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简介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qì）诃（hē）夫 （Anton Pavlovich Chekhov，（1860年1月17日－1904年7月15日），俄罗斯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杰出的剧作家。

是俄罗斯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美国作家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1879年进入莫斯科医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契诃夫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契柯夫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曾约高尔基一同访问中国，但因久病不治而未遂心愿。1904年7月15日因肺病恶化而辞世。

参考资料

契科夫名言：

1、活该男人走运，凡是在热爱中的女人，总是被爱情迷住了眼睛，而且从来就不了解生活。

2、公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又聪明又愚蠢，又和善又残酷——这要依当时的心情而定。它永远是一群羊，需要好牧人看羊狗；牧人和狗把它领到那儿去，它就永远跟着走。

3、大自然规定，人在生活中某一阶段就要产生爱情。到了那个阶段，就该加紧恋爱才对……法律上写着，正常的人应该结婚。……不结婚就没有幸福。那么有利的时机一到，就赶紧结婚，用不着拖拖拉拉。要紧的是别自作聪明，要按规矩办事！规矩是了不起的东西！

4、对自己不满足，是任何真正有天才的人的根本特征。

5、不过高尔基的功绩本来就不在于他写的东西都使人满意，而在于他的俄罗斯，乃至全世界，是第一个带着轻蔑和厌恶谈到小市民的人，而且他正是在社会已经为这种抗议准备成熟的时候来谈的。

6、女作家应当不是写，而是在纸上刺绣，因而工作得精细迟缓。

7、那种从早到晚，整天厮守的幸福，我受不了。我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只是要给我一个像月亮一般的妻子，它将不是每天都在我的天空出现。

8、寻求真理的时候，人也进两步，退一步。痛苦啦、错误啦、对生活的厌倦啦，把他们抛回来，可是寻求真理的热望和固执的毅力会促使他们不断地前进。

9、人间万物正在日益完善。如瑞典火柴，小歌剧，火车头，代普莱牌葡萄酒，人与人的关系等。

10、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不在金钱，不在爱情，而在真理。即使你想得到的是一种动物式的幸福，生活反正不会任你一边酗酒，一边幸福的，它会时时刻刻猝不及防地给你打击。

11、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成年时期，对生活有了成熟的感觉，他就不能不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脱逃的牢笼里面。

12、困难与折磨对于人来说，是一把打向坯料的锤，打掉的应是脆弱的铁屑，锻成的将是锋利的钢刀。

13、雨和雪，两个潮湿的弟兄，死命抽打我们的脸。尽管这是冬天，闪电仍然向四面八方划破天空。闪电像忽闪忽闪的天蓝色眼睛那样迷人，又像思想那样疾速，而它威严雄壮的旅伴，轰雷，吓人地震撼着空气。

14、求人帮助的时候，求穷人比求富人容易。

15、人的一生应当是美丽的，面貌，衣裳，心灵，思想。

参考资料：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英语：Аnton chekhov ) (1860～1904) 俄国小说家、戏剧家、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艺术大师。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1904年6月，契诃夫因肺炎病情恶化，前往德国的温泉疗养地黑森林的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逝世。他和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欧·亨利齐名为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他早期作品多是短篇小说，如《胖子和瘦子》（1883）、《小公务员之死》（1883）、《苦恼》（1886）、《万卡》（1886），主要再现“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中，作者揭露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暴戾恣睢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1890年，他到政治犯人流放地库页岛考察后，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如《第六病室》（1892），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带阁楼的房子》（1896），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装在套子里的人》，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契诃夫创作后期转向戏剧，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这些作品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其剧作含有浓郁的抒情味和丰富的潜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萧红（1911-1942），原名张西（加走字）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为了逃婚出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萧红完成长篇《生死场》，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萧红带有左翼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还有一部长篇《马伯乐》，但质量不高。她更有成就的长篇是写于香港的回忆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中短篇如《牛车上》、《小城三月》等。

　　这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着写作天才的女性命运悲凉，1942年1月22日死在香港时，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不在身边。（宇慧）

　　简历与书目：

　　萧红(1911．6．2—1942．1．22)，原名张乃莹，另有笔名悄吟，黑龙江呼兰人。幼年丧母，1928年在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尤受鲁迅、茅盾和美国作家辛克莱作品的影响。由于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不满，1930年离家出走，几经颠沛。1932年与萧军同居，两人结识不少进步文人，参加过宣传反满抗日活动。

