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白的《蜀道难》为例,谈谈对浪漫主义诗风的认识

浪漫主义诗歌的特点是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即盛唐土壤的哺育、屈原楚辞的影响、道教思想的支配以及诗人奇特的人生经历。

李白是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风的集大成者。李白的诗风个性张扬、雄奇飘逸、有吞吐天地、囊括寰宇的气势。李白的诗歌主观色彩浓厚，要入京求官就高调地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上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常用大胆的夸张和惊人的幻想来表达他喷薄而出、一泻千里的感情。如《望庐山瀑布》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以高度夸张的比喻，赞叹飞瀑从高处腾空而下的壮观的景象，也展现出诗人开阔的胸襟和气概。

在深入了解李白的生平思想与各个时期的诗作之后，笔者认为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四点重要因素：

一、盛唐土壤与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诗歌也不例外。李白在诗歌上取得巨大成就是与盛唐的土壤密不可分的。换言之，唐朝的政治、经济全面繁荣及由此形成的盛唐气象是李白浪漫主义诗风存在和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特定的时**育着特定的气象——政治上的开明、文化上的博大包容，使得大唐帝国孕育着一种乐观、自信与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

李白就是生活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所谓 “时世造英雄”，当时的文化氛围，正是李白得以成长的沃土。他那追求理想的精神，个性张扬的气质，雄奇飘逸的诗风，特别是他那吞吐天地的气势，无疑就是唐朝政治经济全面繁荣昌盛在精神领域的真实写照。风格是时代的产物，可以说李白浪漫主义风格正是盛唐气象的反映。

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与唐朝特定的文化大背景有着必然的深刻的联系。繁荣昌盛的社会带来了文学百花齐放的美景，造就了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唐朝诗歌中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发展、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种广阔的文化空间和自由的文化氛围对盛唐诗人的心理和气质上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李白重传统，更勇于创新，善于吸取诸家精华，这不仅对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且对他诗歌的语言风格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陈子昂扫荡齐梁诗风的文学改革就对李白影响极大——“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文学主张正是陈子昂文学革新的深化。

李白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难的忧患，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于是一朵最绚丽的浪漫主义文学奇葩，适时地开放在盛唐肥沃的土地上。

二、屈原楚辞与李白的积极浪漫主义诗风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作品洋溢着热爱祖国、忠于理想的激情，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其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创作风格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李白毫不隐瞒地表达了对屈原的追慕，诗曰“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在《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一诗中写道：“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可见其早晚之年都不离怀才报国之思。就创作思想而言，李白与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风格，毋庸置疑，是一脉相承的。

在李白的诗歌中我们总能隐约约可以看到屈原浪漫主义风格的影子——两者皆擅于通过意象的运用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褒贬之情；为了增加诗歌的浪漫主义气息，两位诗人都注意了神话传说的运用，并通过神话传说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感受。但相比较之下，笔者认为李白的意象比屈原更加丰富。从他们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李白对屈原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李白浪漫主义诗歌常常以神话、传说的题材和象征、比喻的手法来反映现实。如《远别离》、《梁甫吟》都是借神话传说反映社会现实；《登高丘而望远海》、《古风》等篇，则是借古讽今；《蜀道难》也以雄奇的笔墨和丰富的想象，写出蜀地的奇险，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结合起来并在同一首诗作中体现——无疑，李白是继承和发扬了屈原高超的艺术创作技巧。这种技巧的最大特征就是既写实又夸张，二者泾渭分明却又紧密相连，互为映衬。如李白《古风》第十九首：“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诗中写到安史之乱，但并不对它多着笔墨，而是在升天神游的美丽幻想中，突然低头见到了被叛军蹂躏的洛阳，诗人的情感急转直下，浪漫的幻想亦告破灭。这首诗与屈原《离骚》中写他听了灵氛和巫咸的劝告，准备去国远游，在想象中翱翔于天际之时，忽然居高临下地看到危机四伏的祖国，便再也舍不得离去，思想从想象回到了现实。不难看出，这两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曼妙的仙境与苦难的现实融为了一体。

李白继承了屈原那种对理想不息地求索精神，一生不懈地追求报效国家的机会，以实现“济苍生”的抱负。这种理想成为他一生追求目标的基石。受屈原影响，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是诗人一生思想经历的真切体现，也是盛唐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的必然反映。

