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有哪些？

1、丰富的想象——超现实的情节。　　

浪漫主义是文学艺术上的一种创作方法，指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夸张，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著名美学大师朱光潜在《谈美书简》中引述亚里士多德的话将浪漫主义定义为“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模仿”，强调其“理想”与人的主观因素。可以说，丰富的想象是浪漫主义最为本质的特征　　　

2、大胆的夸张——无法考究的细节。　　

夸张指文艺创作中突出描写对象某些特点的手法。作为修辞方式，它是指为了启发听者或读者的想象力和加强所说话的力量，用夸大的词句来形容事物。应该说，大胆的夸张是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　　

3、强烈的抒情——极端鲜明的爱憎。　　

在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都特别重视对于自己的理想的描绘，并把它和现实对立起来，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由于在描绘理想的过程中，必须从作者的内心感受出发，抒发出自身强烈的主观愿望，所以感情色彩特别浓烈。重理想的表达，有强烈的抒情色彩，是浪漫主义的又一个基本特征。

扩展资料

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又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

许多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将浪漫主义视为是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弹，是一种对启蒙时代的反思。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而浪漫主义则强调直觉、想象力、和感觉，甚至到了被一些人批评为“非理性主义”的程度。

在整体上而言，浪漫主义运动由欧洲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出现的许多艺术家、诗人、作家、音乐家、以及政治家、哲学家等各种人物自发组成，但至于浪漫主义的详细特征和对于浪漫主义的定义，一直到20世纪都仍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界争论的题材。

　　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的背景

　　古典文明灭亡后，由野蛮的日耳曼人结合罗马因素建立起来的中古西欧文明，在其文明初期，呈现了一片黑暗的景状。是罗马基督教会洗礼了野蛮的日耳曼人，给欧洲带来了文明之光。早期基督教会的主教和僧侣在中世纪的经济复苏中，喊着“工作就是祈祷”的口号，率领人们开垦荒地，发展生产，曾起过积极的作用。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欧洲的经济迅速恢复到并且超过罗马帝国时期的水平。13世纪以后，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民族国家的出现、教育的进步、世俗文化的成长，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逐渐扫除了了长期笼罩在人们心中的悲观绝望的阴霾。人们开始对未来的生活满怀憧憬。天主教原有的禁欲主义说教已不再能吸引人们。在新型的商品经济中成长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已不满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们要求变革，要求新的生活，至少他们要求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不再受到干扰和阻挠。他们对现存的文化不满，但他们自己又太年轻，不足以创造一种新文化以取代他们厌恶的中世纪天主教的旧文化。在犹疑彷徨之际，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些尘封已久的希腊罗马文化典籍。那些饱含着对人类现实生活强烈关怀的希腊、罗马文化深深吸引着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乐于从古典文化的思想宝库中去寻找自己解放的旗帜。于是，一场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形式，实则在鼓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事实上，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每一次大的进步都几乎得益于古典文明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就是：“通过接触希腊罗马文献来丰富陶冶人们的心灵。这种理想一直流传到19世纪，至今尚未完全过时。或许，只要西方文明存在，这种理想就不会消亡。……古代的经典作品是无与伦比的，更是不可超越的——这种看法几乎没有人提出质疑。”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也曾经写道：“我们把西方使人得以充分发展的基础归功于古典世界在西方，自我的每一次大提升，都是由于与古典世界的重新接触而引起的。”[①]这或许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以文艺复兴形式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

　　人文主义的内涵与人性的颂扬

　　人文主义 Humanism指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通常认为这种思想态度是文艺复兴文化的主题。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起源于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他精通并且热心提倡拉丁古典文学，影响所及，从意大利直到西欧各地。日后人们逐渐认为，人文主义无非是讲授古典文学，但是更为适当的提法是，凡重视人与上帝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从哲学方面讲，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②]