　　1933年与萧军自费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1935年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开始用笔名萧红)，萤声文坛。

　　1936年，为摆脱精神上的苦恼东渡日本，在东京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

　　l940年与端木效蕻良同抵香港，不久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1942年，历尽坎坷之后在香港病故，时年31岁。

　　著作书目：

　　《跋涉》(小说、散文集)与萧军合著， 1933(自费出版)

　　《生死场》(中篇小说)1935，上海容光书局；1980，黑龙江人民

　　《淌薪帧散文集)1936，文生

　　《桥》(小说、散文集)1936，文生

　　《牛车上》(小说、散文集)1937，文生

　　《旷野的呼喊》(短篇小说集)1940，上杂

　　《萧红散文》 1940，重庆大时代书局

　　《回忆鲁迅先生》(散文)1940，重庆妇生活社

　　《马伯乐》(中篇小说)1941，重庆大时代书局

　　《呼兰河传》(长篇小说)1941，上杂 1954，新文艺；1979，黑龙江人民

　　《手》(小说)1943，桂林远方书店

　　《小城三月》(小说)1948，香港海洋书屋

　　《萧红选集》(中、短篇小说集)1958，人文

　　《萧红选集》 1981，人文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辑，1981，黑龙江人民

　　《萧红短篇小说逊 1982，黑龙江人民

　　《萧红散文选集》 1982，百花

　　《萧红》(中国现代作家选集)1984，人文

　　《萧红代表作》(短篇小说集)1987，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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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情趣隽永、文笔犀利的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的巨匠，著名剧作家。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增添了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他的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也成为后世作家孜孜追求的座右铭。

　　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堪称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前者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后者成为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符号象征。

　　下面是更详细的简介了：

　　契诃夫，А．П．(АнтонПавловичЧехов1860～1904)俄国小说家、戏剧家。1860年1月29日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但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反动的书刊检查制度空前严格，庸俗无聊的幽默刊物风靡一时。契诃夫开始创作时常以安东沙·契洪特等笔名向这类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1880)和幽默小品《在长篇、中篇等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1880)是他初期发表的作品。80年代中叶前，他写下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很多是无甚价值的笑料和趣事，但其中也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优良传统，针砭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如写卑欺强节的小官吏（《在钉子上》、《一个官员的死》、《胜利者的胜利》，均1883），凌辱弱者的士绅和老爷（《英国女子》1883），见风使舵的奴才骨（《变色龙》，1884），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但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在当时主要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写于1886年的《万卡》、《苦恼》和1888年的《渴睡》，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1888年问世的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命名日》(1888)和《公爵夫人》(1889)等暴露了伪善、爱慕虚荣和庸俗等习气。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受小资产阶级环境影响的契诃夫在这时不问政治，只“想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要有“最最绝对的自由”。他从1886年起为反动文人苏沃林发行的《新时报》撰稿，虽经批评家尼·米哈伊洛夫斯基的劝告，仍同它保持关系。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金”半数。这时他已是5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在昏暗中》，1887；《天真的话》，1887；《短篇小说集》，1888）。声誉和地位的日益增高，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里。

　　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蠢货》(1888)、《求婚》(1888～1889)、《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1890)、《纪念日》(1891～1892)等轻松喜剧在思想内容和喜剧性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1889)批判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80年代的“多余的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的契诃夫不辞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游历，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意境。1891年他在一封信里说：“……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他开始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终于在1893年同这家刊物断绝关系。他对俄国的专制制度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写出了《库页岛》(1893～1894)和《在流放中》(1892)等作品，而最重要的则是震撼人心的《第六病室》(1892)。这部中篇小说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不久前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列宁读它后受到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象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在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见。

　　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在革命阶级的激昂情绪激荡下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间的民主精神渐趋活跃。契诃夫也渐渐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并因此疏远同苏沃林的关系；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他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他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底奥的观察更为深刻，对酝酿中的革命的预感也日益明朗，从漆黑的现实中渐渐看到隐约的“火光”。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1897)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峡谷里》(1900)并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本性。这些小说对美化农村公社生活的民粹派是有力的反驳。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和《三年》(1895)等作品；而《出诊》(1898)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描写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他们的正直无私的劳动终成无谓的牺牲。《带狗的女人》(1899)以爱情为题材，暴露庸俗和虚伪，唤起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和《我的一生》(1896)否定80至90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认为需要一种“更强大、更勇敢、更迅速的斗争方式”，要走出日常活动的狭隘圈子，去影响广大群众。他的创作中逐渐响起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在《套中人》(1898)里揭示80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并鞭挞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和《姚内奇》(1898)里他刻画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尽情发挥他的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荡涤一切的“暴风雨”即将降临，社会中的懒惰、冷漠、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他歌颂劳动，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三姊妹》，1900～1901）。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新娘》(1903)表达了要“把生活翻一个身”、奔赴新生活的渴望。剧本《樱桃园》(1903～1904)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他们渴望的“新生活”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在那里逝世，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

