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达是什么??

哈达是藏族人民作为礼仪用的丝织品，是社交活动中的必备品。哈达类似于古代汉族的礼帛。

根据有些学者分析，哈达这一名称开始出现于八思巴第一次返藏之时。众所周知，八思巴是藏族历史上，特别是中央同西藏地方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伟人。他于1244 年随其叔父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前往西凉（亦称凉洲，今甘肃武威）会见元太宗元太宗次子阔端。元世祖元世祖即位后，八思巴被尊为国师、帝师。他于1265 年第一次返藏时，向菩萨、佛像和僧俗官员敬献、赐奉哈达。据笔者所知，史书中关于哈达的正式记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藏族的社会交往中，之所以长期盛行使用哈达这一礼仪之品，是因哈达的丰富文化内涵决定的。藏族人历来认为洁白、无瑕最能表达和象征人们真诚、纯净的心愿，所以人们自古以来在社会交往中使用洁白的哈达，以表达自己真诚、纯净的心愿。因而哈达便早已成为藏民族这一深刻文化心态的重要媒介和载体。

据分析研究，白色崇拜或尚白是藏民族深刻的文化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近来考古工作证实，自古以来藏族先民就非常崇尚白颜色。早在佛教入西藏之前，藏族先民就崇仰白事、白道，回避、忌讳黑事、黑道。《格萨尔王传》及其它许多民间故事中，以白人、白马、白云、白鹤等白色来象征和代表正义、善良、高尚的人、军队或事情，而黑人、黑马、乌云等黑色则是象征和代表邪魔、罪恶和不幸的。白色象征纯洁、无瑕、忠诚、喜庆、祥和、善业和正义，而黑色则相反，大凡都是邪祟、罪恶和不祥之兆，这已成为鲜明的藏族文化观念。在藏民族长期生活中形成的这种文化观念、文化心态，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能够感觉到。房屋墙壁刷白灰，过新年时门窗和木制家具上用白面点白点或画白线，给酒壶、酒皿系上哈达或羊毛，为壶嘴、碗口贴酥油，在要道山口的石堆顶端放上白石等等，只要留意就会发现无处不见白色崇拜的印记。

这样看来，藏族尚白文化理念的产生和形成大大早于哈达的产生，而哈达只是较晚期出现的尚白文化心态的一种反映、一种载体，并不是唯一的反映、唯一的载体。早在丝织品没有出现之时，藏族先民就是以羊毛、糌粑或白石、白灰等白色物品来表达和象征纯正、洁白的善心诚意。随着藏民族同内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多，促进了文化的相互辐射。当时蒙族使用“哈达卡”的习俗和汉族地区发达的丝织业，使藏族的尚白文化心态进一步找到了表达的具体形式和便当载体。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崇尚颜色，各种颜色的象征意义也因民族的不同而各异。那么，藏民族为什么崇尚白色呢牵有人认为这是因地处雪域所致，或把它归结为羊毛功用的效应。这点笔者认为可以继续考证、商榷。但目前根据不很充分，因为雪只是在青藏高原多一些，但并不是唯独这里才有，而羊毛更是遍及全球。牦牛最具这个高原的特征，而且与藏族人民生活最密切。但是它的毛色却并没有成为具有崇尚象征意义的颜色。当然，日、月、火、光更不可能是产生藏族尚白文化心态的根因，因为世界各民族的幼年都曾共享日、月、火、光的恩泽。笔者认为这些自然和生活环境对文化心态的形成无疑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只是外因，是一种条件，不是根本原因，不是决定因素。确切地说，藏族先民对纯净皎洁无瑕的本能崇奉，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才逐渐形成了尚白文化心态。所谓社会环境或社会条件，还得多费一点笔墨。古印度佛教思想中存在的尚白传统，随着佛教传入西藏而影响了藏族文化思想，强化了藏民族尚白文化心态的理念。同时如上所述，蒙族的“哈达卡”和汉族地区发达的丝织业又给这一文化心态进一步提供了表达的具体形式和便当的载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藏族的尚白文化心态也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一种反映。

哈达大体上有三种：特等内库哈达、头等阿喜哈达和二等素喜哈达。阿喜和素喜哈达又各分上中下三等。有人把阿喜哈达的仿制品阿扎哈达单独作为一种，也有人把素喜哈达中的下等品索朗哈达（索达）单独作为一种。所谓内库哈达就是从皇家内库拿出来的特等哈达。这种哈达宽又长，而且质地优良。这种哈达边沿织纹为长城图案，面上织纹为八大祥徽和祝福词。哈达尼玛德勒即“化日呈祥”隐花哈达便是一种。过去，市面上是买不到内库哈达的。与内库哈达相对应的是外库哈达，但是后来把外库哈达称作素喜哈达。

在过去，使用哈达有一定的规矩、规格和形式：平日里，各级官员都得按自己的身份或名号去使用哈达，不能越轨乱礼。私人和民间使用哈达要随便一些，没有那么严格的规矩，亲朋至友间也有使用内库哈达的。献致哈达也有一定的规矩和形式：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对上敬献，对下赐给，平级之间互赠，前辈、同辈和晚辈之间也是如此，都有一定的规矩和讲究。对上呈献哈达要双手捧上，或通过代理人转献；将哈达赐给下级时，一般把哈达系于对方的颈项，平级之间则把哈达捧送给对方手中。根据不同的用场，哈达的敬献致送的方式也有所区别。

献"哈达"的动作因人而异，一般来说，要用双手捧哈达，高举与肩平，然后再平伸向前，弯腰给对方，这时，哈达正与头顶平，这表示对对方尊敬和最大的祝福--吉祥如意。对方以恭敬的姿态用双手平接。对尊者、长辈献哈达时要双手举过头，身体略向前倾，将哈达捧到座前或足下；对平辈或下属，则可以系在他们的颈上

