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魏晋风度(魏晋风流、魏晋风骨)?试分析为什么中国历史发展到魏晋时代出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特立独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大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流(魏晋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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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魏晋风度代表人物何晏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政治大分裂、文化大碰撞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有五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深层的分裂局面；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其他都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西晋短暂统一后，由于长期内乱，加之北方和西部内迁少数民族的不断崛起，逐渐形成了史称“五胡乱华”的局面。公元316年，西晋终为前赵所灭，中原汉族政权被迫南渡，迭经东晋、宋、齐、梁、陈等政权的更替。而北方则群雄逐鹿，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其后北魏虽曾统一北方，但很快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政权，而东、西魏之后又分别演变为北齐与北周。直至公元581年，北周大臣杨坚称帝，建立隋朝，公元589年，这种分裂的局面才最终得以结束。二是复杂的民族关系；四周的边疆民族南下北上，东进西入，迁移频繁，造成民族成分复杂。民族融合加速，民族战争剧烈，民族更替迅速。三是频繁的人口迁移；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仍，国家更替频繁，造成了大面积的人口流动。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四是特殊的社会结构；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门阀政治，门阀世族成为统治阶层。五是时刻变动的典章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频繁的战争和国家更替，从中央官制到地方行政制度，往往处于一种过渡状态，许多制度因时、因地、因人、因族地发生着流变。

个体的魏晋南北朝荒唐又美好，原因在于融合了古代中国生命审美意识形态中的三个基本要素：身、孝、情，分别对应着魏晋南北朝人在历史大震荡中，对自我、他者、世界及其关系的求索和认知，也有对真知、真相、真情的渴求和仰慕。真，就是魏晋南北朝人的自我立法和生命审美意识形态的内核。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知道司马氏一统三国建立晋朝，但是和平的局面仅仅持续了十几年便被“八王之乱”打破，晋朝也因此而元气大伤内迁的诸民族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的局面，大量百姓与世族开始南渡。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突出特点

1、科学技术成就突出。如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计算，郦道元的《水经注》等。

2、思想界异常活跃。道教系统化，佛教和反佛斗争激烈，佛儒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文学、绘画、石窟艺术等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3、体现民族融合的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和成就，体现民族特色和不同的民族风格。

4、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此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下，不同的地域文化，带有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南北民歌风格迥异。

魏晋是指东汉政权瓦解，三国到两晋的时期，也就是公元220年到公元420年，是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到公元581年）这段历史的前一阶段。“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晋”主要指的是司马氏所建上的西晋与东晋。此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代。我觉得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段，从一个方面来看，政治上来看，是分裂、混乱的、人民很痛苦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从文化史、从精神史、思想史的角度看，却是辉煌、灿烂的一代。这两个年代一个是先秦，一个就是魏晋。

1影响之一：对于民族融合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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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魏晋时期的最大特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中国的民族融合，是分两个时期完成的。其一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二，则是辽宋夏金元时期。而魏晋时期则是第一个重要时期。西晋时五胡内迁，十六国林立，互相攻战，各民族之间杂处而居，互相学习，互相影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融合，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空出的意义。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似乎也就无须笔者多言了。

影响之二：对于阶级分野的影响。

中国的封建社会，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从秦朝开始的。但也有另外一些说法，魏晋封建说，亦是其中之一。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其主要原因，便是以阶级的分野而论的。固然，阶级分野自夏朝已有之，但更细而广的分化，无疑是从魏晋肇始的。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以及后来的士族庶族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若是从本质上讲，便是封建阶层内部的一种最全面的分野。从某种意义上讲，说这种分野的形成是封建社会的最终确立，也并不为过。

影响之三：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目前我们都知道，我国的经济，是北方以重工业为主，而农业则主要集中在南方。南方的开发，也是从三国魏晋南北朝时候开始的。这一时期，北方是十六国林立，战乱不断，而南方由于东晋的统治保持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于是便有了大量的北方居民南迁，他们带去了大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的江南经济的开发，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犹大，甚至可以说，是奠定了我国南方农业发展的基础。

