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司马迁的资料

苏轼。“苏门三父子”中苏轼的文学造诣是最高的，他不仅在词上有较高的文学造诣，而且在书法上苏轼也自成一家，最大气的要数《念妈娇赤壁怀古》，但在宫廷的权利较争中，他好成了牺牲品，一再的被贬被流放，但最后他还是得以回归故土，在琼州海峡完成了他最后的一部作品《江上帖》，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心情之悲壮。

司马迁和《史记》

前面我们说到，司马相如的赋和司马迁的《史记》，在表现时代意识方面有共同之处，但这并不意味两者在思想、艺术方面处于同样高度。作为宫廷文学侍从的司马相如为迎合君主趣味而写作的赋，与虽作为王朝的史官却保持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的司马迁所创作的《史记》，两者之间不言而喻存在显著差别。《史记》不仅具有雄伟的气魄，而且反映出不断强化的君主专制对于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压迫，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刻思考，这些是汉赋不可能具有的。事实上，《史记》不仅是汉代最伟大的著作，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少数几部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司马迁的生平和他对历史与社会的理解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具有独特眼光的评论。这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重要意义。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次游历到达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著史，并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工作。

就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天汉二年（前99），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无能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专制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终于在太始四年（前写于这一年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迹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①。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全书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构成。“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还有一部分记载了中国边缘地带各民族的历史。《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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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以前，历史著作都带有资料汇编和整理的性质，作者大都不明，难以说是由某个个人独力完成的：诸子书实际也是各个学派文献的汇编，并非由学派的开创者单独完成，而且其中的文章大多是独立成篇的。

这种著作体裁又简称为“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史记》纪事，其时间上起当时人视为历史开端的黄帝，下迄司马迁写作本书的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空间包括整个汉王朝版图及其四周作者能够了解的所有地域。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的总结，也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世界史。在这个无比宏大的结构中，包涵着从根本上、整体上探究和把握人类生存方式的意图。如司马迁本人在《报任安书》中所言，他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不能够把《史记》看成是单纯的史实记录，它在史学上、文学上以及哲学上，都具有极高的成就。

《史记》被列为中国第一部“正史”。自此以后，历代“正史”的修撰从未断绝，汇成一条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堪称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但是，《史记》的情况同后代正史又有很大不同。《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今传《史记》中一部分是后人补缀的）。那么，司马迁究竟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写作《史记》的？这也是理解《史记》的关键之一。

我们需要注意到，在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确立君主个人绝对权威前，君主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整个贵族集团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史官不仅享有较高的地位，而且有“秉笔直书”的义务和权利。司马迁的祖上世代为史官，他虽然意识到在自己的时代，史官已经跌落到“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的地位，但他有意识地继承了古老的史官传统，并不想把自己的笔变成为君主唱赞歌的工具。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司马迁对孔子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他并不是完全服膺孔子的学说，对当代的儒士更鄙视有加，但他钦佩孔子的人格，尤其是孔子以普通士人的身份，而有为天下确立文化准则的宏大理想。司马迁把自己写作《史记》的工作视为孔子修《春秋》事业的继承，这就在精神上自居于很高的地位。扩大地说，这也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理性态度和批判意识。

时代赋予司马迁以宏大的眼界，和全面总结历史的任务，广泛的游历使他对社会得到前人所未有的了解，残酷的命运促使他深刻地思考人生，继承先秦的史官传统和诸子文化，司马迁又确立了不屈服于君主*威的相对独立和批判性的写作立场。正是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和特殊的个人遭遇中，产生了伟大的《史记》；在这部伟大的《史记》中，又表现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的多方面的独特理解。

首先，正如上面所说，《史记》是一部批判性而非歌颂性的著作。尤其对汉王朝的历史，对当代即武帝时代的政治，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他在肯定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毫不容情地、活生生地描绘出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对一代雄主汉武帝，司马迁也大胆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残害人民、任人唯亲、压抑人才以及迷信求仙、滥用民力等种种行径。至于官僚阶层中种种勾心斗角、厚颜无耻的现象，更是纷呈毕现于他的尖锐的笔下。这些揭露与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倾向，也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具体可信的、体现人物的真实性格的史实记录。从中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怀疑和思考：历史上获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权势的人物，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因为拥有高贵品质和道德正义，才得到他们的地位。有时恰恰相反，品质高贵和信守道义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败的，就像与刘邦相比远为坦率和自尊的项羽，与武帝的宠臣相比远为正直和勇敢的李广，都不免以自杀结局。虽然司马迁不曾从理论上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是什么，但足以启发人们作一种深入的反省。

《史记》首创的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过去的历史著作都记载了人的历史活动，但这些记载都是以时间或事件为本位的，人的主体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识到和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历史著作中的人物总体说来，一是局限于社会上层，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于政治性人物，范围有限。《史记》所记述的人物，虽然仍以上层政治人物为主，但其范围已扩大到整个社会，包括社会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我们看到在《史记》中，帝王、诸侯、农民领袖、卿相、将帅、后妃、宦官、文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商人、戏子、医师、男宠、卜者，各各显示出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又共同组成色彩斑斓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在这以前及以后的史书中，很少看见如此众多类型的人物，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的人物。这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一种认识，尤其是对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态度，在一般“官史”中是几乎看不到的。

