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夜读马克斯·韦伯

1919年的慕尼黑大学，韦伯刚做完一个名为《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他一副愁眉苦脸、睡眼惺忪的模样，却给人一种沉稳、自信而又真诚的印象。他在思考大学内外激动不安的青年和风雨飘摇的时代。

一位学界新人在与之访谈（想象中）：

清新：在你一生中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韦伯：父亲死后，我有过长达六年的精神崩溃。我至今还记得玛丽安娜在普罗旺斯的夕阳下为我朗诵福音书的时光，我们面前是可以俯瞰大海的松树林，她的声音成为我在无尽黑夜航行中的帆。

清新：可否和我们分享你的信念？

韦伯：对不起，不能。这种表白是属于亲朋好友圈内的事，不能在公众间为之。唯有先知、艺术家和圣者，能够向公众表露他们的灵魂，而我认为现代社会是没有神的，尤其没有先知和圣者的立足之地。“有人从西珥呼问我，守望的啊，黑夜如何。守望的说，黎明将至，黑夜依然。你们要问便问，可以回头再来。”

清新：你想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吗？

韦伯：承担起眼下的要求！无论是在人间事务，还是在成全神之召命的志业方面。理想有尊严的一面和悲剧的一面，当改变的希望一次次破灭，请以坚韧的心肠面对这个局面，说：“即使如此，没关系。” 希望你们热情的心志，最后不会陷入恨怨、庸俗、麻木、抑或遁世这样的结局。

清新：回忆起你一生的故事，最先浮现在你脑海的是什么？

韦伯：

当时正当春天，我们的爱情甫绿

日日我谱歌曲，吟我们的风流，

像夜莺在夏天锦簇的花丛中啼唱，

到了夏日渐深就住了她的歌喉。

（出自莎翁十四行诗第120首）

韦伯自言自语：任何人如果不能，打个比方，带起遮眼罩，认定他的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能否在这篇草稿的这一段里做出正确的推测，那他还是离学术远一点好些。他对学问将永远不会有所谓“个人体验”。没有这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没有这份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全看你是否能够成功地作此推测——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中隐没。

在这个祛魅的时代里，鼓荡心灵的诗和宗教化为虚空，但科学又不足以解决生命的根本问题，许多人在无法调试精神以应对现代世界的变迁之余，变得毫无生气而对生命无所担当。

我们处在众多不同的生命秩序之中，这些秩序各自遵循独特的规则，面对不同价值之间业已存在的冲突，人们应当考虑如何在对所有人造成最小的外在内在伤害的情况下，在理解和中立的基础上解决冲突。

一位当代的学者——特别是当代的哲学家的诚实，可以从他对尼采和马克思的态度来衡量。谁若是不承认不靠这两个人的工作便无法进行自己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谁就是在诈骗自己，也在诈骗别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的理知世界是由马克思和尼采所塑造的。

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纪大小），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 这才是人性的极致表现，使人为之动容。只要我们的心尚未死，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在某时某刻，处身在这种情况中。

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板的工作。说来不错，一切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若非再接再厉地追求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无法完成。

眼前闪过韦伯的墓志铭：

Wir Finden Nimmer Seinesg-leichen,Alles vergangli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

我们将再也见不到他的同类，尘世的一切莫不如此。

意识流之后，是严肃的读与思：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 Mills ，1916—1962）在阐释“社会学的想像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时，曾以属于个人的生命经历（biography)与整个社会的历史过程（history)相对照，强调社会学的课题即在于取两者并观，互相阐发，因为“无论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或者一个社会的历史，若未得一并了解，则两者皆不可解。”

米尔斯这个说法，用意并不是要在结构论或意志论这种机械的二分法之间做折衷。个人的意志、判断、选择和行动诚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当事人生涯中的各种起伏、成败、顺逆和得失；但是同样明显地，个人的努力及遭遇，是在一个特定而不依己意移转的历史脉络中进行，因此个人的生命史，也必然受制于历史和社会所赋予的机会、条件和限制。米尔斯摒弃习见的决定论语言，代之以界限（limit)和可能（possibility)的构思方式，于是个人所处的庞大而往往无名的社会脉络，并不因果式的直接操纵个人的命运，而是仿佛像一个有特定界限和立场的空间，个人在这种空间里的“自主”活动，同时具有两种意义：在积极方面来说，这类活动表现了人性相对于界限而言的各种可能性；在消极方面，则衬托出了人性的有限和负担。这个观点，或许马克思说得更清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接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从这个观点来看，个别人物的生命经历（biography) ，乃至于旨在为生命经历做记录的传记（biography），是有超乎传主一己生命的客观意义的。终极言之，一个不平凡的生命，应该就是一个在某方面对人性的可能性做了独特而深沉的诠释的生命。所谓诠释，意思是说当事人有意识地指认出了他所处的社会及历史空间的特质，然后以随俗从众的幸福和安逸为代价，用自己的思想和生活，表现出人性在这样一个空间中有什么样的机会、受到什么样的限制、面对什么样的力量和挑战、以及如何去处理和——最重要的——超越这些不断企图主宰、淹没自己生命的外在力量。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经历在这个意义上有一定的成就（这和他是不是“大人物”毫无关系），这个生命便有自成一格的典型地位；而如果一本传记能把传主的生命这方面的特点生动地呈现出来，便是值得一读的传记。这种人物的这种传记，对读者有最大的启发和感动作用，因为它为人性的可能性，留下了一次客观的诠释和见证。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毕生的关怀所在，是人在现代（modern)世界中的处境和命运。诚如张汉裕先生跋他1960年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所言，“韦伯在学问上最关切的，是西方近代文化与近代人的特性及其诞生的原因如何的问题。”在个人的人格及道德层面上，韦伯则“面对时代之宿命的肃杀面容”，追求一种不依赖幻觉、也不遁入虚无的生命实践。易言之，韦伯的一生，同时以学术工作和个人生命去探索现代人性的处境和出路，恰好构成了我们上面所谓的一个不平凡的生命。玛丽安娜·韦伯（Marianne Schnitger Weber，1870—1954）为她的丈夫所作的这本传记，让我们有机会从一个相当独特的观察角度，对韦伯的一生有所了解。读这本传记，我们不仅得知韦伯生命史的诸般细节，也可以看到一个敏感而热情的心智巨人，在现代世界中为人类尊严奋斗的生动记录。

