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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抗中异化 ——从莎菲、梅行素到林道静(2009-02-24 09:04:49)转载▼标签： 说说写写杂谈 分类： 读书思考

随着争取民主自由呼声的高扬，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具有反抗精神、追求婚恋自由、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如鲁迅笔下的子君、巴金《家》中的琴表姐、《寒夜》中的曾树生、丁玲笔下的莎菲、茅盾《虹》里的梅行素直到十七年文学中的林道静等女性知识分子系列。她们在恋爱、婚姻、工作中实现着对传统的反抗和颠覆，从家庭的深宅中走向社会，寻找自我生存的空间和心灵的满足。本文以莎菲、梅行素和林道静为例，浅说现当代文学史上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嬗变。

（一）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1928年《小说月报》第19卷第2号，以日记的形式写成的刻画女性心理的杰作，在探索人性深处的隐秘角落方面独具艺术魅力。莎菲是旧家庭里走向社会的女性，在社会上她“病”了，周围的环境让她感到压抑、苦闷与彷徨。小说借病中莎菲大胆地展示自己的爱憎，表达对周围环境的厌倦，对性和爱情的渴望，手法上以内心独白的日记形式，深刻而独到，无疑是很具震撼力的作品。病中莎菲获得了像《牡丹亭》中的“惊梦”、《狂人日记》中的“发狂”一样可以自由舒张内心感情、情绪的空间，可以将反抗的情绪彻底地表露出来。在莎菲的世界里，追求就是反抗，自我心灵需求的满足就是对固有传统观念的背叛，现实的社会中不能实现的愿望只有靠“病”作掩护进行比较彻底的展示。当然，“病”这一意象的运用意义不止于此。

莎菲是反抗中的强者，她的行为“不是一个正经女人所做出来的”，有别于《伤逝》中的子君，子君依靠精神上的导师涓生实现反抗家庭的愿望，终因涓生的厌弃而回归旧家庭，宣告了反抗的失败和早夭厄运的降临。莎菲不是子君，她不把男性当成唯一的依赖，成了宣传女性自主的代言人。她拒绝剑如的解释时说“莎菲不是喜欢听人解释的人，根本我就否认宇宙间要解释。”莎菲是站起来的女性，她追求的不单是肉体上自由的满足，更需要别人的理解，“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她需要的已经不是“找一个忠实的男伴，做一身的归宿”，更是对心灵相知的企盼。莎菲在压抑的陈腐空气里喊出了歇斯底里的控诉，要求社会给与女性于精神上的尊重。爱是理解不是“盲目的爱惜”，父亲、朋友、姐妹的爱惜，苇弟的真挚而坦率的爱慕追求并不能满足她心灵的需要。在看似和谐而僵化的环境里，对人的压抑——对性的生理上的和爱的心理上的压抑——是潜藏的而不是显现的逼迫与压制，莎菲在这种无形的压迫中痛苦的挣扎，在苦闷和彷徨中与病魔做战与社会对抗。莎菲需要性与欲的满足，需要精神上的理解，这份理解不只是异性之间相知相爱的理解，也是父亲、姐妹、朋友的亲情、友情的理解，莎菲的痛苦宣泄对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提出了疑问，这些生存的疑问已经超越了异性之间爱恋的范围，进入一种更加深刻而广泛的人生问题的反思。

两性关系是小说中主要的探讨主题，围绕莎菲的爱情丁玲安排了两个人物：苇弟、凌吉士。苇弟在小说中“哭”的时候多，“苇弟他说他爱我，为什么他常常只会给我一些难过呢？譬如今晚，他又来了，来了便哭，并且似乎带着很浓的兴味来哭一样。”以“哭”来表达爱情与关心，是脆弱情感、懦弱性格的表现。苇弟是一个弱者，是一个值得同情而又令人厌恶的平庸男性。莎菲是强者，苇弟的爱不能给她心灵的满足，甚至让她生发鄙视的情绪。与之相反，凌吉士的出现一下子勾起了莎菲强烈的性欲，“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凌吉士的丰仪，让莎菲产生性的冲动和“我要占有他”的几近变态的欲望，“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在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莎菲是情与欲的强烈追求者，但是这份追求并非是*欲的放荡无度。凌吉士吸引她，她勇敢地接近他，凌吉士让她得到感情的安慰。可是她无法接受凌吉士庸俗乃至于堕落无耻的性格与行为，小说赤裸裸地展示莎菲对欲的表白和追求，却不是无限制的失去理智的狂热情绪。莎菲追求的是新的自由的理想，而凌吉士的庸俗即使填补了情感上的空白，其卑劣猥琐的品性并不符合莎菲心中的理性标准。凌吉士追求的只是“金钱”，只是“客厅中能应酬他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把爱情等同于“肉感的享受”，莎菲对他的伪善是鄙夷和唾弃的，对他不懂人间真情得不到真爱又是同情的。男性在莎菲眼中是卑微的，苇弟是庸俗懦弱的，凌吉士是无耻伪善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没有精神的引路人，没有男性强者，只有丑陋与卑劣的人性展示。

