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人李清照不曾再婚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清照，一个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才女，她的婚姻也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饭后谈资，李清照的第1段婚姻是幸福的，她与丈夫赵明成一起度过了幸福的28年生活，但是随着靖康之变的到来，赵明诚作为朝廷重臣，被任命之将领补拿了不久之后就病死了，李清照为赵明成写了祭文，并亲手将她埋葬，因为赵明诚的死对李清照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这个时候的李清照她忍受不了一丝一毫的孤独。

一、李清照的第2段婚姻

李清照的第2段婚姻相比第1段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因为李清照再嫁给了常州人张汝舟，也许他想要从张汝舟那里找到爱情的补偿，但是张汝舟 是一个势利小人，心胸狭窄与李清照完全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刚刚结婚，他就肆意辱骂李清照，随后拳脚相加把李清照打的死去活来，两人之间闹出官司，李清照也因此蹲了牢房。

二、对李清照第2段婚姻的想法

丈夫赵明诚去世之后，李清照确实有过再婚的经历，而且这件事情在宋人的很多著作当中有明确的记载。然而在明清时期，明代开始有人认为李清照没有过再婚，而且赞同的人越来越多，口气越来越肯定。那么为什么两代的学者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呢？

三、思想观念

有一种可能的说法是明清时期的道德观念比以前更加保守，人们很难接受像李清照那样子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妇女再婚的事实，很难认同和接受。还有就是，李清照的诗词在明清时期受到更多的推崇，包括她在年轻的时代，就已经受到了文坛前辈的肯定，因此大家更不能够认同李清照选择在婚还有一些比较有成就的文人，对妒忌贤良的风气深恶痛绝。他们认为为什么有人说李清照再婚是因为有一些文人嫉妒她而进行污蔑。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代，人们通过科举考试，达到金榜题名来改变人生的命运，当官入仕成为古人事业成功的标准。隋文帝创立的科举考试逐渐打破了世家大族对朝政的垄断，到唐朝时科举制度已经基本完善，宋朝时则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全民疯狂追捧的地步。科举考试后金榜题名的考生，不仅人生事业迎来转机，而且很快也会步入“洞房花烛夜”，难道这些宋朝考生这么着急结婚娶妻吗？

一、门阀制度衰败，科举考试让寒门也能出相入仕，成为社会的新宠

其实从金榜题名时到洞房花烛夜进行得这么快，并不是考生们的意愿，而是被宋朝权贵富豪们带坏了节奏。每当科举考生开榜后，宋朝权贵富豪们便紧急动员，全城“搜捕”新科进士，将他们拉到家里做女婿。这时候也不管人家是否婚配，是什么家世，先拉到家里再说，行动迟了，就被别家抢去了，这就是宋朝有名的“榜下择婿”现象。

权贵富豪们为何如此青睐这些科举新贵，其实离不开名利二字，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为啥这么说呢？

科举制度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世袭的门阀制度，让世家大族掌控着国家大权，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士族役，婚姻论门第。对于大多数读书人来说，非常的不公平，没有出头之日，只能看世家大族们脸色行事。田园诗人陶渊明就对此愤愤不平，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过起了田园生活。婚姻方面，更是讲究门当户，穷苦的读书人怎么高攀得起那些世家权贵呢？

到了隋唐时期当政者打压世家大族，提拔寒门，唐朝时期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尚可并存，可到了宋朝门阀制度已近乎消亡。

宋朝中上阶层的权贵富豪们为了光宗耀祖，争着把自己的千金嫁给这些科举新贵，是否有钱和富贵倒是次要，只要有发展前途即可。

如司马光《温公书仪》云:凡议婚姻， 当先察其婿与妇之性行及家法何如， 勿苟慕其富贵。 婿苟贤矣， 今虽贫贱， 安知异时不富贵乎？ 苟为不肖， 今虽富盛， 安知异时不贫贱乎？

司马光是以是否贤能作为择婿的标准，代表了宋代中上阶层对待婚姻观念有了很大进步。中上阶层的权贵富豪们喜欢科举新贵更重要的看中了其前途，以及背后享有的各种特权及优厚的福利。

