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曾被认为是文言小说之集大成者。单从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和某些表现手法来看,这个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纵横面来看,这个评价就不够全面了。因此还需要作进一步的伸说。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发展系统。一个系统属文言,起自六朝的志怪而盛于唐的传奇;一个系统属白话,起于由唐宋时的说话而形成的话本,进而发展到大部头的长篇章回小说。文是文,白是白,界限分明。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以文言写章回小说者。但是,这两个系统之间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互相影响,互相竞赛,甚至有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聊斋志异的出现,就不单纯的是文言小说自然地顺利地直线地发展的结果。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蒲松龄自己也承认是“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是自觉地有意识地来继承这一小说传统的,是踏着前人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进的。然而,从当时的情况讲,这条路已经是歧路了。他以自己毕生的主要精力,又把歧路引直成宽平的大道,树下了历史的纪念碑。
聊斋志异是清初十七世纪的作品,上距干宝的搜神记已千年以上,距唐传奇的兴盛也近千年。对于文言小说的发展来说,聊斋志异的出现,实在是“文起千年之衰”,其功不在“文起八代之衰”以下。
按照鲁迅的说法,中国古代严格意义的小说从唐代才开始出现,“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以前的志怪书不仅是“粗陈梗概”,“非有意为小说”,而且“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更无诚妄之别矣”。以志怪书的代表作搜神记为例,作者干宝就表明其创作动机是“发明神道之不诬”。蒲松龄自谦非干宝之才而“雅爱搜神”,正是从“才”的方面来看待六朝志怪书的,权其设幻的种种大胆想象,造异立奇,并非追随其明神道,有取有弃,所以能摆脱单纯模仿之恶道。六朝文人的设奇造幻,不同于单纯的宣扬迷信,为了动人,就要造得让你感到象真的一样,在这样的一个写作实践过程中,无疑的是锻炼和发展了文学的想象力,发展了后世所谓的浪漫主义表现方法的因素。蒲松龄从志怪书中所受到的启发,正是这种积极的文学因素。
唐传奇的确堪称有唐一代之奇,产生了大量的作品,著名的如枕中记、长恨歌传、李娃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等,作者又多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立意在写人,又重情节,尚文词,故能通过委婉曲折的故事给人留下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传奇蔚为奇观,也使后来的刻意模仿者望尘莫及。这个成就与当时文人思想上的较少束缚,社会风尚的较为开放大有关系,正因为如此,传奇才只盛于唐,至宋则日趋衰落,一蹶不振,走向了下坡路,再也没有产生过象唐代那样的名作,作为文言小说代表的志怪传奇的全盛时代过去了。文言小说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传奇的出现,虽然标志着“始有意为小说”,小说正式登上了文坛,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已争得了应有的文学地位。“传奇”一词就含有贬意,它与声势浩大的唐诗和散文是不能并驾齐驱的。宋以后的文言小说,用鲁迅的话说,“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
言。”这时,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新的小说形式即评话出现了。评话是白话小说,它的产生与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主要的是为他们服务的,得到他们的喜爱。从评话到章回,历经几代数百年,越来越旺盛强大,同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戏剧文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后期主要成就的重要标志,诗文的地位反而越来越显得居于次要了。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文言小说,走着与白话小说并不相同的道路,远离了现实生活,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变成了文人的趣味之作,犹如明末之文人小品,落后于时代的潮流,走向了末路,既缺乏白话小说的生命力,同唐传奇相比,相差也不可以道里计。
文言小说的衰落,到明朝已达极点,故鲁迅在讲“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时,一笔带过,批评多于肯定。“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而能够予以肯定者,实在寥寥。至于清末的文言小说,虽“亦记异事,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惩劝,已不足以称小说。”文言小说发展到如此境地,真是名符其实的“呜呼哀哉”了。
在文言小说的衰败之风“弥漫天下”的境况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突然异军崛起,独树一帜,连当时鼎鼎大名的文人王渔洋,也不敢写这位三家村的教书先生,究竟是为了什么?
