是指同一种文化形态。问题的核心在于：当今的中国应有一个自己的精神命脉之所寄、应有自己的价值规范体系、应有自己有效的教化民众道德的形式，而这个精神命脉之所寄、价值规范体系与道德教化形式不可能是无历史继承的再建。所以“儒学与宗教” 的讨论，无疑是一个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讨论，但若这一讨论不能进入到儒家文化如何在当今中国社会发挥其教化作用，则其意义如前述，这仅是一个学术界之讨论，而非是中国儒家文化精神的真正体现。儒家文化若不能在社会层面上发挥其效力，儒家文化则仅仅是一门大学里的学问，而非是中国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非是中国民众道德教育的源泉所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儒家文化与儒家“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个“一以贯之”的为学宗旨相悖。

　　那么儒家文化如何在当今中国发挥其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影响？或儒家文化是否能对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产生影响？这一问题又包含了两个问题：一是儒家文化该怎样界定自己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地位；一是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其对中国社会的教化或整合作用。第一个问题的讨论是第二个问题的基础，因为只有界定好儒家文化在今天社会的地位，我们才能讨论儒家文化如何在今天社会发挥其教化作用，如何发挥其对中国民族精神的重建作用，如何重新成为中国士人精神创造的源泉。

　　首先，我们讨论第一个问题，儒家文化该怎样界定自己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是与皇权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文化。但这种政教合一，并不意味着儒家文化纯是一种外在于人心的意识形态。儒家文化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以切于人伦日用、培植人性善、导人性入精微致广大、善养浩然之气等特性而有相当的独立性。由于儒家文化的这种独立品性，致使儒家文化既与皇权紧密在结合在一起，起到稳定社会，完善社会组织的作用，同时其作为一种有着独立品性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道德人伦规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成为传统中国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与普通民众行为规范的道德依据。

　　当代中国，已无皇权，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己消失。也正因此，儒家文化彻底与霸权文化无关。无皇权支持的儒家文化，由于其切于人伦日用、培植人性善、导人性入精微致广大、善养浩然之气等等，这些独立的品性必使儒家文化仅仅作为一种文化发挥其作用。故当代中国，儒家文化的地位应定其为是一种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其能继续向前发展并为当今世人所接受的必是其固有的独立品性。这些独立品性已如前述，其是与人性密切相关的，是源于人内在心性的，非是一种与人内在心性无关的外在霸权教条。

　　仅作为一种文化的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还必须面对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面对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时，儒家文化必是以一种平等的地位与此两种文化相融合，而无有什么中体西用之论。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士人价值取向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远非昔日传统中国社会，况民族文化之“体”永远是和民族的变迁一起变迁的。如儒家哲学自身之体，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宋明儒学、清代儒学及当代新儒学，其核心概念虽不离仁义礼智信，但中国儒学讲体用不二，各个时代面临问题不同，其用不同，其体虽皆名曰仁义礼智信，其内含也因用之不同而有不同，用不同，则体不同。故一个民族文化之体，是与这个民族的变迁、这个民族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有所变迁的，非有一个恒古不变的民族文化之体，一个民族文化之体必是流转不己而有其自身内在精神的。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体虽有异于其它民族之特质，但民族文化之“体”一直源于这个民族创化之中，这个创化源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与这个民族面临的现实困境。

　　当今中国的文化之体，源于中国士人再进行一次如孔子般那样的伟大创化，当今中国文化之体的创化必源于中国的精神史，源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源于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海纳百川。

　　故中国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其只能成为中国文化精神之体的重要来源，而其本身不能构成当今中国民族精神之体。当今的中国民族精神之体需要当今中国士人，以一种海纳百川之胸怀，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立足解决当今中国现实种种问题，笃实力行，在伟大的民族实践中创化出来。儒家文化仅是当今我们进行文化创化的重要精神源泉，而非是当今中华民族文化之体，这是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定位。