莎菲在情与欲中煎熬，在传统观念与自我内心需求的矛盾中挣扎，最后莎菲又“搭车南下”出走了。以一种逃离，或者是寻找新的人生出路的方式闯入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新的世界不再是子君的世界，莎菲已经获得了独立生存于世间的能力。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那就是梅行素和林道静的世界。

（二）

这个我行我素的梅行素也是一个追求自由婚恋、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茅盾的《虹》1929年连载于《小说月报》第6、7卷，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相差不及一年时间，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女性形象中看到某种相似性和延续特征。

梅行素生长在一个医生家庭，“五四”的春风剪去了她的长发，面对路人指责的“尼姑头”却更显现出反叛和骄傲的神色。与韦玉相爱，大胆地提出逃走，却因韦玉的懦弱和“不抵抗主义”放弃了机会，最后依父亲的家命嫁给柳遇春。但梅行素的出嫁并非像温顺的羔羊而是带着以身体为筹码来反抗和控制柳遇春，为父亲减轻债务，要柳“就范”的动机。在梅行素看来结婚就是新的反抗阵地，即使这种反抗并不成功。韦玉的懦弱让她感到失望，柳遇春的圆滑和狡诈让她感到焦虑和无助。她厌恶平淡而庸俗的少奶奶生活，蓄积着她的反抗情绪，但柳遇春的体贴也让她感到某种程度上的满足，甚至“她很想说：‘我不应该这样折磨你，现在我只要到重庆侍候几天韦玉，他就快要死了，以后我们真心的好好的过活罢！’”但她终于不能在死水般的家庭里窒息，而是逃离了家庭，“为了不想当少奶奶”而工作，成了一名职业女性。小说的前半部分生动刻画梅行素如何在家庭中周旋，如何在追求与反叛中挣扎。在平淡孤单却物质丰裕的家庭和自由却经济无助的社会之间，在肉欲与物欲满足的少奶奶生活和充满自由的社会生活之间苦苦徘徊，最终家庭的物欲和性欲的满足并不能战胜梅行素追求独立自由的美好理想。小说前半部分心理刻画微妙细腻，性格鲜明，比较丰满的塑造了梅行素这一叛逆者形象。

到此梅行素和莎菲的反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固有传统思想的反叛，甚至不惜牺牲身体和生命。她们都是从自我环境出发，站在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的对立面，由肺腑中喊出人格独立、自由的呼声，实现了柔弱的传统女性形象向现代的自由女性形象的转变。她们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成了生活的强者，已经是以一种俯视的态度来观看男性。如莎菲眼中的苇弟和凌吉士，梅行素眼中的韦玉和柳遇春，不是生活、情感上的懦弱之辈，就是伪善狡诈的无耻之徒。而梅行素形象之所以较之莎菲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虹》的下半部分，即使下部分有些内容松散，性格上不是很丰满，但仍然能体现作者在时代背景下对女性和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丁玲在1928年写就的莎菲形象始终在“五四”的追求个性解放，自我独立范畴里发展，而梅行素在《虹》的下部分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已经逐渐地从一个家庭的叛逆者走向了街头，由个人的空间走向了政治的舞台，成了一名积极的游行者和革命战士。

梅行素的转变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传统家庭观念和制度的斗争随着逃离门槛的步伐越走越远而渐渐淡漠，梅行素的反抗范围扩大到反帝国主义、反民族压迫的范围，由一个为追求自我独立的斗争者成了一个追求民族独立的革命者。这是梅行素在自己也是在莎菲叛逆思想的基础上的延续。“五四”的怒潮并不没有燃起梅行素心中的热火。“当时的口号是‘爱国’，梅女士自然很知道过应该爱，但到底目标太笼统，太迂阔，鼓舞不起她的热情。她在那时只是一个旁观者。”游行、抵制日货并不是梅行素心中所需的行为，她是生活在自己狭小空间了的单纯女性，她的反抗是从自身的生存空间和发展需要出发的。当她走向社会，就不得不卷进社会的大潮中，而内在的，却是她争强好胜的反抗性格发展的必然。一股受冷落被孤立的不满情绪让她站了出来，强烈的自我个性让她卷进了政治的漩涡，“她所看不起的人们都在那一边，都是一伙，而她自己却被视为不足道的、不堪信任……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果然将她挺直了。”“（她）思索如何去独立门户，做梁刚夫他们的所谓的活动。”最终在梁刚夫、黄因明的感染下，参加了组织，走上了街头，喊出了“同志们努力呀，占住这阵地！全上海已经动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茅盾揭示的就是知识女性走向社会、走向革命道路的过程。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革命战士的形象，她已经逐渐产生了“群”的（即集体主义）意识，并且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渐渐地将自我个性藏匿起来，埋藏在革命的激烈斗争中。就如黄因明说的“你就应该先抛弃了那些个人间的感情和意见。”当梅行素发现自己喜欢上梁刚夫时，她说“现在我决心要揭破这迷离恍惚！我准备着失恋，我准备把我的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政治的革命力量让梅行素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一个为主义牺牲一切的斗士，而人的个性也消融在“群”里，个性主义被集体主义取代，集体意识、民族意识占据了梅行素的生活。茅盾也有意地塑造革命者英雄形象——梁刚夫，即使他的出场就像他从事的事业一样躲躲闪闪，形象并不丰满，但“梁刚夫却吸住了她（梅行素），在她心深处发出了久蛰的爱恋”。梅行素是在梁刚夫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于是女性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形象又出现了，再次出现了涓生的影子。不同的是涓生引导子君反抗旧家庭，追求幸福人生，而梁刚夫引导梅行素走的却是反抗帝国主义，谋求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这引路人的形象在林道静生活的环境里变得异常重要，林道静也继着梅行素的道路发展，最终成为一个***革命干部。

