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兔更佳结婚年龄，99年属兔女多大结婚好

1999兔更佳结婚年龄

西西废

农村光棍问题又一次引起热议。10年前，人们 到的是农村光棍作为不稳定因素带来的问题，从妇女到暴力；10年后，人们终于意识到农村光棍也是受害者，却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担忧下荒唐地开错了怪错了人。为农村适婚男性暖被窝的不该是女性，而是乡村振兴。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男性人口72334万人，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2005 年以后，新进入婚育年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婚姻挤压问题凸现，低收入者结婚难。一方面是人口性别比失调不断加剧，另一方面是农村女青年进城务工进一步拉大了农村性别比，令处在婚姻阶梯末端的“丁男”择偶困难。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时代的不同经济与主流话语得出结论，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别是这一问题背后的根本症结所在。

《光棍儿》剧照。

一、农村出生人口性别背后：生女价值不如男

农村光棍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不均。现在20岁至35岁的青年，是在1986年至2001年之间出生的。根据资料人口统计数据资料，1982年，我国农村人口性别比为1077，即每出生100个女性，对应着1077个男性。而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1221，远高于103-107这一公认的正常比例。根据1953-1990前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国总人口性别比始终控制在107以下。近三十年来农村人口性别显著增长是得到公认的事实。

为何会出现这况？直接原因是1979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在此之前，农村家庭可以通过不断生育得到男孩，而计划生育之后，只能通过人为手段来控制性别。从分胎次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可以显著看出二胎及三胎以上胎次性别增长，如2010年数字分别为1303和1584。总人口数量的控制造成了农村性别失衡。

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为何农村家庭偏爱男孩？大多数人对此的理解是残余传统重男轻女与传宗接代思想的作用，主流的解释也侧重这一方面，在农村到处可以看到“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口号，然而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经济与观念的原因。

在中国，农村女性的地位不如男性，女性的经济效益也不如男性，是显然的事实。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父权制家庭经济，理想家庭建立在性别与代际等级制度之上的，也就是男尊女卑、尊老养老。集体经济时代经历了“妇女”，包括动员妇女参与生产、赋予妇女相同的权利、婚姻自由、对妇女的保护与抚养化等等，极大改善了妇女的地位。然而父权本身并未打破，体现在不平等的工分制度、不平等的工作机会、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未被打破、劳动分配未考虑到女性特殊权益等等。

总体而言，当时对男女平等的提倡更多是意义上的，而非经济上，即女性了与男性一样的劳动权和一定程度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权）。但客观上，妇女全面走向、参与劳动，为女性经济与思想的独立打下基础。对农村妇女来说，她们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劳动力。

然而如果 在农村家庭的角度，即便在当时，生育女孩的价值仍然不如男孩。当女性承担起繁重农务的时候，男性往往被合作社派到村外打工，收入远高于女性。比如修水库的活一天能挣超过20工分，而在邻镇担任管理工作能挣得一份工资来供全家开支。（Hershatter2011）

到了时代，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严海蓉指出，“妇女”在1980年代的语境下被认为失去了性别本性，主流话语要求女性回归家庭，恢复“女性化”，妇女与家务之间的 被完全合理化。而农村地区情况更加恶劣。由于农业去集体化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男性恢复了家庭的绝对支配地位，而妇女从公共空间退出，重新回到了狭隘的家庭空间。

当时的认为，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妇女可以在家自由地安排家务与从事副产品工作的时间，而不用像过去那样，即使并不强壮的女性也要下地劳动。而事实上，学者Kelkar1983年在无锡做田野调查的结果表明，妇女在繁重的家务与副产品或手工业的双重负担下疲惫不堪。“妇女早上4点或更早就要起床，从事副产品生产10-12小时……同时还要做饭、洗衣、带小孩、倒尿壶……男性从不分担家务……而生产交易所得却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对家庭与生产没有任何控制与决定权。”

此外，责任制本身也加强了男性的权威。工分制度式微后，农民秉承生产得越多，自己所得越多的原则，但是工分制度中的性别不平等（男性一天可赚10个工分，女性8个工分）却被保留下来。“一个健全女性只能承包16亩地，而男性可以承包2亩地。”（Kelka1983）对女性的歧视被制度化了。观念上，农村妇女对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几乎降为零。曾经妇女积极参加会议，以提高农村妇女意识与争取权益，而新经济下这些会议中断了。“妇女从早晚，根本没时间参加。”1983 年全国妇联承认，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及一同推行的计划生育）忽略了妇女工作，男性权威观念复兴。（Kelka1983）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家庭偏爱生男孩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地位或经济收益上，男性为家庭带来的贡献都较女性更大。

此外，农村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养儿防老”也是农村家庭偏好男孩的原因。集体经济时代，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展开，提出农村集体要解决贫困农民养老问题：“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1956年颁布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确立了“五保”制度，令失去劳动力与依靠的老弱孤寡社员没有后顾之忧（宋士云）。应该承认，当时的农村保障与合作社保障制度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集体经济自身实力欠佳情况下所能提供的保障十分有限，尤其与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退休、等保险相比差距悬殊。但农民至少能享受到集体保障，集体制解散后，农民不得不重新依赖家庭保障，“养儿防老”成为农村家庭不得已的办法。

在《林村的故事》中，得知集体制要解散，有个带着十几岁的女儿去找叶，“她说在集体之下，她和女儿都能赚取工分，维持生活。但要是大队解散了怎么办？她家没有男人，要是分得梯田，她也犁不动，她和女儿要怎么活下去呀？”（黄树民2002）严海蓉在《的农村，空虚的主体》中写到，曾经的生产责任田从1990年始变成了“福利田”，吸收伤残病余，而事实上农村劳动力即使回到农村，面对抛荒的农地和不完善的社保制度，也没有“福利”可言。

二、农村婚姻开销追赶城市，双重涨价带来恶性循环

男多女少、僧多粥少是形成光棍群体的客观原因。但我们应该进一步考察，那些无人问津的光棍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何娶不到老婆？尽管主流话语里充斥着对婚姻浪漫化的表述，强调爱情、缘分、外貌等，但在中国农村，男性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决定婚姻的首要条件。

在媒体报道过的农村光棍群体中，大多都是 贫困山区的案例。比如2007年《南方周末》报道的贵州牌坊村，村中282条光棍占男性1/5，全村几乎都是山地，田地占不到2%，2006年人均纯收入只有800多元。而《半月谈》报道过的陕西榆林米脂县的几个村庄，大多是扶贫重点村，“一家人一年也挣不下两三千元，而找一个媳妇至少要两三万元，许多人家都找不起”。

一方面，尽管农民年收入的绝对数值在几十年间大幅增长，但是婚姻开销的增长速度更快，考察几十年间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值让人吃惊。费孝通1936年曾在江村做过婚事费用的估计，大约需500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的开支” 。到了1990年代初，李银河曾考察中国一贫一富两个村庄，山西沁县南山头村人均年收入332元，结婚费用3000元左右，浙东余姚南阳村人均年收入2000元，结婚费用在15-2万之间。尽管绝对数额差异很大，但所占比例却差不多，都是一个农民10年的收入。而在孙淑敏2000年初对甘肃秦安赵村的研究中，1990 年代后期结婚彩礼的平均开销已达15000左右，作为贫困县山区村庄，当时赵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才700多元，结婚开销相当于一个村民 20多年的收入。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与婚姻市场的扩大，我们可以看到越是贫困的地区，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重越高。米脂村郝家坪村的在新闻报说，“我们村靠近路边，条件还算可以的，比我们更偏的地方条件更差，我们这里娶的媳妇不少都是那些地方的，而那些地方的男人娶老婆就更难，花费更高，娶老婆无异于买老婆”。

这其中存在农村地区的两个恶性循环。首先，贫穷导致光棍。在越是贫困的地区，女性更愿意离开村庄，导致原本性别比就很高的农村，女性更少。而一旦女性去了更富裕的地区，就再也看不上原先村里的男性了，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贫穷，女性更加迫切地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拮据的生活状态，因此进一步抬高了婚嫁的费用。其次，光棍导致更加贫穷。在缺乏家庭动力与人生目标的情况下，有的光棍会沉迷于吸烟、喝酒、、等，逐渐荒废农田，变得更加消极和贫穷。遗憾的是，在一些学者与媒体的解读与农民的理解中，光棍之所以找不到老婆是因为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低”，“思想”以及“没有缘分”等，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也是典型的“责备受害者” （Ryan1971）。

