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画眉

画眉，中国最流行、最常见的一种化妆方法，产生于战国时期。自秦迄今，两千多年，在我国社会，上至皇宫贵族、名流大家，下至民间百姓，画眉习尚一直在青少年以至中年女子中间流行。

画眉工具

据说画眉之风起于战国，在还没有特定的画眉材料之前，妇女用柳枝烧焦后涂在眉毛上（好怪异的化妆哦，还是做画眉工具现代人好）。古代妇女画眉所用的材料，随着时代的饿发展而变化。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的画眉材料是黛，黛是一种黑色矿物，也称“石黛”。描画前必须先将石黛放在石砚上磨碾，使之成为粉末，然后加水调和。磨石黛的石砚在汉墓里多有发现，说明这种化妆品在汉代就已经在使用了。除了石黛，还有铜黛、青雀头黛和螺子黛。铜黛是一种铜锈状的化学物质。青雀头黛是一种深灰色的画眉材料，在南北朝时由西域传入。螺子黛则是隋唐时代妇女的画眉材料，出产于波斯国，它是一种经过加工制造，已经成为各种规定形状的黛块。使用时只用蘸水即可，无需研磨，因为它的模样及制作过程和书画用的墨锭相似，所以也被称为“石墨”，或称“画眉墨”。到了宋代，画眉墨的使用更加广泛，妇女们已经很少再使用石黛。关于画眉墨的制作方法，宋人笔记中也有叙述，例如《事林广记》中说：“真麻油一盏，多着灯心搓紧，将油盏置器水中焚之，覆以小器，令烟凝上，随得扫下。预于三日前，用脑麝别浸少油，倾入烟内和调匀，其墨可逾漆。一法旋剪麻油灯花，用尤佳。”这种烟薰的画眉材料，到了宋末元初，则被美其名曰“画眉集香圆”。元代之后，宫廷女子的画眉之黛，全部选用京西门头沟区斋堂特产的眉石，至明清也如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西洋文化的东渐，我国妇女的化妆品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画眉材料，尤其是杆状的眉笔和经过化学调制的黑色油脂，由于使用简便又便于携带，一直沿用到今天。

白居易的诗词中有很多是咏花的诗，这些诗表现出了诗人高尚的道德情操，诗人借花自喻，借花喻友人，借花写自己宦海沉浮，借花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等，本文通过对白居易诗词中的花意象进行分析，来展示白居易咏花诗中花意象的意蕴丰富。花意象在白居易的笔下显得丰富多彩，而且充满了人的性格特征，诗人读后印象深刻，产生无尽的遐思。

众所周知，唐人爱花。这也造就了唐诗中很多与花有关的诗句。在《唐诗分类大辞典》里的“花部”，咏花诗一共有835首，有103位诗人写过有关花的诗。大家所熟知的名诗人李白、白居易、杜甫、刘禹锡等，都写过有关花的诗，其中白居易写得最多，共87首。白居易一生写过22种花，写牡丹的是有数十首。白居易可谓是唐代的“花痴”诗人了。

白居易非常的爱花，而且他将栽花、养花、赏花视为自己一生的乐趣。对于白居易而言，花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还可以陶冶性情。在他遭遇贬谪时，赏花让他忘掉官场上的失意苦愁，可以美化自己偏僻的贬居之所。故而，白居易对于花的感受又多了一层自身的逆境、人身感悟在其中。他一生所留下的咏花诗，是他咏物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学、文化价值。这些诗作反映了诗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独特的情趣追求，以及白居易的处世态度，对我们探索白居易的独特的心灵世界、艺术追求，以及当时诗人所处的社会风貌都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和意义。

白居易对于花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念，他在反对“巴俗不爱花”的同时，也不赞成过分奢侈的养花赏花。他自己表现出来一种喜爱素色之花的情感，这或多或少于他自己身的遭遇情况有关吧！在白居易的诗作中，有如牡丹、杜鹃、紫薇、桃花、杏花、莲花、梅花等，每一种花都蕴含了诗人无尽的爱怜之情。他对素色的花，特别是白色的花的感情更是特殊，例如白莲花，他笔下的白莲花常常具有人的性情，他以白莲花自比自己的高尚的节操品质，在诗中表现出诗人坚守自己的立场。在《东林寺白莲》一诗中，他写道：“我渐尘垢眼,见此琼瑶英。乃知红莲花,虚得清净名。……”认为在白莲花面前自己曾经喜爱的红莲花也不过是“虚得清净名”。白莲花的孤清、遗世独立，但却馥郁芳香颇具神韵的形象，也不正是诗人自己的现实写照。他以花喻人，得其神似，往往通过一两句的点染，就使花和所联系的人物活起来了，使人们记忆深刻。例如他的《江岸梨花》诗中：“梨花有意缘和叶，一树江头恼杀君。最似孀闺少年妇，白妆素袖碧纱裙。”白居易用鲜嫩绿叶下的雪白梨花来比喻白装碧裙的年轻寡妇，把闺中寡妇装扮的那种素雅、体态的娴静，以及内心的凄苦都传神的表达了出来。再如最为有名的《长恨歌》里的“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带春雨。”用明艳娇嫩带着雨滴的梨花比喻在蓬莱仙山上看到的“汉家天子使”时的杨贵妃，将杨贵妃的含情脉脉而又泪光斑驳并且哀怨凄凉的神情描绘的栩栩如生。