二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一般的传奇志怪,而是以传统的传奇志怪的形式和手法,来表现他长期郁积于心底的“孤愤”之情,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也是为重振文言小说所作的抗争。蒲松龄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大变化的时代。他经历了明朝的灭亡,经历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经历了清朝入关前后的虏掠和镇压,经历了清初民族的和农民的反清抗争。在清朝相对稳定的统一和巩固以后,他又幻想着通过科举制度的途径出仕,然而初显才华以后,紧接着而来的却是屡遭挫折,最后也只得到了一个“岁贡”的虚名。他除了短期到江苏给人做幕僚外,终生在山东农村生活。他始终没有放弃高升的幻想,然而随着幻想的破灭,他这个处于下层的小知识分子,直接地广泛地观察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种观察里自发地产生了“孤愤”之情,并且把这种“孤愤”之情自觉地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上溯千余年以来的文言小说的发展,有哪一位作家象他这样?唐传奇的作者大都是有较高地位的知名文人,而且传奇的产生还与投献干谒有关,说得不客气点,还是一种求名的工具。蒲松龄写了聊斋志异,还抵不上科场中三篇八股文,而他自己却认为是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何所为也?他虽写传奇志怪之文,心中未必完全以前辈作者为同道的。他心目中追随的是“二十四史”的开山祖司马迁。聊斋志异中很多篇末缀以“异史氏曰”,议论横生,表面看是仿“太史公曰”的写作方法,究其底里,恐怕还是把自己的小说当“史”来看待,这是高出了以前任何一位文言小说家的。当然,他还不懂形象的历史之类的说法,可他反映的是历史的真实面貌,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概括说来,聊斋志异突出地提出了几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蒲松龄的笔下,当时的政治是非常黑暗残暴的,转别是中下层的封建官吏以及与之相勾结而受到庇护的豪绅恶霸,他们象一群恶狼一样吞噬着弱者的生命,用蒲松龄的话说,就是“花面逢迎,世人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席方平一篇就集中而典型地揭露了那种吃人的社会关系和官吏制度。蒲松龄幼而聪颖,却屡试不第,他虽然长期没有破除幻想,醒悟过来,但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广泛观察中,看穿了科举制度是一种坑害知识分子的制度,这种制度不仅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反而培养出了各种各样庸碌无能的废物。在蒲松龄看来,封建社会提倡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根本就实现不了,因为考场已经成了腐败的交易所,瞎眼衡文,无才得中而有才被黜,这也实际上回答了蒲松龄为什么没有通过考试关的原因。在蒲松龄的笔下,还多方面地反映了妇女问题,如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由于妻妾制而造成的家庭不和,嫡庶之争。更可贵的是他创造出了众多的朦胧的渴望着自由的青年妇女的形象,如婴宁、青凤等,她们已经在幻想的形式中初步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牢笼和束缚,向着另一个新世界探索和追求。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令人深思而又为研究者长期回避不谈的理论之谜,这就是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过早夭折。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的主体性与人的精神主体性逐渐得到强调与走向深层的认识,这个文学史之谜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摆在研究者的面前,需要阐释与破解。罗成琰《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兴衰》、王富仁、罗纲《前期创造社与西方浪漫主义美学》等论文的发表,率先在现代浪漫主义文学领域中进行了理论探讨。首先,它们翔实考订了现代文学史尤其是五四文学运动中的确出现过浪漫主义文学,它们有自己的理论主张、美学体系以及独特的创作风格、题材兴趣,因而浪漫主义在中国现代不仅是作为一种具体的创作方法,而且是(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作为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思潮而存在,并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次,他们充分估价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第三,他们也注意到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不正常现象,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作了说明。由于这些研究者的努力,现代文学学科领域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认识,较之建国以前与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确实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主要作家作品堂堂正正地回到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浪漫主义文学过早夭折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讨论的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
