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浪漫的表白方式分别是送香囊、弹曲子、作诗词,其中最浪漫的是作诗词,都说古人含蓄,在表白方面可不见得,有很多浪漫而唯美的诗词流传至今。
唐太宗和杨贵妃在沉香亭观赏牡丹花时,为了向杨贵妃花式表白,发动李白作了组诗共三首,其中《清平调·其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把杨贵妃说成天仙下凡,逗得她喜笑开颜。
连感情内敛的唐代宰相张九龄都为妻子写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还有以下诗句:
《诗经》的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车遥遥篇》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
《凤求凰•琴歌》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长安古意》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白头吟》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用诗句来表白既不会显得轻狂,又能表现出自己的才华,还显得对心上人的极为重视。这是何等的深情而又浪漫,比起现代直接的真情告白,还是更喜欢这种以诗传情,以词达意的独特方式,论浪漫程度古人的表白一点也不输给现代。
这些诗句所蕴含的感情真挚而浓烈,谈恋爱的过程中时不时来几句诗词以表心意,保证大小姑娘面上含羞带涩,心中喜不胜收,没有哪位女子能抵挡的住诗词的魅力。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之一,政治之黑暗与思想之解放是这一时期的两个突出特征。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里曾说:“汉末以后,中国政治混乱,国家衰颓,但思想则甚得自由解放。此思想之自由解放本基于人们逃避苦难之要求。故混乱衰颓实与自由解放具因果之关系。”
唯其如此,后世才有了“魏晋风流”之说。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言谈举止,他们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具体表现为个体生命意识的张扬,由注重传统儒家教化下的道德风范,开始向崇尚人物外貌、精神气质的生命情态转变。
“美容之风”。这是说魏晋时期对于男性美的欣赏,作者从“看杀卫玠”的故事入手,追溯到战国时期宋玉、邹忌的故事,梳理出历史上对男性美欣赏的生理标准:即皮肤白、身材高;又从王戎、裴楷、潘岳等人物事迹,论述眼亮、仪态反映出的内在精神气质的重要性。在作者笔下,魏晋美容之风极大促进了中国美学发展。
“服药之风”。这主要讲的是毒品“五石散”。以“王蓝田食鸡子”为例,说明魏晋士人性情狂躁背后与服食“五石散”有很大关系。通过桓玄、裴秀、王恭、王羲之等人服食的故事,探析了五石散所引发的“生理并发症”和“文化后遗症”。魏晋名士的服药之风既是魏晋士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也值得人们反思。
“饮酒之风”。分别从东方朔、钟氏兄弟的故事,概括出古代社会酒的解忧、成礼的功能,,并通过阮籍饮酒的故事,交代魏晋饮酒之风的一个重要特征,即饮酒逐渐从群体性仪式的“成礼”道具,演变成了个性解放、自我张扬的“越礼”媒介。并从“刘伶病酒”、“人猪共饮”等魏晋酒徒的事迹,剖析魏晋名士傲岸不羁的人格精神下真实的内心世界。
“任诞之风”。“任诞”是任达、放诞之意,也就是言行“出格”,表现“另类”,其文化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庄子。王粲有“好驴鸣”这一癖好,曹丕为其“驴鸣送葬”这一荒诞无礼的行为背后,蕴含着一种超越礼教束缚的真性情。书中引述了东晋名士王羲之“东床快婿”、王子猷“雪夜访戴”等故事,展现了魏晋名士潇洒倜傥的风度。
“隐逸之风”。以“管宁割席”的故事开篇,认为导致管宁割席断交的深层原因不是华歆有缺点、有毛病,而是管宁通过两件小事,发现他与华歆志不同,道不合—管宁的志向与汉末魏晋流行的隐逸文化息息相关。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传奇性、超越性和浪漫气质的一种文化现象。诸如许由、巢父、伯夷、叔齐、严子陵等这些古代著名隐士,都是“有志之人”。这里其实揭示的是古代隐士和隐逸文化的精神实质。
“品鉴之风”。这是汉末魏晋品评人物、鉴别人才、预测发展的风气。曹操便是通过汉末名臣桥玄的引荐,以及评论家许劭给出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而暴得大名,一步步走向人生的高峰。而郭泰、裴潜的识人故事也折射出识鉴风气的深厚文化背景。识鉴人物另一个内容就是品第人物,即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进行对比,从而确定其优劣、雅俗、高下。其中以王子猷与王子敬、祖约与阮孚、谢安与王坦之的“雅量pk”最为惊心动魄。
“清议之风”。这指的是一种清正的政治风气,它以激浊扬清、弘扬正道为目的,以批评现实政治和当朝人物为主要内容。汉末一大批正直的士大夫处于维护儒家道统和王朝命脉的需要,联合三万太学生,参政议政、鞭挞腐败,发起了对宦官集团的口诛笔伐。参与清议运动的名士被称作“清流”,他们是不与宦官同流合污的高洁之士。李膺和孔融即汉末清议之风的两个重要人物。书中评述了汉末清议之士与宦官集团做斗争,最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故事。
“清谈之风”。魏晋清谈是魏晋时代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与宇宙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汉末的清议之风被两次“党锢之祸”所打压,知识分子不敢再议论政治,于是名士之中就兴起了谈玄说理、坐而论道的“清谈之风”。尤其是在何晏、王弼、阮修、乐广等清谈家身上体现了求真、自由、平等、创新的精神,正是他们推动了中国思辨哲学的进步,为中国思想和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奢侈之风”。在魏晋时代,“奢侈之风”盛行于上层贵族。《世说·汰侈》篇就记载了不少“暴发户”和“败家子”。这股奢侈之风最早从魏明帝曹叡开始,特别是西晋一朝,从皇帝、朝中大臣到其他权贵,奢侈之风日盛。豪门大族富可敌国,开始争豪斗富,炫财摆阔。暴发户石崇、王济就是其中的代表。奢侈之风正是人性弱点的总爆发,它给后世人们带来的思考是复杂的。
“艺术之风”。艺术之风贯穿着整个魏晋南北朝,尤其是魏晋的两百多年,几乎所有的艺术样式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建筑雕塑、书法绘画、诗歌文赋、音乐舞蹈,大师辈出,星光灿烂,琴有嵇康、王子猷,棋有王导、谢安,书有韦诞、王羲之,画有戴逵、顾恺之……魏晋艺术之风一直影响到今天。
以上十种风气,前人或多有论述,有些广为人知。但其所体现出当事人的精神和境界,今人恐远没有完全理解。那时候没有聚光灯,没有商业炒作,有的只是对美的事物的热爱,对高贵气质的欣赏,以及对卓越才华的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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