像这样经典的描写物，例如：花、竹等的例子有很多，而且设计的花种也是纷繁复杂。本文主要是从诗人的写花的诗作出发，分析花的意象，诗人用花比喻自己等，以花为伴互相安慰，感慨自己的怀才不遇，同时又以花作为参照物，感叹生命之脆弱。进而引起更多的对于白居易咏花诗的思考，但作为一名成功的诗人，他的诗作中华的意象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现在的人是无法达到对其的穷尽的，本文在这里只是简单陈述笔者自己的浅薄的观点，希望更多的人来对白居易诗作中的花意象进行解读。

一、 将自己理想中的人格比附于花

白居易将自己理想中的人格寄托在他诗词中的花意象里，并借此向世人传达自己的情意。在他的《紫薇花》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独占芳菲当夏景, 不将颜色托春风。……何似苏州安置处，花堂栏下月明中。”诗人将自己的情感融入于紫薇花中，在写紫薇花桀骜不群的品性，实则也是写自己不愿随波逐流，卷入世俗的浪潮里。在《迎春花赠刘郎中》也是用“金英翠萼带春寒, **花中有几般 凭君语向游人道, 莫作蔓菁花眼看。”来抒发自己的不愿争夺名利，陷入俗流的格调。

“不与红者杂，色类自区分。”（《感白莲花》）和他的“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白牡丹》）白居易赋予了白莲花和白牡丹特定的人格，在诗人眼里，花即是人，人亦如花，花的纯净素雅和诗人自己的希望在官场保持自己清俊不俗的品格是一致的。在他的《题山石榴花》一诗中“争及此花檐户下, 任人采弄尽人看。”表现的是一种平易近人的优秀品质。

除了以花来寄寓自己的理想人格以外，白居易还用花来写友人的可贵品质。诗人用菊花的“此花开尽更无花”来写在洛阳的元稹，赞扬他的不畏强权秉公执法。

二、 借花安慰自己的仕途坎坷的失意之情

白居易一生仕途坎坷，曾因爱花、咏花，而遭遇政敌攻击而被贬谪。但是无论。降职也罢，降级也罢，京官可以不当，但花是一定要爱的。诗人在华中寄寓自己情感，在写花的诗中很多诗句都反映了诗人对于时事易迁、时光易逝的慨叹并表达自己虽仕途不顺，但仍坚持自己的初衷，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仍愿保持自己的高洁品质。在自己失意怅惘之时，以花为自己的安慰寄托，来打发心中的无奈之感，让自己在花的世界里得以宽慰。

白居易被贬谪后的居所是十分偏僻的，为了改变生活的单调乏味，让自己忘却在官场中的失意苦愁，他常常是在自己的居所周围大力的种花，让自己的贬谪之所也闲适安逸，使诗人暂得生活的愉悦。正如诗人在《紫薇花》一诗中写到的“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在自己遭贬谪的艰苦日子了，有了自己喜爱的花为伴，也就不再寂寞孤单了。

白居易虽则爱花，然花也不能完全让诗人从失意的苦愁中解脱出来，所以在他的诗中也流露出了自己的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伤感。他变现出的惜花之情，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的爱恋之意呢？“晴明落地犹惆怅,何况飘零泥土中？”仿佛花就是自己，自己受到排挤，身世飘零凄楚。再如“晚来怅惘君知否，枝上稀疏地上多。”这里不仅仅是惜花惜春之伤，还包含了诗人对自己师仕途的怀念，美好的事物总是稍纵即逝的怅惘之情。

在他的《同诸客携酒早看樱桃花》一诗写的:“天色晴明少,人生事故多。停杯替花语,不醉拟如何？”更是写出了诗人因仕途的起伏，才华不能得以施展，而产生的内心的苦闷和彷徨。诗人感慨仕途的坎坷大抵可以从他的咏花诗作中感受出来。

三、 与花相伴，感慨时光易逝

白居易的一生是与花息息相关的，花可谓是他人生中的伴侣，莫不然怎么会有“花开将尔当夫人”的语句？如此白居易可说是真正的“花痴”了。他本身仕途不顺，使得他内心的复杂心情难以言表，又加之其对于生命的热爱，所以花开花落总会引起是人的不尽感伤，使其联想到时事的风云变幻，万物的变幻莫测。

他的很多咏花诗作大多还有“惜”字，或以诗开头作为题目，或在诗句中，或是表达“惜”情。由他的惜花，我们更多的是感受到诗人对于时间的珍惜，对于生命看重，传达出的是他对于时光易逝的感慨，以及自己的年少不珍惜时光的悔悟，青春易逝，作者无力挽留，所以只有借写诗来表达心中之情。如他的一首《花前有感兼呈崔相公刘郎中》 的“落花如雪鬓如霜，醉把花看益自伤。少日为名多检束，长年无兴可颠狂。四时轮转春常少，百刻支分夜苦长。何事同生壬子岁？老于崔相及刘郎？”写出了诗人因自己年少不知珍惜时间，年华依然逝去，现在自己只能徒伤感。在《与诸客携酒寻去年梅花有感》中，诗人感慨到“年年只是人空老,处处何曾花不开。”传达出的是花谢了来年可以再开，然而人不似花，时光是一去不复返。

