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
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时曹魏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竹林七贤”之一,世称嵇中散。相貌非凡,善于音律,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与东汉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临涣镇),因家居侧有嵇山,故改姓嵇。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曲毕,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从容赴死,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爱好打铁。曾被孙登说:“保身之道不足”。 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阮籍
阮籍(210-263),三国时期曹魏末年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另据史料记载,因为阮籍才华横溢,在当时名气很大,掌权的司马集团很想拉拢他,但阮籍和司马集团总是若即若离。阮籍曾经当过司马集团给他的一个官——东平太守。他骑驴上任,进了衙门便令人拆去隔墙,十几天后又骑驴离开了,好像开一个玩笑似的。后来他又主动要了一个官干,当了一名步兵校尉,其动机就是看上了步兵营中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而且营中藏有美酒300斛。在两任官职期间,他也每日只是与刘伶饮酒吃肉,成天醉倒在酒乡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后来,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遂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其实,阮籍在的成长过程中,他的思想、态度是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的。幼时的阮籍所接受的是很正统的儒家教育,并未接触过真实社会、只沉浸在书本中的阮籍一直到青年时期都还在受此影响。他的真实想法是,当今世道大乱,唯有依靠儒家的思想教育民众,方可实现救赎,而能做到这些的,又舍我其谁?他的这种思想在他的早期作品《乐论》中可见一斑,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如今天下大乱,世风不古,可通过音乐来救赎人心,美乐至则民心顺。胸怀大志的阮籍走向社会后,通过与一干人等的接触、对社会的观察思考,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要实现太平、实现自己心中那种美好的愿望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不得不很悲痛的转投了老庄一派,原因是,在老庄的世界里,在竹林的世界里,虽然不可以“平天下”,却能独善其身,保持自己心灵的自由美好,畅然物外,其亦乐哉。可是阮籍并没有完全的去适应,尤其在司马家发动“高平陵政变”篡夺政权之后,阮籍选择了彻底放纵自己,选择了逃避。他常常自己驱车,任意游走,行至路穷处便放声大哭。他很痛苦。这是一种最悲凉的痛苦。
山涛
山涛(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山涛虽在竹林七贤年龄最长,可是很晚才开始为官。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喙,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晋书·山涛传》他第一次做官大约在正始六年左右没当多久就逃走了。山涛初次入仕时间极短,到正始八年就开始同嵇康、阮籍同做竹林之游。短短的几年隐居生活後,山涛开始了第二次入仕。 山涛第二次入仕与婚姻有关,他的堂姑奶奶山夫人的女儿张春华就是司马懿的原配妻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生母,后来被追封为晋宣穆皇后。他在此后的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活,还是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作用,他为当时的晋朝选取了大量人才,在当官时选贤任人,对自己约束甚严,对于贿款而能一直坚守其节,在那时的政治风气下实属不易。
山涛是司马氏政权的骨干力量,所以历代文人从正统观念出发对他有所非议,甚至被后世视为“贰臣”,然而就如此判定山涛的评价,不免也失之公平,因为当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有迫害曹氏成员的记载,更没有杀害过正直之士,而是对有才之人大力提拔,这对社会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拜赵国相,遣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榖二百斛。《晋书·山涛传》由上可知山涛在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并没有像一些官僚那样大肆兼并,生活奢华,而是雅操清明。他为朝廷选拔人才,并不营私结党,而是选举任能。 山司徒前後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提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有此可知山涛与其他竹林七贤有其相当的差别在于任官方面,他的积极出仕跟其他人来比的确有一段差距,他曾三次举谏阮咸为吏部郎,虽然嵇康写了与他的“绝交书”,但嵇康的儿子嵇绍后来也是由山涛举谏而进入仕途的。 山涛一生的宦途生涯几近十年之久,从四十岁开始任郡主簿,功曹之职,因预见曹爽的被杀而隐居不仕,但是不久之後又即被召回,以后任官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三代政权,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得力助手,他与阮籍嵇康不同,他的一生鲜少有反司马氏思想,反而紧密的围绕在司马氏政权左右,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在他的职历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吏部郎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职,这些都是属于吏部的官职,其职权是以派任官吏人事为主,属于中枢性的部门,这必须通晓官界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同时还需有识人的气度,这对一向以自己的政治器识为豪的山涛来说,正是适得其所。 与其他六贤之差异 :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可是本质上他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或忘情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山涛的性格基本上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他还是身在红尘之中有野心想立身扬名于世,只不过因他政治上的远识,使他在政争最厉害的时候避世远遁,一旦机会来了他还是会出仕的,他与嵇康阮籍之交也可说是偶有交会迸出的火花罢。所以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足下傍通多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所谓“偶与足下相知耳”正道出了这其中的实情。 对《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一节略做补充。其实,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另一个层面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好朋友,有了这封绝交书,就不会因为自己不配合政府的态度而连累到好朋友。后来嵇康被杀害,临死前把自己的儿女托付给山涛,留言:“巨源在,汝不孤矣。” 山涛为人磊落大度,生活节俭,做官不过多要求什么,对待朋友赤诚坦坦。后世者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牵强附会。