使用哈达的场合相当多。红白喜事、迎来送往、致谢等等都能派上哈达的用场。根据不同的用场，哈达的折叠方式也不同，一般讲有访问式折叠法和敬献式折叠法。

当今，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哈达的使用比过去更广泛、更普遍，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滥用现象，致使一个好端端的社交礼仪形式，搞得有些庸俗化。

诚然，过去在使用哈达的规矩和方式之中固然存在封建等级的文化观念，但应切记，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特别是作为人们社会交往中的礼节，正是以一定的规矩和形式为主要标志的。因此，笔者认为过去使用哈达中的封建等级观念和繁文缛节应予摒弃，但是一定的规矩和必要的形式还是必需的。

哈达是藏族“礼巾”之意。哈达最早是藏族宗教礼仪中虔诚地向神灵敬奉的一件珍贵供物，也是僧侣们互赠或向活佛敬献的礼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已不仅仅是宗教界专用的供物，已成为藏族人民生活中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礼物。

哈达是一种特制的丝织物或麻织物，长度通常为5尺左右，宽度不等，上绣有“云林”“八宝”等民间花纹图案。按质料来分，哈达分为三种：普通品为棉纺织品，称为“素喜”，不到1公尺长；中档品为一般丝织品，称为“阿喜”，约有2公尺长；对政治、宗教界高级人物使用的高级丝织品，是档次最高的一种，称为“浪翠”，有3公尺多长。按颜色来分，哈达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象征纯洁、吉利的白色哈达；一种是五彩哈达，颜色为蓝、白、黄、绿、红。蓝色表示蓝天，白色是白云，绿色是江河水，红色是空间护法神，**象征大地。它是献给活佛或近亲时做阿西（彩箭）用的，为最隆重的礼物。佛教教义解释五彩哈达是菩萨的服装，所以，它只在特定情况下才用。据藏族学者赤列曲扎在《西藏风土志》中记载，哈达是元朝时传入西藏的，萨迦法五八思巴会见元世祖忽必烈后回西藏时，带回了第一条哈达。当时的哈达，两边是万里长城图案，上面绣有“吉祥如意”字样。故可说哈达是从内地传入西藏的，且多产于四川成都。

在藏族地区，献哈达是一种既普遍又崇高的礼节。无论婚丧嫁娶、民俗节庆、拜会尊长、迎送宾客、朝觐佛像、音讯往来、求情办事以及新房竣工、认错请罪等都有献哈达的习惯。献哈达是对对方表示纯洁、诚心、忠诚和尊敬的意思。当然在不同情况下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如佳节之日，人们互献哈达，表示祝贺节日愉快、生活幸福、身体健康；男女求婚时，先由中间人献哈达，如接受哈达则表示可以议婚，退回则为拒绝之意；婚礼上呈献哈达，意为恭贺新喜，祝愿新婚夫妇恩爱如山，白头偕老；迎送宾客时奉献哈达，表示对远方来客的热烈迎送和崇高的敬意；葬礼上献哈达，表示对死者的沉痛哀悼和对死者家属的安慰；佛法会上，向喇嘛和活佛敬献哈达，表示对喇嘛活佛的无限敬仰和信教的一片虔诚之心；到神佛前祈祷时献哈达，以示信佛者的虔诚和希望菩萨保佑，万事如意；在书信来往中，附上一条哈达，表示写信者感情的真诚和意愿的庄重；将钱物包在哈达里赠给演员，表示观众真诚的心意；拜会尊长敬献哈达，表示对尊长的敬重，祝愿幸福、长寿、吉祥如意；向对手献哈达表示想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好。

献哈达是一种文明与礼貌的表现，因此十分讲究。献哈达者应将哈达对叠再对折成四幅双楞，把双楞一边整齐地对着被献者，躬身俯首，双手奉献，表示恭敬。被献者也必须弯腰俯首，双手承接，表示回敬 。切忌用一只手相送或一只手受礼。献哈达的方式也有许多区别：下级向上级，晚辈向长辈，或向活佛献哈达，应躬身低头，双手举哈达呈上或放在座位前的桌子上面或脚下，对方并不回赠哈达。这时的哈达，表示敬意和感谢；同辈平级献哈达，表示友好，应该献在对方手上，对方回赠哈达；上级对下级，长辈给晚辈赠哈达，表示亲切关怀和慈祥的爱意，可直接将哈达挂在对方颈上；如果是喜庆典礼，主人往往将所献哈达回赠给献者，并绕在他的脖子上；他人为自己献哈达时，应将身体微微前倾，恭敬地双手接过，然后绕过头顶挂在自己颈上，以示谢意。

藏族地区，借债、请愿或请求帮助，也同样敬哈达，不应允则将哈达当面退回，有时请求者坚持呈上，往复多次，再不接受，说明请求者的愿望绝无实现的可能。不少地方，还有给建筑物、器皿、桥梁、牛皮筏等献哈达的习惯。新的建筑落成、新的器皿做好，都要举行某种仪式，并给其系上哈达，表示祝贺。举行春耕仪式时，牛角上系哈达，祝福新的一年获得好收成。在结婚典礼上，新娘进门时，送亲者要给男方的大门、楼梯、房柱、厨房、羊毛垫、佛龛等敬献哈达，以示吉利和平安。

献哈达是藏族人民优良的传统习惯，世世代代人们都把献哈达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礼仪。“哈达有价情无价”，它虽无黄金贵重，但却比黄金更加受到人们的崇敬。因为它象征着一片金子般的心，代表着最真诚的感情，寄托着最美好的祝愿，标志着最崇高的敬意。