终其一生，韦伯承受着一些幽暗的心灵压力的折磨，因此，总有一些人想从心理的角度来解释韦伯的思想特色和道德观点。他和父母的关系以及晚年的外遇，遂变成臆测的焦点。在这方面最大胆的尝试，当推米茨曼（Arthur Mitzman)的《铁笼：韦伯的历史诠释》。米茨曼甚至把注意力转到韦伯的性生活上面，不仅断言韦伯夫妇的婚姻中没有性关系（p276），并且认定韦伯晚年和他的第一个女学生爱尔赛·凡·李希特霍芬（Else von Richthofen，1874—1973）的恋情，对韦伯的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种研究角度的有限发现，诚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照顾到一个人思想及世界观的复杂心理起源及流动方向，但它永远无法掌握住思想及世界观的丰富内容及重大意蕴。在《韦伯传》里，玛丽安娜·韦伯避免用私人（甚至只是私人的潜意识）小世界中的风波，来诠释韦伯面对历史及社会问题时的严肃思考。这非但不必如某些批评者所言是为亲者讳，反而是足以见出她在写人叙事方法上的分寸和在历史意识上的自抑谦和。

不过，《韦伯传》确实让我们对韦伯的人格特质有若干了解，而这些人格特质，显然和他的家庭及时代有密切的关系。

许多人都注意到，在1897年到1902年之间，韦伯因精神崩溃而完全停止了他的工作和事业。一般认为，这段不幸的事件，和他父亲老马克斯•韦伯（1836—1897）的紧张斗争有关。1897年6月，为了坚持让母亲单独来儿子家中做客，韦伯和父亲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儿子命令父亲离开他的家；七周之后，噩耗传来，父亲在海外因急病去世。在韦伯的眼中，父亲是庸俗、自私的独裁者，母亲则是柔弱的基督教制欲精神的典型代表。在表面上看来，这场父子之间的决裂，是一次近代版的Orestes 悲剧，儿子为了保护自己所认同的母亲，竟然“弑杀”了控制、威胁母亲的父亲，结果自己也心碎崩溃。

不过也有人提议，如果我们做比较大胆的比附，韦伯和父亲的关系，意义便不仅止于此。老韦伯是典型的德国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名义上虽然继承了了早期自由主义的立宪理想和德国的统一事业，但随着俾斯麦的政治操纵，外加他们对新兴进步力量的恐惧，这类“不肖”（epigone）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和现实妥协：他们纵容甚至支持俾斯麦的保守政策，又和封建的地主旧势力结盟。在韦伯的心目中，父亲一代对原则的背弃和政治上的无能，严重地危害到了德国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利益。这一代老人在俾斯麦的指挥下，以独裁、偏狭、自私的方式，对国家的政治及社会生活施加严密的控制和支配。韦伯认为国家的强盛，需要有成熟的人民、成熟的政治家、成熟的支配阶级。这种希望，在庸俗、昏聩、短视的保守力量压制之下，毫无实现的可能。在相当程度上，韦伯和父亲的冲突，象征着他对当时德国政治的愤懑和幻灭。

但是，正如玛丽安娜在《韦伯传》中一再强调的，父母分别代表的两种人格类型之间的冲突，可能在韦伯的心灵中造成了最大的紧张。据玛丽安娜的叙述，早在19世纪70年代，韦伯的父母之间便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母亲在那是便已悲叹：“他已不跟我同行。”刚愎霸道的父亲，内心的欲求“倾向于家庭内外安乐舒适的布尔乔亚生活的享乐和社交界的体面”（p44）。和老韦伯庸俗的俗世化对比，母亲有强烈的宗教情操，自我牺牲的精神，对社会中弱者的关怀，以及对超越世界的向往。在《韦伯传》中，玛丽安娜两度告诉我们，韦伯很早就意识到他必须在父母分别代表的人格和价值之间做一抉择。