（三）

《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作品，发表于1958年，并引起了一场关于林道静的大讨论。林道静是含恨而生的，是地主林伯唐强暴下的秀妮所生，秀妮在林伯唐夫妇的压迫下死去，林道静在大母徐凤英的打骂下成长，在她的环境里充满了仇恨，使得她具有突出的反抗意识。为逃避嫁给胡梦安当姨太太的厄运逃到北戴河，在此和余永泽相遇并相爱，体现了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婚恋的“五四”精神；后来又遇卢嘉川、江华等人，在这群阶级启蒙者的感染下，林道静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余永泽的庸俗与保守，离开余永泽加入了革命的队伍，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小说讲述了林道静从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过程，是林道静一步步向无产阶级思想靠拢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彻底改变。杨沫展现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胜利的过程，在当时是符合主流思想的。小说的阶级立场非常分明，林伯唐是残暴罪恶的大地主、胡梦安是无耻狡诈的国民党官僚，余永泽是庸俗懦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卢嘉川、江华、林红都是无私勇敢有胆识有魄力的无产阶级战士。卢嘉川在游行队伍中的领导风姿，在狱中被打断了双腿还坚持斗争；林红在狱中组织狱中斗争，最后死于敌人之手，慷慨就义；江华有勇有谋地和对方周旋，即使负伤也顽强地继续奋斗……在杨沫笔下，地下革命洋溢着一股血雨腥风的惨烈气氛，林道静在这个氛围中逐渐由“落后”走向“进步”，后来成为一个老练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作品前部分描写细腻，比较深刻地刻画了林道静微妙的复杂心理，比如，林道静逃往北戴河投亲无着，面对汹涌的大海，竟起了轻生之念；面对余永泽的北上，自己生活的孤独以及对余永泽的思念；当和余永泽在情感上发生裂痕时，那种进退两难的心境等等都刻画得生动自然，人物形象十分丰满。后部分内容松散，在描写其斗争过程中林道静已经成了一个革命的符号，失去了人本能的情绪和思想。林道静和莎菲的世界相距甚远了，林道静已经开始学习马列，并明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革命，而莎菲在自己的生活里苦闷着迷惘着，梅行素开始逃出家庭走上街头宣传革命，而林道静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道路，这也表明随着时代的主流思想演变，作家受时代政治主潮的影响，采取的被动的写作立场。林道静是革命积极分子，带着充满仇恨的身世，报复和反抗是她的主要意识特征。她也痛苦也失望（主要体现在前半部分中），可她很快就从自我世界的心灵折磨中摆脱出来，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思想跟上***的步伐，“成为一名***员”成了她追求的梦想，她的痛苦主要不再是因为自我生存遇到危机（莎菲、梅行素），而是感到“我身上还有许多坏意识”，于是苦苦地追赶着无产阶级思想，向它看齐，追求所谓的“进步”。她以自己是地主家的女儿为耻辱，竭力摆脱这身份带给她的精神枷锁。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权利和自我价值只有通过从事革命来实现，随着思想的改变，个人的主体意识渐渐淡化而社会集体意识在林道静心中扎了根，自我的个性被革命的集体主义意识压制下去，从莎菲式的追求自我解脱自我救赎意识转到救人救国意识。林道静放弃了单纯地为自己的斗争，以绝对服从的姿态在集体主义的笼罩下实现着自我个性的异化展示。

最后，林道静在集体主义思想的桎梏中失去了自我，甚至失去了女性，成了一个为斗争而存在的符号。林道静爱上余永泽时，因为余在她迷惘时给了她精神的慰藉；爱上卢嘉川是因为卢在她再次感到生活的孤独和平庸时给了她新的希望。但是林道静接受江华时，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他是“坚强的、她久以敬仰的同志”，因为“像江华这样的布尔塞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于是她掩藏起内心深处对卢嘉川的爱和思念，与江华结合。这场婚姻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只是阶级情感使然。她的心灵完全被革命斗争占据了，少了人情的因素，几近于为革命而生死的工具。这也是作品的失败之处，当把人被刻画成干瘪的传声符号时，也就宣告了作者写作的失败。

从莎菲、梅行素、林道静等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和比较来看，她们从竭力摆脱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独立和生存空间的拓展，走向社会，卷入社会的主流政治漩涡，由“文**”逐渐成长为“武将军”，思想上从自我意识逐渐向民族意识转变，实现了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彻底转变。与此同时，女性本身个性化特征也逐渐丧失，其个性化表现只能在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允许的范围内展现，受到集体主义意识的制约，这一现象发展至后来文革文学“革命样板戏”中的女性形象已经完全丧失女性本色了。从莎菲、梅行素到林道静，她们都是伴随着反抗，在充斥着斗争的社会环境中成长，逐渐从弱者变成强者，当女性成为政治革命斗士的时候，她们已经几近于斗争的符号。这种不具备女性特征的女性，大概可以用“异化”来表述。