白居易在花的世界里，不仅看到了花开花谢，还卡到了春去秋来，看到了生命的短暂，命运的脆弱。于是诗人在自己的咏花诗作中花的意象就蕴含了诗人无尽的情感，使后世的我们仍是对其喜爱不已。

四、 以花来反映唐朝的社会风俗和社会风气

从白居易的咏花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唐代的社会风俗和社会风气，甚而在他的诗中还有对当时社会的不满。

“花时同醉破春愁, 醉折花枝当酒筹。”（《同李十一醉忆元九》）写的是当时文人雅士的趣味，结伴赏花饮酒，并在饮酒时折花枝行酒令。同时也有“眼看菊蕊重阳泪, 手把梨花寒食心。”（《陵园妾》）反映出的是重阳节的主要风俗活动；采菊和饮菊花酒。第二句则是写的寒食日，寒食日时是梨花盛开的时刻，梨花的冷淡寒白与寒食节不谋而合，更衬托出节日的氛围。

在《牡丹芳》中有诗句“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我们也就可见当时的唐代人们对于牡丹花的喜爱之情。但同时诗人的一首《买花》“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在写人们对于牡丹花的热爱之时，也用鲜明的对比，讽喻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用“田舍翁”的一声“长叹”，深刻的反映出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尖锐矛盾，写出了民生疾苦和统治者的残酷剥削。白居易的敢用自己的诗歌创作谱写人民的心声，是十分可贵的。

白居易的咏花诗中的花意象，除了承载诗人如此厚重的情感以外。其实花还有烘托全诗的意境，使诗显得自然流畅，温婉动人之用。

白居易诗词中花的意象众多，不可胜计。诗人以花自比，或以花喻友人，或借花传递当时的社会风气等，都让我们厚实的读者感受到白居易的对花的深深地爱恋之情，他将自己的无尽的情感都寄寓在花中，从而使得他笔下的花产生了无尽的情感，使得越来越多的后世文人对其的咏花诗产生了无尽的兴趣。

李清照词中花之意象

在李清照现存的四十多首词中，颇多自然意象，竟有三十五首词写到花，花这频频出现的意象，在她词的意象系统里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如海棠、梅、菊、桂、荷、银杏、芭蕉、丁香、梨等等，花之意象几乎篇篇出现。其中写梅十三次，荷花四次，菊三次，桂花二次，海棠二次，梨花二次等，几乎全是在人们意识里风韵独特、毫无媚俗之态的花种。然而，花在李清照的笔下，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物，而是浸透着词人深情、景情相融、与词人心灵交感的“情”化了的“花”，“人化”了的自然物。这位好与花为伴的女词人把她杰出的人格精神及特殊时代背景下种种际遇的复杂体验都潜注于对这些花的描写之中，使她成为一个独特的“花间”女性词人。从李清照对花的意象的描绘上，能体验到她的内心的情感：她在早年，抒欢乐之情；中年，抒离别之情；晚年，抒忧凄之情。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称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那么，李清照不是简单地把最能引起视觉刺激的花采入词中，而是把意念和理性中与自己的人格追求能够相融合的花撷于笔下，其间的一枝、一境都摇曳着属于女词人自己的那一片“风月”。这既是为了寄情写志所作的有意选择，更是人生体验、人格追求与自然之花的无意契合。

