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法律规定结婚年龄吗，是多少岁？

古人在婚嫁年龄上是有法律条例规定的，自先秦到明清千年之间，男女普遍结婚的年龄有所区分，一般成年男子满二十周岁，女子满十五周岁便可嫁娶。

一、崇尚礼法的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依旧遵循旧礼，认为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当时各个诸侯国出于战争的需求将男女法定的结婚年龄稍稍往上提了一些。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就曾经下令要求齐国男女的婚嫁年龄要比周礼中规定的至少要年轻十岁。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墨家、法家都曾提倡早婚，一来是因为在战乱时期的人们普遍寿命较短，同时也是为了向战场上输送大量的成年兵力，如此这般就可看出提倡早结婚的目的性了。

二、秦朝立法

最早将婚嫁年龄做明确规定并写进法律中的是秦朝，在秦法中有明确的表示，男子身高六尺五寸后行弱冠礼，女子身高六尺二成年后方可嫁娶。这里的结婚与年龄道无直接关系，决定权在于身高。秦朝对于男女嫁娶是有立法的，官府需要受理男女二人方可登记结婚。

三、两汉后的早婚制度

到了两汉之后，早婚现象就极为普遍了。首先是两汉的皇室早婚就很平常，国家立法要求女子年十五以上就可嫁人，若三十之前还未嫁，便要征收五倍的赋税。汉代的男子结婚年龄就要更早了。汉代的婚俗直接影响后面的历朝历代对于结婚的年龄规定。自汉代之后，普遍男子十五六，女子十三四便可结婚。

四、两宋晚婚新思潮

宋朝时诸多朝代中对男女婚嫁年龄上较为开放的一个朝代。法定婚龄虽然延续了唐代的婚姻习俗，有法律条文规定男十五、女十三便可婚嫁。可宋朝中对此婚俗持反对意见的大臣极多，同时他们也身体力行地用晚婚来直接对这项制度进行抵制。历史数据统计，宋代男女的普遍结婚年龄在十七八岁，这在奉行早婚的封建社会中，实属是思想上的求新求变。

婚礼。婚礼是传统社会的人生大礼，只有结婚才能“上以事祖庙，下以继后世”。因此结婚不是个人行为，是“合两姓之好”，以及繁衍后代的家族大事。因此婚礼成为传统社会关系的聚集点，人们通过繁复的礼仪行为来保障婚姻，使这一事关家族存续的重大礼仪隆重、热闹。古代婚制有“周公六礼”，《仪礼·士婚礼》中记述了贵族婚礼的六道仪式：一、纳采，男方以雁为礼品，到女家求婚；二、问名，男方再备雁，去问女子的名字；三、纳吉，男方将女名字取回后到祖庙占卜，卜得吉兆后备雁往告女家；四、纳征，男方送上聘礼，正式确定婚姻关系；五、请期，男方卜得吉日，送女家请求同意婚期；六、亲迎，婚期之日，男子带车前往女家迎娶。这是古代一般贵族的婚仪。诸侯的婚礼自然要气派得多，如周代韩侯娶妻时，迎亲的车队是“百两彭彭，八鸾锵锵”，送亲的女家亲眷亦“祁祁如云”，门前一片光鲜。皇帝大婚更是国家大典，清代皇帝成婚，程序遵循六礼，但极铺张豪华，文武大臣身穿朝服，肃立如仪，大婚次日，皇帝在太和殿行大朝庆贺礼，宴请文武百官，百官向皇太后、皇帝行表称贺，向皇后进笺称贺。皇帝颁布诏书，以大婚册封皇后，布告天下

史籍中关于结婚年龄的记载，所涉人物最早的，可能要数《史记·五帝本纪》：“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东汉赵晔所著的《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载：“禹三十未娶，恐时之暮，失其制度……因娶涂山，谓之女娇。”

由此可见，上古的两位先王舜和禹都是三十岁结婚。舜三十岁娶了尧的女儿娥皇女英，禹三十岁娶了涂山氏女娇。如果男子三十岁还不结婚，就与制度不合了。不过上古之事，多半是传说，不可考证。史籍中比较确切的关于结婚年龄的记载，是从先秦开始。