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三十岁，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那是太年轻了。而对一个姑娘来说，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

　　不过，眼下我倒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求婚者。看见过希腊伟大的雕塑家米伦所创造的“掷铁饼者”那座雕塑么？乔林的身躯几乎就是那尊雕塑的翻版。即使在冬天，臃肿的棉衣也不能掩盖住他身上那些线条的优美的轮廓。他的面孔黝黑，鼻子、嘴巴的线条都很粗扩。宽阔的前额下，是一双长长的眼睛。光看这张脸和这个身躯，大多数的姑娘都会喜欢他。

　　可是，倒是我自己拿不准主意要不要嫁给他。因为我闹不清楚我究竟爱他的什么，而他又爱我的什么？

　　我知道，已经有人在背地里说长道短：“凭她那些条件，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在他们的想象中，我不过是一头劣种的牲畜，却变着法儿想要混个肯出大价钱的冤大头。这引起他们的气恼，好象我真的干了什么伤大害理的、冒犯了众人的事情。

　　自然，我不能对他们过于苛求。在商品生产还存在的社会里，婚姻，也像许多问题一样，难免不带着商品交换的烙印。

　　我和乔林相处将近两年了，可直到现在我还摸不透他那缄默的习惯到底是因为不爱讲话，还是因为讲下出来什么？逢到我起意要对他来点智力测险，一定逼着他说出对某事或某物的看法时，他也只能说出托儿所里常用的那种词汇：“好！”或“不好！”就这么两挡，再也不能换换别的花样儿了。

　　当我问起“乔林，你为什么爱我？”的时候，他认真地思索了好一阵子。对他来说，那段时间实在够长了。凭着他那宽阔的额头上难得出现的皱纹，我知道，他那美丽的脑壳里面的组织细胞，一定在进行着紧张的思维活动。我不由地对他生出一种怜悯和一种歉意，好象我用这个问题刁难了他。

　　然后，他抬起那双儿童般的、清澈的眸子对我说：“因为你好！”

　　我的心被一种深刻的寂寞填满了。“谢谢你，乔林！”

　　我不由地想：当他成为我的丈夫，我也成为他的妻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妻子和丈夫的责任和义务承担到底呢？也许能够。因为法律和道义已经紧紧地把我们拴在一起。而如果我们仅仅是遵从着法律和道义来承担彼此的责任和义务，那又是多么悲哀啊！那么，有没有比法律和道义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我们在一起呢？

　　逢到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我总是有一种古怪的感觉，好象我不是一个准备出嫁的姑娘，而是一个研究社会学的老学究。

　　也许我不必想这么许多，我们可以照大多数的家庭那样生活下去：生儿育女，厮守在一起，绝对地保持着法律所规定的忠诚……虽说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廿世纪七十年代，可在这点上，倒也不妨象几千年来人们所做过的那样，把婚姻当成一种传宗接代的工具，一种交换、，而婚姻和爱情也可以是分离着的。既然许多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为什么我就偏偏不可以照这样过下去呢？

　　不，我还是下不了决心。我想起小的时候，我总是没缘没故地整夜啼哭，不仅闹得自己睡不安生，也闹得全家睡不安生。我那没有什么文化却相当有见地的老保姆说我“贼风入耳”了。我想这带有预言性的结论大概很有一点科学性，因为直到如今我还依然如故，总好拿些不成问题的问题不但搅扰得自己不得安宁，也搅扰得别人不得安宁。所谓“禀性难移”吧！”

　　我呢，还会想到我的母亲，如果她还活着，她会对我的这些想法，对乔林，对我要不要答应他的求婚说些什么？！

　　我之所以习惯地想到她，绝不因为她是一个严酷的母亲，即使已经不在人世也依然用她的阴魂主宰着我的命运。不，她甚至不是一个母亲，而是推心置腹的朋友。我想，这多半就是我那么爱她，一想到她已经离我远去便悲从中来的原因吧！

　　她从不教训我，她只是用她那没有什么女性温柔的低沉的嗓音，柔和地对我谈她一生中的过失或成功，让我从这过失或成功里找到我自己需要的东西。不过，她成功的时候似乎很少，一生里总是伴着许许多多的失败。

　　在她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总是用那双细细的。灵秀的眼睛长久地跟随着我，仿佛在估量着我有没有生活下去的能力，又好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叮嘱我，可又拿不准主意该不该对我说。准是我那没心没肺，凡事都不大有所谓的派头让她感到了悬心。她忽然冒出了一句：“珊珊，要是你吃不准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我看你就是独身生活下去，也比糊里糊涂地嫁出去要好得多！”

　　照别人看来，做为一个母亲对女儿讲这样的话，似乎不近情理。而在我看来，那句话里包含着以往生活里的痛苦经验，真是一句至理名言。我倒不觉得她这样叮咛我是看轻我或是低估了我对生活的认识。她爱我，希望我生活得没有烦恼，是不是？

