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崇与东佳书堂

陈崇与东佳书堂

　唐代江州陈氏东佳书堂被誉为中国书院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但相关史料的抵牾让人怀疑东佳书堂在唐代创建的真实性。从新兴士绅阶层在地方事务的作用、科举制度对聚居家族的影响、陈氏家族聚居的婚姻关系等方面来看，陈崇在唐大顺元年（890）创建东佳书堂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关键词］陈崇；东佳书堂；绅士；科举；家族婚姻

　一　关于东佳书堂的几种讨论

　在中国书院史研究尤其是关于书院起源的研究中，江州陈氏东佳书堂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诸多史家根据有关史志的记载将东佳书堂作为中国书院初创时期的代表，如毛礼锐等先生据《同治九江府志》“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才，子弟弱冠，皆令就学”的记述，提出“根据这些记载，可以认为在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中已有聚书授徒的讲学活动了，虽然还不甚普遍，规模也较小，尚未形成制度，但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已经诞生了。”《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中国教育通史》《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中国教育制度通史》《中国教育史》等著作中的意见大致相同；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书院史》中，李才栋先生第一次用较大篇幅介绍了东佳书堂的办学情况，他指出：“从事教学活动，又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始于唐代……唐代不但有前述的若干所后人比较简略记述的书院，还有当时人比较详细的记述，并保留了有关规章制度的书院。江西德安东佳书堂（亦称义门书院、陈氏书堂，唐代归江州浔阳县管辖），即是一例。”李先生确认东佳书堂出现在唐代的史料除地方志外还有陈氏的谱牒。据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陈氏后裔保留下来的族谱记载，江州陈氏七世长陈崇于唐大顺元年（890）制定了一份《陈氏家法》，家法共三十三条，其中一条规定在陈氏的东佳庄设立书堂一所，以教育弟侄子姓以应科中举，期取青紫。根据这份“既非后人追述，亦非口耳相传，已被陈氏后裔世代承继刊于陈氏宗谱卷首的文献资料，足以证明在唐代已经出现了由私家举办、既藏书复教学的不同于隋唐的中央和地方官学、高于蒙学程度的新型教育机构——书院。”由此，以东佳书堂为代表，书院起源于唐代成为书院史学界得到广泛认同的一个基本观点。作为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兴起于唐代的标志之一，东佳书堂被誉为中国书院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

　近年来，随着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加入，中国书院研究的视野得到拓宽，研究视角也在不断转换，关于东佳书堂的讨论也间或有新观点出现，如徐梓先生在《元代书院研究》中指出，“书院的名义最早出现在唐代，这在学术界已经有一致的认识，但书院是不是已有讲学活动，是否是教育机构，也就是说唐代是否已有名实相符的书院，现在还很难判定。”“即以声名最为显赫的义门书院（即东佳书堂——作者注）而论，现有的记载不仅不能印证地方志中的说法，相反只是说明书院这一名称的向壁虚造。”徐晓望先生在《唐五代书院考略》中更认为今人引用的陈氏宗谱是有疑问的，“唐代陈崇所建的最多是书堂，而不是书院。进一步说，陈崇是否建有书堂还是可以探讨的。”“由此看来，有些学者根据不可靠的族谱史料，将东佳书院的历史上溯至唐代是有问题的。……所谓石鼓书院、东佳书院起源于唐代的说法都经不起考证。”

　如果加以细致的比较亦不难发现，陈氏谱牒与地方志书记载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相关文献在书堂的创建人及其创建时代上多有抵牾，东佳书堂兴建于唐代的真实性让人怀疑。

　二　江州陈氏聚居史实与《陈氏家法》的宗旨

　江州陈氏始祖陈旺（生卒不详），字天相，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因官置产，古籍于九江郡蒲塘场太平乡常乐里永清村（今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义门陈村），“子孙因此居住，恪承祖训屡世同居，自是家益昌，族益盛。”陈氏聚居的特点是“合族共处，室无异财，厨无异馔。长 女以属会食，日出从事，不畜仆夫隶焉，”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宗法制度为保障的同姓义居的大家庭。陈氏的聚居符合封建王朝以“孝道”治国，以伦理秩序为乡村治理手段的统治思想，因而多次受到封建 的旌表。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6）诏旌其门，南唐升元元年（937）诏立陈氏为“义门”，入宋后包括宋太宗、仁宗等封建君王对其亦多有旌赐，江州陈氏成为唐至北宋时期较有影响的聚居大家族。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陈氏的聚居虽对于稳定地方秩序有一定的作用，但田畴不广、供给不足，“聚族益众，家道贫困”，地方 在给予陈氏属于奖励性质的经常性免杂差科徭、盐曲线绢外，在荒歉之岁还要拨付一定的赋贷。沉重的经济负担让地方 无力承担，于是在权臣文彦博、范师道等人的建议下，宋仁宗嘉祜七年（1062），北宋 以人口过于集中、朝野太盛为由，将陈氏分析为291庄，依派拈阉分迁江南、两直、川、浙、广、闽等地的路、州、镇，义居323年的江州陈氏经分析遍布各地，一时有“天下陈氏出义门”之说。