司马迁还进一步注意到：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他并不否定道义的力量，也表彰了许多信守“仁义”的君子，甚至在这方面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忠于生活的观察者和深刻的思想家，他也确实认识到并且公然提出：是人的物质欲望、追求生活满足的要求，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在《货殖列传》中，他不厌其烦地列举多方面事实，证明“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好利”。他把壮士勇于战斗、闾巷少年劫财盗墓、歌妓舞女出卖色相、渔夫猎人冲风冒雪、赌徒彼此争胜、医师方技之人苦心钻研、农工商贾的各项经营，乃至吏人舞文弄法以求贿赂，各种不畏苦不惧死的行为，全部归结为是追求财富、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尽管这样并列的叙述使很多人难以接受（因为其中终究有善恩顺逆之别），但在那个时代，司马迁就认识到是物质利益的追求而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才是人的历史活动的潜在动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衡量历史人物的地位，司马迁所依据的是他们的实际成就，而不是获得何种名位。项羽未尝称帝，但一段时期中实为天下之主，《史记》中便立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之后，是《吕太后本纪》，而没有“孝惠本纪”，因为惠帝虽有皇帝的名义，其实只是傀儡。在这里，司马迁丝毫没有孔子“正名分”的热情。《史记·太史公自序》宣称，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得以垂名后世。所以，他也很赞赏为了求取不凡的成就而甘受一时屈辱的人。譬如韩信不耻过胯，曾经勇冠三军的季布甘为奴隶，在司马迁看来，都是“烈丈夫”才能有的壮举。这里面，也包涵着司马迁为完成《史记》而忍辱不死的人生体验吧。

在《史记》中，是存在一定的伦理评价标准和褒贬意识的。但它的标准并不完全符合统治阶层的利益原则或世俗的道德意识，也不是狭隘单一的。甚至，前后之间不妨有些矛盾。如《伯夷叔齐列传》歌颂了二位贤君子“不食周粟”的忠节，《管仲列传》却又赞美起先帮助公子纠与齐桓公争位、失败后不肯殉节、从囚牢里出来又做了桓公重臣的管仲，说他“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游侠对社会统治秩序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司马迁是明白指出了的，却不妨赞扬他们重然诺轻生死的义风。甚至，《酷吏列传》激烈抨击了酷吏的残忍，《太史公自序》又说“民皆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故酷吏也有存在的理由。这些并不是因为司马迁观念混乱，而是他看到社会本身的复杂性，需要广泛而多视角地理解各种人的生存方式。即使是他所反感的人物，也尽可能如实地描写，不简单地一笔抹杀之。

东汉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然而，这些恰恰是司马迁远比班固之辈高明的地方。正是由于司马迁对历史和社会具有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对各种人物的生存活动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不受正在建立起来的儒家统治思想的束缚，敢于蔑视世俗道德教条，也不从某种单一的学说出发来理解人和描写人，《史记》方能成其丰富和博大，产生一种独特的魅力，而区别于后代所有其他正史。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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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

第十八章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西方术语的引入

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常用概念,一般用来概括文学思潮、划分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发展阶段

人类的认识活动必须借助概念去把握认识对象。概念是相对稳定的,而对象却复杂多变。在概念和对象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缝,人们不断地调整概念的内涵以适应多样多变的对象。因此、给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概念定义,常被视为理论的冒险。这种冒险已经产生了许多牺牲者。就连极其讲求缜密运思与实证分析的韦勒克,在界定浪漫主义上的“统一性热情”,也遭到了批评。利里安·弗斯特指责他忽略了浪漫主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歪曲了欧洲浪漫主义有着不同侧面的真相。”①对浪漫主义等概念既有的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诸种界定,都难以令人完全信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无法使用确定的概念阐释对象,而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僵硬地限定并使用这些概念。古典主义等概念框住的是多样对象的某种家族相似性,从中寻绎出一些“主导性规范”。如果人们不把概念本质化,而是认识到以概念来把握对象的限度,认识到多样对象的一些异质性是概念的同一性所无法捕捉的,那么,文学理论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另一方面,概念的运思又具

有实践的功能。某些关键性概念的介入有可能改写过去的文学史,或者塑造文学的未来。文学史上这样的事件并不罕见。事实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是在文学史事变中产生的;这些概念在得到确认之后又进一步介入文学史的发展,它们所引发的大规模论争同时也规约了新的文学史阶段,限制了文学的未来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概念显示了强大的理论动力。

伴随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转换,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术语也取代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常用术词,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这些术语的大规模引入和使用,最初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早在1908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就深入阐释了摩罗派与恶魔派的涵义;1918年,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从希腊神话一直谈到18世纪的欧洲文学。在“结论”里,周作人引入了古典主义、传奇主义和写实主义等术语。他把文艺复兴和十七八世纪文学合称为古典主义,而“文艺复兴时期,以古典文学为师法,而重在情思,故又可称之日第一传奇主义(Bomanticism)时代。十七八世纪,偏主理性,则为第一古典主义( Classicism)时代。及反动起,19世纪初,乃有传奇主义之复兴。不数十年,情思亦复衰歇,继起者曰写实主义( Realism)。”①茅盾发表于1919年的《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更为集中地介绍了欧洲18至19世纪的文学思潮,清晰地表述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概念。很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用新传奇主义或新浪漫主义概念指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演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关键词。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现实主义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强势概念。到了1950年代,茅盾的《夜读偶记》甚至把一部文学史化约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而一切反现实主义的文学都是唯心的、反动的,唯有现实主义是唯物的、进步的。1980年代的现代主义论争和199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引入,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状况才被彻底改变。