　　“妈妈，我不想嫁人！”我这么说，绝不是因为害臊或是忸怩作态。说真的，我真不知道一个姑娘什么时候需要做出害臊或忸怩的姿态，一切在一般人看来应该对孩子隐讳的事情，母亲早已从正面让我认识了它。

　　“要是遇见合适的，还是应该结婚。我说的是合适的！”

　　“恐怕没有什么合适的！”

　　“有还是有，不过难一点——因为世界是这么大，我担心的是你会不会遇上就是了！”她并不关心我嫁得出去还是嫁不出去，她关心的倒是婚姻的实质。

　　“其实，您一个人过得不是挺好吗？”

　　“谁说我过得挺好？”

　　“我这么觉得。”

　　“我是不得不如此……”她停住了说话，沉思起来。一种淡淡的，忧郁的神情来到了她的脸上。她那忧郁的、满是皱纹的脸，让我想起我早年夹在书页里的那些已经枯萎了的花。

　　“为什么不得不如此呢？”

　　“你的为什么太多了。”她在回避我。她心里一定藏着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的心事。我知道，她不告诉我，并不是因为她耻于向我披露，而多半是怕我不能准确地估量那事情的深浅而曲扭了它，也多半是因为人人都有一点珍藏起来的、留给自己的东西。想到这里，我有点不自在。这不自在的感觉迫使我没有礼貌，没有教养地追问下去：“是不是您还爱着爸爸？”

　　“不，我从没有爱过他。”

　　“他爱您吗？”

　　“不，他也不爱我！”

　　“那你们当初为什么结婚呢？”

　　她停了停，准是想找出更准确的字眼来说明这令人费解和反常的现象。然后显出无限悔恨的样子对我说：“人在年青的时候，并不一定了解自己追求的、需要的是什么，甚至别人的起哄也会促成一桩婚姻。等到你再长大一些、更成熟一些的时候，你才会明白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可那时，你已经干了许多悔恨得让您感到锥心的蠢事。你巴不得付出任何代价，只求重新生活一遍才好，那你就会变得比较聪明了。人说‘知足者常乐’，我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快乐。”说着，她自嘲地笑了笑。“我只能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莫非我那“贼风入耳”的毛病是从她那里来的？大约我们的细胞中主管“贼风入耳”这种遗传性状的是一个特别尽职尽责的基因。

　　“您为什么不再结婚呢？”

　　她不大情愿地说：“我怕自己还是吃不准自己到底要什么。”她明明还是不肯对我说真话。

　　我不记得我的父亲。他和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分手了。我只记得母亲曾经很害羞地对我说过他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公子哥儿似的人物。我明白她准是因为自己也曾追求过那种浅薄而无聊的东西感到害臊。她对我说过；“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常常迫使自己硬着头皮去回忆年青时代所做过的那些蠢事、错事！为的是使自己清醒。固然，这是很不愉快的，我常会羞愧地用被单蒙上自己的脸，好象黑暗里也有许多人在盯着我瞧似的。不过这种不愉快的感觉里倒也有一种赎罪似的快乐。”

　　我真对她不再结婚感到遗憾。她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人，如果她和一个她爱着的人结婚，一定会组织起一个十分有趣味的家庭。虽然她生得并不漂亮，可是优雅，淡泊。像一幅淡墨的山水画。文章写得也比较美，和她很熟悉的一位作家喜欢开这样的玩笑：“光看你的作品，人家就会爱上你的！”

　　母亲便会接着说：“要是他知道他爱的竟是一个满脸皱纹、满头白发的老太婆，他准会吓跑了。”

　　到了这种年龄，她绝不会是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这分明是一句遁词。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有些引起我生出许多疑问的怪毛病。

　　比如，不论她上哪儿出差，她必得带上那廿七本一套的，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契诃夫小说选集中的一本。并且叮咛着我：“千万别动我这套书。你要看，就看我给你的那一套。”这话明明是多余的，我有自己的一套，干嘛要去动她的那套呢？况且这话早已三令五申地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可她还是怕有个万一的时候。她爱那套书爱得简直象得了魔症一般。

　　我们家有两套契诃夫小说选集。这也许说明对契诃夫的爱好是我们家的家风，但也许更多的是为了招架我和别的喜欢契诃夫的人。逢到有人想要借阅的时候，她便拿了我间里的那套给人。有一次，她不在家的时候，一位很熟的朋友拿了她那套里的一本。她知道了之后，急得如同火烧了眉毛，立刻拿了我的一本去换了回来。

　　从我记事的那天起，那套书便放在她的书橱里了。别管我多么钦佩伟大的契诃夫，我也不能明白，那套书就那么百看、干看、万看不厌。廿多年来有什么必要天天非得读它一读？

　　有时，她写东西写累了，便会端着一杯浓茶，坐在书橱对面，瞧着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出神。要是这个时候我突然走进了她的间，她便会显得慌乱不安，不是把茶水泼了自己一身，便是象初恋的女孩子、头一次和情人约会便让人撞见似地羞红了脸。

　　我便想：她是不是爱上契诃夫？要是契诃夫还活着，没准真会发生这样的事。

　　当她神志不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套书----”她已经没有力气说出“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这样一个长句子。不过我明白她指的就是那一套。“……还有，写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和我、一同火葬。”