向秀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他又与吕安同在山阳地方灌园以自给。山阳是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可见他们三人交往甚密。但是种田、栽培蔬菜并不是他们的嗜好所在。以田园工作换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虽然他们三人的行止如此亲近,但向秀的性格却是与嵇、吕相异,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而超迈俗人,向秀则好读书,所以常被他们所嘲笑。三心灵的交流从向秀的《思旧赋》可看出:“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 据晋书本传的说法,向秀是喜好老庄之学的,但是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的向秀,对儒家思想也是相当有研究的。他二十岁时,曾写过一篇《儒道论》,从他后来的《庄子注》一书中的思想满可以约略猜出,这篇文章大约是想将儒道两家的思想做一调和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市)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 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后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于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里抱着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我若醉死,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醀然已醉矣。(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馀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从这骗取酒肉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他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不但是人,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关于喝酒,竹林七贤裏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多。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于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著愤懑之心的,阮籍甚至还在酒后吐了血。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著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经常湎沉湎于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从嵇康、阮籍那裏学到一些皮毛,放荡荒唐、玩世不恭者有之,学识胆量皆无,终日醉醺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裏脱光了衣服饮酒。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来讥讽他,刘伶大言不惭,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裏来?”)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 作品《酒德颂》 酒德颂 “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活在污浊的乱世,却又无力挽救当时的社会,刘伶只好放浪形骸,同时阮藉著酒醉的言辞行动,来表示他憎恨虚伪的道德礼教,以及自己内心对自然纯真的追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酒是务,焉知其馀。 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电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待侧焉,如踝赢之与螟蛉。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以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著自己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搢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 这样的人生观,也不外是“齐祸福、一死生”的老庄思想。《晋书》本传说他:“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在文章中,他藉著所谓的“大人先生”寄托了他求追精神自由的心境,并攻击那虚伪的世俗礼教中的贵公子、搢绅处士。全文充满了奔放自在的讽刺意味。 阮籍虽然厌恶那个社会,但他却不得不活在魏朝的官僚社会裏,尤其与专权的司马氏有著若断若离的关系,使得他满腔的苦闷,一旦发洩出来。便成为锐利痛快的怒骂(《大人先生传》)。而刘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便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被那个官僚社会所接受,因此他在《酒德颂》中对于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便尽是一片揶揄嘲笑的态度了。
阮咸
阮咸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与籍并称为“大小阮”。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 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李季兰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神情专注。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杆挂大布犊鼻褌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任诞篇 在七月七日这天有晒衣习俗,阮咸家贫,竟以长杆挂犊鼻裤(短裤、贫贱者之服,魏晋名士夏日喜欢穿犊鼻裤,表示洒脱)于院中,与北阮纱罗锦绮形成对照,自然地表现出阮咸任达不拘礼节,然而亦说明,阮咸虽家贫,而其士族之优越门第和身分并不减。阮咸虽未能免俗,但所作所为亦不同流俗。这时候的他其实还只是个少年,但作风却也与阮籍不相上下,而那位以“穷途之哭”而著称的阮籍,就是他的叔父,两人合称为“大小阮”。虽然叔侄间有辈分差距,但却不拘形迹,经常像朋友一样共同游息,那种放浪不羁的生活作风,也的确各有千秋。 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由于此时的政治主流乃是以礼法为主,主张“以孝治天下”,不同于曹操当时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把原本抛弃了的礼法,拿来当成为巩固权位的藉口。阮籍曾愤懑地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著孝服,骑驴去追自己私恋的一个鲜卑婢。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任诞篇 这种超越自古的传统礼制,其实都是对礼法尊严的一大讽刺。因为当时的礼法已经失去它原先的意义。