先秦：三十而娶，二十而嫁

《周礼·地官·媒氏》：“媒氏掌万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春秋谷梁传·文公十二年》：“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许嫁，二十而嫁。”也就是说，西周与春秋，男女的法定婚龄分别在三十岁和二十岁。《周礼》传说为周公旦所著，实际上成书于两汉之间。而《谷梁传》传说为孔子弟子子夏口头传给谷梁赤，谷梁赤将它记录下来，但实际上其成书时间是在西汉。这也与同样成书于两汉的《史记》和《吴越春秋》中舜和禹“三十而娶”的描述相吻合。

事实上，“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仅是礼法上的理想状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法定婚龄，往往更低。《国语·越语上》记载越王勾践令：“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这里只规定了结婚年龄的上限，而没有下限，这显然与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向吴国复仇的国策有关。而《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提到春秋第一个霸主齐桓公与管仲商议后“下令于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齐国男女的法定婚龄也比《周礼》的规定分别小了十岁和五岁。

战国时期，墨家提倡早婚，《墨子·节用上》：“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也就是说，墨子主张，男二十女十五就应当成婚。这种理论，无疑也是为了适应当时交战各国繁衍人口的需要。

秦朝：身高不够，别想结婚

中国历史上关于法定婚龄的规定，最特别的要数秦朝。根据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男子身高六尺五寸举行冠礼，行冠礼后方可结婚；女子身高六尺二寸定为成年，成年后许嫁。也就是说，能不能结婚，与年龄无关，完全取决于身高。这规定够奇葩！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秦朝也有婚姻登记制度，结婚必须去官府登记才有效。秦朝的官方法律解释《法律答问》中就有这样的案例：“有女子甲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六尺，当论不当？已官，当论；未官，不当论。”也就是说虽然没达到结婚条件，但如果官府登记了，也予以承认。不登记，婚姻当然无效。

两汉：没有最小，只有更小

到了汉朝，《汉书·惠帝纪》载：“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五算”就是征收五倍赋税。即汉朝的第二任皇帝要求女子十五岁前必须结婚，这同样是出于西汉初年迅速增加人口的需要。

汉代无论皇家还是民间，早婚现象都很普遍。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汉文帝十五岁生汉景帝，据此推算结婚年龄则更小。而《后汉书·灵帝纪》：“建宁四年四月癸丑，立贵人宋氏为皇后。”灵帝建宁元年十二岁即位，建宁四年十五岁结婚。民间如，收录汉魏晋石刻的《隶释》卷十五《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碑文：“年十八，娶妇徐氏。”以上为男子，女子如《后汉书·班昭传》：“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更为夸张的是《汉书·上官皇后传》：“诏召安女入为婕妤……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汉昭帝的上官皇后结婚时竟然只有六岁！真是没有最小，只有更小！

根据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中的研究，汉代结婚年龄多为男子十五六岁，女子十三四岁。汉代早婚之俗可以说直接影响了后世，自汉以后，历朝历代多奉行早婚。

 三国两晋南北朝：十三当爹，三十当爷

三国时期，王肃在《<诗·摽有梅>疏》中说：男十六而精通，女十四而能化，自此以往，便可结婚。这反映出当时人们的观念，认为男十六女十四身体成熟达到结婚条件。

《晋书·武帝纪》载，晋武帝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十月颁布诏令：“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也就是说，西晋女子十七岁还不出嫁，官府就要进行干预，勒令出嫁。《周书·武帝纪》建德三年正月诏：“自今已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鳏寡，所在军民，以时嫁娶……”即北周武帝规定，无论军民，包括丧偶者在内，男子年满十五，女子年满十三都要及时嫁娶。