　　她最后叮咛我的这句话，有些，我为她做了。比如那套书。有些，我没有为她做。比如那些题着“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子。我舍不得。我常想，要是能够出版，那一定是她写过的那些作品里最动人的一篇。不过它当然是不能出版的。

　　起先，我以为那不过是她为了写东西而积累的一些素材。因为它既不象小说，也不像札记；既不像书信，也不像日记。只是当我从头到尾把它们读了一遍的时候，渐渐地，那些只言片语与我那支离破碎的回忆交织成了一个形状模糊的东西。经过久久的思索，我终于明白，我手里捧着的，并不是没有生命、没有血肉的文字，而是一颗灼人的、充满了爱情和痛苦的心，我还看见那颗心怎样在这爱情和痛苦里挣扎、熬煎。廿多年啦，那个人占有着她全部的情感，可是她却得不到他。她只有把这些笔记本当做是他的替身，在这上面和他倾心交谈。每时，每天，每月，每年。

　　难怪她从没有对任何一个够意思的求婚者动过心，难怪她对那些说不出来是善意的愿望或是恶意的闲话总是淡然地一笑付之。原来她的心已经填得那么满，任什么别的东西都装不进去了。我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诗句，想到我们当中有人多半不会这样去爱，而且也没有人会照这个样子爱我的时候，我便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怅惘。

　　我知道了卅年代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一位老工人为了掩护他而被捕牺牲，撇下了无依无靠的妻子和女儿。他，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那位姑娘。逢到他看见那些由于“爱情”而结合的夫妇又因为“爱情”而生出无限的烦恼，他便会想：“谢天谢地，我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可是我们生活得和睦、融洽，就象一个人的左膀右臂。”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他们可以说是患难夫妻。

　　他一定是她那机关里的一位同志。我会不会见过他呢？从到过我家的客人里，我看不出任何迹象，他究竟是谁呢？

　　大约六二年的春天，我和母亲去音乐会。剧场离我们家太远。我们没有乘车。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人行道旁边。从车上走下来一个满头白发、穿着一套黑色毛呢中山装的、上了年纪的男人。那头白发生得堂皇而又气派！他给人一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脱俗的、明澄得象水晶一样的印象。特别是他的眼睛，十分冷峻地闪着寒光，当他急速地瞥向什么东西的时候，会让人联想起闪电或是舞动着的剑影。要使这样一对冰冷的眼睛充满柔情，那必定得是特别强大的爱情，而且得为了一个确实值得爱的女人才行。

　　他走过来，对母亲说：“您好！钟雨同志，好久不见了。”

　　“您好！”母亲牵着我的那只手突然变得冰凉，而且轻轻地颤抖着。

　　他们面对面地站着，脸上带着凄厉的、甚至是严峻的神情，谁也不看着谁。母亲瞧着路旁那些还没有抽出嫩芽的灌木丛。他呢，却看着我：“已经长成大姑娘了。真好，太好了，和妈妈长得一样。”

　　他没有和母亲握手，却和我握了握手。而那手也和母亲的手一样，也是冰冷的，也是轻轻地颤抖着的。我好象变成了一路电流的导体，立刻感到了震动和压抑。我很快地从他的手里抽出我的手，说道：“不好，一点也不好！”

　　他惊讶地问我：“为什么不好？”或许我以为他故作惊讶。因为凡是孩子们说了什么直率得可爱的话的时候，大人们都会显出这副神态的。

　　我看了看他的面孔。是，我她。这让我有些失望：“因为她不漂亮！”

　　他笑了起来，幽默地说：“真可惜，竟然有个孩子嫌自己的妈妈不漂亮。记得吗？五三年你妈妈刚调到，带你来机关报到的那一天？她把你这个小淘气留在了走廊外面，你到处串楼梯，扒门缝，在我间的门上夹疼了手指头。你哇啦哇啦地哭着，我抱着你去找妈妈？”

　　“不，我不记得了。”我不大高兴，他竟然提起我穿开裆裤时代的事情。

　　“啊，还是上了年纪的人不容易忘记。”他突然转身向我的母亲说，“您最近写的那部小说我读过了。我要坦率地说，有一点您写得不准确。您不该在作品里非难那位女主人公……要知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感情原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她并没有伤害另一个人的生活……其实，那男主人公对她也会有感情的。不过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他们不得不割舍自己的爱情……”

　　这时，有一个交通民警走到停放小汽车的地方，大声地训斥着司机车停的不是地方。司机为难地解释着。他停住了说话，回头朝那边望了望，匆匆地说了声：“再见”！便大步走到汽车旁边，向那民警说：“对不起，这不怪司机，是我……”

　　我看着这上了年纪的人，也俯首帖耳地听着民警的训斥，觉得很是有趣。当我把顽皮的笑脸转向母亲的时候，我看见她是怎样地窘迫呀！就象小学校里一个一年级的小女孩，凄凄惶惶地站在那严厉的校长面前一样，好像那民警训诉的是她。

　　汽车开走了，留下了一道轻烟。很快地，就连这道轻烟也随风消散了，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却没有很快地忘记。

