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萨克·列夫·托尔斯泰》原文|读后感|赏析

作品提要

贵族青年军官德米特里·奥列宁厌倦了莫斯科的“喧嚣的上层社会”，来到遥远的高加索，希望过一种接近大自然的、单纯的“新生活”。他爱上了美丽的哥萨克姑娘玛丽亚娜，认识了她的未婚夫卢卡希卡和村里其他一些居民。他渐渐熟悉了哥萨克人的日常生活，怀着欢乐的心情来接近这些普通人。但他终于摆脱不掉贵族阶级的偏见和都市文明对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在哥萨克人眼中他始终是个外人。最后，奥列宁在他认为最亲密的人都对他很冷淡的情况下，离开了哥萨克村。

作品选录

二十

第二天，奥列宁独自一人去他们把鹿惊跑的地方。他不走大门，也像村里人那样，从有很多荆棘的篱笆翻过去。他还没来得及把挂在刺上的束腰无领长袍摘掉，他那条跑到前面的狗已经惊起了两只野鸡。他一进入乌荆子丛里，每走一步都有野鸡惊起(老汉昨天没有把这个地方告诉他，他是想留着用网子来捕的)。奥列宁放了十二枪打死五只，他披荆斩棘地寻找打死的野鸡，累得汗流浃背。他把狗唤回来，拉开扳机，把子弹放进霰弹里，用长袍袖子挥着蚊子，不声不响地向昨天那个地方走去。但是唤着狗是不可能的，它在路上还是跟踪追迹，他又打死两只野鸡，去捡它们又耽搁了一会儿，直到中午他才找到昨天到过的地方。

天气十分明净，寂静，炎热。早晨那股清凉，甚至在林中也灼干了，无数的蚊虫简直把脸、背和手叮得满满的。狗由黑的变成青灰色的： 它的背上落满了蚊子。那件长袍也变成这样的颜色。奥列宁打算逃开这些蚊子；他觉得，夏天简直无法在村里居住。他已经走回家去了；但是他想到，这里也是人住的地方，于是决心忍受着，让它去咬。说也奇怪，快到中午时分，这种感觉甚至使他愉快。他甚至觉得，如果在他四周没有被蚊子包围的气氛，没有在汗湿的脸上一抹就是一手的蚊虫稠浆，以及周身坐立不安的痒痒，那么，这里的森林就会失去它的特色和魅力。这无数的蚊虫跟这里无比丰富的野生森林，跟这里充满森林的无数鸟兽，跟这里深绿的叶子，跟这里芳香的暑热的空气，以及跟这里到处从捷列克河渗透出来的、在低垂的树叶下潺潺流水的浑浊的沟渠，都极相称，因此先前他觉得可怕而且无法忍受的，现在反倒觉得愉快了。他把昨天发现鹿的地方走了一遍，但他什么也没遇见。他想休息一下。太阳高悬在森林上空，当他走到空地或者路上的时候，阳光一个劲地直射到他的背上和头上。七只沉重的野鸡压得他腰酸背疼。他找到昨天的鹿的蹄印，从灌木丛里钻到森林的深处，钻到昨天鹿睡觉的地方，他就在鹿窝旁边躺下来。他观察了一下周围深绿的树木，观察了一下被鹿汗湿的地方、昨天的鹿粪、鹿的膝盖的印记、鹿掘起的一块黑土以及昨天自己的脚印。他觉得又凉快又舒适；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希望。忽然，他心头涌现一种奇怪的感情——无缘无故的幸福和对一切的爱，于是他按照童年的 惯画十字，并且对某人表示感谢。他忽然特别清醒地感觉到：“我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现在独自一人躺在天晓得什么地方，躺在鹿住的地方，这是一只美丽的老鹿，也许它从来没见过人，躺在从来没有人坐过、也没人想到的地方。我坐在这里，周围是小树和老树，其中有一棵缠着野葡萄藤；离我不远有野鸡互相追逐，四处乱窜，它们也许已经闻到被打死的弟兄们。”他摸了摸自己的野鸡，把它们察看一遍，在长袍上擦了擦温暖的血淋淋的手。“也许豺狼也闻到了，露出不满的面孔钻到别的地方去了。在我周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百个、一千个、百万个蚊子，在它们看来像巨大的绿洲似的树叶之间飞来飞去，它们在空中嗡嗡地叫，它们在我附近全都嗡嗡地述说着什么和为了某事而述说着，它们每个也都像我似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奥列宁。”他清清楚楚地想象到蚊子在想什么和嗡嗡地叫什么。“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弟兄们！这儿有人可以吃。”它们嗡嗡地叫着说，从四面八方向他围攻。他这时明白了，他并不是什么俄国贵族，莫斯科交际场中的人，某人某人的朋友和亲戚。而不过是一个蚊子，或者是一个野鸡，或者是一只鹿，就像现在活在他周围的一切生物一样。“就像他们一样，像叶罗什卡大叔一样，活些时候就死去。他说得对： 不过坟头上长长青草罢了。”