　　贞观之治 ：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治世局面。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当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他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作为一位万人之上的君主能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唐太宗不愧是一位开明的皇帝。�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在深层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遗产）上作出突出建树的有贞观王朝。正因为有了贞观之治的基础，武则天才能做到“政启开元”，从而为开元盛世奠定基础。开元盛世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为证。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下面几条文明成果使大汉民族成为当时已知世界最最优秀的民族。

　　贞观年间，农民占有一定土地，赋役负担减轻，有了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那时候，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

　　[编辑本段]〖历史原因〗

　　1。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

　　2。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弊在当时，功在千秋。

　　3。前期的李世民汲取隋失败的教训，正如汉朝初期汲取秦灭亡的教训一样，让百姓休养生息，李世民自己也基本能虚怀从谏。但是，晚期的李世民变了，不再那么虚怀从谏，不在让百姓休养生息，而是好大喜功，征服高丽失败。这些是贞观之治不能持久的原因。

　　[编辑本段]〖治世景象〗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616年至649年的疆域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史书记载:

　　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使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日本民族平空跃进了一千年。

　　三、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尢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檠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四、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

　　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

　　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分权原则。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当时的贤臣魏征就供职于门下省）。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智慧和胸襟。

　　五、高度发达的商业。

　　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

　　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路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 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编辑本段]〖相关评价〗

　　回顾贞观王朝的灿烂文明史，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也曾经是最最优秀的国民！当今天的中国人回首先辈辉煌的过去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死抱着“四大发明”和“文明古国”等早以消逝的光环自欺欺人；还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造自己？重新找回中华民族的理性和自信，还是每个中国人自己来作出抉择吧！

　　开元盛世：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比较清明，任用贤能，经济迅速发展，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唐朝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史称“开元盛世”共29年。

　　[编辑本段]任用贤能

　　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编辑本段]改革吏治

　　玄宗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他们的处事才能及培养行政经验。同时间，又选取都督刺史中有作为者，将其升为京官。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玄宗亦将全国分为十五道，於各道置采访使，以监督地方州县的官员，并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而在选拔人材方面，玄宗亦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

　　[编辑本段]发展经济

　　玄宗於这段时间甚为节俭，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后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后宫的奢靡之风。他并命令宇文融清查全国的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共查得八十多万户，大幅增加唐朝的税收及兵力来源。因为这些措施，唐朝的财政变得丰裕，而且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

　　具体：

　　农业方面：①兴修大型水利工程。②农耕技术提高：水稻广泛采用育秧移植。③茶叶生产的发展：唐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作者陆羽被后人称为“茶圣”。饮茶之风开始在唐朝盛兴。④生产工具的改进：出现新的农业工具——曲辕犁；创制新灌溉工具——筒车。

　　手工业方面：①丝织业：花色品种多，技术高超。②陶瓷业：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唐三彩（世界工艺的珍品）。

　　商业繁荣：①著名的大都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②长安城：城内分为坊和市，坊是居民宅区，市为繁荣的商业区。唐都长安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编辑本段]提倡文教

　　唐玄宗时期，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内容，以及为了撰拔人才，亲自在殿试考核吏部新录取的县令。而且对儒生十分优厚，下令群臣访求历朝遗书，共觅得图书近五万卷，便唐朝的文化事业迈向鼎峰。

　　文学方面：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流传至今的有两千多位诗人的近五万首诗歌。

　　代表诗人：

　　①李白（盛唐）——“诗仙”（《早发白帝城》、《蜀道难》）

　　②杜甫（盛－衰）——“诗圣”“诗史”（“三吏”“三别”）

　　③白居易（中唐）——《秦中吟》《新乐府》，诗歌反映现实。

　　书法：“颜筋柳骨”

　　1、颜真卿：创立雄浑敦厚的新书体，称“颜体”，是继王羲之之后我国书法史上最有成就的大书法家，代表作为《颜氏家庙碑》《多宝塔碑》。颜真卿。

　　2、柳公权：博采众长，别出新意，成“柳体”，其字方折峻丽，骨力劲健。代表作为《玄秘塔碑》。

　　绘画

　　1、（唐朝）阎立本：擅长人物画，代表作为《历代帝王图》《步辇图》。

　　2、（唐朝）吴道子：“画圣”，开后世写意画先河，代表作《天王送子图》。

　　艺术宝库

　　代表：甘肃敦煌莫高窟（大部分隋唐开凿，壁画和彩色塑像，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编辑本段]对外军事

　　玄宗采纳张说之提议，实行募兵制，以取代日渐废弛的府兵制。在公元722年，他亲自挑选府兵及壮丁共12万人作为京师的宿卫，并称为「骑」。而他亦於边疆地带设置十大兵镇，以节度使节制，作为统治异族与巩固边防的措施。

　　[编辑本段]外交方面

　　1、7世纪前期，吐蕃（今西藏）杰出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他仰慕中原文明，几次向唐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入吐蕃后，带去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增进了汉藏之间友好关系。8世纪初，唐朝又把金城公主嫁到吐蕃赞普尺带珠丹。至此，吐蕃和唐朝已经成为“和同为一家”了。

　　2、回纥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8世纪中期，唐玄宗封回纥首领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后来，回纥改名为“回鹘”。

　　3、7世纪末，粟末靺鞨部首领大祚荣统一了周围各部，建立政权。8世纪前期，唐玄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加授渤海都督。从此，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号。粟末靺鞨有“海东盛国”之称。唐朝管理东北边疆的机构是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

　　4、诏居民是今天彝族和白族的祖先。南诏首领皮罗阁统一六诏，唐玄宗封他为云南王。

　　隋唐时，中日两国交往密切。贞观年间，日本有很多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唐学习。遣唐使回国后很受重用，他们以唐朝的制度为模式，进行政治改革，还参照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社会生活上至今都保留唐朝人的某些风尚。唐朝赴日本的使节和僧人中，最有影响的是鉴真，曾六次东渡日本，在日本传播唐朝文化。