三、道教思想与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

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与盛唐时期风靡一时的道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道教思想对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道教思想造就了李白丰富离奇、想落天外的想象力，并为李白浪漫主义诗歌提供了构筑“神仙世界”所需要的大量意象。

李白从小生活在道教气息浓郁的蜀中地区，深受道教思想的熏陶，他不仅深信道教，而且还曾授了道录，做了一回道士。道教带给李白一种热烈迷狂的情绪。在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两道独特风景——文采绚丽瑰灿、想象驰骋丰富。特别是道教“存想思神”这一思维方法，对李白那超越时空、沟通人神的奇特想象力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盛唐，笃信道教者众，但真正深得其中三昧的，李白是最独特的一人。他不仅虔诚地相信道教的修炼方法：“我去采菖蒲，服食可延年”（《嵩山采菖蒲者》）；真诚地相信道教所描绘的那个仙境：“传闻海水上，乃有蓬莱山，玉树生绿叶，灵仙每登攀”（《杂诗》）；而且，他还真正相信自己就是一个从天上贬谪下来的“谪仙人”，把自己摆进了神仙的队伍。这种将自己的全部都融化在道教“存想思神”之中的迷狂与激情，这使李白诗歌的想象显得极为真诚。也只有李白这样天真虔诚地“存想思神”，才可能有如此瑰丽神奇的想象，才有可能有如此美丽且富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

不可忽视的是，道教也为李白富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的表达提供了广阔的意象空间。如李白所写的那样：“仙人游碧霞，处处笙歌发”——道教世界里，仙人们腾云驾雾，上天入地，而且还一路仙乐嘹亮，真是令人飘飘欲仙、无限向往。长期处于这种环境的熏陶，必然会刺激李白的想象力，并为李白浪漫主义诗歌的表达提供了构筑“想象世界”的大量意象，如大鹏、巨螯、高山、急流、大江大河、仙境、梦境等。李白在《游泰山》一诗中就以神仙自诩：“朝饮王母池，暝投天门阙……举手弄清浅，误攀织女机。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而诗中的许多意象如“王母池”、“天门阙”、“织女”等也都与道教离不开。无疑，道教鼓吹的神仙世界，投合了李白飘逸洒脱的个性。现实生活的黑暗龌龊使他更强烈地幻想和追求美好的神仙世界。道教给李白安上了神游四方的想象翅膀，使他的诗歌增加了恍惚飘逸、光怪陆离的神异浪漫色彩。

四、奇特的人生——现实与理想激烈冲突的喷泉

追求功名、漫游山水和求仙学道，伴随了李白的一生。儒家思想和道教、游侠本不相容，但李白却把三者结合为“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这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但是，李白这种人生理想过于高傲自负和理想化，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浪漫思想与严峻现实的矛盾，常使李白陷于悲愤与失望之中。于是，李白身上那种狂傲不羁的性格和飘逸洒脱的气质就幻化为一首首或狂放不羁或悲愤激昂或自命不凡的浪漫主义诗歌。

一方面，儒家思想对李白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安社稷、济苍生”是他的政治抱负。这从他早年的诗歌《送外甥郑灌从军》中可看出这一理想：“丈夫赌命报天子，当斩胡头衣锦回”。被赐金放还后他仍高唱：“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见他的抱负气概是何等的豪迈。另一方面，李白的儒家思想，经自身变形走样，已带有他鲜明的个性色彩。李白曾师从“任侠有气，善为横纵学”的赵蕤，对形成他的纵横家思想、豪放不羁的性格和诗风有所影响。

李白空有一腔热血和一身才艺，为理想而不懈奋斗，却失败得一次比一次惨。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摆在李白的面前，激愤之情于是喷涌而出： “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 理想屡遭挫折，失败打击接踵而至，所以李白的诗歌交织着自信与绝望、追求与颓放、眷念与怨恨、崇高与庸俗等思想感情的复杂矛盾，代表作有《行路难》三首、《梁园吟》、《将进酒》等。如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现得是何等的自信，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却显得十分迷茫；“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忧愁悲愤何等深重，“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又是何等的旷放洒脱。这些都是李白的崇高理想与黑暗现实相撞击后而迸发的心灵喷泉，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它们曲折地反映出时代的矛盾，又有折射了李白内心深处交织缠绕的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

