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和童话诗等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方面都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为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普希金的诗歌创作中，童话诗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童话诗具有浓郁的俄罗斯民间诗歌的特色。早在1817年到1820年间，普希金便根据民间故事和传说，创作了内容丰富、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轰动了整个俄罗斯诗坛，甚至使他的老师、当时最著名的诗人茹科夫斯基也赞叹不已，连呼：“惊人的天才！美好的诗篇！”此后，在 19世纪 30年代，除了未完成的童话诗《母熊的故事》，普希金给世人留下了完整而珍贵的五篇童话诗：《神甫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1830）、《国王萨尔坦和他那光荣而力大的勇士儿子格维东萨尔坦诺维奇公爵以及美丽的天鹅公主的故事》（1831）、《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死公主和七个勇士的故事》（1833）、《小金鸡的故事》（1834）。
19世纪，俄罗斯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这个国家的农民一生都离不开民歌民谣，农村里到处都洋溢着歌谣声和讲童话故事的气氛。路上，伴随着马车铃铛声的是车夫的歌声；田野上、节日里，不管是劳动中还是在婚礼上，都离不开唱歌和跳舞；即使在休闲的冬季夜晚集会上，人们也是通过唱歌和跳舞来表达自己的欢乐和痛苦、斗争和回忆。可以说生活中的一切都反映在歌谣、童话故事和传说里。普希金小时候就经常听外祖母和奶娘讲童话故事和各种各样的传说，受到民间诗歌环境的熏陶。这些民歌、民谣和民间故事不知不觉地留在了普希金的记忆里，渗透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成为他的童话诗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幽默用语的原型和素材。就故事内容、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来说，普希金所有的童话诗，都保留了俄罗斯民间文学的特色。不过，在通常情况下，俄罗斯民间故事都是散文形式的，而普希金所再创作的童话故事则是以诗体形式出现的，这样就更通俗，更顺口，有利于朗诵和传唱。像民间故事一样，普希金的童话诗一般都带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富有寓意，发人深思。正如《小金鸡的故事》结尾所明确指出的那样：
童话虽是虚构，却深有寓意！
对善良的年轻人，不无裨益。
在童话诗《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里，普希金讽刺和揭露了神父的贪婪和愚昧，赞美了长工巴尔达的机智、聪明和爱劳动的特点。普希金爱憎分明，作品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在普希金的童话诗帼王萨尔坦和他那光荣而力大的勇士儿子格维东萨尔坦诺维奇公爵以及美丽的天鹅公主的故事》里，有两点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一是曾遭两位姐姐嫉妒、诽谤和陷害的妹妹最终有了公正和圆满的结局；二是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幸福的王国形象――岛上到处是楼房，人人都富裕，小松鼠不断地创造财富，勇士什1组成了捍卫岛国的警卫队。在沙皇专制统治和暗无天日的时代里，普希金能创作出这样的鞭笞邪恶、憧憬美好未来的作品，实属难能可贵。
在创作童话诗的过程中，普希金常常变换情节和人物形象，加进不少自己的东西――新的内容和新的人物，使作品更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所以说，普希金是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俄罗斯民间文学的故事内容和体裁形式。其中，《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家喻户晓，最受欢迎和喜爱，具有深刻的进步意义。贪得无厌的老太婆最终必然受到惩罚，因为她不仅“胃口越来越大”想过贵妇人和女皇的生活，而且随着欲望一次次得到满足，变得越来越可恶可恨，她甚至扯着仆人的头发痛打，硬逼老伴儿到马厩里干苦活。这还不说，当了女皇之后，她还差点儿逼着武士把老伴儿的脑袋给砍下来，最后竟异想天开，让“有求必应”的小金鱼来侍奉她，听她差遣。
在普希金所有的童话诗中，最抒情、最富有诗意的是《死公主和七个勇士的故事》。这篇童话诗写出了后娘王后对公主的忌恨和迫害。童话中美丽的公主，特别像一位农家姑娘，她性格温柔，和善而又谦虚，尤其爱劳动。她这些优点必然会赢得人们的好感，七勇士很快都爱上了她也是十分自然的。普希金通过公主以独特的方式―一拒绝七勇士的求婚场面，反映了俄罗斯人民崇高而美好的道德标准。
《小金鸡的故事》不仅是一篇抨击沙皇统治的暴虐和好战的童话诗，而且还是一篇讥讽意味十分浓厚的童话诗，其主题思想与民间文学中类似的创作可说是一致的：女色比任何敌人都可怕，女色的危害在于导致毁灭。强大王国的国王及其勇敢善战的两个儿子，虽然兵强马壮，虽然有小金鸡时刻报警提醒，但却抵挡不住异域女王美色的进攻，难逃全军覆没、送掉性命的厄运。
阅读和欣赏普希金的这些童话诗，真可说是一种艺术上的享受，从中我们会得到莫大的思想启迪，增长对做人的道德标准的认识和领悟。
早在 20世纪 40年代，普希金的童话诗便通过老前辈戈宝权先生的翻译在中国广泛传播，受到欢迎。作为此前的译本，戈老先生确实贡献很大，功不可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发展，需要有新的译本，在体现原著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有新的发展和突破，至少也可作为已有译本“美在普希金的诗歌创作中不足”的修订和补充。
几年前承接力出版社的信任和好意，特约我们重译普希金的童话诗，以便纳入该社所主持的《世界童话经典插图珍藏本》之中。我们利用访问俄罗斯的机会，在那里搜集了各种插图本的普希金童话诗集和有关资料，并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对普希金的童话诗加深了理解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到了50年代原苏联同学阿达波良斯卡娅、玛琳娜波格列宾斯卡妞、济娜瓦尔拉莫娃、娜塔莎戛捷茨卡娃等人的大力帮助。在中文版图文并茂的《普希金童话诗集》出版之际，我们对上述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答案是：特别喜欢一个人，会忽略对方所有的缺点。
古人云：“情人眼里出西施。”你想啥呢？西施能有缺点吗？四大美人之一！
心理学上讲：光环效应指人们对他人的印象及认知是基于根据自身的个人喜好出发，再从这个判断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品质，使得最终出现“以点概面、以偏概全”的现象。
例如：俄国作家普希金狂热地爱上了“莫斯科第一美人”娜坦丽，并和她闪婚。
婚后才发现两人差别巨大，当普希金每次与她分享自己的诗作时，她总是毫无兴趣、心生排斥，相反却要普希金陪她游乐，出席豪华晚会、舞会，普希金为此丢下创作，弄得债台高筑，最后还为她决斗而死，一颗文学巨星就此陨落。
在感情的世界里，普希金相当于汽车驾驶员，娜坦丽相当于播音747飞机，最后因为普希金特别喜欢对方，俩人走到一起。
我不管我什么驾照，我就要开飞机。
大文学家普希金都会受此影响，将近比心，考虑一下自己。
细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被颜值吸引，男人是视觉动物，再度结合当下“颜既为王”的价值观，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对方的脸蛋上，你绝对会忽略对方所有的缺点。这时候的你是没有理智可言。第二种情况，被对方的品质优点与三观吸引，这样情况好一些，你的内心会去权衡利弊。你会发现对方的缺点，但是你会安慰自己“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最后的结果还是会忽略对方的缺点。