　江州陈氏在第七世陈崇主家时已初具规模，有“曾元数百人”，成为当时人口较多的同姓聚居村落。陈崇出于对家族“将来昆云渐众，愚智不同，苟无敦睦之方，虑乖负荷之理”的忧虑，于唐大顺元年（890）主持制定了《陈氏家法》，家法对陈氏聚居的各项事务作了详细的规划，“设之以局务，垂之以规程，推功任能，惩恶劝善。公私出纳之式，男女婚嫁之仪；蚕事衣妆，货财饮食，须令均等，务求和同，令子子孙孙无间言而守义范也。”通过家法的规制和导向，使家族所有子孙世守义范，从而敦亲睦族，形成陈氏义居的宗法秩序和伦理环境，维护一个“务求和同”的乌托邦社会是陈崇制定家法的初衷。家法所列示的全部三十三条无一不是为实现这个宗旨服务的。除前文所引家法对设立东佳书堂的规定外，家法还对家族的童蒙教育定有详规：

　“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月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纸笔墨砚，并出宅库，管事收买应付。”

　陈氏的书屋与书堂渐次递进，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家族教育体系。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陈崇只是在家法中对陈氏家族的教育作出了规划而没有实施，东佳书堂只是陈崇在家法中的一种设想，直到陈崇之子陈衮时期书堂才由陈崇的规划和设想而变成现实？我们试着从唐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予以分析。

　三　绅士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与东佳书堂建置的必然性

　江州陈氏从始祖陈旺定居到陈崇制定《陈氏家法》不到20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陈氏已经发展成一个经济上颇具实力的大家族。从《陈氏家法》的相关规定可知，唐大顺年间的陈氏家族已有多个庄田及道院、筮法、都蚕院等庞大的族产。而在陈崇之前，陈氏的谱牒上并没有其他重要人物的真实功名及实际官职任用情况的记载，江州陈氏的资产可能更多的是依靠族人对土地的长期经营获得的，陈崇之前的家族管理者的身份类似于唐宋时期的“富民”阶层。“富民”虽然“富”，但其本质依然是“民”，社会地位依然不高，他们只可能勤劳致富，而不能凭特权在短期内攫取大量社会财富。据研究，唐宋时期的“富民”延聘饱学之士、兴办私塾的现象较为普遍，培养子弟科举入仕、赢得乡村社会的地位与声誉、免除身家力役等都是“富民”兴办教育的出发点，“唐宋社会乡村教育文化热潮的兴起，实则与富民阶层的崛起有着很大的内在联系。也可以说，富民是推动唐宋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对江州陈氏而言，这种情况在陈崇时期发生了改变，陈崇可能是陈氏自聚居以来首位获得重要官职的“富民”，“富民”的称谓可能不再合适了，以陈崇为代表的士绅阶层已经取代富民登上了江州陈氏的历史舞台。

　“乡绅”一词早在宋代即已出现，后来的研究者对乡绅、绅士和士绅等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无论是乡绅还是绅士、士绅均有一定的功名或者官职，“将本籍的官员（无论退职与现任）与科举功名获得者视作乡绅的观点成为一个主流意见”、“中国的绅士阶层实质就是‘一个以非正规权利方式控制地方事务的权力层’，即地方精英。”

　绅士在国家控制和地方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连接政权与乡民的桥梁，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使其发展成为同时肩负治化与教化的双重角色。张仲礼先生在其研究中指出，绅士主要通过出任 官职、处理各种地方事务（包括宗族事务）、担任幕僚和教职等来获取收入，处理各种地方事务被认为是“绅士功能”，“绅士通常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负有造福家乡的责任，具有完善、维持地方和宗族组织的责任，而旁人对他们也有这样的期待。”具体到陈崇而言，他是否考取功名无从查考，但被唐中央 授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兼御史大夫，享有赐紫金鱼袋的待遇，且担任江州长史一职，官阶为从三品，确是事实。对于这个累世聚居、义不析财的大家族而言，陈崇通过家法规划了诸如蚕事衣、货财饮食的均等、和同等系列问题，为陈氏的长远发展奠定基。敦宗睦族，教化乡民，正是士绅经理地方和宗族事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又尤以兴办教育为要务。作为家族中较早获取高级官职的绅士来说，陈崇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中国绅士的地位不是来自地产，而出自对教育的垄断。由功名作为凭证的教育使绅士有资格向国家和社会提供重要的服务。”

　兴办为科举业服务的东佳书堂，是陈崇——陈氏家族中的绅士——服务宗族（地方）事务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绅士这一新兴的社会阶层提高其自身社会地位，扩大其社会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这是因为兴办书堂，培养本族子弟科举人仕出入官场不但能给本人带来利益，更能给家族带来荣耀，“官宦生涯不仅对官员本人是利益所在，对其家乡也同样有好处。如果某一地方的绅士中有人出仕，就会对这一地方带来很大的利益；官职越高，当地就会得到更高的声誉和更大的实际利益。如果地方或宗族对应试的考生提供过经济资助，并为他们赶考出了路费，此时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这种投资可以得到比任何其他投资更高的收益。”兴办东佳书堂是新兴士绅阶层的代表——陈崇对陈氏历史上“富民”阶层职能的继承与提升的具体表征。

　从管理家族事务的角度来看，促使陈崇兴办东佳书堂可能还有以下两种因素：一是陈崇时期陈氏家族人口的迅速增长，本族及邻里姻亲求学生徒人数也不断增多，原来依家族聚居所在地而建的家塾无法满足这种需要，故需于东佳庄择别墅建书堂，这种因为教学场馆无法满足教育需要而择地新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还需要关注的是，陈氏家族是一个累世聚居的家族，为保持家族聚居的纯洁性，避免家族成员受外界不良影响干扰，其家法对于出入家族的人员、宾客都有较为严格的管理要求。江州陈氏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现象，被明太祖朱元璋称为“江南第一家”的浦江“义门”郑氏，亦是一个合族同居的大家族，郑氏制定的《浦江郑氏义门规范》对此外来宾客等也有严格规定：“亲宾往来，掌宾客者禀于家长。当以诚意延款，务合其宜。虽至亲亦宜宿于外馆”。陈氏之所以要于居之左二十里的东佳庄建书堂可能是担心外地寄止修业者与本族族人杂居一处，既不易管理，更容易生出事端，从而影响本族聚居。至于自中唐以来，进士科地位的上升，社会对诗赋在科举考试中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为提高家族子弟的诗赋水平和科举成功率，陈崇选择远离人口稠密的聚居村庄而在风景绝佳的东佳庄建书堂可能性的论证笔者已有专门的论述，不再赘言。