在当时礼法甚严,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少阻碍了他的仕途。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桮斟酌,以大甕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任诞篇 读完此文,其实猪也是天地万物所生,又何必区分地位的高低及卑贱。想想仲容与群猪为甕共饮盛况,也能体会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那种放达不羁的豪气。且阮咸的“达”是任意而为之,随心所欲,较不同于阮籍的“达”是因对世俗礼法无奈而为之,这是他们两个不同之处。 然而这些行为,在名教社会,有冲击礼法和解放个性的积极作用。因为在当时,一些礼法之士卑鄙而无气节,名士们的不拘礼法恰好是对礼法虚伪的揭露及抗议。因此,不拘礼法仅只是其一方面的表现,而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赏誉篇 (晋书阮咸传)说:“山涛举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这对阮咸是很高的评价,阮咸虽不拘礼法,而能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不为外物移心,这乃是老庄玄学之素养,越名教而任自然。这表明不拘礼法乃其表现形式,而贞素寡欲为其内心世界,此乃名士的精神本质。如果仅有不拘礼法,则不过是狂人,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名士。只可惜,晋武帝仍以阮咸的沈溺于酒乡,不予以重用。 阮咸与荀勖 七贤之中,除了阮籍、嵇康对音乐有深厚的素养外,阮咸也是杰出的音乐天才。他虽然名列“竹林七贤”,但他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反而是因音乐上的成就而为世人所认识。颜延之说他:『达音何用深,识为在金奏』即是赞扬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很高。 荀勖善解音声,时论为之闇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夫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 术解篇 阮咸的神解,当比荀勖闇解为高,阮咸是真正了解音韵的,他之所以批评荀勖,本来也是出于好意,希望他能够发现自己的缺点,有所改正。无奈荀勖本人,心高气傲,自以为音乐造诣旷世无敌,面对阮咸的指责,更视为是存心捣蛋,并在晋武帝前进谗言,贬除了阮咸的职位。但也由于这样,而使阮咸在中国音乐史上获得地位。由此可发现,『酒与音乐』正是阮咸生命中的两大精神支柱。 另一个阮咸 如果说,嵇康是当代的操琴名手,那麼阮咸就是当时的琵琶大家。武则天在位时曾有人在古墓中得一铜器,身正圆似琵琶与「竹林七贤图」中的阮咸所弹的那件乐器相似,当朝太常少卿元行冲认为乃晋朝时阮咸所作器也,于是命令属下,改用木头照著这个铜器的形状来制作,弹出来的声音高雅、清亮,再加上阮咸本人善弹此琴,所以这种一度被称为中国琵琶或汉琵琶的乐器,就有了自己专用名称-----『阮咸』。阮咸又分为大、中、小阮,其实都是同一种,只是大小不一样。
王戎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生于大富之家,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在七贤当中,王戎的年纪是最轻的,他比山涛小二十九岁,比阮籍小二十四岁,比嵇康小十一岁。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可以得知,在ji嵇康受刑而死的时候,王戎二十九岁,则王戎九岁的时候便认识嵇康,同时还交往甚密。王戎认识阮籍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王浑,官任上书郎与阮籍是同事并有亲交。王戎也跟著父亲住在尚书郎的官舍中,阮籍每一次来拜访王浑,谈不到几句话,就转到王戎的房间,这对忘年之交,一谈就是大半天。阮籍这样对王浑说:“濬冲清俊绝伦,不是你比得上的。与阿戎说话,比与你说话来的有趣多了。”虽然这样,但王戎毕竟在气质上,抱负上与阮籍、嵇康有很大的不同。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国的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他们放荡不羁,不拘礼法,常聚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中酣歌纵酒,故称竹林七贤。
1、嵇康
嵇康,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嵇康虽然家世儒学,但却崇尚老庄,追求自然之道。他最擅长鼓琴,一曲《广陵散》天下闻名。他本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所以与后来的司马氏政权格格不入。嵇康的朋友山涛为司马氏的大官,离职时推荐他,嵇康就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山涛绝交。后最终被司马昭寻找接口杀掉。
2、阮籍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阮籍本有意于在政坛上有一番作为,但当时政治风云变幻,于是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有时闭门不出,有时四处游玩,有时也做出些放荡的举动。但他对司马氏政权并不做直接对抗,故一生平安无祸。
3、山涛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人。山涛以其风神气度闻名于当时,世人说他像璞玉浑金,修养深厚而不外露,对他评价很高。与嵇康、阮籍不同,山涛的政治生涯比较顺利,先是在曹氏集团中任职,后又很得司马氏的重用,管至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
4、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人。向秀本愿做一个笑傲山林的隐士,但嵇康被杀后,他迫于压力不得不出来做官,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向秀对老庄之学有深入的研究,曾注《庄子》一书,影响非常大。今日流传的郭象的《庄子注》,其实就是在向秀的基础上完成的。
5、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州)人。他对司马氏政权深恶痛绝,就行为狂放,以做掩饰。有次他在屋里裸体,来客责问他,刘伶却说:“我以天地为舍,以屋室为裤,你干嘛钻到我的裤子中”他以嗜酒留名于后世,出外时经常带着酒壶,边走边饮,还曾作《酒德颂》一篇。
6、阮咸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阮籍之侄,二人合称为“大小阮”。他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懂音律,以善弹琵琶而闻名。行为不守礼法,任意而为。一次和亲友喝酒,他不用酒杯而用大盆,酩酊大醉之时,有一大群猪走进来饮酒,阮咸就和猪一起喝酒,一时为人所笑。
7、王戎
王戎,字冲,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临沂)人。王戎从小聪明伶俐,长大后能言善辩。在“七贤”中他是比较世俗的一位。他热衷于投机钻营,仕途也飞黄腾达,官至司徒。王戎性格吝啬,喜欢聚财。他家中有品质优良的李树,但怕别人得到种子,就把核剥出来然后出售,受到世人的讥讽。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
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後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後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 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嵇康(224—263)
三国时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於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阮籍(210-263)