第二种恶性循环是结不起婚-光棍-必须付更多的钱才能结婚。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中曾提到，当农村工业不景气的时候，晚婚和“小媳妇”制度便产生了。而当童养媳被，男性又无力借贷并偿还婚礼钱的时候，无限的晚婚就会造成一大批单身汉。而一旦单身汉过了适婚年龄，当他们想娶老婆的时候就要补偿更高的代价。并且，很多单身汉面临的不仅是年纪大的问题，很多情况下也面临教育水平低、无固定职业、身体缺陷、嗜好、家乡偏远等问题，这时他们唯有出更多的钱才有可能娶到媳妇，以补偿女方受到的“损失”。这对贫穷的农村单身汉来说成为无解的题目。

我们应该注意到，婚姻开销上升并非只局限在农村，也并非孤立的，而是在整个去集体化和经济全面市场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现象。刘燕舞通过分析河南、湖南与贵州豫湘黔三个村落时发现，经济因素对光棍形成的作用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凸显的，另一位学者徐安琪通过分析上海与哈尔滨两地五十年间择偶标准的变迁也得出了1980年代以后经济取向越来越重要的相似结论。

集体经济时代致力于消除城乡差别、体脑差别与工农差别，无论是农村的工分制度下，还是城市的国企体制中，个人收入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因此对婚姻的物质要求并不高，而对个人成分因素有时更为看重。而在去集体化之后，在市场经济个人利益驱动与物质思想的影响下，个人的贫富差距拉开，对婚姻的物质要求才不断攀升，甚至有“婚姻商品化”的趋势，这才是老乡“娶老婆等于买老婆”背后深层次的含义。阎云翔在调查黑龙江下岬村时发现，1980 年代中期开始，当地彩礼逐渐由实物变成现金（当地称“干折”），对彩礼的要求变得更加“高档现代”，“单子上甚至包括像沙发这种刚刚在乡行开来的城市家具。有些要求，比如4套高档床上用品，完全超过了新婚夫妇的实际需要”。

另一方面，在城市进入较快发展而农村收入水平无法跟上的情况下，随着人口迁移与通婚圈的扩大，发达地区的婚姻开销即便是稳步增加，对落后地区来说也是突飞猛增，农村的婚费再涨也难以赶上城市，只要中间存在差价，女性就有进一步流失的可能，这是一种“双重涨价”。更何况如今在城市，工薪阶层因为没有房没有车而结不起婚的情况也很普遍，更毋宁说农村。刘燕舞在调查农村各地后总结：“南方农村越来越偏向于要求男方在结婚时到城镇或县城甚至市区买商品房，而北方农村则强烈倾向于男方在结婚时必须在村子里建好新房子。至于彩礼的节节攀升，南北均同。”

从1980年始，农村向县城看齐，县城向城镇看齐，在城市里买房、模仿城市的彩礼标准这一婚姻高消费现象在农村越来越具有合法性。在经济结构高度分化、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婚姻开销的几何级上升与婚姻严重失衡的双重挤压才是农村光棍群体突增的重要原因。

三、城乡差别下的出走，会带来出路吗？

农村的女性本来就少，农村的男性本来就穷，在流动人口数量仍在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农村光棍的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根据的数据，1982-2022 年我国流动人口从660万上升到37亿 。人口的流动造成通婚圈的扩大，尤其是女性在“男高女低”的婚姻下更容易在农村传统婚姻圈外找到伴侣（30%左右），而男性中有80%的婚姻还依靠本地的传统婚姻圈来解决，这种非对称性的婚姻流动令农村男性可选择的婚配更少。（刘燕舞2001）这印证了婚姻市场的梯度理论，女性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因此倾向于找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男性，因此最后在婚姻市场上剩下的就是更底层的“丁男”和最顶层的“甲女”。（Jiang,Sánchez-Barricarte 2012）

对于女性大规模离家外出打工与寻求婚姻，曾经的主流观念往往认为这是她们追求自我价值与人生幸福的重要方面，是女性勇于突破狭窄地域的束缚，的体现。而现在竟有一批“大局观”男性要求女性作为“性”留在农村解决光棍问题甚至服侍男性。

事实上，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女性在农村地位不高，收入也不高；农村相比城市，又面临巨大的城乡差别，她们是严海蓉笔下的“双重廉价的劳动力”。正因为如此，农村女性才开始了向城市的流动，“背后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化”。而这种基于性别差距与城乡差距下无奈的选择，却被曲解为“好逸恶劳”和“拜金”。

从经济上看，农村经济经历了集体生产消解，农业投入下降，农村经济让步城市发展的历史发展过程。在集体经济时代，工业化发展是为了减小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并且在1970年代后期，五小工业和农机工业已经开始反哺农业；统购统销的粮食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帮助缺粮农村。整个1950年代后期到1980年，对农业的投入始终占总投入的10%以上，一度达到 176%（严海蓉2005）。而后来“三大差别”从主流话语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GDP”、“现代化”、“全球化”这样的字眼，与此相伴的是“经济转型”（Yan2008）。城市成为新经济部署的重点；吸引外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Punand Chan 2012）；农村不仅投入在1980年代后期急剧下降到33%，并且在行政体制上也受制于城市发展的优先地位（市管县）；过去由集体经济提供的福利、与教育保障都消亡了（严海蓉2005）；而城市重工业向轻工业发展的转向导致对农民工需求上升（Punand Chan 2012）。在农村经济不景气而城市发展欣欣向荣的巨大城乡差别下，城市的资本家只需提供微薄的工资与少许的，便可以吸引大量的农民进城，从而进一步剥削与他们。

与此同时，农村从观念上的高地与宣传的主体逐步沦落为“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而城市则具备“现代”与“文明”的优越地位（严海蓉2005）。主流话语经常用“低素质”来形容农民工。严海蓉指出“素质”这一词是由现代性话语建构出来的，用来刻画农民工缺乏教育、礼仪、品味等“文化资本”。当它成为农民工群体的标签，意味着城乡二元对立已经在人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文中谈到一位工程师评论家政工“在农村她们养孩子就像养猪和养狗一样”（严海蓉2010b），正是这种意识的生动体现。在经济与观念的双重评判标准下，农村都没有出路，因此，农村年轻劳动力才会背井离乡。

从1982年至今，女性流动人口规模一直呈现上升趋势，2022 年达到了483%。而流动人口性别比在2012年达到峰值1119之后持续下降，2022 年为1072。在15-45岁劳动年龄区间，女性流动人口集中度更高，也就是更高比例的农村女性选择进城务工，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继续升学的可能性低于男性，这从流动女性平均受教育以初中（4508%）和小学（2436%）为主就能看出（段成荣等2009），另一方面城市工作更偏好女工，工资低且更容易管理。这组数据再次验证了前文所述的生女价值不如男。

对于农村未婚女性来说，尽管来到城市仍然位于底层，尚有可能找到比自己条件略好的男性结婚。而对于农村光棍来说，位于婚姻梯度链条尾端的他们，即便去了城市仍然没有出路。

前文提到的相关报，牌坊村一个在深圳打工4年的青年回到家乡准备娶妻生子，因为外面交女朋友更难。“‘我们条件太差、太穷，想来贵州的女孩太少太少。要把女孩子骗过来也不是个好办法。’一些女孩一听说是贵州，之一反应就是：‘那里很穷吧？’”而回到家乡3年，他连一次相亲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村里几乎没有未婚的女孩。即便在城市里找到同样农村出身出来打工的老婆，也面临老婆逃跑、异地分居这样的状况。

一些言论认为农村光棍进城后，可以扩大社交圈、开拓视野、提高婚配的机会。可事实上，许多农民工进城后在资本的剥削与严格管控下，除了工作与休息，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谈恋爱；他们所能接触到的社交圈也很窄。可以想见，一个建筑工人白天工作，晚上睡集体宿舍，能接触到的都是同样位于底层、或许也没有结婚的男性。而潘毅所研究的跨国资本下的农民工（Punand Chan 2012），他们被当做机器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与都无法保障，又谈何恋爱呢？

参考资料:

1、Hershatter, Gail 2011 The Gender of Memory Ch 5 Farm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Jiang, Quanbao, Sánchez-Barricarte, Jesús 2012 “Bride Price in China: the Obstacle to ‘Bare Branches’ seeking marriage”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Vol 17 pp 2-15

3、Kelkar, Govind 1985 “Impact of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 on Women in Rural China”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0 pp ws39-ws48

4、Pun, Ngai and Jenny Chan 2012 “Global Capital, the State, and Chinese Workers: The Foxconn Experience” In Modern China 38(4):383-410