参考资料：
一、冰心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
。中国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笔名冰心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1919年8月的《晨报》上，冰心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1923年出国留学前后，开始陆续发表总名为《寄小读者》的通讯散文，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1946年在日本被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位外籍女教授，讲授“中国新文学”课程，于1951年返回中国。1999年2月28日21时12分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被称为"世纪老人"。
二、艾青
艾青，1910年3月27日生于浙江金华，现代文学家、诗人。192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1933年第一次用笔名发表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1935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曾赴黑龙江、新疆生活和劳动，创作中断了二十余年。1979年平反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1985年获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1996年5月5日凌晨4时15分因病逝世，享年86岁。
三、泰戈尔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年—1941年)，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1861年5月7日，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的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见解，泰戈尔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代表作《吉檀迦利》、《飞鸟集》、《眼中沙》、《四个人》、《家庭与世界》、《园丁集》、《新月集》、《最后的诗篇》、《戈拉》、《文明的危机》等。
四、普希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1799年6月6日-1837年2月10日)是俄国著名的文学家、被许多人认为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现代俄国文学的奠基人。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被誉为“俄国小说之父”。他的作品是俄国民族意识高涨以及贵族革命运动在文学上的反应。代表作有诗歌《自由颂》、《致大海》、《致恰达耶夫》、《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上尉的女儿》《黑桃皇后》等。
晕轮效应
晕轮效应是指人们对他人的认知，首先会参考初步印象，然后再从这个印象推论出他人的其他特质，常常从局部出发，以偏概全。之所以叫晕轮效应，是因为某个特质会像月晕的光环一般扩散到这个人的其他特质上。
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在对作家文学价值评级的研究中首次发现了晕轮效应，随后，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爱德华·桑戴克在1920年第一次用经验证据证实了他的存在。
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他要求军队中的两名指挥官对于他的下属士兵的各项数值进行评级，目的是想看其中的某项数值是否会影响到其他特质的评估。
这些数字包括智力、身体素质、领导能力和个人素质。桑代克发现，一个人的吸引力会显著影响到别人对他其他特质的评估。
比如，如果一个士兵的身体素质这一项的评级比较高，那么对于他其他项，比如说领导能力、智力的评级也会比较高。最终，他将自己的发现写成了文章，并正式引入了光环错误这个词。
小故事
上个世纪，俄国有一位著名的大文豪叫普希金。他狂热地爱上了被称为“莫斯科第一美人”的娜坦丽，并且和她结了婚。娜坦丽虽然容貌惊人，但与普希金志不同道不合。当普希金每次把写好的诗读给她听时。她总是捂着耳朵说:“不要听!不要听!"
相反，她总是要普希金陪她游乐，出席一些豪华的晚会、舞会，普希金为此丢下创作，弄得债台高筑，最后还为她决斗而死，使一颗文学巨星过早地陨落。在普希金看来，一个漂亮的女人也必然有非凡的智慧和高贵的品格，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现象被称为晕轮效应。
外貌会影响到人们对于他能力的判断。
Landy和sigall在1974年的研究发现，晕轮效应会影响男性对于女性学术能力的判断。人们倾向于对漂亮女性的文章做较高的评价，而当文章的客观质量较差时，作者的吸引力对其写作评价的影响最为显著。相比不漂亮的女性，男性倾向于容忍漂亮女性的糟糕表现。
外貌会影响到成绩的高低。
rosenthal和Tacobson在1968年的研究发现，教师不仅会根据学校成绩，还会根据学生的外表来判断他们的学业前途。
外貌会影响到收入的高低。
parrett在2015年根据弗吉尼亚州餐馆的小费数据研究了外貌对于收入的影响，他发现那些更具吸引力的服务员每年比普通的服务员多赚取将近1261美元的消费。
晕轮效应认知偏差的原因
内隐人格
人的内在品质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比如我们常常会觉得一个爱笑的人有更大的几率会是一个开朗有好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很美或者很帅的人的时候，我们也会倾向于认为他的身上有更多美好的品质。
觉知的整体性
当人们在认识一项事物的过程中，并不是根据觉知对象的单一属性进行觉知的，而是倾向于将不同的特质组合成一个整体。
晕轮效应”产生的结果往往就是“一好百好，一差百差”。“一好百好”往往让我们轻易相信他人，被外表或是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最终落得“上当受骗”的心理感受。要知道，这是你“强加于人”的码，也就是说，事实上是你帮助他欺骗了你自己。
“一差百差”则常常会造成错失良机的后果，在与人交往的第一面就因为你的“偏见”而断绝了与他人走近的可能性，而这或许是你当下最好的机遇。毫无疑问，是你亲手推开了那块包装很难看的超级奶酪。
普希金，全名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普希金是俄罗斯著名文学家、诗人、小说家，现代俄国文学创始人，19世纪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普希金被誉为 “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青铜骑士” 。
普希金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诗歌作品。
《自由颂》，《致恰达耶夫》，《致大海》 ……
普希金的作品题材广泛，小说、诗歌、戏剧，童话都难不倒他，他是文学领域的多面手，万能胶。
小朋友一定还记得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吧。
善良老实的渔夫，知恩图报的金鱼，贪得无厌的渔婆……
渔夫放了金鱼，金鱼报恩与他，渔婆欲壑难填，荣华富贵皆空！
多么动人的童话故事，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
普希金用童话的方式告诉世人，不可贪心不足，否则一无所有。
普希金这个天才文学家于1837年2月8日，在与丹特斯的决斗中，不幸腹部中弾身亡，年仅38岁。
天妒英才，巨星殒落，举世震惊……
普希金这个文人为什么要与别人决斗呢？