正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李白就是这样：怀抱着理想四处奔走，遇到的是嘲笑和冷漠，感到的是压抑和幻灭。现实社会给李白带来了矛盾和痛苦，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他只能到山林、醉乡和仙境中寻找精神寄托，努力去探索和发掘其中的美，用他的神来之笔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浪漫主义诗歌。

杜甫称赞李白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 “飘然思不群”就是对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最贴切的评价。李白浪漫主义诗风是诗人一生思想经历的真切体现，也是盛唐时代社会现实和精神风貌的必然反映。李白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不愧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道永恒而亮丽的彩虹。

总的来说李白的诗风不离开豪放 飘逸 离奇大胆的夸张 希望这能对你有用 加油

　　李白是我唐代伟大的漫主义诗，其诗仰吞宇宙、星悬揭、地负海涵、高华莫并，在我古典诗歌发展史达到了漫主义的顶。宗白华说李白的诗高、深、大，涵盖乾坤是大、随逐是深、截断众流是高，都根植于一个活跃的、至动而有韵律的心灵，这就是漫主义思想。[1]P·165李白这种独特的漫主义风格令其其诗仙风道骨，与众不同，后敬而难及。抓住了李白超凡脱俗独特风格的文化内涵，就抓住了锲入李白思想的钥匙，就能启开这神秘的大门，去追根溯源。

　　一、盛唐时代精神的映射：繁盛与隐忧的潜生，希望与失望的困惑 —— 新时代的大先生李白

　　唐开元年间是封建社会的高时期，经济繁荣，文化灿烂，政治制度熟，是一个富于开拓和创新的大好时机。统治者以文治天下，重用文、发展科举、广开言路，所以思想活跃、百花齐放。但同时又存在着隐隐危机，藩镇割居，节度使拥兵自重，而唐玄宗宠幸玉环，沉酒，所以唐代社会于一种极度繁荣而又隐忧潜生的特定状态之中。从武则天的考试封名到唐玄宗的乡贡进士，希望之门大开，但入仕的可能毕竟有限，特别是“因循”资格考选制度而得到稳固的士族势力再起，使才士们唯叹门槛太高，所以往往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隆兴中方兴未艾的隐忧投射到以希望进取为主体趋向的才俊之士心，形了他们“英特越逸”（玄宗语）之的朦胧不安，这不安又往往因个遭遇而演化为独特的风格。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独立宇宙的大我主体精神；王翰之定海内文化而高标自置、余皆斥落；孟浩然酒醉而不赴荆州之约；李白请高力士捧砚脱靴的高傲姿态……如此等等，构了一种群体的狂放不羁的士风，一种辉宏中见的时代格。然而，高自期许、狂放不羁的盛唐才士在思想其实是幼稚的，他们普遍缺乏一种深刻的思辩与察的能力，却多了一种为辉宏的开元盛世所鼓的轻狂之。作为庶族的文士即使入仕，但在士族咄咄逼的强大势力下，也还要一定时间去铺路搭桥，才能稳固位置。武后时入用的才士多为文学侍臣，开元中以来，即使中式授官，也仅为校书县尉，偶有角峥嵘者进入中枢，但都好景不长。李白虽才高八斗，但入用之后也仅为诗赏月的玩臣而已。《剑桥隋唐史》指出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原因在于其个的偏窄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识见不足以与有累世治政经验的王族抗衡。这是极有见地的。

　　他们有两条路，要么放弃其才士的偏执狂傲，脚踏实地在从政的过程中磨炼治经邦的才干，而这样却闷杀了诗的特有个；要么是偏执地发扬其诗的狂傲个，而自断仕途之路，在诗大显手。因此，可以说盛唐诗秀朗浑厚之魅力的根因，恰恰在于其政治的天真与不熟。李白因其特殊的质、出、经历、素养，将盛唐才士的这种时代个发扬到了极至。