5、Stacey, Judith 1983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pp 248-26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Yan Hairong 2008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Women Workers in China Introduc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7、费孝通，2002[1939]，《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

8、黄树民，2002，《林村的故事:1949 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 店

9、李银河，2003，《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文化艺术出版社

10、刘燕舞，2011，“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学的分析”，《中国 农业大学学报》Vol 28 No 3 160-169

11、，1955，“《中国农村的》的按语”

12、宋士云，“1949-1978 年中国农村保障制度”

13、孙淑敏，2005，《农民的择偶形态:对西北赵村的实证研究》，:科 学文献出版社

14、严海蓉，2005，“的农村，空虚的主体”，《读书》7;74-83

15、严海蓉，2010a，“‘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 级之一”，《时代》6:103-120

16、严海蓉，2010b，“阶级的言说与改造——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二”， 《时代》6:121-139

17、阎云翔，2006，《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 系 1949-199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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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岚的人物轶事

杜岚从小深受祖母豪爽侠义性格的影响，10岁时冲破封建束缚，撕掉裹脚布读书。

1928年以优异成绩跳级考入米脂县三民二中，受进步思想影响，曾参加反帝反封建宣传，被誉为“勇敢和孩子”。在榆林三师就读期间。由于参加步集会，几被开除。无奈又转至绥德省立第四师范。期间参加学校师生下乡宣传活动，由此开阔了眼界，认识了社会，革命意志更坚决。她在大众面前演讲，在街头演剧、唱歌，同时冒险掩护革命同志，思想趋于成熟。

1932年春，杜岚到山西省汾阳铭义中学就读。在爱国运动中，仍为活跃的骨干分子，中学毕业后，易名“晚霞”，积极参加“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的活动。此时日寇铁蹄侵入东北，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她深入基层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抵抗日寇侵略，经常冒险上街贴标语、散传单。

1934年遭反动政府逮捕，她义正辞严驳斥敌人，后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将她和其他八十多人押送南京宪兵司令部。她在狱中结识了许多爱国的志士仁人。在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中，经籍贯石岐的同志周秀文介绍，认识了来自中山的黄健，这个与她有着共同理想的男子，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后入苏州反省院。期间她与难友们继续与敌人作斗争，唱陕北民歌，跳南洋舞蹈，扭秧歌。取保释放后，她改名杜晓霞，再改为杜岚，寓意做放射光芒的朝霞，无惧山岚瘴气。

1937年，因濠江中学为黄健在澳的姑母所购，黄健出任校长，杜岚的公开身份是濠江中学的教员。很快，这所学校成为中国***在澳门培养新生力量的大本营，向广东游击区输送了大量革命志士，还掩护了众多的中共地下党员。为了替党保住这所学校，黄家曾卖掉了在澳门的11幢住房作办学经费，杜岚还曾带着师生走上街头募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日清晨，杜岚带着五星红旗来到学校，在全校师生的凝视下，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濠江中学冉冉升起，这是澳门殖民地上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这在澳门是第一家，杜岚是第一人。她所做的这件事情惊动澳门。

当时，澳门形势复杂，澳葡做中立派，而国民党在澳门力量强大，濠江中学便处在政治压力和经济窘迫的重重包围之中。坚持濠江中学这块阵地，她所承受的压力之大和付出之多是旁人难以想象的。

那时，国民党仍然在澳门公开行动，国民党的军队仍在广州。

澳葡警察马上就遣人将杜岚捉去问话，但面对威胁和恐吓，杜岚没有半点畏缩，理直气壮地回答：澳门是中国的土地，为什么不能升中国的国旗！警察们拿她没办法了，又说，国旗只能悬挂三天，然后必须降下来。但杜岚却坚定地说：“不管，我升起来了就不会再取下！”

杜岚校长不但升起了国旗，还带领全校师生募集了胶鞋、毛巾、衣服等物资，坐大卡车冲破澳葡警察的拦截，浩浩荡荡地奔赴中山慰问南下的解放军。

米脂婆姨，大美

很惭愧，对米脂孤陋寡闻的我，第一次听说“米脂婆姨”这个词，还是18年前媒体报道《"米脂婆姨"进京当保姆》的时候。由此，我居然将米脂婆姨和保姆画了等号。

近日旅游，行走陕北，来到米脂。参观学习，寻访拜谒，耳闻目睹，大开眼界！原来米脂素有“文化县、英雄县、美人县”之称。

说文化，你看，在这偏僻的陕北沟岔里，暂不提历史文化名村马氏百年庄园，暂不提李鼎铭先生早年创办的第一所国民小学，单说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米脂婆姨就勇敢地走出了封建羁绊、率先创建了女子小学堂、杨家沟女子学校。

说英雄，暂不提闯王李自成夫人高秀英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就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众多米脂婆姨就“脚不缠，发不盘，剪个帽盖搞宣传，当上女兵翻大山，跟上队伍上延安”，岂不英雄？

说美人，米脂史上自有貂蝉美，而现当代，林彪、高岗、杜聿明、杨振宁等知名人物，开始娶的可都是米脂婆姨呀，可谓英雄配美女、才子配佳人。如林彪的前妻张梅，米脂杜家石沟人，人称“陕北一枝花”，林彪在延安抗大当校长时，一眼看中了这个美丽的女学生。张梅嫁给林彪时，年仅十八岁。

话说我行走米脂街头，碰巧目睹了迎亲嫁娶的场面。

喇叭吹着，小调唱着，秧歌扭着，新郎骑马，前往迎亲。

返回之路，屈尊降贵，身背新娘，一路行走，不得停歇！

背着媳妇，苦中有乐。同伴岂甘？恶作剧之，拉拽转圈，折腾戏弄，新郎呵呵，任凭为之，心中喜悦，幸福在即——背上新娘，娇羞美丽，将入洞房

调侃至此，书归正传。在李自成行宫的后院，有一个“米脂婆姨史迹展”，

陈列有出生在米脂的近百位妇女的事迹和照片。看罢，叹为观止。

她们中间有女英雄、女高干、女劳模、女博士、女教授、女建筑师、女科学家、女企业家、女教育家、女作家、女画家、女演员、女歌唱家等等，几乎遍及各行各业。谨在此撷取几朵“婆姨之花”，分享大家。

“载人航天工程”的女专家乔润平，1953年生于米脂县黑圪塔村。在读兰州大学时攻读磁学专业。参加工作后研制成功30多个国家重点项目，主要用于导弹、火箭、卫星、飞机、飞船等国家重点工程。“神州号”载人实验飞船及载人飞船用的LGA21530型、1224型、1020型固定电感器，都是乔润平亲自研发设计的，填补了国内空白。

国家科委特颁给乔润平“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的荣誉证章。

原在中国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工作的周玉清，1932年出生于米脂县城。1940年在米脂女校上学。参加革命后，随李克农所率领的中央先遣团进京。曾和毛岸英一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并在毛岸英的指导下学习俄语。1952年赴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1953年到北京俄语学院学习，后在中央机关和苏联专家一起做翻译工作。1965年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1982年赴美国纽约，在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工作。

提起米脂县第一个女***员曹秀清，或许鲜为人知，但若说明她是国民党前高级将领杜聿明的夫人，其身份立马了然。曹秀清1902年生于米脂，先后在米脂女校和榆林女子师范读书，聪明俊秀，擅长诗文绘画。1923年她与同是米脂人的杜聿明结婚。1924年，她与杜聿明分别加入***和国民党1948年底，淮海战役中杜聿明被俘，曹秀清大闹总统府，最终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后辗转经美国回到北京，与丈夫团聚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再说曹秀清和杜聿明在米脂生的女儿杜致礼，她的丈夫就是鼎鼎大名的杨振宁。

瞧瞧，如果气质、颜值等自身条件不到位，能有如此人物关系吗？

杜致礼从小受到严格教育，酷爱文学和音乐。青少年时期适逢抗日战争，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附中。1947年赴美深造，入纽约圣文森学院攻读英国文学。移居美国后，随丈夫杨振宁生活在一起，无怨无悔地为杨振宁的成功付出了自己的一切，被称为“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性＂。当82岁的杨振宁娶28岁的翁帆为妻时，谁曾想到杨振宁的前妻杜致礼当年的美貌非凡？

一生献身保育事业的杨芝芳，是米脂县杨家峁人，曾为高岗前妻。1935年，杨芝芳来到延安，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被服厂厂长、延安保育院院长。杨芝芳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1946年，国共两党开战后，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担任延安保育院院长的杨芝芳，冒着枪林弹雨、率领着保育院干部，带着几十个红军干部和烈士的孩子共500多人四处转移，保护着这些革命后代的安全，安全撤离延安