她有一种特殊生活环境中对花事的异常敏感。梅花尚未大开，她就关注着“江梅些子破，未开匀”（《小重山》）；梅开刚刚落英，她又怜惜“晚风庭院落梅初”（《浣溪沙》）；而“昨夜风疏雨骤”（《如梦令》）更是牵系着她对花儿命运的关切。任何情感的形成与抒发，无不是词人对自身的生存状态所作出的反映。因此，“风疏雨骤”之后的“海棠花”，就不仅仅是引发作者惜春伤花情感的一种外物，在此，海棠花的生命遭遇与词人对自身命运的意识已经融合。即在这“浓睡不消残酒”的背后，便有着对人生价值的现状的思考，或者对未来命运摇落的隐忧。这正与海棠花在“风疏雨骤”之后“绿肥红瘦”的那种生命状态的沟通，怜花自怜，花的生命状态成为人的命运状态的象喻。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文赋》），情、辞随物而变化，这是人之常情，因此，李清照独特词风的形成，固然是与其先天的性别、性格和后天的家庭环境的熏陶、学养、才识等诸因素分不开的，但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的心理，敏感入微的体察、捕捉外物入词，以神工妙笔对花之意象描摹刻画，也是形成她词风独具一格的重要原因。早年的李清照，天姿聪颖、潇洒不羁，虽囿于狭小的深闺庭院，但有远大的抱负理想，这从她早期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可见。婚后，多情善感的李清照，即使与丈夫暂时的分别，在她的笔下自然写出的是伤别离的离情词。南渡以后，李清照流离至建康（南京），此时，气质非凡的李清照诗兴不减当年，还常与丈夫出门郊游觅诗句。宋人周辉记云：“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觅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你看她“直欲压倒须眉”。明诚病逝，给李清照沉重地打击，显然使她的词风随着时代和个人命运的巨变而由前期的清丽妍媚变得凄婉幽恻。花之意象的情调也由前期的蕴含着快乐而转为浸透着悲苦。如她早年笔下的海棠，无论是经风雨后，变得“绿肥红瘦”，还是海棠开后的“拥红堆雪”；或写她沉醉“误入藕花深处”，或写她流连于露洗的“苹花汀草”；或笔下春深时的“梨花欲谢恐难禁”，或笔下寒食天的皎月“浸梨花”……诸花之意象，都包蕴着无穷的遐想，深含着词人的轻灵神思。把读者引进一个无限清新而又无比洁静美妙的境界。这在当时北宋词坛上别具一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里仅有菊花为例。在李清照之前颇多咏梅诗作。屈原咏菊是为表明自己的卓尔不群，“渊明之属意于菊，其意不在菊也，寓菊以舒其情耳。”（《菊趣轩记》）而李清照人品文品深受“屈平、陶令”的影响。在追求崇高理想的情操上，在高洁而不同流合污的品格上，他们是一致的。屈子“餐秋菊之落英”，陶令“东篱”下“采菊”，易安笔下的“琼肌”、“清芬酝藉”，在《多丽》词中对白菊的赏爱成为易安与屈、陶相合的契合点。菊在《漱玉词》中多半被叫做“黄花”，它往往作为词人心态和命运的象征或载体而出现。比如《醉花阴》中深秋生长在东篱旁的尚“有暗香盈袖”的“黄花”，只是作为女词人与丈夫因分居两地而产生的离愁和悲秋情绪的载体；到了《多丽》中“渐秋阑，雪清玉瘦”的白菊，由秋后的凋谢零落而引发出“似泪酒、纨扇题诗”的“婕妤之叹”，从而表达了女词人惟恐丈夫明诚在外有“天台之遇”的担心；而到了《声声慢》中的堆积满地“憔悴损”了的“黄花”，则成了女词人幽凄孤寂、冷落哀伤的廋语。我们透过《漱玉集》中各种花之意象象征意义的捕捉，或许可探及李清照情感心态衍变的轨迹。

做为具有东方式大家闺秀典雅风范的李清照，却因其先天秉赋异俗，才华志向超群，以及传统文化中儒家人格精神的影响，自然突破了一般闺阁女子所具有的柔弱、逆来顺受的人格规范，她不仅具有热烈、浪漫、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而且强烈地、自觉的追求着超尘绝俗、高洁自负、孤芳自赏的君子人格的自我完善。于是，那些风韵气质压倒群芳的花，才在这种生命之气的酝酿中，显得格外夺人心目。

她特别崇尚梅的风韵气质，她欣赏“柳眼梅腮”（《蝶恋花》），“玉瘦香浓，檀深雪散”（《殢人娇》）的形象里蕴涵的诗情，更能体味出“不知酝藉几多香，但见包藏无限意”（《玉楼春》）的神韵。她的《满庭芳》一词，是一首托物寓志之作。句句写梅，也是句句写己，词中写的是梅花的寂寞环境、潇洒风韵，及其遭遇和所表现的孤标傲世的精神。词的上片，通过“藏”、“锁”、“闲”、“深幽”几个词，表达着“寂寞”度日的人生滋味的体验。然而，一株“江梅”却吸引了她此时此境的全神贯注，寄托了她在人生逆境中的精神追求。下片以“韵胜”二字表现梅韵与自己人格精神的同一境界。她虽香消玉殒而情志永存的人格，使生命的价值就不在于身居要津，荣华富贵，而是“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这是历来命运不佳而志趣高远的骚人墨客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李清照对桂花的欣赏更是出手不凡：“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这里的桂花“暗淡轻黄”、“情疏迹远”，但是，它有奇“香”留在人间，所以“自是花中第一流”。这正体现了李清照对内在美、人格美的崇尚。她把桂花视作“花中第一流”，自然也是把人的内在美、人格美视作最高的人生境界，具有这种人生境界的人，也才是“第一流”的人。

李清照十八岁时和赵明诚结婚，从此开始了充满学术气氛的爱情生活，情趣十分高雅。她在爱情上是幸运的。她所得到的共同生活的伴侣，竟是一位志同道和、才华卓绝的太学士。他们的爱情生活既美满又充实，可谓伉俪相得。她的“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得到丈夫的爱慕和敬重，志趣相投，两心相印。明诚“每遇苏黄诗文，虽半简数字必录藏。”清照则“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无论踏雪寻诗，还是射典斗茶都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这样的良缘，对清照和明诚都如鱼得水，对他们自各事业上的成就，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动力。因此，李清照前期词对爱情的描写，主要是精神生活的抒写。她倾心于菊，并以菊之意象象征纯洁的爱情与高尚的人格，艺术品位较高。比如她的代表作《醉花阴》一词：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是李清照重阳节思念丈夫赵明诚远行的词作。李清照婚后不久，丈夫赵明诚“即负笈远游”。深闺寂寞，时届重九，“每逢佳节倍思亲”，便写了这首词寄给赵明诚。