确实,浪漫主义思潮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已在中国滥觞。林纾翻译西洋小说以司各特为其重点。梁启超编译的西洋政治小说充满了传奇与乌托邦色彩。曼殊大师崇奉雪莱拜伦,不仅翻译过他们的代表作,而且所创作的小说以其超尘脱俗的高妙理想,凄艳婉丽的情感缠结,开了现代浪漫抒情小说的先河,以至有人认为曼殊“以老的形式始创中国近世罗漫主义文艺”,“跳了一个大的间隔,接上创造社罗漫主义运动。”①五四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大师鲁迅在留学日本的青年时代,所推崇的全是浪漫主义作家,不仅大力鼓吹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恶魔诗人,他所译述的《斯巴达之魂》取材异国,意想淋漓,情思激昂,洋溢着充沛的浪漫情调。本世纪初文学浪漫思潮的滥觞,无疑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呼唤勇毅精神、沉宏人格与激烈飞扬的爱国情绪这一时代要求有关。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开始,与整个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相似,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在文学思潮中处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隆盛便是科学意识与理性主义介入新文学创作的结果。它一方面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一方面也疏远甚至抑制着文学与个人精神世界的融通,个性解放这一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题在新文学中得不到具有强大冲击力与突破性的展现,于是就有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这一批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文学青年,崇尚天才,讴歌创造,鼓吹灵感,礼赞自然,拒绝平庸,蔑视一切陈规陋习,也蔑视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压抑。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一切听从自然心灵的声音,一切听任精神扩张的需求,情感的放纵,想象的飞骋,意识的奔突,以及个体心灵毫无遮拦、毫不羞怯的自白,成为他们创作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一进入新文坛便弘扬起“表现说”的大旗,与文学研究会的“忠实反映说”相抗衡,造成一种雄视千古的理论气势。在创造社周围的文学团体如弥洒社、沉钟社等亦深受其影响,一时间使二十年代初期的新文学阵营显得热闹空前,异彩纷呈。创造社的崛起是富有挑战意味的。它一方面往上承接了本世纪初由梁启超、苏曼殊、鲁迅等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一方面对以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初期的实用理性主义的琐屑直露作风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拨。在胡适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家那里,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大抵是停留在知性层面,以现代科学的方法与建筑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理性主义去分析、解释世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但这些价值体系是在人的认识能力可及之内的,而对人的经验范畴之外、人的认识能力尚不能达到的事物则回避不顾。创造社在美学原则上把感性强调到十分突出的地位,从而使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由跛足的发展完善为全面与整体的发展,五四新文学人的解放的主题也就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的互补中得到由外及内、由浅入深的充实与丰富。很可惜的是,这股浪漫文学思潮仅仅持续了不上十年的时间,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整整二十年的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除了在个别作家那里(如徐yú@①和无名氏)留有某些遗风余绪外,作为一种与现实主义颉顽的思潮已不复存在。代替浪漫主义名词的只是关于想象、传奇与夸张等等具体的创作方式与技巧罢了。
为什么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象冲天的爆竹,亮出一个美丽灿烂的烟花之后,便再也不见踪迹?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蹶不振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究竟是值得庆幸的好事,还是必须引以为鉴的教训?
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我们也注意到了新时期十年来一些研究者观点以及研究方式所发生的变化。其中具有倾向性意义的,第一是在浪漫主义文学消逝原因寻觅方面由外在和表层向内在与深层的转变。在八十年代初期,有的论者在分析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原因时,首先着眼于社会根源的探讨,认为其兴在于五四时期中国民族资本获得较大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十月革命展现出新世纪的曙光,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本身就充满理想与高昂的情绪,具有浪漫性质;而其衰颓则是“五四运动过去了,人们所面对的现实仍是黑暗和严峻。这时,美妙的理想、憧憬已成为海市蜃楼,……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和相互关系,不得不开始更清醒地观察现实,剖析现实,批判现实…”②即使谈到文学思潮自身的原因,其着眼点还是在于指出五四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所承继的欧洲近代浪漫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走向衰落腐朽时期的精神产物,对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需要并不十分切合。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开始转向浪漫主义思潮的倡扬者与弄潮儿们自身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等内在与深层因素的探讨,有的论者在分析浪漫主义思潮中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个性解放为什么会逐渐淡化时,就尖锐而独到地指出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对作者思维方式的制约,以及家族社会中成长的中国作家害怕孤独、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二在明确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功能时观察视角由纯粹的政治功利视角扩展到了艺术与文化发展自律性的本体视角。