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浪漫的爱情出自那个朝代?

司马相如早巳听说卓王孙有—位才貌双全的女儿，他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机会，借琴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弹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

卓文君也不愧是一个奇女子，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这对爱情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大大方方地在临邛老家开酒肆，自己当垆卖酒，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

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

唐代诗人张祜则有《司马相如琴歌》一首，曰：

凤兮凤兮非无凰，山重水阔不可量。

梧桐结阴在朝阳，濯羽弱水鸣高翔。

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唐朝同阿拉伯地区的友好往来，使绿宝石、胡椒、伊斯兰教先后传入中国。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 唐朝不管是在文艺上，还是军事上，还是外交上都是当时最著名的，最强大的国家，只有在安逸的和平年代，才有浪漫的事情发生。 有论者认为研究唐代爱情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发现唐代女权的伸张和强化的历史内涵；还有论者认为研究唐代爱情传奇中女性形象的升华不仅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已经开始动摇，还可以倾听到唐代男性带动女性走向解放的步伐。 唐代之所以被众多爱情小说提到，就是因为，它的繁茂，和女性地位的上升，浪漫的事出现的机会更多。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之一，政治之黑暗与思想之解放是这一时期的两个突出特征。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里曾说：“汉末以后，中国政治混乱，国家衰颓，但思想则甚得自由解放。此思想之自由解放本基于人们逃避苦难之要求。故混乱衰颓实与自由解放具因果之关系。”

唯其如此，后世才有了“魏晋风流”之说。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言谈举止，他们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具体表现为个体生命意识的张扬，由注重传统儒家教化下的道德风范，开始向崇尚人物外貌、精神气质的生命情态转变。

“美容之风”。这是说魏晋时期对于男性美的欣赏，作者从“看杀卫玠”的故事入手，追溯到战国时期宋玉、邹忌的故事，梳理出历史上对男性美欣赏的生理标准：即皮肤白、身材高；又从王戎、裴楷、潘岳等人物事迹，论述眼亮、仪态反映出的内在精神气质的重要性。在作者笔下，魏晋美容之风极大促进了中国美学发展。

“服药之风”。这主要讲的是毒品“五石散”。以“王蓝田食鸡子”为例，说明魏晋士人性情狂躁背后与服食“五石散”有很大关系。通过桓玄、裴秀、王恭、王羲之等人服食的故事，探析了五石散所引发的“生理并发症”和“文化后遗症”。魏晋名士的服药之风既是魏晋士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也值得人们反思。

“饮酒之风”。分别从东方朔、钟氏兄弟的故事，概括出古代社会酒的解忧、成礼的功能，，并通过阮籍饮酒的故事，交代魏晋饮酒之风的一个重要特征，即饮酒逐渐从群体性仪式的“成礼”道具，演变成了个性解放、自我张扬的“越礼”媒介。并从“刘伶病酒”、“人猪共饮”等魏晋酒徒的事迹，剖析魏晋名士傲岸不羁的人格精神下真实的内心世界。

“任诞之风”。“任诞”是任达、放诞之意，也就是言行“出格”，表现“另类”，其文化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庄子。王粲有“好驴鸣”这一癖好，曹丕为其“驴鸣送葬”这一荒诞无礼的行为背后，蕴含着一种超越礼教束缚的真性情。书中引述了东晋名士王羲之“东床快婿”、王子猷“雪夜访戴”等故事，展现了魏晋名士潇洒倜傥的风度。

“隐逸之风”。以“管宁割席”的故事开篇，认为导致管宁割席断交的深层原因不是华歆有缺点、有毛病，而是管宁通过两件小事，发现他与华歆志不同，道不合—管宁的志向与汉末魏晋流行的隐逸文化息息相关。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传奇性、超越性和浪漫气质的一种文化现象。诸如许由、巢父、伯夷、叔齐、严子陵等这些古代著名隐士，都是“有志之人”。这里其实揭示的是古代隐士和隐逸文化的精神实质。

“品鉴之风”。这是汉末魏晋品评人物、鉴别人才、预测发展的风气。曹操便是通过汉末名臣桥玄的引荐，以及评论家许劭给出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而暴得大名，一步步走向人生的高峰。而郭泰、裴潜的识人故事也折射出识鉴风气的深厚文化背景。识鉴人物另一个内容就是品第人物，即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进行对比，从而确定其优劣、雅俗、高下。其中以王子猷与王子敬、祖约与阮孚、谢安与王坦之的“雅量pk”最为惊心动魄。