　　唐与新罗的关系

　　1、方式：①派遣使节和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②新罗商人来中国经商，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首位。

　　2、表现有：仿唐制建立政治制度、采用科举制选官吏、引入了中国的医学、天文、历算等科技成就。

　　唐与天竺的关系——玄奘西游

　　唐朝时中国与天竺交往频繁，最杰出的使者是高僧玄奘。贞观初年，他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回国后，专心翻译佛经，还写成著名的《大唐西域记》。这部书是研究中亚、印度半岛以及我国新疆地区历史和佛学的重要典籍。

　　思考：根据所学知识，结合教材内容，说说唐朝时期对外交往的特点吗？促使唐朝对外交往活跃的因素有什么呢？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唐朝的对外交往情况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特点：①对外交往比较活跃，与亚洲乃至非洲、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有往来。②唐政府鼓励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允许他们长期居住。③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频繁的外贸活动。④唐朝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

　　因素：①国家安定统一；②经济文化繁荣；③对外开放政策；④对外交通发达。

　　启示：第一，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第二，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发展经济文化。第三，学习唐朝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在传播先进文化的同时，要善于吸取其精华，为己所用。

　　[编辑本段]与贞观之治之比较

　　贞观之治时，唐朝百废待兴，虽有所治绩，但距「辉煌」还颇远。但当时唐朝正值方兴未艾之际，因此虽历经政变，仍然应付自如。而到了开元之治时，唐朝经过了百年的发展与积累，已臻於鼎盛，进入了黄金时代。但已处於盛极而衰的边缘，因此已开始出现腐朽的现像，在遇到变乱时，即无力回天，结果走向灭亡。

秦汉 ( 西汉、新朝、东汉 ) 时期 ( 公元前 221-220 年 ) ：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政治上几度出现强盛的局面，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步发展的时期。 政治：本阶段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时期。秦灭六国后，为巩固统一，在中央建立起至高无上的皇帝制和三公制，在地方确立郡县制，并在思想文化方面通过“焚书坑儒”等强硬手段，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西汉初年推行郡国并行制，王国权力逐渐增大威胁中央，其实质是奴隶社会分封制的残余对封建上层建筑的威胁。自景帝开始“削藩”，又平定“七国之乱”收回王国官吏任免权，初步削弱王国的势力。汉武帝推行“推恩令”，从根本上解除了王国对中央的威胁，是西汉解决王国问题最关键的步骤。随之又夺去大批王侯的爵位，王国问题至此得到根本解决。为以思想上的统一加强政治上的统一，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确立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东汉时期，中央集权渐趋衰落，其主要原因在于豪强地主势力的恶性膨胀，这是东汉一朝政治上的突出特点。豪强地主指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在经济上占有大量土地，而且世代相传具有特殊身份的大地主，豪强地主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上又掌握中央或地方政权，还拥有私人武装，是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在黄巾起义被镇压后，社会上便出现了豪强地主割据混战的局面。经济：本阶段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秦的政治统一和统一货币、文字与度量衡的措施都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在秦末农民战争的作用下，汉统治者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调整统治政策，如西汉初年针对秦的暴政，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东汉初年针对西汉后期至新朝严重的奴婢问题，汉光武帝注意整顿吏治，并下九道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开创了“光武中兴”的局面。经过几代的治理，以及劳动人民的辛勤创造，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社会出现安定繁荣的局面。 民族关系：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民族关系初步繁荣时期。 在北方，汉族政权同匈奴族关系复杂。战国后期，匈奴族威胁中原，迫使北方各国筑长城自卫。秦朝北击匈奴，并修筑长城，迁发内地人民充实边防。西汉初年“白登之困”后，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并不能杜绝北方边患。汉武帝时，社会繁荣，国力强盛，三次大败匈奴，基本解除北方的威胁。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北匈奴仍不断骚扰北方边郡。东汉政府两次打败北匈奴，解除了它对西域和东汉的威胁。两汉时期，同西域各族开始发生密切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张骞和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沟通了西域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往来，密切了西域和内地的联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西域的开发，丰富了汉族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两汉的疆域也得到了扩展。 秦汉时期还是我国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初步开发和管辖的阶段。秦征服珠江流域的越族，在当地设三郡，迁移中原人民到那里戍守，还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汉武帝则在四川西南、贵州、云南等地建立郡县，加强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同内地各族人民的联系。对外关系：本阶段，中国向朝鲜、日本、西亚和欧洲的交往开始以贸易往来，使节往来和科技文化交流等形式发展起来。“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同西亚和欧洲大秦的交往开始沟通。同东方领国朝鲜、日本的往来更为频繁，中华民族的文化开始对这些东方国家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文化：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各民族的联系加强，中外的经济政治交往频繁，科技文化由此得到很大发展。造纸术的发明以及数学、天文学、医学等方面的成就，奠定了我国古代科技文化在世界长期领先的基础。