在新时期初始,论者大都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密切关系出发,指出在二十年代末期,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进入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斗争阶段,集体主义是革命斗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实事求是是革命斗争取胜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方面的保证,所以,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鼓吹个性主义,弘扬理想与扩张想象,在反封建道德与美学原则方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沿着这种思络推衍过去,浪漫主义文学的消逝就不仅具有了合理性,而且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近来一些学者则从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自身建构以及艺术在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的本体功能着眼,指出浪漫主义文学的早夭对新文学的发展实在是一大损失。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反映了近年来人们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学术研究在突破一些理论束缚上所做的努力,对我们检讨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有关论述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
2
理论研究的深入不能说对现代文学史编著完全没有影响。在建国初期出现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提到浪漫主义文学时,似乎都有点轻描淡写,除了郭沫若的诗歌创作之外,象郁达夫、田汉、冯至、冯沅君、庐隐以及沉钟、浅草、后期创造社诸君与浪漫派渊源甚深的创作,不是被忽略不记,便是被当作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分析它们对社会之批判,对人生问题之探索。甚至对郭沫若的创作风格也有持异议者,如丁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认为:“过去都认为郭沫若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郭沫若作品中是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生长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的浪漫主义就和西欧资本主义文艺中的那种消极的浪漫主义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充满了狂热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般的浪漫主义所没有的。这种精神是根源于中国现实社会的,是从现实出发并反映了现实的,因而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基本精神还是现实主义的。”经过这样一番描述,郭沫若便成了一位具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家了。在新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中,象这样用现实主义去大量侵吞浪漫主义文学版图的现象基本上得到纠正,浪漫主义作家被比较恰当地归属于浪漫主义流派中去。人们在阐述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与成就时,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小心翼翼,在总结浪漫主义文学的贡献时,也不再只是局限于一部《女神》,小说、戏剧等文体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开始为人所注意。尤其是有些文学史家的视野相当开阔,突破了过去文学史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就事论事的做法,不仅把这一浪漫主义思潮置放到整个世界的近代文学思潮中加以考察,而且力图对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性质、历史地位等问题作出理论上的界定。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以创造社为主体的现代浪漫派小说的兴衰流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以“新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来概括创造社的小说创作,标志着学术界对浪漫主义思潮认识的深入。
认识的趋向深入无疑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文学史著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描述有一些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迄今仍然或明显或潜在地支配和影响着著述者,甚至也包括不少在文学史编著之外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活动。这些思维定势有的源远流长,早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大反浪漫主义时就已经产生,有的形成于建国初期某些著名文学史家对浪漫主义文学所作出的解释。几十年来,在这些思维定势的导引下,虽然浪漫主义的版图可能有所扩大,浪漫文学的历史地位可能有所提高,浪漫主义思潮的美学原则可以部分地恢复名誉,浪漫主义作品的具体分析可能更为深入细致,但所有这些研究成果最终都是归结到一个当然的文学史结论上去,即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这个结论毋庸置疑是正确的,符合三十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但是,浪漫主义作为一种人类艺术史上唯一能与现实主义并肩比立的思潮,它除了变格为一种创作方法经现实主义输入新鲜血液之外,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立的人类精神史价值?浪漫主义的兴衰更替,除了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作出注脚之外,它是否还会有自己独特地发展规律和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已经形成的文学史思维定势面前,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被回答的。所以,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上的面貌的真正改观,仅有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进一步检讨和重新估定那些思维定势的作用。在此我们列举三条,以供思考。