人们曾经用这些概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少理论家认为《诗经》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楚辞开创的浪漫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传统。然而,正如钱锺书所言:“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儿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①因此,即便人们不再简单地把中国古代文学概括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也仍然十分有限二广义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我们将从文学史意义和话语成规意义上来论述这些概念。在文学史意义上,它们用以指称某一历史阶段的主流思潮;在话语成规意义上,它们用以概括某种美学倾向和艺术规范。

从歌德、布吕纳介、海涅、谢林、斯丹达尔、卢卡斯、圣茨伯里等的定义看,人们通常在二者相对之中论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涵义:古典主义是健康的、优美适度的、只描述有限的事物的、向过去学习的、过去时代的、直接陈述思想的,浪漫主义则恰恰相反。浪漫主义是病态的、破除规则的、暗示无限事物的、轻视过去的、当时的、暗示和象征地传达思想的。尽管他们对于二者的评价存在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但是,这些认识表明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是两个用来对比的术语。这种二分化,“同普遍存在于18世纪其他一些对比物有着明显的类似,如:古人与今人、人工造作的诗与民间流行的诗、莎士比亚不受法制限制的自然的诗与法国古典主义的悲剧等等”2。广义地看,文学史普遍存在这种美学争执:一方持古典主义理念,百科全书一般如此概括这种美学倾向:“它以适度的观念、均衡和稳定的章法、寻求形式的协调和叙述的含蓄为特征;它主张摹仿古代作家,弃绝对罕见事物的表现,控制情感和想象,遵守各种写作体裁所特有的规则。”③另一方则持浪漫主义倾向,把创造性想象放在首位,偏向情感麦理天才想象、个人的独创性以及对自然的主观感受和对奇呈及神秘事物的渴望的遂恨向这两种倾向体现出人类美学趣味的两种相反走向:一极趋向于稳定、和谐和理性,趋向于从古代经验史总结出恒久可靠的艺术法则;另一极趋向于自我的创造性、实验性,用强力突破历史成规,从自身创立艺术规范。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应该具备古典主义的适度、均衡、含蓄的特质,而有节制地使用自己的情感和想象能量。然而,如果占典主义规范强大到有如一套权威性法典,约束并监核每个个体的文学写作,那么,从古典传统中总结出来的规范、就蜕变为不可逾越的教条。这些教条甚至享有对文学体裁、叙述方式、意指方式和审美趣味的是非裁决权。生存在古典典律巨大身影下的文学必定是平庸、僵化甚至保守的,它仅可能是某一历史阶段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构成部分。古典主义的永久性立法封闭了文学朝向未来的发展空间它也不能表现和诠释人们当下的存在经验,因此导致求新求变的人类审美心理的厌倦与反抗。正如司汤达所说:“古典主义提供的文学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主张今天仍然模仿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并且认为这种模仿不会使19世纪的法国人打呵欠,这就是古典主义。”①规范过度的古典主义必然遇到浪漫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因而浪漫主义运动具有美学革命的意义。反规范乃至解规范是作家个人创造力与规范约束力之间的对抗和较量。叛逆古典主义规范的角色,是由布鲁姆所说的撒旦式强力诗人扮演的。文学史热情地铭记这样一些人物:他们因为成功地反叛规范而引人注目;他们从强大的古典规范中突围而出,标新立异,自创典律。这些作家创作的作品未必都是深刻伟大的,但往往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文学史需要这些有冲创力的、拒绝墨守古典成规的作家,尤其是在旧成规、旧秩序过于强大的历史阶段。

三文学史中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然而,如此宽泛地谈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有可能遭人质疑。浪漫主义之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不都是通过反前者之规范而标识了文学的新趋向吗是否一切具有独创力量的伟大作家都是浪漫主义者司汤达曾经如此断言:“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2;弗斯特以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为例,证实浪漫与现之间的某种相通性①;人们还把现代主义视为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变,或找到后现代与浪漫派的一致之处:两者都激越地批判现代性。同样,(们也能找到古典主义无时不在的一些事实。当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幽灵到处得徊时,它们的实体面目可能已渐渐模糊难以分辨,只有回到文学史才能找到它们寄身的确切位置。

多米尼克·塞克里坦曾言:“古典主义代表了某种具有周期性的企图它旨在使人的情感生活井井有条。”②他细致梳理了古典主义的发展历史意大利文艺复兴、王政复辟前的英国、文艺复兴的法国法国古典主义、奥古斯都的古典主义与德国古典主义等阶段。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它简化为四个时期:(一)希腊罗马时期:亚里上多德的模仿论、中庸论、净化说以及对悲剧形式的具体限定,是古典主义理论的溢。贺拉斯的《诗艺》确立了套以“适当和教于的古式