二、与科举及第的新贵联姻，让权贵富豪们乐开了花

宋代重文轻武，文人待遇特别高。科举及第意味着授以官职，官户享有很大的特权， 除了享有优厚的俸禄外， 还可以通过恩荫使其子孙亲属为官， 官户犯罪可以请求减刑或赎刑， 必要时可以去官免罪( 又称“官当”) ；官户可享受免差役和劳役， 交税时可免支移、折变， 北宋末还可以免科配；再就是受教育的特权，按官品高低而使其子弟入某学校， 享受特殊的教育 。因此与科举士人联姻， 就意味着均可享受上述的荣耀和种种特权。

显官不过三代，一个家族要想长久荣耀和富贵，必须要有所成就的男人来支撑。于是名门望族也都盯上了科举入仕的新贵们，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女婿，以保家族兴盛和荣耀。

既然大家都想到了这一点，科举入仕的新贵们就显得奇货可居了，不抢怎么能到手呢？于是为了抢得先机，也不管科举新贵们是什么家世，与自己的千金是否般配，是否八字相合，先抢到家里再说，为此也闹出了不少趣事。

如福建有个叫韩南老的考中了进士，就有富商上门提亲，要把18岁的闺女嫁给韩老爷子，不仅如此，还倒贴给一笔丰厚的嫁妆。媒人问他年龄，他作诗回复：“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着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

老爷子的回复既风趣幽默，又有一丝苦楚，道尽了科举考试的艰辛，一辈子的努力终于换来了迟到的功名，最终韩南老拒绝了富商的好意，不愿耽误人家姑娘的青春，也算是个明理之人。

榜下择婿虽然争夺激烈，但也不是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以胡来的，也是有章法的，不能坏了规矩。权贵富豪们为自己的千金拉婿，首先要避开皇帝，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动手肯定不行。

比如殿试结束后，皇帝要主持唱名仪式，赐予袍、笏，这叫做“释褐”，表示已经步入了仕途；唱名结束后，还要举行宴会活动，名为“期集”。

这两个地方是不能捣乱的，不然杀头没商量。但唱名和期集不在一个地方，之间有一段路程，于是达官显贵和富豪们就在这段路上“设伏”，寻找自己中意的对象。

周密《武林旧事》云： “自东华门至期集所，豪家贵邸，竞列彩幕，纵观其有少年未有家室者，亦往往于此择婿焉。”那些少年有成，但还没有家室的成功人士最受欢迎，往往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八九”，正如司马光《劝学歌》中道： “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高等呼先辈。室中若未结姻亲，自有佳人求匹配。”

三、一朝科举登第，“红袍绿衣郎”妙变强势武二郎

为了夜长梦多，被这些权贵富豪们“捉来”的如意郎君，往往很快就被催促进入“洞房花烛夜”，权贵富豪们捉急的很，生怕到手的鸭子飞了。

当然也不能说榜下择婿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为国效力，以及获得荣华富贵也是很多学子的理想。通过与权贵富商联姻，更能快速实现这一目标，二者一拍即合。状元着红袍， 进士穿绿衣， 这些“红袍绿衣郎”很多成为宰相或其他权贵的女婿， 进而官运亨通， 飞黄腾达。

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人冯京，是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己丑科状元，也是宋朝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时任朝廷宰相富弼，对冯京才华非常赞赏，先后将两位千金嫁给他为妻，留下了“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的千古佳话。冯京本身就有才华，加之岳父的提拔，更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

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官位，往往在婚姻中占据强势和主导地位。如刘烨科举未中之前，娶了赵尚书的长女，后妻子不幸病故。此时赵尚书还有两个女儿，刘烨金榜题名后，赵尚书夫人想把二女儿嫁给他，刘烨却不乐意了，因为他看中了赵家的三女儿。