一是黑格尔式的正反合三阶段论。这种立论在蔡仪的《新文学史讲话》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蔡仪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文学运动之初主要是现实主义,因为资产阶级是微弱而软弱的,对于前途没有光辉理想与坚强信心,不可能发生浪漫主义运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觉醒之初,由于他们日趋零落的社会生活,对现实认识得比较清楚与深刻;而参加运动的无产阶级本身具有实事求是精神,因而新文学运动开始就先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但这时的现实主义由于过于注重客观与忠实的观察,在本质上属于旧写实主义。五四时代以后,新文学阵营的分化,使其只剩下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发展,普遍感到苦闷,一部分偏重深沉理智的作家仍坚持用写实主义考察这苦闷的踪迹,另一部分偏重热情与感性的作家则要求突破这苦闷的陷井,于是出现了浪漫主义。它的出现以其热情大胆和主观渲泄构成对前期写实主义的客观性质的反动,同时,又以其冲决黑暗、抗议社会、批判人生、讴歌理想的革命精神与写实主义形成互补。到了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诞生,这一方法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态度,扬弃了它的纯客观的观察态度与灰色的描写格调;继承了浪漫主义表现理想、憧憬未来的革命精神,又扬弃了它的空泛虚幻。现实主义为正题,浪漫主义为反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合题,是对这二者的更高意义上的扬弃与综合,整个新文学创作方法就是走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逐渐改正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蔡仪以治美学著名,从其思维方式与推论逻辑中无疑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幽灵。不过,黑格尔的合题是在双重扬弃之后产生的新的事物,它既不同于正题,也不同于反题。而在蔡仪的合题中,虽然也是双重扬弃,但实质上是正题在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吞并了反题。这是因为黑格尔的推动正反合这个历史过程的终极理念是一个未知物,也就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而蔡仪的正反合思维过程的预设前提却是很明确的,即就是文学的现实主义正宗论。这一思维定势有其辩证之处,它确立现实主义的正宗地位,却并不完全否定或排斥浪漫主义的历史作用,因而其影响力也就尤其深远与潜在。
二是缘木求鱼似的向浪漫派文学寻求现实主义因素。象丁易那样干脆把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说成是有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当然只是个别的极端例子,但是,煞费苦心地为那些后来成为革命作家或进步作家的浪漫派们辩白则是十分普遍的,几乎迄今尚没有哪一部文学史著能够真正摆脱这一思维定势。这一定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文学史家在述介浪漫派的文学主张时,只要主张倡导者后来气节很好,品行俱佳,那么,文学史家们便会急急忙忙地声称,在他们的浪漫派主张中包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与现实主义相通的,如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谈到关于创造社的历史地位要弄清的三个问题,其中有两个即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水火不容,创造社既主张艺术本身无所谓目的,但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等等。另一方面,在分析浪漫派作家作品时,文学史家往往把主要视线放到从作品中去挖掘作品内容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如林志浩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先就明确肯定,“创造社的作品也大都是植根于现实人生的,无论是郭沫若的诗,郁达夫的小说,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与社会的热烈关切,对于旧社会的不同的程度的愤怒和反抗”。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编著者在论述郁达夫的创作时只选择了《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三篇作品。而谈《沉沦》重点在指出作品中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主人公那冰凉彻骨的孤独言之甚约。谈《春风沉醉的晚上》重点在揭示作者对阶级对立的认识与对劳动者的同情,而对作者的“情欲净化”主题避而不谈。浪漫主义并非虚无主义,也不是遁世主义。浪漫主义作家的主观感情,个人理想,乃至他们的乌托邦似的梦幻,都是与现实社会有着或紧密或松散,或切近或疏远的关系,无论是哪一种浪漫主义,研究者如果执意要从中寻求对社会现实的折射或反映,都不会空手而归的。因而文学史家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其侧重点不是浪漫主义者眼中的现实本身,而是浪漫主义者用何种独特的方式去表现或折射现实(包括物质的现实性与精神的现实性)。文学史家舍弃后者而执著前者,无异于缘木求鱼,难得切中肯綮。这种思维定势的形成其心理症结还是现实主义正宗论,似乎只要证明了浪漫主义者也关注现实,表现现实,这个浪漫主义也就是进步的革命的了。
新古典主义
