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都灵主演的电视剧《良辰好景知几何》的结局分析，你看过吗？

《良辰好景知几何》最后几集真的好虐，结局林杭景在报纸上看到萧北辰的身影，然后母子二人踏上回国的轮船寻找萧北辰。这样来看应该是不太好结局，虽然我也无比希望能是好的结局，但可能没那么乐观，有以下几点分析：

(一)三哥作为军人的使命

剧中已经明确交代颖军全部阵亡，三哥对杭景说过：“你在，北新在，我在。”正片未播出这句，应该是被删了。三哥作为北新城主不可能自己苟活。

(二)照片内容与三哥特征不符

看到很多弹幕说三哥加入了***去了延安等等。其实在剧中有过沈晏清和杜教官希望三哥加入***的铺垫，三哥入***可能性是很大，但三哥作为一名优秀的军官，加入***后难道不是去带兵打仗吗？在1939年那个抗战艰巨的时期怎么会在延安穿着马褂参加这种活动，这极不符合三哥的人物特征。

(三)报纸背景不符

杭景拿的报纸是民国28年，1939年5月4日的，内容是延安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但通过薯友的笔记来看，报纸虽然是1939年的，但这张照片是1919年的，所以如果按照真实历史事件来看，报纸上的人决不是三哥，当然也不排除是漏洞。

(四)三哥存活依据不明确

如果编剧想证明三哥还活着，为何不直接把报纸的内容设置成带有三哥名字的刊登内容。例如：萧北辰带领某某部队在某某战役中取得胜利。这样表达不是更明确吗？总好过仅仅通过一张模糊的照片来让观众自己想象吧。

所以我对结局的判断是表面好的结局，实际不好的结局。这让我联想到《飞驰人生》里沈腾的车飞下悬崖看到大海，但巴音布鲁克根本没有海。杭景去找三哥可能只是对她自己心中希望的坚持而已，这与三哥等她五年向呼应，哪怕这份坚持是徒劳的。

但是我又仔细看完了陈都灵的直播回放，她说是偏向比较好的结局，但愿如此吧，演员本人应该是比观众更了解编剧的意图。

总之这个剧还是很好看的，比较遗憾的是杭景和三哥从头到尾也没真正好好在一起，基本从头虐到尾，到结局也没给观众一个很好的安慰。

个人经历

　　1994年至1998年：北京广播学院学生

　　1998年至2002年：中央电视台“生活”栏目主持人

　　2002年至今：影，视，歌，主持多方位艺人

　　2009年加盟《娱乐现场》成为该节目的新主播

　　艺术简历

电视剧

　　主演：

　　《拿什么拯救你 我的爱人》饰演程瑶 导演：赵宝刚 合作演员：于娜　印小天　刘烨　傅晶

　　《别了，温哥华》 导演：赵宝刚 合作演员：陈坤　姜武　李小冉

　　《重返上海滩》 合作演员：吕凉　王奎荣　傅彪

　　《基因之战》 导 演：刘立京 温文杰

　　《录像带》 导演：赵宝刚

　　《5月12日》 导演：藤华弢

　　《求婚》

　　《天堂》

　　《血色残阳》导演：董志强 （五姨太仪萍）

　　《县令黄马褂》导演：张多福

　　《成家立业》

　　《花开有声》饰演兰子

　　《天下第一媒婆》饰董媚娘

　　《爱情海滨》饰田晨

　　《派克式左轮》 导演：陈应歧

　　《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导演：沈严

　　《廖家》 导演：刘新

　　《朋友的朋友是朋友》

　　《北戴河，就是那片爱情海》 导演：高伟宁

　　《一一之吻》 导演：穆德远

　　《我们生活的年代》导演：张健栋

　　《婚内外》 导演：蒋清明

　　《危情24小时》饰演：曾燕 合作演员：任泉　鲍蕾　刘威

　　《你永远不会独行》饰演：嗜酒的女人合作演员：张建栋、刘芸。

　　《锁清秋》原《天地不容》 饰演：玉奴（杜兰嫣的二娘）

　　《无间有爱》饰乔小芝 导演:林合隆

　　《摘星之旅》合作演员：林　峰、赵子祺（赵琳）、刘松仁、叶童、黄宗泽、余安安、梁靖琪、宋汶霏、曾杰友

　　《我的青春谁做主》导演：赵宝刚 王迎 饰演：赵青楚 合作演员：陆毅 王珞丹

**

　　《杨德财征婚》男主角潘长江，女主角赵琳

　　《我的长征》 导演：翟骏杰

　　《一个人的奥林匹克》 导演：侯咏 女主角姚可秀

　　《杨成武将军》

福州节日民俗

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至初三日，古称履端、元旦，今谓春节，福州人叫“做年”，是一年中最隆重、假期最长的民间节日。黎明时分，各家敞开大门，焚香鸣炮，喜迎新年。这个节俗传统禁忌甚多，说第一句话，做第一件事，都讲究好彩头，以冀一年之平安。新年伊始，逢人第一句都要说“恭喜”、“发财”、“平安”等吉利话，对方也报以相应的好话。当日不扫地、不打水、不挑担、不劈柴、不洗衣、不洗澡、不理发、不说不吉利的话。全家起床后，便穿新衣服，或穿质地最好的衣着。早餐，有的吃太平面(线面、鸡肉、鸭蛋)，以祝太平、长寿；有的吃年糕(红糖粿)，以祝年年高升；有的老人吃素，祈求合家子孙一年平安。初一，小辈要向长辈拜年，长辈则给以压岁钱或糖果、桔子。

初一不出远门，初二、初三人们可以访亲拜友，互贺新年。正如清人吴继筠在《福州岁时竹枝词》中说的：“族新衣服趋人前，礼数谦谦喜连连；路上相逢共作揖，发财恭喜贺新年。”这便是古时福州新正的景观。有出嫁女儿的人家，要办春酒，邀女儿、女婿及外孙回娘家饮宴团聚。水上船家(�民)的妇女，头戴红花，蓝衫青裤，布底青鞋，结伴登岸，挨家串门，用福州话唱诗贺年：“姑嫂双双贺新年，红红伞灯挂厅前；好�好粿送奴去，金字牌板企(站立之意)门前。”“旧年过了又新年，生意兴隆赚大钱；恭喜发财平安过，送奴�粿过门前。”这叫“讨�诗”，又是贺年词，贺年讨�以示吉祥。春节期间，福州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火树银花，欢声笑语，到处呈现一派节日气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党政领导在节前或节日期间，持礼物到军烈属、离退休干部及老劳模等府第拜年。各有关部门组织春节游园、各界联欢会、文艺晚会等活动。那些有迷信色彩的旧俗逐渐消失。九十年代初，大多数居家都安装电话，一般亲戚好友用电话互拜新年，减少节日交通拥挤。

初四清晨，家家户户，焚香“接神”，迎接灶君回銮视事。各行各业开假，放鞭炮，商店开门营业，工厂开工，机关开始上班。九十年代后，作习时间进行调整，现在是初八上班。一些服务行业，则春节仍在营业。

元 宵 节

正月十五日，为元宵节，亦谓上元佳节。福州元宵花灯，始于汉代，至宋代被列为京都灯节的上品。《武林旧事》记述入京的福州灯采“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澈心目。”福州的桔灯、菜头灯、莲花灯等，形态别致，色泽鲜艳，独具福州乡土生活气息，引人注目。

据王应山《闽大记》载：福州“沿门悬灯，通宵游赏，谓之灯市。”这一习俗，也始自宋代。其时家家户户，张灯悬门，十里灯街，红光辉映。州县官吏，每逢元宵，倡导大闹花灯，“官民同乐”。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刘瑾当福州太守，为了观赏花灯，下令挨家挨户捐灯十盏。郎官巷诗人陈烈，愤然在鼓楼挂上一盏诗灯：“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从此，官府不再强令百姓捐灯。历代灯会时间也有变化：唐宋多为正月十四至十八日；元代朝廷不提倡大规模灯会；明代为十三至二十二日；清代为十三至十七日。民国后则无定规。