　　李白历经7位皇帝，在开元、天宝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李白之所以具有典型，在于他在政治方面稚嫩得“出类拔萃”，近乎天真烂漫的程度。天宝，盛唐才子的仕途在希望之中失望时，王维在痛苦的深渊向“诗佛”之路亦步亦趋。李白却因待招金马门而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安史之中，李璘起兵，高适应萧宗诏，而李白却主动入李璘幕，高“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沙”，结果，落得个流放郎的下场。对于政治，他不是凭理的思考，而只是凭感的认识作出应。李白的这种风格使我想起阮籍的《大先生传》，才士们将政治压力放到文论之中去舒解，即形似狂非狂的时代意识，放达为亦舒亦卷的名士作风。内心的极度苦闷与思想形了当时的思和文风。睥睨八荒、牢宠万有的意象之下，恰恰是一颗被现实揉碎了的诗心。《大先生传》的典型就在于此。所谓“大先生”，其实是在现实中深感无能为力、渺小卑微的阮籍在子虚乌有之乡的精神扩张。因此，透过“大先生”的清虚氤氲会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和失意。由于所时代的相似，“大先生”的形象为李白潜学内化。李白自写道：“而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于……将倚天剑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廖廓，登云天之渺茫”[4]。显然是“大先生”的衍变，然而因时代精神不同，李白笔下的“大”形象与阮籍之“大先生”有本质的不同。由于宏盛开明的盛唐时代不同于正始，为诗现实抱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希望，而形而学的魏晋玄学经南北朝的动已渐趋式微，济世活的儒家思想又一次为时代的主旋律。于是，李白以其独具的天真豪逸的诗心，一扫阮籍“大先生”之愤懑虚无，而将阮籍那种积郁躁动的英，在新的高度释放出来。这一新时代的“大先生”形象有着丰厚的历史沉淀，也包含着现实的时代精神。他绍承阮籍而又溯庄孟、超越现实而又淤陷时政，再加天真的资质、豪友的习染、夸谈的个，在弘扬时代精神的同时，淡化了前辈的哲理内涵而趋向文化质，这一时代精神的内化外染为李白漫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

　　二、屈原庄孟思想的沉淀：漫与痛苦的织，风鹏与王者师的张力 —— 李白英特越逸之的内涵

　　李白高标独立的风格，其实是深刻的历史文化逐步积淀的结果。“步屈原、庄子的后尘，‘并庄、屈以为心，自白始’（龚自珍语）。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漫主义的‘诗世界’。”[6]P·127“他们（屈原与庄子）同是我漫主义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想象都极为丰富宽广，所构的艺术境界都甚为奇伟壮观。从思想到艺术都对我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久远、广泛的影响。”[李白在《古风》中写道：“正声何微茫，哀怨起”，他曾评价屈原“屈平词赋悬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可见屈原对李白的影响很大。后期李白因永王璘事件而被流放，流放中，李白常以屈原自比，“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三年泽畔，憔悴几时回”。可见他对屈原的思想有着深彻地了解和领悟。屈原的主义思想因现实的抑郁而无法用行动表达，只有超越现实，通过诗歌喷涌而出。李白的报之志，因个格及现实阻挠而无法实现，也只有用诗歌发出澎湃的涛声。这一共同的愤懑令李白念屈原、似屈原。屈原的风格通过历史的积淀，深深地感染了李白，所以说李白继承屈原，为我们创造了漫主义的“诗世界”。

　　“庄子对艺术的要求，不是具体地、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起积极的社会政治作用，而是要求艺术地表现一种远离现实，超乎现实生活之的理想的精神境界……这种文艺思想，必然只能导向漫主义，而不可能导向现实主义……如果你把它（艺术）具体化、现实化，就会破坏它。显然，这种艺术只能以天入地、放无羁的漫主义方式出现，以便与其内容相适应。”庄子对李白的影响可以从“鹏”的意象来看，李白诗中频繁出现的“大鹏”形象源于庄子的“风鹏”。李白作品中同时也有“南华老仙”明云澈的圣质，其实这又是孟子。庄子与孟子在李白同时得以再现，不是一种矛盾，而是李白对多种思想广采博纳、兼收并蓄的体现。

　　庄孟思想有重大影响在于以对的主体精神的高度民主发挥基础，以“天赋尊严”为核心的中知识分子的历史格的完。庄孟思想虽异，但都从不同端点共同指向这一点，其共同之首先表现于对世俗王权的超越。同庄子一样，孟子的极度自尊是以天道与心相通为理论依据的，这是战之时诸子以为本论对传统的天相应论的重要改造。庄子说“以天合天”[，孟子则云“尽其心者，知其也；知其，则知天也。存其心，知其，所以事天也”。他从维养平旦之起，达到“我养吾浩然正”的境界。虽然庄以自然虚无为天道，孟以社会仁义为天道，但是其共同的以我心通天心的观念，与先秦诸子相较，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即以我价值的高度夸张弹射自我精神的极度张扬。不难看出李白那种以自我为主企望汇纳百川度越古今的格，其精神实质正以庄孟格为发韧。