17世纪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法兰西人作为拉丁民族,是古罗马的继承人。在政治上罗马帝国始终是法兰西人心目中的光辉的榜样。“帝国”这个响亮的称号是当时法国统治阶级所心醉神迷的。他们想在法兰西的土地上恢复古罗马帝国处在奥古斯都时代的那种宏伟的排场,在文艺上也很想效仿古罗马的风格。所以说,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原型是拉丁古典主义。法国的17世纪被称为路易十四时代,这位称霸欧洲的君主不忘建立统一的官方艺坛。为国王及其统治集团服务的艺术,把古代和当时的思想、天主教和世俗的思想兼收并蓄,并让现实描写带上神话的外表。它崇尚古典精神,表现出严整、高贵、酷爱秩序的特点。他们以希腊、罗马为典范。套用马克思在评论路易波拿巴政变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时所提到的一句话来说,法国新古典主义就是穿着古罗马的服装,用借来的语言,上演世界历史的新场面。当然,新古典主义绝对不是拉丁古典主义的“借尸还魂”,它所表演的主要是“世界历史的新场面”,这是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场面,是过渡时期必然会出现的新旧因素交替及互相妥协的局面。新古典主义的基本信条要求一切要有一个中心的标准,一切要有法则,一切要规范化,一切要服从权威,要具有为君主专制王权服务的鲜明倾向性。比如说三一律。布瓦洛(1636-1711)是新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和发言人,新古典主义的法典就是布瓦洛的《论诗艺》。新古典主义注重表现技巧,特别重视语言。新古典主义的主要成就在戏剧。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家三大代表是熙德、拉辛和莫里哀。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一词源于中世纪所写的浪漫传奇(romance),主要包括中古欧洲的英雄史诗、骑士传奇和抒情诗,这些浪漫传奇是由中世纪各国文学家用由拉丁文演变的方言(roman)所写的。这些浪漫传奇的特点就是非现实的、富于想像和幻想的、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传奇色彩的。浪漫主义的名称源于浪漫传奇,也是取了浪漫传奇的这些特征,并把以这些特征为标志的文学题材和风格形式尊奉为典范。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艺创作方法,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都发生过,是一个美学上的范畴。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浪漫主义注重人的主观内心世界,强调想像的运用,语言热情奔放,手法比较夸张。这种创作倾向其实早在人类文学艺术的口头创作时期就出现了,但因其不具备自觉性,未形成大规模的思想运动。浪漫主义作为一个思潮流派或思想运动,是特定历史阶段发生的事情,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范畴。它大致发生在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盛行于欧洲各国。这个定义可扩大到:浪漫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思想运动,而是对18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经历过并且继续在经历的某些状况的综合反应。浪漫主义运动的鼎盛期是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浪漫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主义运动的特征有:主观性、对大自然的向往和对城市文明的诅咒、回到中世纪,对历史及民间文学的尊重、抒情性。作为流派,浪漫主义在西欧各国都有过很长的尾声,或者是作为传统而成为其它流派的组成部分,不过到了1830年以后,它的鼎盛时期就过去了。
现代主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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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向自现代文学)
现代主义文学 象征主义文学
表现主义文学
意识流文学
超现实主义文学
未来主义文学
意象主义文学
现代主义文学,又称现代派文学或现代文学,是1890年-1950年间流行于欧美各国的一个国际文学思潮。在纵向上,前承古典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后接后现代主义文学。在横向上,包括象征主义文学、表现主义文学、未来主义文学、意识流文学、意象主义文学和超现实主义文学六个分支流派。
目录 [隐藏]
1 理论溯源
11 历史社会演变
12 科技与文化因素
13 文学和艺术思潮
2 发展轨迹
21 孕育期(1840年-1890年)
22 肇始期(1890年-1910年)
23 鼎盛期(1910年-1930年)
24 衰退期(1930年-1950年)
3 流派
31 象征主义文学
32 表现主义文学
33 未来主义文学
34 意识流文学
35 意象主义文学
36 超现实主义文学
[编辑]理论溯源
[编辑]历史社会演变
卡尔•马克思1880年前后,西方主要国家进入迅猛的经济发展和国际扩张阶段,其中尤以英、法、德三国为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随之加快,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尤其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19世纪以前田园牧歌式的乡村风光,被充斥着钢筋水泥的巨型城市所取代,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宗教信仰等受到激烈的冲击和挑战。欧美社会的个人出现了普遍的疏离感、陌生感和孤独感。现代主义文学最重要的“非人化”元素就由此而来。
发生于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大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战争彻底打破了欧洲社会岌岌可危的旧秩序和旧宗法。战争给整个欧洲带来的巨大灾难,致使敏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对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产生严重的怀疑,并滋生反叛情绪。
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还包括1917年爆发于俄国的十月革命。马克思的思想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遭遇质疑的时候,一跃成为一种重要思潮,许多现代主义文学家们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其影响。
[编辑]科技与文化因素
在整个19世纪,统治欧洲科学界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牛顿的力学体系,在其影响下,实证、理性等观念是引导文艺发展的主流观点。但在20世纪初期,现代物理学,尤其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诞生,极大动摇了古典物理学的物质宇宙观,科学世界变得微妙、复杂、难于把握。相继诞生的电子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进一步毁灭了传统的形而上学观点,甚至极大的改变了语言。科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例如,作为现代主义文学重要流派之一的未来主义文学,就是在新科技发展的直接影响下诞生的。