举个比较有名的例子。《三国演义》第八回：“（貂蝉）自幼选入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色伎俱佳……”二八就是十六岁，十六岁的貂蝉先许吕布后嫁董卓，致使二人反目。貂蝉是《三国演义》中虚构的人物，而三国历史上另一确有其人的美女——文昭皇后甄氏，在建安四年（199年）袁熙出任幽州刺史时就已是他的妻子了，而甄氏据考证生于183年，也就是说她的结婚年龄在十七虚岁之前。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例子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太子拓跋晃，也就是热播剧《锦绣未央》男主的父亲。根据北魏皇帝世谱，拓跋晃生于428年，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浚生于440年，拓跋浚的儿子拓跋弘生于454年，拓跋弘的儿子拓跋宏生于467年，拓跋宏的儿子元恪生于483年。拓跋晃虚岁24岁病卒，假如他一直在世，虚岁13岁当爹，27岁当爷爷，40岁当太爷爷，到56岁就已五代同堂了。北魏早婚之风可见一斑。

隋唐：十三豆蔻正好，十五老大不小

隋朝未查到明确的法定婚龄，只能通过史实加以描述。《隋书·独孤皇后传》：“文献独狐皇后，河南洛阳人，周大司马、河内公信之女也。信见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时年十四。”明确记载了独孤皇后十四岁嫁给隋文帝杨坚。《隋代墓志铭汇考》所辑500余方墓志，直接记载女子出嫁年龄的22例中，十三至十五岁成婚者8人，十六至二十岁成婚者11人，二十岁以上成婚者3人。

唐代第一次规定男女法定婚龄是唐太宗贞观元年二月：“诏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无夫家者，州县以礼聘娶。”（《新唐书·太宗本纪》）即男二十女十五为结婚年龄上限，如果年满未婚，官府就要帮其结婚。唐太宗诏令一百多年后，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唐玄宗又下诏:“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唐会要·嫁娶》）即男十五女十三为结婚年龄下限。

唐人的婚嫁年龄，我们不妨通过唐代杰出的艺术形式——唐诗略做管窥。杜牧《赠别》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虽写青楼女子，却也反映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十三岁是女子最好的年华。李白《长干行》：“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明确写了女子十四岁嫁人。李商隐《无题》诗：“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十五岁还未嫁人，那女孩自己都伤心不已了。可见早婚观念在唐朝是多么深入人心。

 两宋：晚婚新风尚

宋代的法定婚龄沿袭唐开元年间的规定，辑录宋代官吏办案判词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在法：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不过，宋人似乎并不热衷于这么早婚。比如北宋名臣司马光就认为早婚有弊端，提出“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皆可成婚（《司马氏书仪》卷三）。南宋大儒朱熹也赞同司马光的观点，并在《朱子家礼》中加以引用。

《宋史》所记许多名臣，结婚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上，甚至还有花甲之年才成家的。大才女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说：“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建中辛巳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而李清照生于1084年，结婚时已虚岁十八了。若是放在汉唐，这样的年纪不是要被罚款，就是要被强制官配了。

宋代晚婚之风从文学作品中也可看出一二。以北宋末年为背景的小说《水浒传》，第六回鲁智深初见林冲，“生的豹头环眼，燕领虎须，八尺长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纪”；第七回林冲被高俅陷害，发配前与丈人告别:“自蒙泰山错受，将令爱嫁事小人，已经三载……”可见林冲是三十岁后才结的婚。再如南宋陆游诗：“尝闻邻家女，及笄不思春。”及笄也就是十五岁，这与李白笔下“十五泣春风”的唐代女子形成鲜明的对比。

据统计，宋代男女的平均婚嫁年龄推迟到十七八岁，虽然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仍属于早婚，但在普遍奉行早婚的古代社会，有宋一代可以说是开了晚婚的新风尚。

明清：男年十六，女年十四

《明史·嘉礼三》：“洪武元年定制用之，下令禁指腹、割衫襟为亲者。凡庶人娶妇，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并听婚娶。”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规定，明代的法定结婚年龄为男十六，女十四。乾隆《钦定大清通礼·嘉礼》：“许男十六以上，女年十四以上……皆可行右议婚。”清朝也明确规定，法定结婚年龄为男十六，女十四。