“坟上长青草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继续想下去，“还是要活下去，要活得幸福；因为我只希望一件事情——幸福。不管我是什么，就算是一个野兽，跟一切动物一样，在它坟头上只长青草，此外什么也没有，或者我是一个躯壳，其中安装着上帝的一部分，即使这样，我还是要以最好的方式生活。为了要活得幸福，应当怎样生活呢？为什么我以前是不幸福的呢？”于是他开始回忆他从前的生活，可是他对自己厌恶起来。他觉得自己曾是一个苛刻的利己主义者，虽然他当时实在并不需要什么。他不住地往四外张望，看看被阳光穿透的绿荫，看看落日和明朗的天空，始终觉得自己跟刚才一样幸福。“为什么我现在是幸福的？以前我为了什么而生活？”他想道。“我为了自己曾是多么苛求，曾是如何挖空心思而一无所得，得到的只是耻辱和痛苦！而我现在并不需要什么却得到了幸福！”忽然有一道新的光明使他豁然开朗。“幸福原来是这样的，”他自言自语地说，“幸福乃在于为他人而生活。这一点是明确的。人人都有获得幸福的要求；因此，这种要求是合乎情理的。用自私自利的方法满足这种要求，也就是说，为自己寻求财富、荣誉、舒适的生活、爱情，可是，有时由于种种情况，不可能满足这些欲望。由此看来，不合乎情理的是这些欲望，而不是想获得幸福的要求。不论外界的条件如何，而永远都可以得到满足的是什么欲望呢？究竟是什么呢？是爱，是自我牺牲！”发现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新的真理以后，他是如此高兴和激动，他跳起来，急不可待地想寻找他可以为之快点牺牲自己的人，可以为之做善事的人，可以爱的人。“既然我什么都不需要，”他老是在想，“为什么不为他人而生活呢？”他拿起枪，一心想快点回家去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并且找一个做善事的机会，他于是就走出了密林。来到空地上，他张望了一下： 太阳已经从树梢上看不见了，空气有点凉意，地形变得完全认不出了，不像是村子四周。忽然一切都变了——气候和森林的性格都不同了： 天空遮满乌云，风在树梢上簌簌作响，周围只能看见芦苇和年深日久的折断的树木。他唤那条离开他去追逐什么野兽的狗，他的声音仿佛是从荒野发出的回声。他忽然不寒而栗。他害怕起来。他想到阿布列克和人家给他讲的谋杀事件，他在等待着： 马上就会从随便哪棵灌木里跳出一个车臣人，那他就得保卫自己的生命，或者死去，或者贪生怕死。他想起了上帝和未来的生活，好像很久没想起这些了。周围是同样阴暗的、严酷的、荒野的自然景物。“值得不值得为自己而生活，”他想道，“而你眼看就要死去，而且没有做一件善事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朝着他认为是往村子的方向走去。他已经不再想打猎的事，他感到难以支持的疲倦，他特别注意地、几乎是带着恐怖张望每棵灌木和每棵树，每分钟都在期待着生命的终结。转了半天，他走到一条沟渠，沟渠里流着从捷列克河流来的带沙的冰冷的水；为了不再乱撞，他决定沿着沟渠走。他走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条沟渠会把他引到什么地方。忽然芦苇在他背后响了一声。他吓了一跳，抓起了枪。他害羞了；原来是过于热心的狗呼呼地喘着气跳到凉水沟里，在那里喝水呢。

他和狗一起喝足了水，朝着狗奔跑的方向走去，他认为狗会把他领到村子。虽然有狗做伴，但是他总觉得周围愈来愈阴惨。森林发暗了，风愈来愈厉害地刮着折断了枝子的老树顶梢。有几只大鸟一边尖叫，一边绕着这些老树上的巢盘旋。植物变得更贫乏了，更常碰见簌簌作响的芦苇和满是兽类足迹的不生草木的林中沙地。在轰隆的风声中，还夹杂着一种令人不快的单调的呜呜声。他心里简直变得阴森森的了。他摸了摸腰后的野鸡，有一只不见了。那只野鸡坠断了绳子，丢掉了，只剩下血淋淋的脖颈和头矗在腰后。他从来没有这样觉得可怕。他开始祈祷上帝，他只怕一件事——没做一点善事和好事就死掉；他是这样希望活着，为了完成自我牺牲的伟绩活着。

二十六

“是啊，”奥列宁回家的时候想道，“只要我放松一点缰绳，我就会疯狂地爱上这个哥萨克姑娘的。”他躺下睡觉，这些思绪还在心头萦绕着，但是他以为这一切会过去的，他会回到先前的生活上去的。