　　其次，我们讨论一下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用。

　　有二种可能性的方式：

　　一、如古希腊文化之于当今西方文化

　　整体的古希腊文化只是一种学术，一种大学象牙塔里的文化。这种象牙塔文化只有少数以此为专业、精研此种文化的专家学者才能对整体的古希腊文化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与理念却渗透于当今西方文化的主流中，古希腊文化成为西方文化重要的精神源泉。没有古希腊文明为其内在精神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是真正的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无论经历多少次变迁，经历过多少次毁灭与重生，古希腊文明都将成为西方文明重生的重要源泉，这一点已为西方的历史反复证明。

　　古希腊文明解体后，以理性思辨对终极实体进行把握的古希腊哲学与通过信仰对终极实体把握的犹太教融合产生了基督教。这一融合了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基督教赋予西方文明一崭新的特征：信仰使理性充满了激情，理性又使信仰立足在严密的思辨理性基础之上。信仰与理性在基督教中进行的这一伟大融合，一方面赋予西方信仰与思辨理性以崭新的特点，同时也成就了西方文化信仰与思辨理性融合在一起伟大的智慧。没有古希腊文明就不可能成就西方这一信仰与思辨理性融合在一起伟大的智慧。

　　二十世纪，对当代西方文化精神产生重要影响的海德格尔，在其巨著《存在与时间》中对“存在”的深刻体验与解释，无不是源于古希腊精神而又是对当时西方精神反思的结果。当时的海德格尔面对一战后西方文明的种种困境，处于这种困境中的海德格尔，一方面不能认同当时技术、商业对人存在根基的抽离，一方面其又处于古希腊文明最源初的、最核心、巨大的创化中。正是在这种古希腊文化的源始的创化中，在对现实因境的反思中，西方文明以海德格尔的方式又获得了一次伟大的复兴。在这种伟大的复兴中，西方文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在及富创造力的古典源头上，审视自己。只有这种在古典源头上审视自己，在人性的源头的完整中审视自己，我们才能对自己现有的文明弊病，进行一次富有原创性的、源头上的纠偏。

　　在当今西方社会，虽然整体的古希腊文化只是一种学术，一种大学象牙塔里的文化。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与理念却渗透于当今西方文化的主流中，没有古希腊文明为其内在精神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是真正的西方文明。

　　中国传统文明，自1840年开始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经历160年的发展，至今传统文化一是成为大学里象牙塔文化，一是散落在现有流俗文化中。散落在流俗文化中的传统文化，仅仅作为一种做人的技巧、做人的技术而为大众所重视。传统文化的这两种命运皆不足以构成当代中国人精神命脉之所寄，同时传统文化的这两种命运，也使传统文化的精神与理念不能渗透于当今中国文化的主流中。传统文化这一命运使其不能成为当今中国文化重光的重要精神源泉。

　　故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要成为如古希腊文明之于当代西方文明一样，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其必要有一次源于历史、面对西方、立于中国现实处境的重光。若此，中国的儒家文化才能成为当今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

　　事实上，历史上每一次中华民族精神得到凝聚、得到统一，无不是源于中国儒家文化一次又一次重光，从而使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士人精神生发的主要原动力。

　　两汉后，北宋前，由于战争、五胡乱华及佛教大昌，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士人精神受到严重的挑战。道家、佛家与儒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各自构成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影响，其中以儒家思想最为式微。当时儒学虽未失去对中国社会之影响，但其对中国社会的组织力量与凝聚力量也一直处于衰微之势。儒学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已不足以构成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统一力量。

　　直至韩愈大倡“文以载道”，后经北宋三先生之发韧，中经周张二程之努力，终以朱子为集大成者，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地位。儒学以其仁之生生、虚明宽和、周流不息而切于日常人伦，这种极高明而又切于现实的内在品性，重新成中国士人的精神动力与源泉。

　　儒学思想重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之必然，是当时中国士人内在的精神要求。

　　今日中国虽不必非以儒家文化为中国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但是今日中国必要有一批具有世界胸怀、具有历史目光、具有深厚儒家学养且又关注现实的士人之努力。不若此，中国当今文化之发展、文化之重建，必是无根之发展、无根之重建，必是一种无历史继承性的浅薄发展与重建，这种文化重建必不能成为中国士人精神命脉之所寄。