上片以“薄雾”、“浓云”起兴，勾画出暗淡阴沉天气，烘托出女词人郁闷心境和愁思。“永昼”：即长日。“瑞脑”：是一种香料。“金兽”：指刻着兽形的铜香炉。重阳佳节，女词人因思念丈夫而感到度日如年。独守闺房，眼看着香炉里燃的瑞脑香慢慢地消融了，而女词人愁情更浓，象袅袅青烟，不绝如缕。这里作者巧妙地勾勒出一个阴雾迷蒙的环境，以衬托她孤寂无聊的心情。情景交融。“愁永昼”一语，耐人寻味，言愁之多，愁之久。上句写外景，下句写内景，内外衬托女词人之愁。物态人情，两相映衬，使愁越发显得“剪不断，理还乱”了。此二句比温庭筠的“玉炉香，红腊泪，遍照画堂秋思”更为深沉凝炼。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一年一度的“佳节又重阳”，只能增添女词人的离愁别苦。深秋之夜，秋凉更使人难寝。往昔的玉枕、纱厨是和丈夫与共的，如今却孤零零地独对着。触景生情，寓意相思之苦。“凉”字，一是“秋凉”，更是“心凉”，指女词人孤单凄凉。这两句通过女词人对“玉枕纱厨”和“凉初透”的切身感受，含蓄而深刻地揭示出她对丈夫思念之深切。

下片利用重阳黄昏把酒赏菊的特写镜头，更加细致入微地表达怀人之情。前两句是说，傍晚时，在菊圃赏菊饮酒，满身都是菊花的幽香。古代人们在重阳日，或头插茱萸，登高望远：“遥知兄弟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或饮酒赏菊：“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重阳赏菊自陶渊明后，已成为文人的雅事，然而李清照一怀愁绪，本无心赏菊，更何况是在“黄昏后”呢？黄昏是一天中思人最切之时。“东篱把酒”，是为了借酒排遣，但睹物伤情，难以自禁，反而勾起更深远的离愁。此二句深含着无限辛酸的滋味。“此情无计可消除”，于是想避开菊花，回到屋中。此时女词人感情高度升华，于是产生出流传千古之名句，“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切不要说莫为离别伤神啊。“帘卷西风”一语奇妙，妙在巧用词语倒置的手法，倍增其动态美感。“人比黄花瘦”一语为警句，乃千古绝唱。“瘦”字为“词眼”，它是词人感情、精神的集结处。在这里，瑟瑟西风中憔悴柔弱的瘦菊与女词人清瘦的形象叠印在一起。比秦观的“人与绿杨俱瘦”更高一筹。

煞拍两句，形象地刻画出女词人消魂后的情态，西风卷起珠帘，帘内的**，玉肌消瘦，花貌憔悴，比帘外清瘦的菊花，更是弱不禁风了。菊花是高洁雅士的象征，用以喻人，其人高雅不凡。把酒赏菊，是以陶渊明高远清淡的人格来喻己。菊花又具清丽俊秀的风姿，用以状物，以拟人之瘦，其人之神态更活灵可见了。此乃女词人独创之语，用于这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特定感情时，尤为深刻逼真。

这首词不明写相思情，以深婉含蓄之笔出之，而情却愈深。词的首句点出一个“愁”字，末句以“瘦”字作结，与首句“愁”字相呼应。因离愁伤情，使腰肢瘦损，衣带渐宽，“为依消得人憔悴”之含意自在其中了。

宋代咏菊词作颇多，如东坡、山谷等人词中所用菊之意象为数亦可观。这里仅以小山的《蝶恋花》（黄菊开时伤聚散），少游的《满庭芳》（碧水惊秋）词中菊之意象与李清照之《醉花阴》比较，从中可见李词以女性特有的细柔轻灵之深婉清瘦的独到之处，赢得更高的赞誉。

晏、秦、李三人都是婉约大家，三首词都是睹菊怀人，把菊作为引起离愁的媒介，借菊来表达内心思念、愁怨等复杂情感，体物感情敏锐深挚，菊之意象便成了词人种种感情的载体。然而三首词中菊之意象又各有异。晏词中之菊，表达执着不移的“痴情”，颇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意。而秦词中之菊，透露出词人内心的“奇想”与凄伤。“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正可谓“泪眼问花花不语”。晏、秦以写男妇相思的艳情为其主要内容，被称为“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他们虽以擅写柔情而著名，但与女词人易安特有的深婉细柔相比终逊一筹。词贵阴柔之美，易安身为多情善感的女性，“天姿秀发，性灵钟慧”，她更钟情于花，其词不乏香韵。《醉花阴》中的菊之意象，不再是纯客观的自然景物，不再是触起怀人之愁思的中介物，也不再是因痴情而发生的幻化物。在李清照凝神观照后的菊之意象，变成了其情趣的反照。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最大的任务在使人在外物界寻回自我。”李清照的内心世界比晏、秦等男性词人婉曲、轻灵、细柔，使她对丈夫的深切思念，潜入到灵魂最深处，从而达到了物我两忘，菊我同一的艺术境界，于是产生了与菊比瘦的奇幻神思遐想，以清瘦淡雅的黄花，喻已因相思之苦而使人消瘦的情态，形象逼真地表现出李清照伉俪之情的真挚。“人比黄花瘦”之句，可谓女词人独出心裁之佳品。这一菊之意象，既喻相思之苦之深情，又喻女词人品格之高洁。全词幽细清丽，声情并茂，实为晏、秦所不及矣。难怪当赵明诚收到李清照寄给他的《醉花阴》词时，在叹赏之余，自愧不如，又“务俗胜之”，便一切谢客，废餐忘寝三日夜，写出五十阙词，竟没有一首比得上其妻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里的“务欲胜之”，并不是什么大男子主义，而是作为丈夫的憨态可掬的纯情和对妻子赏识的一片爱心。是的，李清照的《醉花阴》一词，在后世文坛上被传为诗趣佳话。而南渡之后在她的《声声慢》一词中：“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之句，则表现了一种生命枯竭意识。这里，女词人把自己的形象又移入了菊花。