可惜的是，我们很难明确地说出这种抉择是以什么面貌在韦伯的生命中进行的。米茨曼曾不甚一致地断言；“在韦伯的眼里，父亲的特色—在家庭中权威式的专制、在公事上官僚式的屈从——以及母亲在家传宗教心态中被他视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一面——制欲式的强迫性劳动欲望，正好象征着那联合起来将社会理性化，毁灭了个人自主的力量。”（米茨曼前引书，p179）我们很难评估米茨曼这个揣测的是与非。不过米茨曼触及理性化及个人自主的问题，倒是值得我们借来作为进一步揣测的线索。

1902到1903年之间，韦伯的健康逐渐恢复。此后十余年之久，他的工作的焦点，集中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宗教的“经济伦理”两个主题上。如我们所知，在方法论的领域里，韦伯所关心的是意义与人类行动、价值与理性认知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在宗教社会学中，他的问题直接牵涉到各个文明的理性化过程中价值的运作与命运。价值与意义的问题，为何对他具有如此的吸引力？在《韦伯传》中，玛丽安娜为什么强调方法论中的价值问题“……与（韦伯）精神人格的核心直接连在一起”，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则“……与他人格最深密的根有关，即使无法明确说出来，总之也烙下了他人格的痕迹。”韦伯人格的“核心”或“根”究竟是什么？

如果我们试图在《韦伯传》中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我们会发现，韦伯父母所提供的人格类型，几乎都被韦伯拒绝了。在《韦伯传》中，玛丽安娜曾提及两种可能的人格型式：

“……无药可救的利己主义者，本质上无道德可言的享乐主义者，借着自己比别人高明的智力，取得强迫他人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权利；……（或者）老早就在精神上停止活动，满足于一个安适的位置——比如说在小镇上担任法官。”(p。95—6,据英译本p85更动)

或许这段描述最近于韦伯父亲的性格。至于母亲方面，韦伯承认母亲心性的高贵和理想的高超，但他清楚知道一点：母亲正是一位以信念逃避责任的弱者；母亲以为对丈夫的依赖和顺从乃是神定的义务，却因此给自己带来莫大的痛苦，也造成长子与父亲的对立。无论是父亲或母亲的人格类型，都和1903年之后的韦伯逐渐在理知上和道德上形成的价值观点相冲突。这一点，验证了Mills区别“私人困扰”（trouble）和“公共问题”（issue）是有见地的。

韦伯的成熟价值观点，要到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及之后才获得比较完整的表现，但在他的成长时期，我们已经可以窥见他在道德方面的气质（moral temperament）。在《韦伯传》的上册中，这种气质可能在关于韦伯对钱宁（WEChanning，1780—1842）的态度上看得很清楚。

据玛丽安娜的叙述，钱宁的思想是一种以此世的制欲追求彼岸绝对价值的道德理想主义。钱宁的制欲精神，和康德的道德自主概念十分接近：最高的价值，至高之善，是一种精神上的（geistige)自由，这种自由的本质，在于抗拒一切感性、物质、命运、恐惧、习惯、权威，用心守护一己灵魂的自由与独立，由对神的希望和信仰导出义务，而后为了履行这义务，产生了行动和承受苦难的力量。钱宁这种对自由的了解，“从内在撼动青年韦伯”。据玛丽安娜说，“马克斯·韦伯不论对这教义采取什么立场，精神和道德的自由，由‘当为’(Soll)而来的人格自我决定，终其一生，都是他的原则。”

但是钱宁对于彼岸价值的排他性信仰，却和韦伯的道德气质相冲突。从这种信仰中，钱宁引申出一套绝对性的伦理准则，排斥甚至取代一切属于此世的法则和规范。因此他不仅认为基督教的泛爱伦理和国家及人间的社会秩序相抵触，并且还进一步要求人们在社会中按照福音的绝对伦理行事。在年轻的韦伯的眼中，这种要求正好会暴露神的秩序和人的秩序之间的鸿沟。如玛丽安娜所言，在当时韦伯尚不知道各种价值之间必然的扞格，但他后来思想中的“价值的多神论”，在此时已见端倪。当时韦伯只是认为，基督教意义下个人灵魂的完美成全，和超乎个体灵魂的现世文化的实现，同样是不容置疑的“律则”。他不相信钱宁能把这些分别位在彼岸和此岸的价值，调和成一个完整一致的体系。

从韦伯对钱宁的态度，我们看到他的道德气质的两个重点：“他从未丧失他对于博爱之福音的深邃憧憬，并接受这种福音在个人生活中的各种要求。不过，他同时也接受属于此世的价值：一种不可撼动的尊严感，一种主动的英雄伦理，对于丰富了现世生命的超个人文化价值的服务。对他而言，福音书的神绝对不能对灵魂有排他的独占控制。上帝只能与其他的“神”特别是祖国及学术真理的要求——共享人灵魂。”

（p101，据英译重译）

在此，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玛丽安娜这段话中“此世的价值”一词。韦伯始终坚持一个基本的观点：人受制于此世的法则，因此人的一切活动和成就，人对于“眼下的要求”的满足，也必然是在此世中进行的，必然是在这些法则的范围以内完成的。但是“此世”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色；伦理上的非理性（the ethical irrationality of the world）。一方面，这个世界无法给任何价值提供客观的基础，也无从在各种价值之间排出高下先后的客观秩序；另一方面，实现此世的价值的手段，必然从属于现世的规律，而这些规律或者不具有道德的意义，或者甚至是违反道德的。易言之，此世的价值性的活动，既要求当事人依自主的信念选择、设定自己的目标，更必须借助和这类目标没有道德上的关联的手段。从这种选择方面的自主，和手段在道德上的暧昧地位，韦伯导出了他的“责任伦理”原则。