　　现在回想起来，他准是以他那强大的精神力量引动了母亲的心。那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他那成熟而坚定的头脑，他在动荡的革命时代的出生入死的经历，他活跃的思维、工作的魄力，文学艺术上的素养……而且———说起来奇怪，他和母亲一样喜欢双簧管。对了，她准是崇拜他。她说过，要是她不崇拜那个人，那爱情准连一天也维持不了。

　　至于他爱不爱我的母亲，我就猜不透了。要是他不爱她，为什么笔记本里会有这样一段记载呢？

　　“这礼物太厚重了。不过您怎么知道我喜好契诃夫呢？”

　　“你说过的！”

　　“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

　　原来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是他送给母亲的。对于她，那几乎就是爱情的信物。

　　没准，他这个不相信爱情的人，到了头发都白了的时候才意识到他心里也有那种可以称为爱情的东西存在。这可真够凄惨的。

　　关于他，能够回到我的记忆里来的就是这么一小点。

　　她那么迷恋他，却又得不到他的心情有多么苦呀！为了看一眼他乘的那辆小车、以及从汽车的后窗里看一眼他的后脑勺，她怎样煞费苦心地计算过他上下班可能经过那条马路的时间；每当他在台上做报告，她坐在台下，隔着距离、烟雾、昏暗的灯光，窜动的人头，看着他那模糊不清的面孔，她便觉得心里好象有什么东西凝固了，泪水会不由地充满她的眼眶。为了把自己的泪水瞒注别人，她使劲地咽下它们。逢到他咳嗽得讲不下去，她就会揪心地想到为什么没人阻止他吸烟？担心他又会犯了气管炎。她不明白为什么他离她那么近而又那么遥远？

　　他呢，为了看见她一眼，天天，从少车的小窗里，眼巴巴地瞧着自行车道上流水一样的自行车，闹得眼花缭乱，担心着她那辆自行车的闸灵不灵，会不会出车祸；逢到万一有个不开会的夜晚，他会不乘小车，自己费了许多周折来到我们家的附近，不过是为了从我们家的大院门口走这么一趟；他在百忙中也不会忘记注意着各种报刊，为的是看一看有没有我母亲发表的作品。他不能明白，为什么生活偏偏是这样安排着的？

　　可是，临到他们难得在机关大院里碰了面，他们又在竭力地躲避着对方，匆匆地点个头便赶紧地走开去。即使这样，也足以使我母亲失魂落魄，失去听觉、视觉和思维的能力，世界立刻会变成一片空白……如果那时她遇见一个叫老王的同志，她一定会叫人家老郭，对人家说些连她自己也听不懂的话。

　　她一定死死地挣扎过，因为她写道：----

　　我们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可是我欺骗了你，我没有忘记。我想，你也同样没有忘记。我们不过是在互相欺骗着，把我们的苦楚深深地隐藏着。不过我并不是有意要欺骗你，我曾经多么努力地去实行它。有多少次我有意地滞留在远离的地方，把希望寄托在时间和空间上，我甚至觉得我似乎忘记了。可是等到我出差回来，火车离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简直承受不了冲击得使我头晕眼花的心跳。我是怎样急切地站在月台上张望，好象有什么人在等着我似地。不，当然不会有。我明白了，什么也没有忘记，一切都还留在原来的地方。年复一年，就跟一棵大树一样，它的根却越来越深地扎下去，想要拔掉这生了根的东西实在太困难了，我无能为力。

　　每当一天过去，我总是觉得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或是夜里突然从梦中惊醒：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没有你！于是什么都显得是有缺陷的，不完满的，而且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弥补的。我们已经到了这一生快要完结的时候了，为什么还要象小孩子一样地忘情？为什么生活总是让人经过艰辛的跋涉之后才把你追求了一生的梦想展现在你的眼前？而这梦想因为当初闭着眼睛走路，不但在叉道上错过了，而且这中l百还隔着许多不可逾越的沟壑。

　　对了，每每母亲从外地出差回来，她从不让我去车站接她，她一定愿意自己孤零零地站在月台上，享受他去接她的那种幻觉。她，头发都白了的、可怜的妈妈，简直就象个痴情的女孩子。

　　那些文字并没有多少是叙述他们的爱情的，而多半记载的都是她生活里的一些琐事：她的文章为什么失败，她对自己的才能感到了惶惑和猜疑；珊珊（就是我）为什么淘气，该不该罚她；因为心神恍惚她看错了戏票上的时间，错过了一场多么好的话剧；她出去散步，忘了带伞，淋得象个落汤鸡……她的精神明明日日夜夜都和他在一起，就象一对恩爱的夫妻。其实，把他们这一辈子接触过的时间累计起来计算，也不会超过甘四小时，而这甘四小时，大约比有些人一生享受到的东西还深、还多。莎士比亚下的朱丽叶说过：“我不能清算我财富的一半。”大约，她也不能清算她的财富的一半。

　　似乎他在中死于非命。也许因为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段的文字记载相当含糊和隐晦。我奇怪我那因为写文章而受着那么厉害的冲击的母亲，是用什么办法把这习惯坚持下来的？从这隐晦的文字里，我还是可以猜得出，他大约是对那位红极一世，权极一时的“理论权威”的理论提出了疑问，并且不知对谁说过：“这简直就是右派言论。”从母亲那沾满泪痕的纸页上可以看出，他被整得相当惨，不过那老头子似乎十分坚强，从没有对这位有大来头的人物低过头，直到死的时候，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就是到了那里，这个官司也非得打下去不可！”