　　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言简意赅、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把褒扬和贬抑、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提倡“客观地”叙述，说“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

　　契诃夫戏剧创作的题材、倾向和风格与他的抒情心理小说基本相似。他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情节，他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和人物，从中揭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在契诃夫的剧作中有丰富的潜台词和浓郁的抒情味；他的现实主义富有鼓舞力量和深刻的象征意义，“海鸥”和“樱桃园”就都是他独创的艺术象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科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1898年建立）与契诃夫进行了创造性的合作，对舞台节术作出了重大革新。

　　契诃夫在世界文学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他以短篇小说和莫泊桑齐名。欧美许多作家谈到契诃夫的创作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黑衣教士》和《第六病室》等小说就被译介过来。他的剧本《海欧》、《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也早在1921年和1925年先后由郑振铎和曹靖华等译成中文。以后，鲁迅艺术学院曾在延安演出《蠢货》、《求婚》和《纪念日》。瞿秋白、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对契诃夫都有过论述。他的小说和戏剧几乎全部有中译本。

　　“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

　　——契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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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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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军原名刘鸿霖。又名刘吟飞、刘蔚林。笔名除萧军外，还有三郎、田军等。萧军于1907年出生于辽宁省义县下碾盘沟村（今属锦县）。

　　1929年，萧军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懦》，以“酡颜三郎”为笔名，发表在当年5月10日沈阳《盛京时报》上。小说愤怒地揭发了军阀残害士兵的暴行。接着萧军又在《盛京时报》上发表了《端阳节》、《鞭痕》、《汽笛声中》、《孤坟的畔》等小说。

　　1932年初，萧军到了哈尔滨。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也正式成为党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员。1933年秋天，他和萧红合印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跋涉》。其中收有萧军的《孤雏》、《烛心》、《桃色的线》、《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等六篇小说。

　　于1934年6月中旬离开了东北故乡，来到关内。在青岛，萧军、萧红一边编辑《青岛晨报》副刊，一边写作。萧军在里写完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1935年7月，萧军自费“非法”出版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立即轰动了文坛，奠定了萧军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艺术上，《八月的乡村》有着鲜明的特色。首先，它以浓郁的乡土色彩强烈地吸引着读者。其次，在人物塑造上，萧军既能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牲，作速写的勾勒，又善于精雕细绘，并且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描写。此外，《八月的乡村》的风格也质朴刚健，充溢着一种不可抑止的力量，可以说是“力”的艺术。这种艺术风格特别体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和开掘方面。

　　这时期，萧军的创作力极为旺盛。继《八月的乡村》之后，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江上》，散文集《十月十五日》、《绿叶的故事》，中篇小说《涓涓》等。正是在这样基础上，萧军开始撰写他的长篇巨著《第三代》。从1936年春起，他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才全部写完。这部巨著以宏大的气魄，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东北社会现实。

　　1940年6月第二次去延安。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冬末，萧军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延安。他担任了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协”分会的理事，《文艺月报》的编辑，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员等职务。

　　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9月23日重返阔别了十二年的哈尔滨。萧军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便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文化报》主编等职务。就在这时，发生了《文化报》与《生活报》论争事件。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的“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确认了对萧军的政治迫害。从此萧军便被排斥出文艺界，被湮没了整整三十年。

　　萧军在极端困难的逆境中写出《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以及《第三代》最后部分等大量作品。即使在十年动乱的年月里，他身陷囹圄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写出了大量的诗词，近年来又有《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近作》等重要著作问世。

　　萧军解放后所写的这些作品，不但思想更见深沉，艺术上也是精益求精。近年来，萧军还出版了《萧军近作》、《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等著作。这些作品不但保存了宝贵的文学史料，而且是非常优美的散文艺术珍品。特别是后两部作品，名为“注释”，其实是别具一格的艺术品。