16世纪欧洲

兴起文

运动,复兴的就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艺、藉此破中世纪捆。应该分辨的是,文艺复兴对古典文化的推崇与一般古主义不同,返古的目的是创新而非模仿。文艺创作的感性色彩、创新品格和对新事物的兴趣,与希腊前期的艺术精神相通,而与古典主义遵循规范的理念相背。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却与古典主义关系密切,大多著述是对亚里土多(诗学》的注释和发挥而且对17世纪的古典主义产明显的影响。明屠尔诺的《论诗人)、《诗的艺术》,把壁仿说和情节的整性当做诗艺的恒定真理;卡斯特尔维屈罗翻译并注释了《诗学)其注释将亚氏的时间、地

昆杂糅合,达到使观众既不落入悲剧那种过分的忧伤,也不落入喜剧那种过分的放肆的效果等。这些论述构成了对古典主义原理的阐发。(三)17至18世纪,是古典主义从高潮到衰退的时期。17世纪60至80年代,法国古典主义兴盛,高乃依、拉辛、莫里哀、拉封丹为古典主义提供了一批经典文本,而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第一次系统深入典

范在品和理论的大规模发展成一场古典主

场

的理论的传播扩展到18世纪的英国和德国。英国的德莱顿、蒲柏、约翰逊是最重要的奥古斯都古典作家,他们追寻法国古典主义的某些范例,如严谨、均衡、协调、完整与中庸。德国人则在厌倦17世纪后半期巴洛克风的感伤主义之后,转从古代典范以及法英的古典主义实践中汲取营养。高特舍特从人性历史恒定性假设出发,认为文学应模仿古典作家所创造的范例速辛推广了温克尔曼对希腊艺术精神的总结崇高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太:而后期的歌德则以“健康的古典主义”对抗“病态的浪漫主义”。他们的探索使古典主义更加完善。(四)现代古典主义,以艾略特、奥登、叶芝等人为代表,他们反对浪漫主义的情感渲泄,主张古典主义的严峻、准确、凝练的美学。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是现代古典主义的经典文论,处理的仍是古典主义始祖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学养与天才的关系命题。浪漫主义是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概念,它的诞生是近代以来的事件0语义史看,这个术语最初源于中世纪的骑土传奇。在古主义主导的时代浪漫派的”通棠是一个贬义词用以批评那种无节制的,荒谬的、与古典范相的另类文学浪漫主义”这一术语的语义从贬义到义的转换,是在浪漫主义运动从酝酸到兴盛的过程中发生的。利里安·弗斯特说:“浪漫主义运动的根基存在于18世纪一系列影响渐大、互相联系的潮流之中新古典主义体系的衰落引起了启蒙运动的探询,反过来,这又必然导致18世纪后半叶新思潮的出现。”①18世纪前半叶,法国古典主义向英、德等其他扩散。但是,在启蒙运动的怀疑精神的有力冲击下,其影响力逐渐衰早在1739年,休谟的《人性论》就声称理性是感性的奴隶,直接挑战古典主义的理性主义原则。1744年T华顿在《英国诗史》的“引论”中,为骑士传奇和塔索等人迥异于古典主义的“哥特式”文学辩护一1747年理查逊出版了《克拉丽莎》,这部通俗化的情感作品迅速地风靡全欧洲,这一现象表明人们厌了理丝中转最的古典主义后斯泰恩《感伤的旅行梭《新爱

德《少年维特之烦恼

情感伤小说

情感模式已具锥形。18世纪末,“浪漫主义”一词所指的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不仅指中世纪文学阿里奥斯托和塔索,而且包括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加尔德隆等,那些不同于古典主义所遵循的古代传统规范的文学都置身其中9世纪初,受席勒的素扑与感伤文学类型划分的启发,施莱格尔兄弟从理论上阐释了与古典主义相对的浪漫主义的类型学概念。之后,经诺瓦、带克、海涅、斯达尔夫人、司汤达、华弦华斯、柯勒律治等一大批浪漫主者的理论阐释和创作实践,浪漫主义新范式彻底取代了点典主义文学成星R市勒克认为,这场席卷全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存在“一个理论、哲学和风格

陆机，吴郡吴县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他和弟弟陆云合称“二陆”。他曾经担任过平原的土木史，供奉美酒，和阿郎一样，被称为“陆地平原”的世界。之后死于“八王之乱”，被贬为三族。他“奇才少，文章举世闻名”。他和他的哥哥陆云是中国西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被称为“太康英语”。陆机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平赋帖》是中世纪最早的真迹名人书法。

陆机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曾祖父是孙策，吴栋政权的创始人，孙权的弟弟和伟大的皇帝吴。他的祖父，鲁迅，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名将，曾经担任过吴栋的宰相。他的父亲是来自吴栋的老师，他带领军队对抗魏阳虎。父亲去世时，陆机14岁。他和他的兄弟作为牙医带领他父亲的士兵。吴二十岁就去世了。陆机和他的兄弟陆云从家乡退休，闭门苦读十年。太康十年，和来到洛阳，拜访当时著名的学者张华。张华见他们很重，说：“吴之战，赢了二帅。”让二路出名。有时有一句话：“二地入罗，降价三票”。