　　开元时期的时代氛围和才俊之士的地位心态，与秋战之时新兴的士的地位和心态有惊的相似。他们都于一种相对开明的时代，满怀希望，要求一展宏图。他们崭露角，看来前途似锦，而又道路艰险，障碍重重。这种近乎历史重现的态势，使庄孟极端张扬主体精神、夸张自我价值的格，在唐朝得以积淀张扬。如果说庄孟的英逸之在盛唐才俊之士获得了最好的弘扬条件，那么李白因其地域、出、幼学的特殊条件，更具备了发挥的独特资质，可以说作为思想家的庄孟对滋生力量估价还是有分寸的，甚至是世故的，那么，作为诗、又缺乏“子”的素质的李白，一任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不断自我膨胀，从而将庄孟文化对立统一起来，将盛唐英特越逸之的正面（进取自尊）与负面（政治的不熟）推向了极至。

　　李白的“长风破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4]、“天生我材必有用”[4]，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平治天下也，如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然而，孟子游说失败闭门授徒，“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与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青天”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了。但“沦落”对李白来说已是更加起狂放的催化剂，我们还可以发微深省地从他的哀叹中捕捉到他自哀自怜间潜流着以“天将降大任”的“王者师”自居的丝丝感。“东山高卧时起来，济苍生应未晚”、“遥望长安月，不见长安。长安宫阙九天，此地曾经是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这些诗句正是这一精神的写照。

　　道教超凡脱俗的仙派、神思万逸的精神内涵，很大程度影响了李白。二十岁之前，诗就和一些隐士道教徒有过密切往，并拜隐士赵蕤为师，在岷山隐居，修炼道术。甚至“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以为道，并不起”。安陆时期和东鲁、梁园时期，在长达二十八年时间里，他经常栖隐山，寻仙访道，更有甚之，最后还加入道士籍。

　　天宝年后，李白更加追求仙境，最终不可收拾。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唐代后期，政治腐败，社会动不安，民生活痛苦万状。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既不满黑暗的社会现实，又无力改造社会，挽救苍生，于是就产生了消极避世、慕求仙道的思想意识。”

　　后论及李白，或曰近儒、或曰近侠，更或曰近纵横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朝龚自珍在《最录李白集》中曾经指出：‘儒、侠、仙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又自白始也’。这几句话道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李白思想确实受到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儒、仙、侠思想本来是互相对立的思想体系，由于李白坚持了‘诸家互补，为我所用’的精神，便将三者统一起来。”我以为李白之所以是李白，恰恰在于他不是以“子”的政治家份出现，种种争论最终道出一个矛盾：李白出入诸子百家，但不以一家之言为终极的皈以，李白就是李白，他笔下的诸多前辈的遗产都被赋予了李白的灵魂。其归属便是他企望渡越一切古，自我完。说东道西，评长论短，无宁说是驳杂的思想沉淀的一种精神，被李白个化，并得以挥扬。这些历史文化思想在李白的积淀和张扬正是李白漫主义的思想根源。

　　三、个禀赋、格，家师的引导：书香与侠的熏陶，风流与潦倒的舒卷 —— 好个惠达高洁、侠骨柔的李太白

　　李白出富商家庭，父李客颇具文学修养，因此，他自小就受到良好教养。“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也”]，“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李白“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宋祝穆《方舆胜揽》有“只要工夫深，铁磨针”的传说，虽有可能附会，但也不无道理。这些都说明了李白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在同龄中出类拔萃，有了宏大宇的慧根。

　　李白二十岁左右，在戴天山（匡山）读书时从赵蕤学纵横术。赵蕤经常与李白纵谈历史盛衰治、横看英雄力挽狂澜，使得李白心中有英雄之志、中有豪杰之。赵蕤带侠的思想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李白露锋芒便一鸣惊，令许多文大加赞赏。苏頲称李白“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且见专车之胄，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唐孟肇《本事诗》中写道：“李太白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谪仙’，解金龟以换酒，与倾尽醉，期不期，由是称誉光赫。”[李白悼念贺知章诗《对酒忆贺监》诗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是长安紫极公一见余，呼余为谪仙，因解金龟换酒为乐。”诗云“长安一相见，呼余谪仙”、“金龟换酒，却忆泪沾巾。”《李白寻范十隐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铿。”《赠李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诗泣鬼神。”李白也曾写道：“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诸多文皆呼李白有仙风道骨的质，所以，李白也就以此为方向不断发展，最终形自己独特的漫主义风格。