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於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山涛(205—283)
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於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向秀(约227-272)
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刘伶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阮咸
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王戎(234—305)
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①汉高祖刘邦,字季,号沛公,谥号高皇帝,庙号高祖。沛郡丰邑中阳里(现属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人氏,妣吕雉。邦公国号西汉高祖,生于周赧王五十九年即公元前二五六年二月初八日。他在兄弟四人中排行第三。性情豁达大度, 知人善任。公元前二一六年,时年三十一岁,为泗水亭长。公元前二○九年壬辰岁九月,参加由陈胜,吴广带领的起义,后加入楚国的阵营,趁另一位将军项羽,和秦的大军打拉锯战,没有秦国主力和他的军队对阵之余,第一个攻进秦国的首都咸阳,灭了秦朝,被楚霸王项羽封为汉王并以蜀地为基地,和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刘邦在文有张良,武有韩信,后方有萧何的辅助下,终于把项羽的军队包围在垓下设下十面埋伏, 项羽突围不果,自杀于乌江边刘邦消灭了项羽后,统一了中国。公元前二○六年乙未岁称帝于洛阳,建立汉王朝,自此中华帝国在地理上再次统一,为以后的强大建立了基础 后迁都于长安(今西安市)在位十二年,卒于公元前一九五年丙午岁四月二十五日(甲辰日)。享年六十一岁,葬于葬于陕西省西安咸阳县东,称长陵。妣吕雉,卒于公元前一七九年壬戌岁,葬于长安咸阳县东陵。生八子:长庶齐悼惠王肥,曹氏生。次子恵帝盈,吕雉生。三子和意,戚后生,封赵王,后被吕雉所杀。四子恢,梁王,后自杀。五子文帝恒,先封代王,后为文帝,薄姬生本支祖公,薄姬卒于公元前一五五年丙戌岁,葬于霸陵。六子友,先为淮阳王,后为赵幽王,后自杀,生二子:遂(赵王)、昂(胶西王)。七子建,燕王,后被吕雉所杀。八子长,淮南王,后被文帝废王。
② 汉惠帝刘盈,谥号孝惠,生于公元前二一一年。公元前一九四年丁未岁,年仅十七岁时登基,在位七年,卒于公元前一八八年癸丑岁,寿二十四岁。盈公葬于葬于陕西省西安咸阳县,称安陵。妣张氏、冯氏二妣双修。生六子:太子之以(恭),公元前一八八年为少帝,公元前一八三年四月被太后吕雉暗害。次子强为淮阳王,后卒,无嗣。次子不疑为恒山王,后卒。次子弘为襄城侯。次子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
③ 汉文帝刘恒,谥号孝文帝,庙号太宗。生于公元前二○二年,汉高祖刘邦第五子,薄姬生,公元前一九五年封代王。吕后死,周勃等杀少帝吕产,迎恒公为帝,公元前一七九年壬戌岁登基。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并减轻刑罚;励行节约,兴修水利,加速农业生产,加强中央集权;驻军北方,增强边境防御。汉朝由此趋向安定繁荣。在位二十三年,卒于前一五七年,享年四十六岁,葬于葬于陕西省西安咸阳县,称霸陵。妣窦氏。生四子:长子景帝启、次子武(梁孝王,后为梁王)、三子代王参、四子梁王揖,后谥梁怀王,无子。
④ 汉景帝刘启,谥号孝景帝。生于公元前一八八年,公元前一五六年乙酉岁登基。继续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繁荣,国内殷富,府库充实;同时实行“削藩”,任周亚夫平“吴楚七国之乱”,集权中央,削弱诸侯王之力量;国泰民安,世称文帝与景帝统治时为“文景之治”。在位十六年,卒于公元前一四一年,享年四十八岁。葬于葬于陕西省西安咸阳县,称阳陵,坐东向西。生十四子:河间王德、临江王阏(无子)、淮阳王馀、汝南王非、临江王荣(太子,后废,无嗣)、广川王彭祖、汉武帝彻(先封胶东王)、长沙王发、中山靖王胜、胶西王端、广川王越(子齐为广川王,后绝)、胶东王寄、清河王乘(无嗣)、常山王舜。
⑤ 汉武帝刘彻,谥号孝武帝。生于公元前一五六年,卒于公元前八七年。公元前一五○年立为太子,公元前一四○年辛丑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病故于出巡途中,享年六十九岁,葬于葬于陕西省西安咸阳县,称茂陵。生六子:戾太子据、齐王闳、燕王旦、广陵王胥、昌邑哀王髆,少子汉昭帝弗陵。
⑥ 汉昭帝刘弗陵,婴儿号钩弋子,字不,号尧母门。谥号孝昭帝。生于公元前九四年,卒于公元前七四年。公元前八六年乙未岁,八岁时登基,武帝刘彻之少子,无嗣。公元前七七年,年满十八岁开始亲政。在位十三年,享年二十一岁,葬于葬于陕西省西安咸阳县,称平陵。
⑦ 汉宣帝刘询,名病已,谥号孝宣帝。生于公元前九○年,卒于公元前四九年,汉武帝刘彻之曾孙(太子据,生三子:进(进,生一子:汉宣帝询)。据公因发动夺宫事败,三子同时遇害,刘询为祖母史家收养,居于民间。公元前七三年戊申岁,霍光等将其从民间迎回登基,在位二十五年,享年四十一岁。生五子:汉元帝奭、钦(淮阳王)、嚣(定陶王)、宇(东平王)、竞(中山哀王)。
⑻ 汉元帝刘奭,谥号孝元皇帝,庙号高宗。生于公元前七六年,公元前四八年癸酉岁登基。公元前三三年,王昭君出塞和蕃,嫁于匈奴呼韩单于。卒于公元前三三年,在位十六年,享年四十三岁。生三子:汉成帝骜、济阳王康(生一子:汉哀帝欣)、中山孝王兴(生一子:衎)。葬于葬于陕西省西安咸阳县,称渭陵。
⑼ 汉成帝刘骜,谥号孝成帝,庙号同宗。生于公元前五一年,卒于公元前七年,公元前三二年己丑岁登基,在位二十六年,享年四十五岁。葬于延陵。
⑽ 汉哀帝刘欣,谥号孝哀帝,生于公元前二六年,卒于公元前一年,汉元帝刘奭之庶孙,父为刘康,成帝养子。公元前二二年,刘康去世,年仅三岁的刘欣嗣立为王,公元前六年乙卯岁登基,在位六年,享年二十六岁,葬于葬于陕西省西安咸阳县,称夷陵。
⑾ 汉平帝刘衎,小名箕子,谥号孝平皇帝,是汉元帝刘奭之孙,中山孝王兴之子。生于公元前九年,卒于公元五年十二月。公元前六年辛酉岁,九岁时登基,后被王莽在酒中下毒害死,在位五年,享年十四岁,葬于葬于陕西省西安咸阳县,称康陵。
⑿ 更始帝刘玄,生于公元?,卒于公元二五年,汉景帝刘启之后裔,长沙王发之五世孙,公元二三年癸未岁二月登基。刘秀称帝后,废为淮阳王,后被赤眉军勒死,在位三年。
汉代称皇帝的女儿为公主,皇帝的姊妹为长公主,皇帝的姑姑为大长公主。
汉代共13位公主与匈奴和亲下面介绍3位比较出名的。
乌孙公主: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武帝以宗室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嫁给乌孙王猎骄靡为右夫人,匈奴于是也嫁女乌孙王为左夫人。乌孙两娶,表明已不再一面倒,匈奴嫁女,说明欲击乌孙已力不从心,而乌孙与汉朝联姻使匈奴不敢轻举妄动。《汉书·西域传》记载,细君公主出嫁时,汉武帝“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侍御数百人,赠送其盛”。
细君公主到达乌孙后,随从工匠为她建造了宫室。汉朝每隔一年还派使者带着帷帐锦绣等前往探视。约—年后,乌孙王猎骄靡因自己年纪已老,想使细君公主嫁给孙子岑陬(军须靡),细君公主不愿意,上书汉朝。汉武帝要她为了联合乌孙共击匈奴的大局,服从乌孙的风俗习惯。猎骄靡死后,军须靡继位乌孙王。细君公主嫁军须靡后,生有一女名少夫。她因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思念家乡等原因,心情忧郁,在乌孙生活仅三年之后就去世了,留下一首《悲愁歌》表达了这种情感: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解忧公主:
乌孙公主忧郁而死,乌孙王岑陬再向汉廷求婚。汉武帝选派楚王刘戊之女儿解忧,仍以公主身份嫁与岑陬。解忧公主丰腴健美,生性爽朗,以英姿气慨,若出征疆场。参与军国大事,堪称运筹帷幄,于乌孙国之政治产生深远之影响。
汉宣帝甘露初年,昔日之及笄少女,已是黄发垂髫。感时伤逝,萧索苍茫,思念亲人,思念故乡。乃上书请求回国:“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情词哀切,汉宣帝为之动容,乃派人迎归。解忧公主于汉宣帝甘露51年回到长安,此时公主年已七十。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概述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