　　当今中国儒家文化需要有这样一种重光，这样一种重光无论是否是所谓纯正儒家思想的重光，但他必是中国士人精神的一次重光。唯有这样一种重光，中国儒家思想的精神与理念才能重新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中国的主流文化才能真正是富于源创力的文化，中国士人才能在这种富于原创性的文化中进行文化创造。

　　所以，儒家文化之于当今中国文化，若要如古希腊文化之于当今西方文化那样，必要有一次面向世界、立足现实、源于自身历史的伟大重光。若此，儒家文化才能真正寻求到自己生发的源泉。

　　中国儒家文明是否有着这样一次重光，若有重光，这次重光必是源于孔子的，源于五经，源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深处，同时其又是面对西方、立足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

　　二、如基督教之于当今西方社会

　　儒家文化能否如基督教之于当今西方社会那样，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讨论这一问题之前首先必须将儒家文化认定为儒教。那么这一儒教于中国社会能否如当今基督教对西方社会产生作用？或者这一儒教能否以其它的一种什么方式影响当今的中国社会？

　　儒教于中国社会能否如当今基督教对西方社会产生作用，这需要我们明确基督教如何影响当今西方社会、明确儒教与基督教之不同。

　　1、 基督教如何影响当今西方社会

　　文艺复兴后，西方基督教以宗教干预政治这一政治组织形式被打破。经过几百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种政教相分的社会政治变革，至二十世纪，基督教完全与政治权力相分离，独自成为一种体系，纯粹成为一种没有世俗权利的宗教，一种仅涉及人类信仰、道德、心灵的宗教。这一宗教因与政治权力相分离，完全失去政治意识形态的功用，纯粹成为一种西方人心灵归宿，一种道德自我净化的文化仪式，一种对社会进行道德规范的文化形态。

　　当今基督教从其组织形式上，虽有教庭这一宗教组织形式，但基督教在当今西方社会中的活动主要是通过教堂这一形式，每一礼拜进行一次宗教活动。教堂通过宗教仪式将人内心凝聚在体现人类内心共同道德准则、共同心灵要求中，使个体的心灵与人类终极的精神实在发生直接关系，使人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中寻求到一种安身立命之根基。基督教这的一礼拜形式因有其历史渊源，虽经过几百年资本主义历史动荡，仍保留其在社会上强有力的影响，对当今西方人的道德、信仰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干预王权的基督教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有自我批判功能的基督教，一种纯粹道德力量、纯粹精神信仰的基督教。这一没有政治权力的宗教，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今的西方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当今西方文化、道德或源于她，或批评她，这一西方古老的宗教成为当代西方精神生发的源泉。

　　基督教从其诞生，至中世纪宗教权力过大，以致宗教干预政治，到今天完全成为一种纯粹信仰、一种道德准则、一种人类与终极精神实在发生关系的宗教，基督教重新找到了自己正确的定位。也正因为这一正确的定位，其才能成为今日西方精神生发的根基，并对今日西方社会的道德规范、信仰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么，当今中国社会的“儒教”能否象西方基督教一样对当今的中国社会也产生如此影响？这就需要讨论儒教与基督教之不同。

　　2、儒教与基督教之不同

　　儒教与基督教可以说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宗教，首先从起源上二者不同。

　　基督教源于被压迫者，这一起源上的不同，就决定了基督教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王权有着一定的分离性。如基督教立教的最基本的两条诫命，充分体现了基督教与王权分庭抗礼的性质。

　　“你们要以全部的心志、情感和理智爱主——你的上帝。这是一条最重要的诫命。第二条也一样重要：你要爱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全部律法和先知的教训都是以这两条诫命为根据的。”[1]

　　基督教之所以有这两条最基本的立教诫命是因为作为受压迫者，其不可能从王权那里获得救赎，其只能从精神上在王权之外另立一救世主，并以此救世主为核心团结邻人，其才可能获得解救。