影响之四：对于思想的影响。

魏晋之时阶级矛盾尖锐，于是，不少的文人明哲保身，转而饮酒作乐，傲啸山湖。于是有了著名的竹林七贤。魏晋清谈，名士风流，纵论玄学，高谈佛道。出现了不少的玄言诗山水诗哲理诗，对于两宋时程朱理学的形成，影响至深。

此外，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时期南北对立。而魏晋南北朝便是其中之一。南北对立，使中国南北得以在不同的轨道里运行与发展，从而，也对于中国的政治思想、人文等诸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至为重要的时期。事实上，我国以后的政治、文化、思想的发展，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源头。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极为特殊和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何谓雅量

在魏晋的人物品鉴中，雅量是士人相当推重的一种品格。许多人即以此种品格名重一时。如"器识弘旷"的张华（《晋书》卷三六本传），"沉雅有器量"的王浑（同上，卷四二本传），"少有器量，介然不群"的山涛（同上，卷四三本传），"高简有雅量"的郭奕（同上，卷四五本传），"识量弘远"的邓骞（同上，卷七十《甘卓传》附《邓骞传》）以及"器量淹雅"的陆玩（同上，卷七七《陆晔传》附《陆玩传》）等等。而专门用以记录魏晋风度的《世说新语》更是特辟"雅量"一门，对这种深为时人所赏的品格作了详细的描述。那么，怎么样才能称得上雅量呢？《世说新语_德行》三载："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郭泰欣赏黄宪，而不喜欢袁阆，就是因为前者雅量渊深，而后者显然在这方面修养不足的缘故。"汪汪如万顷之波"，盖取其深广，因其深广，故能"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为外事所挠，始终保持心灵的宁静虚一状态。所以，简要的说，所谓雅量，就是宏阔的度量，不轻易在别人面前显露自己的情感，从而让人感觉有一种渊深难测的容量。但是，对于魏晋士人的这种文化品格，仅仅下个定义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须做更深的开掘。笔者对《世说新语_雅量》所记载的故事做了一下简单的整理，并结合当时史书的记述，发现雅量有着极为深刻复杂的涵义。具体的说，它包括以下这五个方面。

（一）感情蕴藉，悲喜不侵。

魏晋士人极富深情，但又主张不能为感情所累，他们崇尚的是那些充满感情同时又不为感情所累的人物。雅量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正是要能随时控制自己的情感。魏晋名士许多都有着极强的情感控制力。如二十年未见"喜愠之色"的嵇康（《世说新语_德行》王戎语），"喜愠不形于色"的王蒙（《晋书》卷九三《外戚列传_王蒙》），无故被人辱骂殴打而神色无忤的王衍（《世说新语_雅量》）等等。而在这方面堪称典范的是东晋名臣谢安。美国著名汉学家马瑞志（RichardBMather）先生在其著名的英文译本《世说新语》导论《的世界》（TheWorldShiShuoXinYu）一文中说道："谢安……在他掌握朝廷大权的升迁过程中，他面临着许多重大的危机。他总是保持绝对的从容镇定——一种被《世说》称为‘雅量‘的品格……谢安的故事，无论是与诸人泛舟突遭暴风的袭击，还是在鸿门宴上面对其不共戴天的仇敌设下的伏兵和难以避免的死亡，或者收到东晋军队大胜于淝水的捷报，在每一种形势中，他都能呤诗不绝或者弈棋不辍，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1］《世说新语》所记载的一个著名故事是：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淝水之战，关系东晋政权生死存亡。此前，前秦符坚挟统一北方之势，率领百万大军，直逼建康，投鞭断流，志在必得。而东晋当时的军事力量不过区区八万。朝廷上下，一片惶恐，或逋或降，各怀心思。这时候，突然接到前线捷报，谁都要欣喜若狂，谢安却能一言不发，继续与客人下棋。客人向他询问战况，他仍旧不动声色地回答："几个小子把贼给打跑了。"