　　自古文几多风流，李白也是如此。在李白的诗中，有120多首女诗，大致可以分为估客诗、征妻、劳动女、宫廷女、女道士、女勇士和自己的妻子等类，都是他在生活中所遇的物，是盛唐时代女的写生画卷。此外，还有不少描写携、观、出的作品。诸如《携登梁王楼霞山孟氏桃园中》、《送侄两携二赴会稽戏有此赠》、《在军宴韦司马楼船观》、《邯郸南亭观》、《秋猎孟诸归置洒单父东楼观》、《出金陵子呈卢四首》等等，或以助兴、或观赏艺、或以追怀、或载随。宋陈藻说：“杜陵尊酒罕相逢，举世谁堪如此公，莫怪篇篇女，别无物与形容”。李白一生有四位夫：许夫、宗夫及两小妾，《寄远十二首》就是为其夫所写。

　　对于李白的诗要用辩证的观点，一分为二地来看，那些“李白诗十九不离诗”的讥评是偏颇的。由于李白受正始名士生活作风的影响，所以魏晋名士以放达为主体精神之表现的生活形态在玄学式微后为李白所欣赏。于是醇酒为诗歌的重要题材，且被赋予不同的时代特征。在势萎弱，朝不保夕的齐梁流为绮糜的宫体，而在完开朗的盛唐时代，则为抒达英逸之的媒介，生活的豪纵放达与建功立业的抱负，往往为盛唐诗格的两个方面。李白对女的歌，不仅一扫齐梁的脂粉味，甚至不局限一般所谓“ 对女命运的同”。李白诗的清雅之是对天然美的描写。《越女词》五首所描绘的清江朗月之下素足雪肤的越女形象，让感到一种清纯秀丽的洁雅，仿佛是庄子藐姑射神的世俗化；而如以《越女词》中的幽雅丽与《行行且游猎篇》中的游侠少年相较，不仅可感到李白诗中有一种对圣洁、高雅的事物的追求，同时可感到肠与侠形了李白诗歌中刚与柔的又一种对立统一，而这些又是主于清虚的庄子式逸与主于雄健的孟子式英的基本质的变异与内化。

　　李白一生的最后两年，转碾于宣城、金陵一带，穷困潦倒，生活十分凄凉。虽然还能得到一些朋友的资助，但“赠微所费广，斗浇长鲸”，仍不免“长剑歌苦寒”，为生活而发愁。[4]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他把一生著作全部给李冰，李冰把它们编《草堂集》十卷。这个集子也没有流传下来。这年11月，诗与世长辞，终年62岁。

　　李白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且悲且壮，志向远大为壮，壮志难酬为悲。他具有祖、同民的炽感，他望自己的才能为为民赶一番大事业。从青年时代，直至临终的前一年，他都在为理想和抱负而奋斗，但回报他的却是一次又一次打击，最后抱着莫大的遗憾在寂寞贫困中悲愤地离开了世。诗临终前，回顾一生，写下了他的绝笔：“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诗又一次以大鹏自比：高飞五万里的大鹏从高空摧落了，孔子已死，更有谁为大鹏的摧落而流泪呢？这是诗壮志难酬的长长叹息！也是对自己悲剧一生的沉痛惋惜！

　　正是由于李白独有的个和特殊的家境以及老师的熏陶、豪友的习染，才使李白在漫主义这一方向不断发展，最终形了自己独特的漫主义风格。

一、时代、家世对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

公元701年生于西域碎叶的李白,一生主要生活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作为盛唐时期的代表诗人,其浪漫主义诗风既与家世有关,更与这一时代的社会环境密切相联

李白是五胡十六国之一凉国创建人李暠的九世孙,其祖先因罪或其它原因流亡到西域的碎叶,隐姓易名流寓了五世,直到唐中宗神龙元年,其父李客才携家族重返内地西蜀绵州的昌隆（今四川江油）,同时恢复李姓唐朝皇帝也是李暠的后裔,李白长大后在社交中常常与唐宗室子弟联系,以兄弟、叔侄或祖孙相称李白父亲李客从西域带回了一个很大的家族李客不仅是一个富商,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