　　粉碎“四人帮”后，党为萧军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作了符合历史事实的公正的结论，充分肯定了他“早年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的历史功绩，撤消了1948年东北局“萧军关于问题的决定”，推倒了“四人帮”给萧军强加的各种诬陷之词，称赞“萧军同志拥护中国***，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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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契诃夫优秀的代表作之一，别里科夫，现实生活让他总是感到心神不安，让他害怕，为了同世人隔绝，不致受到外界的影响，他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安全的套子：哪怕在艳阳天出门他也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他的雨伞、怀表、削铅笔的小折刀等等一切能包裹起来的东西都总是装在套子里，就连他的脸也好像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戴着黑眼镜，耳朵里塞上棉花，坐出租马车的时候也要车夫马上把车篷支起来。这仅仅是他抵挡恐惧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一切被禁止的东西都让他感到心里踏实、清楚明了，而对一切没有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事物他都觉得可疑、害怕。他的一句时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在这部篇幅不算长的小说里这句话竟然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了九次之多，简直就像咒语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特别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他总是像一个幽灵一样不请自到地造访每个教师的住所，一句话不说地坐上一两个钟头，然后又像幽灵一样地消失了。他的恐惧像毒瘤一样一点一点地蔓延，传染给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在学校里待了15年，整个学校乃至全城被他这样的情绪控制了15年，竟然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想要反抗，想要对他说一个不字。同学们可以想像一下，那是怎样的15年啊!全城的人什么都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寄信、交朋友、读书，不敢周济穷人、教人识字，不敢吃荤、打牌，不敢搞任何娱乐活动，人们都像他一样蜷缩在自己的套子里苟且偷生。

　　而最可怕的是，渐渐地，这一切都成为了习惯，成为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我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到这一点。别里科夫死了，死得非常具有戏剧性：学校里新来了一位史地教师，从乌克兰来的，与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姐姐华连卡，他们的到来如同一块石子一样把死水一潭的沉闷生活搅起了涟漪。乌克兰是俄国的南方，那里气候宜人，总是阳光灿烂，那里的人的性格也受了那种地理环境的影响，豪爽，快乐，活泼，这一点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华连卡身上。小说中是这样形容她的：她简直就像蜜饯水果，活泼极了，很爱热闹，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扬声大笑；她就像一个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美神一样从浪花里钻出来了；小俄罗斯女人只会哭或者笑，对她们来说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没有的……这样的快乐甚至也感染了“套中人”别里科夫，在众人的怂恿下他甚至打算向华连卡求婚了，不过也仅仅是打算罢了：结婚以后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把他给吓住了，尤其让他害怕的是华连卡姐弟两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他认为他们为人师表竟然骑着自行车穿街而过简直不成体统，以华连卡这样的活泼性情，说不定以后就会惹出什么麻烦来。于是他来到华连卡弟弟那里，告诉他这不应该那不应该，这不对那不对，最后被这个火暴脾气的弟弟揪着脖领子从楼梯上推了下去，而这恰巧被华连卡看到了。别里科夫又怕又羞，过了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别里科夫就这样极具戏剧性地死去了。学校以及城里的人以为就此可以享受解脱的自由了，而悲哀的是，这种恐惧的情绪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去了，好心情持续了还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照先前一样，仍旧那么压抑、沉闷。

　　在《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契诃夫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胆小怕事，恐惧变革，想做一个纯粹的现行制度的“守法良民”别里科夫。别里科夫的世界观就是害怕出乱子，害怕改变既有的一切，但是他所作所为，在客观上却起着为沙皇专制助纣为虐的作用。他辖制着大家，并不是靠暴力等手段，而是给众人精神上的压抑，让大家“透不出气”。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毒化了他的思想、心灵，使他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但更是受害者。