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220 － 589 年 ) ：本阶段的特点是封建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北方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江南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开始改变我国农业经济以北方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格局。政治：本阶段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乱世。秦汉以来封建的大一统局面被打破，其间虽有西晋的短期统一，但分裂是这一时期政治的主要特点。这是东汉以来分散的封建豪强地主经济的产物。至魏晋时期，豪强地主上层又发展为士族。东晋南朝时期，士族制度获得充分发展，士族控制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并垄断了仕途，其腐朽统治是阻碍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国家统一的政治基础。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南北经济的明显差异，也使南北政治统一缺乏必要的经济条件。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内部明显的民族差异，也妨碍着国家统一。经济：本阶段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是江南经济的开发，使中国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朝以前，中国经济重心位于黄河流域，正是由于该地区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使它成为历代统治者争夺的对象。因此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战乱，这就使黄河流域原本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不断遭到破坏。特别是东汉末年，北方大规模的战乱连绵不断，经济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长安洛阳两大古都几经洗劫，黄河中下游的高度文明一再受到破坏，人民生活流离失所，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长江流域此时却获得了发展经济的一些便利条件。南方此时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西晋末年开始，大批北方农民生活迁居南方，为南方增加了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也是江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南方的某些统治者如宋朝的刘裕也比较注意采取措施发展生产。因此南朝时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开始赶上北方，为国家实现政治统一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前提。民族关系：本阶段出现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明显差异。由于东汉和西晋统治者对内迁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造成尖锐的民族矛盾，故而形成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民族大分裂的局面。而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北方出现了民族大融合局面，成为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条件。民族融合指民族之间的自然融合，它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这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现象，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都有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族的经济文化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少数民族，因此历次民族融合均以汉族为核心发生。从经济角度讲，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由游牧经济转向农耕经济的过程；从文化风俗角度讲，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从整体社会发展角度讲，民族融合就是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民族融合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一、民族迁徙，指东汉以来周边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这既是民族融合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民族融合的前提。二、友好交往，指北方各族逐渐改变以前的游牧生活，学习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成为农业居民；而汉族也学到了各兄弟民族的畜牧业经济。三、联合斗争，即在反抗各族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加强联系和友谊。四、某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的改革也起到了加速民族融合的作用。五、民族之间的战争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民族融合。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在北方民族融合的背景下，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加国力而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均田制，它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其余措施如迁都洛阳、接受汉族先进文化等，都加速了民族融合。孝文帝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改革家。文化：尽管本阶段政局混乱，但我国的科技文化仍取得了辉煌成就，并超越秦汉，有不少领域继续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如数学、农学等，其成就即使与后代“治世”相比也毫不逊色，为我国封建文化在隋唐时期达到繁荣奠定了基础。

⑷隋唐时期 (581 － 907 年 ) ：本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中国处于世界发展前列，是最文明先进，最繁荣发达，最富庶的强大国家。 政治：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定的完善时期，隋朝开创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唐朝进一步完善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便于提高行政效能，三省最高长官的地位均相当于丞相，便于集思广益，彼此又互相牵制，避免相权过大威胁君权，因而较好地解决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对固有矛盾——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可以参加到政权中来，统治者也可以进一步笼络士人，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也对魏晋南朝以来腐朽的士族制度产生了冲击的作用。这两种制度的完善保证了封建政治的稳定，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封建社会的另一对固有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本阶段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由于唐玄宗在边境设藩镇，导致地方权力膨胀，对中央集权产生了严重的威胁，从而爆发安史之乱，唐朝从此由盛而衰。而安史之乱后，地方上更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加速了唐朝的衰落，并直接导致唐朝的灭亡。经济：隋唐政权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唐统治者更把赋税制度由租调制发展为租庸调制。该制度最大特点在于“庸”的设置，即可以纳绢或布代服徭役。均田制使农民获得一定的土地，租庸调制又保证了农民的劳动时间，这两种制度成为唐朝经济繁荣的重要保障。但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加剧，大量国有土地私有化，使政府手中可以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被破坏，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 780 年唐政府实行两税法。它改变了过去以人工为主的征税标准，是我国赋税制度的重大变革。但它并没有限制土地兼并，因此唐朝后期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导致农民战争的发生。民族关系：隋唐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民族关系空前繁盛，特别是唐朝前期，因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政治制度先进，经济发达，科技文化昌盛。这为汉族政权发展民族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对边疆各族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使他们迫切要求吸收唐朝先进文化，主动和唐朝政府发展关系，如松赞干布向唐朝政府求婚即是例证。而唐朝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也较为开朗，积极采用如直接管辖、册封和平等交往等多种方式主动发展同周边各族的关系。对外关系：唐朝国力强盛，对外吸引力大；陆海交通也比较发达；政府又实行开放的对外政策，这些都为对外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此时唐朝同东亚各国如朝鲜、日本的交往十分密切，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也包括城市建筑、文字、日常生活习俗等方面。对西亚、南亚各国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唐朝文化固然对外国的影响深远，但外来文化对唐文化作用也极其明显。唐文化的博大精深，泽被深远，是建立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的。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是互相影响，互为补充的，各国家民族的地位是平等的。 文化：隋唐时期，中国科技和文学艺术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就。文化昌盛发展的原因包括政治稳定，全国统一，为文化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经济发达，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繁荣，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唐朝政府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和朝鲜、日本、印度、西亚各国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丰富了本国的文化内涵。这时期的文化出现下列特点：全面繁荣，即在文学艺术、科技、宗教等方面均出现了杰出成就，兼容并蓄，即广泛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世界领先，即在很多领域均出现了领先于世界的成就，如赵州桥、雕版、印刷术等；影响深远，是“中华文化圈”的源头。