“七子”中,各人又都有并称。曹植与王粲、刘桢并称“曹王”、“曹刘”。南朝肖纲《与湘东王书》:“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钟嵘《诗品》:“昔曹刘殆文章之圣。”王荣与刘桢并称“王刘”。胡应麒《诗薮·内篇》:“王刘以降,敷衍成篇。”
简介
孔融(153-208)
孔融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185),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在许昌,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终为曹操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孔融为建安子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弥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陈琳(? -- 217)
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袁绍使之典文章,军中文书,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斥及其父祖,极富煽动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王粲(177-217)
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幼时往见左中郎将蔡邕,蔡邕见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一次与友人共行,读道边石碑,观一遍而背诵之,不失一字。又曾观人下围棋,其局乱,王粲复为重置,不误一道。后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其为上宾。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令归降于曹操。曹操至荆州,王粲赐爵关内侯。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共议尊曹操为「魏王」;后因中书令荀攸谏止不行而后忧死,其议遂罢。 在七子中属他的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登楼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
徐干(171-217)
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汉灵帝末,世族子弟结党权门,竞相追逐荣名,徐干闭门自守,穷处陋巷,不随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数年后,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长,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也写的一往情深。
阮瑀 (-212)
字符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应玚 (-217)
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东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
刘桢 (-217)
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学见贵。建安中,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与陈琳、徐瑀、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与。
文学成就
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辞赋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籍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作品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评价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籍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籍《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其他
建安文学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邺城后,在中国北部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曹操倡导“尚刑名”,“尚通脱”,又善属文,爱文士。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建安”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协的一个年号,东汉末,董卓乱后,军阀割据,战事频仍。长安、洛阳皆废毁。献帝从长安到洛阳,又被曹操迎接到许昌。这一年(即196年)改兴平为建安元年。
220年,曹操死,献帝禅位于曹丕。建安文学,通常指从汉末到魏初这个时期的文学,但并非仅限于这25年。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东汉王朝处在大分裂、大动荡、军阀混战中,在文学上却放射出绚丽的异彩。这是与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因素有关的。
竹林七贤
中国三国魏7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集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 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嵇康(224—263)
三国时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於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阮籍(210-263)
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於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山涛(205—283)
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於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向秀(约227-272)
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刘伶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阮咸
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王戎(234—305)
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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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
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 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 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 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嵇康