但是先前的生活没有回来。他对玛丽亚娜的态度变了。先前把他们隔开的墙毁坏了。奥列宁每次碰见她，都跟她问好。

男主人回来收房钱，听说奥列宁有钱而且慷慨，就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老太婆和蔼地接待他。从晚会那天起，奥列宁晚上常到房东家里去，在他们那里一直坐到夜里。他觉得他在村子里的生活依然如故，但是他心中的一切都翻转了。他在森林中消磨一天，一到八点钟，天刚黑，他就独自一人或者和叶罗什卡大叔一起到房东家里。房东对他已经习以为常，他不去反倒使他们觉得奇怪。他付酒钱很痛快，人也老实。瓦纽沙给他送茶；他靠近炉子坐在墙角里；老太婆一点不拘束地做自己的事，他们一面喝茶或者喝奇希尔，一面谈些哥萨克人的生活，谈邻居，谈俄罗斯的事情(关于俄罗斯的事情，由奥列宁来讲，别人来问)。有时他捧着书在那里默读。玛丽亚娜像只野山羊，跪坐在炉炕上或者黑暗的角落里。她不参加谈话，但是奥列宁看见她的眼睛、脸，听见她的动作、嗑葵瓜子的声音，感觉她用全副精神听他说话，并且当他默默地看书时，他感到她就在跟前。有时他觉得，她的眼睛注视着他，跟她那神采奕奕的目光相遇时，他不由得停止了说话，端详着她。她于是马上藏起来，他假装忙着跟老太婆谈话，而其实是在静听她的呼吸，静听她的一举一动，并且又在等待她的目光。在别人面前，她对他多半是快乐而且和蔼，可是单独和他在一起时，她是生硬而且粗暴。有时他到他们那里去，玛丽亚娜还没有从外面回来： 忽然听见她的有力的脚步声，她的蓝色印花布的长衫在打开的门里闪了一下。她走到屋子中间，看见他，她的眼睛露出一丝甜蜜的笑意，于是他就觉得快乐而且可怕。

他对她无所求，也不希望什么，可是，能有她在跟前，对于他一天比一天变得更为必要了。

奥列宁对哥萨克村子的生活是如此习惯，过去对于他仿佛完全成为陌生的了；未来，特别是在他现在生活的环境以外的未来，简直使他不感兴趣。接到家里或者亲戚朋友的信，他感到受了侮辱，因为他们把他当作一个似乎毁灭的人而为他悲伤，可是，他在这村子里却认为那些不愿像他这样过生活的人才是毁灭了的。他深信，他脱离了从前的生活，并且这样离群索居和与众不同地在这村子安顿下来，他永远不会后悔的。在出征时，在要塞驻扎时，他觉得很好；但只有在这里，只有在叶罗什卡大叔的庇荫下，在这森林里，在这所村头的茅屋里，特别是在想起玛丽亚娜和卢卡什卡的时候，他对他从前所过的生活的全部的虚伪才看得清楚，那种虚伪当时已经使他愤怒，而现在简直使他觉得难以形容地厌恶和可笑。他一天比一天感到自己在这里更自由，更是一个人。他觉得高加索跟他所想象的完全不同。在这里，他找不到任何与他的一切幻想和与他所听到和读到的关于高加索的一切描写相像的东西。“这里没有什么毡斗篷、悬崖、阿马拉特-别克、英雄和强盗，”他想道，“人们像大自然一样地生活着： 死，生，结合，再生，战斗，喝酒，吃饭，欢乐，然后又死，除了受自然加之于太阳、青草、野兽、树木的那些条件限制之外，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其他的法则……”因此，这里的人跟他本人比较起来，他觉得是美好的，强健的，自由的，看见他们，他就为自己羞愧而且难过。他常常真的产生了这样的念头： 扔掉一切，入哥萨克籍，买一所小茅屋和牲口，娶一个哥萨克姑娘——就是不娶玛丽亚娜，他把她让给卢卡什卡了，和叶罗什卡住在一起，同他去打猎，捕鱼，跟哥萨克一同出征。“为什么我不这样做呢？我还等什么呢？”他这样问自己。他怂恿自己，羞辱自己：“难道我怕做那自己认为合理而且正确的事吗？难道愿意做一个普通的哥萨克，接近大自然，不损害任何人，而且还给人们做好事，难道幻想这一些比我从前所幻想的更愚蠢吗？比方说，从前曾幻想做部长，做团长。”但是有一种声音对他说，叫他等一等，先别忙决定。有一种模糊的意识使他踌躇不决，他仿佛觉得他不能完全过叶罗什卡和卢卡什卡的生活，因为他有另一种幸福，他老是在想，幸福在于自我牺牲。他对卢卡什卡的慷慨行为仍然不断使他快乐，他经常寻找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机会，但这种机会没有出现。有时他忘记了这个重新被他发现的获得幸福的单方，认为自己可以同叶罗什卡大叔的生活交融起来；但是后来忽然醒悟过来，立刻抓住这个思想——自觉的自我牺牲，并且凭借这个思想，他心安理得地、骄傲地看待所有的人和别人的幸福。

三十四

写完了信，奥列宁在很晚的时候走进房东家里。老太婆坐在炉后长凳子上缫丝。玛丽亚娜没有包头布在烛火旁边缝东西。她看见奥列宁，就一跃而起，拿起头巾，向炉子走去。

“怎么啦，同我们坐一会儿，玛丽亚奴什卡。”母亲说。

“不，我光着头呢。”她跳上了灶炕。

奥列宁只能看见她的膝盖和垂下来的匀称的小腿。他请老太婆喝茶。老太婆叫玛丽亚娜去把熟奶油拿来待客。玛丽亚娜把一碟奶油放在桌上，又跳上了炕炉，奥列宁只能感觉到她的一双眼睛。他和老太婆谈家务事。老婆子乌莉特卡兴头上来了，欢欢喜喜地招待客人。她给奥列宁拿来糖渍的葡萄，葡萄烙饼，最好的葡萄酒，她在让奥列宁吃东西时，那种为普通老百姓所特有的粗鲁而骄傲的殷勤好客劲儿，只有用自己的体力挣面包的人才有。老太婆先前曾以其粗暴使奥列宁吃惊，现在则以她对女儿的纯真的温柔使他感动。

