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学术著作

1951年，麦克卢汉第一本专著《机器新娘》出版，这本书广泛分析报纸、广播、**和广告产生的社会冲击和心理影响，但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直到六十年代初，麦氏依然不名一文，在大学教英美文学。衣着随便，丢三落四，清瘦的面相中透出几分厚道。在时尚的美国学界看来，这个北美人像是个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但接着他的二本着作出版：《古登堡星系》（1962）、《理解媒介》（1964），一时间令人叹为观止，在人文学科领域引起强烈震撼。《旧金山记事报》称为 “最为炙手可热的学术财富”。到了1965年秋天，《纽约先驱论坛报》不得不宣告该书的作者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一夜成名的麦克卢汉到处演讲，听者如云。记者描述说：他获得了人们“以偏执狂似的不可抗拒的信仰所赋予的、罗马祭师才享有的那种魅力”。

主要观点 “媒介即是讯息”使人们对媒介的考察从单一视角转向多维视角。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是讯息指的是媒介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源于新的尺度的产生；任何一种新的媒介都要在人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并指出，任何媒介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总是意味着人的能力获得一次新的延伸，从而总会带来传播内容（讯息）的变化。

这个新颖的观点和以往传播学家提出来的媒介理论观点大相径庭。一般人把媒介看作是工具或传播通道，往往关注媒介传递的内容是什么，并从媒介传递的内容出发来分析个人与社会发生变化的原因。

而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带给个人与社会的影响并不在于媒介传递的内容本身，“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新型的闲暇。无论铁路是在热带还是在北方寒冷的环境中运转，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与铁路媒介所运输的货物或内容是毫无关系的”，“媒介的内容或用途是五花八门的，媒介的内容对塑造人际组合的形态也是不能为力的。”相反，他认为能对个体和社会发挥塑造和控制作用的在于媒介自身。例如他通过分析精神病学家JC加罗瑟斯的《非洲人的精神健康与病变》一书，指出“从西方输入的技术力量如何在偏远的丛林、草原和沙漠中起作用”，“文字环境把加纳土著拽出集体的部落社会，使他搁浅在个体孤立的沙滩上。”循着这种思路，麦克卢汉就要求媒介研究不仅要考虑其传递的内容，还要考虑媒介自身及其赖以运转的文化母体。

麦克卢汉的这种观点使人们研究媒介的思维方式由平面思维进入到立体思维，从微观思维进入到宏观思维，由单一片面思维进入到全面思维。这种研究问题的视角方法有助于人们能更科学地寻找个体心理和社会变化的原因，从而制定出比较客观准确的解决问题的对策。 麦克卢汉关于媒介的内容依然是媒介的观点启示运用媒介之间的相互容纳性开发出新的媒体技术。

没有一种媒介能够独立存在，一种媒介总是充当另一种媒介的“内容”。媒介之间只有进行相互作用才具有自身存在的意义，例如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而言语的内容是实际的思维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又是非言语的。

这种观点使得对媒介的叠加与融合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两种媒介杂交或交汇的时刻，是发现真理和给人启示的时刻。由此，人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如果将新近出现的几种新媒介技术按照上述思路融合在一起，可以开发出另一种新型的媒介技术，从而具有更强的功能。 麦克卢汉界定的媒介范围的模糊性使人们对什么是媒介无从把握。

麦克卢汉从理论和应用两个层面、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对媒介进行分析。其中他在应用篇里分析了从古到今的26种媒介。这26种媒介分别是口语词、书面词、道路与纸路、数字、服装、住宅、货币、时钟、印刷品、滑稽漫画、印刷词、轮子自行车和飞机、照片、报纸、汽车、广告、游戏、电报、打字机、电话、唱机、**、广播电台、电视台、武器、自动化。他对什么是媒介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无法感知媒介到底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实际上，对于媒介有必要下一个严格的定义，这对进行相关的媒介研究、媒介分类有重要的意义。 新媒介的产生并不仅意味着一种新工具或新技术，而且是一种社会“新尺度”的创造，这种创造意味着新的社会内容。例如，在印刷媒介出现之前，人际传播往往是直接地和面对面地进行的，而印刷媒介则突破了这种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的传播方式的限制，促使人们去解读和思索更为精密和复杂的印刷符号。而电子媒介的普及，则更是导致了全球生活的革命性变化。麦克卢汉的这一观点富于启发性地揭示了媒介的重要作用，但又将这种作用作了过分渲染。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的魔力在人们接触媒介的瞬间就会产生，正如旋律的魔力在旋律的头几节就会施放出来一样，并断言：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将其假设强加在没有警觉的人身上。那么面对媒介的强大控制力和塑造力，人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般的想法是变换使用媒介的方法，在改变媒介的内容上下工夫。可是麦克卢汉却认为这是“技术白痴的麻木态度”，因为“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涣散思想看门狗的注意力。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诚然，麦克卢汉的媒介的内容是媒介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凭此判断人与社会在媒介影响下的无能为力显得有些武断。因为一种媒介如印刷刊物的内容是文字信息，虽然文字信息的载体是另一种媒介即麦克卢汉所谓的媒介的内容是媒介，但以文字为载体传递出的信息、表达的思想却是可以让人们学会思考、保持警惕、辨别好坏是非。 麦克卢汉对现代传播媒介的分析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20世纪，当然也包括21世纪生活的观念特别是当代青年人的观念，他所预言的地球村已经变成了现实。