韦伯对现世价值难局的这套论断，构成了他的道德气质的特色。它的基本观点，来自他对世界理性化趋势的掌握，沉痛地表现了这个理性化趋势对人的道德处境所形成的压力和考验。人必须在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世界中自行寻觅、坚持自己的价值和信念；人不能有幻觉，对世界的道德地位不能有童騃的乐观，更不能期待任何此世或他世的力量或秩序，来保证自己行动的后果在道德上的地位。一个人如果不能认定一个终极价值并对之献身，则他只能对世界的现状认同，随着这个在伦理上无理性的世界的法则运作、漂荡；这样的人没有“个体人格”，因为“……人格的本质，在于个人和某些终极价值及生命意义的内在关系的坚定不渝……”。在另一方面，一个人如果不能冷峻平实地面对世界的现实，则他所有的只是和现实无关的信仰以及亢奋激发的盲动；现实的逻辑会调侃他的热情，击溃他的信念，扭曲他的理想，把他的努力化为空幻；这样的人，其实是无能与现实相捋的弱者，他无法承受“我们时代的这种命运”。

在一个虚无的世界重建文化的意义，不惮用魔鬼的力量来完成人间的事业——这是韦伯的道德气质的一个综述。韦伯相信上帝的死亡，诸神的隐退，以及世界的理性化诚然使人有失怙之苦，但这也是人类趋于成熟的机会。现代世界剥夺了人的一切外在依靠，由而人类能够在独立中享有自由，在自由中负起责任。韦伯毕生追求这种成熟的自由和责任；在近代社会中，这种成熟要以多大的情感上的痛苦和坚忍自持为代价，他用一生的体验和学术工作做下了见证。                                                                ( 摘自钱永祥先生《纵欲与虚无之上》)

（以上内容均可从豆瓣读书中获致）

一般社会评价

马克斯韦伯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

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决定经济发展的观点与欧洲自身的发展相矛盾。意大利北部、巴伐利亚、莱茵河地区、西班牙和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常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单因素决定论的反例，包括地理、政治或其他单因素决定论，以及新教伦理理论。一般认为，历史上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在于产权的强化、交易成本的降低、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解体等。

近代以来，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省、新加坡、日本等地取得了经济繁荣，这些地区是具有儒家价值观的社会。东亚的成功与基督教无关。因此，从表面上看，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经济发展的理论似乎与事实相悖。然而，马克斯韦伯在他的研究中只是试图揭示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早期阶段作为“火车扳道工”的作用。从此，资本主义风尚在时空的流逝中获得了新的非宗教的能量和执着于物欲的理由，人类历史也因此走上了新的轨道。

韦伯的主要著作集中在社会学的宗教和政治研究领域，但他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第一部关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韦伯将国家定义为对合法使用暴力具有垄断地位的实体，对现代西方政治的发展影响很大。他的重要学术贡献一般被称为“韦伯命题”。

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的成果开创了比较社会学和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指出了理性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潜移默化影响，系统阐释了东西方宗教伦理差异对社会现代性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他和涂尔干被认为是最早的宗教社会学先驱和宏观社会学大师。他宏大而深刻的学术成就和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的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都是前所未有的。他的思想体现了大神的智慧。

名人评论

美国社会学家美谛高丝赞扬了韦伯的学术渊源和成就，他说：“韦伯的思想容量是惊人的，影响他思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他不是哲学家，但他在大学时熟悉大多数经典哲学体系。他不是神学家，但他的作品表明他广泛阅读了神学书籍。作为经济史学家，他几乎读完了这一领域和经济理论的所有著作。他有一流的法律头脑，对法律的历史和原理了如指掌。他对古代历史、现代历史和东方社会的历史有广博的知识。当然，他研究了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学著作，甚至连当时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他都耳熟能详。韦伯是最后一批学者之一。”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用一句话称赞韦伯：“有史以来登上学术舞台的最有影响力的角色之一。”

英国传记作家DG麦克雷说，“我相信，韦伯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座迷宫。”

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弗兰克帕金评论说：“韦伯和几乎与他同时代的涂尔干一样，应该在任何一系列论述重要社会学家的书籍中占有一席之地。无论在哪里教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和涂尔干、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视为社会学的世俗三神”。

美国社会学家根特罗斯认为“韦伯是唯一能与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的思想家”。

美国学者莱因哈特本迪克斯说：“韦伯有一种特殊的能力，那就是通过对历史的判断和比较来检验他的确定性的能力。”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马克斯韦伯是一位政治家、科学家和哲学家。“虽然由于命运和环境的捉弄，他没有在政治上享有显赫的地位，但这并没有减损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真正品质。他的伟大就像一幅没有手的拉斐尔，没有成就却潜力无限。”

德国著名的韦伯研究学者蒙森强调了韦伯对官僚组织之外的民选领袖的理解，指出：“韦伯把伟大政治领袖的产生视为议会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其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