　　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4世纪——公元17世纪）人文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从肯定人的欲望和歌颂自然的人性开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出现的“三杰”——但丁（1265—1321年）、彼特拉克（1304——1374年）、薄伽丘（1313——1375年）都用自己的文学作品奏响、谱写了人性的欢歌。薄伽丘的《十日谈》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十日谈》叙述了10个男女青年为躲避瘟疫在佛罗伦萨郊区的一座别墅里住了14天，其中10天每人每天轮流讲一个故事。这些故事涉及到的人物形形色色，有国王、贵族、僧侣、后妃、闺秀、仆人、梳羊毛女工、高利贷者、贩夫走卒等等，这些人物各具性格特征，所发生的故事也尽显人间百态。自中世纪以来，欧洲文学还是第一次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反映如此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一位近代意大利文艺评论家曾把《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并列，称之为《人曲》。在书中，薄伽丘以生动的故事讴歌人性，认为人的天性无所不在，不可压抑，更无从回避。他在第四天故事的开头特地安排了这样一个插曲，耐人寻味：有一个从小与世隔绝的青年，跟着父亲下山进城，路上遇见了一群衣着华丽、年轻漂亮的姑娘。青年问父亲这些是什么东西。虔诚信奉天主的父亲答道：它们全都是祸水，叫做绿鹅。并嘱咐儿子低下头去，眼睛盯着地面，别去看它们。谁知儿子却说道：“亲爸爸，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尽管这个青年第一次进城，但他却本能地觉得，在看到的众多新鲜事物中，最美的、最吸引他的就是“绿鹅”。那老头这时才明白，原来自然的力量比他的教诫要强得多！接着，薄伽丘抒发了他极富人文精神的感叹：“谁要是想阻挡人类的天性，那可得好好儿拿点本领出来呢。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③]薄伽丘还借书中绮思梦达之口表达了人类的平等观念：“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等的机能和一样的效用。我们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④]

　　文艺复兴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也有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十日谈》虽然讴歌了人性，但大多集中在人性中的本能方面，说的都是男欢女爱，作为生物种群的最高级动物，人类应该有更高的追求。随着运动的发展，文艺复兴也呈现了从粗俗不断走向高雅的精致这一特点。英国伟大的戏剧作家莎士比亚（1564——1616年）就是文艺复兴高潮时期的杰出代表人物，莎士比亚的作品以优雅流畅的语言、丰富细腻的情感、隽永深刻的哲理描写、抒发、刻画了复杂的人类内心世界；歌颂了人间的仁爱和友谊，提升了人性的高尚与尊严。他在《哈姆雷特》中写道：“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在理性上多么高贵！在才能上多么无限！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⑤]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的进步

　　文艺复兴似乎再现了上古的“轴心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了巨人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不仅产生了西方近代的人文主义，而且在继承唯名论派思想的基础上，还诞生出许多科学的巨人。这里包括库萨的尼古拉、为捍卫真理被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的布鲁诺。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那位谜一样的达·芬奇。达·芬奇不仅是一位我们通常知道的艺术大师，他更是一位科学家！他有许多科学的创造和发明：他最先提出了杠杆原理和液压概念，设计过纺织机、飞机、潜水艇、降落伞等等我们习惯认为是当代文明的诸多器物。他把自己的感想和研究成果写成五千多页的笔记，很可惜这些笔记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但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笔记的残篇当中，体会到达·芬奇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令人震撼的科学想象。

　　这些科学方面的巨人几乎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人的认识对象是自然。经验是人通向自然的桥梁。经验是一切可靠知识的母亲。经验是没有错误的，犯错误的是我们的判断。不从经验中产生的知识，比如上帝、灵魂等背离感官的东西，是虚妄无实和特别可疑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经验，而不是别人的词句。[⑥]这些对人类经验的重视，直接导致了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然后又引发了哲学领域的革命，为以后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在当时欧洲的影响，仅局限于上流社会和知识阶层，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不可能具备阅读希腊文、拉丁文古典著作的能力和条件而参与这场文化的“复兴”，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宗教改革而加入到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来的。

　　1、教士理论与天主教的腐化

　　前已述及，13世纪以后，随着欧洲大垦殖运动的结束，经济的发展，人们普遍出现了热爱生活的倾向。世俗的人热爱生活肯定没问题，但基督教会的教士们热爱世俗生活则有问题。当时欧洲天主教会普遍出现了教会聚敛钱财和教士结婚、偷养情妇、嫖妓等现象。教会为了使聚敛钱财合法化，创造出所谓的“教士理论”。教士理论是指凡人无权与上帝直接沟通，凡人欲达到赎罪祈福的目的，必须通过教士主持的宗教仪式，通过购买奉献大量祭品方能与上帝取得联系。罗马天主教会利用这个理论大量贩卖“圣物”。一片被说成是诺亚方舟遗骸的碎木头，教会就可以卖很高的价钱。据说当时这一类的诺亚方舟的残留物，堆积在一起的总量可以打造好几艘诺亚方舟，被说成是当年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所骑毛驴的驴胛骨，竟然有几十个之多。教会的贪婪和无耻，引起了众多人士的不满，同时也使罗马天主教会的威信一落千丈。罗马天主教会的腐化和人们对教会的不满终于酿成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