在哲学与文化领域,尼采“重估一切”的极端主张,对德语世界的表现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引导文学家深入开掘潜意识和无意识领域,直接影响了意识流小说。然而,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最大的,却是法国哲学家亨利•博格森。他的直觉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整个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基调。此外,康德不可知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和克罗齐的直觉美学理论,也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编辑]文学和艺术思潮
单纯从欧洲文学史的角度看,现代主义文学可以看作是19世纪传统的浪漫主义文学向唯美主义文学转变、现实主义文学向自然主义文学转变,均形成危机而另谋出路的结果。
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文学,是浪漫主义文学随欧洲民族民主革命的低落而蜕变的产物,其继承了浪漫主义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却丧失了浪漫主义的批判与重建精神,遁入象牙塔,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大批现代主义作家,尤以法国象征主义作家为最。
而以佐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则是19世纪在欧洲盛极一时的现实主义文学蜕变的产物。它强调对外界现实的模仿,侧重描绘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决定性影响、病态事物和繁琐细节。可以说,自然主义文学作为桥梁连接了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
此外,20世纪欧洲艺术的发展几乎处处与现代主义文学同步前进。20世纪初,以塞尚、高更和梵•高为代表的现代艺术的第一批大师主张用宽阔的笔触、粗犷的线条、鲜明的色彩来表现“主观化了的客观”。由于艺术和文学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因此整个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都和现代艺术的发展相辅相成,有的时候甚至拧合成一个分支流派,比如超现实主义这一流派就同时包括了绘画、雕塑和文学。
[编辑]发展轨迹
[编辑]孕育期(1840年-1890年)
夏尔•波德莱尔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和美国诗人爱伦•坡被认为是现代主义文学的远祖。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第一次摒弃浪漫主义对田园牧歌生活的歌颂,转而以愤世嫉俗的态度揭露城市的丑恶和人性的阴暗,这奠定了后来盛极一时的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创作基调;而爱伦•坡则倡导所谓“使灵魂升华的美”,反自然,反说教,强调形式美和暗示性、音乐性,这些后来都成为现代主义文学中诗歌的重要表现手法。
然而严格的说,上述两人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作家,但他们的理论和创作却是文学史上“现代主义”这一理念的雏形。
[编辑]肇始期(1890年-1910年)
19世纪90年代起,法国象征主义文学波及到欧美各国而蔚为一个国际性文学运动,标志着现代主义文学作为西方文学史上一个重要思潮而开始。
这20年间出现了很多重要的现代主义作家和作品。法国的象征主义继续发展着,产生了马拉美、瓦雷里等成就斐然的诗人;德语国家的表现主义戏剧正式登上国际舞台;爱尔兰出现了自己的“文艺复兴运动”,其***物叶芝是这一时期英语作家中成就最高者。在小说创作上,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的作品已经出现暧昧的现代主义元素,而法国的普鲁斯特则完成了鸿篇巨着《寻找失去的时间》,成为意识流文学的先驱。
早期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并不局限于法国、英国和德国,也波及到欧洲其它国家。如比利时的法语剧作家梅特林克创作梦幻剧《青鸟》;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把法国象征主义引入德语世界;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以其代表作《走向大马士革》奠定了表现主义戏剧鼻祖的地位。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仍是比较庞杂的,许多作家的风格仍较暧昧,不如晚期成熟。大多数早期现代主义作家都经历了从其它文学流派转向现代主义的过程,比如叶芝早年的诗歌具有唯美主义的因素,感情纤细,而晚年的作品则彻底转变为纯粹现代主义的抽象化。
[编辑]鼎盛期(1910年-1930年)
弗兰茨•卡夫卡,1907年这一时期,现代主义文学各流派纷至沓来,欧美文坛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除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得以继续深入发展外,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文学、英美的意象主义文学和法国的超现实主义文学也相继诞生。意识流文学正式成为现代主义文学所有流派中的中流砥柱,产生了一批杰出的文学大师和作品。表现主义戏剧跨越德语国家的界限,传入美国。
几乎所有最重要的现代派作品都在这一时期问世,如卡夫卡的《变形记》(1912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年)、艾略特的《荒原》(1922年)、奥尼尔的《琼斯皇》(1922年)等等。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英、美、法、德、意各有自己的现代主义流派,而巴黎则是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大本营。现代主义文学在1920年代发展至顶峰。
[编辑]衰退期(1930年-1950年)
