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最浪漫的时代？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之一，政治之黑暗与思想之解放是这一时期的两个突出特征。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里曾说：“汉末以后，中国政治混乱，国家衰颓，但思想则甚得自由解放。此思想之自由解放本基于人们逃避苦难之要求。故混乱衰颓实与自由解放具因果之关系。”

唯其如此，后世才有了“魏晋风流”之说。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言谈举止，他们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具体表现为个体生命意识的张扬，由注重传统儒家教化下的道德风范，开始向崇尚人物外貌、精神气质的生命情态转变。

“美容之风”。这是说魏晋时期对于男性美的欣赏，作者从“看杀卫玠”的故事入手，追溯到战国时期宋玉、邹忌的故事，梳理出历史上对男性美欣赏的生理标准：即皮肤白、身材高；又从王戎、裴楷、潘岳等人物事迹，论述眼亮、仪态反映出的内在精神气质的重要性。在作者笔下，魏晋美容之风极大促进了中国美学发展。

“服药之风”。这主要讲的是毒品“五石散”。以“王蓝田食鸡子”为例，说明魏晋士人性情狂躁背后与服食“五石散”有很大关系。通过桓玄、裴秀、王恭、王羲之等人服食的故事，探析了五石散所引发的“生理并发症”和“文化后遗症”。魏晋名士的服药之风既是魏晋士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也值得人们反思。

“饮酒之风”。分别从东方朔、钟氏兄弟的故事，概括出古代社会酒的解忧、成礼的功能，，并通过阮籍饮酒的故事，交代魏晋饮酒之风的一个重要特征，即饮酒逐渐从群体性仪式的“成礼”道具，演变成了个性解放、自我张扬的“越礼”媒介。并从“刘伶病酒”、“人猪共饮”等魏晋酒徒的事迹，剖析魏晋名士傲岸不羁的人格精神下真实的内心世界。

“任诞之风”。“任诞”是任达、放诞之意，也就是言行“出格”，表现“另类”，其文化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庄子。王粲有“好驴鸣”这一癖好，曹丕为其“驴鸣送葬”这一荒诞无礼的行为背后，蕴含着一种超越礼教束缚的真性情。书中引述了东晋名士王羲之“东床快婿”、王子猷“雪夜访戴”等故事，展现了魏晋名士潇洒倜傥的风度。

“隐逸之风”。以“管宁割席”的故事开篇，认为导致管宁割席断交的深层原因不是华歆有缺点、有毛病，而是管宁通过两件小事，发现他与华歆志不同，道不合—管宁的志向与汉末魏晋流行的隐逸文化息息相关。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传奇性、超越性和浪漫气质的一种文化现象。诸如许由、巢父、伯夷、叔齐、严子陵等这些古代著名隐士，都是“有志之人”。这里其实揭示的是古代隐士和隐逸文化的精神实质。

“品鉴之风”。这是汉末魏晋品评人物、鉴别人才、预测发展的风气。曹操便是通过汉末名臣桥玄的引荐，以及评论家许劭给出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而暴得大名，一步步走向人生的高峰。而郭泰、裴潜的识人故事也折射出识鉴风气的深厚文化背景。识鉴人物另一个内容就是品第人物，即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进行对比，从而确定其优劣、雅俗、高下。其中以王子猷与王子敬、祖约与阮孚、谢安与王坦之的“雅量pk”最为惊心动魄。

“清议之风”。这指的是一种清正的政治风气，它以激浊扬清、弘扬正道为目的，以批评现实政治和当朝人物为主要内容。汉末一大批正直的士大夫处于维护儒家道统和王朝命脉的需要，联合三万太学生，参政议政、鞭挞腐败，发起了对宦官集团的口诛笔伐。参与清议运动的名士被称作“清流”，他们是不与宦官同流合污的高洁之士。李膺和孔融即汉末清议之风的两个重要人物。书中评述了汉末清议之士与宦官集团做斗争，最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故事。

“清谈之风”。魏晋清谈是魏晋时代贵族和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与宇宙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汉末的清议之风被两次“党锢之祸”所打压，知识分子不敢再议论政治，于是名士之中就兴起了谈玄说理、坐而论道的“清谈之风”。尤其是在何晏、王弼、阮修、乐广等清谈家身上体现了求真、自由、平等、创新的精神，正是他们推动了中国思辨哲学的进步，为中国思想和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奢侈之风”。在魏晋时代，“奢侈之风”盛行于上层贵族。《世说·汰侈》篇就记载了不少“暴发户”和“败家子”。这股奢侈之风最早从魏明帝曹叡开始，特别是西晋一朝，从皇帝、朝中大臣到其他权贵，奢侈之风日盛。豪门大族富可敌国，开始争豪斗富，炫财摆阔。暴发户石崇、王济就是其中的代表。奢侈之风正是人性弱点的总爆发，它给后世人们带来的思考是复杂的。