　　2、马丁路德与新教的主张

　　中世纪的德国一直处于经济分散、政治分裂的状况，罗马天主教教廷在德国的势力最大，对德国的剥削与压迫最多。当时有一句谚语说：“德国是教皇的乳牛”。所以，宗教改革最早在德国产生。

　　公元1517年，教皇以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大量出售所谓的“赎罪卷”，僧侣们声称，购买赎罪卷的钱投入钱柜叮当作响之时，就是灵魂升天之日。这种无耻的谎言和明目张胆的搜刮，激起了德国各阶层民众的愤慨。当过牧师的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年）把大家的意见写成《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登堡大教堂门口，引起了一场关于赎罪卷的辩论。

　　路德指出，人的灵魂的得救无需教士的中介，也不能靠向教会购买赎罪卷，而要靠自己虔诚的信仰。路德主张人人有权读《圣经》和理解《圣经》，人人都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与上帝直接对话。路德强调《圣经》的目的是为了宣布基督徒是自由的，对基督徒来说自由是上帝最神圣的话，是基督的福音。《圣经》代表着理性，代表着思想自由。路德的思想和主张引发了德国和全欧洲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

　　尽管在以后的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性，但他所发动这场宗教改革运动仍然具有革命的意义：他创立了德国乃至全欧洲新的基督教——路德宗。新教用德文代替拉丁文主持教堂礼拜；新教摒弃了由教皇、主教和教士等组成的教会制度，否认它们是通向天国的钥匙的掌管者；新教废除了寺院制度，倡导人性化生活，坚持教士有结婚的权利；新教简化了宗教礼仪，铲除了教士和俗人之间的隔阂。最后，新教否定教会高于国家的思想，认为教会应从属于国家。

　　宗教改革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和更内在的心灵角度传播和发展了文艺复兴以来复苏的人文主义，它使西欧人从长久的基督教神权统治解放出来，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3、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异同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两者都是破坏14、15世纪现存秩序的个人主义强大潮流的产物。其次，两者有着类似的经济背景：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其三，两者都有一种回到早期根源的性质：一个是回到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成就；另一个是回到《圣经》和早期基督教著作家所阐释的教义。但宗教改革绝非文艺复兴的一部分。二者在指导原则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文艺复兴的本质是热爱人与自然，把宗教放在从属地位。宗教改革的精神是来世思想，蔑视现在的事物。把现世事物看成次于灵性的东西。人文主义者一般认为人性是善良的；宗教改革者则认为人性无比腐化和堕落。文艺复兴的领袖们信奉温和与宽容；路德和加尔文的信徒们则强调信仰和服从。[⑦]

　　三、启蒙运动

　　1、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从科学革命到哲学革命

　　由对人类经验的重视引发了一系列新型科学仪器的发明，1590年，出现了第一个合成显微镜，1608年，发明了望远镜。随后，气压计、空气泵出现。伽利略（1564——1642年）发现卫星围着木星转，哈维（1578——1657年）发现了血液循环。更引人注目的是哥白尼（1473——1543年）阐述了日心说，推翻了人们信奉千年的托勒密的“地心说”。科学革命最引人注目的贡献还不仅仅在于新工具、新发现的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新的科学方法的发现。突出的是弗兰西斯科·培根（1561——1626年），他主张经验与理性的婚配。他指出狭隘的经验派只忙于收集材料而并不对材料进行加工提炼，由于拒绝运用共同的概念而陷于认识的迷途；理性派（这里的理性派是指基于亚里斯多德的演绎逻辑体系进行从一般到个体推演的派别）则容易陷于抽象的玄想推出不切实际的教条和学说。为此，培根主张必须在经验能力和理性能力之间永远建立一个真正合法的婚姻。由此，他发明了科学归纳法，强调了观察和归纳推论的重要性。当数学新领域尤其是微积分被开拓出来后，观察以及数学运算的方法就成为近代科学最为显著的特点。科学方法的运用让那些思想家和科学家意识到：人可以得到关于自然的真理，只要方法得当。培根提出了那句振奋人心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几乎与培根同时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则继续沿用演绎法阐述他的全部哲学。他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强调理性的独立和确凿性，由此创立了唯理论哲学。以后又有荷兰的斯宾诺莎（1632——1677年）和德国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推进了唯理论哲学。这些思想奠定了启蒙运动的基础。

　　2、启蒙运动的内涵

　　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是17和18世纪在欧洲知识界获得广泛拥护的一种思想运动和信仰运动，它所研究的是上帝、理性、自然、人类等各种相互关系的概念。