⑸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元时期 (907 － 1368 年 )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从分裂割据若干民族政权并立逐步走向统一，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在经济上，重心南移，封建生产方式逐步向边疆地区扩展，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政治：本阶段的政治局面经历了封建国家的再度分裂——局部统一——民族政权的并立——全国重新统一的过程。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继续和扩大，北宋结束分裂割据局面，但在全国的版图上还存在着辽、大理等发展政权，后来更陆续出现了西夏和金。因此北宋只是局部统一的朝代，而区别于大一统的汉唐。北宋亡后，又出现了南宋与金的对峙。直至 1279 年，元政权凭借其强大的武力使全国重新归于统一。本阶段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阶段。主要体现在北宋和元朝加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北宋建立后，宋太祖为巩固统治，本着“强干弱枝”的指导思想，解除中央和地方大将的兵权，使地方行政权和财政权分开，又在中央组织强大的禁军。这些措施避免了地方分裂的再现，使北宋在政治上出现了稳定的局面，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又导致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军队数量的激增，造成北宋政权长期积贫积弱的局面。至北宋中期，已出现严重的财政、政治和边防危机。为缓和矛盾，富国强兵，宋神宗任命王安石进行变法。他制定了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和保甲法等措施，力图限制官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缓解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由于用人不当，特别是新法损害了官僚地主的利益，削弱了北宋政权的统治基础，遭到特权阶层的反对，新法没有成功。 元朝统一全国后，为有效治理广阔的国土，实行行省制，初步奠定了后世省区的规模，并通过宣政院和澎湖巡检司等机构，有效地保证了中央对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广大边疆地区的管辖，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经济：本阶段，在农业和手工业繁荣的基础上，商品经济获得显著发展。商业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已打破了唐朝“市”、“坊”的界限；货币种类繁多，尤其是北宋在四川地区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民族政权的边境上，还兴起了“榷场”贸易。 本阶段南方经济持续发展。南宋时，太湖流域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表明江南的农业生产已经超过北方，完全取代了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至元朝，为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还大力兴办漕运和开辟了规模空前的海运，足以说明南方经济的重要地位。 本阶段中国古代纺织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南宋时，棉花种植推广，棉纺织工艺水平提高。到元朝棉花种植地区进一步扩大，棉纺织业逐渐取代丝织业成为纺织业的重心。民族关系：本阶段民族政权长期并存，战争连绵。尽管这些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但客观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这突出表现在战后的议和活动上，例如北宋和辽订立的“澶渊之盟”，有利于满足各族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增进了各族人民的友谊，加强了边疆地区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因此和平共处仍是本阶段民族关系的主流。特别是元朝统一后，又一次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现象，并出现了汉族外迁、形成新民族等新特点。对外关系：本阶段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重心发生明显变化。由于汉族政权相对弱小，控制区域有限，与外国的内陆贸易受阻，“丝绸之路”不复畅通。南宋时期，由于政府大力扶植，加之造船技术的进步，经济繁荣等便利条件，海路成为对外交流、贸易的重心。元朝时期，陆路交通和海上贸易均很发达，再次出现了对外交往繁荣发达的情况。 文化：宋元文化高度繁荣，继续领先于世界，在天文历法、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大发明均在本阶段外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⑹明清 (1840 年鸦片战争前 ) 时期 (1368 － 1840 年 ) ：本阶段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封建制度逐渐衰落。政治：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空前强化时期，其突出特点即为君主专制的强化。明朝统治者在中央废丞相，在地方废除省制，设三司；清朝统治者在中央设立军机处，以上中央或地方行政机构的调整均加强了君主权力。明清统治者均采取一些“非常”措施以维护统治，加强君主权威。如明朝设厂卫特务机构，严密监视和控制官员、百姓，并以八股取士作为科举考试的形式，以培养皇帝的忠顺奴仆；清朝统治者则大兴“文字狱”，造成“万马齐喑”的恶劣局面。这些措施的出台，恰恰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在政治上的表现。 还需指出的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起义军鲜明地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斗争锋芒直指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这也反映出封建统治已经日益不稳固。 经济：本阶段封建经济发展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清初年的统治者都比较注意恢复发展生产，为此些他们调整统治措施，以缓和矛盾，稳定小农。如明太祖奖励垦荒，减免租税；清朝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废除了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实行的人头税，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开始松弛，从而减轻了无地农民的负担，稳定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明清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均达到繁荣。在商品经济空前发达的基础上，明朝由后期，在江南的丝织业等部门中，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雇佣剥削关系的萌芽。清朝前期有缓慢发展，但受到腐朽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但新生产关系的出现，毕竟可以反映封建制度在经济上的没落。 民族关系：本阶段是多民族封建国家的重要巩固时期。特别是清前期，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加强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管辖。乾隆帝还周到地安置了回归的土尔扈特部，使其为开发边疆作出贡献。清政府还通过册封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紧密控制了西藏。这些措施有效地加强了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并使其拓展了疆域。对外关系：本阶段中国封建王朝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自明朝郑和下西洋后，统治者即开始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清前期统治者效法之。该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外交流和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使中国对世界发展大势茫然无知，是中国落伍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同时，本阶段中国开始遭到西方早期殖民活动的骚扰，如葡萄牙占据澳门，荷兰侵占台湾。这也反映出封建制度的衰落。 文化：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没落，使明清文化出现了不同于以住的新特点。在思想领域，产生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具有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学者；在科技领域，中国虽仍在传统科技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产生了几部总结性的著作，但在近代自然科技和人文科学方面则明显落后于西方；在文学艺术领域，则开始出现鞭挞封建礼教、反映封建制度没落的小说、戏剧作品，如《红楼梦》、《牡丹亭》等。

哈达是藏族人民作为礼仪用的丝织品，是社交活动中的必备品。哈达类似于古代汉族的礼帛。

根据有些学者分析，哈达这一名称开始出现于八思巴第一次返藏之时。众所周知，八思巴是藏族历史上，特别是中央同西藏地方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伟人。他于1244 年随其叔父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前往西凉（亦称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见元太宗次子阔端。元世祖即位后，八思巴被尊为国师、帝师。他于1265 年第一次返藏时，向菩萨、佛像和僧俗官员敬献、赐奉哈达。据笔者所知，史书中关于哈达的正式记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在藏族的社会交往中，之所以长期盛行使用哈达这一礼仪之品，是因哈达的丰富文化内涵决定的。藏族人历来认为洁白、无瑕最能表达和象征人们真诚、纯净的心愿，所以人们自古以来在社会交往中使用洁白的哈达，以表达自己真诚、纯净的心愿。因而哈达便早已成为藏民族这一深刻文化心态的重要媒介和载体。