藏喜固然不易，藏哀就更难了。《雅量》第一则说的就是西晋顾雍苦忍丧子之痛的故事：

豫章太守顾邵，是雍之子。邵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

顾雍得到儿子的死讯，他不愿在客人面前显露自己的悲哀，极力忍耐，以至于指甲掐进手掌，流出的鲜血把褥子都给弄脏了。客人走了以后，还责备自己没有延陵季子三号而毕的高范。

（二）沉着稳重，处变不惊。

喜怒哀乐，自是常情，还属于人能够控制的范围，但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吓与危险，每一个人都要本能地做出一些惊慌的反应，即使大智大勇的圣人也不能例外，孔子就说圣人闻"迅雷、风烈必变"（《论语_乡党》）。而魏晋士人在这方面的修养显然比"圣人"要高出一截。《雅量》第三则说道："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衣服都被雷电给劈烂了，夏侯玄竟然还能不动声色地继续写信，其沉着稳重，着实让人吃惊。

在突如其来的惊吓面前继续保持舒徐悠缓的仪止，这也是雅量一个重要的内容。因为在这们的情况下，当事人完全处于一种毫无准备的状态，无法作假，所以魏晋人就经常用这种方法来考验一个人的雅量：庾太尉风仪伟长，不轻举止，时人皆以为假。亮有大儿数岁，雅重之质，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尝隐幔怛之，此儿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为此？‘论者谓不减亮。苏峻时遇害。或云："见阿恭，知元规非假。"

宣武与简文、太宰共载，密令人在舆前后鸣鼓大叫。卤簿中惊扰，太宰惶怖求下舆。顾看简文，穆然清恬。宣武语人曰："朝廷间复有此贤。"

庾亮雅量非常，但人多以为假，其子庾会禀有父风，温矫为试验真假，就故意藏在帏幔后边惊吓他，而庾会神色恬然，丝毫没有受到惊吓的样子。有其子必有其父，这时候人们才真正信服庾亮父子的雅量。桓温有不臣之心，故意鼓动军中骚乱，以此来观测简文帝的虚实，而简文的沉着与冷静令这一代枭雄亦不得不忌惮三分。

（三）直面生死，无忧无惧。

魏晋是一个战乱频仍，人祸不断的时期，其惨烈之状，正如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所说："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阏伯实沈之却岁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民不见德，唯乱是闻。朝为伊周，夕为桀跖。善恶陷于成败，毁誉协于势利。"（《文选》卷四九）身处乱世，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魏晋许多士人往往能表现出分外的平静。他们临死之前的风神与潇洒不但为当时的人们津津乐道，至今也还在激动着我们的心怀：（夏侯）玄格量宏济，临斩，颜色不异，举止自若。（《三国志_魏志》）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嵇康之死，编书者便无政治和道德上的评价，有的只是对他视死如归的不凡气宇的欣赏，以及对这种神宇突然消失的深深惋惜。司马炎的后悔，在编书者看来，恐怕也是这种惋惜使然。无独有偶，西晋裴楷身陷囹圄，随时可能遭受灭门之祸，可他依然"神气无变，举止自若"。

（四）心胸豁达，宽容异已。

魏晋士人普遍心胸广阔，尊重别人的个性、情感、政治及学术观点，而无意于将一已之私强加于人。《晋书_王衍传》说王衍甚重王弼、何晏之"贵无"思想，"惟裴以为非，著论以讥之，而衍处之自若"。裴頠不同意王衍的观点，专门做论反驳他，而王衍并不以为忤，反而对裴頠甚为推崇。《世说新语_文学》载：

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

如果不是对裴頠的学问深相钦敬，王衍是不会向客人推荐他的。于此亦可见王衍的雅量。不独王衍，当时与王齐名的大名士乐广亦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裴頠非常推重。《晋书_裴頠传》说："乐广尝与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乐广未能说服对方，但他并不因此气恼，"笑而不言"，自是对裴頠的钦敬之意。

魏晋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士人们认识到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别人任何一个都无法替代的价值。故往往能推己及人，对别人的个性和情感也予以充分的尊重。