　四　科举制度与东佳书堂兴办的紧迫性

　“大传统与小传统在村落中的互动本身是一种文化创造的过程，是在小传统的基础上对大传统某些因素进行的选择。”科举取士制度自隋朝开创至唐代逐步完善，并日益成为影响中国士人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大传统。围绕科举取士制度，逐渐形成了包含教育、经济等因素在内的科举场域，“在参与科举场域的各种力量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士人主要依靠是文化资本。而文化资本主要是通过接受各种形式的教育来获得。……最典型的是家族或者宗族对士人读书应举的帮助”，对于聚居家族而言，从维护家族稳定，促进家族兴旺的角度出发，举办家族教育的目的就是对科举这个大传统的主动适应，这是因为“一个宗族的实力常常取决于做官族人的人数和他们官职的重要性”。江州陈氏的先祖曾为显赫的皇室（南北朝时期的陈朝），“曾经依靠王族地位而享有政治特权的陈氏，（因战乱）被永远剥夺了世袭地方高官职位待遇”，要振兴家族的声威，试图恢复陈氏在历史上的影响，对于一个已经没有任何背景的家族而言唯一的出路就在于通过科举从本族中不断向朝廷输送人材，科第簪缨，获取高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陈崇创建东佳书堂正是迎合陈氏家族的这一迫切需要，他在家法中对陈氏弟侄子姓“稍有学成应举者”的规定明确了东佳书堂为科举服务的办学宗旨。

　事实上，东佳书堂的科举训练业取得了令人称异的成效，多有溢美之词的陈氏家族登科名录固不可全信，但徐锴《陈氏书堂记》的记载值得注意，“自龙记以降，崇子蜕，从子渤，族子乘登进士第。近有蔚文，尤出表焉。曰逊、曰范，皆随计矣，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名立者盖有之。”“龙记”为唐昭宗年号，为889年，比陈崇制定《陈氏家法》的大顺元年还要早1年，这说明在陈崇制定家法前后，就有陈氏的子弟如陈崇之子蜕、从子渤等考中进士。“古昔盛时，虽二十五家之间巷亦有塾，闾内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处者，必受教，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后世虽休明之朝，亦惟郡县有学居之，远于城廓者，子弟无从而至焉。”陈氏当时选择的聚居之地由于避祸之需，远离江州郡治200余里，脚值甚是不便，加之唐代官学的种种限制，子弟的科举教育问题只能是依靠陈氏家族自身来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兴办家族学校。从《陈氏家法》制定前后即有子弟考中进士的情况来看，陈氏应该在家法制定前就有为科举服务的家塾。这个家塾还不是后来的东佳书堂，它或许就位于陈氏合族居住之地，也没有正式命名，只是当其发展到陈崇主家之时，由于家族经济发展、聚居人口和修业者日益增多及迎合科举考试需要、更好地提高科举成功率等诸方面的原因，陈崇才将这个没有正式命名的家塾搬迁至东佳庄，并在家法上称其为书堂。在此，陈崇只不过是顺应了家族和唐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扮演了将陈氏的家族教育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角色而已，这也是我们认为东佳书堂的创建时间应为唐代的原因之一。