　　由于基督教的起源是源于被压迫者，及这两条最基本的诫命，整个基督教的历史都体现了一种与王权的分庭抗礼，体现了上帝的精神力量高于世俗王权的力量。或者说在西方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基督教丧失其政治权力之前，西方社会的权力模式都是二元制的，即源于基督教的权力与源于世俗的权力王权。这两种权力彼此斗争着，构成了西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基督教形成自己大一统教会权力之前，基督教与王权的对立主要是基督徒以个人的圣洁的品行，以上帝的名义对王权的非人道、非道德进行干预。

　　如公元475—476年，“这位圣人（苦修僧圣丹尼尔）在隐居处已经生活了24年，而且至死将一直这样生活。但是，有关民众苦难的报告竟使他重返人世，这本身就是对皇帝处理公共事务不当的一个毁灭性的指控。圣丹尼尔率领君士坦丁堡的教士和居民前往郊区皇帝藏身的宫殿，一路上用精神方式对民众进行心理和肉体治疗。当卫兵阻止人群进入时，这位圣人指示民众跟着他做《圣经》上的象征性动作，掸去身上沾染的宫殿区的灰尘。他们的动作声音如雷鸣般轰响，大多数卫兵受到感动，背弃了自己的主人而加入这位苦修僧的队伍。皇帝派人追着离去的圣人请求他再返回来。但是这一切都徒然了。最后，皇帝不得不到大教堂拜见圣人，匍匐在他脚下。为了让丹尼尔重新回到岩项上的住所，从而保住自已的皇位，他最终被迫付出的代价，向东正教做公开忏悔。”[2]

　　这一时期基督教与王权的对立，主要是通过基督教教徒个人的道德力量影响民众，从而对王权非正义、非道德的行为进行批判。这一时期，基督教虽然没有大一统的教庭这一组织形式，但基督教教徒以个人的品行与威望对世俗王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王权不得不慑服于基督教教徒的精神力量。

　　到了公元11世纪，基督教开始走向自己的鼎盛时期，基督教将自己的信仰制度化，形成了自己的大一统教会。利用这一大一统的教会对世俗王权进行道德、精神上的干预。

　　11世纪，托斯卡人希尔德布兰和他的继承者在东罗马帝国一个遗弃了的边远市镇里，成功地创立起西方基督教的统治体制。这一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组织体系，使罗马教皇在人类心灵中拥有的帝国，要比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的帝国伟大得多，仅就实地而言，它就囊括了西欧的大片土地。[3]

　　基督教通过这种方式，使其处于高度的、一个自成体系的制度化组织之中。这种制度相对尘世王权而言有相当的独立性，甚至其鼎盛时期还可对“承认教皇权力的地方社会的政治独立提供保障”。[4]

　　故基督教的鼎盛时期，在组织方式上有一个独立于世俗王权的组织形式，这一组织形式保障了基督教可以以精神、道德的力量干预世俗的权力，当这种世俗的权力以一种非道德的行为行使其权力之时。

　　所以，基督教为了把他们自信是真理的精神财富传播给尚未觉悟的世人，他们建立了大一统教会，以与世俗的政权相抗衡。在基督教看来精神的力量高于世俗的力量，这是基督教独立于王权的重要原因。

　　其后，由于基督教会自身的腐败，基督教的影响渐趋于式微。但经过宗教改革，尤其二十世纪后，基督教彻底与政治权力无关。失去权力的基督教，并没有失去其固有的对社会非道德的批判力量，没有失去以精神力量干预世俗政权的历史传统。或许正因为基督教失去了政治权力、失去了以中世纪那种以具体权力干预世俗权力的力量，基督教也失去了因权力而产生腐败，此时的基督教才真正以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道德的力量，成为西方文化重要的生发源泉之一。

　　从上述基督教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基督教的历史中，基督教一直是独立于世俗王权的。正如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所言：“它（基督教）是对这个政权的一种社会反动、一种心灵的抗议。”（同上）基督教整个历史都立足在精神力量高于世俗力量这一基本原则之上的，立足在心灵对世俗世界非人道、非正义的抗义与批判上。