英国学者大卫比瑟姆重点论述了韦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指出：“韦伯的政治民族主义价值立场的核心是他坚信民族文化价值观的优越性。”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休斯曾指出：“韦伯的大脑是一个可以容纳许多矛盾思想的神经系统。总的来说，韦伯既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学院派的民主主义者。他既是一个不受传统宗教观念束缚的自由学者，又是一个对宗教传统有着浓厚兴趣的社会学家。他不仅是一个批判社会主义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个非常尊重马克思及其理论的思想家。”

英国学者麦克雷说：“从某种角度来说，韦伯是历史学家。韦伯的出发点是将社会学视为史学。对他来说，所有人类的现实都可以在时间的维度和历史学家的方法论中得到理解”。

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指出：“在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中，法律发展既有突出的地位，又有双重的意义。法律理性化的双重意义在于，法律理性化表现为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制度化，理性行为的从属制度可以三三三五四或似乎可以摆脱其道德实践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将权威分为：个人魅力型（或叫里斯马型）、传统型和法理型权威。这三种统治类型有着各自不同的权力基础与特性。

1、个人魅力型统治建在某个具有非凡气质的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之上。

2、传统型统治建立在对于习惯和传统信仰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求之上，行政官员不过是君主的家臣，可以世袭。

3、法理型统治则建立在对于正式制定的规则与法令的正当行的要求之上。合理合法权威在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其它两种权威主要出现在传统社会中。

实际上，马克斯韦伯并没有特别赞成哪一种，而是说明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三种统治类型具有统治的合法性，所不同的是现代统治把合法性与技术合理性结合起来，试图通过技术合理性程度的提高为合法性注入活力。

这就表现为在形式合理性上和工具主义的技术设计上所作出的努力，特别是以形式化的律制度及其操作程序来把理论上的、意识形态上和技术上的努力整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严密的合法性网络体系。

扩展资料：

另外，韦伯承认“理想形式”是一种抽象的产物，但他主张任何想要了解特定社会现象的人都必须有这种理想形式，因为与物理的现象不同的是，社会科学还牵涉到复杂万分的人类行为，而这只有可能以理想形式的方法来加以解释。

理想形式的概念，加上他的反实证主义的立论，可以被视为是他对“理性的经济人”的方法论假设的辩护。韦伯并且公式化了社会阶层的三大要件理论，主张社会阶级、社会地位、和团体(或政党)在概念上是不同的要件。

1、社会阶级是以在经济上与市场的互动所决定的(物主、承租人、员工等等)。

2、社会地位是以非经济的成分如荣誉、声望和宗教构成。

3、政党则指一个人与政治界的联系。

而这三种要件都会影响到韦伯称为“生涯机会”的结果。

-韦伯的层级官僚制理论

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杜尔凯姆被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位创始人，尽管他在当时主要被视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涂尔干遵循孔德的方法，用社会学实证主义进行研究。韦伯和他的同事沃纳桑巴特采取了反实证主义的路线。这些著作开启了社会科学中的反实证主义革命，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过于复杂，传统自然科学无法研究。

韦伯的早期著作通常与工业社会学有关，但他最著名的贡献是他后来对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年开始了他的研究，他在研究中表明，一些禁欲新教教派，尤其是加尔文教派，逐渐改变了他们的教义，以争取理性的经济利润，从而表达他们受到了上帝的保佑。韦伯认为，由这种理性的教义基础支撑的资本主义很快就会越来越大，它会与最初的宗教发生冲突，最终宗教将不可避免地被抛弃。韦伯在他后来的著作中继续研究这一现象，尤其是在他的《官僚制度和政治权威的分类》中。在这些作品中，他隐约意识到这个社会的合理化是一种必然趋势。

宗教社会学

韦伯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始于一篇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和《古犹太教》中继续探索。他对其他宗教的研究因他在1920年的突然去世而中断，这使他无法继续《古犹太教》年后的一系列研究——包括计划中的对诗篇、犹太法典和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研究。他完成的三大研究都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年，韦伯提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论点：“即新教徒的生活伦理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的宗教传统往往排斥世俗事务，尤其是对经济成就的追求，但为什么新教中没有这种思想？”韦伯在论文中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定义为一种支持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韦伯指出，这样的精神如果只是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并不局限于西方文化，但这样的个人——英雄企业家并不能靠自己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发现韦伯认为这些个体必然具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试图用最少的努力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倾向背后的想法是，工作是一种罪恶，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量的时候。韦伯写道：“为了实现这种生活方式，我们自然而然地吸收了资本主义的特征，并能借此支配他人。”“这种精神必须来自某个地方，不是来自某个个体，而是来自整个群体的生活方式。”

他的目标是找出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然而，与当时许多追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家不同，韦伯一开始并不打算衡量和判断东西方的优劣；他希望专注于研究和解释西方文化的独特之处。韦伯在他的研究和分析中指出，加尔文主义的宗教理想的影响是欧美社会变革和经济制度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他也指出，这不是促成发展的唯一因素。其他重要因素包括理性主义对科学的追求、科学统计与数学、法理学、政府行政理性的系统化、经济企业。最后，按照韦伯的观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不过是探索一个变化的阶段，即使西方文明从其他文明中脱颖而出的重要特征。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是韦伯