脸的颜色偏白一点  脖子和手等外露的皮肤也要做相应的处理

眼睛要注重在眼角的眼妆 有一点点的上扬 但是要轻 

桔梗虽然不是浓妆的类型 但是她的眼睛要很有神 

假睫毛要看你自己的条件加上或者不加

因为桔梗本身是比较内敛 清冷的感觉 

所以妆容要有一种冷艳 清淡的感觉 不要妖 适当就好

其他 像是假毛和服装什么的我想你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就不多说了

希望对你的cos有帮助

古代美女化妆

花钿

这种化妆方式又称花子、面花、贴花，是贴在眉间和脸上的一种小装饰。

关于花钿的起源，据宋高承《事物纪厚》引《杂五行书》说：南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因故称之为“梅花妆”或“寿阳妆”。

至宋朝时，还在流行梅花妆，汪藻在《醉花魄》中吟：“小舟帘隙，佳人半露梅妆额，绿云低映花如刻。”

贴花钿成风也是在唐朝。花钿是用什么做成的呢？古时候做花钿的材料十分丰富，有用金箔剪裁成的，还有用纸、鱼鳞、茶油花饼做成的，最有意思的是，甚至蜻蜓翅膀也能用来做花钿！如宋人陶谷所著《潸异录》上说：“后唐宫人或网获蜻蜓，爱其翠薄，遂以描金笔涂翅，作小折枝花子。”可见古时妇女的化妆方式不仅丰富，而且别出心裁，不拘一格。花钿的颜色有红、绿、黄等，大家熟悉的《木兰辞》中就有“对镜贴花黄”一句。花钿的形状除梅花状外，还有各式小鸟、小鱼、小鸭等，十分美妙新颖。

口红

古代称口红为口脂、唇脂。口脂朱赤色，涂在嘴唇上，可以增加口唇的鲜艳，给人健康、年轻、充满活力的印象，所以自古以来就受到女性的喜爱。这种喜爱的程度可以从《唐书·百官志》中看到，书中记：“腊日献口脂、面脂、头膏及衣香囊，赐北门学士，口脂盛以碧缕牙筒。”这里写到用雕花象牙筒来盛口脂，可见口脂在诸多化妆品中有着多么珍贵的地位！

口脂化妆的方式很多，中国习惯以嘴小为美，即“樱桃小口一点点”，如唐朝诗人岑参在《醉戏窦美人诗》中所说：“朱唇一点桃花殷。”

唐朝元和年以后，由于受吐蕃服饰、化妆的影响，出现了“啼妆”、“泪妆”，顾名思义，就是把妆化得像哭泣一样，当时号称“时世妆”。诗人白居易曾在《时世妆》一诗中详细形容道：“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近似含悲啼。”这种妆不仅无甚美感，而且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所以很快就不流行了。

唐宋时还流行用檀色点唇，檀色就是浅绛色。北宋词人秦观在《南歌子》中歌道：“揉兰衫子杏黄裙，独倚玉栏，无语点檀唇。”这种口脂的颜色直到现代还在流行着。当然，无论是朱赤色还是檀色，都应根据个人的不同特点，不同条件来适当加以选择使用，千万不能以奇异怪状的时髦为美。

傅粉

傅粉即在脸上搽粉。中国古代妇女很早就搽粉了，这一直是最普遍的化妆方式。据唐书记载，唐明皇每年赏给杨贵妃姐妹的脂粉费，竟高达百万两！对于傅粉的方法，清初戏剧家李渔的见解颇为独到，他认为当时妇女搽粉“大有趋炎附势之态，美者用之，愈增其美”，“白者可使再白”，“黑上加之以白，是欲故显其黑”，鲜明地道出了化妆与审美的关系。更值得深思的是，古人还把傅粉等化妆方式同道德修养相联系，指出美容应与自我的修身养性结合起来，如东汉蔡邕认为：“揽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粉则思其心之和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发则思其心之顺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这种观点，不仅颇有见地，而且寓意深刻。