　五　江州陈氏的婚姻关系与东佳书堂创建的必要性

　陈崇制定家法时，陈氏已经存殁十一代，子孙众多，有曾玄数百人。要维持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聚居大家族繁衍生息，首先要解决的是家族成员的婚姻问题。“婚姻之际，人之大伦也”。古代生民虽然无法在科学上解释近亲通婚的不利之处，但已经注意到近亲婚姻的巨大危害，禁止同姓通婚几乎是所有聚居家族的共同行为。如从五代时期开始聚居的江西乐安流坑董氏在其规定中规定，“生殁葬娶，四者皆重。……婚姻一节，吾宗素严。”对违反同族不能通婚族规的家族成员，董氏将实施在封建宗法社会里最为严重的“黜族”惩罚。据研究，直到民国年间流坑董氏仍对以下三种婚姻情况实施“黜族”的制裁：1）与本村住祠堂中的外姓佃（奴）仆结婚；2）本村同姓男女通婚，尤其是不能与本姓的孝妇结婚；3）未履行请媒、送贴等正规手续而自行婚配者不予承认，且行“黜族”。清末浙江余姚兰风魏氏的宗规规定对族人同姓通婚者或娶同姓醮妇者，本房应从速禁阻。若倔强不遵，则应重办；对事前隐瞒事后发觉者，要予以斥革，不得人谱，对知情的房长也要一体重办。从封建宗法伦理的角度来看，同姓通婚最大的危害在于容易造成长幼辈份秩序的混乱，“同姓的男女，即便绝无血缘关系，要是结婚，也会被视为‘以兄妹为夫妇”’。在一个累世聚居、人口众多的家族中，房系庞杂，不同房系之间可能出现“爷孙同龄”、“姑侄同年”的现象，允许同姓通婚则极有可能出现所谓的“ ”情况，这是强调伦理秩序的宗法家族绝对不允许的。因此，对于聚居家族而言，与邻近异姓村落缔结良好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陈崇制定的《陈氏家法》对家族的通婚对象等内容没有较多涉及，但于陈崇之后陈氏所制定的《陈氏推广家法十五条》对此则有较严格的要求，“姻亲不可攀援。若娶妇有所攀援豪门之女，骄奢傲慢难以钳束。嫁女有所攀援豪家之子，纵横侈肆，难以交际，俱非所宜。但于门户相对，嫁娶得称。”封建家族之所以强调“子孙娶妇者，亦须择其相称，方族娶之”，其出发点在于妇道实在是维系家族发展的根本之一，“妇道乃家之所由盛衰，须详访择。……保我宗嗣，成我家业，咸托于妇，可不慎欤？”要得到其他邻近村村落在通婚及通婚对象上的支持，以维持家族的婚姻关系和促进家族稳定发展，江州陈氏认为应给予邻里一定的帮助，“宗族邻里贫富不同，富之济贫古道也。贫者窘迫称贷与我，当即与之，以济贫其急。勿责之以相偿之期，听其自来，即催之亦勿加逼迫，彼岂无敢，则不负我矣。……至于其有疾病也，扶之；有死丧也，济之；有横逆祸患，代之驱逐之；有冤抑莫伸，代为辨白之，此又宽大之仁，王者之教也，子孙不可不知。”在曾元有数百人之多、家族婚姻压力较大的情形下，我们有理由相信陈崇在主家时就兴建了东佳书堂，书堂除主要为本族子弟提供教育外，还“在子弟教育方面向邻村伸出援助之手，以示友好，这种意图富有积极意义。”从《陈氏家法》中规定东佳书堂负有“应宾客寄止修业者并延待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的职责来看，书堂的确还负有帮扶邻里的作用，在东佳书堂求学的外来“寄止修业者”大多应该是陈氏家族的邻里姻亲。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所有的家族或村落都有举办为科举服务等高层次教育机构的实力，堂庑楼舍的建设、师资的薪俸、图书的购置、生徒的日常开销等巨额经费不是一般普通村落所能负担的。徐锴在《陈氏书堂记》的结尾部分介绍他为陈氏作记的原因时说，“门生前进士章毂尝从（陈氏书堂）肄业，笔而见告，思为之碣，”章毂可能是在书堂受业的陈氏姻亲中的一个。他也有一篇《东佳书院记》，记中写道“予顾东佳之名而思东佳之义，益信陈氏之长发其祥也，又何喙喙欤？义门之子曰恭、寰、东，三公自南昌来郡，而叙之话，言予心悠悠，契其庭教，想其宗旨，于是不遑乐为之记。”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为解决家族的婚姻问题而努力搞好乡邻关系，向邻里乡族提供包括教育等在内的各种帮助，这是唐代陈崇创办东佳书堂的一个出发点。而“乡邻化其德，狱讼为之衰息”的情形也为陈崇的举措作了最好的注脚。作为维持家族聚居手段之一的书堂实施对姻亲子弟的有限开放，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她的存在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家族及其教育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向。

　六　两个尚待验证的假设

　从士绅的作用、科举制度影响和家族婚姻关系等三方面来看，我们认为陈崇为江州陈氏东佳书堂的兴建者。但徐锴在《陈氏书堂记》中言之凿凿，称陈衮“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居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很明显徐锴认为陈衮是东佳书堂的创建者。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徐锴将书堂创建之功记于南唐时期的陈衮名下呢？我们推测有以下两种可能：

　1）陈衮是东佳书堂大规模扩建者。据北宋中舍人胡旦于咸平五年（1002）写的《义门记》记载，江州陈氏于北宋（南唐）“开宝之末计口七百四十，咸平三年增至千四百七十八口”，胡旦写的这篇《义门记》是其“过浔阳，登庐阜，因访名家，得诣陈氏。览世谱，阅家法，询事实，具知其状，因为之记”，他的记录应该是比较准确可靠的。由此可知，较之陈崇时期的“曾元二百人”，南唐陈衮主家时的家族人口又有一个较大的增长，家族求学子弟也必然随之增加，陈崇初创的东佳书堂可能出现局狭逼仄、难以容纳的情况。如果再把由于书堂影响逐步扩大从而招至的四方游学之人不断增多的原因也考虑在内的话，书堂扩建是肯定的。于是陈衮子承父业，在其主家时扩建书院堂庑，增购图书至数千卷，并且增加了二十顷的学田作为书堂的固定办学经费，进一步完善了陈崇关于书堂的管理制度。这个推测和《义门陈氏本宗历代世系引》中“（衮）乃于居左二十五里东佳山麓增广书院堂庑数百间，聚书数千卷，割田二十顷，以资四方游学”的记载是相吻合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江州陈氏东佳书堂早期发展的一个初步脉络：早在陈崇之前陈氏已有服务于本族和姻亲子弟的家塾，随着家族聚居人口的不断增多等诸多原因，陈崇于唐大顺元年（890）兴建东佳书堂，并初创书堂学规（包括办学目标、生徒和书籍管理制度等）；至南唐陈衮时期，随着家族经济实力、聚居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和书堂影响不断扩大，陈衮对东佳书堂作了大规模的扩建，并对书堂的管理制度作了进一步完善，其堂庑、书籍和求学之士达至一定规模，东佳书堂遂于北宋初期发展成为“鼎峙江东”的著名书院。