1949年10月1日，面对多方的威胁和恐吓，她在学校毅然升起自己亲手绣制的五星红旗！这就是出生于米脂县红崖_村的教育家杜岚。

杜岚从小在米脂桃镇读书，后转入米脂女子学校、榆林女子师范就读。学生时代她就对马列主义、***倾心信仰。1933年又到北京中国大学教育哲学系学习。1936年到香港新闻学院学习，后参加了广西抗日工作队。1947年，她始任澳门濠江中学校长。1985年，杜岚荣获澳督颁发的“劳绩勋章＂。

1949年10月1日，面对多方的威胁和恐吓，她在澳门任教的学校毅然升起自己亲手绣制的五星红旗！这就是出生于米脂县红崖_村的教育家杜岚。

杜岚从小在米脂桃镇读书，后转入米脂女子学校、榆林女子师范就读。学生时代她就对马列主义、***倾心信仰。1933年又到北京中国大学教育哲学系学习。1936年到香港新闻学院学习，后参加了广西抗日工作队。1947年，她始任澳门濠江中学校长。1985年，杜岚荣获澳督颁发的“劳绩勋章＂。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_亦兰，也是米脂生人。她曾参加过中国革命历史物馆等多项重大工程项目的设计。1959年至1966年，她任清华大学中央主楼工程负责人。毛主席去世后，她又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的工程设计。高亦兰还参加并主持过“梁思成建筑思想研究”、“建筑形态与文化研究”等科研项目。

毛泽东赞誉高敏珍是“夜明珠”。出生于米脂县城北街的高敏珍，米脂女校毕业，后加入中国***，曾任张家口市妇女抗敌救亡会组织部长。1938年7月，她又被任命为边区妇联组织部长。曾两次被捕入狱。1944年3月出狱后，毛主席亲自接见并宴请了她，席间毛主席称赞她说：“米脂的这颗夜明珠不一般呀！”

唐山大地震强烈地震时，担任空军驻唐山部队通讯营电话守机员的米脂籍女兵高东丽，临危不惧、忠于职守，第一个将地震消息传送出去而牺牲在战斗岗位上，表现出米脂婆姨的骁勇之美。

20世纪初期，米脂即创办女子学校；21世纪开始，米脂婆姨与时俱进，又一次率先行动，创办了女子家政学校，“小保姆”纷纷涌进了千家万户。

你看，米脂婆姨是不是陕北高原一道靓丽的人文风景线？端庄干练，聪慧善良，俊俏雅致，勤劳勇敢她们身上的大美，给黄天厚土、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增添了丰润艳丽的色彩，令三秦大地熠熠生辉、灵光秀气。

“陕北，你这大胆的女子，还没有结婚，就生下了米脂！”这是著名作家蒋韵为先锋诗人吕新喝彩叫好的一句诗。朋友，你是否被其诱惑？是否想去看看“大胆的女子”生下的米脂？

先锋人物的名字和主要事迹有哪些

1、樊锦诗——根入石窟蟠

樊锦诗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自1963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已在敦煌研究所坚持工作4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

2、顾方舟——-一丸济世德

顾方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内科学院（伦敦）院士，欧洲科学、艺术、文学学院院士，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长、一级教授。

3、朱丽华——光明溢天地

朱丽华，四十多年前，两次意外事故让她的双眼彻底失明，但她用奋斗来追逐光明，靠着自己的双手推出了璀璨人生。她刻苦钻研中医推拿技术，成为嘉兴市首位也是目前唯一的盲人中医师，为22万多人次患者缓解病痛，并带动了100多名残疾人就业；同时，她坚持做慈善。

4、杜岚、尤端阳——薪火传无尽

1949年10月1日，濠江中学老校长杜岚在校园中升起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1947年，杜岚接任濠江中学校长，她始终坚持爱国教育，赢得澳门各界的敬重。她说“我们的希望就在下一代身上。”澳门回归祖国当天，87岁的杜岚放下拐杖亲手升起国旗。

5、伍淑清——山河澄正气

伍淑清，改革开放之初，伍家父女北上创业，创办了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香港回归后，伍淑清致力于香港和内地的交流合作，建立教育基金，积极增进香港青年对中华历史和文化的认识。组织青少年赴内地交流学习百余次。

陕北民歌 这是一部用老镢镌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传世巨著，这是黄坡黄水之间的一朵奇葩。一曲高歌，响遏行云，全扫靡靡之音；一声入耳，荡气回肠，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她，便是陕北民歌。

陕北民歌是陕北劳动人民精神、思想、感情的结晶，是陕北人民最亲近的伴侣，是陕北劳动人民生活的最直接反映。

陕北是民歌荟萃之地，民歌种类很多，当地俗称“山曲”或“酸曲”。主要有信天游、小调、酒歌、榆林小曲等二十多种，其中以信天游最富有特色、最具代表性。

陕北民歌昂扬着黄土地上泥土的芳香，流淌着黄河儿女最通俗的 词汇和最亮丽的激情。她是我们黄土地的母语和家园，更是我们黄土文化的特色和精粹。

陕北民歌她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土气、大气、美气一土得掉渣、大得雄奇、美的撩人。这种既通俗又亮丽的特色足以使其站在歌坛圣殿之上，用小调小曲宣泄黄钟大吕之势。

在陕北，人们的喜、怒、哀、乐哪一种情感，都可以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无论是站在崇山峻岭之巅，还是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里，或者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顺风飘来的悠扬歌声。这就是陕北民歌。“女人们忧愁哭鼻子，男人们忧愁唱曲子。”实际上，陕北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民歌。黄土高原上，既有婆姨们如泣如诉的低婉吟唱，又有后生们的“拦羊嗓子回牛声”的高歌回荡。陕北，是民歌的世界，民歌的海洋。

陕北民歌种类是很多的，其中有四季歌、五更调、揽工调、酒歌、秧歌、劳动号子、歌舞曲、榆林小曲、陕北套曲、二人台、风俗歌、宗教歌曲和探家调等，以小调和信天游为主。

小调，以叙事为主，一般都有场景，有人物，有故事情节，还有细节描写。如：《害娃娃》、《探瑜姐》、《送情郎》、《四保揽工》和《下柳林》等都是篇幅较长的叙事体民歌。

信天游(在与内蒙古接壤的地区叫“顺天游”，在神木府谷一带叫“山曲”)是广泛流行于陕北的一种民歌，篇幅比较短小，是即兴创作的产物，可以根据不同情景自由吟唱。如村民们下地干活，上山放羊，进林子砍柴，赶毛驴拉煤炭，心有所感，便放开嗓子歌唱起来。它语言质朴，节奏明显，韵脚多变，一般为两句体结构，上下句押韵，不隔句押韵。以七字句或十字句为基础，上句主比兴或写景状物，下句多主点意，虚实结合，曲调悠扬高亢，粗犷奔放，节奏鲜明，韵脚和谐，抒情色彩浓。充分体现了陕北人的豪放性格。它两句一段，段与段之间可分可合，也可独立为一首，类似“散曲”。

陕北民歌反映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现在所流行的陕北民歌，大部分产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既有反映社会变革的内容，也有“长工歌”的内容，反映陕北人民对封建统洽阶级的压迫、剥削的反抗，特别是革命历史民歌，是一批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像著名的《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在8000余首陕北民歌中，这类作品毕竟是少数。多数作品反映的是平淡的人平淡的事。例如：小媳妇想娘家，大姑娘盼出嫁，女娃算卦，吹鼓手迎亲，出门人思念家乡，年轻人谈情说爱，夫妻吵嘴逗趣等。还有，石匠们用歌声来装饰那单调的石锤声；农民们用歌声驱逐寂寞和忧愁；赶牲灵的人将那悠扬的歌声洒满崎岖的羊肠小道；多愁善感的小媳妇用歌声倾吐心中哀怨。这些基本上是抒发感情的。此外，陕北人还用民歌形式来为日常生活服务：货郎用歌声来叫卖，农民用歌声来祈雨，逢年过节时用歌来庆祝、娱乐，男婚女嫁用歌来举行仪式，喝酒时用酒歌来猜拳，用歌来进述历史故事，用歌来搞社交，用歌来记叙重大历史事件，男女青年用歌谈情说爱，用歌来记叙新人新事，甚至上坟哭灵也以歌代哭。乃至丑闻千里，以歌传之；奇人怪事，以歌颂之。