　　法国思想家帕斯尔说“人只是一只芦苇，是宇宙间最脆弱的东西。但人是一只会思想的芦苇”。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宇宙间任何一件东西都能置人于死地，然而人却成了万物的主宰，这正是因为人有一颗会思想的灵魂，人因为思想而高贵。然而当人的思想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而失去了飞翔的自由时，人还是“人”吗？而小说中的别里科夫与不断地嘲笑、戏弄他的中学同事以及全城居民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正是他们共同地恐惧、忍让，才以至“什么都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去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去念书写字”，在这里，我们也许早就注意到，别里科夫其实只是一个面孔模糊的人，契诃夫详细地描绘了他的衣着、物件，比如他的套鞋、雨伞、眼镜、帽子以及房间的摆设，却恰恰没有对别里科夫进行面部描写，这自然决不是大师的忽略，而应当是匠心所在，文中几次只出现了他的“苍白的脸”，这个苍白的脸，苍白的生活，苍白的人格的别里科夫不是一个人，这个尖酸刻薄、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紧张警觉的形象，正如鲁迅笔下的那个拖着一条瘦瘦的辫子的阿Q绝不是“这一个”而是“每一个”一样，是一个群体。正是这些别里科夫，才使小镇成了“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华连卡的出现，使这一沟绝望的死水里顿里荡漾起了波澜，乌克兰是俄国的南方，那里气候宜人，总是阳光灿烂，那里的人的性格也受了那种地理环境的影响，豪爽，快乐，活泼，这一点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华连卡身上。小说中是这样形容她的：她简直就像蜜饯水果，活泼极了，很爱热闹，老是唱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扬声大笑；她就像一个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美神一样从浪花里钻出来了；小俄罗斯女人只会哭或者笑，对她们来说不哭不笑的心情是没有的……毫无疑问，这位敢大声唱歌、敢肆无忌惮地笑的女孩子，正是这个小城的真正的局外人，而别里科夫和华连卡的所谓爱情，也是别里科夫生命中唯有的一次尝试破除套子的举动，也应该是他生命中的高潮吧。当然，那千方百计地撮合他们两个的那些人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将别里科夫从套子中拯救出来，让他学会做一个人，而是想要做旁观者，在这一场注定要失败的爱情里获得一些赏鉴的快感。正如鲁镇的那些无聊的闲人赏鉴祥林嫂的悲哀，并从那里得到满足一样。也正是因为这样阴暗的背景，才使得别里科夫的爱情里没有出现亮色，爱情本来是美丽的，而在别里科夫，他从爱情的身边看到的只有嘲讽的眼神，因此一张小小的漫画，对沉醉在爱情之中的人儿，应该只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一个有趣的花絮，一个幽默的插曲，可对于已经被生活挤压的心理畸形的别里科夫，一个小小的纸片便足以令他心神不定，战战兢兢。在小城的那些人的眼里，他似乎是一个统治者，而事实上，做为一个夹心阶层的小人物，他只不过是被错误用地推到前台的小丑，这个小丑又因为鼻尖上的一撮白色而让观众看成了主角，被推到聚光灯下的小丑固然张皇失措，而台下的那些观众又何尝不令人感到悲哀呢？这里没有台上和台下，每一个观众都可能成为那个角色，每一个观众都以为自己是清醒的，却全然忘记了，在他们向着小丑狂笑、打着唿哨投掷垃圾的时候，他们的鼻尖上也有着那个可笑的标记。这里，只有那撮白色是最醒目的，在这里，所有的脸孔都是模糊的。而真正的主角却正隐藏在幕后，带着阴险的笑容看着他导演的这一幕戏剧。

　　别里科夫的可悲之处还在于，他千方百计地想要隐藏自己，用一层一层的套子，而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些隐藏，反而将他醒目地暴露在了众人的面前，当他已经被异化成套子的时候，这件套子却又仿佛成了那一撮白色，使得他在别人眼中成了一个异类，被身边的人所挤压所排斥，直到期最终走向坟墓——一个永远的套子。

　　别里科夫是在华连卡的笑声里走回家，并从此走上人生的不归之路的，事实上，华连卡的笑没有一点敌意，就象一个小孩子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而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一样。而在别里科夫看来，那些人所久久期盼的喜剧的高潮终于出现了，很快地，他的从楼梯上滚下来的尴尬场面就将完全地曝露在众人的眼光里，淹没在无穷无尽的嘲笑中，这正是别里科夫想要逃避的一切，而他现在的确已无路可逃。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被异化成甲壳虫的格利高尔在生命的最后依然充满温情的回想着人间的一切，他知道自己的死对自己和家人都是一种解脱，他对抛弃自己的亲人仍然有着无尽的眷恋，可是别里科夫的世界的尽头弥漫的全是恐惧和绝望。我们以前看到的只是别里科夫作为沙皇的一名忠实的走狗，对他身边人的思想进行钳制，却忽略了身边的这些人对别里科夫的敌意和冷嘲热讽也是造成别里科夫的死因，正如鲁迅先生的《孔乙已》中那些短衣帮对孔乙已的一次一次的嘲笑最终将其推向死亡的悲惨境地一样。契诃夫有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都在表现同一个主题：奴性和奴性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心理。他认识到金钱、官职、权威和权力不过是奴役的外部原因，而奴役真正的工具是恐惧。恐惧使得《装在套子里的人》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恐惧使得他的同事们敢怒不敢言。而恐惧产生的根源是渗透在人骨子里的奴性和漠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契诃夫在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俄罗斯这样，人们受到权威的如此压制，俄罗斯人受到世世代代奴性的贬损，害怕自由……我们被奴颜婢膝和虚伪折磨得太惨了。”而恐惧和害怕的结果就是使人们千方百计地想要保护自己，把自己装在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套子”里。像别里科夫那样墨守成规、循规蹈矩，想方设法地“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