明朝历史上第一位在紫禁城坤宁宫大婚的皇帝——正统帝，就是十六岁结婚。那位从湖北入主紫禁城的嘉靖皇帝也是十六岁大婚。而正统帝之子成化帝十八岁大婚，成化帝之子弘治帝，也就是明朝唯一一位一夫一妻的皇帝也是十八岁大婚。而明代后妃的结婚年龄，如成化帝选后时，皇太后谕礼部：“榜谕京城内外，于大小官员民庶有德之家，务择其父母贤善，素有家法女子，年十五至十八……令其父母送来，吾将亲阅焉。”（《明宪宗实录》卷三）再如，天启元年三月，十七岁的天启帝要大婚，诏选天下十三到十六岁的淑女，最后选定十五岁的张嫣为皇后。

清朝早期，皇帝后妃的结婚年龄多早于乾隆《钦定大清通礼》的所说的十六岁和十四岁。比如大名鼎鼎的孝庄皇后就是十三岁嫁给皇太极。而孝庄之子顺治帝则是十四岁迎娶自己的表妹。再如康熙帝十二岁大婚，迎娶了同样十二岁的赫舍里氏。而乾隆之后，清朝皇帝的大婚年龄多在十六至十八岁。而清宫后妃的重要来源——-选秀女制度，则是遴选年十三至十七岁的八旗女子。

 结  语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男女的法定结婚年龄（上述均为虚岁），从西周的三十二十降至春秋战国的二十十五，到汉唐又降为十五十三，至明清又稍有提高至十六十四，大体呈一个反向的J型曲线分布，而并非很多人印象中的朝代越早婚龄越小。 至于《大戴礼·本命》所说的太古之礼“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姑妄听之，不必当真。

“礼贵夫妇，易叙乾坤，配阳成化，比月居尊，河洲降淑，天曜垂轩。”《史记》向我们展示了古代中国人的婚礼是一种多么神圣的仪式，算是人生头等幸事，必须非常隆重和讲究礼仪。中国古代把婚礼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古称“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婚礼

古代嘉礼的一种。婚嫁之礼。即男女双方正式结为夫妇的礼仪形式。我国中原地区华夏民族，婚姻礼仪的出现，在原始社会晚期，对偶婚的末期与单偶婚（一夫一发制）的初期。其时，已逐步由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财产主要由男子掌握，实行男娶女嫁，妻子从夫居，子女从父姓，妻子与子女是丈夫的家庭成员。实行婚礼的程序和仪节，表明父权制为生育自己的嫡亲子女，以继承自己的财产，并世代相传的目的。史载，夏、商求婚以“俪皮”为礼，俪皮即兽皮，意味着女子的价值相当于男子拥有的俪皮，此即后世聘礼之始。除此之外，并须“告父母”得到同意，以及亲迎于家。至周代，婚礼日趋完善，由简而繁，逐渐形成“六礼”之制，除奴隶，天子至庶人皆实行之。后代繁简不一，往往有明文规定。一般，统治阶级的婚礼繁琐奢侈，平民较简；富者繁琐，贫者较简；中原地区较繁，边远地区较简。除“六礼”外，婚礼还包括正婚礼（拜堂、沃盥、对席、同牢合卺、馁馀设衽）、婚后礼（妇见舅姑、妇馈舅姑、舅姑飨妇、庙见）等。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阶段文明程度不一，亦各有礼、俗。《通典嘉礼三天子纳妃后》：“伏牺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五帝驭时，娶妻必告父母。夏亲迎于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岁，定婚姻之时，六礼之仪始备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共牢而食，合卺而酯，所以合体，同尊卑而亲之，成男女之别，立夫妇之义，而后父子亲、君臣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