他是“鲁公的二十四个朋友”之一，因为他有很好的旅行权利和与杰米的良好关系。

《吕记》曾被成都王司马营视为平原内史，故称“天下平原”。司马颖任命陆机为河北巡抚，率领20多万人攻打王司马。据《晋书列传》“从江桥到江桥，百里之内有鼓。自汉魏以来，再无良师。”鲁、申智、司马懿在绿园与晋惠帝交战，大败而归。孟玖当官拜司马颖，陆机被司马颖杀死。弥留之际，他叹道：“你是怎么听说华亭呵呵的？”]，43岁在部队阵亡。两个儿子卢伟和夏露同时被杀。他写了300多篇文章，与世界同步。洛阳被杀，葬于云中。墓中的河套遗迹仍可辨认。兄弟陆云和卢丹后来被杀害。唐代诗人李白在《杂曲歌》年动情地说：“如果你有更多的陆地机器，你会保护自己吗？”。

写一篇自己欣赏的古代文学家作文500字

有这么一个同学，不仅她魅力四射，学习非常专心致志。于是，我深深地喜欢上她了。

他有一个像三角形圆的脑袋，细长的眉毛下面长著一对圆溜溜的眼睛她那高高的鼻梁下边是一块小巧的嘴巴。但是我们班的男生都叫她：要整你和母老虎，要整你是因为男生都把姚珍妮中的姚改为要，珍改为整，妮改为你，所以就是要整你。母老虎就是她生起气来凶巴巴的。

姚珍妮她每一科目都是优秀，人又非常地美丽，我跟着她一定有大好收获得。姚珍妮就像美丽的白雪公主，而我就是那英俊潇洒的白马王子。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上QQ的时候，一不小心发了四个字，那就是：我喜欢你。可他有许许多多的含意，有：我喜欢你的学习，我喜欢你的微笑。我猜想我星期一肯定会完蛋的，晚上睡觉的时候肯定会害怕的，我希望姚珍妮别上QQ，这样他就不会发现了。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怕明天姚珍妮会对老师说吗？真是猜不透，只好等到明天才可以揭开答案。

到了星期一，姚珍妮就马上跟王老师说了，我肯定姚珍妮昨天有上QQ，要不然她肯定不知道我发了那几个字的。过了一会，王老师叫我去办公室，到了办公室，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到了王老师的面前，王老师问我：“你上QQ的时候对姚珍妮说了什么？”我小声地说：“我喜欢你。”王老师说：“小孩子不要谈什么恋爱，小孩子要好好地读书，你马上去跟姚珍妮说对不起。”

到了姚珍妮的面前，我就大声地对姚珍妮说了一声：“对不起。”不知道她原谅我了没？真是猜不透。

字谜猜猜猜打一古代文学家

飞刀挡箭救文人，月夜狂饮贺文生，忽见文人山旁隐

叫《刘胜仙》

汉字“囍”与哪位古代文学家有关？

王安石

双喜临门的王安石带着三分醉意在红纸上挥毫写了一个大大的“囍”字贴在门上，并朗声吟道：“巧对联成双喜歌，马灯飞虎结丝罗。”从此，这个“囍”字便传开了，并一直沿用至今。

终生不仕的古代文学家是谁

严光（前39年—41年），又名遵，字子陵，汉族，会稽余姚（今浙江慈溪市横河镇）人，原姓庄，因避东汉明帝刘庄讳而改姓严。东汉著名隐士、黄老道家学者、文学家、思想家，世称“严子”。

少有高名，与东汉光武帝刘秀同学，亦为好友。其后他积极帮助刘秀起兵。事成后归隐著述，设馆授徒。 著有《老子注》二卷、《老子指归》十四卷，为汉代道家易的代表人物之一。公元25年，刘秀即位，多次延聘他，但他隐姓埋名，退居富春山。 后卒于家，享年八十岁，葬于富春山。后世人称富春山为“严陵山”，又称其富春江垂钓处为“严陵濑”，其垂钓蹲坐之石为“严子陵钓台”。后来范仲淹重修桐庐富春江畔严先生祠堂，并撰写《严先生祠堂记》，内有“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赞语，遂使严光以高风亮节闻名于天下。

古代文学家有个叫什么邈的

你好根据你的问题

你问的应该是孙思邈

孙思邈 元代科学家

古代炸药的发明创始人

为我国古代科学做出极大贡献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求举我国古代文学家“穷而后工”的例子，并以此写一篇演讲稿

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说

“诗穷而后工”说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诗穷而后工”，是说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欧阳修则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络起来：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钟嵘“托诗以怨”说、韩愈“不平则鸣”说的深入发展。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作。

以上例子，都是诗人、文人、政客在穷途末路时、人生低潮时迸发的才识。

鲁迅翻译的书名《文学，苦闷的象征》，都是指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说，诗人的不幸，是文学的大幸！

古代文学家穷而后工的例子

《孟子·告子下》“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然后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穷而后工