嵇康(223~263),三国时曹魏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字叔夜。谯国□县(今安徽宿县)人。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 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 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 曲,从容赴死。
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
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阮籍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今属河南)。生于建安15年。父亲阮瑀,是诗人、散文家,「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亲随吏员,当时军国书笺多由他和陈琳 两人草具 。阮籍三岁的时候父亲过世,但因为曹氏父子及阮瑀友好出于长期共事的情谊,对于阮籍及其母亲深怀同情,并有所照顾。阮籍年少时以好学不倦、不慕荣华富贵、道德高尚的古代读者―颜回、闵子骞微效法的榜样,刻苦攻读。除此之外,他还习武。但是少年的阮籍也沾染上一些浮华公子的作风。当时有一批宗是戚 属的豪门公子,颇以浮华相尚,如何晏、李胜,再洛阳互相连结,构煽风气。阮籍与他们年龄接近,难免受了些风气影响,可是阮籍始终未予其流。
阮籍非常鄙视礼法之士,所谓礼法之士主要是投靠司马氏父子的一些人物,这些人多是文人,他们为虎作伥,仰承思马氏父子的意旨,鼓吹「唯法是修,唯礼是克」,以礼法、名教为工具,来巩固篡夺来的权利,同时束缚政治反对派的手脚。这种礼法是司马氏集团用以配合其血腥屠杀政策的一种政治打击异己的手段。 阮籍在对付这些礼法之士,最有名的就是他的青白眼。
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稽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斋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
据说,他的母亲去世之后,稽康的哥哥稽喜来致哀,但因为稽喜是在朝为官的人,也就是阮籍眼中的礼法之士,于是他也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就给稽喜一个大白眼;后来稽康带着酒、夹着琴来,他便大喜,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从这一段故事中,我们除了可以发现阮籍对于礼法之士的鄙视外,也可以明显看 到他不为礼俗所限制,稽康也是一样。他不会因为守丧就将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觉得不喜欢的就清楚的让人家知道,我想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阮籍对礼法之士的憎恶,除了表现在青白眼外,还表现在他的赋中。
阮籍性格浑朴旷放,嗜酒,酣饮、痛饮、狂饮,不拘场合,有酒必醉。其出发点同稽康服药是一样的,都是希望以此为途径来超脱现实、消解矛盾。阮籍曾数次在醉酒掩护下躲过了司马氏集团像他伸来时而拉拢,时而加害的手。从政治上来说,阮籍的态度是比较软弱的,他看到曹魏皇室大势已去,司马氏执政已成为无法更改的现实;他明白服药飞升之事太渺茫,他还得在司马氏 统治下打发日子,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少在政治上向司马氏集团挑战或明确地划清界线的勇气,所以对阮籍来说,醉酒是最好的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法。
这里有几个有关阮籍喝酒的小故事。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肫,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从这段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阮籍他违背礼法的行为。母亲过世,他不但坚持下完棋,而且还吃肉喝酒,虽然他是故意这么做,不过我却觉得他也蛮痛 苦的,要压抑心中丧母之痛,以表现出他不为礼法所约束的一面,就我来看,他大可以放声大哭,哭完以后便应感到高兴,因为阮籍很崇尚老庄,庄子在妻子死后, 不但不悲伤,反而还替他妻子解脱人世间的痛苦感到高兴。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效法庄子并加以改良,这样一来,不但达到他想的境界,也不用压抑心中的痛苦。
阮公邻家**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我想这在当时的社会也是很少见的。醉了就倒卧在**身旁,在以前的社会,男女授受不亲观念的束缚下,这样的情形也是不能为世人接受的。(四)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现代,恐怕还是很难令人接受的吧!一个不认识死者的人来吊哀,还哭的很伤心,我们一定会觉得他是疯子,不然就是来捣乱的。像阮籍这样完全不顾别人眼光,自己觉得值得的就去做,实属难得;不过这不禁让我怀疑,为什么自己的母亲去世了要装 的如此坚强,但却对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去世感到非常难过,我觉得这除了违背礼法外,也违背了人性。
三、文学成就
三国后期出现正始文学,人们习惯用他来代表整个魏末的时期文学。正始文学的最重要作家就是阮籍、稽康。阮籍既是诗人,也是散文家,还是赋作者。他 的诗歌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就内容而言,「忧生之嗟」 和「志在刺讥」 在咏怀诗中占有很大的份量。除了这两大内容外,还有自述身世志尚、念友、隐 逸神仙等方面的描写。咏怀诗在艺术方面有两个极为显著的特色及蕴藉含蓄和自然飘逸。蕴藉含蓄与文多隐蔽有直接关系,阮籍为了避免严重的现实后果,才把诗篇 写的隐约其体、闪烁其词的。这种含蓄,同他在生活中「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的作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咏怀诗的含蓄,是时代现实的产物,也是阮籍 本人的思想作风、处事态度的反映。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含蓄不失为一种风格,他的好处是能够避免呆板直露,增加诗的深厚度,给读者以联想和回味的余地。 在诗歌史上,咏怀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阮籍咏怀诗在反映重大社会现实方面是不如建安诗歌的,但它在个人抒情的深度上,在描写内心曲折的活动上,以及运用比 兴的手法上,则又有超越前人的建树。它堪称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有代表性的优秀五言诗之一。阮籍的散文,今存较完整的有十篇。其最重要的散文著作应推「大人先生传」,写法上接近于赋,以对话方式展开,虽名传,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的传记作品。总的来看,阮籍是我国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散文家。他尤其对于五言 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结论
准备完了阮籍,我觉得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造就了很多像阮籍这样内心和现实生活矛盾的人,或许阮籍在他听到母亲过世的时候,他也很想放声大哭,但就 碍于当时的环境造就出的矛盾性格,使他以吐血的方式来传达他内心的哀痛。我觉得,既然他是一个这么勇于将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的人,为什么不干脆放声大哭 呢?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很佩服阮籍有和时代、政府、社会挑战的勇气,就连现在这样开放的社会风气,我想都不会有几个像阮籍、稽康这样的人吧!我想准备完了 竹林七贤,对他们的印象不再是不穿衣服、放浪形骸而已,还有更多更深入的层面,都在这次的报告中了解。虽然我没有像他们这样挑战社会的勇气,不过我为他们 每个人不同的独特性感到感动!