这其中到底有何隐情呢？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把普希金的早逝归咎于他的妻子娜塔丽娅普希金娜。
在很多普希金传记中，娜塔丽娅被描述成一个轻薄浮浅，娇艳诱人的交际花。
娜塔丽娅是一个没有知识，没有头脑的花瓶，娜塔丽娅与丈夫普希金没有共同语言，娜塔丽娅招蜂引蝶害死了普希金。
总之，普希金不该娶娜塔丽娅；娜塔丽娅毁了普希金。
事情的真相真是如此吗？
娜塔丽娅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呢？
1963年，普希金研究家奥布多夫斯卡娅和杰缅季耶经过不懈努力，挖掘出一批珍贵的新史料一一
冈察洛夫家（娜塔丽娅的娘家)的书信，这其中包括普希金与娜塔丽娅的法文亲笔信。
这些信件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娜塔丽娅，一个被人长期误解的善良女子。
从普希金与娜塔丽娅的法文亲笔信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娜塔丽娅绝不是一个交际花，普希金与娜塔丽娅是真心相爱的。
信中的娜塔丽娅纯洁善良，容颜姣好，才华洋溢，气质优雅。
她不是一个头脑空虚的庸脂俗粉，她是一个秀外慧中的知性女人。
如果娜塔丽娅真的只是一个庸俗不堪的空壳子美人，那么才华横溢的普希金又怎么会与她相恋成婚呢？
人们贬低娜塔丽娅的为人品德，不就是接间贬低了大诗人普希金？
才华出众的人不会找徒有其表的人……
这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娜塔丽娅比普希金小13岁，她虽然对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他的作品不能完全理解，但她是真的崇拜他，尊重他，支持他……
普希金与娜塔丽娅在蜜月期间，她就为丈夫誉写诗稿。
普希金视娜塔丽娅为自己的心灵伴侣，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要先朗诵给妻子听，妻子满意了，他也满意了。
娜塔丽娅总是愉快地听着丈夫朗诵的作品，她在丈夫的作品中体会到什么是真善美。
婚后的生活幸福美满，不久之后，4个活泼可爱的儿女相继出生。
生活不会一帆风顺，梦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普希金虽然名声在外，但他不善理财，开销总是入不敷出……
娜塔丽娅满着丈夫向她哥哥求援，要了87令白纸，圆了普希金的岀版梦。
这样的妻子可称得上“贤惠”了。
就在诗人遇害前半年，娜塔丽娅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还瞒着他再次请求哥哥接济。
娜塔丽娅本是一个千金**，她嫁给了一个穷诗人，但她心甘情愿地付出，她无怨无悔地奉献。
可是，人们都看不到这个女子的善良与美好，只看到她的美艳与社交。
不错，年轻貌美的娜塔丽娅的确很喜欢社交活动，她喜欢热闹，喜欢称赞，喜欢沙龙，喜欢跳舞。
这难道有错吗？
一个女人嫁了人就不能有自己的梦想和空间了吗？
娜塔丽娅何罪之有？
娜塔丽娅是彼得堡第一美女，多少男人都为她倾倒，多少女人都嫉恨她的美貌。
有时一个女人长得太美了也是一种麻烦。
普希金崇尚自由，嫉恶如仇，作品叛逆，不合时宜。
沙皇尼古拉一世对娜塔丽娅的绝世芳容垂诞三尺，对普希金的叛逆乖张咬牙切齿。
那些横行守旧的贵族们更是恨不得将普希金撕成碎片……
千百双仇恨的眼睛在注视着普希金与他妻子的一举一动……
他们在等一个可以下手的机会……
天真烂漫的娜塔丽娅并不知道丈夫与自己的险恶处境，她仍然快乐地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天生丽质难自弃，诽谤恶言满天飞……
人最坏的就是一张嘴了。
娜塔丽娅有何过错？
假如说有的话，那就是过分天真，过分轻信。还有一点虚荣心。
娜塔丽娅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所犯的只是上流社会的通病……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难道我们就能保证自己没有虚荣心，不爱受追捧吗？
被别人喜欢内心深处总是欢乐的，虽然这种奉承巴结未必是真心的。
爱听好听的话是人类共同的弱点，我们何必苛责一个普通女人呢！
娜塔丽娅虽然喜欢社会活动，热衷于交际应酬，但她对丈夫始终是忠诚的，她是清白的，她是纯洁的。
普希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妻子对他的爱，他也担心年轻貌美的妻子被人利用。
他明白有很多人都在寻找机会对付自己和妻子。
自古红颜多薄命，绝色佳人多悲泣。
普希金害怕这个肮脏的世界会将娜娅丽娅拖入无边的深渊，使她难以逃脱悲惨的命运……
普希金的忧郁一天胜似一天，但他爱妻子，他不愿让心爱的人担心，他把担忧埋在心底。
娜塔丽娅对丈夫的焦虑一无所知，对人心的险恶毫无防范……
危险正在一步步靠近这对夫妻……
突然在某一天，岀现了一个名叫乔治查理丹特士的英俊法国贵族，他因为法国大革命而逃到了俄国，成为了荷兰公使的义子。
这个男人个子高挑，相貌英俊，言语幽默，为人机智……
这个法国旧贵族是一个风月场上的老手，他不但会勾搭女人，还善于讨好女人，这个男人只有引诱，没有真心。
娜塔丽娅不幸成了丹特士的猎物……
丹特士对天生丽质的娜塔丽娅惊为天人，他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女人弄到手。
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有娜塔丽娅，便有丹特士，这个男人像影子一样地追逐着娜塔丽娅。
谣言四起，满城风雨，道听途说，真假难辨……
娜塔丽娅百口莫辩，烦恼不已……
普希金愤恨难忍，烦闷忧愁……
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1836年11月的一个上午，普希金收到了一个纸袋，他折开一看，是三封 “绿帽子协会” 寄给他的证书一一
这是直白白的羞辱，这是难以忍受的痛苦。
普希金怒火中烧，大醉一场……
娜塔丽娅后悔万分，无可奈何！
就在同一天的上午，普希金的朋友维娅泽姆斯基、维耶尔戈尔斯基，瓦西里契科瓦等人也收到了同样的匿名信。
大诗人戴上了“绿帽子”的事件传得沸沸扬扬，成为了上流社会的笑柄……
更可恶的是，有个居心不良的年轻人在普希金的脑后竖起了两根手指，作羊角状，这个动作就是表示“戴绿帽子”的意思。
士可杀不可辱……
为了妻子的清白，为了自己的名誉，他决定与丹特士决斗。
听说丈夫要去决斗，娜塔丽娅吓坏了，她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一一
普希金痛苦地咬了咬嘴唇，扶起妻子，对她说道一一
普希金的朋友们也劝诗人不要去送死，无奈普希金心意已决！
名誉重于生命，名誉重于一切。
诗人往往是固执的人。
悲剧注定不可避免……
普希金与丹特士俩人在广场上各自举起了手枪……
丹特士先向普希金开了一枪，普希金倒下了，他用尽全力向丹特士开了一枪……
丹特士只是受了点轻伤，而普希金却身受重伤。
洁白的雪地上满是诗人的鲜血……
普希金受了致命的枪伤，他被人抬回了家，娜塔丽娅脸色苍白，呆若木鸡。
普希金在伤痛中还不忘安慰自己的妻子。
当剧痛难忍时，普希金劝妻子走开，他不愿意让心爱的女人看着自己受伤痛折磨的样子。
娜塔丽娅又回来了，她如何舍得离开丈夫。
娜塔丽娅心碎了，她己流不出泪了。
两天后，普希金弥留之际，他望着自己的妻子，说了最后一段话一一
普希金到最后还在为娜塔丽娅的未来着想，这不是爱，那什么是爱呢？
普希金走了，他化作一缕清风，消失在人海之中……
娜塔丽娅年轻丧夫，悲伤难过，悔恨交加，处境艰难。
这个美丽女人才24岁就失去了丈夫，她身边还有4个年幼的儿女。
丈夫猝亡带给她不止是撕心裂肺的悲恸，更有经济上的窘困，生活上的孤寂。
除了以上这些伤痛外，世人的嘲笑指责，谣言的恶毒攻击，这一切都让娜塔丽娅不堪忍受。
这个天真善良的女人一下子成了举世闻名的反面典型，众人都以为普希金是错选了娜塔丽娅才招致杀身之祸的！
为了孩子，娜塔丽娅挣扎着活了下来，儿女就是她的生命，而她自己已经没有生命了！
娜塔丽娅为普希金服了两年丧，而她的心却服了一辈子。
她不再去社交场合，不再打扮自己，终日深居简出，每天勤俭度日。
可是，当时的社会失去丈夫的女人是难以生存的。
普希金逝世7年后，娜塔丽娅再嫁了，淳朴善良的军人兰斯科依走进了她的生活。
兰斯科依同情她，理解她，爱她，也爱她的孩子们。
娜塔丽娅虽然嫁给了兰斯科依，但她心中念着普希金，她一生忏悔自责，郁郁寡欢……
内心的伤疤隐隐作痛，心中的苦闷无法释怀！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忧能伤身，愁能伤心，痛能伤神，悔能伤人……
娜塔丽娅在悔恨思念中一病不起，她疲倦了，她要飞了……
普希金的4个儿女已经长大成人，这世上再也没有她可牵挂的事了！