福州元宵不仅灯市辉煌，还有摆设鳌山，供人玩赏的。“春灯绝胜百花芳，元夕纷华盛福唐；银烛烧空排丽景，鳌山耸处现祥光。”此诗描绘昔日闽都灯市和鳌山的盛景。元宵城门开禁，鳌山向外，郊外人家入城观赏，人山人海，热闹非常。

从春节至元宵前夕，福州民间有送灯习俗。对出嫁之女，娘家例必送灯，“灯”与“丁”谐音，取添丁之意。第一年送“观音送子”灯，第二年如未生育，则送“天赐麟儿”灯、“孩子坐盆”灯，第三、四年如再未生养，便送“桔”灯，寓为“焦急”之意。生育后可送“状元骑马”灯、“天赐麒麟”灯等，直送到外甥16周岁为止。民间有首童谣：“正月元宵灯，外婆爱外甥(外孙)，送来红红桔子灯，吉利又添丁。”反映了外婆爱外孙的社会风尚。杨庆琛榕城之夕《竹枝词》云：“天赐麟儿绘彩缯，新娘房子霞光增，宵深欲把金钗卸，又报娘家来送灯。”此诗描绘当时送灯的盛况。

元宵闹花灯自初七开始，昔日福州南后街与南台台江汛专售纸制各种花灯。挑的有八角灯、球灯、西瓜灯；扛的有关刀灯、龙抢珠灯，后来还有飞机灯、战舰灯等；地上走的有猴骑绵羊灯、牧童骑牛灯、状元骑马灯；堂上挂的有宫灯、走马灯等。当时有首诗云：“华灯成市将元夕，色色精工费剪裁，几种寄供新岁玩，清光四壁照衔杯。”描出了福州灯市的盛况。

元宵之夜，有的乡镇街道游灯上街时，结合迎神赛会。迎神队伍中，多随有舞龙灯、高跷、舞狮、地下坪、陆地行舟等民间文艺活动。有的居家百姓见迎神过境，便举灯放炮，祈求合家平安。如今，送灯的习俗仍在一些老年人中流行。

拗九节

正月廿九日，是福州特有的民间传统节日。“拗〔ōu〕九节”又称“后九节”、“孝顺节”。这天清早，家家户户都用糯米、红糖，再加上花生、红枣、荸荠、芝麻、桂圆等原料，煮成甜粥，称为“拗九粥”，用来祭祖或馈赠亲友。已出嫁的女儿，也必定要送一碗“拗九粥”，有的还要加上太平面、蛋、猪蹄等，送回娘家，孝敬父母。此外，凡是岁数逢九的人，如九岁、十九岁、二十九岁……(称“明九”)，或是九的倍数，如十八岁、二十七岁、三十六岁……(称“暗九”)，也要像过生日一样，吃一碗“太平面”，以求平安、健康。

“拗九节”来源于“目连救母”的传说。据传，古时候有一个叫目连的人，其母生前悍恶，死后被关在阴间牢房里，他探监时，经常送食物给母亲吃，但均被看守的狱卒给吃掉了。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用荸荠、花生、红枣、桂圆、红糖等原料与糯米混合，煮成甜粥，盛上碗后，再洒一把黑芝麻送去给母亲，看守狱卒见这稀饭黑乎乎的，问道：“这是什么”目连随口答道：“这是拗垢粥。”(福州话“九”与“垢”谐音)看守信以为真，认为这粥很脏，不敢吃。因此，“拗九粥”才得以送到目连母亲的手中。这天正好是正月廿九，目连的母亲这年也正好二十九岁，闽俗中，正月分“三九”，正月初九称为“上九”，十九称为“中九”，廿九称为“后九”，所以这粥便叫“后九粥”。以后以粥的颜色拗黑，叫“拗九粥”，以目连孝顺母亲，又叫“孝九粥”。不管是正月廿九，还是二十九岁，都是目连的母亲落难的日子，于是福州人逢九就犯忌，认为“九”是厄难的岁月，所以，凡逢“九”岁数的人要吃太平面，出嫁的女儿，也要给父母送“九”，以求父母平安、健康。

清明节

清明，是福州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每年春分过后15天，便是清明节。清明节日或前后，家家户户去郊外踏青，上山祭祖扫墓。扫墓又叫压纸，即为坟地锄草，在坟头压上钱纸，以示此墓有后人祭扫。如带供品亦极简单，光饼、豆腐、面点和菠菠粿，也叫清明粿，是福州特有的清明节供品，是用菠菠菜(生长于南方的一种野菜，可食，味甘，性凉，捣烂压成汁呈青绿色)压榨成汁，渗入米浆内揉成粿皮，以枣泥、豆沙、萝卜丝等为馅捏制而成的。清明节前后，福州饮食店均有制售。富豪之家多有自行制造，但他们不用手工造型，而用木制的印模，内刻有氏族堂号，印制出的菠菠粿格外美观，并作为馈赠礼品分给亲朋好友。

扫墓归来，要折一松枝或柳条，插在家门口，表明本户已为祖先祭墓了。

端午节

端午，福州俗称五日节、五月节。因节日的家宴在中午，故谓端午节。相传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

端午节从初一开始，家家大扫除，悬蒲插艾于门前，用以驱邪消毒。端午节吃粽子、荷包，饮雄黄酒，燃雄黄炮。孩子穿新衣、挂香袋、缚红肚兜，口鼻涂雄黄，据说能免生疮疹，驱逐蛇蝎。

用过节餐后，各家携小孩到福州西湖、南台万寿桥、闽江两岸观看龙舟竞渡。舟有的彩绘为鱼，有的彩绘为虾，都是水族标志。初一至初五均有划龙舟，惟初五午后开展竞赛，争夺锦标，观者如潮。

如今，端午节的优秀传统习俗仍然继承，如大扫除，开展夏季卫生运动。龙舟竞渡列入水上体育运动项目，每年都有组织地开展活动。福州龙舟还参加国际龙舟比赛，获得殊荣。

乞巧节

农月七月七夕，福州叫乞巧节，又称结缘节。七月七夕，是神话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时间。

七夕，妇女以七字为巧的象征，向天上银河织女乞巧时，陈列瓜果七盘，茶杯七口，焚香七柱，备针七根，丝线七色，先向织女星行七拜大礼，然后盘膝而坐，借着朦胧月色，赛穿针、比引线，谁穿引得又快又多，谁就得巧最多。宋梁克家《三山志》载：“彩楼乞巧知多少直至更阑漏欲终。”这种习俗多是官府、富豪之家的**为之。民间则搞分豆结缘活动。家家户户煮蚕豆互相馈赠，啃豆谈天，消除前愆，促使家人和顺、亲友情深、邻里和睦。孩童学着分豆结缘，交指和好，童趣盎然。

中元节

农历七月十五日，俗称“七月半”、做半段。中元节，整个七月每一天均可活动。传说，目连为减轻其母罪孽，于是日邀十方僧众做盂兰会，以普渡超生其母。

中元节日，家家举行家祭活动。除一般供品外，还须焚烧纸衣，供给祖先鬼魂在阴间享用。

中元节正值农村早稻收割后不久，人们利用农闲时间祭田地、庆丰收。因此，福州郊县仍然保留着“七月半”做“半段”的习俗(意谓一年已过半段)，但在时间上各村不一，往往是这村做完那村做，各村轮流着进行。做“半段”时，家家都要宴请许多亲朋好友。有的村庄邀请剧团演戏或讲评话、伬唱等活动，以示丰收喜悦。

中秋节

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俗称团圆节。

中秋节吃月饼的由来，有一种说法是：元朝末年，蒙古贵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不准民间使用铁制的刀具，规定十家合用一把菜刀，统治者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高邮张士诚暗中串联，在月饼里夹一起义的小字条，到中秋之夜，家家掰开月饼，看见传单，纷纷夺取菜刀，举行反抗元朝统治者的起义。从此，人们每到中秋节，就要吃月饼，以纪念这一人民群众的斗争节日。