　　这件事一定发生在六九年的冬天。因为在那个冬天里，还刚近五十岁的母亲一下子头发全白了。而且，她的手臂上还缠上了一道黑纱。那时，她的处境也很难。为了这条黑纱，她挨了好一顿批斗，说她坚持四旧，并且让她交代这是为了谁？

　　“妈妈，这是为了谁？”我惊恐地问她。

　　“为一个亲人！”然后怕我受惊似地解释着：“一个你不熟悉的亲人！”

　　“我要不要戴呢？”她做了一个许久都没有对我做过的动作，用手拍了拍我的脸颊，就象我小的时候她常做的那样。她好久都没有显出过这么温柔的样子了。我常觉得，随着她的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特别是那几年她所受过的折磨，那种温柔的东西似乎离她越来越远了，也或许是被她越藏越深了，以致常常让我感到她像个男人。

　　她恍惚而悲凉地笑了笑，说：“不，你不用戴。”

　　她那双又干又涩的眼睛显得没有一点水份，好象已经把眼泪哭干了。我很想安慰她，或做点什么使她高兴的事。她却说：

　　“去吧！”

　　我当时不知为什么生出了一种恐怖的感觉，我觉得我那亲爱的母亲似乎有一半已经随着什么离我而去了。我不由地叫了一声：“妈妈！”

　　我的心情一定被我那敏感的妈妈一览无余地看透了。她温和地对我说：“别怕，去吧！让我自己呆一会儿。”

　　我没有错，因为她的确这样地写着：——

　　你去了。似乎我灵性里的一部分也随你而去了。

　　我甚至不能知道你的下落，更谈不上最后看你一眼。我也没有权利去向他们质询，因为我既不是亲眷又不是生前友好……我们便这样地分离了。我恨不能为你承担那非人的折磨，而应该让你活下去！为了等到昭雪的那一天，为了你将重新为这个社会工作，为了爱你的那些个人们，你都应该活着啊！我从不相信你是什么三反分子，你是被杀害的、最优秀中间的一个。假如不是这样，我怎么会爱你呢？我已经不怕说出这三个字。

　　纷纷扬扬的大雪不停地降落着。天呐，连上帝也是这样地虚伪，他用一片洁白复盖了你的鲜血和这谋杀的丑恶。

　　我从没有拿我自己的存在当成一回事。可现在，我无时不在想，我的一言一行会不会惹得你严厉地皱起你那双浓密的眉毛？我想到我要好好的活着，好好地生活，象你那样，为我们这个社会----它不会总象现在这样，惩罚的利剑已经悬在那帮狗男女的头上----真正做一点工作。

　　我独自一人，走在我们唯一一次曾经一同走过的那条柏油小路上。听着我一个人的脚步声在沉寂的夜色里响着、响着……我每每在这小路上徘徊、流连，那一次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使我肝肠寸断。那时，你虽然也不在我身边，但我知道，你还在这个世界上，我便觉得你在伴随着我，而今，你的的确确不在了，我真不能相信！

　　我走到了小路的尽头，又折回去，重新开始，再走一遍。

　　我弯过那道栅栏，习惯地回头望去，好象你还在那里，向我挥手告别。我们曾淡淡地、心不在焉地微笑着，像两个没有什么深交的人，为的是尽力地掩饰我们心里那刻骨铭心的爱情。那是一个没有一点诗意的初春的夜晚，依然在刮着冷峭的风。我们默默地走着，彼此离得很远。你因为长年害着气管炎，微微地喘息着。我心疼你，想要走得慢一点。可不知为什么却不能。我们走得飞快，好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去做，我们非得赶快走完这段路不可，我们多么珍惜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散步”，可我们分明害怕，怕我们把持不住自己，会说出那可怕的、折磨了我们许多年的那三个字：“我爱你”。除了我们自己，大概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相信我们连手也没有握过一次！更不要说到其它！

　　不，妈妈，我相信，再没有人能象我那样眼见过你敞开的灵魂。

　　啊，那条柏油小路，我真不知道它是那样充满了辛酸的回忆的一条小路。我想，我们切不可忽略世界上任何一个最不起眼的小角落，谁知道呢？那些意想不到的小角落会沉默地缄藏着多少隐秘的痛苦和欢乐呢？

　　当她写东西写得疲倦了的时候，她还会沿着我们窗后的那条柏油小路慢慢地踱来踱去。有时是彻夜不眠后的清晨，有时甚至是月黑风高的夜晚，那怕是在冬天，那怕峭厉的风象发狂的野兽似地吼叫，卷着沙石噼哩叭啦地敲打着窗棂……那时，我只以为那不过是她的一种怪僻，却不知她是去和他的灵魂相会。

　　她还喜欢站在窗前，瞅着窗外的那条柏油小路出神。有一次，她显出那样奇特的神情，以致我以为柏油小路上走来了我们最熟悉的、最欢迎的客人。我连忙凑到窗前，在深秋的傍晚，只有冷风卷着桔黄的落叶，飘过那空荡荡的小路的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