王戎
一、生平
1、生于大富之家
王戎,字浚冲,山东省琅琊林淅人。王氏一族在林淅是有名望的大族,从他的亲族辈中,便出了王衍、王澄、王导、王敦,等人物,掌握着东西两晋政府的 政坛,有「八王」之称,与同为山西名族的斐氏「八斐」并称。王室与斐氏也有亲交,王戎的女儿及嫁给斐頠为妻。王戎的祖父,是魏朝的凉州刺使、贞陵亭侯,所 以他自小便生活在优渥的家庭环境中。因此在这样的影响之下,也可多少得知他长大后的个性。
2、神童---王戎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雅量篇.4
从此之后,王戎便被称为「神童」。另一件事发生在王戎七岁之时,据世说新语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闲攀栏而 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从这两篇中,对与王戎的描写当中,可以得知王戎的确可以说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尽管可能说有点夸大 的效果,不过也可以得知王戎真的自小便是一个聪明的小孩子,可谓聪明过人。在晋书本传又记载说王戎的眼睛特别炯炯有神,能够视目不眩,斐楷见了,大为惊叹 说:「容眼烂烂,如岩夏电」这就是说他的眼睛光彩有神。
王浚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锺士季,须臾去后,客问锺曰:「向二童何如?」锺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后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滞才。」赏誉篇.6
在这一篇中所记载的正是王戎和斐楷果如锺会所料,成为当时西晋政坛上的要人了,也可看出其小时候的成就是不凡的。
二、竹林七贤之列
1、加入七贤
在七贤当中,王戎的年纪是最轻的,他比山涛小二十九岁,比阮籍小二十四岁,比稽康小十一岁。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德行篇.16
可以得知,在稽康受刑而死的时候,王戎二十九岁,则王戎九岁的时候便认识稽康,同时还交往甚密。王戎之认识阮籍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王浑,官任上书 郎与阮籍是同事并有亲交。王戎也跟着父亲住在尚书郎的官舍中,阮籍每一次来拜访王浑,谈不到几句话,就转到王戎的房间,这对忘年之交,一谈就是大半天。阮 籍这样对王浑说:「浚冲清俊绝伦,不是你比得上的。与阿戎说话,比与你说话来的有趣多了。」虽然这样,但王戎毕竟在气质上,抱负上与阮籍、稽康有很大的不 同。
2、七贤中的俗物。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排调篇.4
在这一篇文章中,可以得知,王戎比起这几位前辈中,王戎少了他们的思想家,文学家的气质风度,相反的却充满了世俗的官宦之志,所以阮籍讥讽他为俗物。可是 王戎也反驳的说像你们这样的人,还有谁可以扫你们的兴呢?可以知道阮籍、稽康等,这些人不管任何事情其实对他们而言都是无所谓的,也许我们可以知道王戎的 性格中可能不是这样的人,在王戎的生长背景中,他是一个富家子,他有理想的抱负,他要晋升仕途,可以得知多少家庭的背景给了王戎影响。
三、入世入仕
1、宦海生涯,与世浮沉
生在门阀世家,有深厚的家庭背景,自幼又被视为神童的他,又有官宦之志,很自然的便走入官场。魏甘露二年(公元二五七年),王戎二十四岁时,被司马昭争为 相国橼(宰相的属官),而推举他的,就是那位司马昭前的红人锺会,锺会是明理派清谈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是反对七贤的,也就是他是稽康走上死亡之路,而身为 「七贤」之一的王戎竟然接受他的举荐而为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戎的世俗性,使他在波澜起伏的政界中,几次化险为夷,而升到司徒的贵显地位,终以老官 僚结束一生。
2、由出仕看王戎
对于王戎的出仕,其实也是不用过于讶异的,因为从王戎的生长背景来看,生于官宦之家的王戎,从小可以说是耳濡目染,应该也可以说是接受不少父亲的 思想,同时也可以说是他看多了所谓的官场冷暖,因此王戎有他一套特殊的保身方法在这个浮浮沉沉的官海之中,也因为这样,王戎的避祸思想,也就在他的政治生 涯中有着很大的影响。
四、百善孝为先
1、母丧之忧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德行篇.17
在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和峤虽然遵守礼制服丧,但是比起王戎而言,王戎可以说是在精神上比和峤更加的悲伤,王戎的悲伤虽然不一定符合礼制,但并不是 这样就是说他不够悲哀,反而在精神层面上,更胜过和峤一层。是一种精神上的极大悲哀,也就是说他的悲伤已经到了不能用行为去表现出来,甚至已经到了所谓的 哭不出来的地步,或许样说有些的悲哀,可是在世说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的确是悲伤的过度。
2、框世虚名与实至名归。
在魏晋的风潮中,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九品官人法的影响,因为有许多想要晋升仕途的士子,有很多的人,都有所谓的假孝、假慈、假悲、胜至于假义,已博 取是世间的名声,来作为自己晋升仕途的途径之一。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王戎这个人是一点都不做作,毫不虚假的放开自己的情感,不为世俗的眼光。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锺,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伤逝篇.4
我们可以看的出来,王戎是个重情感的人,不管对于初生之子,尽管初生之子对于王戎是没办法有所谓的感情可言,但是王戎却依旧对其子有深刻的感情,由此可知王戎是一个重情之人。
五、俭吝
(一)、吝啬之过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俭吝篇.2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俭吝篇.4
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 万,女 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俭吝篇.5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 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筭计。 俭吝篇.3
由这四则记录中,我们可以知道王戎极端的吝啬。
六、明哲保身的老官僚
元康九年(公元二九九年),王戎六十六岁,由于贾后想要专权,以致于发生了愍怀太子的废立事件,贵为太傅的王戎却始终保持沉默。第二年,赵王司马 伦等又起而杀贾后,这时被视为贾后同党的数十个高级朝廷官员,也同时受到牵连而被诛杀,王戎的女婿尚书左仆射斐頠也是其中之一,王戎因此受到牵连,但是由 于他的明哲保身,所以仅是辞职下野,而没遭到生命的危险。此后的八王之乱发生,晋王室面临着空前的危机,王戎虽然也被卷入这政治的漩涡中,但他却是学习着 古代君子伯玉的榜样,尽量避免卷入这场风暴中,虚与委蛇周旋着。
王戎一生,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位高爵显,身当国家重任,但却对朝政一无贡献,只是一味的逃避求荣,阿谀求全。对于王戎这个人而言,可惜的是他的 以前的政治抱负,在他掌握大权时,却因为一味的避祸,而对国家、对人民,并没有做到贡献,十分可惜;但是我认为,这也许也是在乱世中一种生存的方式吧!就 竹林七贤而言,王戎是有些愧于一个「贤」字的。因为王戎之于山涛皆为入仕之人,山涛虽有后人评:「贰臣」,但他为官尽责、选贤与能,此番作为是有利于老百 姓的,在这样的时代里,许多人在朝为官只为享受荣华富贵,而他愿意为老百姓的福祉努力实在令人感动,至少为魏晋政治这个黑暗期带来一丝的光亮;所以,相较 之下,我是比较欣赏且认同山涛的方式。
刘伶
一、生平