 

　2）徐锴的《陈氏书堂记》为请托之作，有讹误成份。徐锴的《陈氏书堂记》是在北宋（南唐）开宝二年（969）创作的，距陈崇制定家法，兴办书堂的大顺元年（890）约80余年，加之五代政局动荡、物是人非，而徐锴本人又没有去过江州陈氏家族，对陈氏的情况也不是很熟悉，在追述陈氏历史的时候可能出现笔误；此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陈氏书堂记》仍是受前门生、进士章毂所托，“笔而见告，思之为碣”，对于陈氏家族情况的了解主要从章毂那里得到的，极有可能章毂求学于东佳书堂正是在陈衮主家之时，于是在章毂的影响下，徐锴将书堂创建之功记于扩建者陈衮名下。这同时也说明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陈崇对东佳书堂的初建，较之南唐时期陈衮的大规模扩建其影响更小。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尤其是对一个一开始尚未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而言更是如此。

兰春萍

女，青岛籍主持人，1987年进入青岛电视台，最早期主持青岛一档娱乐节目《一夜星光》而深受喜爱。现工作于青岛电视台，担任过主持人、制片、策划、导演等。

荣誉：曾两获中国播音与主持作品一等奖

2002年度青岛电视台十佳节目主持人 徐宁

作为《生活在线》的女主播，在观众的眼中，徐宁是一个语速比较快、具有亲和力、能言善辩的主持人。

2008年领衔主播《徐宁时间》

徐雪

徐雪是是后80出生的人。从《奔向2008》到《生活在线》徐雪经历了很大变化。 其他主持人 单云曲伟陈旺路树青李黎张国群王征徐麟谭慧倪欣李燕赵晓妍雅琼戚钰艨米雪

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的义门陈氏，人口在3900时被皇帝强制分家

唐代中期，有一位官宦人家，名叫陈伯瑄，因江南西道南康县有一位署官食禄的马聪与他友善。

在造访马府时，两人结伴游览了庐山，后遂迷恋庐山气势磅礴，风景优美，于是带着其子陈旺举家迁徙到此处，于开元十九年（731）建庄浔阳县蒲塘场太平乡永清村（今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伯瑄遂成为浔阳陈氏的开山之祖。而其子陈旺因在此处做官，便就此在此处扎根。

这看起来就和一般的家族迁徙没什么两样，平平无奇。但是，这个陈氏家族秉持着儒家“忠孝节义”的传统美德，勤俭耕读作为传家信念，居然就做到了三百年不分家。这里所说的不分家不是一般的一家人住在一起，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行聚族合炊，一同劳作，财产共有。

耕地：全家成年劳动力一起出门，吃饭：等所有人到齐了，才开始吃饭，少一个人没回来，所有人都不动筷子。不仅仅是人这样讲究孝义，连这家样的狗都是，数百只狗在同一个槽中吃饭。所以又有“一犬不至，百犬不食”的说法。这在中国的家族史上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从到唐朝中和四年已经是数代同居一百五十多年，唐僖宗御笔亲赠“义门陈氏”匾额，此后义门陈多次受到皇族表彰，闻名天下。

南唐保大后十年间(947-957)，义门老幼人口增长至700余口。而到了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人口增加到1470余口，短短五十余年时间里，人口增加了一倍。

而且，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宋仁宗诏封陈旺、陈机、陈感、陈蓝、陈青为晋国公、燕国公、许国公、吴国公、齐国公。并将《陈氏家法》收入国史馆，且赐王公大臣各一本，使知孝义之风。到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陈氏已达到3900余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家庭。因此，义门陈氏也被称为“天下第一家”。

家族内，实行维持最低消费的供给制度，经济均等，财富共有，严禁财产私有。所有人的衣食住行均有家族提供，甚至结婚、生子这种事情也是由家族一手操办。这种经济管理制度，有没有很熟悉？对，就是最早的公有制度。可以说是计划经济的最早体。相当于一个乌托邦式的公社制度。

义门陈氏还创办了两级学校，供自家的子弟进行读书深造，初级的叫书屋（相当于小学和初中），高级的叫东佳书院（相当于高中和大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私办大学。后来，也陆陆续续也开始接受外来子弟进行读书教育。

唐宋时期，从东佳书院培育出了18位朝官（其中有3人担任过宰相），29个地方官，55位进士，陈氏“八英九才子”、“同榜三进士”更是传为美谈。而且，书院重视人伦教化，通过对家族子弟宗法伦理意识的培养，形成了“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门之内，肃如公门”的良好家风，使义门陈氏成为古代封建家族的典范。

像这样几千人团结在一起大家族，统治者也会感觉到危机，文彦博、包拯等大臣建议分家居住，宋仁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以陈氏孝义太盛，散至各地作忠孝典范，教化民风为由，于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七月派人监管分家。

于是，义门陈氏在钦差的主持下，开始了分家。他们迁往居住的田多达290余处，江西、河南、浙江、湖北、广西、江苏、安徽、海南、四川、山东、山西、陕西、福建、湖南、广东、上海、天津等16个省、市均有陈姓的足迹。因为这些陈姓都从江州义门迁出，因而各家门口都挂起“义门”灯笼，有的地方，这种灯笼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还挂着。

目前全世界的陈姓人口中，大约80%源自义门陈氏。因此各地又有“天下陈氏出江州”之说。

据说，元末起义军领袖陈友谅，中国***的著名人物陈独秀、陈云、陈毅、陈赓，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果夫、国民党将领陈诚，都是江州义门陈氏迁徙到各地支派的后代。