中秋节俗，福州人家备供品，烧纸衣，以祭祖先。夜设家宴，举家欢聚，饮酒赏月。这个节日，民间还有尊老爱幼的习俗，晚辈馈赠大月饼(即礼饼)给长辈，长辈则馈赠小月饼给晚辈，在节日内互表良好祝愿。中秋节俗，按《福建通志•风俗》志记载，闽都各地略有不同。福州城内“中秋士女登乌石山进香，夜燃神光塔灯，是夜妇女连臂出游，谓‘走百病’”；永泰县“中秋望月，绅士祝魁星”；闽清县“中秋造月饼，设酒赏月，食栗与芋，童子备�粿，用瓦片砌塔相拜祝”；《长乐县志》述“中秋从略，各家不过具饮而已。”

中秋“摆塔”，是节日的一大乐趣。农家儿拾瓦片，砌瓦塔，至夜以柴点燃，火光四照，盘诗赏月，互相娱乐。城内人们购泥塑或陶瓷的人物形象，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人物，并有烛台、花瓶、香炉等陈列展出，供人观赏。富贵人家有的在厅堂搭架“摆塔”，少则三层桌，多则十层桌，最高层摆以泥塔或铁塔，低层陈列一双秧盆，青葱吐绿，以示丰收。中间各层则排列历代名人和戏曲人物，整个庭院灯烛辉煌，增添佳节气氛。

重阳节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因九为阳数，日月并重，故称“重阳”，也叫重九。重阳节来源于后汉桓景登高避祸的故事，据《三山志》载：福州九仙山(于山)，是汉闽越王无诸重九登高的地方，无诸与汉高祖刘邦是同时代的人，比桓景早200年。《八闽通志》载：“重阳，郡人率以是日登高，饮菊酒以延年，插茱萸以避邪。”(茱萸为中药，味苦、性温，有散寒、温中、止痛和祛恶等药效。)据说，闽越王当年盛菊花酒的大石樽，清嘉庆年间还在于山，后来不见了，但仍有“九日台”遗迹可寻。福州的九月九，除了登高、饮菊花酒、插茱萸等，还有放纸鹞(〔tsai ieu〕风筝)的习俗。据说，放纸鹞也来自桓景与费长房的故事。一次，桓景求费长房取除邪去瘟的药，走迷山路，后经鸽子引导，才找到费。后人为纪念此事，将纸糊的鸽子带到山上放飞，流传久了，就有了放纸鹞的习俗。

旧时，福州登高、放纸鹞的地点主要在于山、乌山、大庙山等。那时，大庙山有一块登高石，据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称“天星落地”。九月九时，大人带小孩到大庙山，在登高石山上一登，便会长高，因此，吸引了福州四城门的人都往这里跑，每逢重阳节，通往大庙山的两条石阶路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九月九登高，“高”和“糕”是谐音，因此，节日期间，福州还有一种特制的糕点，称“九重粿”，即粿有九层，中间夹七层糖色，寓意节节高和登高消灾之意。

每逢佳节倍思亲。福州的重阳节，还有扫祭祖坟的活动，这与清明的祭坟，合称春秋二祭。现在福州的郊区或郊县，仍保留九月九扫墓的习俗。

重阳节发展到今天，人们又赋予它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把登高与全民健身运动结合起来，把祭扫祖坟与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结合起来，有的还把它与海外侨胞牵线搭桥、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全国人大还通过了以每年重阳节为老年节的决定。节日期间，各单位、团体还举行各种形式的登山、健身等体育活动

冬至

冬至，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旧时，人家在此节日前夜，老小聚在厅堂，围坐案桌搓米时。用糯米磨浆压至半干搓成丸子，入锅煮熟，捞起粘上糖豆粉便是“�”。案桌上放置红桔数粒，红箸一束，纸花一对，泥塑男女孩童(童儿牳)合，瓶插红色菊花。搓时焚香点烛，小孩用福州方言唱童谣：“搓�矢搓搓，依奶疼依哥，依哥讨依嫂，依弟单身哥。依嫂带身喜(怀孕)，爹妈齐欢喜。孩儿段(掉)落脚桶下，依哥马上做郎罢(爸)。”冬至搓�时含有祈求添丁增福之意。当晚搓的�待翌晨冬至正日当早餐。

祭灶

祭灶，农历十二月廿四日。按福州习俗，阴历十二月廿三日为官家祭荤灶之日，廿四日是普通民家祭素灶之日，而水上居民(�民)则于廿五日祭灶。

祭灶，原是古代夏日祭火的一种仪式。火的出现，使人类脱离了茹毛饮血的时代，是值得大大纪念的。但后世把祭灶变成“灶神”崇拜，说灶神是可以“上天祈福、落地佑民”的“司命之神”。这个衍变过程，大约始于汉代。据《后汉书•阴丑传》载，有一个叫阴子兴的孝子，腊日(十二月廿三)早饮，见到灶神出现，连忙拜求，并宰了家中的黄羊祭祀，“自是以后，暴至巨富……故后常以腊日祭灶，而荐黄羊焉。”这个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说越神，说灶神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的“驻户大使”。一年一度，在农历十二月廿四日，灶神上天向玉帝报告户主善恶情况，上天的日子为十天，到第二年正月初四下凡。在灶神动身之前，家家户户都要为其饯行。祭荤灶的以鸡、鸭、鱼、肉、灶糖、灶饼、美酒等供之；祭素灶除灶糖灶饼外，还有甘蔗、荸荠、红枣、花生、金针、木耳等。在祭供时，孩童们便唱着童谣：“祭灶祭糊涂(讽刺灶神糊涂官)，灶前一只铜香炉，元宝是侬褙，金裤是侬糊，灶君上天讲好话，灶妈落地保佑侬，保佑侬爹有钱赚，保佑侬妈有钱长，保佑侬哥讨兄嫂，保佑侬读书变聪明。”祭供将毕，将旧的灶神图撕下火化，贴上新的灶神图，以示送旧迎新。在祭灶节前，外公外婆要给男女外孙送灶糖灶饼，有几个男女外孙，就得送几包，每包还要附送一张“花面壳”(假面具)有唐僧、沙和尚、孙悟空、猪八戒等，孩子们有吃有玩好不热闹。

现在，一些人家仍有祭灶的旧俗。灶糖灶饼更名为年糖年饼，成了福州春节市场年货之一。

除夕

相传，“年”是一个恶魔，每年除夕，就出来捉弄人。故在除夕之时，家家户户贴新符(春联)、放鞭炮以驱“年”。福州还仿效旧时郑唐烧火炮驱“年”除灾的节俗。

进入十二月，人们便忙于酿酒、备年货。十五日后，开始打扫屋宇房舍，谓之扫堂、筅堂。外出的亲人纷纷返回，同家人团聚。廿五日后开始蒸年糕，备鸡、鸭、鱼、肉、酒等，祭祀祖先、天地神，谓之分年。女婿向岳父母送年礼，谓之送年。除夕之夜，红烛高烧，合家欢乐，共饮晚宴，谓之做岁。是夜再拂扫厅堂，放鞭炮，煮隔年饭。隔年饭用木制蒸饭甑装盛，周围插朱红筷子十双，贴红纸，扎红绳，并撒上“五子”(红枣、花生、瓜子、桂圆子、栗子)，摆在厅堂案桌上。家中主要门户、窗帘、箱笼家具、贵重器皿物件压上“金银纸箔”，意味着这家金银财宝多到从门缝里溢出，象征着明年发大财。

大年三十长辈还有给小孩发“压岁钱”的习俗，从初一到十五都可以拜年。歌谣“拜年拜年，没桔也要钱。”一个春节下来收益还不少呢!