指出韦伯的儒学对许多民间教派的信仰表现出相当宽容的态度，但从未试图将它们统一为单一的宗教教义。与一般形而上的宗教教义不同，儒家教导人们沿着世界进行调整和修正。“更高”的人应该避免追求财富。所以中国成为了一个公务员社会地位比商人高，利益比商人高的国家。

韦伯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一些有利因素，但这些有利因素无法抵消其他因素的负面影响：

在宗教的基础上反对技术改革，因为它可能会扰乱对祖先的崇敬并导致厄运，而调整自己以适应世界的现状则被视为更好的选择。

通常很难禁止或限制出售土地。

扩展的亲属关系保护了家庭成员免受经济困难，并因此阻碍了借贷、工作纪律和工作过程的合理化。

这些亲属还阻碍了城市特殊阶层的发展，阻碍了法律制度的完善、法规的健全和律师阶层的崛起。

韦伯认为，儒家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相互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图按照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来设计人类的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两者都可以与财富的积累共存。然而，儒家思想的目标是获得和保持“一种文化地位”，并将其作为适应世界的手段，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和家庭伦理。相反，新教利用那些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和一个能为上帝和造物主服务的人。这种强烈的信念和热情的行动被儒家的审美价值观所拒绝。所以韦伯认为，这种精神差异是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中发展繁荣，而在中国却没有出现的原因。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是韦伯

印度的社会制度是由种姓制度的观念塑造的，种姓制度直接联系了宗教思想和社会阶级划分的关系。韦伯将这种种姓制度描述为由婆罗门、沙皇、吠陀和首陀罗组成。然后他指出，种姓制度在印度的传播是历史征服和侵略造成的，一些部落被边缘化，所以种族制度越来越根深蒂固。

韦伯尤其注重对婆罗门阶级的研究，分析了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印度社会占据几个世纪的最高阶级地位。韦伯在研究了佛教观念的影响后得出结论，印度社会的道德价值观趋于多元，这与儒家和基督教普遍统一的道德价值观不同。和中国一样，他注意到种姓制度也阻碍了印度城市中独特阶层的发展。

在研究总结中，韦伯将自己对印度社会学和宗教的研究与之前对中国的研究进行了整合。他注意到所有这些宗教都把人生的意义解释为超越世俗或神秘的体验。这些社会的知识分子往往厌恶政治，社会结构往往分为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两个阶层。那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充当先知或智者的楷模，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大众则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庸俗之中，相信迷信的民间巫术。在亚洲社会里，就像基督教的弥赛亚一样，没有一个救世主可以不顾教育而给予拯救和指引。韦伯认为，正因为弥赛亚弥赛亚起源于近东各国，与亚洲大陆的主要宗教不同，西方国家才免于陷入中印之路。韦伯在他的下一本书《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中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论点。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

是韦伯

韦伯分析了中东地区贝都因人、城邦、牧羊人和农民之间的互动和冲突，以及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兴衰。联合王国时期就像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把《出埃及记》以来的联邦时期和以色列人在迦南的殖民时期一分为二。这一时期的区分与宗教史密切相关。由于犹太教的基本教义形成于以色列联邦时期，在联合王朝衰落后成为先知概念的基础，后来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

韦伯讨论了早期以色列的联邦结构，以色列人与主的独特关系，外来宗教的影响，宗教狂热的形式，以及犹太牧师与宗教狂热和偶像崇拜的斗争。然后他描述了王国的分裂，圣经先知的社会态度，骗人的政客，宗教迷信和政治，以及先知的道德价值观。韦伯指出，犹太教不仅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祖先，也是现代西方世界崛起的关键因素，因为它影响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

政治社会学

在政治与政府社会学中，韦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一篇名为《古犹太教》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韦伯提出了国家的定义：即国家是一个在合法使用暴力方面具有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在这篇论文中，韦伯认为政治应该被视为任何会影响权力分配以控制暴力的活动。所以，政治纯粹来自权力。

韦伯提出了政治统治和权威的三种形式：魅力型统治、传统型权威、官僚型统治。韦伯认为，历史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这样的成分。他认为魅力型权威的不稳定性必然导致其被迫转变为一种“常规”的权威形式，即传统或官僚统治。同样，他也注意到，在纯粹的传统支配中，当对支配者的反抗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传统革命”。因此，韦伯也建议社会逐渐向理性、合法的权威结构发展，并利用官僚结构体系。尽管韦伯复杂的著作暗示着这个社会的合理化是必然趋势，但他本人却非常小心地回避进化论和目的论的逻辑。

除了三种合法的统治，韦伯还曾经提出意大利城市共和政治是一种不正当的统治，这说明他的统治类型学仍然是模糊的。他对魅力型民主政治领袖与官僚牢笼之间互动的悲观态度也对后世的民主理论，尤其是熊彼特的精英政治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韦伯对魏玛民主的看法似乎预见到了纳粹的崛起。