“对上帝没有什么可埋怨的！谢天谢地，我们啥都有，榨了许多奇希尔，腌了很多咸菜，卖了三桶葡萄酒，剩下的够喝的了。你慢一点离开这儿。咱们在办喜事的日子好好地乐一乐。”

“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奥列宁问道，他忽然感觉血液涌到脸上，心也不平稳地、痛苦地跳动起来。

灶炕后面有人在动弹，可以听见嗑葵瓜子的声音。

“婚礼就在下礼拜举行。我们正在准备，”老太婆回答得那么随便而平静，就仿佛奥列宁不在跟前而且世上根本没有他这个人似的，“我给玛丽亚奴什卡什么都准备好了。我们要排排场场地把她嫁出去。只有一样怪不顺心的： 听说我们的卢卡什卡玩野了。简直玩野了！胡闹！前些日子从队上来了一个哥萨克，说是他到诺盖去过。”

“当心别给人捉住。”奥列宁说。

“我也说过： 卢卡什卡啊，不要胡闹！当然啰，年轻人喜欢胡作非为。但是什么事都得有个尽头。你得了一些东西，偷了马，打死了阿布列克，是好样的！那就老老实实地生活吧。不然就会弄得糟透了。”

“是啊，我在队上看见过他两次，他总是在玩乐。还卖了一匹马。”奥列宁说着，就扭头向灶炕上望了望。

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向他闪着严厉的、不友好的光芒。他开始为他说的话感到羞耻。

“那有什么！他并没对任何人做过坏事，”玛丽亚娜忽然说，“他用自己的钱玩乐。”她把腿放下，从炕炉上跳下来，就走了出去，用力把门带上。

当她在屋子里的时候，奥列宁一双眼睛始终盯视着她。现在他望着门，等待着，老太婆乌莉特卡对他说的话，他一点也没听明白。过了一会儿来了几个客人： 老人(老太婆乌莉特卡的哥哥)和叶罗什卡大叔，后面跟着玛丽亚娜和乌斯坚卡。

“你们好啊？”乌斯坚卡尖声尖气地说。“你总是在玩？”乌斯坚卡转身对奥列宁说。

“是啊，我总是在玩。”他回答，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感到害羞和不好意思。

他想走，但是走不了。不说话，他也觉得不可能。老人帮了他的忙： 他要来了酒，于是他们喝起来。然后奥列宁和叶罗什卡干杯。然后他跟另一个哥萨克干杯。然后他又跟叶罗什卡干杯。奥列宁喝得越多，他的心头越沉重。可是老人们兴致越来越高。两个姑娘坐在灶炕上望着他们，唧唧咕咕地低语，他们一直喝到天色很晚。奥列宁一句话没说，喝得比谁都多。老人们在嚷嚷什么。老太婆把他们赶了出去，不再给他们奇希尔。姑娘们嘲笑叶罗什卡大叔，当他们走出门廊的时候，已经十点左右了。老人们自动到奥列宁那里玩了个通宵。乌斯坚卡跑回家去。叶罗什卡领着哥萨克老人到瓦纽沙那里。老太婆去收拾藏奶室。玛丽亚娜一个人留在屋里。奥列宁感到精神爽朗而旺盛，就仿佛刚睡醒似的。他留意地观察了一切，让老人们先走，他又回到屋里： 玛丽亚娜正准备睡觉。他走到她跟前，想对她说话，但是他的声音断了。她把腿压在身下坐在床上，向角落里躲避他，用吃惊的怯生生的目光默默地望着他。她显然是怕他。奥列宁感觉到这一点。怜悯和羞耻之情在他心中油然而生，同时他又感到骄傲的满足，因为他在她心中总算激起了这点感情。

“玛丽亚娜！”他说，“难道你永远不可怜我吗？我说不出我是多么爱你。”

她躲得更远。

“你听你说的什么醉话。你从我身上什么都得不到！”

“不，不是醉话。不要嫁给卢卡什卡。我娶你。”他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心中想道：“我说的是什么话啊？明天我还会说这同样的话吗？会说的，一定会说，现在我要重复地说，”内心的声音回答他。“嫁给我吧？”

她严肃地看着他，她的畏惧好像已经过去了。

“玛丽亚娜！我要发疯了。我管不住自己了。你命令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疯疯癫癫的温柔的话脱口而出。

“你胡说什么。”她打断了他的话，忽然抓住他向她伸过来的手。但是她没有把他的手推开，而是用自己的有力的粗硬的手指紧紧地握住它。“难道老爷们能娶乡下姑娘吗？你走吧！”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啊？反正我……”

“那把卢卡什卡放到哪儿去啊？”她笑着说。

他挣脱了她握住的那只手，用力地抱住了她那年轻的身体。可是她像一只小鹿似的一纵身，赤着脚跳下了床，就向台阶上跑去。奥列宁清醒过来，对自己的行为吃了一惊。比起她来，他又显得难以形容地丑恶。但是他丝毫不后悔他所说的话，他走回家去，对那些正在他那里喝酒的老人们一眼不看就躺下睡了，他睡得那么香甜，好久以来他就没有睡过这样的觉了。

(刘辽逸译)