51岁的娜塔丽娅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终于可以不用再哭泣了。
娜塔丽娅在受尽委屈与辛酸后去了另一个世界，可人们依然不肯放过这个可怜的女人，他们仍然在继续地辱骂她，谴责她，非议她……
谣言掩盖了真相，诽谤庇护了元凶！
到底是谁制造了普希金的悲剧呢？
答案藏在历史的夹缝处……
可叹人们宁愿相信谣传，也不愿去查找真相。
世间的人大都相信“红颜祸水”的故事。
美貌有时也是一场灾难……
直到今时今日，一些报刊杂志还在否定她，歪曲她……
在俄罗斯有很多作家将娜塔丽娅的改嫁说成是对普希金的报复！
娜塔丽娅如果知道了会伤心吗？
普希金知道了会恼怒吗？
或许他们早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他们已经化蝶双飞，远离喧嚣了。
普希金与娜塔丽娅手牵手一起去了一个美丽的地方，那儿没有嫉妒，没有仇恨，没有阴谋……
那是一个人世间最美最好的理想家园……
作者简介一一婉儿（婉㚥）：一个喜欢读书，痴迷历史的女子，爱写文章的小女子。什么是好文章，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写文章就是写自己想说的话，想写的事。这就是我，一个尘世中的俗人，何愁深谷空，幽兰自飘香！
“你得结婚！不然，我要诅咒你，上帝作证！我要把家产卖光，荡光，不给你留下一文钱。我限你考虑三天，这以前，看你胆敢在我跟前露脸！”
亚历克赛心里明白，倘使父亲脑袋瓜里起了某个念头，那么，照塔拉斯·斯柯季宁①的说法，就是用钉子也挖不掉。但是，亚历克赛脾气象父亲，要说服他也难办到。他回到自己房里，开动脑筋思考问题：关于父亲的权限，关于莎莉维塔·格利高里耶夫娜，关于父亲要使他变成叫化子的并非儿戏之辞，最后想到了阿库琳娜。他
第一次看得清清楚楚：他真正火热地爱上了她。跟农家姑娘结婚，靠自己劳动过活——这个浪漫主义的念头在他脑子里产生了，这个决定性的行动他越是考虑周详，便越是发觉它入情入理。森林中的幽会由于季节多雨而中断了一段时间。他便给阿库琳娜写了一封信，字体极其清晰，语言热情奔放，向她宣布那威胁他们的危险，同时向她求婚。他当即把信投到树洞里，然后回家睡觉，心地坦然。
①冯维辛的喜剧《绔裤少年》中的一个人物。
第二天，主意已定的亚历克赛一大早便去穆罗姆斯基家，想要跟他开诚布公谈谈。他希望说服那位老人宽容并把他拉到自己方面来。
“格利高里·伊凡诺维奇在家吗？”他问道，把马勒住停在普里鲁琴诺村宅第台阶下。
“不在家，”仆人回话，“格利高里·伊凡诺维奇一清早就出去了。”
“真不凑巧！”亚历克赛心里想，“至少莉莎维塔·格利高里耶夫娜在家吧？”
“她在家，大人！”
亚历克赛从马上跳下来，把缰绳交给仆人，不经通报便进去了。“一下子就解决，”他想，走向客厅，“我要跟她本人解释。”
他闯进客厅……愣住了！莉莎……不！是阿库琳娜，心爱的黑丫头阿库琳娜，她没穿长马甲，倒穿了一件雪白的晨衣，坐在窗前正在读他的信。她那样专注，连他走进来也没听见。亚历克赛快活得大叫起来。莉莎一惊，抬起头，惊叫一声便要跑。他扑过去一把抓住她。
“阿库琳娜！阿库琳娜！”
莉莎使劲想挣脱……“放开我！先生！你发疯了？①”
①原文为法文。
“阿库琳娜！我的朋友阿库琳娜”他连连说，吻她的手。
老密斯冉克逊在一旁观看这一幕，她不晓得要如何设想才妙。恰好这时房门推开，格利高里·伊凡诺维奇进来。
话就够了。”
这以后他们便友好地交谈，一边在森林里漫步，最后莉莎说：时候到了，他们才分手。亚历克赛一个人留下来，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姑娘只见面两次就拥有了操纵他的力量。跟阿库琳娜的交往对他来说具体一种新奇的魔力，虽然这个古怪的乡下姑娘的指示他感到是个重负，但他脑子里从没闪现过不履行诺言的想法。亚历克赛虽然手上戴了迷信的戒指，虽然跟人有过秘密通信，虽然有过阴郁的绝望情绪，但他实际上倒是个热心肠的好青年，有一颗纯洁的、能感受纯贞喜悦的心。
倘若放纵我的笔听它写下去，那我一定要不厌其详地描绘一对年轻人如何相会，他俩互相倾慕之情和信赖之感如何与日俱增，他们做了些什么事，谈了什么话，等等；可是我心里明白，我的大多数读者绝不会分享我的这一番乐趣。一般说来，那类不厌其烦的描绘难免甜得腻人。因此，我就从略了。要言不烦，只说两个月还不到，我的亚历克赛就已经爱得神魂颠倒了，而莉莎也不亚于他，只是比他沉静点儿罢了。他俩只贪图眼前的快活，很少考虑将来。
从此永不分离的念头在他俩脑子里出现得够频繁了，但他们从不互相说破。理由很显然：亚历克赛不论如何钟情于可爱的阿库琳娜，但他总不会忘记自己跟这贫家闺女之间存在的距离；而莉莎呢，她看到两家父亲之间存在的宿怨，不敢指望他们有朝一日能够和解。此外，她的自尊心还暗中支使她存着模糊的浪漫的希望，但愿见到杜吉洛沃村的少东家跪在普里鲁琴诺村铁匠女儿的脚底下。突然，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差点把他俩的关系彻底改变了。
一个晴朗寒冷的早晨（我们俄国的秋天这种日子很多），伊凡·彼得洛维奇·别列斯托夫骑马出门去溜达，在这种场合他总是带着三条猎狗、一名马夫和几个手执响板的小厮。正当此时，格利高里·伊凡诺维奇·穆罗姆斯基也受到好天气的诱惑，吩咐套上那匹秃尾的牝马，骑上它在自己英国化的田野上驰骋。跑到森林边，他看到自己的邻人身穿狐皮里子的高加索外套，高傲地骑在马上，那人正等着打兔子，小厮们大喊大叫，敲打响板，把野兔从灌木丛中轰出来。如果格利高里·伊凡诺维奇能预见到这个不期而遇的情况，那他肯定会掉转马头走另一条道。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正碰上了别列斯托夫，发觉自己跟对方相距不过手枪射程那么远了。毫无办法。穆罗姆斯基本是个有教养的欧洲人，他骑马走近自己的宿仇跟前，彬彬有礼地向他表示欢迎。别列斯托夫回礼，同样热忱，仿佛被拴上链子的一头狗熊按照驯兽人的命令向先生们行礼一样。
正在这时，一只兔子从林子里蹦出来，在田里飞跑。别列斯托夫和马夫放开嗓门大叫，放出几条狗，自己则骑马全速跟踪追击。穆罗姆斯基的马从来没有上过猎场，受惊了，便狂奔起来。穆罗姆斯基平日吹嘘自己是个了不起的骑手，这时放马奔驰，私下着实高兴能借此机会摆脱掉这个令人不愉快的对手。但他的坐骑没有发觉前头有一条深沟，陡然猛拐到一边去，穆罗姆斯基坐不稳了。他被摔下来，重重地跌倒在冰冻的地上，他只得躺着，痛骂那该死的秃尾巴畜牲。那畜牲感到身上没有了骑手，清醒过来，立刻站住。伊凡·彼得洛维奇骑马跑到他跟前，问他摔伤了没有。与此同时，马夫抓住笼头牵来了那匹闯祸的马。他扶着穆罗姆斯基跨上鞍子，而别列斯托夫则请他到自己家里去。穆罗姆斯基不能拒绝，因为他觉得自己欠了人家的情。这样一来，别列斯托夫便得胜回朝了，打了一只兔子，又抓来受了伤、几乎变成阶下囚的敌人。
两位邻居一面用早餐，一面非常友好地谈话。穆罗姆斯基请别列斯托夫借一辆马车给他，因为他承认，摔了一下，他已经不便骑马了。别列斯托夫送客一直到台阶下，而穆罗姆斯基邀请他明日一定去普里鲁琴诺村吃顿午饭（跟亚历克赛·伊凡诺维奇一道），要对方答应以后才肯离开。这一来，根深蒂固的宿怨似乎由于秃尾牝马的一惊而烟消云散了。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又译亨利希·海涅，1797-1856）1797年12月13日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了拿破仑战争。海涅出生在莱茵河畔杜塞尔多夫一个破落的犹太商人家庭。1795年，拿破仑的军队曾开进莱茵河流域，对德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残人”。法军的这些改革，使备受歧视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较全面改善，因此海涅从童年起就接受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
1819至1823年，海涅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他听过浪漫主义作家奥古斯特·威廉·施勒格尔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讲课。海涅早在20岁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早期诗作：《青春的苦恼》、《抒情插曲》、《还乡集》、《北海集》等组诗，多以个人遭遇和爱情苦恼为主题，反映了封建专制下个性所受到的压抑以及找不到出路的苦恼。1820年的冬季学期，他来到哥廷根大学，在那里，他参加了一个学生组织。然而，仅仅在1821年1月，他就被迫离开了学校和这个组织。还是在哥廷根，海涅1825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我跟一些人一样，在德国感到同样的痛苦，说出那些最坏的苦痛，也就说出我的痛苦。”（《每逢我在清晨》）这些诗句中所抒发的个人感受，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这些诗作于1827年收集出版时，题名为《诗歌集》。它们表现了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感情淳朴真挚，民歌色彩浓郁，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其中不少诗歌被作曲家谱上乐曲，在德国广为流传，是德国抒情诗中的上乘之作。