在8000首陕北民歌中，反映爱情生活、婚姻问题，或与这个内容有关的作品，占全部民歌的80％。被誉为劳动人民代表作的信天游，反映的几乎全是这个内容。因此，信天游又被说成是“爱的海洋”。

陕北人平时最爱唱的民歌是情歌。旧社会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不能自主，他们只好用歌声来表达对封建婚姻的不满和对爱情的追求。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从前陕北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艰苦，男人成群结伙到外省给人揽工，即‘走西口”。丈夫临走之前，妻子多方叮咛，娓娓动听，情意绵绵，抒情色彩极浓。如脍炙人口的《走西口》：

走路你走大路，

莫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儿多，

拉活解忧愁。

住店你住大店，

不要住小店。

小店里贼娃子多，

操心把你偷。

睡觉你睡中间，

不要睡两边。

操心那挖墙贼，

挖到你跟前。

喝水你喝长流水，

不要喝泉水。

泉水里蛇摆尾，

操心喝坏你。

吃烟你自打火，

不要和人家对火。

梢林里绿林响马，

操心那蒙汗药。

……

“走西口”的人一去经年不回，家里的妻子想起丈夫时，或手摇纺车，边摇边唱，或立于门前，低吟浅唱，抒发他们对远方亲人的眷恋之情：

豌豆开花一点红，

拿针缝衣想哥哥。

想哥哥想得见不上面，

口含冰糖也像苦黄连。

大河没水养不住鱼，

妹子离不开哥哥你。

一对百灵子钻天飞，

多会儿盼得见上你。

……

同是反映当地婚俗的陕北民歌，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兰花花》、《大女子要汉》和《我给你寻个好婆家》等3首歌对嫁娶方式均有描写，但因时代不同，嫁娶的方式也不同。《兰花花》中是古老的传统嫁娶方式，买卖婚姻，新媳妇过门要坐轿，还有“三班子吹来两班子打”。到了《大女子要汉》时代，反封建的思想情绪已形成一股潮流，“大女子”敢说敢干，敢于向父母提出要求出嫁，婚礼也简单化了，骑马代替了坐花轿。而在《给你寻一个好婆家》这首歌里，女主人公已是“自己的主意自己拿”，嫁娶方式也不是头上蒙盖头，脚上穿绣鞋，而是“骑着马，戴着花”，和新郎“说说笑笑进婆家”。

陕北民歌贴近生活，反映生活真实，感情色彩浓，情歌尤其这样。《想你实想你》中的主人公是位未出阁的大姑娘，其中有一段是这样抒发她的感情的：

想你想你实想你，

浑身上下都想你；

头发梢梢想你呀，

红毛头绳难挣呀；

脑瓜皮皮想你呀，

榆林梳子难梳呀；

眼睫毛毛想你呀，

白天黑夜难闭呀；

眼睛仁仁想你呀，

泪水颗颗难收呀；

舌头尖尖想你呀，

酸甜苦辣难尝呀；

……

如果说是只是人物内在思想感情的揭示，那么这首信天游 《拉手手》却是人物行为动作的描写：

你要拉我的手，

我要亲你的口，

拉手手，亲口口，

咱二人疙崂里走。

歌子四句，通俗易懂，男女主人公虽然大大咧咧，但动作自然，情绪轻松，可谓是陕北的一首绝唱。

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因，陕北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加之人口稀疏，居住分散，因而，封建意识对这里的统治，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一些边远山区从前曾流传过《三大怪》的民谣：“沙子打墙墙不倒，婆姨嫁汉汉不恼，嫖客跳墙狗不咬”。可见陕北思想意识之一斑。

陕北民歌在陕北广泛流传，一般陕北人或多或少都能唱几首，田间地头劳作时，行路时，均可听到歌声。农闲休息，茶余饭后，人们常聚在一起轮番演唱。除了这种日常生活中群众自然流传外，还有两种流传方式：一是民间歌手和艺人们的流传；二是一些风俗活动中集体或个人的流传。如“过事情”、迎送嫁娶、祭奠、祈时、秧歌等活动，都得唱歌。又如《迎亲歌》中就有“落脚歌”、“走红毡”、“拜天地”、“撒帐”、“上头歌”、“送儿女歌”等。

[编辑本段]民歌艺术家

〖贠恩凤〗

中国著名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银铃"。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理事、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名誉团长。

员（音：yun）恩凤1940年生于西安，由于从小受到陕西悠久丰厚的历史文化和民间音乐、戏曲艺术的熏陶，造就了她多姿多彩的演唱才能。1951年十一岁的恩凤就步入了文艺工作者的行列，她演唱了大量陕北传统民歌和数以千计的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走的是一条坚实的民族声乐艺术道路。几十年来，她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歌唱，她的歌声深深地扎根在人民心中。她的演唱充满着真挚、催人向上的激情，洋溢着陕北地区浓郁的生活气息，为陕北民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强烈地感染着广大听众和观众，受到热烈欢迎。

1965年以来，恩凤随中国艺术团、友好代表团出访过苏联、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泰国、菲律宾、美国、香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自1980年起，恩凤先后在西安、洛阳、上海、北京等地举办过四十多场独唱音乐会，获得了高度赞誉。为奖励她对我国声乐艺术事业作出的贡献，恩凤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称号。

〖贺玉堂〗

1949年生，陕西省安塞县文化局局长，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延安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贺玉堂生于歌手世家，从小酷爱民歌，日积月累，耳濡目染，练就一副金嗓子。他的歌声高亢激越，优美动情。经专家测试，其发音高度为高音F，比举世闻名的帕瓦罗蒂的高音C高出三度。一曲"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水流千里归大海"无不令人心摇魄动，荡气回肠。

贺玉堂自幼贫寒坎坷，纯朴善良，蕴藉丰厚，黄土情深。经他收集整理、创作改编的陕北民歌达千首之多，信手拈来，即兴清唱，真切感人，叹为奇响。多年来为老百姓随时演唱并为七十余部中外**、电视配唱，润饰主题，锦上添花。

1986年贺玉堂在首届中国民歌音乐比赛中获演唱二等奖，创作三等奖，被中宣部正式命名为"民歌大王"。

〖王向荣〗

榆林市民间艺术团独唱演员，著名民歌演唱家，榆林市府谷县人，被誉为“西部歌王”。

他演唱的陕北民歌曲调丰富，内容广泛，行腔自如，风格独特。

曾多次获国家、陕西省奖励，数次参加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演出活动，并出访欧洲、日本、香港、台湾等地，受到国内外观众的欢迎与好评。经典歌曲《黄河船夫曲》经他原唱后传遍全中国。

〖孙志宽〗

榆林市民间艺术团独唱演员，著名民歌演唱家，榆林市神木县人，信天游“歌王”。l986年参加全国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大赛，获金孔雀杯奖。后又两次获全国民歌大赛金奖、陕西省艺术节一等奖。由他原唱的《泪蛋蛋泡在沙蒿蒿林》、 《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流传全国。

曾出访欧洲、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今年又获央视12频道西部民歌大赛信天游最佳歌手奖。

〖郭云琴〗

榆林市民间艺术团独唱演员，榆林市米脂县人，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百灵鸟，1986年获全国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大奖赛优秀演唱奖、两次获陕西省艺术节演唱一等奖。出版有演唱专辑。曾出访欧洲、日本、香港等地。

〖刘美兰〗

府谷县文化馆青年独唱演员。曾获榆林青年歌手大赛一等奖，并于1998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表演。

获得晋、陕、蒙民歌二人台大赛一等奖；第二届中国西部沙湖杯民歌（花儿）歌手邀请赛获三等奖。

2004年1月，在CCTV“清逸佳雪杯”民歌大赛中荣获对唱组比赛金奖。

2004年2月，在陕西省榆林市和山西省吕梁地区联合举办的伞头民歌大赛中，荣获特等奖。

〖王小怡〗

榆林市民间艺术团青年独唱演员，榆林市绥德县人。曾多次获陕西省声乐比赛一、二等奖，随团出访新加坡。

出版有陕北民歌演唱集(与他人合作)

〖贺 斌〗

榆林市民间艺术团青年独唱演员，榆林市横山县人。

曾获陕西省声乐比赛二等奖，随团出访新加坡。

出版有陕北民歌演唱集(与他人合作)