赏析

奥列宁来到高加索，大自然的气息就浓浓地扑面而来，哥萨克的女人健康纯朴，哥萨克的老人粗犷豪迈，哥萨克的生活诗意简单。远离了“文明”的“毒雾”熏染，哥萨克俨然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一切显得那么和谐自然。活在其中的人，没有虚伪做作感，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戴上面具，人性自由很少受到约束。在这里，奥列宁感到了自己以往的渺小、丑恶与虚伪。他的心灵开始苏醒，他感到万物平等的高尚，感到简单真诚的幸福，看到了人生的希望。这种自我的净化，使他一天天地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他对从前的生活产生厌恶感，体悟到“幸福乃在于为他人而活”，而那些自私自利的欲望根本不是幸福的所在，而只是人性的污垢。他觉得他应该为他人做点好事与善事，于是在送给卢卡什卡马匹后，就不由得“像十二岁的孩子一样感到幸福”。在哥萨克生活得越久，他就越看清他从前所过的生活的全部的虚伪，“那种虚伪当时已经使他愤怒，而现在简直使他觉得难以形容地厌恶和可笑。他一天比一天感到自己在这里更自由，更是一个人”。他渴望融入哥萨克人民中，“像大自然一样地生活着”，“入哥萨克籍，买一所小茅屋和牲口，娶一个哥萨克姑娘”。他梦想做一个单纯的哥萨克人，在大自然中生活，享有一种道法自然的生存智慧，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中趋向理想的生命境界。

但是作为一个外来人，真的那么容易进入哥萨克社会吗？答案是否定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因为他如此习惯哥萨克的生活而把他当作一个“近乎毁灭的人”而悲伤。奥列宁的内心深处也有一个声音让他迟迟下不了决心，“有一种模糊的意识使他踌躇不决，他仿佛觉得他不能完全过叶罗什卡和卢卡什卡的生活”。为什么不能过他们的生活？他给自己找了一个相当好的理由：“因为他有另一种幸福，他老是在想，幸福在于自我牺牲。”难道加入哥萨克籍后他就不能继续体验这种幸福了吗？事实上是，奥列宁还不能肯定自己能完全摆脱他的贵族地主的生活习气，虽然这种生活十分腐朽与虚伪，但过惯了奢侈生活的他对于那种纸醉金迷、醉生梦死还有那么一点点留恋。虽然他不会承认，但内心的欲望还在不时地冒泡。在意识深处，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仍然是游离于哥萨克群体之外的，他无法与他们融为一体。

满足自己的欲望是人的本能，即使是道德净化后的奥列宁也难以免俗。当他在哥萨克住久了，新鲜感慢慢消失，一切归于平静后，人性的阴暗一面便慢慢地浮出水面了。这尤其表现在他对待玛丽亚娜的爱情上。他一开始告诉自己，“娶一个哥萨克姑娘，就是不娶玛丽亚娜”，决定把她“让给卢卡什卡”，可是当他发现自己没有玛丽亚娜几乎活不下去时，便不顾一切地追求玛丽亚娜，要求玛丽亚娜离开卢卡什卡，嫁给自己。深夜时分，他还经常在玛丽亚娜的房门前徘徊，以解自己的相思之苦。甚至当卢卡什卡受伤、命已垂危的时候，他还是克制不住来到玛丽亚娜身边想向她求婚。此时的奥列宁已经完全被自私自利的欲望所主宰，他的爱情观在本质上已经前后对立——前时期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后时期则认为，在爱情中，利己的才是幸福的。不出意外地，奥列宁的这种举动遭到了玛丽亚娜的唾弃，他们的爱情自然无果而终。爱情是检验一个人灵魂高下的试金石，由此可见，虽然奥列宁一方面在努力追求新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始终无法摆脱原先都市贵族生活方式的影响，而这注定了他的平民化理想的必然失败。于是，他的内心更为彷徨，虽然知道“他所生活过的和他现在要回去的那个社会中的一切都是假的”，但他无处可去，只能重新回到肮脏的“文明社会”。

女主人公玛丽亚娜是作者笔下纯朴善良的自然之女，她美丽窈窕、高大端庄，有一双美丽的黑眼睛，略带稚气与野性。她不但具有外在的美，而且是高尚道德的象征，蕴涵着哥萨克人原始的人情美与人性美，是自然中一切美的化身。她整日辛勤劳作，放牧牛羊，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居家院里，处处可见她的身影。作者努力在她身上创造出美与善的和谐统一。她同别的女孩一样渴求爱情和自由，但决不会以丧失自尊去换取。面对卢卡什卡的求爱，她愿意下嫁却不给他机会胡闹。面对奥列宁的求婚，虽然有那么一点心动，但她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老爷们”娶乡下姑娘的不切实际，真心真意地准备嫁给卢卡什卡。在奥列宁说卢卡什卡的坏话时，她很有力地为卢卡什卡辩解，使得奥列宁为自己的私心而感到羞耻。在卢卡什卡伤重垂危之际，更严词拒绝奥列宁。她为被打死的哥萨克伤心，为伤重的卢卡什卡痛哭，对漠视这些痛苦的奥列宁深为厌恶、蔑视与愤恨。在人们聚会作乐的场合，玛丽亚娜自尊自爱，使得轻浮的军官们对她敬而远之，不敢放肆。她严肃而不呆板，活泼但不轻浮，内心纯洁而高尚，自尊自强又自爱，最后使奥列宁不得不承认“这个姑娘是难以接近的”。的确，看到她的美的人有很多，但懂得她的美的人却甚少。或许想要接近她的人也必须有这种美才行吧！