从1824年到1828年间，海涅游历了祖国的许多地方，并到英国、意大利等国旅行。由于他广泛接触社会，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写了四部散文旅行札记。
在第一部 《哈尔茨山游记》里， 海涅以幽默活泼的笔调描绘了20年代令人窒息的德国现状，讽刺嘲笑了封建的反动统治者、陈腐的大学、庸俗的市侩、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消极的浪漫主义者；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描绘了祖国壮丽的自然景色，同时又以深厚的同情，描绘了山区矿工的劳动生活。
在第二部《观念——勒·格朗特文集》里，海涅描绘了法国军队进入故乡的情景，刻画了拿破仑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法国革命的向往和对德国封建统治的憎恶。
在第三部《从慕尼黑到热那亚的旅行》等意大利游记里，描绘了意大利的风光和社会生活，揭露了贵族天主教的反动性，同时对贵族作家脱离现实的倾向进行了批判。
在第四部《英国片段》里，作家描绘了富豪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尖锐对立，揭露了大资产阶级的贪婪和掠夺。
这四部札记的主要倾向是抨击德国的封建反动统治，期望德国能爆发一场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四部旅行札记的创作表明，海涅在思想上已成长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在艺术上，海涅已从青年时代对个人遭遇与感情的描写，转向对社会现实的探讨，走向现实主义道路。
海涅晚年思想上的矛盾与怀疑突出的表现在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与理解上，他思想上的矛盾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正如列宁在纪念赫尔岑时所说，“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同时，也反映了海涅本身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1856年2月27日，海涅逝世。
全名：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22－1824419），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1788年1月22日出生于伦敦，父母皆出自没落贵族家庭。他天生跛一足，并对此很敏感。十岁时，拜伦家族的世袭爵位及产业（纽斯泰德寺院是其府邸）落到他身上，成为拜伦第六世勋爵。哈罗公学毕业后，1805－1808年在剑桥大学学文学及历史，他是个不刻苦的学生，很少听课，却广泛阅读了欧洲和英国的文学、哲学和历史著作，同时也从事射击、赌博、饮酒、打猎、游泳、拳击等各种活动。1809年3月，他作为世袭贵族进入了贵族院，他出席议院和发言的次数不多，但这些发言都鲜明地表示了拜伦的自由主义的进步立场。
剑桥大学毕业。曾任上议院议员。学生时代即深受启蒙思想影响。1809-1811年游历西班牙、希腊、土耳其等国，受各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斗争鼓舞，创作《恰尔德·哈罗德游记》(Child Harold's Pilgrimage, 1809-1918)。其代表作品有《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唐璜》(Don Juan, 1818-1823)等。在他的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拜伦式英雄”。他们孤傲、狂热、浪漫，却充满了反抗精神。他们内心充满了孤独与苦闷，却又蔑视群小。恰尔德·哈罗德是拜伦诗歌中第一个“拜伦式英雄”。拜伦诗中最具有代表性、战斗性，也是最辉煌的作品是他的长诗《唐璜》，诗中描绘了西班牙贵族子弟唐璜的游历、恋爱及冒险等浪漫故事，揭露了社会中黑暗、丑恶、虚伪的一面，奏响了为自由、幸福和解放而斗争的战歌。拜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他积极而勇敢地投身革命，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之一。
从1809－1811，拜伦出国作东方的旅行，是为了要“看看人类，而不是只方书本上读到他们”，还为了扫除“一个岛民怀着狭隘的偏见守在家门的有害后果”。在旅途中，他开始写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其他诗篇，并在心中酝酿未来的东方故事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一、二章在1812年2月问世，轰动了文坛，使拜伦一跃成为伦敦社交界的明星。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和英国的贵族资产阶级妥协。他自早年就自到这个社会及其统治阶级的顽固、虚伪、邪恶及偏见，他的诗一直是对这一切的抗议。
1811－1816年，拜伦一直在生活在不断的感情旋涡中。在他到处受欢迎的社交生活中，逢场作戏的爱情俯拾即是，一个年青的贵族诗人的风流韵事自然更为人津津乐道。拜伦在1813年向一位安娜·密尔班克**求婚，于1815年1月和她结了婚。这是拜伦一生中所铸的最大的错误。拜伦夫人是一个见解褊狭的、深为其阶级的伪善所宥的人，完全不能理解拜伦的事业和观点。婚后一年，便带着初生一个多月的女儿回到自己家中，拒绝与拜伦同居，从而使流言纷起。以此为契机，英国统治阶级对它的叛逆者拜伦进行了最疯狂的报复，以图毁灭这个胆敢在政治上与它为敌的诗人。这时期的痛苦感受，也使他写出象《普罗米修斯》那样的诗，表示向他的压迫者反抗到底的决心。
普希金(1799～1837)，俄国伟大的诗人、小说家，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标准俄语的创始人，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他诸体皆擅，创立了俄国民族文学和文学语言，在诗歌、小说、戏剧乃至童话等文学各个领域都给俄罗斯文学提供了典范。普希金还被高尔基誉为“一切开端的开端 ”。
普希金1799年6月6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地主家庭，一生倾向革命，与黑暗专制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的思想与诗作，引起沙皇俄国统治者的不满和仇恨，他曾两度被流放，始终不肯屈服，最终在沙皇政府的阴谋策划下与人决斗而死，年仅38岁。他在浓厚的文学氛围中长大。童年时代，他由法国家庭教师管教，接受了贵族教育，8岁时已可以用法语写诗。家中藏书丰富，结交文学名流，他的农奴出身的保姆常常给他讲述俄罗斯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使得他从小就领略了丰富的俄罗斯语言，对民间创作发生浓厚兴趣。
1811年，普希金进入贵族子弟学校皇村学校学习，年仅12岁就开始了其文学创作生涯。1815年，在中学考试中他朗诵了自己创作的“皇村回忆” ，表现出了卓越的诗歌写作才能，特别是他诗作韵文的优美和精巧得到了广泛的赞赏。在早期的诗作中，他效仿浪漫派诗人巴丘什科夫和茹科夫斯基，学习17--18世纪法国诗人安德列谢尼埃的风格。在皇村中学学习期间，他还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的熏陶并且结交了一些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的禁卫军军官，反对沙皇专治，追求自由的思想初步形成。