旧时，三十盲晡(三十晚上)是债主讨债、债户躲债最紧张的日子。旧时欠债不能过年，就是不能过三十晚上。家住城外的债户跑到后洲尚书庙，家住城内的则跑到城隍庙看戏躲债。50年代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逼债之事早已消声匿迹。现在年货供应，花色品种，应有尽有。机关、工厂、商店张灯结彩，街道两旁，彩灯万朵，火树银花，大家欢天喜地，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生活习俗

服 饰

衣 服

从清朝至民国年间，福州男性穿着多为长袍、长衫。长袍上自肩部、下至足跗。开襟于右，前幅与后幅缀以纽扣。前内有小幅布，中缝一小袋，叫暗袋，可藏少量物品。作为外衣的长衫，是中老年男性的便服，常换常洗，多以棉布制作。其色常见的有蓝、灰和月白。有身份的人夏天多穿麻织或绸织的长衫。短衫则指女性的外衣，套在袄的上面的称为袄轮。长衫以朴素大方为上，短衫则以新颖绚丽为佳。

马褂，是男性的短外衣，套在长袍或长衫外面，有领，对襟齐腰，缀以纽扣5粒。马褂不用布料而多以团花青缀制面。后来在左襟侧处缝一小袋，以藏挂表，叫做表袋。另一种可代马褂的“甲仔”，又叫背褡、背心。它是无袖的短衣，套在长袍或长衫外面，故有马甲之称。抗日战争以后，穿长袍、长衫的日渐减少，长衫马褂的更少。孙中山创造的中山衣则取而代之，并广泛流行。

中年以上的官宦豪绅，寒冬出门穿长袍之外，还披一外衣，其长自肩及膝后，无领，无袖，以带系之于颈，此即“披风”，亦叫“斗篷”。清代至民国，城乡劳动者不论男女多穿对襟及膝的短衫、短袄。衫则单衣，袄则是两重以上缝制的，有夹袄、棉袄、皮袄，按时令而更换。男袄所用的料子多为棉织品，女袄则多用丝织品。旧时妇女的礼服是袄与裙，合称裙袄。女子结婚时，要穿大红色的蟒裙蟒袄，嫁妆中要办一套内衣，叫做紧身袄裤。过去妇女，以青裙为便服，红裙为礼服，白裙为丧服。逢年过节，或家中有喜庆，或参加亲友的宴会，都要穿红裙，年老依然。丈夫死后，终身就不再穿红裙，再醮的妇女，也不得穿红裙。孀妇要到儿女长大自立以后，可穿绿色或浅绿色的绣花裙。一般的裙，长可及胫，多以丝织品制成，或刺绣彩色的图案。以折迭多者为尚，即所谓百褶裙。农村妇女，在田野劳动时，都穿着红布裙，以示有福。民国以后，穿裙者渐少。但男女从事劳作时，则以布作巾，围在襟前，以防污衣裤，叫做围身裙。清代，中上层妇女盛行穿旗袍，身着上下连属的衣服，形如长袍。至民国时，旗袍款式时有改变，有高领的，有矮领的，有硬领的；长有曳于地的，有至于胫的，有短仅过膝的，甚至有不及膝的；有长袖的，半袖的，有无袖如背心的。50～70年代，旗袍几乎绝迹。80年代后又流行起来，其式样趋于洋化。

男女的下衣谓裤。有长裤、短裤、外裤、内裤。旧式的裤，都没有袋子。上端统称裤，也叫裤头，多用高约半尺左右的白布缝接裤。着裤时另用一条带子把裤头绑在腰部，叫裤头带。脚管，无前后幅之分，左右亦可通用。裤裙俗叫裤斗，一般是合缝的，两裤管联成一体，叫密斗仔。

民国中期，公务员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盛行穿中山衣与西装；中学男生穿**和黑色学生服，女生穿蓝衫青裙；青年农民时兴对襟便服，颜色以青、灰、白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公职人员中，男性盛行中山装，女性盛行列宁衣。冬天则穿列宁式短棉袄，颜色多是灰色或浅蓝色。1954年提倡学习苏联，讲究穿着，青年妇女穿花连衣裙（称“布拉吉”），农村中青年农民仍着对襟平装，出门做客或办事时方穿中山装；妇女则时兴用“一九蓝”、“洋花布”做的大襟短衣。

“文化大革命”期间，男女青年流行军装，中老年衣色仍以黑、灰、蓝为主，式样仍以中山装为多。

80年代后衣着变化较大，男女青年衣着讲究，款式新颖，质量也随着提高，服式无一定规范，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或素、或艳，不一而足；裤管时窄、时宽、时长、时短，因人而异。青年女子四季服饰多彩多姿，时常变化，时穿长裙子，时穿短裙子，时穿超短裙、时穿健美裤。衣料从化纤类发展为呢、羽、皮、哔吱之类的高档制品。中老年男子从中山装转化到茄克衫与西装，衣料也逐渐趋向高档。

鞋 袜

民国前后男女老幼多穿鞋。男鞋黑色圆口或尖口，双鼻或无鼻，圆头低帮。夏季居家则多穿木屐拖鞋。女鞋多用红色布制，尖头翘鼻，鞋帮绣花，后跟加寸许厚，形似高跟。民国禁止缠足后，女鞋与男鞋相似，鞋面加横带纽。二、三十年代后，穿皮底布鞋、胶鞋、皮鞋的日渐增多，多数女性穿高跟皮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以胶底布鞋、军鞋和皮鞋为主。60年代随着塑料工业发展，各种塑料鞋、塑料拖鞋进入市场，夏秋季人们以穿塑料拖鞋为主，木屐渐次被淘汰。80年代，青年男女和干部、职工，大多穿用款式新颖、色调多种的皮鞋。

旧时男女皆穿布制的袜子，缠足妇女以苎纟齐织成宽五六厘米、长二米左右的裹脚布（俗称“脚带”）缠脚。四、五十年代后，针织袜、丝袜、尼龙袜取代布袜。

帽 子

近、现代流行于民间的帽子是小帽，又叫瓜皮帽、碗帽，系男性的便帽。以六辫合缝，环成圆形，有平顶、尖顶之别。帽的质料，春冬用缎，夏秋用纱，皆黑色。帽顶缀以丝辫成的结，如花果之蒂，圆而短。富人以珊瑚或玛瑙代结，有的在帽沿前面的正中缀以小方形的翠玉为饰，到抗日战争时期便已消逝。高帽，二、三十年代随着西装从国外传入。在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中穿西装多戴高帽，有的穿长衫、长袍也戴高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盛行灰色军便帽。“文化大革命”中盛行戴**军便帽，有些女青年也戴此帽。80年代后，老人、小孩因御寒戴各式呢质、纱线或毛线编织的帽子，少数人旅游戴鸭舌帽。

首 饰

簪、钗、耳坠、戒指、手镯为旧时妇女的主要首饰。簪、钗、耳坠，富者为金质，一般为银质，贫者为铜质。戒指一般均为金质，手镯多为玉质，也有银质、铜质的。未婚女子首饰不多，一般仅耳坠、手镯。读书学生一般不戴首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农村某些地区外，一般不戴首饰。80年代后，女子开始戴戒指、项链和耳环等，款式无奇不有。

发 饰

清代，男留长辫，已婚女子挽髻，童养媳双侧梳“蚱蜢髻”。城乡妇女均流行戴花。据说戴花既可衬映容颜的娇美，又可体现“戴花益子”，为吉祥的象征。所戴的花，主要有鲜花、通草花两种。通草花以中药通草为主要原料制成，简称草花，通称象生花。所戴的花多插于发髻上，或夹在前额的缝间，或扎于后垂的发辫中。鲜花一年四季，凡常见的花卉，或取其色，或取其香，随时宜而选用。逢年过节或家有喜庆，要戴“红笑”（色彩绚丽）的花，不戴素淡的花。