六礼

古代汉族婚礼的六种仪节。形成于周代，自天子纳妃后、皇太子纳妃、公侯大夫士婚礼，皆实行之。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它对男女婚姻之事起有规范的作用，《唐律》与《明律》中皆有类似的规定，然以男方付给女方的身价为其主要特征，是旧礼教下变相买卖婚姻的具体表现。其程序历代略有变迁，魏晋南北朝时，皇太子无亲迎一项，隋唐时恢复。宋初沿用六礼，后因程序主繁，平民无力应付者，往往逃奔他乡私自成婚，政和间，并问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徵，减六礼为四。南宋，朱熹在《政和新礼》基础上，制定《家礼》，又将纳吉删去，仅存纳采、纳征、亲迎三礼，并将三月庙见改为三日庙见。元、明、清时，明令采用《朱子家礼》。清代虽有满、汉与士、庶之别，然大体不出《朱子家礼》范围。《通典嘉礼三天子纳妃后》：“六礼之仪始备。”杜佑注：“一曰纳采，用雁，谓始语言采择可否；二曰问名，用雁，谓问女名目，将卜之也；三曰纳吉，用雁，谓卜得吉，往告之也；四曰纳徵，用束帛，徵，成也，谓婚姻礼成也；五曰请期，用雁，娶妇日也；六曰亲迎，用雁。”

纳采

古代婚姻“六礼”之一。后代或称之为“合婚”、“说媒”等。即男家请使者（即媒人）去女家表示求亲之意，试探女家意向，女家答应议婚后，男家就用雁等为礼品再去正式求婚。纳，接纳；采，采择。后世帝王或富贵之家，纳采之礼每有增加。如北齐皇太子及王纳妃，皇帝遣使纳采，有司所备礼物为：羔羊一口，雁一只，酒、黍、稷、米、面各一斛。问名、纳吉、请期、亲迎同。民间贫穷之家，则以雉、鹅等代之。《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郑玄注：“达，通达也。将欲也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许之，乃使人纳其采择之礼。”贾公彦疏：“纳采方纳者，以其始相采择，恐女家不许，故言纳。”胡培翬正义：“自纳采至请期五礼，皆遣使者行之。”《通典嘉礼三天子纳妃后》：“后汉桓帝立，明年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纳采，雁、璧、乘马、束帛，一如旧典。”

问名

古代婚姻“六礼”之二。即男家正式求婚，女家同意后，男家再请媒人执雁问议婚之女生母的姓名，本人的名字及出生年月日等，以回去占卜吉凶。后代问名扩大到门第、财产、职位、容貌、健康等诸方面。宋代以后，简化六礼，纳采与问名常合为一次完成。江南民间旧俗，男家至女家问名。女家将女子年庚八字，裹以红纸，副以红米、千年红、由媒人交付男家。媒人默然不语，持至男家厨房，供于灶神座下。如三日内家中平安，即请算命者合婚，或求签贞卜。若三日内有碎碗破钵等事，或八字相克，则借故将八字退还女家。仪《礼士昏礼》：“宾执雁，请问名。”郑玄注：“问名者，将归卜其吉凶。”《宋史礼志六八》：“古者问女之名，归卜夫庙，吉，以告女家，谓之问名、纳吉。”《明史礼志三一》：“朕惟夫妇之道，大伦之本。正位乎内，必资名家。特遣使持节以礼问名，尚伫来闻。”