经济史学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马克斯韦伯代表了德国经济史学派“最年轻的一代”。他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名著《古犹太教》，这是一部比较宗教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经典著作。韦伯的研究领域与他的同事沃纳桑巴特相同，桑巴特将资本主义的兴起归因于犹太教的影响。韦伯对经济学的其他重大贡献还包括他对方法论的研究：他对解释社会学的贡献理论和反实证主义。

解释社会学原理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范式之一，有相当多的支持者和批评者。这种研究方法主张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永远无法进行彻底的总结和记录，因为研究者必须始终拥有概念认知才能对其进行探索。韦伯把这种情况称为“理想型”。这个理想可以概括为：一个理想形态是由许多现象提供的一些特征和成分组成的，但它不会与任何特定现象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征。韦伯的理想形式成为他对社会科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韦伯承认这种“理想形态”是一种抽象的产物，但他主张任何人想要了解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都必须有这种理想形态，因为与物理现象不同，社会科学还涉及到极其复杂的人类行为，这些行为只能用理想形态来解释。理想形式的概念，连同他的反实证主义论证，可以看作是他对“理性经济人”方法论假设的辩护。

韦伯制定了社会阶级三大要素理论，主张社会阶级、社会地位和群体是概念上的不同要素。

1社会阶层是由与市场的经济互动决定的。)

2社会地位由荣誉、声望、宗教等非经济成分构成。

3政党是指一个人与政治世界的联系。

这三个要素都会影响韦伯所说的“职业机会”。

韦伯对经济学还做出了其他贡献，包括仔细研究的罗马农业史，以及他在《古犹太教》一书中提到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影响，其中韦伯也提出了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最后，他在《政治作为一种职业》中的细致研究，可视为经济史学派最杰出的著作之一。

韦伯

Carl Maria von Weber (1786．11．18～1826．6．5)

Weber，Carl Maria Ernst von 韦伯，卡尔·玛里亚·恩斯特·冯(1786—1826) 德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韦伯三姊妹(阿洛伊西亚、康斯坦策和约瑟法·韦伯)的堂兄弟。从父亲、JP霍伊什克尔和米夏埃尔·海顿学习，参加海顿指挥的萨尔茨堡唱诗班。1798年去慕尼黑深造后，作为钢琴独奏家在若干城镇演出，并写了第一部歌剧《森林少女》(弗赖堡，1800)。1803年定居维也纳，再从福格勒学习。1804—1806年任布雷斯劳剧院指挥，1807—1810年在斯图加特任符腾堡路德维希公爵秘书，1810年被符腾堡国王驱逐出境，迁往曼海姆，后又去达姆施塔特。数度从事巡回演出后于1813年在布拉格被任命为指挥，1816年任德累斯顿歌剧院指挥。最成功的作品为歌剧《自由射手》，1821年首演于柏林。1826年为演出他为科汶特花园剧院写的《奥伯龙》去伦敦访问，首演后不到八星期死于伦敦。韦伯是德国浪漫主义歌剧的创始者，他的《自由射手》是一部有说白的歌唱剧，在两个方面表现出德国民谣和德国农村的影响：朴实无华和神秘色彩。《欧丽安特》(维也纳，1823)是一部音乐持续不断的歌剧，虽失之于台本晦涩，却再现了中世纪骑土社会的气氛，可视为瓦格纳《罗恩格林》的先驱。韦伯的钢琴作品有丰富的想象和辉煌的技巧。其他歌剧包括《彼得·施莫尔》(1803)，《西尔瓦娜》(1810)和《阿布·哈桑》(1811)。尚作有合唱曲，交响曲两部，钢琴协奏曲两部，钢琴与乐队的《音乐会曲》一首，单簧管协奏曲两部，单簧管小协奏曲一部，钢琴奏鸣曲四首，许多钢琴曲和歌曲。撰有音乐论著，去世前曾着手写作小说《作曲家的一生》。

韦伯 Weber，Carl Maria von(1786．11．18～1826．6．5)

德国作曲家、钢琴家、评论家、歌剧导演。德国古典音乐过渡到浪漫主义时代的主要人物，被称为德国民族歌剧的先驱。作品《魔弹射手》(或《自由射手》，1821)是当时最成功的德国歌剧，开创了德国浪漫主义歌剧的先声。该剧的音乐与演出对后来的浪漫主义作曲家有极大的影响，其中包括门德尔松、柏辽兹、李斯特、瓦格纳等人。出身音乐、戏剧家庭，父为音乐家并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旅行剧团。母为歌唱家，叔、姑、兄弟等都与音乐或舞台有关系。初露音乐天才时，雄心勃勃的父亲就在旅行演出期间让他投于各地教师门下学习，期望他能成为莫扎特式的神童。教师中有M海顿。后师从福格尔继续学习。1804年，通过福格尔介绍，被任命为布雷斯劳市小乐队指挥。继而在符腾堡腓德烈一世宫廷里担任秘书，由于生活不检点并债台高筑，在短暂监禁后被驱逐出境。父子二人逃至曼海姆，在此结识了许多有影响的艺术家。儿子也表现出是一个天才的钢琴家与吉他演奏家，对于浪漫主义运动的理论也卓有见识。1809～1818年之间他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评论、诗歌以及毫不调和的、严厉的音乐批判文章。其所有作品，不论音乐还是评论都进一步阐明浪漫主义作为艺术的这种理想：感情重于形式，心灵先于理性。1813及1817年分别任布拉格歌剧院指挥和德累斯顿德国歌剧院的导演，对歌剧演出的各个方面都全面控制：剧目、吸收新成员、选派角色、布景、灯光、直至演出以及管弦乐队和歌唱者等事宜都过问，尤其注意要使每个表演者对每部歌剧的台词和剧情都有充分的了解。这些工作占去他很多时间，使他几乎无暇作曲。但1819年他还是写下了著名的《邀舞》和《音乐会短曲》(1821)。《魔弹射手》也是这期间的作品，1821年在柏林上演时使他一举成名，从而成为民族英雄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是同泰勒和法约尔同一历史时期，并且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1864年韦伯出生在德国爱尔福特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一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务员。父亲的职业使家里充满了政治的气氛，许多突出的学者和公众人物都经常造访家中。