普希金毕业后到彼得堡外交部供职，在此期间，他深深地被以后的十二月党人及其民主自由思想所感染，参与了与十二月党人秘密组织有联系的文学团体“绿灯社”，创作了许多反对农奴制、讴歌自由的诗歌，如《自由颂》（1817年）；《致恰达耶夫》，（1818）年；《乡村》，（1819年），1820年，普希金创作童话叙事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故事取材于俄罗斯民间传说，描写骑士鲁斯兰克服艰难险阻战胜敌人，终于找回了新娘柳德米拉。普希金在诗中运用了生动的民间语言，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同于古典主义诗歌，向贵族传统文学提出挑战。
普希金的这些作品引起了沙皇政府的不安，1820年他被外派到俄国南部任职，这其实是一次变相的流放。在此期间，他与十二月党人的交往更加频繁，参加了一些十二月党的秘密会议。他追求自由的思想更明确，更强烈了。普希金写下《短剑》（1821）、《囚徒》（1822）《致大海》（1824）等名篇，还写了一组“南方诗篇”，包括《高加索的俘虏》（1822） 、《强盗兄弟》 （1822）、《巴赫切萨拉依的泪泉》（1824）、《茨冈》（1824）四篇浪漫主义叙事长诗。还写下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太阳沉没了》(1820)、《囚徒》和《短剑》(1821)等，这些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的强烈憧憬。从这一时期起，普希金完全展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1824--1825年，普希金又被沙皇当局送回了普斯科夫省的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在这里他度过了两年幽禁期间，他创作了近百首诗歌，他搜集民歌、故事，钻研俄罗斯历史，思想更加成熟，创作上的现实主义倾向也愈发明显。1825年他完成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创作。
1826年，沙皇尼古拉一世登基，为了笼络人心，把普希金召回莫斯科，但仍处于沙皇警察的秘密监视之下。普希金没有改变对十二月党人的态度，他曾对新沙皇抱有幻想，希望尼古拉一世能赦免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但幻想很快破灭，于是创作政治抒情诗《致西伯利亚的囚徒》，表达自己对十二月党理想的忠贞不渝。
1830年秋，普希金在他父亲的领地度过了三个月，这是他一生创作的丰收时期，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波尔金诺的秋天”。他完成了自1823年开始动笔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塑造了俄罗斯文学中第一个“多余人”的形象，这成为他最重要的作品。还写了《别尔金小说集》和四部诗体小说《吝啬的骑士》、《莫扎特与沙莱里》、《瘟疫流行的宴会》、《石客》，以及近30首抒情诗。《别尔金小说集》中的《驿站长》一篇是俄罗斯短篇小说的典范，开启了塑造“小人物”的传统，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炉火纯青。
1831年普希金迁居彼得堡，仍然在外交部供职。他继续创作了许多作品，主要有叙事长诗《青铜骑士》（1833）、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短篇小说《黑桃皇后》（1834）等。他还写了两部有关农民问题的小说《杜布洛夫斯基》（1832-1833）、《上尉的女儿》（1836）。
1836年普希金创办了文学杂志《现代人》。该刊物后来由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学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编辑，一直办到19世纪60年代，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而且成为俄罗斯进步人士的喉舌。
普希金的创作和活动令沙皇政府颇感头痛，他们用阴谋手段挑拨法国籍宪兵队长丹特斯亵渎普希金的妻子纳塔利娅·尼古拉耶芙娜·冈察洛娃，结果导致了1837年普希金和丹特斯的决斗。决斗中普希金身负重伤，1837年2月8日不治身亡，年仅37岁。他的早逝令俄国进步文人曾经这样感叹：“俄国诗歌的太阳沉落了”。
普希金作品崇高的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使他具有世界性的重大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全世界所有的主要文字。普希金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对自由、对生活的热爱，对光明必能战胜黑暗、理智必能战胜偏见的坚定信仰，他的“用语言把人们的心灵燃亮”的崇高使命感和伟大抱负深深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天才的杰作，激发了多少俄罗斯音乐家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以普希金诗篇作脚本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 、《鲍里斯•戈都诺夫》 、《黑桃皇后》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 、《茨冈》 等等，无一不是伟大的音乐作品；普希金的抒情诗被谱上曲，成了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还有的作品还被改编成芭蕾舞，成为舞台上不朽的经典。
为了纪念普希金，人们把他出生的皇村改名为普希金（1796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就在这里去世）。现在这里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且著名的波尔金诺村也在这附近。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高超的,举世公认的。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于一八六○年。他戏谑地说过:“在我的血管里流着农夫的血。”他的祖先是农奴。直到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卢布的赎金换取了本人及其家属不再做农奴的人身自由。一八四四年作家的父亲来到塔干罗格市做店员,十多年之后他自己开起一个小杂货铺,后因不善经营而破产。为躲债他悄悄前去莫斯科谋生,接着一家人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干罗格完成中学的学业,他靠教家馆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辛。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学医。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莫斯科附近行医,有机会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员等各个社会阶层的人。
一八八○年三月九日幽默杂志《蜻蜓》第十期上发表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当时俄国正处在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年事尚轻、涉世不深的契诃夫迫于生计一度迎合时尚,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催眠术表演会上》和《外科手术》便是这类小品中之一二。但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苦衷:“讲老实话,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难的!你有时候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一些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恶心!”