纳言

亦称“文定”、“通书”。俗称“送定”、“过定”、“定聘”、“小聘”、“小定”等。古代婚姻“六礼”之三。是男家问名后将占卜得吉的消息通知女家的礼仪。也是定婚阶段的主要礼仪。男家如卜得吉兆，决定缔结婚姻，便以雁等为礼物，使媒人告知女家，然后双方交换婚书，分别开明男女正式所庚、生辰八字、两家三代及主婚人姓名、荣衔、里居等。其“门当户对”的意义十分明显。《唐律》等所称“报婚书”，即纳吉而女家男家答应定婚的书契。宋代民间称“过细帖”，“定亲”等，都是订定婚约之意，均属“纳吉”的内容。宋朱熹《家礼》将纳吉并入纳徵，此后两礼常一并进行。纳吉早期以雁为礼，后世随婚姻的买卖性质的发展，逐渐以首饰、彩绸、食品等为礼物。通常，男家长辈亲属与媒人一起至女家，相看家庭与人品，长辈并须给女子一定的钱，作为见面礼，称为“相亲”。《仪礼士昏礼》：“纳吉用雁，如纳采礼。”郑玄注：“归卜于庙，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于是定。”贾公彦疏：“未卜时，恐有不吉，婚姻不定，故纳吉乃定也。”庙，祖庙；纳吉，指女家得到男家占卜得吉的喜讯。宋吴自牧《梦梁录嫁娶》：“男家以草帖问卜，或祷忏，得吉无克，方回草帖，亦卜吉媒氏通音。然后过细帖，又谓‘定帖’。帖中叙男家三代官品职位名讳，议亲第几位男，及官职年甲月日吉时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书主婚何位尊长，女家回定帖，亦如前开写，及议亲第几位娘子，年甲月日吉时生，具列房奁、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财产、宅舍、房廊、山园等。其伐柯人两家通报，择日过帖，各以色彩衬盘、安定帖送过，方为定论。然后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双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则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若不如意，则磅彩缎两匹，谓之压惊，则婚事不谐矣。既已插钗，则伐柯人通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若丰富之家，以珠翠、首饰、金器、销金裙褶及段匹茶饼，加以双羊牵送，以金瓶酒四樽或八樽，装以大花银方胜，红绿销金酒衣簇盖酒上送往。女家接定礼合，于宅堂中备香烛酒果，告盟三界，然后请女亲家夫妇双全者开合，其女氏即于当日备回定礼物，以紫罗及颜色段匹，珠翠须掠，皂罗巾段，金玉帕环，七宝巾环，箧帕鞋袜女工答之。更以元（原）送茶饼果物，以四方回送，羊酒亦以一半回之一自送定之后，全凭媒氏往来，朔望传语

纳徵

亦称“纳币”、“纳成”、“文定”。后世俗称“纳财”、“送盘”、“大聘”、“过大礼”、“下财礼”等。古代婚姻“六礼”之四。此为纳吉之后，男家送聘礼给女家的仪式。女家受物复书，标志婚姻完全成立，从此男女双方作为亲家往来。纳徵礼品，周代，庶人用缁帛；士大夫用玄纁、束帛、俪皮；诸侯加谷圭；天子加大璋。后代皇室、高官，聘礼丰奢，唐代高宗时曾下诏，限定官宦之家聘财之数。然历代虽民间也多以金银器为聘礼故贫寒之士每有成年而无财以聘婚者。《春秋庄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齐纳币。”杜预注：“纳币即纳徵。”《仪礼士昏礼》：“纳徵”郑玄注：“徵，成，使者纳币以成昏礼用。”贾公彦疏：“纳此，则昏礼成，故云徵也。”《通典嘉礼三天子纳妃后》：“汉惠帝纳后聘黄金二万斤，马十二匹。”又：“大唐显庆四年十月诏：天下嫁女受财，三品以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装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宋吴自牧《梦梁录嫁娶》：“信纸聘礼，富贵之家当备三金送之，则金钏、金鋜、金帔坠者是也。若铺席宅舍，或无金器，以银镀代之。否则贫富不同，亦从其便，此无定法耳。更言士宦，亦送销金大袖，黄罗销金裙，段红长裙，或红素罗大袖段亦得；珠翠特髻，珠翠团冠，四时冠花，珠翠排环等首饰，及上细杂色彩段匹帛；加以花果物、团圆饼、羊酒等物，又送官会银铤，谓之‘下财礼’。”金鋜，金锁片也。宋司马光《温公书仪》：“世俗贪鄙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是乃驵侩鬻奴卖婢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