　　……在理论方面，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首先讨论理智与情感的关系，最后讲到法制问题。启蒙运动思想大致有人道主义、社会思想和历史观几个方面。在人道主义方面，启蒙运动思想家发现人类有共同的属性，进而又从人类社会的固有现象转而研究人类社会应有的现象，从而提出批判，鼓吹改良，进而主张改革。欧洲各国的严峻法律受到抨击。有色人种受到同情。瑞士法学家德瓦泰勒主张各国和平共处，遵守自然法的伦理原则。最后，康德于1795年发出“为了永久和平”的呼吁。在社会思想方面，启蒙运动表现在政治思想、法律和经济理论等各个领域。在政治思想上，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提出社会契约说。1762年卢梭的《民约论》在巴黎出版。启蒙运动的法律思想，最终体现在普鲁士法典、奥地利法典和《拿破仑》法典之中。在经济理论上法国经济学家布阿吉尔贝尔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自由竞争。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原富》，主张遵守自然法则，尊重个人自由，但也要求政府扶弱抑强。在历史观方面，培根首先提出新的解释历史方法。他反对历史循环论，认为人类是在不断前进。[⑧]

　　3理性的高扬

　　启蒙运动起源于西方民族对思想自由的新要求，它是文艺复兴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它一方面源于西方民族的成熟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又源于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所引发的自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人类理性的崇拜。启蒙运动的理论表现是理性主义，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深入和具体化。此时人们已从对人的崇拜，发展到对理性的崇拜，因为人类凭借理性就能完美地了解整个世界。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远比文艺复兴初期的思想家幸运和自信。因为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者，在古典文化的光辉成就面前颇为自卑，甚至自惭形秽。但这三百多年来，欧洲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式的变化：民族国家形成、新航路开辟、经济迅猛发展、科学技术飞跃式的进步……而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不是依靠上帝的指引或者神意的启示，而是人类凭借着自己的理性，运用自己的才智，不断探索创造的结果。他们无比乐观地相信：今天远胜于昨天，明天比今天更美好！启蒙运动从英、法两国开始，然后扩展到德国和荷兰等诸多国家，涌现出许多思想家。他们都以理性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主义，直接为资产阶级革命鸣锣开道。在启蒙思想的指引下，欧洲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欧洲近代国家，甚至催生了美国这个新兴国家。

　　启蒙思想家反对宗教迷信，提倡科学。他们力图把人类生活世俗化，开辟一个非宗教的理性时代，他们关注社会，希望用理性的光辉映照出一个民主、科学的光明时代。启蒙运动将西方自然法理论中的核心价值诸如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广泛张扬并付诸实施，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浪漫主义的反叛

　　启蒙运动给我们留下深远影响的还有那充满个性、饱含生命亲切感、潇洒优美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起自18世纪中期，止于19世纪中叶，但它的影响直到今日尚未消失。浪漫主义的创始人是出生于日内瓦的法国平民思想家卢梭（1712——1778年）。卢梭是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思想家，他的激进可能源于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和愤世嫉俗的叛逆性格。或许正因如此，在启蒙运动理性大旗高扬的时候，卢梭吹出了第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他认为崇拜理性，把理性视为人类行为和真理绝无谬误的向导是不可靠的。理性有它的用处，但是关于生活中更多的问题，依靠情感，听任本能和情绪办事更可靠、更经常。卢梭在得奖的《论科学与艺术》论文中把原始人的自由与无知和文明社会的暴政和罪恶相对照，认为：人类天性本善，原始人是“高贵的野蛮人”，原始社会最美好，知识的进步有害于人类的幸福。

　　卢梭的这些见解和思想，震惊、影响了整个的欧洲思想界，他从此成为浪漫主义之父。在卢梭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整个欧洲的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和建筑艺术都浸透着浪漫主义的分子。

　　按照我的理解，浪漫主义应该是指这样的一种倾向和态度，它宣扬人的感情至上，它本身的特点是非理性的、人文的、个性的、想象的和情感的，它往往以历史、民族奋斗和壮美的自然为其素材和背景，描写、讴歌人的情感和业绩。我们所熟知的一些诗人如拜伦、雪莱、歌德等等都属于浪漫主义诗人。

　　浪漫主义思潮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指出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揭示了科学对人类的生活是一把双刃剑这一我们现在才深刻领教的道理。浪漫主义对西方人文精神的贡献和影响是：它极大丰富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凸现了人的情感和个性；它把人从冷冰冰的理性原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让人全新体会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它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密切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帮助我们重新确立了对自然的尊敬态度；它让人们善于发现发展中国家和所谓落后民族的长处，教导人们对不同文明胸怀一种宽容的心态。浪漫主义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个人主义的膨胀，为张扬个性而造成的混乱和无序；对现代科技的排斥和拒绝，文学作品中的无病呻吟和生活中的情感泛滥等等。