契诃夫很快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写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在钉子上》、《小职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预谋犯》、《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契洪特的这些优秀幽默短篇小说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在钉子上》和《小职员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丑态,在那里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切尔维亚科夫这个姓在俄语中是由“切尔菲”(чepвь,蛆虫)一词为词干构成的。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俩拥抱接吻,热泪盈眶,但寒暄之间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顿时脸色发白,“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而当“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只敢“握握他的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写在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告诉读者,在沙皇俄国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百姓却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在事隔百余年的今天一些现代人身上还有着“变色龙”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间,契诃夫的视线开始转向普通劳动者,描绘他们的痛苦生活,写下了《牡蛎》、《哀伤》、《苦恼》、《歌女》、《万卡》等优秀短篇小说。《歌女》描写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耻地凌辱一个无依无靠的歌女。《苦恼》是契诃夫在早期创作中实现的一次思想—艺术飞跃,它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十分强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给读者以深刻印象。
《苦恼》和《万卡》等作品表明,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已在契诃夫的创作中形成。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巧妙构筑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
自八十年代下半叶起,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与他“普希金奖金”。从发表“第一篇小东西”到荣获“普希金奖金”前后相隔仅八年半时间,俄国文坛上鲜为人知的契洪特变成了彼得堡的“红人”契诃夫。从这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近似契洪特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剧本《伊凡诺夫》中,契诃夫塑造了八十年代的“多余的人”。
污浊的现实以及他本人的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契诃夫心神不宁,他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他渴求“明确的世界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在中篇小说《枯燥乏味的故事》中我们不难捉摸到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爱慕虚荣和没有主心骨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一八九○年春,身体羸弱的契诃夫,万里迢迢,穿过西伯利亚,前去沙皇政府流放和惩罚犯人的萨哈林岛。这是一座人间“地狱”,在这里契诃夫亲眼目睹种种野蛮、痛苦和灾难,这使他日益疏远甚至否定那曾经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和看破红尘的悲观态度。《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深刻和艺术完美的作品。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妙地穿插起来,而且匠心独运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金医生之间的争论,十分自然地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正直、善良,但不懂得生活的拉金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了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金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关进第六病室直至惨死在那里。拉金的遭遇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势必遭到失败。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发展的转折点。从它问世的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三年发表辞世作《新娘》,这是契诃夫艺术活动的顶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激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一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年二月间,他安排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二年春,他同柯罗连科一起抗议科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二年到一九○四年间,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质上支援为争取民主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而这正好是他后期小说和戏剧创作的思想前提。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出差》、《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当时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反映出愚昧和闭塞的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自发的不满和反感情绪。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它提高了工农业生产力以及科学和技术水平,但同时它却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灾害和苦难,契诃夫在《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中以其独特的笔触对此作了反映。厂房给人以“一种地狱般的印象”,它像是“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魔鬼”,而厂主是“剥削者”,在“吞食别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但在契诃夫笔下,不仅工人受苦受难,就连那些巨额财富的主人也并未感到幸福。契诃夫受到他的一般民主主义立场和观点的局限,他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在他笔下,资本主义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处在生活之外并与人无关的支配力量”,在这种力量支配下,人们“屈从”于它,构成一种相互关系,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强者和弱者同样受苦受难”。由于契诃夫不了解工人阶级,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揭露以及对工人的描绘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他笔下的工人是软弱的和闭塞的,他们就连见到厂主的马匹也都要脱帽鞠躬。从这个角度看,法捷耶夫说他不喜欢契诃夫的一些作品是有其道理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越发渗透到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无情地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一直是庸俗习气的严峻审判者,高尔基称他是“庸俗的仇敌”。在《姚内奇》、《醋栗》和《脖子上的安娜》等作品中,他以更加犀利的笔触暴露庸俗,鞭挞精神堕落的知识分子。
历史已经表明,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五年的大革命,社会上“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情绪十分强烈。契诃夫在许多作品中艺术地反映了这种社会情绪。《套中人》、《醋栗》、《带狗的女人》、《语文教师》、《出诊》、《出差》、《新别墅》、《农民》、《新娘》等作品尽管它们反映的是极其不同的生活现象,但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如果说契诃夫对医生姚内奇和醋栗的主人奇木沙喜玛拉雅斯基这种自私庸人抱着无情否定的态度,那么他对那些决心与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向往美好和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则是满腔热情地赞扬,例如,语文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察官鲁仁和新娘娜佳等人都受到了契诃夫的赞颂。他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赏,就同他对“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的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溢着他的民主精神,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但他一贯十分热心于公益事业。例如,由于他的努力,在塔列日、诺伏肖尔基和梅里霍沃三个村子里造起了三所相当好的学校。又如,契诃夫不断给一些地方图书馆赠送书籍,收到他的赠书的有萨哈林、彼尔姆、谢尔普霍夫和塔干罗格等地的图书馆。众所周知,契诃夫是学医的,他本人曾以戏谑的口气说过,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契诃夫医生在梅里霍沃和雅尔塔等地常为穷苦农民免费诊病和撮药,而在一八九二年霍乱流行期间,他主持梅里霍沃医疗站的工作,控制二十五个村庄、四个工厂和一个修道院的病情,在短短三个月内经他诊治的病员达一千人左右。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契诃夫毕生实践了他的一个崇高信念:“为公共福利尽力的愿望应当不可或缺地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
在一九○三年十一月十日写给批评家基根杰德洛夫的信中,契诃夫说在雅尔塔养病的他感到苦闷和寂寞,他诉苦说:“我觉得,生活在我身旁流过,而我看不到作为一个文学家应当看到的东西。”一九○四年六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爱妻奥尔迦·克尼碧尔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陪伴下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是年七月十五日,契诃夫在该地逝世,结核杆菌在这位杰出的作家年仅四十四岁的时候夺走了他的宝贵生命。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高超的,举世公认的。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认为,“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有力、最优秀的一类的。”海明威同样高度评价了小说家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之后看她的作品,就好像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而被誉为“英国的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安东·巴甫洛维奇却敬佩得五体投地,她在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而在一九二一年写的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我国的一代文学宗师茅盾生前也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在短篇小说中表现的“敏锐的观察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炼”。时间是公正的评判员,契诃夫的小说经受了近百年的时间检验,它们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