　　与基督教起源不同，儒教源于术士。

　　《说文》：“儒，术士之称。”《礼记》“乡饮酒义”注：“术，犹艺也。”《列子》“周穆王篇”：“鲁之君子多术艺。”术士犹谓艺士。由其娴习六艺。……（六艺）殆为当时贵族子弟几种必修之学科也。其擅习此种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则称“艺士”，或“术士”，或“儒”，即后来儒家之来源也。艺士不仅可以任友教，知书、数可为冢宰，知礼、乐可为小相，习射、御可为将士，亦士人进身之途辙。3

　　“儒”起源于艺士，艺士地位非是受压迫者，也不是统治者，而是以“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艺士这一友之地位，就决定了他与王权的合作性，只有通过合作其才能以其艺能为进身之途辙。

　　儒的这一起源就决定了儒教从其源头上而言就与王权有着一定的合作性。如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此言体现了儒教在其精神实质上是要与王权结合建立一种以仁为精神的王国，这种合作是和柏拉图哲学王的思想有着一定的相似性，皆是从非压迫者的地位出发建立的一种政治理想国。其后汉代政治体制无疑就是儒教思想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体现。

　　但从孔子起，孔子意义下的儒虽未改变与王权的合作性质，但却与术士儒有着本质不同。这种不同也正孔子所谓的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别。

　　所谓君子儒，虽欲进身，但非为进身而进身，进身之前提是以实现仁义礼智信为其理想，施仁政于天下，大行王道。若不能行王道理想，则邦有道则进，邦无道则藏，正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此是孔子意义的君子之儒。

　　所谓小人儒，仅把艺能作为进身之途辙也。为进身进身，非以仁义礼智信为其理想、为其进身之前提。

　　故孔子告诫弟子：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

　　从总的精神来言，儒教与王权之关系非如基督教与王权之关系。儒教与王权之关系，多是一种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儒教的仁义礼智信要通过与王权的结合来实现。而基督教与王权之关系，乃是一种分庭抗礼的关系，是彼此相互独立的关系。宗教律法和世俗律法之间有着一条明确的界限，但王权从精神与道德上要受到教权的批判、要受到教权的约束。基督教精神的力量要高于世俗王权的力量，基督教多从道德的角度对世俗王权进行批判。

　　从儒教的历史来看，正统儒教与王权是合作批判的关系，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帮助王权解决自身的不足，完善王权的统治，从而实现儒家行仁义于天下的王道思想。

　　儒教对王权之批判，非如基督教对王权之批判。基督教对王权之批判纯粹是一种精神力量高于王权力量式的批判。尽管儒教对中国的政治影响非常大，对王权也有过许多批判，但在性质上儒教是与王权合作的，故王权力量往往将儒教作为一种统治之术，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常有之事实。

　　“汉武帝即位后儒家被统治者看中的，不是它的‘学’，而是它的‘术’，继法术、黄老之术后的第三种‘安宁之术’”。1

　　基督教与儒教起源不同决定了各自的组织方式也是不同的。

　　基督教源于被压迫者，故其在精神上就对世俗政权有一种先天的道德批判。为了维护这种先天的道德批判，基督教有必要建立起能与世俗政权相抗衡的、独立的教会组织形式。由于基督教在组织方式上有一个独立于世俗王权的组织形式，这一组织形式就保障了基督教能以独立的精神、独立的道德的力量干预世俗王权。

　　儒教在起源上是与贵族阶层密不可分的，儒士多是以“艺能以友教贵胄间者”。即便是孔子，其先为宋国贵族，来鲁后早年曾为委吏、乘田等小吏，故孔子自称“我少贱，多能鄙事”。历史上儒士之发生实际的政治作用是以王权组织形式为前提的，即便是君子儒，也是要“用之则行”，“舍之”也只有退而藏之了。如孔子大道不行，退而授徒。儒教的这一性质就决定了儒教在组织方式上不可能如基督教那样，完全建立一个独立于王权的大一统教会，以实现其对社会现实的干预作用，实现其对王权的精神干预。