作为陈氏的后代，我深深为家族曾经能有这样的荣耀而感到自豪。

义门陈氏的故事，不断地激励着后代子孙，不忘初心，孝义当先。在义门陈村，可以看到很多人家里，都悬挂着“家严三尺法，官省五条刑”的对联。这是义门陈第一代祖先陈旺以身施教，对后世子孙提出的最基本的一条家规。时刻不能忘。

陈雁南，湖北黄梅人，放弃优越的教育工作，历时十年之久，花掉全部的积蓄，只身跑遍全国二十九个省市，风雨无阻，日夜奔波，终于编成一部150万字的《江州义门陈文献集》，为今世研究义门文化提供了巨大的参考价值······

有人笑他傻，说只不过一个姓氏而已，为什么要这么归根究底的去做。他只说了三个字''我姓陈''。

有对联为证：聚族三千口天下第一，同居五百年世上无双。

宗族 [zōng zú]

1、释义：

(1) [patriarchal clan;clan]∶以父亲为血源纽带划定的家族

(2) [clansman]∶同族中出嫁女性以外的人 鸠宗族僮奴百许人。

(3) ㄗㄨㄥ ㄗㄨˊ 同一姓氏世代相传的家族。

(4) 近系族 同族的人。尔雅．释亲：「父之党为宗族。」三国演义．第二回：「昔吕后因握重权，宗族千口皆被戮。」

2、近义词：系族

3、例句：

（1）因之，保护贵池傩戏的一切措施和机制，均应围绕着宗族展开。

（2）徐氏宗族希望后人出官的愿望,终于在徐高贤这一代得以实现。

（3）平旦者，楚平王之苗裔也，秦并六国，各国宗族四散于外。

（4）此外,宗族还重视延聘名师,资助族内贫寒子弟。 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5）不少人因此回到祖籍老家和宗亲们重新建立起宗族关系。

（6）跳仙鹤为富阳场口徐姓宗族特有的艺术品种,起源于清乾隆年间。

乃荣 陈仁丰 陈以生 陈俊廷 陈伟 陈伟联 陈伟霆

陈健安 陈杰洲 陈冠宇 陈凯伦 陈加洛 陈势安

陈启泰 陈国安 陈国华 陈均能 陈坤 陈奎元 陈奕&沈建宏 陈奕

陈威全 陈子嘟 陈宁 陈尚实 陈峙民 陈广仁

陈建年 陈彼得 陈德志 陈志朋 陈志云 陈庆仁 陈庆祥 陈扬杰

陈扬杰 陈旭 陈旺 陈升 陈明章 陈星 陈昭雄 陈昱熙

陈晓东 陈柏全 陈柏宇 陈柏辰 陈楚生 陈荣贵 陈永淘 陈泰翔

陈浩 陈浩峰 陈浩民 陈汉伟 陈焕昌 陈熙 陈爽 陈玉建

陈玮儒 陈百强 陈百潭 陈百祥 陈秦喜 陈颖见 陈立强 陈纪匡

陈耀川 陈兴 陈良泉 陈茂丰 陈艺鹏 陈豪 陈辉阳 陈逸男

陈逸达 陈金祥 陈随意 陈雅森 陈雨霈 陈雷 陈震 陈鸿鹏

各个地方应该都会有约定俗成的表示亲热的方式吧，就像钥匙一样，一个称呼，一个手势，就能开启你与当地人的屏障。你若是身处江西，尤其在素有“中州清淑之气”的赣南，有一个很好地与当地人沟通的秘诀——亲热地称呼一句“老表”！可别小看这个似乎有些土气地称号喔，它在江西是拉近陌生人之间关系的桥梁，说不定好客的主人还会因此把你请到家里，尝一尝客家人独有的“擂茶”呢！而江西人自己也相互以称呼“老表”取代“同志”“老乡”等说法，朴实中平添一份亲切。

江西人对“老表”的青睐由来已久，最早的说法恐怕要追溯到图腾时代。据考，“表”在旧时多指木，如《宣公十二年》：“明日，以表尸之，皆重获在木下。”杜注：“表，所指木。”而清江吴城遗址发掘清理出商代红土祭坛“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柱洞上百个，多成行排列或间有错叠。”这显然是江淮流域及江南展延区东夷族群原始崇拜物教图腾表柱信仰。在商中期到战国末“老表”就有文字记载。于是便有说法说“老表”本是图腾表柱的土俗语，是图腾印象在江西族群中的记忆残留。

这样的图腾溯源虽然能把“老表”的起源向前推移，但毕竟涉及到很多古代文献，历史考证的东西，能够理解并接受的人并不多。老百姓们更倾向于按今天的思维方式，把“老表”理解为姑表亲。但究竟是江西省的表亲呢，还是江西与相邻省份的表亲关系呢，这在传说中，又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支。

有人说，“老表”的称谓是江西客家人为着适应陌生的生存环境而自发倡起的。秦汉以来，中原汉人或被贬，或驻扎，或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举族南迁，大都定居于关山重重阻隔的闽、粤、赣山区。土著人自诩为“坐地虎”，称客家人（即中原汉人）为“过山虎”。土客相争，夺田夺山，两虎相头甚为激烈。而彼此不同籍、不同姓、不同宗的客家人，便睿智地用“老表”这种似亲非亲、似故非故的称呼来加强与其他客家人的感情，以达到携手团结、同舟共济、患难相依的目的。久而久之，“老表”便约定俗成，成了江西客家人之间联谊，建立新型人际关系的亲切称谓。