在麦克卢汉看来，“地球村”的主要含义不是指发达的传媒使地球变小了，而是指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和文化形态的重大变化。交通工具的发达曾经使地球上的原有“村落”都市化，人与人的直接交往被迫中断，由直接的、口语化的交往变成了非直接的、文字化的交往。而电子媒介又实施着反都市化，即“重新村落化”，消解城市的集权，使人在交往方式上重新回到个人对个人的交往。“城市不复存在，惟有作为吸引游客的文化幽灵。任何公路边的小饭店加上它的电视、报纸和杂志，都可以和纽约巴黎一样，具有天下在此的国际性。”麦克卢汉时间和空间的区别变得多余。这种新兴的感知模式将人类带入了一种极其融洽的环境之中，消除了地域的界限，文化的差异，把人类大家庭结为一体，开创永恒的和谐与和平。旧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新的体系正在建立，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环球村即将产生。事实上，这种环球村已经产生。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论，是全球化理论的萌芽，对后来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卢汉出生于昭通市炎山乡中寨的一个彝族奴隶主等级的吉狄家族。祖籍，四川省布拖九都人。

其父卢元达 彝族名叫吉狄源达（1874—1926）曾捐过一个游击的官衔。

其母刘氏（1874—1946）是家庭妇女。

根据墓志铭记载，卢元达共有6个儿子，即永恒（永衡、邦汉），邦彦，邦佐，邦治，邦基，邦定。据墓志铭可见，卢汉在6兄弟中，排行居长。夫人龙泽清是龙云的表妹（其父亲是龙云之舅父），生有儿子国良，国成均在美国，小女国梅健在北京。

卢汉虽然出生于奴隶主家族，但幼年时期也参加过田间劳动。后来又与龙云一道，被送进昭通城内读书。但二人对“三、百、千”不感兴趣，于是流浪于云南昭通与四川凉山布拖的金沙江两岸地区，拜江湖术士马得胜为师，学得一手好拳法，颇有侠义心肠，与龙云、邹若衡并称为“昭通三剑客”。

1911年春，卢汉、龙云、邹若衡出外收购木材，后因木筏被撞坏货物沉没，淹死二十余人，无颜回乡，只好去四川另谋出路。

6月，四川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反抗清廷出卖筑路主权，史称“保路运动”。云南永善人魏焕章也在川南组织了一支队伍，自任统领，参与了保路运动，要攻打清朝四川总督赵尔丰。卢汉遂跟随龙云、邹若衡投入魏焕章部。

同年冬，辛亥起义后，云南都督蔡锷决定派兵支援尚未起义的四川，滇军援川军第一梯团长（相当于旅长）谢汝翼，奉命率部经昭通入川至叙府（今宜宾市）。龙云、卢汉得知滇军来到，遂一同投奔谢汝翼梯团。谢汝翼得知他们是云南人，也欢迎他们参加滇军，暂时给予“候善员”名义，等待安排。龙云、卢汉就在辛亥时期正式投入了滇军，并从此与滇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5月卢汉和龙云随滇军开回云南，以准尉级军衔被保送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兵科学习，龙云去了骑兵科。

1914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毕业后，回家探亲，与龙泽清结婚。（卢汉夫人龙泽清，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企业家。）