作者对一些次要人物的刻画也很精彩。比如作者写卢卡什卡，有着肖洛霍夫笔下的横刀立马、冲锋陷阵的顿河哥萨克的英姿。写少尉的妻子，有着普通村妇的“八卦”，也有少尉妻子的精明。写少尉的笔墨虽少得可怜，却通过几处正面和侧面描写把少尉的假清高与真世俗表现得淋漓尽致。叶罗什卡大叔作为奥列宁的陪衬，作者费了挺多的笔墨，把这个老人的勇敢、狡猾、率真、豁达深深地刻入读者的脑海。而作者在塑造主人公形象时，大量采用了心理分析的手法。这种心理阐释清晰地展现了主人公心理的转变轨迹，并产生一种拨动人心的精神力量，让人享受着随着语言流动而飘逸出的摄人气息。

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里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 贵族知识分子只有力求“平民化”，才能够在道德上获得新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克服自己的阶级偏见，抛弃一切都市文明，过原始简单的生活。这是他的回到宗法式农村社会和贵族“平民化”思想在创作中的第一次具体体现。

(范天妮)

　　卡邱霞·玛丝洛娃是一个农妇的女儿。母亲在女地主索菲亚姊妹的牛奶场上工作。父亲是流浪的吉卜赛人。玛丝洛娃三岁时母亲死了。女地主看她长得清秀，便把她收养下来。因此，她过着一半**，一半婢女的生活。她做女工、收拾房间，用白灰擦亮神像，烤肉、磨粉、煮咖啡，洗些不费力的东西；有时读书给女主人听。十六岁时，爱上女地主的侄儿、年青的贵族聂赫留朵夫。那时，他是个大学生，到姑母家来度暑假。两年后，聂赫留朵夫去服兵役，因顺路经过姑母家，在姑母家住了四天。在一个复活节的晚上，他和玛丝洛娃发生了肉体关系。临别，他塞给玛丝洛娃一百卢布，便到部队去了。此后，聂赫留朵夫连封信也没捎给过她。她已怀孕了。

　　一次，玛丝洛娃打听到聂赫留朵夫要经过庄园附近的车站。原先姑姑们邀请他下车来看望她们，而他却回电说，他不能来了，他要在指定的日期到达彼得堡。玛丝洛娃很伤心，但她决定亲自赶到车站去见他。那是个阴雨、凉风的秋夜。由于天气漆黑，她看不清田野上的小路，迷失了方向。待她赶到车站时，火车就要开动了。她看到聂赫朵夫坐在头等车厢里。可是来不及和他说一句话儿，火车已开动了。玛丝洛娃沿着月台追去，头巾也掉了，还摔了一大跤。

　　玛丝洛娃周身被雨水淋湿，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从这天起，她思想起了很大变化，认识到自己和贵族少爷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她想象着聂赫留朵夫“坐在丝绒的椅子上，在那个灯光明亮的车厢里说啊、喝酒啊找乐子；我呢，却在露天下，风吹雨打，站在黑地里哭”。她不再相信人，认为一切都是欺骗。当聂赫留朵夫的姑姑知道玛丝洛娃怀孕后，便把她从家里赶了出去。她为了生活，只好去给人家当女仆。但每次都遭到男主人的调戏和侮辱。生下的孩子也死了。最后，她沦落到基达叶娃院，成了女。

　　十年后，玛丝洛娃因受一起人命案的牵连，受到法庭的审判。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个西伯利亚商人司蔑尔科夫到院寻欢作乐。茶房卡尔金庚和当过使女的勃契诃娃，见商人有钱便起了谋财害命的念头。他们把一包药粉交给玛丝洛娃，要她放到商人茶杯里，骗她说是安眠药。当时，玛丝洛娃正被商人纠缠得厉害，想摆脱他，便照样做了。结果商人被药死了。案发生后，茶房和使女贿赂律师，把罪责全栽在玛丝洛娃的身上。

　　法院开庭审判玛丝洛娃的案件。聂赫留朵夫作为贵族代表参加陪审。在审讯过程中，法官们只忙于自己的私事，对案件审理却心不在焉。一位法官因和妻子刚刚吵过架，心情不佳、愁容满面。他担心当他审完案子回家后，妻子给不给他饭吃。另一位法官叫玛特维伊，老是迟到。他关心的是自己的疾病。他想，从门边走到他座位那儿，如果走的步数能用三除尽，他患的胃粘膜炎就会好。这段距离走二十六步就可走完，于是他赶紧加了一小步，凑成二十七步。副检察官卜列维喝了一夜酒，根本还没有从酒宴中清醒过来，便开始宣读起对玛丝洛娃的审判案件来。法庭庭长为了要在六点钟之前赶去和一个红头发的瑞士姑娘约会，他希望审判早点结束。

　　聂赫留朵夫在陪审员席上认出了玛丝洛娃。这使他十分震惊。他回想起勾引玛丝洛娃的经过，认为自己是造成她不幸的罪人。他在诱玛丝洛娃后，一度曾受过良心的苛责。但当他想到上流社会的人都这么干时，他便心安理得了。服役期满后，他去过姑姑家一趟。但这时，玛丝洛娃早被女地主撵出家门了。之后，聂赫留朵夫为了使自己忘掉犯下的过失，竭力不去想这件事。现在他和贵族柯尔查庚一家正打得火热。人们在议论他要娶柯尔查庚的**玛丽娅了。然而，他并不打算结婚。他正和某县的一个贵族首领的妻子私通。