　　儒教的组织方式是与王权的组织方式密不可分的，没有对王权的结合与控制，在中国历史上儒教则仅能是一种文化，而没有自己独立于王权的组织形式。如东汉后，两宋前，释老大昌，释老皆有自己独立于王权的组织形式，只有儒教没有自己的组织形式，

古人称，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教儒道佛。在中国的人间社会，对中国人的社会发展和人的价值观产生深刻影响的，就是儒家道家和佛家。其中，儒家是绵延了中国数千年以来的主流思想。中国的社会制度、治理方式以及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而道家和佛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只是扮演着配角的角色，所以说，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特征。

那么 ，到底什么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儒家思想又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产生了那些影响？听好玩的国学慢慢道来。

严格地说，儒家思想更多地指的是，先秦时期开始创立的，以孔子和孟子思想为主体的思想。在孔子和孟子以后，出现了先秦最后一个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不过，他的思想对孔子和孟子的思想进行了改造，他重视礼法兼治，所以他的弟子韩非子、李斯，从荀子的学说中发展了法家思想。

在汉朝以后，董仲舒在儒家思想中加入了阴阳五行学说，到了宋明理学，北宋五子、朱熹等哲学家，从佛教中吸收养分，发展出了理学，到了明朝的王阳明，吸收了孟子等思想，发展了心学。无论是董仲舒，还是朱熹王阳明，他们的儒家学说，都可以说是后儒学，当然也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部分。

儒家学说的基础是宗法制。而宗法制的基础是血缘关系，因此，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儒家学说，它的核心是仁学。这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核心。孔子主张仁者爱人，爱人就是要爱别人，爱自己，然后把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爱人的情感，推己及人，甚至是推己及物，要用爱人的心去对待别人，对待社会，对待天地万物。这就是儒家的“泛爱众”和“民胞物与”的思想。

所以说，儒家思想的所有的着眼点都是人，所以说，儒家思想是仁学，更是人学，是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学说。

所以，儒家的仁学，其实讲的是如何处理好三种关系的问题。

第一，是人的价值也就是人的主体性的问题，或者说是人何以为人的问题，更是人如何处理好身体与心的关系的问题。在人的主体性问题上，儒家强调性善论，这是孟子提出来的，认为人的内心深处天然地而不是外物外加在自我身上的一种德性，这种德性就是人有四种善的萌芽，即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好恶之心和辞让之心。

既然人有这个四心，那么人就应该努力向善，努力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所以我们可以说，儒家的个人主体性，其实就是要求人努力向善，最终实现内圣之境。

第二，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儒家强调爱人，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孔子把这个叫做忠恕之道。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你一定要先帮助别人，别人才会帮助你。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人树立一种推己及人和换位思考的理念，这样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另外一方面，既然要实现和谐，那么就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这个规范在孔子看来是名，在孟子和荀子看来是礼，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的等级规范，他要求人们各安其位，既不能缺位，要做你应该做的，也不嫩越位。

第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儒家思想很有现代性。儒家希望把仁者爱人的思想，推广到天地万物，对天地万物也要仁爱。这种思想在北宋的哲学家张载那里，有非常清楚的表述，张载提倡我们要“民胞物与”，也就是说，天下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兄弟，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善待自然，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儒家思想的基础是宗法制，而宗法制是建立在人的血缘关系上的，所以，儒家学说所有的内容，其实都是围绕人来展开的。儒家首先发现并挺立起人的主题价值，然后寻求解决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这是一条非常明确的逻辑。

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它必然长期、深刻和多层面地在广泛的社会人群中支配、决定着他们的思想、行为和各种社会与文化活动，最终为中国文化塑形。在这一过程中，它自身也不断丰富、发展、演变，并因此变得异常复杂。这里，我们最简要地列出三个主要方面：1社会人与社会责任无论是孔、孟还是后世大儒，他们的学说都有一个明确的理论起点，即：人是动物界中最高贵的。这是因为，人在社会活动中结成了各种关系，为了维护这些正常关系，为了促进社会群体的发展，形成了协调个体之间关系、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社会秩序、文明规则。儒学的一些重要思想范畴如“仁”、“义”、“礼”、“智”、“信”、“廉”、“耻”等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尚书·泰誓》说：“惟人，万物之灵。”孟子更反复强调人优越于“兽”的特性，这都是进入文明社会后具备的自觉意识。