毕业后卢汉分配到滇军任少尉见习排长。从这时起，卢汉开始了自己一生正规的军事生涯。

1915年底，从云南开始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爆发，卢汉随护国军进入四川战斗。护国战争结束后，卢汉在驻川滇军成都兵工厂保厂营任排长，后升任连长、副营长等职。

1920年，四川军人掀起“川人治川”运动，驱逐驻川滇军，滇军战败退回云南。卢汉回到昆明后，在唐继尧督军公署当少校副官。

1921年初，驻川滇军第1军军长顾品珍，不满唐继尧强驱滇军入川内战，率部回昆明驱逐唐继尧。唐继尧在内部分裂，军心动摇，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不得已通电辞职，2月8日凌晨率亲信乘滇越铁路火车向南出走，流落香港。次日，顾品珍进入昆明，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控制云南。唐继尧逃离昆明前，委龙云为近卫第11团团长，卢汉任该团第3营营长，驻云南蒙自地区，以待时机。

1922年春，唐继尧侥幸地实现了“二次回滇”，重新统治了云南，论功行赏，龙云出任军长，卢汉被任命为近卫第3团团长。

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准备继续完成北伐事业，民主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唐继尧对这个形势看不惯，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粤系陈炯明，桂系刘震寰相勾结，试图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组织以唐继尧为首的南方政府。

1925年春，唐继尧派出号称十万大军的部队，分两路入侵广西。北路以唐继虞为总指挥，率领号称5万人（实则仅为25万人），从北路进攻；南路以龙云为总指挥，率领号称5万人（实则仅有3万人），从南路进攻。卢汉被唐继尧任命为第7旅旅长，归龙云指挥，进入广西。由于滇军指挥混乱，士气低落，经过几个月的战斗，遭到大败，于同年8月退回云南。不过在这次战争中，龙云及其卢汉所部，损失不大，保留比较完整，这就使龙云、卢汉在后来滇军内部角逐中，处于优势地位。

1927年2月6日，卢汉跟随昆明、蒙自、昭通、大理四镇守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发动推翻唐继尧的“二·六政变”。唐继尧被迫交出政权，成立了云南省务委员会，由四镇守使掌权。5月23日，唐继尧病死，四镇守使政权失去了平衡，特别是胡若愚、龙云争夺领导权的矛盾迅速加剧。6月14日，胡若愚联合张汝骥突然向龙云所部发起进攻，派兵包围了昆明北校场（龙云部队在昆明的驻防地），同时包围了龙云及其手下主要将领卢汉、孟坤、高荫槐等人的住宅。这就是云南历史上的“六·一四政变”。

事件发生时，卢汉在家里听到枪声，才发现自己住宅已被包围，乃从石墙爬出，藏在朋友家中。两天后化装潜往滇西禄丰，找到突围而出的自己的部队。恰巧也在6月14日这一天，蒋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发布命令，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胡若愚为39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8师师长。因此，胡若愚等人虽然抓住了受伤的龙云，却不敢贸然杀害。

卢汉遂与高荫槐、孟坤、朱旭等人，把部队集中到滇西凤仪、下关一带，并请滇军元老、宪兵司令胡瑛到滇西统一指挥部队，代理第38军军长，下编为3个师，以卢汉为前敌总指挥兼第2师师长。

部队重组后，卢汉率第2师东下，与胡若愚部的欧阳永昌所率5个团相遇于祥云县清华洞附近，孟坤、朱旭两师随后赶到，双方从上午8时到下午3时，连续激战7小时之久，胡部溃至禄丰县城困守。张汝骥率李和生旅赶到禄丰增援，双方即在禄丰城郊高地激战，李和生被俘，残部退入禄丰县城。卢汉深知围城不是迅速解决战斗的好办法，便挥军直捣昆明，迫使胡若愚退出昆明，释放了龙云。

8月13日，龙云回到昆明，正式接任了第38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重新改组了云南省政府。从此开始了龙云统治云南18年的历程。在随后的两年中，卢汉支持龙云，打败了胡若愚、张汝骥等部，统一了云南。卢汉为龙云立了大功，龙云在云南统治地位确立后，卢汉成了龙云的可靠助手和事实上的云南第二把手。

1928年龙云主滇后，任省政府财政厅长，这时，云南财政极端拮据，滇币币值低落，税收征不上来，军费没有着落，直接威胁着龙云的统治。卢汉就任后，坚持革新，凭借军威，整理财政，为龙云统治云南解决了财政危机。