另一种说法也关乎迁徙，却不是迁入江西，而是迁出江西，“老表”则是周边省份赋予江西始祖的昵称。历史原因恐怕在于江西纳入全国政治版图不算很早，秦代以后广州福建等省划入，地理位置才逐渐显露，但仍以农业为主，因人口过早饱和，江西人大都为稼穑耕垦奔走四方，多在穷乡僻壤之间。福建人觉得只有他们才能叫江西人“老表”；广东人也认为自己和江西人有着姑表亲缘；湖北则有传说，是当年湖北人曾被杀戮一空，后来是靠着江西的三兄弟迁徙过来，才得以传承，至今仍有地方存有纪念这三兄弟的祠堂；更多的还得数湖南人，在邹华亨先生的《湖南家谱简》中这样陈述道：“迁湘始祖多来自江西。现所见湖南家谱中,在缕述世系源流时,有60 %以上的家谱都称始迁祖在宋元明之际来自江西,特别是元末明初从江西吉安府泰和、庐陵、吉水,南昌府的丰城、南昌诸县。……元末明初的连年的战祸和兵燹,使湖南大部分地区田园荒芜,庐舍成为废墟,原有居民大量散亡。随后，苏、浙、皖、闽、赣人，特别是江西人大批涌进湖南……民谣便传出‘江西填湖广’的说法。现在，湖南人一讲江西人，多称江西老表，笔者茫然不知何意，鉴于湖南人的祖先多来自江西的历史渊源，姑妄释之：表，有表亲之意，指父亲姊妹和母亲兄弟姊妹所生的孩子都称表亲；老，祖宗之谓也。‘老表’即祖宗的表亲，‘江西老表’，指江西、湖南两省人的祖宗存在表亲关系，是湖南人对江西人的一种昵称。”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说法虽不得到大众的认可，却也颇有趣味，不妨颉之一二，以飨读者。

赣南是风水文化的发祥地，赣南客家笃信风水在地方志上也有载：“好谈风水，多惑形家言，清明、冬至改葬者纷纷。” “俗信风水，往往葬后十余年，自行开视，以验穴之吉”。 唐朝末年杨筠松避居赣南，开创风水“形势派”。有人便根据这些史实，判断赣地先人相信风水，同时为了在迁徙中便于掌握方向，江西人爱随身携带一只表，即古时的罗盘，因此被外乡人称为“老表”。

还有说法更玄，与张天师有关。众所周知，张天师擅长划符，即划裱。他曾“占得天下年熟三十七年，但人民多灾难。乃是皇王大帝旨懿，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下凡察看人间善恶，善者多传于人，免得一家灾难。若抄得一张与人免得一家灾难，抄得十张免得十家之灾。”他的符裱得到皇上的赞赏，民间便流传出“江西老裱”，后来才异化为“老表”。

不过，将“老表”一词传播开去的还得归功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明史上，在朱元璋的本纪中有一段关于他与汉王陈友谅在江西的战争。陈友谅是另一支起义的首领，在战争初期，他曾陈友谅曾出动巨舰数十艘，把朱元璋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朱元璋带着残兵败将，慌不择路，狼狈逃命。朱元璋本人也身中数箭，伤势严重。幸亏当地乡民及时帮他疗伤，朱元璋这才很快的康复起来，最终东山再起，打败陈友谅，为统一全国、建立明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元璋为了感谢江西的乡民，应允他们说，将来自己若是发了迹，乡亲们只要说是“江西老表”，便一定会得到款待。果不其然，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后没过几年，江西连年水灾，老百姓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苦不堪言。乡亲们想起当年朱元璋的承诺，便当真到应天府去找皇帝。朱元璋接见了江西“老表”，问明了缘由，拨出大批银钱粮草赈济江西灾民。自此以后，“江西老表”便在全国各地传开了。至于到底是江西哪个地区的乡民救了朱元璋，则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余干县的康郎山，有的说是庐山山脚，也有的说是赣南山区的南康县，总之各持一词，但都寄托了江西人对“老表”一词的深切情谊。

然而朱元璋在历史上的名声似乎一直都不得到后人的认可，他可以杀掉与他经历过腥风血雨的生死将领，难道真的会在乎几个小小的“江西老表”吗？于是，便又有了另一种传闻。

话说1368年，朱元璋灭元，在南京登基做了皇帝。他手下的各路人马，纷纷人京向他朝拜和庆贺。他见如此多的人马一下涌人京城，不但住宿困难，自己也难于应付。于是赶紧下令，要各路人马按顺序进京。当他听说西南的一路人马日夜兼程，已达长沙府时，就急传口谕，命这支人马“在长沙歇息三天，然后听旨进京。”手下人听错口谕，误将“歇息”听成是“血洗”——“在长沙血洗三天”。皇帝金口玉牙，出口成旨，违旨者斩。于是明军在长沙府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他们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幼，杀得长沙十室九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见人迹。

却说过了许多年，有一天，从江西那边“吱呀，吱呀”推过来一辆土车子，车子上坐着一美丽的少女，少女的身后是一位英俊的青年男子。他稳稳地推着车，赶着路，出江西，过浏阳，一路来到长沙东乡，见这里山青水秀，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就在这里任下了，男耕女织，安居乐业，繁衍后代，直至百岁而终。