刘伶在七贤中是传记最不明了的人物,他的生卒年代以及他儿子的名字都没有留传下来。他字伯伦,江苏沛人。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醉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容止篇.13
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
二、仕途
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 官以后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于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三、以酒为名
他的家庭是很穷困的,但他并不以为意,反而嗜酒如命。
《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里抱着一壶酒,命仆人提着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 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醀然已醉矣。」 任诞篇.3
(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着把剩余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 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 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 又喝得大醉了。)
从这骗取酒肉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他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不但是人,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
关于喝酒,竹林七贤里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多。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于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 但他确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着愤懑之心的,阮籍甚至还在酒后吐了血。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着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 为上的放荡。
四、天地为房屋,屋宇为衣裤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经常沈湎于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从嵇康、阮籍那里学到一些皮毛,放荡荒唐、玩世不恭者有之,学识胆量皆无,终日醉醺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里脱光了衣服饮酒。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任诞篇.6
(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来讥讽他,刘伶大言不惭,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里来?」)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
五、酒德颂
《世说》「刘伶着酒德颂,意气所寄。」活在污浊的乱世,却又无力挽救当时的社会,刘伶只好放浪形骸,同时更借着酒醉的言辞行动,来表示他憎恨虚伪的道德礼教,以及自己内心对自然纯真的追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电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待侧焉,如踝赢之与螟蛉。 酒德颂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以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 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它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搢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 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
这样的人生观,也不外是「齐祸福、一死生」的老庄思想。《晋书》本传说他:「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着《酒德颂》一篇。」在文章中,他 借着所谓的「大人先生」寄托了他求追精神自由的心境,并攻击那虚伪的世俗礼教中的贵公子、搢绅处士。全文充满了奔放自在的讽刺意味。
阮籍虽然厌恶那个社会,但他却不得不活在魏朝的官僚社会里,尤其与专权的司马氏有着若断若离的关系,使得他满腔的苦闷,一旦发泄出来。便成为锐利痛快的怒 骂(《大人先生传》)。而刘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便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被那个官僚社会所接受,因此他在《酒德颂》中对于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便尽是一片 揶揄嘲笑的态度了。
阮咸
一、生平逸事
阮咸,字仲容,河南省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开封附近)人,籍兄武都太守熙之子。他的父亲阮熙,官至武都太守;在「竹林七贤」中,关于阮咸的各种史料很少,对他的研究也就比较困难一点,在查阅了一些书籍之后,可以看出阮咸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任达不拘,一是音韵高手。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杆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任诞篇.10
在七月七日这天有晒衣习俗,阮咸家贫,竟以长杆挂犊鼻裤(短裤、贫贱者之服,魏晋名士夏日喜欢穿犊鼻裤,表示洒脱)于院中,与北阮纱罗锦绮形成对照,自然 地表现出阮咸任达不拘礼节,然而亦说明,阮咸虽家贫,而其士族之优越门第和身分并不减。阮咸虽未能免俗,但所作所为亦不同流俗。这时候的他其实还只是个少 年,但作风却也与阮籍不相上下,而那位以「穷途之哭」而著称的阮籍,就是他的叔父,两人合称为「大小阮」。虽然叔侄间有辈分差距,但却不拘形迹,经常像朋 友一样共同游息,那种放浪不羁的生活作风,也的确各有千秋。
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由于此 时的政治主流乃是以礼法为主,主张「以孝治天下」,不同于曹操当时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把原本抛弃了的礼法,拿来当成为巩固权位的借口。 阮籍曾愤懑地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着孝服,骑驴去追自己私恋的一个鲜卑婢。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任诞篇.15
这种超越自古的传统礼制,其实都是对礼法尊严的一大讽刺。因为当时的礼法已经失去它原先的意义。
在当时礼法甚严,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少阻碍了他的仕途。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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