请期

古代婚姻“六礼”之五。为男家向女家请定婚期的礼仪。纳徵之后，男家卜取吉日，派使者（媒人）持雁和礼物，至女家求请结婚的日期，女家谦让，使者则将男家卜取的吉日告诉女家。如女家因故不能同意，则须改期。请即商请，由女方决定之意。民间，多由男女双方共同商定日期，由算卜者卜定为吉日后，送一期帖至女家，或由媒人口头通知。俗称为“提日子”、“送日子”等。宋代以后，多并请期与纳徵。《仪礼士昏礼》：“请期用雁。主人辞，宾许，告期。如纳徵礼。”郑玄注：“主人辞者，阳倡阴和，期日宜由夫家来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者往，辞，即告之。”胡培翬正义：“婿家得吉，乃不敢直以告女家，而必请之者，示听命于女家，尊之也。”《宋史礼志》：“士庶人婚礼，并向名于纳采，并请期于纳成（徵）。”徵，避仁宗讳“祯”，改称纳成。

亲迎

亦称“迎亲”。古代婚姻“六礼”之六。即举行成婚典礼之日，新郎奉主婚人之命亲自至女家迎娶新娘的礼仪。《仪礼士昏礼》规定：亲迎那一天，新郎穿黑色礼服，乘黑漆车子，前有人执烛前导，后有从车，前往女家。新娘之父亲自出门迎女婿与男家宾客入门。新郎将雁与礼品交给女家，行礼而出。梳妆整齐的新娘，头蒙盖巾，随至车前，新郎亲自把车上的索子授给她，引她上车。先由新郎亲自驾车，随后由驭者代替，女家派人随行。车至男家，新郎先乘车进门，待新娘及送行者到达后，由新郎接新娘进家门。然后入宅行拜堂、合卺等仪式。《公羊传》谓自天子至于庶人都有亲迎礼。西汉叔孙通制礼，从《左传》，认出天子无亲后，迎新娘多用轿，新郎骑马或乘轿，轿用红绿彩绸装饰，故称花轿，并以鼓乐前导。各地礼仪民俗繁简不一。《诗大雅文明》：“大邦有子，见天之妹。文定厥样，亲迎于谓。”《礼记哀公问》：“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宋吴自牧《梦梁录嫁娶》：“至迎亲日，男家刻定时辰，预令行郎，各以执色如花瓶、花烛、香球、沙罗洗漱、妆合、照台、裙箱、衣匣授事街司等人，及顾（雇）借官私妓女乘马，及和倩乐官鼓吹，引迎药檐子或粽檐子藤轿，前往女家，迎取新人。”

拜堂

也称“拜天地”。古代婚礼仪式之一。始自唐代，自皇室至士庶，普遍行之。宋以后，风行全国，所拜为天地、祖宗、舅姑（公婆），并夫妻交拜，表示从此女子成为男家家族的一员，因而成为婚礼过程中最要的大礼。近化“拜堂”范围扩大，除天地祖先尊亲及交拜外，更须拜毕家族尊亲、友好宾朋。乡村于新婚次日拜宗祠（即古代“庙见”之礼）后，尚须拜揖乡党邻里，婚礼始告成立。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花烛》：“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及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婿于床前请新妇出至家庙前参拜毕。女复倒行，扶入房讲拜，男子各争先后，对拜毕就床次日五更用一卓（桌）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上展拜，谓之新妇拜堂。次拜尊长亲戚，各有采段巧作鞋枕等为献。”

交拜

古代婚礼仪式之一。指举行婚礼时，新婚夫妇互相对拜。始自唐代，后世因之。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礼异》：“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宋司马光《温公书仪》：“古无婿妇交拜之仪，今世始相见交拜，拜致恭，亦事理之宜，不可废也。”《水浒会传》第一0四回：“王庆与段三娘交拜合卺等项，也是草草完事。”《儒林外史》第二六回：“鲍廷玺插着花，披着红，身穿紬段衣服，脚下粉底皂靴，先拜了父亲，吹打着，迎过那边去，拜了丈人、丈母吃过三遍茶，请进洞房里和新娘交拜合卺，不必细说。”