词 目 穷而后工

发 音 qióng ér hòu gōng

释 义 旧时认为文人越是穷困不得志，诗文就写得越好。

出 处 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例子详细请参考：

:pipazhblogbus/logs/2004/03/117579

屈原；

司马迁；

李白；

杜甫；

孔子；

孙膑；

韩非子。

有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种理论的源头就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6]有人认为应当将“发愤著书”说与“穷而后工”说区别对待。[7]但笔者认为“穷而后工”与“发愤著书”还是有着许多相同之处的，“发愤”的前提在于恶劣的生存环境，痛苦的人生遭遇。这难道不是“穷”吗？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发愤著书”是有意为之； “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式的创作无意一些，自然一些，但同样也不可否认这里也有“有意为之”的成分。

古代文学家都喜欢哪些风景

送你一首小诗：天下好山水 必有楼台收 山水与楼台 又须文字留。

语出《增广贤文》。

萧红作为一个小女人进出鹿寨。在这里，她可以没有过去。在这里，她可以选择回忆。她只需要记住爷爷后花园里的花、草、虫、鸟。如果可以，最好从现在开始把她生活中的一切都挖出来，然后把一切都留在此时此地。在这里，她喜欢听鲁迅清脆的笑声，喜欢看他笑得连自己的烟都忍不住，笑得直咳嗽。她喜欢和丈夫聊天。过了十二点，电车不见了，然后徐老师开车送她回去。她喜欢和瀛海挤在车里，和婆家一起去公园看**。她喜欢和徐老师一起织毛衣、剪羊毛、缝纫，听鲁迅讲鬼故事。她认为这是她祖父的后花园。

毫无疑问，鲁迅很宠爱她，把她当孩子看待。鲁迅病危的时候，还记得她的单薄。他帮助过很多年轻人，无数男男女女，只有她关心自己的宠物。他极力推荐她的作品，为她写序言，找人为她写后记，对她的小说评价如珍宝。萧红名扬天下，与鲁迅的推崇有很大关系。

在上海那些年，她和小军分手了，她冷得跑到鲁迅家取暖。

鲁迅很喜欢这个孩子气的乔妻，把她介绍给上海文坛的群星，熟练地操作出版《生死场》。

可以说，没有鲁迅的帮助，萧红能否从绝望中站起来，还很难说。萧军不仅背叛了她，还鄙视她的才华，认为她的小说平淡无奇，散文毫无章法，文章读起来像个小女孩坐在外婆家的门槛上，自言自语。

鲁迅给了她最后的温暖，不是爱。

也许是萧红误读了鲁迅的《友谊》，或者是我们误读了萧红的《忆鲁迅老师》。1937年春，萧红在北平养病，与女友李聊天。后来，李回忆说：“1937年她从上海来北京看我时，我们偶尔谈到我的父亲。我说，‘鲁迅老师把你当慈父啊！’她马上说：“不！应该说，和我爷爷一样，没有这么好的父亲！”原来她有求爷爷宠鲁迅的秘密，所以跑得那么勤快，撒着与身份不相称的妩媚，写得字薄如丝，让后人猜不透。鲁迅对她的爱也很好解释。莱蒙托夫有一首诗：

我被你深深吸引/不是因为我爱你/而是因为我衰老的青春

重要作品：《悲忿诗》，《胡笳十八拍》

成就：第一次做了一首五言自传叙事诗。

出生地：沛县、陈留县

蔡琰，陈留县人，是一位有着鲜明气质的著名学者。后期在河东娶了魏忠道，魏忠道早亡。他们没有孩子，所以蔡琰回到了自己的家。

兴二年，董卓、等人前后反叛关中，匈奴乘隙劫掠，蔡琰被匈奴左俘获。蔡琰在北方地区生活了十二年，生了两个儿子。

建安十一年，曹操一直喜欢文学和书法，经常与蔡琰的父亲蔡邕交流文学和书法。曹操见蔡邕无子，便从匈奴手中赎回了蔡琰，将蔡琰嫁给了董思。

然后董思犯了死罪，蔡琰去找曹操，找董思帮忙。曹操事先正在为政府或官员的名人举行宴会，并对坐着的客人说：“蔡邕的女儿在那里，所以今天让大家看看她。”蔡琰披头散发，赤着脚，磕头认罪，语言清晰，心情苦涩悲凉，众宾客无不动容。而曹操却说：“不过，减罪的文书已经发出去了。我该怎么办？”蔡琰说：“你的马厩里有无数的好马和勇敢的士卒。你还可怜一匹快马救一条垂危的命？”毕竟，曹操被蔡文姬激动了，赦免了董思。

蔡妍回国后写了两首《悲忿诗》。以后也不会有蔡琰的相关记载，卒年不详。

历史上这样评价叶凡：“有迹可循的锻炼、闲适和宽容。区明风，显我关通。”

陈涛：“只有调好浣衣笛，蔡秦怡才能吹。”

徐君：“此生分旧尘，谁来赎金？挨一巴掌，生气。你要知道，恶业是一种美。”

郝静：“文熙的辩论能力是不幸的，但他失去了童贞。但若能传宗接代，避免丈夫之死，而人尽皆知，则必遭斥责，认为有失操守。”“万送**，与秀才并列。当你软而坚定时，你就会掌管节日。”