〖雒翠莲〗

绥德县黄土地艺术团独唱演员，榆林市绥德县人。

曾获榆林市、陕西省民歌大赛一等奖。

由她演唱的数首民歌被中国唱片公司和陕西省音乐广播电台收录出版、播放。

〖许文华〗

榆林市艺术学校声乐讲师，榆林市横山县人。

1995年获陕西省推新人声乐大赛优秀演唱奖，2002年获陕西省文艺调演演唱二等奖。多次参加省内外演出，受到观众的好评。

〖温永凯〗

榆林市府谷县文工团独唱演员。1998年获秦晋蒙三省五旗县民歌、民乐大赛二等奖、2002年参加了山西电视台“走进大戏台”栏目、并获演出奖；2003年8月，荣获陕西省“农穗卡”杯民歌大赛二等奖、2004年1月，获中央电视台“清逸佳雪”杯西部民歌电视大赛铜奖、2004年2月，获秦晋伞头、民歌大赛优秀奖。

〖雒胜军〗

绥德县黄土地艺术团独唱、小品演员，榆林市绥德县人。

曾出访荷兰、法国，两次参加中国民间艺术节，2002年获第三届中国西部“沙湖杯”民歌(花儿)歌手大赛金奖，2004年1月获央视西部频道民歌大赛最佳风采奖。

〖郝全林〗

榆林地区文工团独唱演员。国家二级演员，民歌手，陕西省音乐家协会、戏剧协会会员。

九七年获陕西省声乐大赛民间唱法二等奖，同年代表陕西参加黄河流域16省区民歌大赛获铜奖。并代表陕西参加“七大古都”迎国庆进京献礼演出获特别贡奖。

九九年获陕西省声乐大赛民间唱法一等奖。

二000年代表陕西省参加中央电视台“步步高”全国青年歌手大赛获优秀奖。

二00一年参加陕西省秦腔清唱大赛获一等奖，同年代表陕西参加首届中国秦腔艺术节清唱大赛获金奖。

二00四年，参加中央电视台“清逸佳雪杯”西部民歌大赛，原生独唱获铜奖。

〖冯晓荣〗

姓名：冯晓荣

性别：男

政治面貌：党员

家庭成员：父亲、母亲、弟弟

出生日期：1980年8月21日（农历）

毕业院校：陕西省教育学院（音乐系）

爱好：音乐创作、吉他、唱歌、古典文学、电脑游戏

喜欢的颜色：黑、白

歌曲推荐：

带有陕北特色的歌曲：《红光》《那是一个谁》《二后生》《记忆里的昨天》

关于退耕还林保护环境的歌曲：《风花碧草》 电视剧主题的歌曲：《此生如烟》《珍惜》 流行乐：《爱像一场纷飞雨》 抗震救灾的歌曲：《无数双手温暖世界》 校园民谣：《给你幸福》《秋日恋雨》《西藏之爱情》《雨滴》 流行摇滚：《逝》《四季》《感慨》《落日》 自述：

我出生在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很普通的一个家庭。父亲是一名人民警察， 母亲是一名医生。父亲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教我唱歌，平时还总爱弹弹电子琴，吹吹笛子。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唱唱跳跳。在幼儿园时就是一位能歌善舞的小童星了！ 上了初中后因学习不好，平时还总爱听歌，遭到了家人的反感。后来因受不了家人的训斥和没完没了的冷嘲热讽就选择了当兵

到了军营是我人生最大的一次转折我遇到了教我弹吉它和让我跨入音乐之门起门老师。之后我就深深迷恋上了吉他，后来自己又开始尝试创作歌曲。就这样一步一步为自己在音乐的道路上奠定 基础。

退伍后经朋友介绍，来到延安第一个演艺酒吧“古仔幽吧”跑场。在这里认识了很多音乐上的朋友 也对我今后的演艺生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当我的音乐梦想不断收获时我被分配到了延安炼油厂工作

一个新的环境一个和音乐毫无联系的陌生地方。我失落了，连自己往日肆无忌惮的歌声也没有了。 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我都会感到害怕，因为那时我是最孤独的人

工作之后才发现自己除了音乐，其他的什么都不会。于是我又抱起了吉他开始疯狂的练习。 在这段时间我忘记了和任何人联系，每天练琴9小时以上。后来我发现我喜欢上了黑夜，爱上了孤独。 当自己重新树立起人生目标的时候，发现对音乐的认识和知识还远远不够，于是我选择了上学

起初上大学的梦想又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但固执的我还是背起了行囊踏上了我的求学之路

大学两年的生活让我对人生、音乐、生活、自我的看法有了重新的认识，在音乐的道路上有了质的飞跃！当自己梦想毕业后仍留在西安时，种种压力逼迫我又回到了原工作单位

但大学毕业的我再也不会感到气馁，仍旧抱着我的音乐梦想向前奔跑。自己虽然在一个远离音乐的角落， 但我的歌声带着我的音乐翅膀在互联网上到处飞翔。我感到我还是很快乐的！

当小小的收获正在悄悄喜悦时，又有几位怀着和我同样梦想的年轻人和我走到了一起。我们组建了现在这支“丛林狼乐团”！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感到孤独和伤感，因为无论在那里都有他们的陪伴，我的歌声再也不会感到无助和苍凉，因为加入了力量的声音

个人简历：

1980年8月21日出身于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

1987年----1992年在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小学读小学

1992年----1994年在陕西省延川县永坪中学读初中

1994年----1996年在陕西省延川县就读高中

1996年----1999年在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县86923部队82分队服役

2000年----今在延安炼油厂电气车间工作

演艺简历：

1997年在部队开始学习吉他，

1999年退伍后在酒吧跑场，

2000年转学电吉他并组建自己的第一支摇滚乐队-“918乐队”

2002年曾荣获“延安市地税杯青年歌手大奖赛”第二名

2002年8月受延安电视台文艺部邀请制作个人专访。

2003年7月受延安电视台文艺部邀请制作乐队专访。

2004年曾用原创歌曲《秋日恋雨》荣获“中国大学生校园歌手大奖赛”

陕西赛区二等奖。同年前往北京参加决赛荣获三等奖。

2005年受西安电台邀请做客‘西安交通音乐广播’ 并推广作品《风花碧草》

2005年9月“TOM”网全国巡演代表陕西在西安雁塔北广场与刘嘉亮、刘刚等同台演出。

2005年底被陕西古城热线评为年度最佳原创歌手奖。

2006年5月原创歌曲《西藏之爱情》连续4周打入中国原创音乐榜前6位。

2007年6月乐团成功举办了专场演唱会！

2007年底参加了“魅力延安”春节联欢晚会

2008年2月接受延安电视台相约星期天栏目组的专访。

2008年4月参加陕西省职工文艺调演获得音乐组二等奖，冯晓荣原创作品《二后生》获最佳原创作品奖。

2008年5月参加共青团延安市委、延安电视台举办的《第十二届延安市十大杰出青年》颁奖晚会。

〖王二妮〗

王二妮小档案：

王二妮，1985年生于陕北安塞县，

1999年毕业于榆林百花艺术学校，现为安塞县民间艺术团主要演员。

1999年获延安青年歌手大奖赛一等奖。

2000年获陕西省MTV大奖赛三等奖。

2001年获21世纪首届全国农民歌手大奖赛一等奖。

2002年在陕西省第三届艺术节上领唱《三十里铺》，获一等奖。

2004年获第十界全国推新人大赛优等奖、安塞县 “新秀杯”第三届陕北民歌大赛“特殊贡献奖”。参加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回延安》节目的演出。

2005年被授予第一届安塞县“十佳青年”称号。

曾在**《信天游》，电视音乐片《走西口》中担任主唱。

近年来随剧团到德国、泰国出访演出，多次在北京、上海、香港、广西、山东、山西等地参加文化演出等活

99年兔00年龙结婚

西西废

农村光棍问题又一次引起热议。10年前，人们 到的是农村光棍作为不稳定因素带来的问题，从妇女到暴力；10年后，人们终于意识到农村光棍也是受害者，却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担忧下荒唐地开错了怪错了人。为农村适婚男性暖被窝的不该是女性，而是乡村振兴。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男性人口72334万人，女性人口为68844万人，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2005 年以后，新进入婚育年龄人口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婚姻挤压问题凸现，低收入者结婚难。一方面是人口性别比失调不断加剧，另一方面是农村女青年进城务工进一步拉大了农村性别比，令处在婚姻阶梯末端的“丁男”择偶困难。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时代的不同经济与主流话语得出结论，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别是这一问题背后的根本症结所在。

《光棍儿》剧照。

一、农村出生人口性别背后：生女价值不如男

农村光棍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不均。现在20岁至35岁的青年，是在1986年至2001年之间出生的。根据资料人口统计数据资料，1982年，我国农村人口性别比为1077，即每出生100个女性，对应着1077个男性。而2010年这一数字达到1221，远高于103-107这一公认的正常比例。根据1953-1990前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国总人口性别比始终控制在107以下。近三十年来农村人口性别显著增长是得到公认的事实。