赵夫人气得直骂：:“谚云薄饼从上揭， 刘郎才及第， 岂得便简点人家女？”嘴上虽然硬，但此时赵尚书已经退休，人走茶凉，势力也不行了，也只好满足了刘烨娶赵家三女儿的愿望，来求得赵家能继续富贵荣华。

十年寒窗苦读，一旦科举登第就成为新贵，然而更多的人却倒在成功的路上，或者要从头再来。就像前面提到的韩南老，73岁了才中进士。很多人一辈子为了金榜题名而不懈努力，誓言不及第不成家，造就了很多大龄男青年。同时因为科举登第成功的新贵稀缺，很多权贵富豪家的大家闺秀们也争当“官太太”，没有合适就只好等，等成了大龄剩女。宋朝人“榜下捉婿”，无意中竟然提倡了晚婚晚育，也不知是悲还是喜。

科举考试从隋文帝开始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止，在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历朝历代虽然都有科举制度，但从来没有像宋朝这般热闹和惊心动魄。究其原因是宋朝的重文轻武思想作怪，给予士大夫阶层超高的特权和待遇，并间接引导了宋朝社会的择婿取向。

权贵和富商择婿，主要目的是通过联姻让权势保持长久或是通过登第新贵的官户身份跨入上层社会。而登第新贵虽然做了权贵富商们的女婿，得到了荣华富贵，但与权贵富豪的千金们却未必有好的感情基础，甚至是以金钱权势牺牲了个人感情。

但不管怎么说，相对于门阀制度，通过科举入仕取得功名，使得很多贫寒之士通过自己努力取得功名利禄，得以有出头之日，改变了人生命运；而国家则通过科举考试，获取了更多优秀人才为国服务，也不失为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

婚姻对于古代寻常人家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更为重要。而宋朝和清朝两个朝代因为其社会状态的不同帝后婚姻也大有不同。宋朝秉持开放包容的格局，就连皇后也可以是二婚，婚后也给予皇后较高的权力。而清朝的婚姻则是被条条框框所束缚。

宋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朝代，对于女子的包容也是前所未有的，宋朝允许夫妻二人在合理的情况下，女子可以改嫁，也给予女子较高的社会地位。而清朝则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在空前专制的社会环境之下，女子社会地位较为低下，就算是帝后的婚姻也是如此。结婚之后便是夫为妻纲，用各种条框束缚住了皇后。那么宋朝和清朝的帝后婚姻差距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习俗方面

宋朝帝后婚姻遵循六礼制度，要进行提亲等程序，可以说是过程较为复杂。而在清朝则显得简单无比，帝后结婚时，只需聘礼等便可以将皇后娶入宫中。在结婚当天晚上，帝后双方要举杯对饮才可以算是完成了仪式。而清朝就没有这些繁琐的礼节。

二、奢俭程度

看过古装剧的人不难发现，在宋朝的电视剧中呈现的都是一派儒雅的景象，好像连带着帝后结婚也是一派文人之气，一贯节俭的宋朝就连帝后结婚也是节俭的。反观清朝，在光绪帝结婚时，就曾极尽奢华之物。两个朝代相互比较起来，变是有很多的不同了。

三、称呼不同

在我们普遍的认知中，帝后结婚后就应该称后为皇后娘娘，这便是清朝的称呼。而在宋朝，其实音似娘娘却并非是这个“娘”，而是嬢嬢。可能很多人会好奇为什么要称作嬢嬢呢？其实这两个字是同一个意思，只是有一些南北文化的差异而已。

宋朝和清朝两个朝代因为其社会背景的不同在帝后婚姻上也大有不同，从习俗、称呼再到叫法都呈现出了差异。宋朝显得节俭而简单，而清朝就略微奢华，这便是帝后婚姻的大不同。

　　中式传统婚礼含中国哲学 红色是对日神的崇拜

　　刚刚过去的西式情人节适逢新春佳节，显得格外喜庆。不过，也许国人从此不必感慨本土节日比不上洋节了，因为在对待情感的态度上，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喜爱传统的方式。近两年，传统婚礼仪式越办越多，甚至形成产业就是例证。