福州茉莉花多，花季又长，香气浓郁，为妇女所喜爱。白玉兰花，也经常被采摘佩戴。有的花一般人禁忌不戴，如桃花、夹竹桃，虽美丽，但被视为轻薄妖冶，习俗相沿，从无人戴。妇女在孝服期间，不能戴鲜花。年轻的寡妇更为禁忌，但等儿女长成的，才可戴素淡的鲜花。清朝康熙间，福建按察使周亮工在《闽小记•闽女》中提及有关戴花的习俗。由此可见300年前福州妇女戴花的打扮，还保留着古朴的民风。

通草花，为福州手工艺美术品之一，是用通草和彩色的绸、绒和布等制成的不谢之花。中老年妇女在年节或喜庆要戴“四季花”或“孩儿长春花”。四季花是把不同季节的花合在一整体，取四季常春意；孩儿长春花是用纸制的全裸的男婴坐在花丛之上，意为儿孙满堂。福州郊区有些村庄的妇女，在发髻中间插着三把刀剑形的簪，称为三条簪或便簪。三条簪多用银制，或用白铜，每条重约七八钱至一两，山区僻壤贫妇则削草制成。簪的形状扁平如剑，上尖，剑身镂刻花纹。中一簪剑刃向上，旁两簪左右交叉，刃皆向外，插于发髻之间。未嫁女子两额之下留发下垂，叫为“披肩”；既嫁，则梳发髻，插三条簪。民国19年（1930年），福建省政府代主席方声涛，以三条簪为“蛮俗”，下令严禁，强制执行，遂不复存在。它是历史上流传最为久远的福州农村妇女一种最奇特的头饰。

辛亥革命（1911年）后，梳髻的妇女少了，少女剪短发者增多，戴花的习俗也不行时了。男子开始剪辫子，有的短发，有的剃光头。留短发分头的多为对半开，也有四六、三七开，一般左少右多。“五四”运动后，知识界妇女也开始剪短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男子大多留分头，女子多梳齐肩双辫。“文化大革命”中，中青年男子时兴留短发平头，女子则时兴梳一条羊角小辫。80年代以后，妇女基本上都留长发，中青年妇女多烫发。以后青年女子逐渐时兴马尾巴式束发，或披脑后，或歪左右。少数青年男子也有留齐肩发和小胡子的。

1836年晚夏，在波恩大学攻读法律的一年级学生马克思，回特利尔向自己热恋的姑娘求婚。燕妮就和18岁的马克思约定了终身。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贵族出生、年华似锦的燕妮，被公认为是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皇后”，许多英俊景族青年为之倾倒，求婚者不乏其人，毫无疑问，可以缔结一门荣华富贵的婚姻。但是她却蔑视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传统观念，瞒着父母把自己许配给一个市民阶级的子弟，她完全不能预计和马克思共同生活的前途如何。马克思认为暂时还不能在身为枢密顾问官的燕妮的父亲面前正式向燕妮求婚。因此，起初他只能向自己的父亲吐露秘密。他相信，他父亲会在燕妮的双亲面前为一次成功的求亲作好各种准备 1836年10月，马克思从离家不远的波恩大学转赴离家很远的柏林大学读书，这意味着他们之间要忠诚等待一段漫长的时间。在柏林，由于心灵激荡的感情和“倾心思慕”的爱情以及带来的悬念和焦虑，曾一度影响了马克思全心全力地投入学习。他曾向他父亲坦率吐露说，由于远离摩塞尔河谷，远离他的“无限美好的燕妮”，他已“陷入了真正不平静之中”。困扰他的绝不是什么猜忌心，因为他对燕妮的爱情从未有过丝毫怀疑，只是由于想到不得不和她在漫长的岁月里长期分离，使他感到心情沉重。 于是，18岁的马克思就执笔写诗，用诗抒发自己的感情和心声。马克思的诗大多是歌颂燕妮和倾吐自己对她的思慕；但其中也有不少是表白自己的思想志愿和渴望有所作为的心情。 1841年4月15R，马克思提前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刚刚口到特利尔，就赶忙去他最心爱人的家，把博士论文亲手送到燕妮的父亲的手里。燕妮和马克思在多年分离之后，本来打算立即结婚的。但光有一篇博士论文并不能作为维持生计的基础，因而他和燕妮不得不打消给婚的念头，继续互相等待。从1842年4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842年10月，《莱茵报》的股东们委任马克思为编辑，1843年3月，马克思被迫退出《莱茵报》编辑部。接着又与阿尔诺德·卢格磋商了关于共同从事著作出版的计划。此后他才到克罗茨纳赫（燕妮在她父亲于1842年3月去世后就和母亲迁居这个地方），与燕妮举行了婚礼。 从他们私自约定终身到结合，燕妮等待了漫长的七个年头。在这七年中，她除了曾与未婚夫马克思有过少数的几次相聚之外，就只能从远处用自己的思念和书信陪伴他了。他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你的形象在我面前是多么光辉灿烂，多么威武堂皇啊！我从内心里多么渴望着你能常在我的身旁。我的心啊，是如何满怀喜悦的欢欣为你跳动，我的心啊，是何等焦虑地在你走过的道路上跟随着你。……处处有我在陪伴着你，走在你的前头，也跟在你的后面。但愿我能把你要走的道路填平，扫清阻挡你前进的一切障碍。”同时，她还不得不同她的几个贵族亲戚进行十分折磨人的斗争。 婚礼举行后，马克思和燕妮随即动身作了一次短途的新婚旅行。 1843年10月底，马克思和燕妮一起来到巴黎，同比他们早两个月来到这里的卢格筹办并出版《德法年鉴》杂志。至此，他俩拉开了充满困苦和自我牺牲的生活序幕。 由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对地主、资产阶级无情揭露和批判，使得一切反动势力诅咒他，驱逐他。他不得不携持家小四处转移，其生活困难有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1850年3月底，随马克思一起流亡伦敦的燕妮写信给好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时，描绘了她当时的生活情况：“因为这里奶妈工钱太高，我尽管前胸后背都经常疼得厉害，但还是自己给自己孩子喂奶。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悲伤和忧虑，所以他一直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还没有一夜，能睡着二兰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坐着，突然女房东来了，要我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可是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的菲薄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孩子的摇篮以及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我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东西拿走。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板了。……”马克思和燕妮共生了四女二子，白于上述原因，只有三个女儿长大成人。在这种境况下，’燕妮还是深深地爱着马克思。她除了母亲和主妇的责任，除了为每天的生活操心之外，还担负起了许多其他工作。燕妮是马克思不可缺少的秘书，马克思的几乎所有手稿——其中大部分是很难辨认的——在送到印刷厂或出版社去以前，总得由她誉写清楚。眼出版社和编辑办交涉，一些繁琐的手续，很难处理的事务，必须写的情，不少由她代办。马克思不是那种轻易在口头上流露心情的人，但当燕妮因母亲垂危离开了他几个月时，他便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帕，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象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轰吻……” 马克思与燕妮的黄昏之恋更加强烈。1880年，燕妮可能患了肝癌，她以惊人的克制能力，忍受着极大的疼痛。在这胆战心惊的岁月，马克思照料妻子，不离左右为了要让她快活些，马克思于1881年7、8月间，陪着她到法国去看了大女儿和几个外孙。1881年秋天，由于焦急和失眠，体力消耗过度，马克思也病了。他患的是肺炎，有生命危险，但他仍然忘不了燕妮。他们的小女儿在谈到双亲暮年生活的时候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早晨的情景。他觉得自己好多了，已经走得动，能到母亲房间里去了。他们在一起又都成了年轻人，好似一对正在开始共同生活的热恋着的青年男女，而不象一个病魔缠身的老翁和一个弥留的老妇，不象是即将永别的人。” 1881年12月2日，燕妮长眠不醒了。这是马克思从未经受过的最大打击。燕妮逝世那天，恩格斯说：“摩尔（马克思的别名）也死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接受医生的劝告，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休养。可是不论到哪儿都忘不了燕妮，止不住悲痛。他写信给最知己朋友说：“顺便提一句，你知道，很少有人比我更反对伤感的了。但是如果不承认我时刻在怀念我的妻子——她同我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那就是我在骗人。”他的这些话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1883年1月11日，传来了大女儿突然去世的噩耗，马克思的病情加重了。1883年3月14日中午，马克思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燕妮的坟墓的旁边。