为何会出现这况？直接原因是1979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在此之前，农村家庭可以通过不断生育得到男孩，而计划生育之后，只能通过人为手段来控制性别。从分胎次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可以显著看出二胎及三胎以上胎次性别增长，如2010年数字分别为1303和1584。总人口数量的控制造成了农村性别失衡。

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为何农村家庭偏爱男孩？大多数人对此的理解是残余传统重男轻女与传宗接代思想的作用，主流的解释也侧重这一方面，在农村到处可以看到“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口号，然而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经济与观念的原因。

在中国，农村女性的地位不如男性，女性的经济效益也不如男性，是显然的事实。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父权制家庭经济，理想家庭建立在性别与代际等级制度之上的，也就是男尊女卑、尊老养老。集体经济时代经历了“妇女”，包括动员妇女参与生产、赋予妇女相同的权利、婚姻自由、对妇女的保护与抚养化等等，极大改善了妇女的地位。然而父权本身并未打破，体现在不平等的工分制度、不平等的工作机会、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未被打破、劳动分配未考虑到女性特殊权益等等。

总体而言，当时对男女平等的提倡更多是意义上的，而非经济上，即女性了与男性一样的劳动权和一定程度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权）。但客观上，妇女全面走向、参与劳动，为女性经济与思想的独立打下基础。对农村妇女来说，她们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劳动力。

然而如果 在农村家庭的角度，即便在当时，生育女孩的价值仍然不如男孩。当女性承担起繁重农务的时候，男性往往被合作社派到村外打工，收入远高于女性。比如修水库的活一天能挣超过20工分，而在邻镇担任管理工作能挣得一份工资来供全家开支。（Hershatter2011）

到了时代，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严海蓉指出，“妇女”在1980年代的语境下被认为失去了性别本性，主流话语要求女性回归家庭，恢复“女性化”，妇女与家务之间的 被完全合理化。而农村地区情况更加恶劣。由于农业去集体化与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男性恢复了家庭的绝对支配地位，而妇女从公共空间退出，重新回到了狭隘的家庭空间。

当时的认为，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妇女可以在家自由地安排家务与从事副产品工作的时间，而不用像过去那样，即使并不强壮的女性也要下地劳动。而事实上，学者Kelkar1983年在无锡做田野调查的结果表明，妇女在繁重的家务与副产品或手工业的双重负担下疲惫不堪。“妇女早上4点或更早就要起床，从事副产品生产10-12小时……同时还要做饭、洗衣、带小孩、倒尿壶……男性从不分担家务……而生产交易所得却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对家庭与生产没有任何控制与决定权。”

此外，责任制本身也加强了男性的权威。工分制度式微后，农民秉承生产得越多，自己所得越多的原则，但是工分制度中的性别不平等（男性一天可赚10个工分，女性8个工分）却被保留下来。“一个健全女性只能承包16亩地，而男性可以承包2亩地。”（Kelka1983）对女性的歧视被制度化了。观念上，农村妇女对与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几乎降为零。曾经妇女积极参加会议，以提高农村妇女意识与争取权益，而新经济下这些会议中断了。“妇女从早晚，根本没时间参加。”1983 年全国妇联承认，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及一同推行的计划生育）忽略了妇女工作，男性权威观念复兴。（Kelka1983）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家庭偏爱生男孩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地位或经济收益上，男性为家庭带来的贡献都较女性更大。

此外，农村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养儿防老”也是农村家庭偏好男孩的原因。集体经济时代，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展开，提出农村集体要解决贫困农民养老问题：“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1956年颁布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确立了“五保”制度，令失去劳动力与依靠的老弱孤寡社员没有后顾之忧（宋士云）。应该承认，当时的农村保障与合作社保障制度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集体经济自身实力欠佳情况下所能提供的保障十分有限，尤其与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退休、等保险相比差距悬殊。但农民至少能享受到集体保障，集体制解散后，农民不得不重新依赖家庭保障，“养儿防老”成为农村家庭不得已的办法。

在《林村的故事》中，得知集体制要解散，有个带着十几岁的女儿去找叶，“她说在集体之下，她和女儿都能赚取工分，维持生活。但要是大队解散了怎么办？她家没有男人，要是分得梯田，她也犁不动，她和女儿要怎么活下去呀？”（黄树民2002）严海蓉在《的农村，空虚的主体》中写到，曾经的生产责任田从1990年始变成了“福利田”，吸收伤残病余，而事实上农村劳动力即使回到农村，面对抛荒的农地和不完善的社保制度，也没有“福利”可言。

二、农村婚姻开销追赶城市，双重涨价带来恶性循环

男多女少、僧多粥少是形成光棍群体的客观原因。但我们应该进一步考察，那些无人问津的光棍究竟是什么人？他们为何娶不到老婆？尽管主流话语里充斥着对婚姻浪漫化的表述，强调爱情、缘分、外貌等，但在中国农村，男性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决定婚姻的首要条件。

在媒体报道过的农村光棍群体中，大多都是 贫困山区的案例。比如2007年《南方周末》报道的贵州牌坊村，村中282条光棍占男性1/5，全村几乎都是山地，田地占不到2%，2006年人均纯收入只有800多元。而《半月谈》报道过的陕西榆林米脂县的几个村庄，大多是扶贫重点村，“一家人一年也挣不下两三千元，而找一个媳妇至少要两三万元，许多人家都找不起”。

一方面，尽管农民年收入的绝对数值在几十年间大幅增长，但是婚姻开销的增长速度更快，考察几十年间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值让人吃惊。费孝通1936年曾在江村做过婚事费用的估计，大约需500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的开支” 。到了1990年代初，李银河曾考察中国一贫一富两个村庄，山西沁县南山头村人均年收入332元，结婚费用3000元左右，浙东余姚南阳村人均年收入2000元，结婚费用在15-2万之间。尽管绝对数额差异很大，但所占比例却差不多，都是一个农民10年的收入。而在孙淑敏2000年初对甘肃秦安赵村的研究中，1990 年代后期结婚彩礼的平均开销已达15000左右，作为贫困县山区村庄，当时赵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才700多元，结婚开销相当于一个村民 20多年的收入。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与婚姻市场的扩大，我们可以看到越是贫困的地区，婚姻开销所占农民年收入的比重越高。米脂村郝家坪村的在新闻报说，“我们村靠近路边，条件还算可以的，比我们更偏的地方条件更差，我们这里娶的媳妇不少都是那些地方的，而那些地方的男人娶老婆就更难，花费更高，娶老婆无异于买老婆”。

这其中存在农村地区的两个恶性循环。首先，贫穷导致光棍。在越是贫困的地区，女性更愿意离开村庄，导致原本性别比就很高的农村，女性更少。而一旦女性去了更富裕的地区，就再也看不上原先村里的男性了，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贫穷，女性更加迫切地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拮据的生活状态，因此进一步抬高了婚嫁的费用。其次，光棍导致更加贫穷。在缺乏家庭动力与人生目标的情况下，有的光棍会沉迷于吸烟、喝酒、、等，逐渐荒废农田，变得更加消极和贫穷。遗憾的是，在一些学者与媒体的解读与农民的理解中，光棍之所以找不到老婆是因为他们自身“文化水平低”，“思想”以及“没有缘分”等，这是本末倒置的说法，也是典型的“责备受害者” （Ryan1971）。

第二种恶性循环是结不起婚-光棍-必须付更多的钱才能结婚。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中曾提到，当农村工业不景气的时候，晚婚和“小媳妇”制度便产生了。而当童养媳被，男性又无力借贷并偿还婚礼钱的时候，无限的晚婚就会造成一大批单身汉。而一旦单身汉过了适婚年龄，当他们想娶老婆的时候就要补偿更高的代价。并且，很多单身汉面临的不仅是年纪大的问题，很多情况下也面临教育水平低、无固定职业、身体缺陷、嗜好、家乡偏远等问题，这时他们唯有出更多的钱才有可能娶到媳妇，以补偿女方受到的“损失”。这对贫穷的农村单身汉来说成为无解的题目。

我们应该注意到，婚姻开销上升并非只局限在农村，也并非孤立的，而是在整个去集体化和经济全面市场化的背景下产生的现象。刘燕舞通过分析河南、湖南与贵州豫湘黔三个村落时发现，经济因素对光棍形成的作用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凸显的，另一位学者徐安琪通过分析上海与哈尔滨两地五十年间择偶标准的变迁也得出了1980年代以后经济取向越来越重要的相似结论。