在昌隆定居后,李白在父亲的督责下,开始接受文化教育李白天才俊逸,又非常勤奋好学,他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又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据记载,开元八年,当时散文名家,礼部尚书苏颋到益州任职大都督府长史,李白就带着自己的诗文作品在半路上拜谒,苏颋对同僚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后来苏颋向朝廷荐举西蜀人才,还提到“赵蕤术数,李白文章”

作为皇室后裔与富家子弟,这种显贵的身世不仅赋予了李白与生俱来的社会优越感,使他能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来看待社会,追求理想,而且这种家世也让李白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为尔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骐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在优越环境下成长,少年即负文章声名的李白,不可能不意气风发,也不可能不对事业前途充满美好的遐想“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这种豪迈、无视任何困难的壮志,其实已在李白的身上烙下了浪漫主义的印记w

诗歌是时代的产物,李白在诗歌上取得巨大成就更是与时代密不可分翻开唐诗,我们不难看见,包括李白在内的一大批风格各异的杰出的盛唐诗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诗歌,基调都是健康明朗、清析自然而富有生气的他们的诗歌情调,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些积极的浪漫主义气息,这一时代的诗歌之所以具有这些鲜明的时代特色,首先是,唐初时,由于统治集团注意吸取隋、梁、陈各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发展生产,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唐玄宗元年间,国家高度统一,国力空前强大,政治比较清明,社会也相对安定,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乐观上进的信心,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爱国精神,而这种乐观向上的社会心态正是培养浪漫主义诗歌情调的优良温室其次,唐承隋后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由于采取了开明政策,社会思想文化比较开放活跃,封建礼教相对松驰,人们主观精神昂扬奋发,加上北方少数民族游牧尚武的习气被吸纳到社会生活中来,这就使得人们偏于高估自身价值,强调个性张扬,推崇人格独立,蔑视现存秩序和礼法传统的束缚,在唐代诗人,尤其是在盛唐诗人身上,普遍存在一种重义轻财,好勇尚武的侠士风度,它与诗人们宣泄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那种慷慨激昂、奋进敢为的精神特质只是这种精神特质在李白的身上,反映得更强烈,而且也更艺术性一些

二、漫游对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

为了求仙访道结交豪雄和在社会上树立声誉,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成年后的李白,一生都是在漫游中度过的李白的漫游大致有这么几次,一是在他及第后的几年,游历了蜀地的不少名胜古迹二是在李白二十六岁时,他漫游了祖国的东部地区三是公元728年,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后,与做过宰相的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这期间李白仍是过着到处漫游的生活,直到应征翰林入驻长安李白的最后一次漫游,是公元744年到755年的十年间,这次则以梁园为中心,游历广泛,不过不少地方是旧地重游此后,李白因安史之乱与永王璘事件,基本是在战乱与流放中渡过,直到病死当涂

将李白的诗歌创作与漫游结合起来,我们不难发现,李白的漫游,对其诗歌创作,尤其是诗风形成,都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二是李白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对自己的政治才能十分自负,总想依靠自己的才能学识以获得帝王的特殊赏识,一步而跃居卿相的高位,去建立赫赫功业但在求仙访道中（其本意也是通过这些社会活动树立声誉）,通过与司马承祯等著名道士的交往,他又深受道家影响,崇尚自然,追求自由,蔑视王侯富贵和世俗平庸在儒家与道家的共同影响下,李白为自己设计了一条“功成、名遂、身退”的特殊生活道路,他在诗中也反复强调：“愿一佐明主,功成返旧林”“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然而这条路在现实中却走不通李白为了表达这种矛盾所造成的强烈感受,必然在创作上要选择易于表达自我主观色彩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三是在漫游中,特别在江陵、金陵一带,李白认真地向产生于当地的乐府民歌学习,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好诗从李白现存诗歌看,他最擅长贡献也最大的是七言歌行（多数是乐府诗）,他的许多代表作几乎都是用这种形式创作的因为歌行的篇幅大,容量也大,句式长短错落,形式自由灵活,又可换韵,便于表达热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塑造雄伟壮阔的艺术形象,像《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些浪漫主义的名作,确实是非行歌而不能容纳再就是,在漫游中,李白广泛接触了劳动人民,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诗人也看到了不少黑暗腐朽的政治现实,并对此予以了无情的揭露与尖锐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