经典情书－－马克思致燕妮 我的亲爱的：

　　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孤独，因为我感到难过，我经常在心里和你交谈，但你根本不知道，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我的照片纵然照得不高明。但对我却极有用你好像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眼前，叹息着说：“我爱你，夫人！”

　　暂时的别离是有益的，因为经常的接触会显得单调，从而使事物间的差别消失。甚至宝塔在近处也显得不那么高，而日常生活琐事若接触密了就会过度地胀大。热情也是如此。日常的习惯由于亲近会完全吸引住一个人而表现为热情。只要它的直接对象在视野中消失，它也就不再存在。深挚的热情同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像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到了一种强烈的热情。

　　你会微笑，我的亲爱的，你会问。为什么我突然这样滔滔不绝？不过，我如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亲吻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

　　再见，我的亲爱的，千万次地吻你和孩子们

　　注：卡尔马克思与燕妮的爱情早已脍炙人口。这位写过《资本论》并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人也会写出如此缠绵。热烈而细腻的情书。经常在外奔波、流亡不能厮守在妻子身边的马克思总是再忙也忘不了用他的生花妙笔向燕妮表达他的爱情，这封情书是马克思在英国曼彻斯特与恩格斯一同工作时写给燕妮的。文章引用自：

但愿能帮到你，希望采纳！

　　1满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满族人见面或拜见客人，有各种礼节，其中有打千礼、抚鬓礼、拉手礼、抱见礼、半蹲礼、磕头礼等。其中，打千礼、抱见礼、磕头礼主要为男人所用，其他则用于妇女。打千礼用于晚辈对长辈、下属对长官，形式为弹下箭袖，左膝前屈，右腿微弯，左手放在左膝上，右手下垂，并问安。抱见礼是平辈之间用，晚辈对长辈也可用，不过晚辈要抱长辈的腰，长辈抚晚辈的背，等等。现在，有些繁琐的礼节已被简化。

　　满族尊老敬上的传统更为明显。晚辈每日早晚要向父、祖问安，途中遇长辈人要让路，吃饭时长辈先坐先吃。满族重感情讲信义，对宾朋真诚相待，有客人必设宴招待，所允诺之事必全力去做。

　　满族传统的婚姻仪式较为复杂，大致经过通媒、放定、纳彩、过箱、迎亲、拜堂、拜祖、分大小、回门等程序。

　　通媒即由男方家请媒人向女方家求婚，两家都同意后便放小定，即男方家赠如意或钗钏诸物为定礼。然后是定婚，即选择吉日，男方家及其亲戚往女家问名，女家设宴款待，男方家长致辞求婚，女方家则推谢再三，男方家坚持求婚，女方家同意后，才算定下婚事。此时男方要拜女方家神位及其长辈。定婚后要过礼，也是选择吉日，男方家送衣服、绸缎、羊、鹅等礼物。男方家还要赠银两钱财。此时要议定婚期。进入迎亲阶段，女方家在婚期前一天陪送嫁妆，俗称“过箱”，新郎要往女家致谢。迎亲时，新郎在迎亲队伍的陪伴下赶着彩车迎亲，在途中两车相错时，新娘的哥哥将新娘抱上新郎家的彩车，俗称“插车”（由于各地区满族风俗不同，也有新郎与迎新队伍直接到新娘家迎亲的。还有的地方有"旗俗不亲迎"之说）。新娘至新郎家，换车乘轿，花轿落地，新郎要虚射三箭。新娘蒙红盖头下轿，与新郎站在事先摆在院中的天地桌前，向北三叩首，俗称拜北斗，即拜天地。拜完后撤天地桌，新娘进入临时搭的帐篷，谓之坐帐。坐帐时“开脸”，换头型。坐帐后，新娘跨过马鞍进洞房，新郎用秤杆揭去盖头扔到房檐上。夫妻饮交杯酒，吃合喜面、子孙饽饽，众人闹洞房。在婚日当天晚上，新郎新娘要拜祖宗。婚后第一天，新娘给夫家亲戚装烟敬茶，拜宗族，认明辈分，谓之分大小。一般在结婚三日之后，夫妻同回女方家，拜见娘家人并拜祖宗。婚后一个月，新娘回娘家住一个月，谓之住对月。到了这时，婚娶仪礼乃告结束。

　　这些繁杂的婚娶程序在今日满族聚居地区已经简化，并且融合了现代形式。比如插车，演变为男女青年骑自行车或摩托车，各自由婚庆队伍陪伴，从自己的家里出发，行进至中途相遇时，两人交换自行车或摩托车，再一同到新郎家。还有拜祖宗，有的地方演变为新人拜双方父母。虽然有变化，但仍然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另外，满族的婚姻仪式因居住地区不同而略有变化，并非完全一致，但主要程序大致相同。

　　满族的育儿习俗比较特殊。生男在门左挂弓箭，生女在门右挂彩色布条，娘家送一个悠车。生儿三天时，亲朋送贺礼，俗称“下奶”。并举行洗礼，称“洗三”。满月时要请客人来“做满月”，并将弓箭或布条取下挂在“子孙绳”上。百日时，要用从各家要的彩布条编成锁，称挂锁。周岁时要举行较为隆重的仪式，让孩子“抓周”。一般在16岁时，男孩剃发，女孩盘发髻。至今在东北满族聚居区仍然保留“下奶”、“洗三”、“做满月”、“抓周”等传统习俗。

　　葬俗

　　满族的丧葬以土葬、火葬为主，土葬和火葬历史都很久远。在满族入关前以火葬为主，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经常迁移。另外，八旗将士在清初战死较多，尸骨不便送回故里，所以多用火葬。满族入关后逐渐发生变化，从火葬与土葬并用发展为以土葬为主。丧葬仪式是，死者临终前穿寿衣，多为长袍、马褂，为单数。屋内停灵，一般在7日之内。用木板做成灵床，头西脚东。灵幡用3尺左右的红布制成，上缀以黑穗，悬挂在院中高杆上。满族人用的棺具形状特别，上部隆起，上宽下窄，称“旗材”。

　　停灵期内合家举哀，举行祭奠。入殓时棺内放金银等物，贫者用金银箔元宝代替，口含铜钱或玉器，灵具放在院内灵棚内。出殡多选阴历单日，抬灵有16杠、32杠、64杠之分。出殡后要感谢帮忙的人并请吃饭。下葬后，每7天到坟上烧一次纸，连烧7次。百日时要烧百日，周年时要烧周年。满族烧纸是将纸叠成口袋状，俗称烧口袋。清明节要上坟，烧口袋和插佛托。近30年来，满族的丧葬又改为火葬为主。但祭奠亲人的仪式仍然保留了许多古老传统，如清明节烧口袋、插佛托、烧七、烧百日、烧周年等，都依然如故。

　　禁忌

　　满族禁忌较多。不允许亵渎神灵和祖宗。比如满族以西为贵，祖宗匣放在西炕上，西炕不许住人和放杂物，不能有各种不敬行为。不许打狗，更禁忌杀狗、食狗肉、戴狗皮帽子，也不允许外族人戴狗皮帽子进家。传说努尔哈赤曾吩咐族人"山中有的是野兽，尽可以打来吃，但是，今后不准再吃狗肉、穿戴狗皮，狗死了要把它埋葬了，因为狗通人性，能救主，是义犬。"从此爱犬、敬犬便成了满族的习尚。另外，满族人不仅不食乌鸦之肉，还有饲喂乌鸦、祭祀乌鸦之俗。