据分析研究，白色崇拜或尚白是藏民族深刻的文化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近来考古工作证实，自古以来藏族先民就非常崇尚白颜色。早在佛教入西藏之前，藏族先民就崇仰白事、白道，回避、忌讳黑事、黑道。《格萨尔王传》及其它许多民间故事中，以白人、白马、白云、白鹤等白色来象征和代表正义、善良、高尚的人、军队或事情，而黑人、黑马、乌云等黑色则是象征和代表邪魔、罪恶和不幸的。白色象征纯洁、无瑕、忠诚、喜庆、祥和、善业和正义，而黑色则相反，大凡都是邪祟、罪恶和不祥之兆，这已成为鲜明的藏族文化观念。在藏民族长期生活中形成的这种文化观念、文化心态，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能够感觉到。房屋墙壁刷白灰，过新年时门窗和木制家具上用白面点白点或画白线，给酒壶、酒皿系上哈达或羊毛，为壶嘴、碗口贴酥油，在要道山口的石堆顶端放上白石等等，只要留意就会发现无处不见白色崇拜的印记。

哈达，为藏语音译。就是一种“礼巾”。方志《蒙古·二卷》中云“所谓哈达者，帛也。或以绸、或以白、或蓝、长短不一，长约一尺五寸或一尺二寸，两端有拔丝，约半寸许，其长短视受者分级而定。”哈达长度不等，上绣“八宝”“云林”等图案，图案象征幸福、吉祥。

关于哈达的来源，现有多种考证。但习俗为藏传礼仪为人们所公认。十六世纪中叶，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鄂尔多斯接受了藏传佛教僧侣手中的哈达，作为日常礼仪不可缺少的物品，并世代相传。据《马可波罗游记》载：“在元旦这一天，大汗统治下的各省和各王国中，拥有领地或掌有管辖权的要员，都纷纷给大汗进贡金、银河宝石等贵重礼品，并且要配上白布，意思是祝福皇帝陛下万寿无疆，财源充足、享用不竭。”可见，献哈达有吉祥之意。

这样看来，藏族尚白文化理念的产生和形成大大早于哈达的产生，而哈达只是较晚期出现的尚白文化心态的一种反映、一种载体，并不是唯一的反映、唯一的载体。早在丝织品没有出现之时，藏族先民就是以羊毛、糌粑或白石、白灰等白色物品来表达和象征纯正、洁白的善心诚意。随着藏民族同内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多，促进了文化的相互辐射。当时蒙族使用“哈达卡”的习俗和汉族地区发达的丝织业，使藏族的尚白文化心态进一步找到了表达的具体形式和便当载体。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崇尚颜色，各种颜色的象征意义也因民族的不同而各异。那么，藏民族为什么崇尚白色呢牵有人认为这是因地处雪域所致，或把它归结为羊毛功用的效应。这点笔者认为可以继续考证、商榷。但目前根据不很充分，因为雪只是在青藏高原多一些，但并不是唯独这里才有，而羊毛更是遍及全球。牦牛最具这个高原的特征，而且与藏族人民生活最密切。但是它的毛色却并没有成为具有崇尚象征意义的颜色。当然，日、月、火、光更不可能是产生藏族尚白文化心态的根因，因为世界各民族的幼年都曾共享日、月、火、光的恩泽。笔者认为这些自然和生活环境对文化心态的形成无疑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只是外因，是一种条件，不是根本原因，不是决定因素。确切地说，藏族先民对纯净皎洁无瑕的本能崇奉，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才逐渐形成了尚白文化心态。所谓社会环境或社会条件，还得多费一点笔墨。古印度佛教思想中存在的尚白传统，随着佛教传入西藏而影响了藏族文化思想，强化了藏民族尚白文化心态的理念。同时如上所述，蒙族的“哈达卡”和汉族地区发达的丝织业又给这一文化心态进一步提供了表达的具体形式和便当的载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藏族的尚白文化心态也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一种反映。

哈达大体上有三种：特等内库哈达、头等阿喜哈达和二等素喜哈达。阿喜和素喜哈达又各分上中下三等。有人把阿喜哈达的仿制品阿扎哈达单独作为一种，也有人把素喜哈达中的下等品索朗哈达（索达）单独作为一种。所谓内库哈达就是从皇家内库拿出来的特等哈达。这种哈达宽又长，而且质地优良。这种哈达边沿织纹为长城图案，面上织纹为八大祥徽和祝福词。哈达尼玛德勒即“化日呈祥”隐花哈达便是一种。过去，市面上是买不到内库哈达的。与内库哈达相对应的是外库哈达，但是后来把外库哈达称作素喜哈达。

在过去，使用哈达有一定的规矩、规格和形式：平日里，各级官员都得按自己的身份或名号去使用哈达，不能越轨乱礼。私人和民间使用哈达要随便一些，没有那么严格的规矩，亲朋至友间也有使用内库哈达的。献致哈达也有一定的规矩和形式：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对上敬献，对下赐给，平级之间互赠，前辈、同辈和晚辈之间也是如此，都有一定的规矩和讲究。对上呈献哈达要双手捧上，或通过代理人转献；将哈达赐给下级时，一般把哈达系于对方的颈项，平级之间则把哈达捧送给对方手中。根据不同的用场，哈达的敬献致送的方式也有所区别。

献“哈达”的动作因人而异，一般来说，要用双手捧哈达，高举与肩平，然后再平伸向前，弯腰给对方，这时，哈达正与头顶平，这表示对对方尊敬和最大的祝福--吉祥如意。对方以恭敬的姿态用双手平接。对尊者、长辈献哈达时要双手举过头，身体略向前倾，将哈达捧到座前或足下；对平辈或下属，则可以系在他们的颈上

