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历史简介?

历史上，土家族先民被称为“蛮”或“夷”。宋代以前，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 。

宋代以后，土家族就单独被称为“土丁”、“土人”、“土民”或“土蛮”等 。改土归流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土”、“客”、“苗”往往对举，以对武陵地区的土家、汉、苗三族进行区分。

“土家”作为族称，是在较晚时期出现的。民国时期的《咸丰县志》将土司后裔的“支庶之家”称为“土家”，而将当地汉族移民称为“客家”。

土家族的建筑：

土家族的传统民居主要有茅草屋、土砖瓦屋、木架板壁屋、吊脚楼四种类型，除此之外还有石板屋和岩洞。

民居结构分为正屋、厢房和司檐：正屋大多为三间，中间一间为堂屋，前面有“吞口”；在正屋两头前面并与正屋垂直的两间为厢房；正屋后面的为司檐，也称拖檐。家庭富裕的建成四合屋，四合屋的前面称门楼子，中间为天井。

土家族的住所一般为一正两厢，也有一正一厢的，其中厢房为吊脚楼。吊脚楼的地基低于正屋的地基，在其地基上竖立十几根木柱，木柱上铺木板（楼板），以木板为壁，一般二至三层。吊脚楼的前面有阳台，两边有走廊。

阳台和走廊排柱悬空，悬柱的末端有圆锥形雕饰，名为吊进瓜。阳台和走廊的栏杆多由木条组成，富裕之家在栏杆上雕龙画凤，在窗子和门上精雕细刻。

阳台的屋檐为飞檐翅角，其遮檐用长条木板钉封檐口。鄂西土家族的吊脚楼因前有阳台、两边有走廊，互成转角之势，故名转角吊脚楼。吊脚楼集建筑、绘画、雕刻艺术于一体，是土家族建筑雕刻艺术的杰出代表。

土司到羁縻政策总结起来就叫改土归流。

“改士归流”就是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由中央皇朝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这种政策事实上前代已有实行，明代把它定名为“改土归流”。清雍、乾时期开始在西南地区大规模地推行。

西南地区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元明以来设立的土司制度，分土司和土官两种。土司虽然接受皇帝封赐的官爵名号，但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它们的统治者世袭继承，沿行落后的统治制度，管辖蓄所属的土地和人民。土官是按照汉族地区行政制度设立府、州、县，委派少数民族头人担任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土官。这些头人实际上是有土官之名，而行土司之实。

土司制度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而中央皇朝在军事征服或政治臣服之后又无法立即加以改变情况下的特殊制度。因此，它在初创时固然有其必要性，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它就日益成为保守消极的东西，既阻碍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不符合统一国家的要求。特别是明末以来汉族人民大量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共同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从而形成一股冲击土司制度的洪流，使土司制度出现急剧没落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帝胤禛批准了鄂尔泰废除土司制度，把少数民族人民置于清朝官员(流官)直接统洽下的建议，委派鄂尔泰总督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办理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事务。

鄂尔泰决心实行“改土归流”。首先把四川的乌蒙、镇雄、东川改属云南管辖。当时乌蒙土司的钱粮不过三百两却向土民榨取成百倍的财物，他们对土民一年四小派，三年大派，横征暴敛没有休止。土司的儿子如果要娶媳妇，所有土民三年之内都不能结婚。土民有“罪”被杀，其亲族还要出几十两银子的垫刀费。东川虽然派了“流官”，但由于土目盘踞，使得四百里方圆的肥沃土地，无人敢去开垦耕种。鄂尔泰首先革除东川土目，然后招抚乌蒙和镇雄掌握兵权的禄鼎坤和陇联星，打败土知府禄万钟和陇庆侯，设立乌蒙府和镇雄州，派遣了“流官”和军队坐镇，然后着手解决遍布云南的土司土官。

云南是清朝“改士归流”的重点地区，斗争也最为激烈。清朝把镇沅、沾益州、赭乐、威远、广南等地的土官和士目革职，委派同知刘洪度暂管镇沅府后，刁氏土目不肯交出所占民田，并煽动威远彝人杀死刘洪度。清朝派兵稳住局势，将巳革土司、土目全部移往外省安置，然后进军猛养等地。云南全省除澜沧江外车里等地保留土司外，其余土司全部改“流”，派兵驻守。

贵州原有以古州为中心的三千里苗疆、一千三百多处苗寨、十万多苗族人民不属清朝管辖。他们不仅收留汉人，也窝藏犯罪的苗人。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长期蔽塞在西南一隅，既违背苗族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又阻隔楚粤客商往来，妨碍物资流通，“改土归流”既可增加清政府的税收，也便利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

1726年，清朝派兵进攻广顺、长寨，招抚了三千多名苗人和布依人，强迫他们剃发易服，推行保甲，稽查户口，派兵扼守险要。在清朝军事压力和招抚分化下，广顺定番、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等地的一千多处苗寨相继归顺。清军就向黔东苗岭山区和清水江、都江流域推进，占领古州、台拱、清江、都江、丹江、八寨等地，对苗疆进行有效统治。

广西是壮族聚居区，当时全省有土官一百五十多人，以泗城土知府岑映宸为最强横，经常派人四出抢掠。清朝强迫岑映宸交出敕印，迁往浙江安置。思明州土知府黄观珠无力管束各寨头人，主动请求将洞郎等五十村寨改为“流官”管辖。柳州、思恩、庆远等地的土民不能忍受土目的压榨，听到“改土归流”的消息后就争相请兵，土目被迫缴出武器，清朝将全省大部分州县的土司、土目都改为“流官”。

湖南土司统治区紧邻内地，土司们不仅招纳汉民垦田纳粮，剥削苗汉两族人民，而且有的在城市里经营工商业，不象其他土司统治区那样闭塞。受到“改土归流”的冲击后，桑植、保靖有近十万苗族人民声称土官凌虐难堪，愿意入籍为民。清朝乘势强迫永顺、桑植、保靖、容美四大土司缴出印信和土地。其他土司因无力弹压土民的反抗，也只好请求“归流”。清朝就在湖南西部设立府、州、县，进行直接统治，并对一些土司授予了官职。

“改土归流”加强了清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改土归流”的结果，减少了土司们为争权夺利煽动民族情绪而发动战争的机会，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状况的改善，也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其作用是不应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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