　　2达斡尔族风俗习惯

　　婚俗

　　达斡尔人离开群婚、对偶婚等婚姻形态已经有很久了。在其民间传说中很早的时候不是女子出嫁，而是男子嫁到妻方居住。后来由于男子不愿居住在妻家，经常逃回母家才改为女子出嫁，并开始给新娘陪嫁。据说起初女子也想逃回娘家，但又舍不得丢弃她的衣柜等物，久而久之，女子出嫁便成为一种制度。这或许是对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由从妻居向从夫居婚过渡的历史变革的一种朦胧记忆。

　　达斡尔族实行一夫一妻制婚，恪守氏族外婚制度原则。旧时婚姻多由父母包办，婚姻以入赘婚较普遍。婚礼一般在春暖花开时举行，结婚过程大体分三步：一为订婚：由男方父母委托媒人说媒，若女方父母同意，则接受媒人斟酒磕头礼；二为送礼：男方家要给女方家送两次礼即食礼和物礼；三为结婚：达斡尔族的婚礼隆重而热烈。婚期商定后，女婿按期前往岳父家迎亲，新娘由男女傧相各三至四人陪同携带嫁妆前往婆家。新郎的父母在家门外敬酒迎接送亲的队伍。婚宴上男方陪客首先致辞欢迎送亲的贵宾，女方傧相手拿弓和翎箭为新婚夫妇祝福。最后新娘由妯娌陪同给公婆和男方长辈敬酒磕头，给同辈兄弟姐妹敬烟相识。

　　从清末起少数富有者因原配不生育而纳妾，但为妾者在家庭中处于无权地位。离婚被达斡尔族人认为是不吉利和不光彩的事情。经调解无效后，离婚者要请无子女的人在野外缮写离婚书，以立凭据。族内有俗语称："写离婚书的地方，三年不长草木。"无子女的年轻寡妇在为亡夫服孝三年后可以改嫁，无寡妇内嫁之俗。

　　至19世纪末，达斡尔族中普遍存在着父系大家庭。一个典型的达斡尔族家庭一般有三代或四代人。每个家庭的家长由男性长辈担任。他是家庭生活的主管者，也是生产活动的指挥者，被称为"贝功达"。只要他在世，家庭和睦，很少纠纷。"贝功达"

　　去世后，再按股分成若干家庭，而每一股又将是几世同堂的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繁琐的订婚、结婚仪式在达斡尔族地区已不多见，现代文明的婚姻家庭观念已被广泛接受，婚姻自由、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已成为现实。

　　丧葬

　　敬老的传统和灵魂不死的信念，使达斡尔人对死者的安葬和悼念活动日益隆重和繁杂，尤其对老年长辈的葬礼更是如此。

　　达斡尔人的丧葬以土葬为主。只有萨满的安葬根据其意愿实行风葬或火葬，孕妇实行火葬，死于天花病的儿童实行风葬，一般正常死亡者均为土葬。原来达斡尔族的每个莫昆都有其公共墓地，称为“达·蒙干”或“达·夸然”，选择有山有水、地面开阔的阳坡为墓地。在墓地内按辈分安葬死者，夫左妻右，世代相接。

　　从葬事开始之日起，死者的直系晚辈开始服孝。死者的妻子、亲子、亲侄儿等穿孝袍，长子外套白布马褂，服孝期为一百天，脱孝服后还要穿素服三年。死者的亲弟和侄儿服孝两个月，以宽约三寸，折叠三层白布条为孝带，斜挎用系于腰，有一端与长袍下摆齐。五代以内的其他晚辈服孝一个月。不同期限的服孝者的脱孝日，正是为死者举行周日、二周日、百日祭奠之日，而且在死者的一周年、二周年和三周年忌日和春节，都要举行祭奠仪式，上坟添土烧纸，达斡尔人认为，三年以后死者的灵魂便会离开族众和故土远去，一切祭奠活动到此结束。

　　礼仪

　　达斡尔族重礼仪，讲究辈分，集中体现在婚礼、葬礼、节庆、族谱祭等活动中。敬老是达斡尔族礼节的核心。日常生活中以年长者为尊，向他们请安、敬烟、让座、让路。过去一般人们相见，都要行请安礼，姿势因本人的性别和对方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向老人请安施重礼。达斡尔族热情好客，客人到家以烟、酒、奶制品相待，即使生活拮据，也乐于设法款待。达斡尔族的装烟礼颇具特色，客人到家即使已经叼着烟袋，也要请客人拿下来，他们要亲自给装上自己家种植、晒制的朵烟，点燃后敬给客人。

　　达斡尔人相见都要行请安礼。请安礼的姿势因本人的性别和对方的身份不同而有所区别，男子请安的姿势是左腿向前迈半步，两腿向下弯曲，其深度因礼的轻重而别，向老年人请安弯度要深，向平辈和年龄相仿者请安时，对方也要以同样的姿势答礼。女子请安时两腿并拢向下稍微弯曲，双手平放膝上，稍微低头。

　　在达斡尔人的礼仪中，娘亲是最引人注目的，按照他们的传统，如果有人触犯习惯法受到氏族处罚时，其父母无能为力，只有做舅父的才有资格以当事人的认罪悔过为条件赎回外甥；在葬礼上，唯长辈娘亲的意志是从，如有安排不当或礼节不周之处，一经舅父指责，只有办丧的最长者出面道歉才能了结。

　　服饰

　　达斡尔人的服装是由布匹、狍皮和羊皮等多种原料制作的。早先，男子的服装以狍皮为主，只有夏装和内衣为布料。他们的狍皮服装分为冬装和春秋装两种。用于晚秋、冬季、初春的狍皮制作的皮袍称为“德力”，绒毛厚、防寒能力强、轻便保暖，为便于骑马，皮袍的前后摆开衩；用于晚春、夏季和初秋季节的狍皮制作的皮袍称为“哈日米”，因为长绒已脱落，毛薄，宜于春秋穿用，是猎人和入山伐木者理想的外衣。达斡尔人称之“其卡米”的皮靴，是用狍子的下腿皮毛朝外拼缝成靴靿，狍脖皮为底。人们脚穿毡袜，再套“其卡米”，保暖轻便，适于林海雪原中行走，是猎人必备的防寒靴。

　　从前，达斡尔猎人还戴一种用狍子或狼、狐狸的头皮做的帽子，取兽头的整张皮为帽盔，兽耳向上挺立，还嵌入两只眼睛，猎人戴这种帽子便于接近野兽，起伪装作用。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布匹成为达斡尔人的主要衣料，男子开始普遍穿单袍和棉袍，狍皮衣服逐渐减少，与此同时，羊皮成为达斡尔人冬季防寒服装的材料之一，尤其以牧为主的海拉尔达斡尔中，羊皮是他们冬季防寒服的主要材料，达斡尔人的羊皮冬装，除厚绒羊皮袍外，

　　还有罩布面的羊羔皮长袍、皮袄、坎肩等。

　　自清初以来，不少达斡尔人任文武官员，上自将军、都统，下至佐领、骁骑佼，官场上的礼服随之在达斡尔族中普及开来，除官员外，富有者也备缎子面料的长袍、马褂等礼服，以备参加婚丧等典礼时穿用。参加各种典礼、聚会的男子，必须系腰带，而且腰带上佩挂烟荷包和火镰，否则会被人们耻笑不重礼节。

　　女装以棉布为主，习惯穿旗袍，冬季穿棉旗袍或单旗袍，外罩棉袄，除日常的服装外，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还置备绸缎面料的旗袍、上衣、罩衣或皮里的对襟坎肩，供年节或参加各种典礼时穿用。绸缎服装的花色因年龄不同而有别，老年人长袍发蓝、灰色为多，外罩黑缎上衣或过膝的外罩。中青年女子的绸缎服装颜色鲜艳，并配以不同颜色的花边，与绸缎服装相配套，脚穿绣花鞋。