“艺术之风”。艺术之风贯穿着整个魏晋南北朝，尤其是魏晋的两百多年，几乎所有的艺术样式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建筑雕塑、书法绘画、诗歌文赋、音乐舞蹈，大师辈出，星光灿烂，琴有嵇康、王子猷，棋有王导、谢安，书有韦诞、王羲之，画有戴逵、顾恺之……魏晋艺术之风一直影响到今天。

以上十种风气，前人或多有论述，有些广为人知。但其所体现出当事人的精神和境界，今人恐远没有完全理解。那时候没有聚光灯，没有商业炒作，有的只是对美的事物的热爱，对高贵气质的欣赏，以及对卓越才华的仰慕。

我国在2004年正式批准月球探险计划，命名为“嫦娥计划”，嫦娥是我国最早关于月球想象的优美神话传说，象征着我国人民自始至终对于月球的好奇和探索之心从未停止。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大国，中国的各项事业的发展都不开极具文化内涵的浪漫命名，“嫦娥计划”是其中一种，另外还有行星卫星系统明命名、各类飞机命名和手机系统命名。

一、“嫦娥计划”中的玉兔、鹊桥，行星检测任务“天问”，卫星导航系统“北斗”。探月计划中的月球车“玉兔”既符合神话中玉兔的小巧灵敏的特征，还给人们浪漫的想象。行星检测任务“天问”来自屈原的诗中，象征意义是对于真理的探索道路永不停歇，永无止境。我国自主研发的卫星导航系统“北斗”来源于北斗星，这颗星星自古以来就是照亮中华民族的指路明灯。

二、大型多功能运输机“鲲鹏”，自主轻型飞机“领鹊”、战斗机“枭龙”。“鲲鹏”来自于庄子的《逍遥游》，寓意志向高远，神鸟力大无穷。“领鹊”符合飞机轻盈的特点，“枭龙”寓意凶猛战斗机强。

三、我国华为手机系统“鸿蒙”。我国自主研发的开源系统“鸿蒙”，起源于神话传说盘古开天地前宇宙的鸿蒙时期，象征着华为鸿蒙将要在未知的道路上一直前行，闯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以上就是我知道了我国关于各种国之重器的浪漫命名，看似简单的名字中蕴含着我国科技人才们的心血和智慧，以及对中华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传承和发扬。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具有中华文化内涵的浪漫名字吗？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1 以屈原李白为代表的理想浪漫主义文人。他们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千古传颂，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泰山北斗的地位，是一代代后人敬仰的对象。但我对这类文人的性格最感兴趣，如果对屈原和李白的个人性格和人生经历做一个详细的了解与分析，会发现他们那种理想化、浪漫化却又傲骨铮铮的性格决定了其终生壮志难酬和的命运惨剧，或报国无门，含恨而死；或颠沛流离郁郁而终。屈原和李白都是才高八斗胸怀壮志的人物，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从繁盛期开始走下坡路的王朝，统治者的身边围绕的是一群阿谀奉承，极尽满足帝王个人欲望之能事的小人。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刚正直言、放诞不羁、自视清高的性格显然不容于时代，难以进入中央决策高层，得到帝王赏识重用。李白只是被李隆基当成宫廷诗人，喝酒听戏，欣赏欣赏高雅诗作娱乐娱乐。至于屈原则是惨遭流放，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从他们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反映出不得志与郁闷。屈原在离骚中说“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是他不知道，有的时候委曲求全并不一定就比刚直不阿更没有人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像他这样坚守原则和文人的骨气、为官的责任，操守道德固然为后世所敬仰称颂，但个人悲剧却无法避免，于国家于时事并无所补。而李白号称诗仙，他的作品的确很有仙气，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气呵成，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极度浪漫极度潇洒。但细细读来，李白并不是真正的潇洒和浪漫，他的代表作无不或明或暗地表达了人生的不如意，愁恨的繁多与理想的难以实现。像《将进酒》，前面说了一大堆很潇洒很超脱很豪情的话，但最后一句是“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乃是借酒消愁，逃避现实。《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是前面写了一通看上去很风光霁月的句子，到后面来了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显然主题是为了表明自己心迹，暗叹世事艰难，壮志未酬。而像“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难免有抱负实现之路难于上青天之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自叹形单影只，知己难逢。至于什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之类就更是直诉愁情烦事，浪漫主义背后是深深的哀愁与不得志，诗仙有的其实是颗饱受折磨与煎熬的心。这一切都是由其性格决定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古今总是存在差距，心高志大而又宁折不屈者往往是悲剧命运，中国古代如是之文人墨客不在少数，他们的才华叫人惊叹，而命运却令人惋惜。