罗建林：“仲郎失陷后，余生皆失。看雁南渡，羞惭旋车。据莫胡努伯，仍传魏主书。名永难赎，万年恨可汗。”

陆勇：“蔡文姬可以成就英英。阅读《胡笳吟》，能让你感到震撼，碎石会飞。这真是一个激烈的措施。”

屈大均曰：“缇萦可代其父，蔡琰不适于家。玉共烧后，香声撼海。”

人物文学造诣蔡琰写了两首诗，《悲忿诗》，一首五言体，一首骚体。以“情不自禁”为主题的五言诗，是一部以情感为内容的叙事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由文人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叙事诗。清代诗评家张裕固曾写过一首诗，赞美蔡琰的五言诗：“欲压者只有文熙，0755至79000，一言难尽。老杜家宗曹走七步，香亦可达钗裙。”大意是说蔡琰的才华压倒了汉代才女卓文君，曹植和杜甫的五言叙事诗也受到了蔡琰的影响。

骚体《悲忿》旨在抒发情怀。骚体《悲忿诗》第一、二段相对于胡等子回汉被俘的经历，比较简单。在中心，一大片自然风景被用来衬托蔡琰离开家乡的痛苦心情。在这些风景和情感特征中，蔡琰极度地谈论了它们与她田园般的中土之间的差异，以此来描述她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深深的悲伤和愤怒。

音乐《胡笳十八拍》是一首中国古代乐府的旋律，长度为1297字。这是一部由18首歌曲组成的声乐套曲。原刊《毛潜》卷59，《乐府诗集》，朱卷3，《楚辞后语》，两书略有出入。

鲁世勇，

轶事和典故。古书蔡琰为夫董思乞时，天寒地冻。曹操见蔡琰没有鞋子，头发垂下来，就给蔡琰头巾、鞋袜。蔡琰的父亲蔡邕，曾珍藏家中许多古籍。曹操问蔡琰：“据说你家有很多古书。你现在还能记得他们吗？”蔡琰说：“我父亲现在留给我的书有四千多卷，但由于战争的变幻莫测，保存下来的很少。现在我可以写下400多本书。”曹操说：“我可以派十个人陪老婆写吗？”蔡琰道：“给我纸笔，我一个人写给你。”所以蔡琰把古书内容写下来交给曹操，没有任何问题。

《文熙归汉》《文熙归汉》是由曹操救赎蔡琰改编的艺术故事。京剧等剧种都有文熙回汉的剧目，不同朝代的画家都画过文熙回汉等漫画作品。

1979年，国际陨石坑天文学联合会正式公布了这310个水星陨石坑的专有名称。他们的名字借用了世界上著名作家和艺术家的名字。中国有15位杰出的文艺家名为水星陨石坑，蔡琰陨石坑就是其中之一。

蔡琰九岁时，父亲蔡邕晚上弹琴，突然断了一根弦。蔡琰说：“断的是第二根弦。”蔡邕道：“你有时恰到好处。”所以，他故意掰了一个问她。蔡妍说是第四个。蔡文姬钢琴辨伪的故事也出现在三字经中。

关于蔡瑁是否嫁给了北方地区的左，历来说法不一：据《诗镜泛论》年的记载，蔡瑁“未嫁”于左，未“嫁”于左，阿提拉的妻子照例被称为“阏氏”，但蔡瑁在北方地区生活了20年，所以没有这个称号。但另一种观点认为，曹操为赎回蔡琰付出了异常高昂的代价，远远超过了普通仆从的代价。可见蔡琰在匈奴的地位不低。有些文学作品，比如京剧，把写成左的公主。关于这两种说法的对错仍有争议。

作品之争郭沫若公布论文质疑蔡琰作品是否为蔡琰所作。郭沫若等人认为《胡笳吟》所记录的《后汉书》不是蔡琰所写。有三个重要原因：1。据《后汉书》记载，文熙“为所擒，而非南匈奴左”。诗中不应该说他是被董卓的人赶的。2文熙之父蔡邕受到在中央政权中身居高位的董卓的关注。他是在董卓后面被王允杀的，文熙的漂流一定是在蔡邕后面，而诗里说的是董卓把他赶进了胡。3骚体篇中有一句“羌人有艰难险阻的历史”，与月氏被南匈奴掠夺的现实有出入。还有“戈壁滩呛尘，草木皆兵，春光不荣”这句话，与南匈奴事先所在的河东平阳地理情况不同。

但谭启祥认为这三项都不成立。因为：1。董卓的军队大部分是羌人和胡人。《悲忿诗》，说的是“人杰地灵东来”，“兵皆胡强来”。这些胡兵不就是“胡琦”吗？2南匈奴自钟平五年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迁移至河东，另一部分仍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如果“南匈奴”指的是留在那里的那部分，地理情况正好符合描述。3董卓部法甚差。蔡文姬提前在关东客串被俘，蔡邕远在长安，而蔡邕在被俘三个月后被杀，根本无从得到消息，更谈不上营救。董卓军队里的羌胡都是关中人。被俘后，蔡文姬被西方赶进了海关。入关后去过羌族蛮夷之地，没什么好奇怪的。所以可以肯定《后汉书董祀妻传》章确实是蔡文姬的作品。