卢汉首先从革新财政厅内部机构入手，把财政厅原有的秘书、科长、主任大部分更换，成立“设计委员会”以供咨询决策，并调整内部机构，将收（收入）、支（支出）、存（库藏）、稽（稽核）截然划分权责，标榜为四权分立。然后，他针对云南征收权为军人把持的状况，决定收回征收权，把烟、酒、厘金等税一律招商投标承办，即所谓“财政商业化”。

1930年初，他任命其副师长袁昌荣兼任烟酒事务局长，并随即通电全省征收机关，烟、酒、厘金等税收改为招商投标包办，应一律交给中标人承办，如敢故违，即以军法从事!命令一出，许多军人慑于卢汉的威势，敢怒而不敢言，没有人敢于公开违抗。

所谓招商投标，即把全省征收机关，委给商人办理，由商人投标，标额最高的即为中标。卢汉执行这一办法比较严厉，他的妻弟龙天如中了一个标，迟迟不缴款，卢汉亲笔下了条子，立即取消其承办资格，其他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因此，数月之内税款大增，不独清发积欠，收入还有剩余，财政渐趋稳定，为龙云的统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此，卢汉提出为公务员加薪一倍半的提案，实行“高薪养廉”，省务会议很快正式通过，并从1930年7月起正式实行。各级公务人员皆大欢喜，卢汉的声望也提高了。同年四五月间，卢汉因带兵进入广西作战，才辞去财政厅长的兼职，但由于以枪杆子为后盾整理了财政，也为后任的财政厅长打好了工作基础。

1931年2月龙云提出“废师改旅”的整顿军队办法，对编余军官不做安置，在用人上不尊重各师长意见，受到属下师长卢汉、朱旭、张冲、张凤春的反对。

3月，四师长在宜良开会，决定发动“倒龙”政变。

3月11日，卢汉和3位师长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兵变，龙云措手不及，12日以回昭通扫墓为名离开昆明，四位师长在龙云走后反而没有了主意，慌了手脚，无法善后，17日又请回龙云当省主席。

4月7日龙云实行废师改旅，以“以下犯上”罪名扣押四师长，消气后不久就释放了卢汉、朱旭、张冲，开始把精力放在内部建设上。卢汉被委以全省团务督办，保留省政府委员；朱旭为省民政厅长；张冲为第七旅长，又兼全省盐务督办。惟张凤春仍然反对改编，继续关押，到抗日战争之初才释放，未几即病逝。此后一个时期，卢汉虽未控制实际兵权，但龙云对云南军政大事还是常征询表弟的意见；而且省内的财政整顿，向法国、比利时等国购买武器等，亦由卢汉主其事。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闻名于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的两大主力———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先后两次路过云南。蒋介石命令龙云“追剿”红军。然而，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龙云听而不闻，要求滇军对红军尽可能多追少堵，尽可能让红军走出云南，这就在事实上帮了北上红军的忙。卢汉亦曾率兵“追击”红军，然而在龙云的影响下，也只是演戏而已。

后来新中国成立后，贺龙被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卢汉为副主任，两人见面时，曾有以下一段回忆和对话。当年红二、六军团路过云南时，卢汉率部在贺龙部队的后面，表面上是“追击”、“截堵”，实际是“送行”、“殿后”的一场把戏。卢汉对贺龙说：“我还在当年追击过你呢。”贺龙笑答道：“我知道，我晓得，你追也追不上，击也击不倒嘛!”卢汉说：“这不过是‘送你一程’的意思。”大家都默契而笑。

抗日战争期间，任第六十军军长，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见徐州会战），颇著战功。所部扩编为第三十军团，任军团长。后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等职。

1945年日本投降后，奉命率部去越南受降。蒋介石乘卢汉不在，昆明兵力空虚之际，部署第五军邱清泉发动兵变，10月2日将昆明城内滇军缴械，发动“驱龙事件”，3日下令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空衔），同年12月，卢汉接替龙云任省政府主席。

1948年12月8日，被蒋介石软禁了3年的龙云终于在陈纳德的帮助下逃离了蒋介石的控制，于1949年8月13日与国民党44位同仁宣布起义，拥护***的领导，8月17日龙云又致书卢汉及云南参议会，劝其举义反正，参加解放运动。

1949年12月9日，卢汉率部起义，云南解放。

历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等职。

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1974年5月13日，卢汉因患肺癌，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