　　别里科夫的最终的归宿是坟墓，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永远的“套子”了，在这里他可以逃避那些他在世间厌恶而且恐惧的一切，还可以让那些厌恶他，以为是他主宰了他们的快乐的人群暂时轻松一下，事实上，当他们在一种终于摆脱了禁锢的那种虚幻的欣喜中转身离开坟墓的时候，又一个他们中的别里科夫已经被推到前台，戏剧，又开始了。

　　在给友人的信中契诃夫写道：“应该写这样一部小说，表现一个年轻人，一个农奴的儿子，一个从前的小商贩，一个受过官职尊卑教育、吻着神父的手、膜拜别人思想长大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摆脱掉自身的奴隶印记，表现他如何在一个明媚的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

　　想起了一首诗：“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当越来越多的人在迷失在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中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人在分割的越来越小的空间里却感受到更远的距离，叹息“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地体会到契诃夫的“可这样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呢”这句叹息的份量，感受到他对人间挚爱的那份呼唤。

原文：

别里科夫，现实生活让他总是感到心神不安，让他害怕，为了同世人隔绝，不致受到外界的影响，他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安全的套子：哪怕在艳阳天出门他也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他的雨伞、怀表、削铅笔的小折刀等等一切能包裹起来的东西都总是装在套子里。

就连他的脸也好像装在套子里，因为他总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戴着黑眼镜，耳朵里塞上棉花，坐出租马车的时候也要车夫马上把车篷支起来。

这仅仅是他抵挡恐惧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一切被禁止的东西都让他感到心里踏实、清楚明了，而对一切没有被政府明令禁止的事物他都觉得可疑、害怕。他的一句时时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

在这部篇幅不算长的小说里这句话竟然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了九次之多，简直就像咒语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特别让人无法容忍的是，他总是像一个幽灵一样不请自到地造访每个教师的住所，一句话不说地坐上一两个钟头，然后又像幽灵一样地消失了。

他的恐惧像毒瘤一样一点一点地蔓延，传染给他周围的每一个人。他在学校里待了15年，整个学校乃至全城被他这样的情绪控制了15年，竟然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想要反抗，想要对他说一个不字。

全城的人什么都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寄信、交朋友、读书，不敢周济穷人、教人识字，不敢吃荤、打牌，不敢搞任何娱乐活动，人们都像他一样蜷缩在自己的套子里苟且偷生。别里科夫又怕又羞，过了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别里科夫就这样极具戏剧性地死去了。

学校以及城里的人以为就此可以享受解脱的自由了，而悲哀的是，这种恐惧的情绪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去了，好心情持续了还不到一个星期，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照先前一样，仍旧那么压抑、沉闷。

出处：出自俄国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创作的短篇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契诃夫所生活的19世纪末是俄国历史上沙俄统治非常黑暗的时期，“这时的俄国政治上虽然还算封建专制统治，但经济和社会生活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封建制的灭亡。

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反动统治与时代大流做着垂死挣扎，加大了书刊捡查制度，秘密警察紧紧盯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沙皇政权不允许有任何反对其的言论，他们生怕革命的火种蔓延开来，因此加大了对人们思想和行动控制。

而那些反对沙皇统治或是试图宣传革命的人遭到了严酷的镇压，很多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都被抓进监狱，流放或是处死。在这样令人窒息的气氛里，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大多数人渴望改变现状，却又因为无法与强大的专制统治傲斗争，每天小心翼翼地生活。

契诃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方面，他深深地厌恶残暴反动的沙皇统治，另一方面，他又为当时俄国人民的麻木和逆来顺受而痛心。他想要唤醒人们的意识，不想看到封建专制扼杀了人们本性中美好的一面。

因而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了别里科夫这样一个人物形象，通过这个人物形象，作者放大了人们顽固守旧、胆小怕事、固步自封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