　　启蒙运动的真谛

　　我以为：启蒙运动最重大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于它给欧洲带来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而是在于它对欧洲人本身的一种彻底解放的主张。人的解放包括人身的解放和人思想的解放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要使人获得人身的自由和思想言论的自由。启蒙运动让产生于古代希腊罗马、又复兴于14、15世纪的西方人文精神得到了深刻圆满地体现。

　　对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进行深刻探讨，具有重大理论贡献的是法国的卢梭和德国的康德（1724-1804年）。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由契约而生成的国家是“主权在民”的，人民有权推翻侵犯人民利益，侵害人民自由的专制政权。

　　康德很赞成卢梭的有关人生而自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思想的自由。相对于人类本身而言，何为启蒙运动？康德的定义道出了启蒙运动的真谛：“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康德解释说：不成熟状态并不是指人缺乏理智，而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和决心加以运用自己的理智，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拉丁文：要勇于思考。作者注）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能够自觉地运用自己的理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在古希腊只有苏格拉底做到了，但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由此可见，能否做到拥有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的思想，运用自己的理智做出判断是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否经过启蒙的一个重要标准。康德面对历史和现实，尖锐地指出：以人民的保护者自居的统治阶级总是阻挠人民运用自己的理智，实行愚民政策，“保护人首先是使他们的牲口愚蠢，并且小心提防这些温顺的畜生不要竟敢冒险从锁着他们的摇车里面迈出一步；然后就向他们指出他们企图单独行走时会威胁他们的那种危险。”

　　“然则，哪些限制是有碍启蒙的，哪些不是，反而是足以促进它的呢？——我回答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⑨]

　　康德的这段话揭示了人类自由的内涵和启蒙的标准，对我们中华民族极具启迪。

　　[①] 参见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②]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六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1页。[③] 参见意薄伽丘《十日谈》山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348页。[④] 同上，第357页。[⑤] 参见《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册，第49页。[⑥] 参见颜玉强主编《西方哲学画廊·人性的欢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⑦] 参见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著《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二卷，第181页。[⑧]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六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94-595页。[⑨] 以上引文参见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24页。

浪漫主义思想运动起自十八世纪末期到十九世纪中叶，但它的影响直到今日尚未消失。从历史的观点而论，浪漫主义起自对过分强调理性和普遍概念的启蒙运动的反动。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与浪漫主义之间有许多对立，同时也有许多相互间的影响。浪漫主义推祟情感，主张想象力的创造性发挥，坚持美感第一的美学标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都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其中，康德和黑格尔对历史演变的见地和费尔巴哈对人性的理解，都在他们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哲学观点的基础上带上理想化的浪漫色彩。浪漫主义是多姿多彩的，其共同点就是用丰富的生命哲学来取代理性与概念。就此而言，不少哲学家应视为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某种形式的结合。如康德、黑格尔就是把理性在某些方面加以浪漫主义膨胀，从而使他的观点成为某种脱离现实的东西。罗素认为，浪漫主义对哲学的影响产生了两种相反的东西，一种是过分强调理性以及虔诚的希望的浪漫理性主义，一种是表现为对理性的低估的非理性主义，后来的尼采就属于后者。因此，浪漫主义不是什么严格的思想体系，往往是人们用来指思想家、哲学家的某种倾向或表现。在历史哲学中我们可以见到从浪漫主义发展为历史主义的轨迹。黑格尔哲学把任何历史形式都纳入绝对观念发展过程的必然地位之中，这样历史形式就有了超时间的有效性，历史事实的独特性被取消了，历史的自由和不可归约性也被否认了，成为一种思辨的历史主义。赫尔德的历史哲学的思想则不同意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忽视历史特点的观点，他不把历史看作是人性的普遍特征的表现，而强调历史在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去研究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性。

这些变化说明在思想史中不同思潮的互相补充和迭起是合乎规律的。任何时候，人类的思想发展都不是铁板一块。有理性主义的发展，就有浪漫主义的补充；有浪漫主义的挥洒，就有历史主义的规范。具体思想家的思想则更复杂，更需作具体分析。

（前145—前90）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补注1：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徒，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补注2：司马迁出生于何地？《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 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收吖侣��坪趸姑豢吹绞裁慈硕运韭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