从1920年代开始,由于世界经济恐慌和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以及苏联国内的清党扩大化运动,导致国际形势日益复杂起来。爆发于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毁灭了现代作家试图建立战后文艺新秩序的梦想,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在欧洲出现短暂的复苏。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一战后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一切建构重新坍塌,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价值观、伦理的思考逐渐由“非理性”转向“虚无”,存在主义哲学应运而生。以法国作家萨特和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迅速发展,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正统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范畴,而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第一个重要分支流派了。
尽管这一时期产生过一些重要的现代主义作品,如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等,但正统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势已去,开始为后现代主义文学所取代。
[编辑]流派
[编辑]象征主义文学
参见象征主义文学。
现代主义文学诸流派中发展最为持久、成就最高的一个流派,以诗歌和戏剧为主。早期以法国为中心,后扩及整个西方世界。代表作家:瓦雷里、马拉美、兰波、魏尔伦、叶芝、艾略特、里尔克、梅特林克等。
[编辑]表现主义文学
参见表现主义文学。
主要发生在德语国家,后来也扩及美国。主要涵盖诗歌和戏剧,其中尤以戏剧成就为高。在小说领域也有重大建树。代表作家:尤金•奥尼尔、卡夫卡、恺撒、托勒、斯特林堡等。
[编辑]未来主义文学
参见未来主义文学。
诞生并发展于意大利一国,晚期也波及法国和苏联,主要涵盖诗歌和戏剧。横向上不如其它流派成就高,但在诗歌语言和形式上做出了很多可贵的探索。代表作家:马里内蒂、阿波利奈尔、马雅可夫斯基等。
[编辑]意识流文学
参见意识流文学。
现代主义诸流派中唯一以小说创作为主的流派,波及整个欧美国家,尤以英语和法语国家成就最高。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入小说创作,颠复了传统的小说叙事模式。代表作家: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伍尔芙等。
[编辑]意象主义文学
参见意象主义文学。
主要发生于英美两国,仅涵盖诗歌一个门类,有时被看作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在英美的分支。代表人物:休姆、庞德、弗林特、罗厄尔等。
[编辑]超现实主义文学
参见超现实主义文学。
现代主义文学诸流派中兴起和发展得最晚的一支,拥有广泛的国际影响,涉及文艺所有领域,诞生于法国,其前身是盛行于1916年-1923年间的达达主义。代表人物:布勒东、艾吕雅、阿拉贡、盖斯科因、埃利蒂斯等。
后现代主义文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中出现的范围广泛的文学思潮,于20世纪70-80年代达到高潮。无论在文艺思想还是在创作技巧上,后现代主义文学都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延续和发展。主流学术界曾经不区分“现代”和“后现代”两个概念,但由于二战之后文学发展的特征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现代主义”所能涵盖的范围,因此将后现代主义文学看作一个独立的文学思潮,和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并举。
和通常意义上的思潮、流派不同,后现代主义文学既不是指称一个具体的作家或批评家的群体,也不存在被广泛认同的纲领和宣言。不仅如此,后现代文化是一种没有中心的多元文化,宽容各种不同的标准,主张“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后现代主义文学内部分支流派众多,各种思潮杂芜,很多后现代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我理论体系本身就存在矛盾之处。尽管如此,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还是可以做出一些概括:
(1)彻底的反传统。后现代主义文学不仅仅反“旧的”传统,对于现代主义文学试图建立的“新的”传统也彻底否定。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文学和艺术应该是建立在对现有秩序的解构基础之上的。后现代文学不依托任何死去的或活着的理论。在体裁上,对传统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等形式乃至“叙述”本身进行解构。因此,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破坏性”的文学,即某种意义上的“反文学”。
(2)摈弃所谓的“终极价值”。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一切传统意义上的崇高的事物和信念都是从话语中派生出来的短暂的产物,不值得“真诚”、“严肃”的对待。客观世界和人自身都被异化了,历史失去了方向和意义,社会体系不可改变。后现代主义作家不愿意对重大的社会、政治、道德、美学等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他们不仅无视对这些问题的关切,甚至无视这些问题本身。他们不再试图给世界以意义。
(3)后现代主义文学崇尚所谓“零度写作”,反对现代主义关于深度的“神话”,拒斥孤独感、焦灼感之类的深沉意识,将其平面化。在后现代文学中,写作消失了内容,而转向“写作”自身。作家仅仅把话语、语言结构当作自己为所欲为的领地,写作成为一种纯粹的表演、操作。例如,后现代主义作家往往蓄意让作品中各种成分互相分解、颠复,让作品无终极意义可寻。
(4)后现代文学蓄意打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出现了明显的向大众文学和“亚文学”靠拢的倾向。有些作品干脆以大众的文化消费品形式出现,试图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
在文体上,惯用矛盾(文本中各种因素互相颠复)、交替(在文本中,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可能性的叙述交替出现)、不连贯性和任意性、极度(有意识的过度使用某种修辞手段以达到嘲弄它的目的)、短路(运用某些手段使对作品的阐释不得不中断)、反体裁(破坏体裁的公认特点和边界)、话语膨胀(把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话语纳入主流)等手段,使得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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