集体经济时代致力于消除城乡差别、体脑差别与工农差别，无论是农村的工分制度下，还是城市的国企体制中，个人收入之间的差别并不大，因此对婚姻的物质要求并不高，而对个人成分因素有时更为看重。而在去集体化之后，在市场经济个人利益驱动与物质思想的影响下，个人的贫富差距拉开，对婚姻的物质要求才不断攀升，甚至有“婚姻商品化”的趋势，这才是老乡“娶老婆等于买老婆”背后深层次的含义。阎云翔在调查黑龙江下岬村时发现，1980 年代中期开始，当地彩礼逐渐由实物变成现金（当地称“干折”），对彩礼的要求变得更加“高档现代”，“单子上甚至包括像沙发这种刚刚在乡行开来的城市家具。有些要求，比如4套高档床上用品，完全超过了新婚夫妇的实际需要”。

另一方面，在城市进入较快发展而农村收入水平无法跟上的情况下，随着人口迁移与通婚圈的扩大，发达地区的婚姻开销即便是稳步增加，对落后地区来说也是突飞猛增，农村的婚费再涨也难以赶上城市，只要中间存在差价，女性就有进一步流失的可能，这是一种“双重涨价”。更何况如今在城市，工薪阶层因为没有房没有车而结不起婚的情况也很普遍，更毋宁说农村。刘燕舞在调查农村各地后总结：“南方农村越来越偏向于要求男方在结婚时到城镇或县城甚至市区买商品房，而北方农村则强烈倾向于男方在结婚时必须在村子里建好新房子。至于彩礼的节节攀升，南北均同。”

从1980年始，农村向县城看齐，县城向城镇看齐，在城市里买房、模仿城市的彩礼标准这一婚姻高消费现象在农村越来越具有合法性。在经济结构高度分化、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婚姻开销的几何级上升与婚姻严重失衡的双重挤压才是农村光棍群体突增的重要原因。

三、城乡差别下的出走，会带来出路吗？

农村的女性本来就少，农村的男性本来就穷，在流动人口数量仍在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农村光棍的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根据的数据，1982-2022 年我国流动人口从660万上升到37亿 。人口的流动造成通婚圈的扩大，尤其是女性在“男高女低”的婚姻下更容易在农村传统婚姻圈外找到伴侣（30%左右），而男性中有80%的婚姻还依靠本地的传统婚姻圈来解决，这种非对称性的婚姻流动令农村男性可选择的婚配更少。（刘燕舞2001）这印证了婚姻市场的梯度理论，女性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因此倾向于找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男性，因此最后在婚姻市场上剩下的就是更底层的“丁男”和最顶层的“甲女”。（Jiang,Sánchez-Barricarte 2012）

对于女性大规模离家外出打工与寻求婚姻，曾经的主流观念往往认为这是她们追求自我价值与人生幸福的重要方面，是女性勇于突破狭窄地域的束缚，的体现。而现在竟有一批“大局观”男性要求女性作为“性”留在农村解决光棍问题甚至服侍男性。

事实上，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女性在农村地位不高，收入也不高；农村相比城市，又面临巨大的城乡差别，她们是严海蓉笔下的“双重廉价的劳动力”。正因为如此，农村女性才开始了向城市的流动，“背后是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和农村的化”。而这种基于性别差距与城乡差距下无奈的选择，却被曲解为“好逸恶劳”和“拜金”。

从经济上看，农村经济经历了集体生产消解，农业投入下降，农村经济让步城市发展的历史发展过程。在集体经济时代，工业化发展是为了减小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并且在1970年代后期，五小工业和农机工业已经开始反哺农业；统购统销的粮食中有三分之一是用于帮助缺粮农村。整个1950年代后期到1980年，对农业的投入始终占总投入的10%以上，一度达到 176%（严海蓉2005）。而后来“三大差别”从主流话语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GDP”、“现代化”、“全球化”这样的字眼，与此相伴的是“经济转型”（Yan2008）。城市成为新经济部署的重点；吸引外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Punand Chan 2012）；农村不仅投入在1980年代后期急剧下降到33%，并且在行政体制上也受制于城市发展的优先地位（市管县）；过去由集体经济提供的福利、与教育保障都消亡了（严海蓉2005）；而城市重工业向轻工业发展的转向导致对农民工需求上升（Punand Chan 2012）。在农村经济不景气而城市发展欣欣向荣的巨大城乡差别下，城市的资本家只需提供微薄的工资与少许的，便可以吸引大量的农民进城，从而进一步剥削与他们。

与此同时，农村从观念上的高地与宣传的主体逐步沦落为“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而城市则具备“现代”与“文明”的优越地位（严海蓉2005）。主流话语经常用“低素质”来形容农民工。严海蓉指出“素质”这一词是由现代性话语建构出来的，用来刻画农民工缺乏教育、礼仪、品味等“文化资本”。当它成为农民工群体的标签，意味着城乡二元对立已经在人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文中谈到一位工程师评论家政工“在农村她们养孩子就像养猪和养狗一样”（严海蓉2010b），正是这种意识的生动体现。在经济与观念的双重评判标准下，农村都没有出路，因此，农村年轻劳动力才会背井离乡。

从1982年至今，女性流动人口规模一直呈现上升趋势，2022 年达到了483%。而流动人口性别比在2012年达到峰值1119之后持续下降，2022 年为1072。在15-45岁劳动年龄区间，女性流动人口集中度更高，也就是更高比例的农村女性选择进城务工，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后继续升学的可能性低于男性，这从流动女性平均受教育以初中（4508%）和小学（2436%）为主就能看出（段成荣等2009），另一方面城市工作更偏好女工，工资低且更容易管理。这组数据再次验证了前文所述的生女价值不如男。

对于农村未婚女性来说，尽管来到城市仍然位于底层，尚有可能找到比自己条件略好的男性结婚。而对于农村光棍来说，位于婚姻梯度链条尾端的他们，即便去了城市仍然没有出路。

前文提到的相关报，牌坊村一个在深圳打工4年的青年回到家乡准备娶妻生子，因为外面交女朋友更难。“‘我们条件太差、太穷，想来贵州的女孩太少太少。要把女孩子骗过来也不是个好办法。’一些女孩一听说是贵州，之一反应就是：‘那里很穷吧？’”而回到家乡3年，他连一次相亲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村里几乎没有未婚的女孩。即便在城市里找到同样农村出身出来打工的老婆，也面临老婆逃跑、异地分居这样的状况。

一些言论认为农村光棍进城后，可以扩大社交圈、开拓视野、提高婚配的机会。可事实上，许多农民工进城后在资本的剥削与严格管控下，除了工作与休息，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谈恋爱；他们所能接触到的社交圈也很窄。可以想见，一个建筑工人白天工作，晚上睡集体宿舍，能接触到的都是同样位于底层、或许也没有结婚的男性。而潘毅所研究的跨国资本下的农民工（Punand Chan 2012），他们被当做机器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与都无法保障，又谈何恋爱呢？

参考资料:

1、Hershatter, Gail 2011 The Gender of Memory Ch 5 Farm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Jiang, Quanbao, Sánchez-Barricarte, Jesús 2012 “Bride Price in China: the Obstacle to ‘Bare Branches’ seeking marriage” 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Vol 17 pp 2-15

3、Kelkar, Govind 1985 “Impact of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 on Women in Rural China”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0 pp ws39-ws48

4、Pun, Ngai and Jenny Chan 2012 “Global Capital, the State, and Chinese Workers: The Foxconn Experience” In Modern China 38(4):383-410

5、Stacey, Judith 1983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pp 248-26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Yan Hairong 2008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Women Workers in China Introduc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7、费孝通，2002[1939]，《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

8、黄树民，2002，《林村的故事:1949 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书 店

9、李银河，2003，《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文化艺术出版社

10、刘燕舞，2011，“农村光棍的类型研究——一种人口学的分析”，《中国 农业大学学报》Vol 28 No 3 160-169

11、，1955，“《中国农村的》的按语”

12、宋士云，“1949-1978 年中国农村保障制度”

13、孙淑敏，2005，《农民的择偶形态:对西北赵村的实证研究》，:科 学文献出版社

14、严海蓉，2005，“的农村，空虚的主体”，《读书》7;74-83

15、严海蓉，2010a，“‘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 级之一”，《时代》6:103-120

16、严海蓉，2010b，“阶级的言说与改造——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二”， 《时代》6:121-139

17、阎云翔，2006，《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 系 1949-199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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