以后许多长沙人都视从江西过来的那对少男少女为自己的祖先；江西是他们的父母之地，江西人是他们的亲戚。于是，称呼江西人为老表。

无独有偶。驰名中外的陈毅元帅，当初在赣粤边区坚持游击战争时，同样与赣南老表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结下了没齿难忘的深情厚谊。全国胜利后，陈毅当上了元帅、副总理，当年和他在赣粤山区风餐野露、同床共眠的游击队员朱赞珍进京拜访陈老总。电话打进去工作人员不明来者身份不予通报。朱赞珍的犟脾气来了，怒发冲冠地大喊：“岂有此理！就说我是信丰的朱老表！”陈毅一听，赶紧吩咐秘书派专车迎接。两人相见，朱赞珍热泪盈眶，抬手捶陈毅一拳，亲昵道：“崽古头（意指带兵的人），我还以为你忘了我们作田老表呢！”陈毅抱着他的肩膀说：“哪里哪里，苟富贵，毋相忘。老表同志哥，你瞧我陈毅是那号角色吗？赣南老表与我陈毅情同手足，恩胜父母，我岂敢忘怀！”60年代初，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的刘俊秀进京汇报工作，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道：“这位就是江西老表刘俊秀。”毛泽东呵呵笑道：“稀客稀客！呵，江西老表出了名哩。”

江西人喜欢自诩“老表”，外乡人也以“老表”表达他们对江西人的亲热和欢迎。也正因此，江西人对表亲自然而然地怀着一种潜意识的眷恋情感，尤其表现在对舅舅的尊重程度上，更是外地人无法比拟的。

其实，早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制及父系氏族制早期，因性关系混乱，舅舅与外甥间便存在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利和义务。舅舅作为甥儿甥女最亲的男性长辈，与姊妹一起承担抚养教育下一代的职责，年老后由甥儿甥女供养，职位（酋长，祭师等）和个人财产也由甥儿甥女继承。很多地方至今仍有“天上的雷公，地下的舅公”的说法，这是一种母系氏族制的残留，但在江西却有许多仪式把这一“尊舅”传统保存了下来。

就拿赣州的结婚仪式来看，外甥结婚，舅舅是上宾。在举行婚礼的这一天，还要由舅舅在厅堂的显眼处挂上一块木匾(现多用玻璃镜代替)，上书外甥的名号以及吉祥词语，在挂的时候，舅舅口中还需不停地念吉祥祝词，这一仪式称为挂号牌。

还有，客家人嫁女儿，都有送嫁的习俗。在送嫁的人中，最重要的是送嫁舅，也就是新娘的弟弟（一般是最小的弟弟），这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如果没有亲弟弟，就要请与自己最亲的堂弟去。送嫁舅的任务是给姐姐拿钱袋子（过去是抱钱箱子）。新娘在出嫁前要向父母及亲戚朋友哭嫁，哭嫁所得的钱就放在这个钱袋子里。按照客家人的规定，新娘出嫁时身上是不允许带着娘家的钱出门的，于是只能让送嫁的弟弟拿着钱袋子。送嫁舅是嘉宾中的嘉宾，贵客中的贵客。新郎要对他特别敬重和热情周到地服侍，不敢有任何的怠慢。送嫁舅不会同时和姐姐进男方家的门，新郎新娘拜完天地后，新郎家要吹吹打打去门外迎接送嫁舅，同时还要给送嫁舅一个大红包。有的送嫁舅比较调皮或是想多捞几个红包，总要在外面磨磨蹭蹭捱上很长一段时间。送嫁舅进门后，新郎家要立即端上一碗满碗给他吃。此外，新郎要想拿到钱袋子，又要包上几个红包。开席的时候，男方家要进行安席的礼节，毫无疑问，送嫁舅不论年龄大小，是要坐上席的。安席也要吹吹打打，放鞭炮，有的送嫁舅在这时会躲藏起来，新郎左找右找找到后，又要包红包他才会入席。闹洞房的时候，送嫁舅一般会陪伴在姐姐的身旁。等夜深人静闹洞房的人散去后，有的送嫁舅特别是年幼的送嫁舅会赖在那里，不肯离开，说要同姐姐睡。这时新郎又要费一番心思，采取软硬兼施，用红包引诱等办法，把送嫁舅哄走。此时，不管新郎和男方家人的性子多么急，脾气多么躁，都会忍耐着。充分表现出江西人在对待舅方的态度上丝毫不敢含糊。

而且，每逢摆酒席，每张八仙桌上，只要有舅舅，都是必须坐上席的。这种表亲关系是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的。

江西人就是这样可爱地真心喜欢着“老表”的称呼，并热情招呼着南来北往的客人们，身体力行地充当好全国人民的“老表”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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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故事梗概

往事如过眼烟云，回望每一步：艰难而又轻率。

得知自己爱的女人已经成他人怀，我与兄弟四人谈论，表面的不在乎无法掩饰内心的向往，是再续前缘？还是匆匆了断？他们原来也生活在谎言中。

对罗兰的依恋，让我无法走进新的生活。80后的人，到底为何结婚？

家人的催促，我结婚了。我知道，我走不进她的心里，她也不可能走进我的心扉，因为我紧锁着。我能幸福吗？

每一个曾经与之相恋相爱过的女子，在梦中，在脑海中，不断的斗争着，她们会像我这样吗？会处在情感十字路口无法前行吗？

爱情，有公平存在吗？男人，有不撒谎的吗？

人物介绍

陈旺：我大学的同学。一个被同学叫做花心萝卜的人。大学第一天起就谈恋爱，女朋友多得连他自己也数不清。最终走进了围城。兄弟五人排行老三

曾平：我的大学同学。一个想结婚却是只有行动而没心动的人。他的口头禅是：鸟人。老四

余建议：我的大学同学。一个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凡事三分钟热度。老五

侯芳：绰号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