额黄

额黄，又叫鸦黄，是在额间涂上**。这种化妆方式现在已不使用了，它起源于南北朝，在唐朝盛行。据《中国历代妇女妆饰》中记：这种妆饰的产生，与佛教的流行有一定关系。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进入盛期，一些妇女从涂金的佛像上受到启发，将额头涂成**，渐成风习。南朝简文帝《美女篇》云：“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这里说的约黄效月，就是指额黄的化妆方式。唐朝额黄盛行时，温庭筠在诗中吟出“额黄无限夕阳山”之句，李商隐也写道：“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唐朝牛僧孺在《幽怪录》中还专门记述了神女智琼把额头化妆成**的故事。至宋代时额黄还在流行，诗人彭汝励歌曰：“有女夭夭称细娘，珍珠落鬓面涂黄。”这些都反映出古代妇女喜欢额黄的情景。

画眉

画眉是中国最流行、最常见的一种化妆方法，产生于战国时期。屈原在《楚辞·大招》中记：“粉白黛黑，施芳泽只。”“黛黑”指的就是用黑色画眉。汉代时，画眉更普遍了，而且越画越好看。《西京杂记》中写道：“司马相如妻文君，眉色如望远山，时人效画远山眉。”这是说把眉毛画成长长弯弯青青的，像远山一样秀丽。后来又发展成用翠绿色画眉，且在宫廷中也很流行。宋朝晏几道《六么令》中形容：“晚来翠眉宫样，巧把远山学。”《米庄台记》中说“魏武帝令宫人画青黛眉，连头眉，一画连心甚长，人谓之仙娥妆。”这种翠眉的流行反而使用黑色描眉成了新鲜事。《中华古今注》中说杨贵妃“作白妆黑眉”，当时的人将此认作新的化妆方式，称其为“新妆”。难怪徐凝在诗中描写道：“一旦新妆抛旧样，六宫争画黑烟眉。”

到了盛唐时期，流行把眉毛画得阔而短，形如桂叶或蛾翅。元稹诗云“莫画长眉画短眉”，李贺诗中也说“新桂如蛾眉”。为了使阔眉画得不显得呆板，妇女们又在画眉时将眉毛边缘处的颜色向外均匀地晕散，称其为“晕眉”。还有一种是把眉毛画得很细，称为“细眉”，故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有“青黛点眉眉细长”之句，在《长恨歌》中还形容道：“芙蓉如面柳如眉”。到了唐玄宗时画眉的形式更是多姿多彩，名见经传的就有十种眉：鸳鸯眉、小山眉、五眉、三峰眉、垂珠眉、月眉、分梢眉、涵烟眉、拂烟眉、倒晕眉。光是眉毛就有这么多画法，可见古人爱美之心的浓厚。

古代化妆品——

古代女子的“眉笔”：

据说画眉之风起于战国，在还没有特定的画眉材料之前，妇女用柳枝烧焦后涂在眉毛上（好怪异的化妆哦，还是做现代人好）。

古代女子画眉所用的材料，随着时代的饿发展而变化。

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的画眉材料是黛，黛是一种黑色矿物，也称“石黛”。

描画前必须先将石黛放在石砚上磨碾，使之成为粉末，然后加水调和。磨石黛的石砚在汉墓里多有发现，说明这种化妆品在汉代就已经在使用了。

除了石黛，还有铜黛、青雀头黛和螺子黛。

铜黛是一种铜锈状的化学物质。青雀头黛是一种深灰色的画眉材料，在南北朝时由西域传入。螺子黛则是隋唐时代妇女的画眉材料，出产于波斯国，它是一种经过加工制造，已经成为各种规定形状的黛块。使用时只用蘸水即可，无需研磨，因为它的模样及制作过程和书画用的墨锭相似，所以也被称为“石墨”，或称“画眉墨”。

到了宋代，画眉墨的使用更加广泛，妇女们已经很少再使用石黛。

关于画眉墨的制作方法，宋人笔记中也有叙述，例如《事林广记》中说：“真麻油一盏，多着灯心搓紧，将油盏置器水中焚之，覆以小器，令烟凝上，随得扫下。预于三日前，用脑麝别浸少油，倾入烟内和调匀，其墨可逾漆。一法旋剪麻油灯花，用尤佳。”这种烟薰的画眉材料，到了宋末元初，则被美其名曰“画眉集香圆”。元代之后，宫廷女子的画眉之黛，全部选用京西门头沟区斋堂特产的眉石，至明清也如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西洋文化的东渐，我国妇女的化妆品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画眉材料，尤其是杆状的眉笔和经过化学调制的黑色油脂，由于使用简便又便于携带，一直沿用到今天。

芳泽可亲——妆粉

中国妇女使用妆粉至少在战国就开始了，最古老的妆粉有两种成分，一种是以米粉研碎制成，古粉字从米从分；另一种妆粉是将白铅化成糊状的面脂，俗称“胡粉”。因为它是化铅而成，所以又叫“铅华”，也有称“铅粉”的。

两种粉都是用来敷面，使皮肤保持光洁。

关于米粉的制作方法，在《齐民要素》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最原始的制粉方法，是用一个圆形的粉钵盛以米汁，使其沉淀，制成一种洁白粉腻的“粉英”，然后放在日中曝晒，晒干后的粉末即可用来妆面。由于这种制作方法简单，所以在民间广泛流传，直到唐宋时期，人们制作米粉，仍然采用这种方法。