人与人之间由于所处的位置也即角色分工等的不同，自然存在着地位、职分上的悬殊，儒学注重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强调个体的自律和安分，要求个人遵循群体社会的仪式、规范、制度。把家、国、民族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可见，一切以社会群体为重，突出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与社会和谐发展，是儒学的思想内核，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然而，人不是先天具有这样一种自觉，于是，政治教化、人伦教化就是儒者伟大而崇高的事业，也是各种文化活动，包括文学艺术活动的天职。换言之，各种文化活动的价值，就由它是否有益于社会和它有益的程度如何；具体说，是否具有教化作用以及它的教化效果如何来判定。

2从“内圣”到“外王”儒学一方面要求个人服从集体，鼓励“以礼节情”甚至“杀身成仁”，似乎冷酷无情，另一方面通常又并不以集体利益为借口取消个人的情感欲求。相反，它承认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人的身心需求的正当性，由人的自然本性(如对食色的需求、趋利避害的需求)推扬出生命之间的相互感通，进而衍生出以博大的同情心、宽容精神为基本表现的“仁学”体系。这样，成“圣”成“贤”，并不表现为人情的剥落，而是一种人性的升华，这就是所谓的“内圣”。“内圣”是道德培育、修养与砥砺的结果，但又须落实到社会活动中，按宋儒“民，吾同胞；物，吾与(交往的朋友)也”(张载《西铭》)的理念，向外推扩，为大众服务，经世致用”，效力于社会，建立事功，就为“外王”。由“内圣”而“外王”，儒学的社会理想具有了非常亲切和笃实的特性。相应地，儒学还确认了个人的人格价值，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种对人人都具有的独立意志的肯定，为儒学注人了强劲的可以实践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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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十三经”作为反映先秦历史状况的古籍还有很大价值。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简称儒学，是以“仁”“礼”为核心，以德学为主体，以济世为宗旨的思想体系；主要奠基者孔丘、孟轲、荀卿。（按：德学，即修身思想，详见下文。）

儒学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在先秦便是显学；“独尊儒术”后，即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

愚以为，要想真正理解儒家思想，必须将其拆分为修身思想与儒礼思想。

修身思想

修身思想，简称德学，即正当的论述该如何为人处世的思想体系。

《论语》汇聚了大量的、不可替代的、基础的关于为人处世的思想，譬如“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这些思想，奠定了《论语》的地位，也使其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然而，德学虽是儒学的主体，却并非儒家的专利。可以说，掌握德学的人，即为君子；而君子，未必恪守儒礼思想。

儒礼思想

去除德学部分后的儒家思想，即为儒礼思想。

对于儒礼思想，难以给出明确的定义；愚以为，其鲜明的特征，便是过于注重“仁”与“礼”。

可以说，儒礼思想为儒家思想所独有，是儒学与其它以道德为主的思想体系（如道家思想与墨家思想）相区分的特征，亦是儒学遭受非议的根源。

儒礼思想对“仁”与“礼”的推重，有利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修身思想是求学者提升道德的“引路人”，主要出自儒家经典：所以，儒学在古代成为主流思想，实属必然。

儒家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教育

1、将教育放在治国治民的首要位置。

2、强调在人的发展中教育的作用，“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二、扩大教育对象

实施“有教无类”，扩大教育范围。

三、注重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1、“礼贤下士”“举贤才”

2、通过教育培养士、君子和成才。

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

以"仁为核心"和"人为贵"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1、孟子，主要思想主张： 把“仁”思想发展成为“仁政”，主张“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施仁政以民，省刑罚，薄税敛”； 提出“民贵君轻”民本思想，认为人民、国家比国君更重要；提出“性善论”伦理观。

2、荀子，主要思想主张：“仁义”、“王道”、“以德服人”； 提出“君舟民水”民本思想；③提出“性恶论”伦理观；主张进行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