　　达斡尔族女子素来注重装饰打扮，除上述艳丽服装外，头插金属簪筓和绸缎花朵，出嫁的女子还要梳两半头，佩戴各种首饰，戴金银或玉制耳环、耳坠、戒指，在右侧衣襟上佩挂绣花烟荷包和手帕，以备给长辈敬烟之用。

　　是否会做各种针线活，尤其是绣花技艺的高低，曾经是评证青年女子的标准之一。女孩过了10岁就学缝衣绣花，当出嫁时不仅要带自己做的绣花鞋若干双，烟荷包和绣花枕头，还要给婆婆和小姑子们带去亲手绣制的花鞋，以显示其针线技艺。

　　交通

　　达斡尔族传统的陆上交通工具为马匹和大轮车，20世纪初出现自制的大铁车，少数富户开始使用从市场购置的钢轴车。传说在黑龙江北岸生活时曾使用过既可赶路又可追踪猎物，类似滑雪板的交通工具“肯古冷”。传统的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是独木舟和小木筏。

　　住宅

　　达斡尔族从事农、牧、猎、渔、林等多种经营的经济生活特点，影响他们对居住地的选择。一般来讲，屯落的北面为山林，东、西、南三面是开阔的草甸子，屯落位于山的阳坡或岗地，靠近江河。达斡尔族一般以同姓聚居一屯为主，因为从全屯整体出发，统一规划，所以房舍院落园田排列井然有序，“介”字型草房一律朝南，一般一户为两间、三间或五间房。达斡尔族住房素重采光，西屋南面三扇窗，西面两扇窗，东屋南、东面各两扇窗，房门两侧各一扇窗。为使窗户结实、透明，用盐水豆油搅匀喷在窗纸上。屋内南、北、西三铺炕连接在一起，构成“弯子炕”，家庭成员及其客人的铺位都有相对规定的位置。

　　3赫哲族人民的婚姻实行氏族外婚制，一般为一夫一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富有者间或有一夫多妻。成人去世，实行土葬；婴儿夭折悬于树间。

　　曾经赫哲族男女衣服皆用鹿皮和鱼皮制作，足穿鱼皮及狍、鹿腿皮做的，内絮草。在二三百年前，布匹、绸缎开始进入赫哲族上层人士的家中，但一般百姓是穿鹿皮、鱼皮。过去妇女的衣裳多缘以色布，边缀铜铃，与铠甲相似。赫哲族男女，都喜欢穿大襟长袍、短褂或坎肩。衣饰因质而异。20世纪初，大部分人以棉布为衣，辅之以鱼、兽皮衣。赫哲族妇女的衣饰因受满族影响，鱼皮长衫与旗袍相似，有领窝，但没有衣领。并装饰各种图案，生动雅致。赫哲族人民日常吃鲜鱼、兽肉，加工各种鱼、兽肉干，备常年食用。其中“塔拉卡”刹生鱼，这是用来招待客人的上菜，是用鲤、鲩、鲟、鳇、鳙等鱼加配菜调料制成的清香爽口的佳肴。

　　住宅为用桦皮、兽皮、茅草搭成的“撮罗”(尖顶)、“胡如布”(圆顶)及各种“昂库’’(棚子)。夏季构木而居，冬则凿地为“地窨子”，有穴居的遗风。较普遍地住泥墙草顶房屋。冬踏滑雪板或役犬挽雪橇以为交通，夏季以桦皮船、舢板从事运输和捕鱼。

　　赫哲族注重礼仪，有敬老尊长的良好社会风尚，晚辈出远门回来，与长辈相见时，要向长辈行跪拜礼，依次向父母、兄嫂问安，以示敬重。长辈吻晚辈的额头，以示亲热爱护。赫哲族人的重要节日与汉族大体相同，象春节、元霄节、二月二、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但春节特别隆重。

　　4锡伯族十分崇尚礼仪，平时见到长辈要“打千”(问安)问好，在路上见到老人要让路。男子“打千”时，左腿前走一步，双腿下屈，双手扶左膝盖；妇女则将双手往腰际一放，身子向下一蹲，然后起立为止。锡伯族好客，待人热情、诚恳。客人来访，儿媳要出来装烟和倒茶，客人告别时，全家要出来送到大门口。

　　锡伯族的婚礼热闹而饶有特色。新郎新娘进入洞房后，新娘由伴娘和男家嫂嫂等人为其梳头，解开姑娘时代梳的一条长辫，分梳成两条辫子盘在头上。此时就意味着新娘告别了姑娘时代，成为男家的一名正式成员。

　　晚间，男方的小伙和姑娘们都来到新人的洞房中，让新郎和新娘做一些有趣的游戏。其中常常要进行抢羊骨头游戏。方法是将羊骨头放到一个碗里，让新郎新娘同时去抢，抢到者为胜，抢不到者要被罚唱歌跳舞。

　　锡伯族有哪些禁忌

　　睡觉时脱下的裤、鞋、袜等不能放在高处；不能在炕上横卧；不得从衣、帽、被、枕等物上跨过；吃饭时不得坐门坎或站立行走，不许坐、踩锅灶，严禁拍桌打碗；递刀给人要刀尖朝自己，刀把朝对方；忌食狗肉，忌穿狗皮制品，若门口上挂有红布或一束草，表示屋内有病人或产妇，外人不得入内。

　　锡伯族为什么要过两次清明节

　　锡伯族实行用棺木土葬，死后七天、百天，家属要上坟祭奠。每逢过年过节尤其是清明节，都举行扫墓活动，子女在服孝期间不能参加娱乐活动。值得一提的是，锡伯族的清明节，一般在农历三月过一次，但新疆塔城地区的锡伯人每年一般要过两次，一次是在农历三月间，多供鱼类，因此称“鱼清明”；另一次是在七月间，多供瓜果，因此称“瓜清明”。

　　“喜利妈妈”的象征物是什么

　　“喜利妈妈”是锡伯族崇拜供奉的女始祖。“喜利”，在锡伯语中的意思是“延续”。锡伯族希望在女始祖的保护下，子子孙孙人丁兴旺。“喜利妈妈”的象征物，是在长约七米的丝绳上，系上小弓箭、箭筒、小摇车、红绿布条等。家里生男孩子时拴小弓箭，生女孩子时拴布条。平时装入布袋，挂在室内西北墙角上。每年农历除夕，由家中男主人将“喜利妈妈”请下，将丝绳拉开，从屋内西北角扯到东南角，供上香、烛等供品。到二月二日再将“喜利妈妈”收在一起，包好放回原处。

　　“海尔堪”是什么祖神

　　“海尔堪”是保护牲畜兴旺的祖神。锡伯族家家都供奉“海尔堪”。“海尔堪”供在屋外西南墙的房檐下。在墙内挖一个洞，里边放个木匣子，装有木雕或泥塑、纸画的男人坐像。在祭“海尔堪”的时候，当天要杀一头猪，由族长献上祭品，焚香磕头。主人还要把最喜爱的骏马献给“海尔堪”，以表示诚意。马尾上系羽毛或红布条，在“海尔堪”的神位前，举行隆重的牵马仪式。此后，这匹马就不干活、不剪鬃、不修尾，用细草精料单独喂养，只有主人能骑用。

　　打螃蟹是什么活动

　　“打螃蟹”是锡伯族一种体育活动。据说因锡伯族人民耿直刚强，对横行霸道者嫉恶如仇。因见螃蟹总是横行，所以狠狠打之，以象征惩治横行者。后来在民间逐渐变成一种体育活动。把一个直径约10厘米、高约7厘米的木饼称为螃蟹；再做一个长约150厘米，下部弯曲的木棍，叫打螃蟹棒。比赛时先画一条线为中线，然后，参加比赛的双方在两边三五丈的地方，各画一条线为双方底线。先将螃蟹立在中线上，然后，双方各出一人到中线，在螃蟹两边对面站好，当宣布比赛开始时，双方的两人先用螃蟹棒互击三下，之后开打。六名队员在场地上互相争打。将螃蟹打过对方底线为胜一次，获胜次数多者为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