还有一种香粉，是用粟米制作，类同上，只是最后再加上各种香料，便成香粉，由于粟米本身含有一定的粘性，所以用它敷面，不容易脱落。和米粉相比，铅粉的制作过程复杂得多，从早期的文献资料看，所谓铅粉，实际上包含了铅、锡、铝、锌等各种化学元素，最初用与妇女妆面的铅粉还没有经过脱水处理，所以多呈糊状。自汉代以后，铅粉多被吸干水分制成粉末或固体形状。由于它质地细腻，色泽润白，并且易于保存，所以深受妇女喜爱，久而久之就取代了米粉的地位。

除了单纯的米粉、铅粉以外，古代妇女的妆粉还有不少名堂，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宫人段巧笑以米粉、胡粉掺入葵花子汁，合成“紫粉”。

唐代宫中以细粟米制成“迎蝶粉”。

在宋代，则有以石膏、滑石、蚌粉、蜡脂、壳麝及益母草等材料调和而成的“玉女桃花粉”。

在明代则有用白色茉莉花仁提炼而成的“珍珠粉”以及用玉簪花合胡粉制成玉簪之状的“玉簪粉”。

清代有以珍珠加工而成的“珠粉”以及用滑石等细石研磨而成的“石粉”等等。

还有以产地出名的，如浙江的“杭州粉”（也称官粉）；荆州的“范阳粉”；河北的“定粉”；桂林的“桂粉”等等，粉的颜色也由原来的白色增加为多种颜色，并掺入了各种名贵香料，使其具有更迷人的魅力。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大批妆粉实物相继出土，有的盛在精致的钵内，有的安装在丝绸的包里，最有特色的是从福建福州出土的南宋妆粉，被制成特定形状的粉块，有圆形、方形、四边形、八角形和葵瓣形等等，上面还压印着凸凹的梅花、兰花以及荷花纹样。

姹紫嫣红话胭脂

胭脂是古代妇女常用的化妆品，历代典籍中有关胭脂的写法有很多，如“焉支”、“烟支”、“鲜支”、“燕支”、“燕脂”、“阏氏”等等。

它是一种红色的颜料，有种说法认为古代胭脂的真正产地是匈奴境内的焉支山，而“阏氏”这个名称，是对匈奴人对宫廷妇女的一种称呼，原指贵族正妻，因为这些贵族妇女常用“阏氏”妆饰脸面，所以“阏氏”成了她们的代称呼。

据说胭脂传入中原和张骞出使西域有关。所谓“胭脂”实际上是一种名叫“红蓝”的花朵，它的花瓣中含有红、黄两种色素，花开之后被整朵摘下，然后放在石钵中反复杵槌，淘去黄汁后即成鲜艳的红色颜料。

妇人妆面的胭脂有两种，一是以丝绵蘸红蓝花汁而成，名为“绵燕支”；另一种是加工成小而薄的花片，名叫“金花燕支”。这两种胭脂都可经过阴干处理，使用时只要蘸少量清水即可涂抹。

到了大约南北朝时期，人们在这种红色颜料中又加入了牛髓、猪胰等物，使其成为一种稠密润滑的脂膏，由此，燕支被写成“胭脂”，“脂”有了真正的意义。《红楼梦》44回中有一段关于胭脂的描写，说得非常形象。这种胭脂“也不是一张，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宝玉笑道：‘铺子里卖的不干净，颜色也薄，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细簪子上挑上一点儿，抹在唇上，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心里，就足够拍脸的了。’平儿依言妆饰，果然鲜艳异常，且又甜香满颊。”

除了红蓝外，制作胭脂的原料还有重绛、石榴、山花以及苏芳木等。重绛是一种绛红色染料，它的色彩比较浓重，不及红蓝鲜艳透明。在汉魏时常常被用来作燕支的材料。石榴花也是一种红色颜料，在隋唐时常用来炼染女裙，时称“石榴红裙”，但也可用来制成胭脂。

与石榴花相仿的是山花，山花是一种野生植物，经过提炼加工，则可为化妆材料。苏方木也名“苏木”，它的颜色虽比较黯淡，但作为染料饿历史却很长，早在魏晋时期就是一种主要的红色染料。

由于胭脂的推广流行，汉代以后，妇女作红妆者与日俱增，且经久不衰。从大量的文献记载以及形象资料来看，古代妇女化妆，往往是脂粉并用，单以胭脂妆面的比较少见，具体做法可分为三种：

1、在化妆之前先将胭脂与铅粉调和，使之变成檀红——即粉红色，然后直接抹于面颊，因其在敷面以前已经被调和成一种颜色，所以色彩比较统一，整个面部的敷色比较均匀，能给人以庄重、文静之感，所以多用于成年妇女；

2、先抹白粉，再涂胭脂，胭脂的位置往往集中在两腮，所以双颊多呈红色，而额头、鼻子以及下颌则露出白粉的本色来，中国古代传统画人技法中有“三白”之说，就是根据这种化妆方法而来（实物可见唐寅的绘画，里面大多数女性都是这样化妆的），从图象来看，这种妆式常用以青年，历史书中的“桃花妆”一词，即指这种妆式；

3、先在面部上涂抹一层胭脂，然后用白粉轻轻罩之。由于用色的程度不一，名称也不同，浓艳者称“酒晕妆”，稍浅一些称“飞霞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