　　审判继续进行。法院要给玛丝洛娃定罪了。副检察官卜列维站起来发了一通谬论。他以犯罪的遗传学来判定玛丝洛娃有罪。他认为下层阶级天生是下的，下的人必然会犯罪。玛丝洛娃是女，是“最低级的退化的榜样”，犯罪是毫无疑义的。最后，由陪审员们对玛丝洛娃写定罪意见。他们认为玛丝洛娃没有抢劫、偷钱的意思，可是忘了加上“没有谋害性命的意思”，聂赫留朵夫也一时疏忽了。这样玛丝洛娃必须判罪了。本来，庭长不同意这意见，但他怕耽误和红头发姑娘的约会，便匆忙结案。宣判玛丝洛娃押赴西伯利亚服苦役四年。

　　玛丝洛娃被押回监狱，犯人们对玛丝洛娃都给以同情的问候。当他们知道她已被判刑时，一个犯人说：“这年月，真理跑到狗那儿去啦。”聂赫留朵夫认为法庭作出了不公平的判决。他去找律师法纳律，准备把案件告到高级法院。同时，他还去找检察官。承认自己曾勾引过玛丝洛娃，要求去探狱，并准备和玛丝洛娃结婚来弥补自己的过错。他宣称说，今后自己不再当陪审员了，因为法庭“所有的审判不但没有益处，而且不道德”。

　　在狱中，聂赫留朵夫见到了玛丝洛娃，要求她宽恕他，并把自己要和她结婚的决定告诉她。但玛丝洛娃不能饶恕他的过去。她气愤地说；“你去找你的公爵**们好了，我的价钱是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我是犯人，你是公爵，这儿没你什么事……你在这个世界里拿我玩乐还不算，又要用我来救你自己，好让你能上天堂！我讨厌你--你那眼镜，你那肮脏的胖脸！去，去！”聂赫留朵夫吃了闭门羹，但他想为了对得起良心，即使玛丝洛娜不愿和他结婚，他也要跟她一道去流放。她走到那儿，他便跟到那儿。他开始批判自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感到寄生生活的可耻，要和自己的阶级决裂。

　　为了作好上西伯利亚的准备，聂赫留朵夫回到自己的田庄--库兹明斯果耶村。他在田庄上实行改善农民生活的措施。他把田地用价（比同县农民在地主那里租到的土地要便宜三成）出租给农民，改变农民对地主的依赖关系。然后，他又到巴诺佛（他从姑姑那里继承来的田庄）访问，亲自和农民交谈，了解他们生活情况，同情他们的贫困和处境。他认为：“老百姓赤贫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了唯一能养活他的土地”。他赞同美国人亨利·乔治的课税制的办法，认为“土地不能成为什么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不能买卖，凡是土地给与人类的种种利益，所有的人都有同等享受的权利”。在这里，他同样把土地租给农民，并进一步把农民交纳的资金当作公益金或税款供给农民自己使用。他召集农民代表商谈。开初，农民半信半疑，他们不敢相信地主的这份好心。经聂赫留朵夫再三解释，最后他们接受了。聂赫留朵夫从农村返回省城时，他感到如释去重负般的无穷快乐，有一种旅客在发现新陆地的时候，一定会感到的那种新奇的感觉。

　　聂赫留朵夫把在巴诺佛找到的一张姑姑家的合家照片，带给了玛丝洛娃，上面有她和聂赫留朵夫的相；并告诉她，他要上彼得堡走一趟，大理院将要对玛丝洛娃的上诉案件进行审理了。同时，他还帮助玛丝洛娃从监狱转到监狱医院去工作。

　　聂赫留朵夫到彼得堡后，住在姨妈家。姨夫伊凡·密海罗维奇伯爵是前任国务大臣。聂赫留朵夫通过他的介绍，去拜访了几个有势力的人物。其中有大法官渥尔夫、上诉委员会的委员佛罗比奥夫男爵、官办教会负责人托波罗夫。但这些上层官僚们，同样只顾自己的私利，不管犯人的死活。通过访问，聂赫留朵夫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官吏，从他姨妈的丈夫、大法官、托波罗夫算起，直到各部会的办公桌前面坐着的那些漂亮、干净、庄重、自以为了不起的大人先生们为止，虽然明明看见这种局面使得无辜的人受苦，却一点也不介意，所关心的只不过是镇压和祛除所有的危险分子罢了”。

　　玛丝洛娃上诉案，被大理院以理由不充分驳回。聂赫留朵夫离开彼得堡，把这坏消息告诉玛丝洛娃听。这时，玛丝洛娃已离开了监狱医院。她被人诬告与医务助理员勾搭，而被赶回狱中。聂赫留朵夫再次向她表示：自己决心跟她上西伯利亚去。

　　玛丝洛娃又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而且爱得那么深，不知不觉间她完全依照他希望她做的去做了：戒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但她又想到这种结合，对他是一种不幸。她不能接受所爱的人为她作出的牺牲。