描写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的着眼点总是平凡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不作自然主义的描绘,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推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诗化,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小学徒万卡给老祖父写信,老车夫姚纳丧子,银行职员古罗夫的邂逅,新娘娜佳出门求学,年轻的检查官鲁仁去农村验尸,医生柯罗辽夫出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遭际,既不离奇,又无曲折,然而契诃夫却通过对这一切的描绘成功地从各种角度展示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症候。契诃夫面对反动、邪恶和庸俗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表露对污浊现实的不满、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以及对光明未来的向往,实属难能可贵。
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勾勒出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这种独树一帜的心理刻划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例如,契诃夫在《新娘》中让读者看到,娜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思想转折,转折的结果是她在道义上的觉醒,是她认识到庸俗无聊、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的可耻性而与之决裂。为了体现娜佳思想上产生的转折,契诃夫精心安排了参观未来新房的场景。契诃夫详加描绘的新房是未婚夫安德烈的兴趣、好恶和生活情操的集中反映,也可以说是他的心灵写照。娜佳原先对这个小市民的内心世界不甚了了,现在新房的布置以及安德烈对新房所作的兴致勃勃的介绍使她对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理想一目了然。正是在这时原先萨沙的劝说在娜佳心中起了作用,萨沙的劝说变成了她本人的决心,同那一辈子没有变化的“不干净、不道德”的寄生生活决裂。契诃夫有独到的心理描写手法,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不允许他细致地、多面地直接描写和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本身,他“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契诃夫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这个心理描写原则,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能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具体和深刻的印象。这是契诃夫对世界文学宝库作出的贡献。在契诃夫的小说中,艺术细节在心理刻画上也有很大作用。如,酸涩的醋栗以及地主尼古拉·伊凡内奇对它们的啧啧称道,这种艺术细节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地主的空虚和卑微的精神世界。又如,姚内奇每晚清点钞票这一细节鲜明地暴露了守财奴的空虚内心和低级情趣。
真挚深沉的抒情性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情绪,描写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和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列夫·托尔斯泰感到了契诃夫小说中的抒情意味,他称“契诃夫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亨利·特罗亚说契诃夫是“第一个低声向读者倾诉的作家”。契诃夫本人很重视作者的个性在作品中的体现,他说过“要在剧本中能使人感觉到它的作者。在现在能读到的许多剧本中,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好像它们全是在一个工厂里由一个机器制造出来的。”但契诃夫不赞成在文艺作品中赤裸裸地表露作者本人的意图,作者尽可为自己的主人公哭泣、呻吟,同主人公一块儿痛苦,但是“这应该做得让读者看不出来。”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本领是十分高超的,他在作品中真诚地抒发自己的情思,但又做得异常巧妙,让读者自己细细琢磨。他总把抒情流露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把抒情流露巧妙而合理地安排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即安插在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性格已经替抒情流露准备了成熟条件的地方。《醋栗》和《带狗的女人》中都有十分适时和恰当的抒情流露,而且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在《新娘》中作家的抒情既暴露可耻和肮脏的剥削生活,又反映他对美好未来的虔诚向往。借景抒情也是小说家契诃夫经常使用的手法,如《套中人》结尾部分的月夜景色,又如《在峡谷里》的充满抒情意味的宁静、美丽、蓝天里星斗满布的夜晚。
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我们不该忽视他的笑,他的幽默和讽刺。契诃夫天赋有很强的幽默感。这种天赋的幽默感只有在同生活现象碰撞并展示其本质时才能够产生具有审美价值的笑。契诃夫在创作早期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如《外科手术》等都是一些有趣的小品,都显示了当时尚年轻的作家的诙谐才华。随着时日的推移,作家对人生的认识深化起来,他的笑声中已隐含着一层苦意。《预谋犯》中的丹尼斯令人既好笑又难受;《胖子和瘦子》中的笑包含着轻微的蔑视;《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作品则表明,作家在以笑为武器,辛辣地嘲讽那压迫普通百姓的势力;而在《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描写劳动者厄运的作品则表明,这里的笑会引起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和爱怜。而成熟了的契诃夫对生活的观察越来越深,在他锐利的目光下,任何装饰有漂亮外衣的琐碎、卑微、庸俗、渺小、肮脏或反动的东西都无法隐遁,他总能揭示它们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暴露其丑恶的一面,加以嘲笑或讽刺。《第六病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里辛辣的讽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织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很喜欢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据说,他在读这个作品时,“笑得很厉害,并且赞美说:‘多么细腻的幽默!’”。《跳来跳去的女人》、《宝贝儿》和《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细腻的,它的表现手段是极为普通的:抓准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致性,以正常的语言手段加以叙述和描绘。但在塑造“套中人”这个形象时,契诃夫却使用了夸张手法。一系列的细节:从雨伞、雨鞋、麂皮手套、黑眼镜、帐子直到棺材都夸张地强调着别利科夫的套子性。不过,这种夸张还是有别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所具有的那种怪诞和离奇。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的笑再次证明了他的创作的民主主义性:他对劳动大众的笑总是善意的同情的笑,而他一向讥嘲和讽刺的则是形形色色的丑恶势力。
契诃夫的小说还有一个举世公认的重要特色:紧凑、简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为求作品能严密和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见解是:“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比说过头为好。”“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契诃夫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读者总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谈论契诃夫作品的简练时,我们不可忽视艺术家契诃夫的另一巨大贡献,那就是他在短篇小说中勾勒生活背景的本领。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有了一个生活背景,作品就扩大了容量,可以更加深广地反映社会生活。契诃夫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经验是丰富的。他的结论是:在作品中,“除了人物以外”,要使读者“还可以感到引出人物的那个人群、气氛和背景”。以短篇小说《出差》为例,它的主人公鲁仁在农村看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和两种生活,这种农村见闻促进了鲁仁的觉醒,同时,作家巧妙勾勒的农村生活画面也使小说的内容更加丰厚、结构更加紧凑,使读者深感“内容比文字多得多”。自然,限于短篇小说体裁的特点,作家不可能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详细描绘生活背景,他只能作画龙点睛式的勾勒,而这又使作品显得更加简练和紧凑。在有些作品中,契诃夫不围绕中心人物勾勒生活背景,而是只插叙一两个与小说情节和中心人物并无直接关联的故事。例如,在《醋栗》中他插叙了两个故事,故事之一讲一个商人在临终前将自己的全部**和钱钞用蜜糖拌和,一古脑儿地吃下肚去;故事之二讲一个牲口贩子急于找回一条断腿,因为在一只穿在断腿上的皮靴里藏着二十个卢布。这两则故事虽然与作品的中心人物没有直接关联,但它们也构成了一种背景,使《醋栗》得以更深更广地反映生活,更简洁和鲜明地揭示一个道理:铜臭已经侵蚀了许多人的灵魂,地主奇木沙·希玛拉雅斯基绝非个别现象。我们再看《姚内奇》,庸俗的图尔金一家的无聊生活以及许多常在他们家凑热闹、“酒醉饭饱、心满意足”的客人也构成一种生活背景,它生动和具体地陪衬着姚内奇的精神堕落。在短篇小说中契诃夫勾勒这类生活背景堪称匠心独用。
契诃夫的全部创作表明,他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家。他离开人世将近百年,他的中短篇小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为世界文库中的无尚瑰宝和珍贵遗产。
契诃夫在《札记》中写下了两句话:“我们都是人民。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的工作都是人民的事业。”用这两句话来评价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是再恰当不过的。
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而他的优秀艺术作品是人民的事业。那渗透在他全部创作中的道德激情(对庸俗、寄生和剥削的憎恶,对劳动者的痛苦生活的同情,对光明生活的向往),那些他塑造的针砭时弊的生动形象(如“变色龙”、“套中人”,姚内奇等)在今天仍不失其艺术魅力,而且仍是我们同小市民的庸俗人生观以及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人类决不会无休止地朝金钱顶礼膜拜,进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光终将照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的优秀小说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而他的民主主义精神面貌是任何投机文人都歪曲不了的。
契诃夫将永远和进步人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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