　　前不久，北京的北海公园内，出现了一队吹吹打打的迎亲队伍，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这是由北京民俗泰斗常人春先生亲自策划并主持的老北京传统婚礼，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婚礼首次穿越皇家园林举行。这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花轿接亲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大江南北。到底是什么魅力使传统婚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又重放异彩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亲自体验了一把中式传统婚礼，以揭示其中的魅力。

　　我国传统的婚礼仪式，总以大红色烘托着喜庆、热烈的气氛。吉祥和祝福、孝敬成为婚礼上的主旨。俗话说“礼乐和鸣”，几乎婚礼中的每一项礼仪都渗透着中国人的哲学思想。

　　爱红源于日神崇拜

　　“红”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喜庆、成功、吉利、忠诚和兴旺发达等意义的象征。这源于古代对日神的崇拜。在传统婚礼上张贴大红喜字，给新娘遮脸的是红盖头，新娘穿的吉服是大红袄，新郎胸前佩戴的是大红花等等。这些红色服饰不但给婚礼带来喜庆的气氛，同时也暗示着新婚夫妇婚后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

　　婚仪体现天地人和谐

　　著名民俗学家高巍认为，传统婚姻的很多仪式中都体现了中国人向往“天地人和谐”的哲学，以及人们祈福迎祥的文化心理。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婚姻不仅仅关系到结婚的双方当事人，而是两个家族和全社会的事。需要通过一系列仪式反映婚姻庄重，引起当事人和亲属朋友对婚姻本身的重视。其背后蕴含着对天地人融合的观念。

　　请亲友来证明婚姻本身的正式和庄重，不是随意的，这和重视人与人的和谐结合在一起。由于婚姻的产生，使得二人的家庭形成姻亲关系。仪式可以体现家长在家庭中的地位。

　　仪式结束时，新郎新娘要把敬神的钱粮和裱文都要放到钱粮盆中拿到院里焚化。随着火焰、纸灰升腾，此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表示已经得到了“天”的认可。

　　国人敬天，这和农业社会生产水平有关。当时必须以家族为纽带，和自然形成共同生活的原则。因此只有天地人合一、关系和谐，人才能够丰衣足食。

　　再比如，传统婚礼中有很多装饰性的器物，以及语言禁忌、参与人的禁忌。像喜娘伴郎不能由鳏寡孤独者担任。这并不像庸俗化解释中说的那样是担心“不吉利”影响新人，而是因为在传统观念中，鳏寡孤独恰恰表现了一种不和谐，不圆满，和仪式中向天地祈福的初衷是相反的。因此有了这样的禁忌。

　　传统婚礼中多用的乐器也反映了“和谐”的思想，以及对“天”的重视。锣鼓、唢呐、笙都是以响声明亮为主的，婚礼上的音乐也不是文人的自娱自乐，而是要表达人的声音，声音大才能让“天”知道，同时反映婚姻本身的隆重。参与者在四面大鼓，两面开道锣的巨大声响中能够感受到灵魂的净化作用。人在天地间生活，要与天地和谐，也要与人和谐。中国人的祈福迎祥，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反映。

　　礼俗的文化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何星亮在《文化与文明》中写到：每一种文化都可分为外显的文化和内隐的文化两部分。外显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或科技文化)、社会文化(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部分。社会文化或制度文化是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文化，主要是为了与他人和谐共处以维持集体生活而创造的，精神文化是表现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文化，它是人类为了克服自己在感情、心理、认知上的种种困难与挫折、忧虑与不安而创造的。而内隐的文化是隐藏在外显文化背后的结构或模式。象征符号是构成文化的重要部分，它是传达意义或信息的重要形式，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沟通的重要手段，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每个民族都拥有大量的象征符号，而这些象征符号通常只有本族群的人才能理解。例如，汉族传统婚礼上，新娘一般都吃红枣、花生、桂圆、瓜子等，这四种食物象征“早生贵子”，而这种象征意义只有汉族和了解汉文化的人才能理解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