　　押赴西伯利亚的犯人起程了。那是个天气炎热的七月，街上差不多一片荒凉，少数几个过路人在路边阴影里走着。有的犯人经不起烈日照晒，当场中暑倒毙了。聂赫留朵夫一路为犯人恶劣的处境四处奔波说情，他几乎成了犯人的袒护者。同时，在他运动下，玛丝洛娃被调到政治犯行列中。在这个队伍里既安静又和平，也不再受男人的纠缠。玛丝洛娃感到政治犯都是些“可爱的好人”，并知道了他们跟平民站在一边，反对上层阶级。他们当中有些是属于贵族阶级的，却为平民牺牲了他们的特权和自由，这使得她特别看重他们，佩服他们。她认识了一个叫西蒙松的政治犯。这是个腼腆、谦虚而又意志力极强的人。他在大学毕业后，加入民粹派，任过乡村教师，并“公开抨击他认为虚伪和不公正的事情”。为此，他被捕了。不久，西蒙松爱上了玛丝洛娃。这时，玛丝洛娃必须在西蒙松和聂赫留朵夫之间作出选择。她感到：“聂赫留朵夫是出于慷慨，又由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才向她求婚。可是西蒙松却在她现在的境遇里爱她，只因为爱她而爱她。”于是，她接受了西蒙松的爱。

　　聂赫留朵夫靠彼得堡朋友副检察长塞列宁的帮助，把玛丝洛娃的案件，由服苦役改判为在西伯利亚近处流放。他把消息告诉给玛丝洛娃。这时，有一种需要家庭和孩子的想法涌上他心头。然而，玛丝洛娃已决定跟西蒙松走。她不愿意“毁了”聂赫留朵夫的生活。聂赫留朵夫再次遭到拒绝，但他没有痛苦的感觉。他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牺牲去爱她。他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来补偿自己的过失。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在狱旁椅子上睡了一个又香又甜的觉。最后，玛丝洛娃和西蒙松走了。聂赫留朵夫被留了下来。他在福音书里找到了五条生活准则：对上帝要虔诚、不起誓、要忍辱、爱敌人、勿反抗。他认为人们如果遵循这五条法则，并不断悔过自新，便可以“获得最大的幸福，地上的天国也会建立起来”。他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得救了。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家庭，1844年入喀山大学 ，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 70年代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

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889）、《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

扩展资料：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列夫·托尔斯泰出身贵族，1岁半丧母，10岁丧父，他由家里的亲戚抚养成人。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期中考试不及格，第二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痴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对道德哲学发生浓厚的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1847年4月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1851年托尔斯泰和他的兄长前往高加索当兵。1852年他参加了一场战斗，表现勇敢，且发表了小说《童年》。

1853年托尔斯泰读到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非常钦佩。1854年托尔斯泰被调往多瑙河战线，并参与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写成《少年》、《青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

1855年11月托尔斯泰离开军队回到圣彼得堡，重新投入娱乐圈，酗酒好赌。偏激的个性导致他与屠格涅夫长达17年的决裂。

创作初期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来到彼得堡，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结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

1856年他就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各国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等教育杂志。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

1862年托尔斯泰与17岁的索菲亚·安德列耶芙娜·托尔斯塔娅（СофьяАндреевна Толстая）结婚，索妮娅是沙皇御医的女儿，他们前后育有13个孩子。他和妻子的关系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认的是大部分时光他们过得不错，他妻子帮助他管理庄园，这使得托尔斯泰可以将全部时间用于文学作品的精雕细刻，在这里，托尔斯泰给人类留下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传世之作。他每一部作品都要修改很多次，他妻子也进行誊清和保存文稿的工作。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希布宁却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思想转变

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

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 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

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

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

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晚年时代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为自己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

在托尔斯泰离家之前，他与妻子的决裂程度人人皆知。一天晚上，夫妻二人又闹不和。之后，托尔斯泰的妻子曾跪下恳求托尔斯泰为她再读一遍早年时代丈夫为自己创作的诗歌和散文，以找回当初的甜蜜，但是托尔斯泰当时已死了心。最后，他于1910年10月28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11月7日（阳历11月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主要作品

《童年》 小说

《两个骠骑兵》、《一个地主的早晨》

《青年》 中篇小说

《琉森》 短篇小说

《阿尔贝特》 

《三死》、《家庭幸福》

《哥萨克》 中篇小说 

《战争与和平》 长篇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 长篇小说

《黑暗的势力》

《克莱采奏鸣曲》

《天国在你们心中》

《主人与仆人》

《复活》 长篇小说

《舞会之后》

创作艺术特色

托尔斯泰创造了史诗体小说。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笔触揉和着细腻的描写；在巨幅的群像中显现出个人的面貌，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独白，变化万千，蔚为奇观。他善于驾驭多线索的结构，千头万绪，衔接得天衣无缝；又能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像生活那样无始无终。

托尔斯泰的艺术魅力，不只在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还在于刻画微观世界。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是真实的，它突出表现在性格塑造上。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

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微光。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或漫画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现象中显示其可怕。描绘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而不露斤斧痕迹。

托尔斯泰的风格主要特点是朴素。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虽然在艺术上要求严格，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长的复合句，而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

晚年的时候，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简洁，不写感受的整个过程，只写心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取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来表现。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过程，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长篇小说也不再用多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简练和浅显易懂，接近民间故事。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