“清议之风”。这指的是一种清正的政治风气，它以激浊扬清、弘扬正道为目的，以批评现实政治和当朝人物为主要内容。汉末一大批正直的士大夫处于维护儒家道统和王朝命脉的需要，联合三万太学生，参政议政、鞭挞腐败，发起了对宦官集团的口诛笔伐。参与清议运动的名士被称作“清流”，他们是不与宦官同流合污的高洁之士。李膺和孔融即汉末清议之风的两个重要人物。书中评述了汉末清议之士与宦官集团做斗争，最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故事。

“清谈之风”。魏晋清谈是魏晋时代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与宇宙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汉末的清议之风被两次“党锢之祸”所打压，知识分子不敢再议论政治，于是名士之中就兴起了谈玄说理、坐而论道的“清谈之风”。尤其是在何晏、王弼、阮修、乐广等清谈家身上体现了求真、自由、平等、创新的精神，正是他们推动了中国思辨哲学的进步，为中国思想和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奢侈之风”。在魏晋时代，“奢侈之风”盛行于上层贵族。《世说·汰侈》篇就记载了不少“暴发户”和“败家子”。这股奢侈之风最早从魏明帝曹叡开始，特别是西晋一朝，从皇帝、朝中大臣到其他权贵，奢侈之风日盛。豪门大族富可敌国，开始争豪斗富，炫财摆阔。暴发户石崇、王济就是其中的代表。奢侈之风正是人性弱点的总爆发，它给后世人们带来的思考是复杂的。

“艺术之风”。艺术之风贯穿着整个魏晋南北朝，尤其是魏晋的两百多年，几乎所有的艺术样式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建筑雕塑、书法绘画、诗歌文赋、音乐舞蹈，大师辈出，星光灿烂，琴有嵇康、王子猷，棋有王导、谢安，书有韦诞、王羲之，画有戴逵、顾恺之……魏晋艺术之风一直影响到今天。

以上十种风气，前人或多有论述，有些广为人知。但其所体现出当事人的精神和境界，今人恐远没有完全理解。那时候没有聚光灯，没有商业炒作，有的只是对美的事物的热爱，对高贵气质的欣赏，以及对卓越才华的仰慕。

刘询是汉武帝刘彻和卫子夫的重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刘询因太子“谋 反案”（后被证实为冤枉），曾在襁褓之中入狱，后流落民间。19岁时被大将军霍光迎立为皇帝，他不顾霍光希望立自己的小女儿霍成君为皇后的要求，下了一道“莫名其妙”的诏书，他说：“在我贫微之时，很喜欢一把古剑，现在我是十分地想念它啊，众位爱卿有没有办法帮我把它找回来呢？”

大臣们揣测上意后，很快便知道了汉宣帝想要表达的意思，于是他们联合奏请立当时被封为婕妤的许平君为皇后，霍光之女霍成君为婕妤。这即是著名的典故——故剑情深。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浪漫的一道诏书了。贫贱不相离，富贵亦相知。当上一国之君后，刘询并没有忘记自己落难民间时娶的糟糠之妻许平君，转而力荐她入主后宫，这才有了历史上著名的贤德皇后——“许皇后”。这道浪漫的诏书，见证的是一位贫女与一位帝王最平和温情也是最旷古绝今的爱与思念。

当然是唐玄宗李隆基

唐明皇与杨贵妃：长恨歌 杨玉环原为寿王瑁王妃，玄宗惊艳于她的美貌，但碍于她是自己的儿媳而不便明目张胆纳入宫中，于是想出个让杨玉环出家，脱离寿王，再以“杨太真”身份入宫的方法。 从此杨玉环“三千宠爱在一身”，并于公元745年被册封为贵妃。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所谓“君王从此不早朝”，为了两情欢爱，可以把国事先放在一边；而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贼后面，我们看到玄宗甚至动用了他手中的权力来取悦杨贵妃，这样的做法出发点固然是为了爱，但皇帝毕竟是皇帝，他所做的一切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必然要牵涉到政治的东西。这使得他们的爱情洽谈室不可单纯，并最终敌不过政治：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玄宗匆匆出逃，发生马嵬兵变，杨贵妃被赐死，就算是皇帝也挽救不了自己心爱的女人的性命。他们的爱情虽以悲剧收场，但正如白居易所描述的那样，“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他们的爱情，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皇帝与妃子之间的感情，上升到了真正的爱的层次，这也是后人广为传颂其爱情故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