2 以苏轼、辛弃疾、陆游为代表的豪放乐观主义文人。他们是北宋豪放派诗词的代表，苏轼更是诗词文赋上的全才，这类人的性格可以说是比屈原李白更能适应社会的，他们在政治上的经历与遭遇也并不好，同样没有能够得到帝王足够的信任和赏识，有许多不如意，仕途屡遭贬谪排挤，但他们用一种人生的豁达，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百折不饶、入世进取，依然坚守自己的理想和品格。其作品体现了真切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世界、生活的热爱，既反映国家大事、历史文化又描绘自然山川、人生情怀，其风格豪情大气而不失稳重理性，折射出他们的光明磊落与乐观向上，乃是值得人钦佩的英雄豪杰。

3 以陶渊明，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出世归隐主义文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始终渗透着浓烈的归隐思想，或是淡泊名利不愿沾染红尘是非，清心寡欲但求修身得道；或是经历人生挫折看破世情超然出世，归隐田园；或是不愿与世人同流合污，行事怪异出人意表，崇尚清谈，自得其乐，对当局采取不合作态度。这种文人实际上是属于与社会格格不入，难以适应也不愿适应社会的高人、怪人。他们的作品超脱不俗，从不涉足政治俗世，着眼于理想世界和自然田园风光，描绘诗情画意的生活，抒发内心的宁静平和。这一类的文人往往写出的作品是最原生态的纯艺术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圆转自如，注重个人内在修养是最贴近的，也与书法、绘画、园林建造等其他艺术形式最能相通。他们这样的性情和生活其实也不失高雅滋润，有其叫人艳羡之处。

4 以杜甫、范仲淹、关汉卿等为代表的现实入世主义文人。这类文人是最具社会责任感，最关心民生疾苦的。他们置个人命运荣辱于国家民族百姓的兴衰悲喜之后，用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活动，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坚持信念毫不退缩，为国家命运而鞠躬尽瘁。他们的作品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与社会现象，为老百姓大声疾呼。杜甫的《三吏》、《三别》，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关汉卿的《窦娥冤》，无不成为千古传颂的名作名句，而他们的人格魅力与道德品质更是万古流芳，这类人物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顶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5 以柳永、李清照、纳兰性德等为代表的平民小资主义文人。他们都是婉约派的代表，这类文人在政治上既没有屈原李白之类的报负，也没有杜甫范仲淹之类忧国忧民的情怀，更不会来个归隐田园，梅妻鹤友。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身边的人和事，是人生中微妙的感触和那种小资生活的情趣，是专心致志地搞自己的爱好，做学问、谈学术，探究人类的感情世界。这类文人其实摆脱了中国文人政治化与文学传统模式内容的约束，千百年来，由于文化为统治阶级与官僚群体所垄断，文人即政客即官僚，文学作品表达的多是政治社会历史、个人志向抱负、自然与边塞风光等，极少涉及人类内心情感和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作品。这一类文学作品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学更加平民化、人文化。是他们用自己细腻的感情和笔触，捕捉到身边的一点一滴，写出了更加全方位的中国社会与百姓生活。

6 以司马相如、严嵩为代表的功利实用主义文人。这类人从品格上讲是比较低下的，他们一切从统治阶级的喜好和需求出发，或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一味迎合奉承；或干脆做违背良心道德的伤国害民之事，沦为文人中的败类，历史的罪人。当然，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不可能所有的文人都能够有良好的人格操守与道德品质，这类人的作品一般来说中规中矩，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但也有一些宫廷诗、应制文还是在文学上有一定价值的。 除此之外，中国文人当然还有其他性格，也难以一一归类，许多人兼有以上两三种性格，其中还不乏性格偏激，特立独行的怪人，但无论如何，中国文人作为文化领域的主要创作者，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他们的这些性格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也对现代社会和人群产生着影响。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我们追思其人其事，想象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情感，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与精神文明可享受与借鉴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