合卺

古代婚礼仪式之一。即新夫妇在新房内共饮合欢酒。起于上古。本用匏（葫芦）一剖为二，以七将两器（瓢）之柄相连，以之盛酒，夫妇共饮，表示从此成为一体，名为“合卺”。后世改用杯盏，乃称“交杯酒”。宋代并有行“合卺”礼毕，掷盏于床下，使之一仰一覆，表示男俯女仰、阴阳和谐的习俗，带有明显的性象征的意味。后亦以“合卺”借指成婚。《礼记昏义》：“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孔颖达疏：“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不异牲也合卺，则不异爵，合卺有合体之义。共牢有同尊卑之义。体合则尊卑同，同尊卑，则相亲而不相离矣。”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酒。饮讫，掷盏并花冠子于床下，盏一仰一合，俗云大吉，则众喜贺，然后掩帐讫。”宋吴自牧《梦梁录嫁娶》：“礼官命妓女执双杯，以红绿同心结绾盏底，行交卺礼毕，以盏一仰一覆，安于床下，取大吉利意。”

妇见舅姑

亦称“谒舅姑”。古代婚礼仪式之一。起自周代，据《仪礼士昏记》，妇见舅姑，妇馈舅在、舅姑餮妇与庙见，为成妇之礼的四个步骤。即在婚后第二天，天未明时，新娘就起床，沐浴，梳洗洁净，戴上笄簪，穿上平时的服装，至舅姑（公婆）的寝门外，等待拜见。到天明时，舅姑分别各就席次，舅在东席，姑在房外南席。新娘手捧竹器，由铺饰巾，盛以枣、栗，行进到舅前下拜，放置席上。起拜，退到原来处所，再拜。然后退到阶下，拿着盛有干肉、铺有饰巾的竹器，登阶而上，北面拜奠于席。姑坐席上，接受礼品，然后起身回答妇拜。新娘见舅姑之礼至此毕。枣、栗等食品象征女子要敬谨端正之义。妇馈舅姑，是新娘洗手后进肉食于尊长，表示对舅姑的孝养。舅姑饮酒用菜后，共同“飨妇以一献之礼”，向新娘敬酒两杯。回敬两杯后，舅姑飨妇之礼完毕。待庙见后，新娘即取得“妇”的身分。后世，妇见舅姑多行于成婚之夕，并依次拜见舅姑、亲长、宾朋，献上香茗。而新娘过门第三天，下厨烧菜，即古代妇馈舅姑礼之遗。唐王建《新嫁娘词》：“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羮汤。未谙姑食怀，先遣小姑尝。”唐朱庆馀《闺意献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钟毓龙《说杭州婚姻拜堂》：“[公婆]四拜坐而受之，四拜立而回揖公婆见礼，毕，其余大伯、小叔、妯娌、小姑之尖，男左女右，以长幼为一序，一起同拜。”

庙见

古代婚礼仪式之一。即婚后至迟三个月，须择日率新娘至夫家宗庙祭告祖先，以表示婚姻已取得夫家祖先的同意。从此，才算加入夫宗，具有参加祭祀和被祭祀的资格。在封建宗法时代，“谒舅姑”与“庙见”为成妇之礼。如新妇未经庙见即死亡，则由男家盛殓，归葬女方祖茔，作“未成妇”看待。下葬时，其夫不能执杖及送葬，木主也不能进入男家宗祠。其仪起于周代，反映了父权制男性家长统治的特点。后世以三月时间太长，宋代《朱子家礼》改为三日庙见。明代，皇族婚嫁仍依古礼，民间婚礼，按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诏令，拜公婆与拜祖抚一并于亲迎之次日举行。庶子之妇及娶亲，则不须行庙见礼。《仪礼士昏礼》：“若舅姑既没，则妇入三月，乃奠菜。”《仪礼曾子问》：“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祭于弥，成妇之义也。”郑玄注：“成妇义者，妇有供养之礼。”孔颖达疏：“若贾（贾逵）、服（服虔）之义，大夫以上，无问舅姑在否，皆三月见祖庙之后，乃始成昏。”按，庙见与新妇奠菜祭舅姑（公婆）为二事，奠菜相当于“谒舅姑”之礼。舅姑已亡，则可并为一事举行。钟毓龙《说杭州婚姻拜堂》：“最后见公婆矣。公婆俱存者，必双双先至家庙前，向祖宗八拜，然后再受儿媳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