使用哈达的场合相当多。红白喜事、迎来送往、致谢等等都能派上哈达的用场。根据不同的用场，哈达的折叠方式也不同，一般讲有访问式折叠法和敬献式折叠法。

当今，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哈达的使用比过去更广泛、更普遍，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滥用现象，致使一个好端端的社交礼仪形式，搞得有些庸俗化。

诚然，过去在使用哈达的规矩和方式之中固然存在封建等级的文化观念，但应切记，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特别是作为人们社会交往中的礼节，正是以一定的规矩和形式为主要标志的。因此，笔者认为过去使用哈达中的封建等级观念和繁文缛节应予摒弃，但是一定的规矩和必要的形式还是必需的。

哈达是藏族“礼巾”之意。哈达最早是藏族宗教礼仪中虔诚地向神灵敬奉的一件珍贵供物，也是僧侣们互赠或向活佛敬献的礼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已不仅仅是宗教界专用的供物，已成为藏族人民生活中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礼物。

哈达是一种特制的丝织物或麻织物，长度通常为5尺左右，宽度不等，上绣有“云林”“八宝”等民间花纹图案。按质料来分，哈达分为三种：普通品为棉纺织品，称为“素喜”，不到1公尺长；中档品为一般丝织品，称为“阿喜”，约有2公尺长；对政治、宗教界高级人物使用的高级丝织品，是档次最高的一种，称为“浪翠”，有3公尺多长。按颜色来分，哈达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象征纯洁、吉利的白色哈达；一种是五彩哈达，颜色为蓝、白、黄、绿、红。蓝色表示蓝天，白色是白云，绿色是江河水，红色是空间护法神，**象征大地。它是献给活佛或近亲时做阿西（彩箭）用的，为最隆重的礼物。佛教教义解释五彩哈达是菩萨的服装，所以，它只在特定情况下才用。据藏族学者赤列曲扎在《西藏风土志》中记载，哈达是元朝时传入西藏的，萨迦法五八思巴会见元世祖忽必烈后回西藏时，带回了第一条哈达。当时的哈达，两边是万里长城图案，上面绣有“吉祥如意”字样。故可说哈达是从内地传入西藏的，且多产于四川成都。

在藏族地区，献哈达是一种既普遍又崇高的礼节。无论婚丧嫁娶、民俗节庆、拜会尊长、迎送宾客、朝觐佛像、音讯往来、求情办事以及新房竣工、认错请罪等都有献哈达的习惯。献哈达是对对方表示纯洁、诚心、忠诚和尊敬的意思。当然在不同情况下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如佳节之日，人们互献哈达，表示祝贺节日愉快、生活幸福、身体健康；男女求婚时，先由中间人献哈达，如接受哈达则表示可以议婚，退回则为拒绝之意；婚礼上呈献哈达，意为恭贺新喜，祝愿新婚夫妇恩爱如山，白头偕老；迎送宾客时奉献哈达，表示对远方来客的热烈迎送和崇高的敬意；葬礼上献哈达，表示对死者的沉痛哀悼和对死者家属的安慰；佛法会上，向喇嘛和活佛敬献哈达，表示对喇嘛活佛的无限敬仰和信教的一片虔诚之心；到神佛前祈祷时献哈达，以示信佛者的虔诚和希望菩萨保佑，万事如意；在书信来往中，附上一条哈达，表示写信者感情的真诚和意愿的庄重；将钱物包在哈达里赠给演员，表示观众真诚的心意；拜会尊长敬献哈达，表示对尊长的敬重，祝愿幸福、长寿、吉祥如意；向对手献哈达表示想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好。

献哈达是一种文明与礼貌的表现，因此十分讲究。献哈达者应将哈达对叠再对折成四幅双楞，把双楞一边整齐地对着被献者，躬身俯首，双手奉献，表示恭敬。被献者也必须弯腰俯首，双手承接，表示回敬 。切忌用一只手相送或一只手受礼。献哈达的方式也有许多区别：下级向上级，晚辈向长辈，或向活佛献哈达，应躬身低头，双手举哈达呈上或放在座位前的桌子上面或脚下，对方并不回赠哈达。这时的哈达，表示敬意和感谢；同辈平级献哈达，表示友好，应该献在对方手上，对方回赠哈达；上级对下级，长辈给晚辈赠哈达，表示亲切关怀和慈祥的爱意，可直接将哈达挂在对方颈上；如果是喜庆典礼，主人往往将所献哈达回赠给献者，并绕在他的脖子上；他人为自己献哈达时，应将身体微微前倾，恭敬地双手接过，然后绕过头顶挂在自己颈上，以示谢意。

藏族地区，借债、请愿或请求帮助，也同样敬哈达，不应允则将哈达当面退回，有时请求者坚持呈上，往复多次，再不接受，说明请求者的愿望绝无实现的可能。不少地方，还有给建筑物、器皿、桥梁、牛皮筏等献哈达的习惯。新的建筑落成、新的器皿做好，都要举行某种仪式，并给其系上哈达，表示祝贺。举行春耕仪式时，牛角上系哈达，祝福新的一年获得好收成。在结婚典礼上，新娘进门时，送亲者要给男方的大门、楼梯、房柱、厨房、羊毛垫、佛龛等敬献哈达，以示吉利和平安。

献哈达是藏族人民优良的传统习惯，世世代代人们都把献哈达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礼仪。“哈达有价情无价”，它虽无黄金贵重，但却比黄金更加受到人们的崇敬。因为它象征着一片金子般的心，代表着最真诚的感情，寄托着最美好的祝愿，标志着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