　　受到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后来也成为了一名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1876年的圣诞节，年仅十叁岁的马克斯·韦伯撰写了两篇历史论文送给父母，标题分别为“论德国历史的发展以及皇帝和教宗的角色”以及“论罗马帝国从君士坦丁至民族迁徙运动的历史”。在十四岁时，韦伯写的信件便开始引用荷马、西塞罗、维吉尔、李维等人的著作，在他进入大学前也已经熟读了歌德、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等人的理论。年轻的韦伯表现出他对研究社会科学的强烈兴趣。

　　在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如同他父亲一样，韦伯选择以法律作为主要学习领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亲就读大学时的同样社团。除了法律的学习外，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他也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国国防军服役了一小段时间。

　　在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就读柏林大学，在接下来8年里除了曾至哥廷根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并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韦伯都一直待在柏林研究深造。韦伯与双亲住在一起，除了继续学业外，韦伯也担任实习律师，最后则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韦伯在1886年通过了律师“实习阶段”（Referendar）的测验，成为实习法官。在1880年代的后期韦伯继续他对历史的研究。他在1889年完成了一篇标题为“中世纪商业组织的历史”的博士论文，取得了他的法律博士学位。两年后，韦伯写下了一本名为“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书，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测验（Habilitation），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

　　在韦伯即将完成博士论文的那一年里，韦伯也开始对当时的社会政策产生兴趣。在1888年他加入了一个名为“社会政治联盟”（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的团体，这个专业团体成员大多是当时隶属经济历史学派的德国经济学家，他们将经济视为是解决当时广泛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并且对当时的德国经济展开大规模的统计研究。在1890年联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计画，以检验当时日趋严重的东部移民问题（Ostflucht）：由于当时德国劳工逐渐迁往快速工业化的德国城市，大量外国劳工迁徙至德国东部的农村地区。韦伯负责这次研究，并且写下了许多调查结果。最后的报告得到良好评价，被广泛认为是一篇杰出的观察研究，这也因此巩固了韦伯身为农业经济专家的名声。

　　在1893年韦伯与一名远亲的表妹玛丽安娜·施尼特格尔（Marianne Schnitger）结婚，她后来也成为了一名女性主义者和作家。新婚的两人在1894年搬家至弗莱堡，韦伯在那里获聘为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1896年韦伯也被获聘为其母校海德堡大学的教授。一年后韦伯的父亲去世了，在他死前两个月父子间刚巧经历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这场没有和解的争吵成为韦伯毕生的遗憾。在那之后韦伯患上了失眠症，个性也变的越来越神经质，使他越来越难以胜任教授的工作。他的精神状况使他不得不减少教学量，并且在1899年的学期中途休假离开。韦伯在1900年的夏季和秋季于精神疗养院休息了数个月的时间，接着在年底和妻子前往意大利旅游，一直到1902年的4月才返回海德堡。

　　在1890年代初期著作频繁的几年后，韦伯在1898年直至1902年底都没有再发表任何著作，最后终于在1903年秋季辞去了教授的职位。在摆脱了学校的束缚后，韦伯在那一年与他的同事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创办了一本名为“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的社会学期刊，由韦伯担任副编辑。在1904年，韦伯开始于这本期刊发表一些他最重要的文章，尤其是一系列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这后来成为他毕生最知名的著作，并且也替他后来许多针对文化和宗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的研究奠定根基。这篇论文是唯一一篇他在世时便已出版成书的著作。也是在那年，韦伯前往美国旅游，并且参与了当时在圣路易斯所举行的社会和科学大会—那也是世界博览会相关的大会之一。尽管韦伯表现的越来越成功，他仍觉得自己无法再胜任固定的教学工作，因此继续维持着私人学者的身份。1907年韦伯获得一笔可观的遗产，也使他得以继续专心研究无须担忧经济问题。在1912年，韦伯试着组织一个左翼的政党以结合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最后并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仍担忧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理念。

　　韦伯是一位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他在组织管理方面有关行政组织的观点对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不仅考察了组织的行政管理，而且广泛地分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深入地研究了工业化对组织结构的影响。他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其核心是组织活动要通过职务或职位而不是通过个人或世袭地位来管理。他的理论是对泰勒和法约尔理论的一种补充，对后世的管理学家，尤其是组织理论学家有重大影响，因而在管理思想发展史上被人们称之为“组织理论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