出生年份争议蔡妍出生年份17

后人纪念墓在陕西省蓝田县李三乡蔡王庄村西北约100米处，有一座名为蔡文姬墓的墓，高约8米，树木郁郁葱葱。是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90年代，蓝田县在这里又建了一个文熙展览馆，展示文熙轶事和中国出土文物。它在18块蓝色大理石上雕刻了《悲忿》，墓前有蔡文姬的雕像。史书中没有关于蔡琰命运的记载。

纪念馆蔡文姬纪念馆是根据蔡文姬墓而建的。1957年8月，被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内有《悲忿》人详细介绍了东汉末年蔡文姬的生平事迹和社会风俗。著名古代书法家单鑫的石刻至今仍有《胡笳十八拍》幅和《蔡文姬平生展》幅。

蔡文姬纪念馆收藏了130多件有关蔡文姬的文物，其中50件是中国三级以上珍贵文物。

艺术歌剧的出现有许多歌剧，如郭沫若的戏剧和根据它改编的昆曲《蓝田文物精品展》，程的京剧《胡笳十八拍》和李世基的改编。同时，所有的地方剧种也有内容相反的剧种。

在京剧中，蔡文姬属于华政丹。前后有京剧演员李海燕、李佩红扮演抽象派，越剧演员齐亚仙扮演越剧中的。

摘要2002年电视剧《蔡文姬》:菊雪饰演蔡文姬。

2013年电视剧《文姬归汉》:张语_饰演蔡文姬。

2014年皮影戏《曹操与蔡文姬》:陆雪婷饰演蔡文姬。

浪漫主义，文艺基本创作方法之一。浪漫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其与现实主义被并称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由来已久，早在人类的文学艺术处于口头创作时期，一些作品就不同程度地带有浪漫主义的因素和特色，但这时的浪漫主义既未形成思潮，又不是自觉为人们掌握的创作方法。许多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将浪漫主义视为是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弹，是一种对启蒙时代的反思。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而浪漫主义者则强调直觉、想象力和感觉，甚至到了被一些人批评为“非理性主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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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文学家丁仪简介丁仪最后为何没能成为曹操的女婿

丁仪人物生平简介

丁仪字正礼,曾经和曹操的长女清河公主有过婚约,但是曹丕却以丁仪有眼病为理由,向曹操提出把清河公主嫁给夏侯_,结果最后导致丁仪不能娶公主为妻。后来被曹操聘任为西曹椽。丁仪兄弟与曹植交好,拥护曹植为曹操的太子。曹丕成为太子之后丁仪转任右刺奸掾。曹丕自立为帝之后,丁仪被满门抄斩。曹植着有一诗又赠丁仪王粲。

丁仪的父亲丁冲与曹操交好,曾为曹操立下大功,曹操也一直很感激丁冲。丁仪在当时是才学美盛之士,丁冲死后,曹操打算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丁仪,于是就和当时还担任五官中郎将的长子曹丕商量这件事,没想到曹丕却并不看好这桩婚事,说：女人对于男人的容貌还是比较重视的,丁仪虽然很有才华,可是他的眼睛太小,我实在是担心您的爱女不会喜欢他,我觉得不如嫁给伏波将军夏侯_的儿子夏侯懋,这样亲上加亲更合适。曹操同意了这个意见。把清河公主嫁给了夏侯懋。

后来曹操任命丁仪为西曹掾,一番谈话之后,曹操更加欣赏丁仪出众的才能,叹息说：丁仪的确是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就算是两只眼睛都瞎了,我也要把女儿嫁给他,何况只是眼睛有点小,唉,都是曹丕坏了我女儿的婚姻大事呀！

当时丁仪因没能娶到清河公主,对曹丕是恨得咬牙切齿,所以和曹植更加亲善,经常和杨修等人在曹操的面前夸奖曹植。曹操有些犹疑,好几次几乎要立曹植为太子。然而,曹植文人气、才子气太浓,常常任性而行,不注意修饰约束自己,饮起酒来毫无节制,做出几件让曹操很是失望的事,最终与太子之位失之交臂。

建安廿一年,崔琰自杀,毛_获罪,丁仪起了很大作用,由于当时丁仪得势,群臣都很怕他,不敢正眼相视。唯有尚书仆射何夔以及东曹属东莞人徐奕不依附丁仪。徐奕遭丁仪谗毁,被调离许都任魏郡太守,靠了桓阶的帮助,才得以免受伤害。尚书傅选对何夔说：丁仪已经害了毛_,您应对他稍稍低头。何夔回答说：做事不义,恰恰害了自己,怎么能够害人！况且怀有奸险之心的人,在圣明的朝廷中,能够长得了吗！

丁仪最后是怎么死的

建安廿五年,曹操去世,曹丕继任为魏王,由于此前丁仪支持曹植,打算治丁仪

的罪,转丁仪为右刺奸掾,打算让丁仪自裁,丁仪却不敢。于是丁仪中领军夏侯尚叩头求哀为其求情,夏侯尚为丁仪涕泣求情却没有效果。同年二月,曹丕贬曹植为安乡侯,将丁仪、丁_兄弟二人及两家男子全部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